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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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與政治經濟的關系

篇1

【關鍵詞】 血脂

【摘要】 目的 探討頸動脈粥樣硬化(AS)斑塊與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相互關系,對血脂正常的頸動脈斑塊患者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進行分析,并探討其臨床意義。方法 根據頸動脈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結果,將患者分為斑塊組137例、無斑塊組100例,檢測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對比分析。結果 AS斑塊組血清總膽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甘油三酯(TG)異常者占61.31%(84/137),正常者占38.69%(53/137);血脂正常的AS斑塊組與血脂正常的無斑塊組比較,LDL-C、載脂蛋白B(apoB)含量和TC/HDL-C、LDL-C/HDL-C、LDL-C/載脂蛋白A(apoA)比值升高,apoA含量和TC/apoB、apoA/apoB比值降低,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01);斑塊組TC(5.34±0.91)mmol/L,LDL-C(3.21±0.75)mmol/L,其中LDL-C<3.37mmoI/L(130mg/dl)和<2.59mmol/L(100mg/dl)占59.12%(81/137),說明多數患者TC和LDL-C含量正常或僅僅輕度升高。部分患者檢測了血流變指標,僅血漿比粘度和纖維蛋白原差異有顯著性(P<0.001,P<0.05)。結論 LDL-C、apoB、LDL-C/HDL-C、LDL-C/apoA升高,TC/HDL-C、apoA/apoB降低為頸動脈AS斑塊形成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血脂正常的AS患者LDL-C水平正常甚至降低,而apoB已相對較高;臨床醫生應該充分應用頸動脈彩超檢查診斷評估亞臨床AS和心腦血管疾病危險性,指導調脂治療,特別是血脂正常AS患者的治療依從性。

關鍵詞 動脈粥樣硬化 斑塊 血脂 脂蛋白 多普勒超聲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lipid,lipoprotein,apolipoprotein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vels of serum lipid,lipoprotein and apolipoprotein in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patients and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 patients with normal serum lipid level.Methods Acuson Sequoia-c256the color Doppler ultrsonography,used a high-frequency transducer(7.5MHz).The patient’s head was placed on a pillow and turned slightly away from the side being scanned.After applying ultrasound get along the sternocleidomastoid muscle border on the neck,the transˉducer was placed above the clavicle.Both sides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nd th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was evaluated by grayscale imaging,to determine the intima-media thickness for vessel wall,the smooth or irregular,the atherosclerotic plaque,and obtained Doppler information.The thickness of projecting≥1.3mm was divided into the group with plaques and the thickness≤1.0mmwere divided into the group without plaqu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color Doppler sonography.The patients with plaques137,men72and women65,age40to89years,mean age70.34±8.33;the patients without plaques100,men46and women54,age51to88years,mean age67.52±7.54.All the patients were measured serum lipid,lipoprotein and apolipoproˉtein levels and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total cholesterol(TC),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ˉterol(LDL-C),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triglyceride(TG)showed a abnormal in the group with plaques only of61.31%(84/137)and showed a normal in the group without plaques of38.67%(53/137).The LDL-C,apolipoprotein A(apoA)&B,TC/HDL-C,LDL-C/HDL-C,TC/apoB,LDL-C/apoA,apoA/apoB in the plaque patients with normal blood lipid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group without plaques(P<0.001).The group with plaques were TC(5.34±0.91)mmol/L and LDL-C(3.21±0.75)mmol/L remarkably,38.7%had LDL-C<3.37mmol/L and20.4%had LDL-C<2.59mmol/L,in total59.1%(81/137).Although they noted plaques between both normal TC,LDL-C levels and decreasing TC,LDL-C levels.Conclusion Both increased LDL-C,apoB,LDL-C/HDL-C,LDL-C/apoA and decreased TC/HDL-C,apoA/apoB are important factors of carotid atherosclerotic plaques formation.Remarkably,atherosclerotic patients with LDL-C normal level achieve the same event reduction as those with apoB higher levels;plaque burden,rather than plasma lipid values,should be the target of therapy.Color Doppler sonography is considered the first step in the diagnostic work-up of carotid atherosclerotic,and its potential for evaluating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risk prediction.

Key words atherosclerotic plaque blood lipid lipoprotein Doppler sonography

近十年來采用影像技術檢出和測量頸動脈粥樣硬化(AS)斑塊取得了不斷的進步,己被積極地推廣為早期預防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檢查手段,特別是血脂正常的冠心病(CHD)患者和AS患者 [1] 。本文應用彩色多普勒超聲檢出137例頸動脈AS斑塊患者,并作血脂分析,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237例均為2003年3月~2004年2月我院住院或門診患者,采用成組設計,根據頸動脈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測結果,將患者分為兩組,全部病例均檢測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斑塊組137例,男72例,女65例,年齡40~89歲,平均(70.34±8.33)歲;高血壓(HPT)45例,糖尿病(DM)11例,HPT合并冠心病(CHD)12例,HPT合并DM25例,頭昏27例,慢性支氣管炎13例。無斑塊組100例,男46例,女54例,年齡51~88歲,平均(67.52±7.54)歲;近期發生高血壓30例,慢性支氣管炎18例,頭昏待診31例,體檢21例。

1.2 方法

1.2.1 頸動脈多普勒超聲檢查 采用美國Acuson Sequioa-c256彩色多普勒超聲儀,探頭頻率7.5MHz,由專人操作。

患者取平臥位,充分暴露頸部,頭略偏向對側,探頭沿胸鎖 乳突肌外緣縱橫切,掃查觀察頸總動脈和頸內動脈、頸外動脈起始段(分叉后30cm內)內膜-中層是否光滑,厚度≥1.3mm并突向管腔內視為AS斑塊形成 [2] ;內膜-中層厚度≤1.0mm視為無斑塊。

1.2.2 血清測定 所有受試者均于清晨7:30~8:30空腹取肘靜脈血,采用比色測定酶學方法(澳斯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試劑)測定血清TG、TC、LDL-C、HDL-C、apoA、apoB。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以均數±標準差(ˉx±s)表示,采用t檢驗,兩組LDL-C不同水平含量比較采用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兩組TG、TC、LDL-C、HDL-C單項或多項異常的比較 斑塊組異常者占61.31%(84/137),正常者占38.69%(53/137)。

2.2 兩組血脂、脂蛋白、載脂蛋白含量及其相互比值的比較 斑塊組TC、LDL-C、apoB、LDL-C/HDL-C、LDL-C/apoA高于無斑塊組,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01);apoA,apoA/apoB低于無斑塊組,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01),見表1、表2。

表1 兩組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含量比較 (略)

表2 兩組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相互比值比較 (略)

2.3 斑塊組LDL-C不同水平含量比較 LDL-C<3.37mmol/L和<2.59mmol/L占59.12%(81/137),見表3。

2.4 血脂正常的53例斑塊組和72例無斑塊組血脂、脂蛋白、載脂蛋白含量及其相互比值的比較 斑塊組LDL-C, apoB,TC/HDL-C,LDL-C/apoA高于無斑塊組,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01);apoA/apoB低于無斑塊組,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01),見表4、表5。

表3 兩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不同水平含量比較 (略)

表4 血脂正常的兩組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含量比較 (略)

表5 血脂正常的兩組血脂、脂蛋白及載脂蛋白相互比值比較 (略)

2.5 兩組血流變指標及血糖比較 部分患者檢測了血流變指標和血糖,兩組相比,血糖水平差異有顯著性(P<0. 05),血流變指標中僅血漿比粘度和纖維蛋白原水平差異有顯著性(P<0.001和P<0.05),見表6。

表6 兩組血流變指標及血糖比較 (略)

3 討論

美國“國家膽固醇教育計劃”ATPⅢ指南提出:10年內患CHD的危險在10%~20%者,LDL-C水平應<130mg/dl;10年內患CHD的危險>20%或患有糖尿病者,LDL-C水平應<100mg/dl [1] 。本組結果顯示:斑塊組TC(5.34±0.91)mmol/L,LDL-C(3.21±0.75)mmol/L,說明多數患者TC和LDL-C含量正常或僅僅輕度升高;其中有38.7%LDL-C<3.37mmol/L(130mg/dl),有20.4%LDL-C<2.59mmol/L(100mg/dl),合計占59.1%(81/137),說明LDL-C濃度可相對正常甚至降低,而apoB已相對較高(TC/apoB、apoA/apoB降低)。提示臨床醫生應該充分應用頸動脈彩超檢查評估患者的心腦血管疾病危險性,僅憑血清血脂檢測結果可能會給醫生對患者的診斷和調脂治療,以及患者的配合造成?定程度的誤導。

許多研究發現頸動脈AS與心腦血管疾病有良好的相關性,發生嚴重心血管事件的高危疾病是CHD和AS(外周動脈和頸動脈) [1~3] 。本組結果顯示:斑塊組TC、LDL-C、apoB升高,HDL-C、apoA降低與無斑塊組比較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01和P<0.01);尤其是血脂正常(占38.69%)的斑塊組LDL-C、apoB、TC/HDL-C、LDL-C/apoA升高(P<0.001),apoA/apoB、TC/apoB降低,與無斑塊組比較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01和P<0.02)。進一步說明了apoB及含apoB的LDL-C水平升高與AS發生的關系,血漿apoB是形成早發性AS的主要危險因素 [

4] 。

斑塊組中有HPT患者82例,占59.85%(82/137),在 HPT條件下,血流剪切應力和環形張力均異常升高,使彈性大動脈的彈力層發生結構重排,動脈中層退行性變,血管擴張;通過血流機械力和血管緊張素Ⅱ對血管內皮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等的直接作用,引起動脈內膜病變,促進AS斑塊的發生和發展 [5] 。

AS斑塊的形成機制較復雜,有多種因素參與。血流變指標中血漿比粘度、纖維蛋白原含量斑塊組高于無斑塊組,差異有顯著性(P<0.001和P<0.05),血液粘度增高、血流速減慢、血管壁的切變應力增高,致血管彎曲及分叉處更容易形成斑塊 [6] 。血糖水平斑塊組高于無斑塊組,差異有顯著性(P<0.05),新近的研究發現胰島素抵抗常發生在2型糖尿病患者,血脂異常呈致動脈硬化脂蛋白表型:LDL-C/HDL-C比率的增高和同時伴有TC升高 [7] ,斑塊組2型糖尿病患者37例,占27.18%(37/137),多數糖尿病患者并無顯著的LDL-C增高,

但其水平足以引起AS。

近年來國外學者利用電子束CT(Electron beam tomograˉphy)診斷冠狀動脈鈣化與血脂的對照研究,并指導臨床調脂治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Hecht HS等用電子束CT檢出的822例冠狀動脈鈣化患者中,LDL-C<130mg/dl(3.37mmol/L)232例,<100mg/dl(2.59mmol/L)82例,共占38.2%(314/822) [8] ,認為影像學有助于無癥狀AS斑塊的早期診斷,作為治療指征比血脂更有價值 [9,10] 。Vit A等報道經手術證實,彩色多普勒超聲與CT掃描頸動脈AS斑塊檢出率相等,估計血管腔狹窄程度陽性率92.3%,陰性率95.0%,略低于CT;認為頸動脈AS斑塊的診斷彩超應作為首選,對指導外科手術有較高的價值 [11] 。斑塊形成是AS的明顯特征,它可以反映AS的程度。頸動脈解剖位置表淺易于顯示,是反應全身血管病變的良好窗口。頸動脈彩超檢查不僅可為診斷評估亞臨床AS及心腦血管疾病的調脂治療提供依據,還可提供諸如斑塊的大小、性質及血管腔狹窄程度等的詳盡資料,見圖1、圖2。臨床腦缺血癥狀的發生,既可由纖維鈣化的穩定性硬斑逐漸增大阻塞管腔所致,也可由富含脂質的易損性軟斑或混合斑破裂引起。

LDL-C、apoB、LDL-C/HDL-C、LDL-C/apoA升高,TC/HDL-C、apoA/apoB降低為頸動脈AS斑塊形成的重要因素,特別是血脂正常的AS患者LDL-C水平正常甚至降低,而apoB已相對較高。臨床醫生應該充分應用頸動脈彩超檢查診斷評估亞臨床AS和心腦血管疾病危險性,指導調脂治療,特別是血脂正常AS患者的治療依從性。

(本文圖片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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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rvey S,Hecht.Translating tomographic plaque imaging into treatment:iterventional lipidology.Progress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s,2003,46:149-170.

篇2

經濟現象間總是充滿矛盾的,矛盾一詞在生活中很常見。矛盾,它反映了事物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一種特殊的狀態,矛盾不是事物、也不是實體,它在本質上屬于事物的屬性關系。這種屬性關系是事物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特殊的關系就是“對立”,正是由于事物之間存在著這種“對立”的關系,所以它們才能夠構成矛盾。由矛盾自身的定義我們可以對應的得出關于經濟矛盾的定義,經濟矛盾應該是反映了經濟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狀態,是經濟現象的本質屬性,不同的經濟實體間相互對立相互作用的關系就構成了經濟矛盾。

關于經濟矛盾概念的理解

萬事萬物都具有矛盾,但是矛盾卻不是事物自有的。經濟矛盾是無法脫離主體意識單獨存在的,它反映出了不同研究主體的階級屬性。政治經濟學是矛盾演化的產物,經濟矛盾并非是先驗存在的,它是由代表特定主體利益的研究者在對經濟現象的研究中規定的,正是因為主體性的差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會從對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矛盾方面。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的主題是如何實現利潤最大化,實際上就是以資本所有者為主體,探討如何最有效的實行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則要從勞動者的角度出發,規定現實中國經濟矛盾,并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實現中國勞動者的主體地位。要明確矛盾指的是作為研究主體的人,在對現實經濟現象的分析中,規定出現象之間的矛盾。

不只是經濟現象,作為矛盾的研究者――經濟學家的思維也是矛盾的,由于立場和時代的變化,他們處在不斷變化的矛盾中。在資本主義研究的代表中,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始終貫穿著一種自由的思想,運用大量的實證大量的比較進行研究,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還處于早期的發展階段,社會上還有很多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資本主義需要自由,封建和集權專制嚴重壓迫著資產階級,遏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這個時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致力于批判研究,主張資本的自由競爭,深入分析經濟矛盾。在資本統治全面確立以后,資產階級擺脫了受壓迫的地位,他們需要更進一步地發展,需要研究如何讓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們在對國家政策研究的同時引入了很多的衡量指標,效用就是最顯著的例子。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對他們產生了巨大的威脅,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批判的對象轉為社會主義,但是由于自身處于統治地位,所以這個時候的批判只是一種形式,在本質上這更多的是一種辯護。從矛盾的分析也本質轉到了表層,力求解決一些表層上的經濟問題而不是經濟矛盾。

矛盾分析的原則和方法

明確主義。現實生活中處理事情時,我們經常會提到要使用正確的方法、使用好的方法,在矛盾分析中,我們同樣需要掌握正確的方法。“好”與“正確”是兩個極其抽象的概念,到底何為“好”,何為“正確”,這就需要考量你的目的,根據最后想要達成的目的選擇合適的方法,這就是正確的、好的方法,有一個成語叫“南轅北轍”,就是在批判方法與目的的不一致。經濟學學術研究也是有目的的,研究特定問題時有具體的目的,但是這些目的都離不開一個總目的,這個總目的始終圍繞著你的“主義”。“主義”也就是立場,它具體包含了兩層含義,首先是“階級”,其次是“利益”,你想要維護哪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當前迫切需要實現的利益是什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站在勞動者的視角上,而勞動者目前需要的就是改善自身的生活,成為這個社會真真正正的主人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絕不只是為了國家,不只是為了經濟發展,因此單純地去研究社會如何發展這是不全面的,這或許就是“GDP主義”的弊端。勞動者在這個社會上還屬于薄弱的一方,要始終謹記研究目的,探索當前勞動公有制的矛盾對立面,用批判的方法去除那些阻礙勞動發展的因素,實現勞動者的主體地位。

以正確的哲學觀作為指導。哲學是一個時代精神的體現,社會變革通常是以哲學觀念的變革作為指引的,各學科方法論的變革也開始于哲學的變革。哲學的方法論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它是哲學方法論的具體化和表現形式之一。資本主義哲學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有上帝論、之后是天命論,發展到最后形成了當今社會普遍認可的唯物論。后期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正是在唯物觀念的影響下,站在資本所有者的視角上,探討如何提高資本所有者的權利,分析社會經濟矛盾,對于當時的封建統治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使得社會變革前進。馬克思明確提出自己所代表的是無產階級,集成并發展了當時社會主流的唯物觀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深刻反思,發展出了自己獨特的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哲學體系,在此基礎上,用自己獨到的視野分析經濟矛盾,鑄就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先河。馬克思在從事矛盾分析時,既運用了經濟學分析方法也沒有脫離哲學方法論的指導。我們在之后的分析中,應該沿襲這一先進的思路,不要將二者完全對立,應該繼續把他們統一在自己的研究中,形成具有深度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用于指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

在實踐辯證法的指導下研究經濟矛盾。矛盾分析所用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實踐辯證法,實踐辯證法是以“唯人主義”為中心,要點就是處理矛盾。在主流意義上的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內容主要為客觀規律,總結人類社會、自然界,研究其發展,總結其發展的普遍特性。在唯物辯證法中,人的中心地位被嚴重淡化了,人成為了客體不再是主體,這主要體現在兩點上,首先,對辯證法的來源存在誤區,認為自然界是遵循客觀原則發展的,人類在認識其發展的過程中從中總結出辯證法,這是不受人的意志的影響的;其次,對辯證法的主體認識錯誤,認為其主體是自然界,人只不過是從屬于其的客體,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來源于自然界的,人類的思維活動也不能脫離此。馬克思的辯證法與此不同,是具有實踐特點的,是對于傳統的唯物辯證法的發展,其出發點由自然界轉向到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中來,從現實的實踐出發意味著從人類和人類社會出發,物質和自然界只是從屬于人的,要在研究人的實踐之后才對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進行研究。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具有變幻莫測的特點,其內容豐富繁雜,不可能對其每一個內容進行細致的研究,為此,總結了以往時代對矛盾的研究,有建設性地提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說法。這也就是說在對矛盾的研究中,要學會辨析居于主要地位的矛盾,同時要認清主要的方面。雖然矛盾的內容非常復雜,但是各個矛盾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力是不同的,有些矛盾對于整個社會發展起引領作用,可以支配其他的矛盾變化發展,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地位也不是相同的,會有其中一個方面從屬于另一方面,受另一方面的變化影響,這就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當然,矛盾也是不斷變化著的,在一個時期居于主導地位的主要矛盾也可能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演變為次要矛盾。

矛盾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

篇3

[關鍵詞]社會形態;社會經濟形態;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9

創始人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作了嚴格的區分,并對各自的性質、特點及相互關系作了系統的闡述。然而,在目前我國的教科書、專著、譯著中對兩者的區分沒有統一的說法,正確理解社會形態與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有助于克服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和空想論、僵化和自由化傾向,對理解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義。

1研究歷史

馬克思最早使用“社會形態”一詞,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新的社會形態一形成,遠古的巨人連同復活的羅馬古董――所有這些布魯士斯們、格拉古們、普卜利科拉們、護民官們、元老們以及愷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 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就公開地使用了“社會形態”這一正式的術語。馬克思在這篇“序言”中,經典地闡明了“社會形態”概念所內含的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即作為社會、歷史理論的內容和認識社會、歷史現象的方法。

1867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與《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第七章剩余價值率”中的“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這兩處“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社會形態”之義是人類歷史經濟結構發展階段的含義。

后來來自蘇聯斯大林的僵化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教條理論化體系的所謂社會形態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體,即將政治形態、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包括在內的偷換馬克思原經濟基礎范疇的經濟結構的規范的社會形態概念的傳統舊譯的“社會經濟形態”概念之舛,與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確觀念的訛釋。直到今天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研究仍然是一個熱點問題。

2相關研究現狀

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研究一直是專家學者們的研究的焦點,正確地區分兩者的概念,把握其關系,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到目前為止已有很多專家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總體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為四類。

2.1等同論

等同論將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兩個概念等同化,認為兩個概念可以合并使用,沒有加以區分。這種觀點在哲學教科書、專著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許多作者將社會經濟形態與社會形態混用,有的著作中直接明確指出兩者是同一概念。例如,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學簡要讀本》第225頁中寫道:“因此,馬克思也將社會形態叫做社會經濟形態。”否定了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

2.2取代論

取代論只用其中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具體表現為只闡述其中一個概念,而對另一個概念則不涉及。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等,都只講到社會形態,而沒有提到社會經濟形態。相反,求實出版社出版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哲學理論》一書中,只闡述社會經濟形態而不提社會形態。

2.3替換論

替換論認為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可以用另外的詞來替代,兩者沒有十分明顯的區別。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學基本原理》,用“人類社會”一詞來替換了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概念。

2.4區分論

區分論將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加以區分,指出二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這類觀點目前得到大多數學者的支持,戴安良、朱琳(2002)認為社會形態和社會經濟形態有本質不同,社會形態是人類歷史發展一定階段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態的總稱,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社會經濟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占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它包括社會的經濟結構、要素和功能,它僅指社會的物質領域。王雪峰(2000)認為應當依據生產關系的性質區分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能快速促進社會生產時代的進步,落后于社會生產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由于阻礙著社會生產時代的發展最終必然被打破。楊木(2002)提出“社會形態”的概念,僅僅是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的整個社會。楊木(2005)通過對大量資料的分析,認為蘇式“五種社會形態”的社會形態論,悖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論述,他提出社會形態是生產關系總和起來所構成的社會關系,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特征的社會。經濟的社會形態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抽象概括的生產方式內含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概念。經濟社會形態與社會形態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豐子義(2004)認為在同一時期內,世界范圍內往往有幾種社會形態同時并存。而要區分歷史時代,必須看同一時期內何種社會形態走在世界歷史前面,居于世界歷史的主導地位,代表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和發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現對當代社會形態的演進的影響是重大的。龔杰(1983)寫道社會經濟形態概念確切的含義僅僅指社會的經濟基礎,不包括上層建筑。而社會形態就是一定的經濟基礎和與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所構成的總體。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指社會的基礎部分,后者則包括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個部分。以上對區分論的相關文獻的描述可概括為下表內容。

3簡要評述

由以上文獻可見,到目前為止,人們對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形態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之所以有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人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不是十分了解,難以形成統一觀點,所以會出現對社會形態和社會經濟形態研究的四種理論。其次,大部分現有研究太過拘泥于,大量文獻總在馬克思所寫的文章中找論據,應該跳出這個框架,使得提出的觀點既基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又有一定的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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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弄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于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十分重要。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即物質利益關系。這種關系貫穿于社會生產的全過程,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中所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它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人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并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來實現自己。比如,誰占有生產資料,誰在生產中就處于支配地位,同時占有勞動產品。

和生產關系緊密相連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生產力。生產力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形成的物質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那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當一種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時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所以,對經濟規律的研究同樣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就是從改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入手的,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調整,適合了我國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改革從理論上說符合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正確把握的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

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是對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論述,在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商品二因素理論。商品作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屬性。使用價值是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屬性,是一個永恒的范疇。社會物質財富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為社會、為他人的;商品使用價值一定是通過交換才能獲得。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是個歷史范疇,價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勞動比較關系。對于商品生產者來說他關心的是商品價值,對于消費者來說他關心的是使用價值。生產者之所以也關心商品使用價值是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勞動二重性是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在一定具體形式下進行的勞動叫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拋開勞動的具體形式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叫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勞動所特有的。勞動二重性決定了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理論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并論證的,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商品價值量理論。商品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叫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個別價值。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形成的比列關系不同對商品生產者影響不同,只有當個別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商品生產者才處于有利地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簡單勞動為基礎,復雜勞動等于多倍的簡單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而變化,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與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所以在現實生產中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使得自己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商品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從中獲得價值差額。無論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還是在現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都是如此。

價值規律理論。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是,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在商品交換中,商品的價格除了受商品價值決定之外,還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商品的供求關系。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到價值以上;反之,供過于求時,其價格就會降到價值以下。商品價格總是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就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價值規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發地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分配,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其次,價值規律自發地刺激商品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三,價值規律促使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當然,價值規律對經濟的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點,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克服價值規律對經濟生活調節的這種消極作用,所以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都缺少不了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現代經濟的調節機制是價值規律調節機制和宏觀調控機制的結合。

的貨幣理論。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是和商品緊密聯系的一個重要經濟范疇。通過對貨幣產生過程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貨幣是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貨幣的產生是商品內在矛盾發展,即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是價值形式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貨幣的產生使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發展成為商品與貨幣的外在對立。商品生產者必須想方設法將商品換成貨幣。商品到貨幣的轉化,馬克思將之稱為商品的驚險跳躍,這個跳躍完不成,摔壞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馬克思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市場銷售對于商品生產者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關于貨幣的職能,馬克思認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貨幣本質的具體體現。貨幣的基本職能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當商品價值用貨幣來表現時就是價格,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可以是想象或觀念的貨幣。貨幣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物就是流通手段的職能。貨幣流通手段職能改變了商品交換的形式,商品交換由商品——商品,變成了商品——貨幣——商品的交換,買和賣變成兩個相互分離的過程,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危機的可能性就隱藏其中了。馬克思分析了貨幣流通規律,即流通中貨幣量的規律,它等于商品價格總額/同一貨幣的流通次數,這一規律在商品經濟中普遍適用。馬克思還分析了鑄幣和紙幣的問題。貨幣產生之后其形態經歷了貴金屬幣、鑄幣、紙幣、信用貨幣,到當今的電子貨幣,其一般等價物的性質并沒有改變。貨幣還有派生職能: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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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克斯為代表的葛蘭西主義的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這一學派的理論是西方最有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一。考克斯是這一學派的公認最著名代表。考克斯的《生產、權力和世界秩序》一書是具體應用這些方法和概念分析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成果。

一、考克斯的理論淵源。

葛蘭西思想是考克斯思想的理論淵源。考克斯把葛蘭西的“實踐哲學”和政治思想應用到對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分析之中,在批判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具有葛蘭西思想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并且用這一理論批判性地分析了全球不公正的政治經濟秩序,探討了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考克斯一般被公認為是廣義批判理論的先驅,其直接的思想基礎是葛蘭西的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歷史唯物主義與一些強調科學客觀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有所不同,在“實踐本體論”的基礎上,它更多地強調主觀能動性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在社會變革問題上,葛蘭西認為,物質力量和基礎的變化只能說明帶來社會變化的可能性,但是變革并不總是可預測的,需要人的主觀努力。建立在這一哲學體系上的葛蘭西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任何階級建立社會的領導權、霸權不只是物質上的優勢支配,還包括意識形態的認同。葛蘭西的革命道路是一種主觀革命的方向,在這一點上與馬克思的革命道路還是有區別的。

二、相關概念的解釋。

考克斯這本書以生產為研究的出發點,他認為,生產是普遍的人類活動,決定著人類所有其他的活動。生產不僅為生活的物質需求提供滿足,而且還創立制度和關系,它規范著人們的生活,管理著為維持權力和權威而進行的資源積累,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歷史結構的產生加在一起,構成了社會的物質繁衍。

1.生產概念和組成因素。

生產為一切形式的存在創造了物質基礎。考克斯在此書中把廣義上的生產歸結為具體的概念,用以表現歷史上生產的各種組織形式,即生產的社會關系的各種類型。三個主要客觀因素影響了生產的社會關系:生產的社會背景(社會的權力結構)、生產的過程和生產報酬的分配。除此之外,還包括一個主觀因素:主觀間的思想(生產的道德和理性)。具體的制度則體現和維持著這種方式中主客觀之間的配合。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生產關系至少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類是反映社會本質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即社會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的實質和基礎就是所有制關系。另一類是在具體組織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中,即在日常經濟活動中發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也可以稱為組織經濟關系。這類經濟關系反映在生產中就是各種生產要素具體的組織形式。

2、勞動。

要探討生產關系這一概念,離不開對勞動的分析和解讀。考克斯把勞動定義為旨在滿足人的需求和愿望的改變自然的行動。勞動所改造的自然既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的自然性。生產關系就是管理著勞動關系的社會關系。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勞動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勞動某種意義上是個人的勞動,但更多的是一種集體勞動。在不同的社會關系中每個人的勞動特點不同,勞動的社會特點決定了其身份特點,每個人都在生產關系下進行勞動。這種關系包括主導和從屬關系。

3、國家的概念。

雖然生產是本書研究的出發點,但發揮關鍵作用的是國家。國家為某些社會關系的方式創造了條件,使它們占主導地位,凌駕于其他方式之上。國家還有意無意地建立了積累過程中的主導——附屬關系。因此,國家決定了生產的整套復雜結構,然后,從中榨取足夠的資源,是他借以繼續行使權力。葛蘭西在借鑒和吸收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之上提出了一個廣泛的國家的概念,他說:“國家=政治社會+公民社會,即強制力保障的霸權。”國家的性質就是由國內社會力量之間的權力關系決定的。

三、生產、國家與霸權國際秩序的構建。

在考克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人類活動是在一個有三種力量組合的歷史的框架中進行的,這個框架不是直接而機械地決定人類的行為,而是對行為形成壓力和限制;個人和集團在這正壓力下反抗或限制。當人類開始對這種既有的框架反抗,則證明新的框架形成的開始,即新的物質力量、思想和制度開始了新的組合。

1、 國家與霸權。

什么是霸權?在考克斯看來,霸權是權力、觀念和制度的三維一體。

霸權的世界秩序是由世界主導國家的社會關系向世界擴張的結果。只有一個國內實現了或正在實現社會霸權的國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權秩序。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社會霸權在鞏固自己力量的同時,其擴張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發展。

2、 霸權國家秩序建立的基礎。

引發世界秩序變化的根源是什么? 考克斯認為,世界秩序結構的改變是一個復雜的進程,同時涉及四個方面的情況:主要國家相對力量的改變;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社會間生產能力的重新布局;社會內部各群體間相對力量的變化和新歷史集團的組成;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即新的生產社會關系的建立,以及新的資本積累機制的成立。

歷史集團是霸權的物質和意識基礎。霸權通過歷史集團中的物質條件、制度、共同的利益和意識來表現。霸權的衰落和替代表現為歷史集團的主客觀分裂以及霸權階級損害從屬階級的利益而導致的社會分裂。霸權是建立在國家的國際化的基礎之上的,國家的國際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與戰后的生產國際化以及生產國際化所動員的社會力量是緊密聯系的。戰后的生產國際化是通過直接投資發展起來的,直接投資最大的特點是資本對技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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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范式;范式轉換;經濟哲學;經濟思想

“范式”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最早提出來的,是庫恩歷史主義科學哲學的一個關鍵、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論在影響自然科學史研究的同時,也在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引起了積極的回應。文章將利用庫恩的“范式轉換”理論將西方經濟思想的轉換,從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簡要的分析。

一、庫恩“范式”理論概述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著作中,庫恩定義“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學共同體從事某一類科學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公認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觀、基本理論、范例、方法、手段、標準等等與科學研究有關的所有東西。”這一定義得到其他學者們的認同,并且在歸納了庫恩在不同場合關于“范式”的多元解釋的基礎上,重新將“范式”定義進行了整合,給出了更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學共同體在某一專業或學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規定了他們的共同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為他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框架,從而成為該科學的一種共同的傳統,并為該學科的發展規定了共同的方向。

庫恩認為:在前科學時期,一門科學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觀點、方法沒有達成一致,各種學說爭論不休。經過一個長時期的激烈論爭,在該科學領域逐漸有一種學說得到公認,這時便形成了該學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標志著該學科已形成了系統的學說體系,標志著該學科進入了常規、穩定、持續的發展時期。在學科的發展時期,學者們對該學科的基本理論一般不存在懷疑和爭論,而只是爭論和修正自己對范式的理解。在學科發展的后期,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實踐的發展、研究對象和問題的變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邏輯空間越來越小,可供研究者調整自己觀點的余地變得越來越狹窄,原有范式已很難解釋實踐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人們開始對原有范式喪失信心,這時便出現了范式危機。在經濟學領域,隨著常規經濟學過程的持續和經濟生活的不斷變化,經濟生活中的新問題、新情況層出不窮,而在原有范式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中又很難獲得合理解釋,使原有范式理論的解釋力下降,從而出現了經濟學的范式危機。

范式危機的出現蘊涵著科學革命的到來。在危機到來之時,人們在懷疑原有范式的同時,也在開始尋求新的理論和方法,尋求建立新的科學邏輯系統。也就是說科學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有一個動態的模式:前科學常規科學反常和危機科學革命新的常規科學。庫恩認為:整個科學發展史就是遵循這樣一個動態模式的周期運動規律而不斷向前推進的,科學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必然有其自身產生、積累、發展、消亡的過程,即科學革命。簡言之,科學革命的實質是“范式轉換”,即新范式代替舊范式的過程。庫恩的范式理論,尤其是“范式轉換”理論,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歷史狀態和內在發展規律,對人們理清所從事領域的發展路徑以及把握其領域的未來走向都有啟發作用。

二、從范式轉換看西方經濟學發展史

西方經濟思想的歷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然而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卻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從這個角度考察,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年輕學科是有根據的。在西方經濟學發展史上,曾經發生過五次經濟理論革命,分別由亞當斯密(1776年)、大衛李嘉圖(1817年)、約翰穆勒(1848年)、艾爾弗雷德?馬歇爾(1890年)和凱恩斯(1936年)發起。這些不同歷史時期主導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無一不體現了庫恩的范式轉換思想,從而將西方經濟學發展史分為了三個經濟學范式:前古典經濟學范式、古典經濟學范式、現代經濟學范式。

(一)前古典經濟學范式

前古典經濟學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古希臘是西方經濟思想的源頭,在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探討商品、貨幣、貿易和生息資本等問題。而古羅馬則將希臘人的經濟思想發展成為一些制度,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時期的思想家們對于財富或有價值的東西有一些直覺的觀點和經驗的論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經濟學含義的價值形成問題。形成于這個時期末的重商主義學派把貨幣看作是唯一的財富,但這種定性的規范是以黃金和白銀的自然屬性為根據的。他們認為經濟體系中只有農業生產才會創造和產生財富,而其他部門都不會創造或形成價值,因此重農學派主張土地是財富的真正源泉。此種經濟范式在歐洲歷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統治時代非常興盛。這個時代經濟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對逐漸出現的商品貨幣關系加以規范。

(二)古典經濟學范式

1、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亞當斯密不認同重農學派的價值觀。他認為重農學派的觀點太過狹窄,不應該將當時已日益重要的工業生產排除在價值形成過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農學派的觀點,用比農業生產寬闊得多的邏輯外延來界定“勞動”概念并分析經濟體系的價值形成。亞當斯密認為,凡人類勞動都會創造財富,從而都會形成價值,所以財富的產生不單單局限于農業生產,而且也不局限于工業生產,甚至不局限于經濟體系的生產過程。他建立了政治經濟學的范式和理論體系,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并提出了“經濟人”假設,把人的本性視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時他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創建了經濟學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以后,經濟學圍繞斯密自由主義范式繼續發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經濟學不斷成熟,大衛李嘉圖把經濟學抽象為一種工具,既發展了亞當斯密的體系,同時也走向了只注重邏輯推理的極端。另一方面,亞當斯密體系中的庸俗成分也獲得了發展,并逐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獨立出來。與此同時,亞當斯密范式不斷面臨來自現實的詰難。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歷史學派都先后對斯密的自由主義提出了質疑。大衛李嘉圖最早采用了理性邏輯演繹法,就經濟學方法論而言,邏輯演繹就是利用一個抽象的理論結構,揭示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他吸收了亞當斯密勞動價值理論中的合理成份,拋棄了亞當斯密把消耗的勞動與購買的勞動混為一談的二元勞動價值論。他認為,“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于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他創造性地解決了商品的價值構成問題,從而破除了“斯密教條”,此外他還堅持勞動價值論,并以之為基礎,探討資本主義分配關系,又通過分配關系的研究深化了勞動價值理論,使之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最成熟的勞動價值理論。

(三)新古典經濟學范式

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也稱為現代經濟學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約翰穆勒、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和凱恩斯。

約翰穆勒代表的經濟學范式。從1820年到1830年間,英國的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擁護和反對大衛李嘉圖理論的斗爭,爭論的焦點是他的價值論是否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特別是能否以它為基礎解釋資本利潤的存在及其合法性。爭論的結果導致了勞動價值論的破產及其學派的解體。大衛李嘉圖學派解體后,西歐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呈現出若干新動向。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提倡的經濟自由主義雖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論的基礎即勞動價值論已經遭到置疑,從中得出的勞動和資本相對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資產階級統治的結論,已經遭到批判和拋棄。形勢的發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和對策,西尼爾、巴師夏和約翰穆勒經濟學就是適應這種需要而產生的,并逐漸轉向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約翰穆勒堅持,經濟理論要成為科學,不但要有對經濟世界中基本范疇的抽象,更要確定各范疇間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產生混亂。他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對亞當斯密提出的但卻缺乏系統論證的觀點,提供了更細致的分析,并用生產、交換、分配等范疇對經濟活動進行劃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經濟學體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備,論理更加充分。

(四)艾爾弗雷德?馬歇爾經濟學范式

繼約翰穆勒后,艾爾弗雷德?馬歇爾以完全競爭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背景,對邊際革命以后的經濟理論進行了一個最為全面的總結和綜合,開創了當代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河。他強調經濟學或經濟思想的發展是連續的。在此基礎上,馬歇爾綜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調和了古典經濟學和邊際主義,把經濟學理論重新整合到“看不見的手”的旗幟下,完成了經濟學向新古典主義的過渡,形成了一個空前龐大的理論體系――新古典經濟學。他將“政治經濟學”改為“經濟學”,并在實際上從經濟學中取消了價值論。此后,西方古典經濟學就沿著馬歇爾所指出的方向不斷發展。直到美國制度學派開創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凱恩斯經濟學范式

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危機,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以“市場能夠自動調節平衡”為理論支柱的傳統經濟學面對如此嚴重的“反常”一籌莫展,由于“反常”反復出現而又未能被消化,終于使舊范式窮于應付而陷入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凱恩斯進行了經濟學范式轉換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經濟理論范式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以及流動性偏好的存在,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這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是不會出現的,因為按照曾經的范式,供給總是能創造需求。第二,工資剛性。由于存在工資剛性,價格的變動是很遲鈍的,不能適應需求不足的變化。而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工資和價格的變動都是迅速及時的。第三,市場無法自動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資剛性,市場就無法自動達到供需平衡,即無法自動出清,所以會出現大蕭條。因此,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市場。

從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經濟理論是從“總量”上來研究資源利用問題的,著重考察總體經濟的運行和調節,注重總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它有效地解釋了大蕭條,從而取代了舊的經濟范式。

三、經濟學中新經濟范式替代舊范式的條件

范式危機的出現預示著經濟學的范式轉換革命即將到來。考察經濟學范式轉換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在理論林立、觀點紛爭的經濟學范式轉換時期,能夠脫穎而出最終上升為新范式的理論觀點大都符合以下條件:

第一,新的經濟范式取代舊的經濟范式必須能夠為經濟學新的常規發展帶來更廣闊的邏輯空間和理論空間并更加優越,使經濟學的發展能夠進入一個新的常規發展時期。

第二,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對現實經濟活動具有指導意義,只有能夠有力地解釋經濟現實,并據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經濟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義。

第三,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更好地對經濟實踐進行總結,決定著一個經濟學范式是否能夠對現實經濟活動發揮積極的指導作用。

第四,新的經濟學范式必須同經濟學知識系統之外的其他知識形態和思想形態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別要與一定歷史時期作為“時代精神精華”的哲學觀點及其方法論相適應,這是因為經濟學范式的轉換是發生在經濟學思想的開放性邏輯層次上的。

從經濟學發展演變歷程看,經濟學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隨著經濟學范式的革命性進展,通過對經濟命題的完整闡述和科學推理,證明經濟學發展的客觀邏輯性,使之符合邏輯發展進程。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必將面臨更大挑戰,唯有通過加強以范式為主要研究內容的經濟哲學的研究,才能應對經濟發展的挑戰,促進經濟哲學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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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生產勞動;霍耐特;承認理論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3)02-0118-06

作者簡介:王 芳,江南大學黨委宣傳部講師、博士 (江蘇 無錫 214000)

隨著承認理論在當代的復興,承認問題成為和非開展思想斗爭的焦點之一。某些現代西方學者提出“用承認理論拯救馬克思”的口號,借承認理論向馬克思哲學發起新的批判。這就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理論課題,即如何把握馬克思哲學與承認理論的內在關系。在這里,我們試圖廓清被誤解的馬克思的生產概念與霍耐特的承認概念的根本分歧。

一、霍耐特對馬克思生產勞動范式的承認理論解讀

一般認為,現代承認理論發端于青年黑格爾在《倫理生活體系》①和《實在哲學》中闡述的“為承認而斗爭”這一命題。之后,馬克思關于勞動與承認的論點、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和霍耐特的承認理論等,都是對黑格爾承認學說的繼承和發展,代表著承認理論在當代復興的主要成果。這其中,馬克思可謂黑格爾承認學說的第一代繼承人,在推動黑格爾承認思想復興的過程中發揮著橋梁的作用。事實上,哈貝馬斯和霍耐特關于承認問題的理論構想均受到了馬克思的深刻影響,只不過,馬克思基于生產勞動范式的承認理論構想在他們那里都遭到了誤解;這種誤解在霍耐特的承認理論中達到了頂峰,而霍耐特對馬克思的誤解又是對哈貝馬斯制定的關于馬克思的錯誤解讀路線的延續。

眾所周知,哈貝馬斯既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第二代的領軍人物,也是現代承認理論的代表人物,在當今世界哲學界有著重要的影響。然而,也正是他的這種身份和影響,使得他對馬克思“生產勞動”范式的誤解也產生了巨大的破壞性。我們知道,哈貝馬斯曾經對青年黑格爾闡發承認問題的耶拿手稿(《實在哲學》)進行過專門研究,并寫有專論《勞動與相互作用》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寫道:“馬克思在不了解黑格爾耶拿時期的手稿的情況下,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中重新發現了勞動和相互作用的聯系;這種聯系,在若干年內曾經引起了對黑格爾的哲學興趣;這種興趣是通過研究經濟產生的。” ② ③ ④ ⑤ [德]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4、25、30、33頁。這個評價是十分中肯的。但是,哈貝馬斯也認為,馬克思與黑格爾在承認問題上所保持的相互支持與印證的密切關系,只限于他們的青年時代,即《精神現象學》之前的青年黑格爾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的青年馬克思。對耶拿時期的青年黑格爾而言,他的勞動概念仍然保持著一種“相互作用”(承認)的維度,“自我同一性的制度化,法律上得到承認的自我意識,是勞動和為獲得承認而斗爭這兩個過程的結果。因此,我們賴以從直接的自然力量的令律下解放出來的勞動過程,包含在爭取承認的自我意識中,以至于在這種斗爭的結果中,在法律上得到承認的自我意識中,也包含著通過勞動獲得解放的要素”②。但在耶拿之后,黑格爾基本上舍棄了勞動的規范性維度,唯一的例外是在《精神現象學》中的“自我意識”部分,他“以倫理學理論中提出的思想為出發點,完整地提出了勞動和相互作用之間的辯證聯系:奴仆對主人的單方面承認的關系,將通過奴仆同樣是單方面獲得的支配自然的力量而徹底改變。主奴雙方賴以承認他們相互承認的獨立的自我意識,是通過勞動使解放的技術成果反作用于主仆之間的政治依附關系的途徑形成的。這就是說,統治和奴役的關系,通過《精神現象學》找到了進入主觀精神的途徑……不過,在《精神現象學》中,勞動和相互作用的獨特的辯證關系已經喪失了它在耶拿的講演中體系上仍然具有的那種價值”③。之后,在《哲學全書》和《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放棄了在耶拿時期“把自由的要素作為通過社會勞動獲得解放的結果歸因于社會勞動的過程”的做法,“抽象的法的尊嚴和價值所依賴的勞動和相互作用之間的聯系取消了”,“勞動辯證法失去了它的中心意義”。這就是說,在后耶拿時期,“黑格爾放棄了他在耶拿時期的構想”④。

哈貝馬斯把他對“兩個黑格爾”的區分,同樣運用于對馬克思承認學說的評價,從而重申了阿爾都塞制造的“兩個馬克思”的神話。他認為,青年黑格爾的具有“相互作用”(承認)意義的勞動辯證法被青年馬克思復活了,即“馬克思本人曾經試圖用這種觀點,從社會生活的再生產規律中重新構建人類的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但是,這僅限于《巴黎手稿》等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僅隔一年,即在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寫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中斷了他對青年黑格爾的勞動概念的理解。他寫道:“《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卷的精確分析表明,馬克思對相互作用和勞動的聯系沒有作出真正的說明,而是在社會實踐的一般標題下把相互作用歸之于勞動,即把交往活動歸之于工具活動。生產活動調節著人類同周圍自然的物質變換,正如黑格爾耶拿時期的《精神哲學》中所說的,工具的使用促使勞動著的主體與自然客體聯系起來——這種工具活動,成了一切范疇產生的范式;一切都熔化在生產的自我活動中。因此,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聯系的天才洞察也就隨即受到了機械主義的曲解。”⑤

在這里,哈貝馬斯批評人們基于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的看法來理解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結果使得他“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聯系的天才洞察”遭到了“機械主義的曲解”。而實際上,正是他本人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概念進行了“機械主義的曲解”,而他的這種曲解,在今天已經成為人們誤解馬克思的生產勞動范式的一個主要的“理論污染源”。這種曲解集中反映在哈貝馬斯對“勞動”和“相互作用”的教條式的區分之中:勞動即生產,它遵循技術規則,服從自然的因果性,是一種技術性的工具理性活動,代表著“機巧的辯證法”;相互作用即交往或者承認,它遵循交往規則,服從命運的因果性,是目的性的價值理性活動,代表著“承認的辯證法”。按照這種區分,在成熟時期的馬克思那里,生產勞動完全失去了其生存論的本體論意義,變成了一種純粹技術性的經濟活動,即“經濟決定論”。

作為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第三代的掌門人,同時也是推動承認理論在當今復興的代表人物,霍耐特步哈貝馬斯的后塵,延續并加深了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范式的誤解。與哈貝馬斯一樣,霍耐特同樣把他關于“兩個黑格爾”的觀點強加給馬克思。他認為在《巴黎手稿》和《穆勒政治經濟學筆記》等早期著作中,青年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青年黑格爾的承認理論。“他的《巴黎手稿》中只是就主奴辯證法這一狹隘意義討論了為承認而斗爭的觀念。結果,在他的理論創作的起點,馬克思就沉湎于一種值得懷疑的傾向之中,這就是將承認要求的豐富光譜還原為通過勞動而自我實現的維度。但是,馬克思把他頗具有原創意義的人類學建立在一種勞動概念上,這一勞動概念具有十分規范的內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產活動理解成主體間的承認過程。” ② ③ ⑤ [德]霍耐特:《為承認而斗爭》,胡繼華譯,曹衛東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52-153、154-155、157頁。在的《穆勒政治經濟學筆記》中,青年馬克思繼續發掘勞動概念的承認意義,把勞動過程理解為一種對自我和他人的“雙重肯定”,從而把資產階級控制著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描述成“一種不可避免地摧毀以勞動為中介的個人之間承認關系的社會秩序”;進一步講,“如果資本主義社會組織摧毀了以勞動為中介的承認關系,那么,隨之而來的歷史沖突就必須被理解成‘為承認而斗爭’。所以,與《精神現象學》的主奴辯證法一致,青年馬克思才會把他所處的時代的社會沖突解釋為被壓迫的勞動者為重新建立充分承認的交往關系而發動的道德斗爭”②。

在霍耐特看來,即便是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隱含著一種對“為承認而斗爭”的理解,這種理解也是“狹隘地局限在生產美學的方向上”,而且,在此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運用了功利主義的社會沖突模式”,“結構穩定的利益競爭,突然取代了因相互承認關系的破壞而產生的道德沖突”③。這樣,霍耐特在馬克思成熟時期的著作里,發現的不是生產勞動的生存論的本體論意義,而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生產美學”,即一種工藝性的生產技巧,也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黑格爾哲學意義上的“機巧的意識”:“這種意識在工具活動中使經驗隨著自然過程轉向反對這種經驗本身:‘在這里,動力(欲望)完全從勞動中退了回去。它讓自然自己勞動,它靜觀著,并且只用輕微的氣力:機巧,管理這一切。力量的廣闊天地被高超的機巧所掌握。’”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最終,霍耐特也把馬克思的生產勞動范式理解成為一種“很快在歷史唯物主義傳統中擴散開來”的功利主義的經濟學話語⑤。

這就是說,霍耐特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的范式的“承認批判”,其最深層的目的乃是在于:否定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敘事邏輯中存在一個內在超越性的維度,并由此認為,這使得它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關懷,特別是它沒有為承認道德的理論構想留下任何空間。這正如他在《分裂的社會世界》中一再提到的,馬克思基于生產勞動范式而發展的社會批判理論,嚴格“遵循了生產主義歷史哲學一般路徑” ⑦ ⑧ [德]霍耐特:《分裂的社會世界:社會哲學文集》,王曉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2、34頁。。在馬克思之后,無論是霍克海默、阿爾都塞還是阿多諾,都沒能走出這種生產勞動范式的羈絆,從而都堅定地擁護了“歷史理論的經典形態”⑦,最終他們也像馬克思一樣,“互主體性(承認)就成為這種歷史哲學的還原主義的犧牲品”⑧。

像霍耐特這樣視馬克思的生產勞動概念為純粹的經濟學概念,并由此認定:馬克思的生產勞動范式并未超越經濟學的理論視線,奠基于生產勞動概念之上的歷史唯物主義缺乏一種“承認的維度”,在客觀上已淪落為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共謀。這樣一種觀點極具代表性,像毒瘤一樣擴散開來,并逐漸上升為一種理解馬克思哲學的“主導范式”。

二、馬克思生產勞動范式與霍耐特承認理論的根本分歧

我們認為,馬克思與霍耐特的分歧,既源于二者對黑格爾承認理論具有不同的繼承態度,又源于二者對黑格爾承認理論采取了不同的重建方案和不同的評價尺度。

首先,從繼承態度來看,雖然馬克思在其哲學思想發展的不同時期對承認問題的把握的側重點不同,但他始終都是從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和歷史哲學四個基本維度來綜合把握古典承認理論的,所以他關注并考察了黑格爾各個時期的承認思想及其不同的側面。他不但繼承了黑格爾耶拿時期(《論自然法》、《倫理體系》、《精神哲學》等)提出的“為承認而斗爭”的承認思想,而且繼承了《精神現象學》(“自我意識”)中提出的“主奴辯證法”對于承認理論的構想,以及《法哲學原理》中提出的“成為人并尊重他人為人”[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6頁。等命題對于承認理論的敘事。可以說,在所有對于黑格爾承認理論復興作出重要貢獻的現代哲學家當中,馬克思是最全面、最本質地繼承了黑格爾承認學說的思想家。反觀霍耐特,他不但沒有關注和吸納黑格爾成熟時期的承認思想,而且即便是對早期黑格爾的承認思想,他也僅僅是從道德哲學的維度來取舍,主要將目光集中于黑格爾早期(耶拿時期)哲學中提出的“為承認而斗爭”范式的道德哲學層面。這就決定了霍耐特不可能成為黑格爾承認學說的真正的繼承人。

其次,從重建方案來看,馬克思不但是黑格爾承認學說的全面繼承者,而且是黑格爾承認學說的發展者和揚棄者。馬克思對黑格爾承認學說的重建構成了其哲學革命的關鍵環節:一是切入經濟哲學(政治經濟批判)的視角,重新將古典的承認概念奠基于生產勞動實踐的基礎之上,從而將承認問題納入到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理論視域之中,并使之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深度的思想場域;二是借助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異化勞動學說和物化學說,揭示資本主義承認秩序的異化本質。這就是說,馬克思通過推動黑格爾承認理論的“實踐轉向”(承認與勞動實踐相結合)和“經濟解釋”(承認與財產權相結合),堅持對資本主義承認秩序的異化本質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揭示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社會歷史邏輯。霍耐特則通過推動黑格爾“為承認而斗爭”范式的“經驗轉型”(米德道德心理學重構)和“道德解釋”(承認道德理論),堅持把資本主義承認秩序中的各種異化表現形態還原為蔑視道德體驗現象,試圖在“承認道德一元論”的基礎上揭示資本主義社會沖突的道德邏輯。

再次,從評價尺度來看,承認問題是馬克思一生理論思考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參見蘭德《作為一種唯物主義方案的承認倫理學》,載《當代國外評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274頁。。但在馬克思承認思想的發展中,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視角轉換,即從青年馬克思的“道德評價優先”轉向成熟時期的“歷史評價優先”。這一視角轉換的前提是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轉換的基本路經是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指導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此外,盡管成熟時期的馬克思考察承認問題的出發點已經轉換到“歷史評價優先”,但他并沒有拋棄道德評價這一維度,而是對它進行了改造,即把道德評價置于歷史評價的基礎之上。在霍耐特看來,歷史唯物主義主張對歷史進行經濟學解釋,這種解釋框架一開始就省略了道德批判的維度。歷史唯物主義對道德批判維度的拒絕使之無法揭示現代社會沖突的道德邏輯,而承認理論則是對歷史唯主義“道德批判空場”的一個根本修正。也因此,在霍耐特那里,歷史評價被完全否棄,道德評價被規定為唯一的評判尺度。

由此不難發現,由于霍耐特并不理解馬克思的這個評價視角的根本轉換所蘊含的重大理論意義,他把青年馬克思的具有費爾巴哈人本主義色彩的承認理論,與成熟期馬克思建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上的承認理論,對立起來就不可避免,從而埋沒了成熟時期馬克思基于生產勞動范式而闡述的承認理論的重大價值。我們認為,惟有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出發,認真地解讀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的著作,才能發現其承認理論構想發展中出現的這一視角轉換,從而全面地、準確地把握馬克思關于承認問題的理論觀點,特別是生產勞動范式與馬克思的承認構想之間的內在關系,以及它在整個馬克思理論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參見俞吾金《從“道德評價優先”到“歷史評價優先”:馬克思異化理論發展中的視角轉換》,《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二者的這種根本分歧,決定了霍耐特承認理論必然要對馬克思哲學采取批判的態度,而這種批判的姿態也恰好暴露出霍耐特承認理論本身所存在的無法克服的缺陷:

其一,霍耐特堅持從為馬克思所徹底批判的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質出發,去追究個體承認的主觀動機和道德能力,從而對“歷史評價優先”視角采取完全否棄的態度,使其承認理論必然要喪失對各種經濟社會關系之異化表現形式的批判能力。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寫道:“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1975年版,第12頁。霍耐特企圖離開社會生產關系,到人們的心理世界去發現人的本質,確切地說是去發現一個道德的人,但是道德的人是無法離開經濟的人而單獨存在的。馬克思曾嘲笑費爾巴哈企圖撇開人類的生產勞動去直觀人的本質:“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只要它哪怕只停頓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費爾巴哈)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人的存在也就沒有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頁。

其二,霍耐特運用米德社會心理學推動黑格爾“為承認而斗爭”范式的“經驗轉型”使其陷入自然主義道德經驗論的泥淖。這是一種理論倒退。霍耐特對三種承認關系形式(愛、法律和團結)所作的經驗科學證明,表明他把承認這個原本屬于存在論或者實踐哲學的問題混淆為了實證哲學問題。以經驗科學尋求對存在和道德問題的證明,這是在執行一種理論自殺。

其三,霍耐特通過對三種蔑視體驗形式(、剝奪權利和侮辱)進行純粹道德化的解釋,試圖在道德蔑視和社會反抗之間建立起牢固的規范關系,但他基于蔑視體驗所揭示的社會沖突的道德邏輯,明顯缺乏穩固的社會歷史基礎。霍耐特始終無法理解,為什么馬克思非得將歷史唯物主義的論域主要集中于經濟領域,認為這是馬克思犯下了一個理論上的原罪。也因此,他同樣無法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為什么不能離開政治經濟學批判,認為這是一種經濟學實證主義。最終,他當然也無法理解經濟動機在推動人類歷史變革中的基礎性作用,即社會沖突的邏輯不應到人們的抽象的道德世界中尋找,而應當到人們的經濟生活世界中尋找。在這一點上,青年黑格爾與馬克思是一致的。霍耐特既遠離了青年黑格爾,又遠離了馬克思,因此遠離了古典承認理論傳統。

其四,霍耐特基于其承認理論而發展的形式倫理,企圖用個人自我實現(人格完整性)的主體間性條件掩蔽和置換個人生存的社會歷史條件,重蹈康德形式倫理學的覆轍。為了化解形式倫理面臨的難題,康德在自己的哲學體系中隱含地設計了三個承認構想;但霍耐特并沒有把古典承認理論的源頭追溯到康德哲學,他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康德的承認構想,以及這些承認構想與他的形式倫理的內在關系,所以才盲目地循著康德的三個承認構想試圖超越的形式倫理繼續前行,這決定了他必然要陷入那種康德試圖擺脫的抽象的道德論。也正是由于對康德承認思想的無知,導致他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范式進行了錯誤的解讀。霍耐特竭力從青年馬克思的著作中發掘他所急需的“道德承認”的思想要素,并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概念進行道德哲學賦義,但即便是青年馬克思還處于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傳統之中時,他也已經意識到抽象的道德面對殘酷的現實幾乎毫無用處。正如他在評論康德的道德命令時所說:“康德把這種理論的表達與它所表達的利益割裂開來,并把法國資產階級意志的有物質動機的規定變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為的意志、人類意志的純粹自我規定,從而就把這種意志變成純粹思想上的概念規定和道德假設”,這種在“實踐面前畏縮倒退”的道德說教,是根本無濟于事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214頁。。

篇8

[關鍵詞] 抽象法 李嘉圖惡習 經濟學研究方法

一、引言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而形成,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變而演變的。它的創始,不僅形成了系統的學說體系,也形成了系統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雖然不成熟、不完善,但卻涉及了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問題,并以其曲折、緩慢的演進,開創了政治經濟學的歷史進程。探討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對于我們解釋經濟現象、研究現實經濟矛盾,以及不斷創新理論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二、英國“經驗主義”及法國“唯理主義”背景下古典經濟學方法論的選擇

英國是經驗主義的思想故鄉和基地,從中演化出了近代科學的基本方法,即歸納法。在經驗論哲學的影響下,“英國古典經濟學先后走過了兩條不同的道路:第一條道路是,從實在和具體開始,然后從象中的具體達到一些簡單的抽象規定”,配第走完了這條道路,他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產生時期采取從實在和具體開始的研究和敘述方法的典型代表;“第二條道路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過程是由亞當?斯密和李嘉圖完成的。

唯理主義以法國作為陣地和大本營,以笛卡爾為其代表人物,對應的方法論是演繹法。同樣,唯理主義在李嘉圖這里也發揮到了極致。

三、關于李嘉圖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爭論及為“李嘉圖惡習”正名

李嘉圖是古典方法的集成者和完成者,也是新古典方法興起的轉折點,從此,英國經驗主義歸納方法論被法國理性演繹方法論取代了其經濟學主導方法論的角色。“經濟學方法論從此而進入了唯理化、數理化及偏重于邏輯演繹證明的時代”。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對于李嘉圖方法論的批判卻從來沒有停止過,熊彼特把李嘉圖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應用于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惡習”,認為李嘉圖的理論“是一種絕不可能被駁倒的、除了沒有意義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論。”科斯稱之為“黑板經濟學”。

綜觀對所謂“李嘉圖惡習”的各種批判的觀點,爭論的根源是李嘉圖那些遠離現實的假設。關于假設問題,尤斯凱利?梅基在《假設問題的重新定向》中就曾指出,“經濟學上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現在是、以后仍將是被稱為理論及其假設的現實主義問題……問題通常是:這種假設(‘也’)是非現實主義的還是(‘充分’)現實主義的或者說如果它們是其中一種而不是另一種,這在本質上是否事關重大。”研究假設問題的通常方法是用抽象術語解釋它,并探尋一般性的回答。一般來說,它常被看作是這樣的問題,即一個已知的經濟學理論的假設是現實主義的還是非現實主義的?更具體一點,比如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直到今天仍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石,它是否應該加入現實主義假設?現有的理論和假設是不是應該更現實些?關于這些問題,弗里德曼認為:“真正重要的、意義重大的假說被發現都有一些假設,這些假設是關于現實的不準確的、描述性的表述。總的來說,理論的意義越重大,假設就越是不現實的。”筆者同樣也認為,科學家(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自己沒有把對非現實主義假設的嚴重依賴當作判斷理論或定理不科學或不成功的一個充分理由。相反,它是最著名的科學理論普遍存在的特點,這些理論都包含非現實主義的因素。

既然我們已經考慮到假設的不可避免的非現實性,我們就可以并且應該為“李嘉圖惡習”正名。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它是非現實主義的,因為它是不完全的。它是非現實主義的并非因為它包含的假設大多是虛假的,而是因為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自由貿易所帶來的貿易利益是無法被直接觀察到的。這些非現實主義假設擁有同樣的目的,即消除或抵消次要因素而將決定貿易模式的核心力量分隔出來。

四、結論

既然“經濟學理論是用來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邏輯體系”,那么我們就可將理論的假設是否現實的問題暫且擱置起來,而專注于對新現象的分析或對舊現象的新解釋。經濟學是用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檢驗那些依照某個理論的邏輯推演產生的推論是否與所要解釋的經驗事實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證偽的,這個理論暫時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這個理論就必須受到修正或摒棄。從這個意義上看,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仍舊是當今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石,它仍舊沒有被證偽。所以,為“李嘉圖惡習”正名是必要而且應當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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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政治經濟學課程是經管類學生的專業基礎課,也是整個經濟學的入門課程。但是,在很多高校,特別是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多有被邊緣化的現象。從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所面臨的困境入手,筆者發現對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教學內容脫離實際,教學方法單一,考核方式一刀切都是造成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差的主要因素。基于上述幾點,筆者提出了高校應提高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優化教材內容,更新知識結構,提升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手段,調整考核方式等對策。

關鍵詞:

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參與式教學法;改革

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在我國高校的經管類專業的教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高校的經管類專業都把它作為大一新生入學后的經濟學入門課程,但就現實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而言,不甚理想,很多高校都存在著政治經濟學課程被邊緣化的現象。提出,要重視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黨政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而作為政治經濟學學習的大本營,高等教育更應該走在學好、教好政治經濟學的前列。本文將以筆者所在的民辦本科院校為例,探討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困境,并且試圖從這些困境形成的原因入手,探討如何提高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效果的方法。

一、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面臨的困境

1.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不夠

首先,從課程內容的角度來說,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今年還包括了經濟全球化的內容。而筆者所在的學校只在大一上學期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而且也只有短短的48學時,這個課時長度只夠講授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而筆者通過對于學生的了解,現在的大學生,尤其是民辦本科院校的大學生,他們的知識結構中所欠缺的就是對現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的了解,砍掉了社會主義部分,更是導致政治經濟學課程與我國現有的經濟體制改革脫鉤這一結果。其次,從教師的角度來說,民辦本科院校的教師構成基本上可以分為自有教師和外聘教師兩部分。由于學校的教學任務重,自有教師的數量很難滿足每年龐大的招生規模的需求,因此,從校外聘請教師也就成了必然選擇,但是校外教師并不了解民辦本科院校學生的學習習慣,也沒有動力進行教學改革,導致的結果就是學生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學習興趣非常低,學習效果也比較差,出現大規模的不及格現象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從自有教師的角度來說,迫于科研的壓力,很多青年教師不會把研究方向放到政治經濟學中,而會把目光投向西方經濟學或者其他的應用經濟學當中,從而導致青年教師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功底比較薄弱,承擔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任務時也抱有完成任務的心態,并沒有真正意識到這門課程的重要性,教學效果也不甚理想。第三,從學生的角度來講,高中時期的政治經濟學課程屬于政治課當中的一部分,致使學生并沒有把該課程看成是專業基礎課,并且就現在的學生而言,他們會覺得政治經濟學說教的味道比較重,從而產生厭學的心理。另外,就民辦本科院校的學生而言,學生考慮的問題非常現實,那些與就業相關的實踐性強的課程比較容易受到學生的青睞,而抽象的理論課會讓他們感覺比較枯燥,這種觀念會從高年級學生流傳到大一剛入校的新生,更加影響了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

2.教學內容脫離實際

很多教師在講解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囿于理論基礎所限,只能照本宣科,完全按照書本上的條條框框來講,很少用到案例,也很少探索更新的教學方法。單純從教學內容上講,《資本論》出版于1867年,距今已經有100多年時間,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現實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教師在講授時,若不注意到這些問題,不能和當代經濟發展相結合,勢必導致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精髓無法傳遞給學生,自然也就無法達成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目的。從教材的選擇上來說,現在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數量很多,但是,內容上大同小異,基本上都是把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大塊內容。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源于《資本論》,從邏輯體系上來說非常嚴謹,但是教材中講解知識點時,相關的案例比較少,即使有,也非常古老,和當代大學生的生活嚴重脫節。而社會主義部分主要講解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從內容上來講則顯得比較松散,而且和資本主義部分的關聯度也比較差,缺乏深度的理論分析,也未能充分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出現的熱點問題。

3.教學方法單一

在政治經濟學的課堂上,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依然大行其道,依舊是教師按照PPT講解,學生要么抄筆記,要么抄PPT,而且心思經常跟不上老師的節奏。其結果就是,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較少,對于學習態度較好的學生來講,這種方式還有些作用,而對于民辦本科院校的學生而言,本來就有一部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比較弱,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更是降低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自主性。隨著現代多媒體教學的普及,有些課程對于PPT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教師只是把PPT上的內容講了出來,而對于學生來說,他們也認為手里有了老師的課件就萬事大吉,反正老師講的內容也和課件上的沒什么區別,這大大削弱了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課堂也顯得很沉悶。

4.考核方式一刀切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對于政治經濟學的考核方式也比較單一,由于平時上課就沒有較好的師生互動和生生互動,導致在考核學生成績時,也只能或完全采取一刀切的閉卷考核方式。雖然有平時成績,但是,并沒有辦法考察教師是如何評定學生的平時成績的,其結果要么大規模的不及格,要么就只能調高平時成績,保證通過率。而正是這種一刀切的考核方式,導致教師更沒有動力在課堂上進行案例分析等互動教學,同時,也由于學時有限,教師更是不敢耽誤課堂上的時間,當然,也認為沒有必要。對學生而言,即使課堂包括了案例教學,學生也會認為,這和考試成績關聯不大,缺乏了參與的動力。這兩個方面共同造成的結果就是,學生平時上課聽講不認真,考前臨時抱佛腳,只能死記硬背知識點,考試成績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很顯然與政治經濟學教學的初衷背道而馳。

二、民辦本科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路徑

1.提高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重視程度

對于民辦本科院校而言,其培養目標固然是應用型人才,但是,從學生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我們必然也要考慮到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沒有對問題的理性分析,學生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和自身遇到的問題時,會感到迷惑和彷徨。因此,從學校的層面來講,不應該只重視實踐,而忽視理論課的設置。那么,短短48個學時的政治經濟學,想要既吸引學生,保證案例教學,又要理論聯系實際,顯然是一個挑戰。同時,學校應進一步關注青年教師教學能力的提高,可以組織教師參加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觀摩,組織教師到外校進行考察等等。從教師的角度來講,要想講好政治經濟學,夯實自身的理論基礎非常重要。有很多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師,甚至沒有讀過《資本論》,其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僅僅是各種各樣的教材。而理論基礎的脆弱也造成了教師講課能力的低下,只能照本宣科,不能夠很好地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現實,自然也無法傳遞給學生一個對于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正確態度。

2.優化教材內容,更新知識結構

馬克思經濟學是科學的理論,它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本質分析,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機制的深刻理解,都已為實踐所證實。但是,馬克思寫就《資本論》的時間距離現在已經100多年,現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并存,并且相互競爭的現象,在馬克思的時代并沒有出現。因此,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也要緊跟時代的發展進行更新。在教學中應注重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及其經濟發展規律的講授,同時還要突出經濟學研究方法。注重講授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并且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相比較。持續地更新教學內容,既能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又能增強課堂教學的吸引力,提高教學質量。

3.提升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與手段

(1)案例教學法。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比較抽象,對學生來講,單純的理論教學會增加學生學習的難度,因此,運用案例教學法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同時,能夠引導學生思考,把理論應用于實踐。比如,教師在每一章開始時,可以設置導入案例,這個案例應該和本章內容相關,但是又不能太直白,關鍵能夠吸引學生關注教師講授后面的內容。比如,講解貨幣起源時,教師可以應用人民幣國際化的例子作為引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講解價值規律時,可以引用最近一段時間內豬肉價格的波動,追問:豬肉價格到底能不能“飛上天”?這些方式都可以激發學生對市場經濟運行基本規律的興趣。教師在選擇案例時,要盡量選取與學生現實生活接近的內容,這就要求教師在備課時,做足功課,不光備教材,還要備學生。同時,教師在講解案例時,應注意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能力,不應把案例的答案囿于某個固定的點上,而應該刺激學生多思考。(2)參與式教學法。教學的主體是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只有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才能夠保證良好的課堂教學效果,因此,引入參與式教學法就顯得勢在必行。參與式教學法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例如:辯論賽、課堂討論、課堂論壇、學生主講、角色扮演、自主探究、合作學習等形式。舉辦課堂辯論賽。教師可以根據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內容,聯系學生的實際情況,選擇辯題,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以及發散思維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同時,考查學生對基本理論的把握。所謂真理越辯越明,通過辯論的形式,鼓勵學生討論甚至爭論,打開思想的大門。教師要做好組織工作,選定適合辯論的辯題,如對于價值的形成,教師可以設置辯題,勞動創造價值還是自動化創造價值?教師可以按照標準辯論賽的模式設置正反雙方,也可以抽簽決定。這樣,學生為了獲得辯論的勝利,自然會認真準備,也就達到了讓學生自主學習的目的。辯論結束后,教師要進行點評和總結,對學生進行鼓勵和表揚。(3)討論式教學。現在的大學生獲取信息的途徑非常廣泛,對很多問題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教師在課堂上的講解就能完全讓學生信服的,學生對很多問題都會有自己獨特的見解與思考。教師應抓住并利用這一特點,進行討論式教學。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應本著寬容的心態,哪怕學生的想法比較幼稚,也要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4.調整考核方式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如果想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參與課堂教學,那么考核方式的改革就勢在必行,必須調整唯考試論的考核方式。教學考核可以形成特定的考核方式,具體來說,要把學生平時在課堂上的表現盡量完全體現在考核當中,學生參與的每一項課堂活動,比如辯論賽、課堂討論、課下小論文、調查報告進行具體量化,提高平時成績的比重。在試卷的內容上也要進行調整,合理分配基本概念的記憶、知識點的理解以及對于知識的運用等部分的比例,重點考察對知識的運用。這樣做的目的是讓學生學會,而不僅是記住。

總之,要改善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的現狀,教師就應該在講授內容上不斷更新,與時俱進,夯實理論功底,同時,通過優化教學手段,把學生吸引到課堂上來,讓學生真正成為課堂教學的主體,這樣才能真正達到提升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的目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政治經濟學能夠成為受到學生歡迎的課程。

作者:孫亞君 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城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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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哲學;會計理論;會計研究方法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會計研究方法作為經管學科重要的方法論,也亟待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從而更好的促進經濟引擎向未來發力。是極其嚴謹而完整的科學體系。因此,必須以的全部科學體系作為指針,才能更好地認識、研究會計實踐和會計理論。所以將與會計研究方法結合,很大程度上能促進會計研究的發展與創新。

一、與會計理論

在闡述與會計理論研究方法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相關概念的定義。是關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學說。它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部分組成,是在實踐中不斷地豐富、發展和完善的無產階級思想的科學體系。理論,即“說理立論”①。是人們在實踐中借助于一系列概念、判斷、推理表達出來的關于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的認識體系②。美國著名會計學家利特爾頓(A.CLittleton)認為理論是“對實務(事實和行動)的解釋”和“行動的理由”③。會計理論是一個分歧較大的概念。美國會計學會(AAA)認為會計理論是前后一致的綜合,可以說明和指導會計人員進行確認、計量和傳遞信息活動的諸概念④。閆達五教授認為會計理論指的是人類積累起來的關于會計實踐的知識體系。廣義上來講,會計理論不僅包括概念、模式、假說,也包括實踐中廣泛運用的會計原則與準則。在了解上文定義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出與會計理論是緊密聯系的。從哲學角度看,其中的認識與實踐等范疇充分體現在會計理論的定義中;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看,會計的本質、資本的循環和利潤的形成等,也都構成了會計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哲學與會計理論

在中,哲學對會計理論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會計的基本假設、會計的原則到實務中的會計準則和會計核算,無一不體現出哲學在其中的運用。一是物質性與會計客觀性。認為物質具有客觀性,而會計中的客觀性原則正是世界物質性原理在會計中的首要體現。比如《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企業的會計核算應以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為依據,如實反映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客觀性原則要求企業的一切會計記錄、計算、直至編制會計報表都應以核實后的合法憑證為依據,從而保證會計資料的真實性、可靠性和可驗性。二是運動觀點與會計恒等式。世界不僅是物質的,而且是運動。會計以貨幣資金的運動為研究對象。運動觀主要體現在會計存量等式和會計增量等式上。存量會計等式反映了企業在特定時點上的財務狀況,是企業資產的靜態等式。而增量會計等式反映出企業在特定會計期間內的經營成果,是企業獲得利潤的動態等式。三是時空觀與會計假設。辯證唯物主義理論認為空間是指運動著的物質的延展。空間觀在會計中的體現就是會計主體假設。會計主體假設規定了會計核算空間范圍,超出這個空間,就不屬于本主體的會計核算。與此相關的還有產品成本核算等。而時間觀這一哲學原理在會計中的具體體現有會計分期假設、持續經營假設、資金周轉觀念和貨幣的時間價值觀念。四是普遍聯系觀點與會計核算。一切事物、現象之間及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從會計上來說,一項業務的發生從原始憑證開始,到記賬憑證,再到總分類帳、明細賬,最后匯總成財務報表。彼此之間的勾稽關系與核對都是普遍聯系觀點的體現。五是質量互變規律與會計科目。任何事物都具有質和量,超過一定的“度”以后,量變將產生質變。在會計中,資產的耗用并不會憑空消失,它將會轉化成利潤表中的費用繼續存在。這些都是質量互變規律在會計上的重要體現。

三、哲學與會計研究方法

哲學深刻的影響著會計研究方法。從角度看,會計理論研究方法是我們把握會計這一事物的途徑、方法、工具和方式的總和。正如所表明的,會計作為一門科學,其理論研究離不開方法論的指導。傳統的會計研究方法包括歸納、演繹、社會學和經濟學法等。新興的會計研究方法包括事項法、系統法和實證法。無論上述傳統的還是新興的會計研究方法,都是西方會計學界采用的研究方法。我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基于國情,我們不能將西方的方法完全照搬過來,而是將這些方法用在特定的適用場合,并且去完善它、發展它。因此,我國會計界的理論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五點。一是哲學方法。著名的會計學家葛家澍在對會計對象的研究中就采用辯證的觀點解釋“資金”,認為資金的取得與運用是矛盾的兩個側面:資金有來源必有運用,有運用也必有來源。只有從兩方面去考察,才能正確認識資金。二是經驗方法。經驗的方法就是通過會計實踐,在實踐中積累知識并總結經驗,最終將其運用于今后的會計研究,這其實是中認識論的運用。三是實證方法。“大數據”時代,會計的實證研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實證方法可以彌補規范會計理論體系的不足,還有利于把理論聯系實際落到實處,促使我國會計研究改革面向更為實務的方向。四是歷史方法。通過研究會計學科、企業的歷史數據等大量資料,概括出研究對象的某種規律,并將其運用到今后研究中的一種方法。認為,“規律”揭示事物本質的內在的聯系,且具有穩定性。因此,這種研究方法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解釋現在,預測未來。五是系統科學法。系統科學研究方法更加鮮明的運用的,它把研究對象視為一個整體,力圖尋求系統目標的最優化,體現了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普遍聯系的觀點。這種方法更適應于研究復雜的事物。除此之外,哲學在會計研究方法中的體現還有邏輯的方法、比較的方法和量化的方法。

四、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