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定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通貨膨脹定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本文共分四部分。開篇闡明對通貨膨脹作出定義的必要性。第一部分通過引述 歷史 上通貨膨脹的定義和 分析 其缺陷，進一步闡明下定義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列舉了歷史上幾個典型的通貨膨脹的案例；第三部分通過對所列舉案例的分析，得出通貨膨脹的實質并非弗里德曼所講的貨幣現象，而是一種 社會 經濟 現象；第四部分以第三部分得出的結論為依據，提出一些解決通貨膨脹 問題 的淺見，認為解決通貨膨脹的根本 方法 在于分配結構的控制。

關鍵字：通貨膨脹 定義 本質 治理

正文

60年代以后，絕大多數 工業 話國家出現了10%以上的嚴重通貨膨脹，以及通貨膨脹與衰退并發的滯脹。在嚴峻現實的迫切要求下，西方對通貨膨脹的 研究 出現了一個。各種關于通貨膨脹的 文獻 汗牛充棟，五花八門。維也納理工大學教授赫爾穆特•弗里希把這些 理論 整理出來，系統地加以研究。發現不論是傳統的還是 現代 的通貨膨脹理論，都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通貨膨脹的定義。“通貨膨脹的概念未經進一步說明就加以使用了。”

新

二、 歷史 上幾個典型的通貨膨脹案例

許多人認為通貨膨脹是紙幣條件下的特有產物，在金屬貨幣流通條件下不可能發生。這種看法是很不確切的。以下關于通貨膨脹的案例中，有紙幣條件下的更有金屬貨幣條件下的。這要求我們更深刻地探求通貨膨脹的本質。

（一）古羅馬的通貨膨脹：鑄幣成色下降的惡果

公元138-301年，古羅馬軍服的價格上漲了166倍，自2世紀中葉至3實際末，小麥價格——物價水平的主要標志——漲了200倍。這一次通貨膨脹，無論如何也不能歸罪于紙幣，因為紙幣要到其后1000年才出現。

古羅馬實行的是金屬貨幣制度，包括金、銀、銅和青銅。政府財政基本上采用現金形式。帝國的皇帝們為了強化他們對資源的控制，相繼削減鑄幣尺寸或在鑄幣中添加賤金屬。同時卻希望憑這自己的權威保持其價值不變——這當然是不可能的。這種違背 經濟 規律 的行為在羅馬帝國 時代 代代相傳，最終導致的結果是鑄幣貶值，物價上漲。公元235-284年，古羅馬 政治 陷入無政府狀態，通貨膨脹臻于極致，鑄幣急劇貶值。在公元253-268年之間，銀幣的含銀量還不到5%。

（二）黑死病與價格行為

14世紀中葉,歐洲普遍出現了溫和的通貨膨脹。在3年的時間里，物價至少翻了一番。作為通貨膨脹，這一時期并不引人注目，值得重視的是它的背景——黑死病。這是一種能致人猝死的病疫。在當時，此病奪取了2000萬人的生命，是當時整個歐洲人口的1/3。在病疫流行期間，商品的價格出現了突然的、短暫的下降。原因很明顯，人口銳減導致需求下降，而流通中的貨幣及商品存量卻基本不變，但幸存者的需求卻是有限的。而隨著疫情的過去，物價又回升了。原因是儲存消耗殆盡，同時由于人口減少，產量隨之下降——因為生產者的生活條件惡劣，因而生產人員減少的數量遠大于有穩定需求的富人。

（三）西班牙：白銀與價格革命

16世紀，西班牙物價上漲4倍多，年上漲率1.5%，貴金屬過剩是這次通貨膨脹的根源。1501-1600年，由墨西哥和秘魯神話般的礦山產出的1700萬公斤純銀和18.1萬公斤純金涌入西班牙。除官方渠道，走私的數量估計相當于官方進口的10%，相對于已有的儲存，來自新世界的金銀可謂數額巨大。無論如何，貴金屬的涌入掀起了一場價格革命。這次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緩慢，沒有對西班牙的各個經濟部門產生什么 影響 。想想年增長率1.5%，這在 目前 來說是經濟 發展 過程中一個再合適莫過的數字了。它證明了這樣一些觀點：

1. 貨幣不等于財富；

2. 和緩的通貨膨脹可以和經濟增長兼容；

3. 白銀減緩了制度變革的壓力；

4. 以貴金屬為保證的貨幣制度并不能預防通貨膨脹；

5. 西班牙最終沒有留住海外流入的金屬；

6. 始于西班牙的通貨膨脹擴散到其貿易對象；

7. 對經濟規律的懵懂無知并不妨礙人們自行其事；

8. 貨幣幻覺盡管充滿了神秘，但如果人們警惕周圍的變化，其迷惑性必將大大降低。

（四）德國：經典的通貨膨脹

1923年間德國的經濟狀況——惡性通貨膨脹，迄今為止只有1946年的匈牙利和1949年的

四、通貨膨脹治理的淺見

在此定義下，物價上漲并不等于通貨膨脹，只是通貨膨脹這個 社會 問題 的一部分。解決通貨膨脹的思路在此定義下得以拓展。一方面考慮物價為什么變化，一方面考慮社會制度對其的 影響 ，例如信用制度、分配制度、工資制度等。關于物價為什么變化，一直以來是人們 研究 的重點，而社會制度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則需要進行開拓性的研究。

筆者認為， 目前 條件下，首先實現完全 電子 貨幣化是可以緩和貨幣問題的壓力的。

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可用下圖表示：

l gnp

b i c0

c y s i

b－中央銀行 l－銀行貸款規模 c－現金發行總量 i－全社會投資規模

y－個人收入 c0－消費 s－儲蓄 gnp－國民生產總值

篇2

[關鍵詞]通貨膨脹　通脹預期　分析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不斷加深，國內通脹預期甚為強烈。探討通脹與通脹預期的關系，對于避免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通脹預期真正轉變為通貨膨脹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通脹與通脹預期的金融學概念

(一)通脹

通貨膨脹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自從紙幣在世界范圍內發行流通以后，通貨膨脹現象便愈加頻繁地出現，關于通貨膨脹的內涵，中外各國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定義，其中：薩繆爾森把通貨膨脹定義為“價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面包、汽油、汽車的價格上升，工資、土地價格、資本物品的租金上升。”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一種貨幣現象，就是物價的普遍上漲”。瓊羅賓遜認為“通貨膨脹是由于同樣經濟活動的經濟回報率的收益增長而引起的物價變動”。目前我國學者對通貨膨脹的定義為：“通貨膨脹就是貨幣發行過多，貨幣發行量超過了貨幣需求量；通貨膨脹就是貨幣購買力的下降，同量的貨幣現在的購買力小于過去通貨膨脹就是物價總水平上漲或持續一段時間的上漲，物價的上升部分超過了物價的下降部分，或物價只有上升部分而沒有下降部分”。通過比較不難發現，盡管至今還沒有統一的通貨膨脹定義，但中外學者已不約而同地把物價水平持續異常的變動作為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內涵來考察，即從現象的角度來定義通貨膨脹。

(二)通脹預期

通脹預期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產生的概念，伴隨著理性預期學派而出現，該理論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如果人們普遍預期一年后的價格將高于現在的價格，就會在出售和購買商品時將預期價格上漲的因素考慮進去，從而引起現行價格水平提高，直至其達到預期價格以上。這種在市場預期心理作用下發生的通貨膨脹被稱之為“預期的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預期如何形成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人們在形成預期時是“向后看”的，即主要根據以往的經驗來形成對未來的預期，這種觀點被稱之為“適應性預期假說”；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們在形成預期時是“向前看”的，即主要根據各方面的信息，分析有關變量發展變化的可能，從中形成對未來的預期，這種觀點被稱之為“合理預期假說”。

(三)通脹與通脹預期的關系

近年來對于通脹與通脹預期，宏觀經濟學家最新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觀點：資產價格和物價之間可能并沒有一個很強的因果關系，兩者可能都是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外部經濟環境和財政貨幣政策的“果”。筆者非常贊同上述觀點。經濟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不一定等于有明確因果關系，而以往的相關性規律在不同的外部環境下可能會分崩瓦解，這次的金融危機帶來的所有資產價格的共同下跌已經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更傾向于對每個特定環境下經濟變量的關系進行符合邏輯和市場共識的推導。通脹預期就是我們認為現在值得重視的一個變量。可能導致通脹預期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除了物價本身的上漲以外，寬松政策沒有及時回收，或者是匯率、黃金價格，甚至是資產價格上漲的正反饋都是重要原因。但是由于缺乏衡量的工具，對通脹預期的判斷更多是依賴于日常生活的直觀體驗(比如媒體開始鼓吹通脹到來)。必須指出的是通脹和通脹預期是兩回事，有了預期不等于一定會真的有通脹。通脹未必和資產價格互相影響，但是至少在短期內，通脹預期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會是正面的。

二　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國內通脹預期的誘因及表現

(一)國內通脹預期的誘因

近年來我國出現通貨膨脹現象之后，特別是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國內學者對其成因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造成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是綜合性的，西方傳統的通貨膨脹成因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我國發生的通貨膨脹現象。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有人認為，“我國出現的通貨膨脹不能簡單歸為傳統通貨膨脹成因理論中的任意一種類型，我國發生的通貨膨脹既有需求擴大導致供不應求的原因，也有成本價格上升引起的產品價格的上漲(如：能源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制造業產品價格上漲，飼料價格上漲導致肉類產品價格上漲等)，還包括經濟結構變動的因素(如房地產、公共建設形象工程、基礎建設等行業投資過熱導致價格水平上漲)。”也有觀點在分析我國近年的通貨膨脹成因時得出三點結論：①貨幣供給量過剩是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②資源稀缺導致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③受國際市場的影響，人民幣升值、外匯儲備增加、國際貿易順差，這些都導致了中國式通貨膨脹的發生。

(二)國內通脹預期的表現

總理在今年的多次講話中提出信心比貨幣和白銀更加重要，在經濟學中信心所對應的便是“預期”。對于預期較早的研究是從凱恩斯開始的，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曾專門論述了預期對就業和資本的影響，此后預期成為經濟學中常用的重要術語。經濟學中的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量的未來值的預測。我們知道，在經濟理論中，資產價格取決于對未來的預期。預期影響著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從而直接影響著產品和資本的價格，所以無論對產品市場還是資本市場，預期都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對價格本身就容易產生泡沫的投機品，預期的作用更不容忽視。控制通貨膨脹，穩定幣值是穩定個人預期的關鍵環節，隨著全球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顯著增加，如何有效控制資產價格劇烈波動，是未來經濟學家和各國中央銀行所需要面臨的更嚴峻的問題。

變幻莫測的預期轉變和投資者的“牛群跟風行為”，是金融體系不穩定的根本原因之一。許多經濟學家喜歡用“非理性”來解釋預期轉變和“牛群跟風行為”，有關的論文和著作不勝枚舉。無論理性還是非理性，金融市場的“牛群跟風行為”，都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個人預期的形成是難以判斷的，理性預期學派的大師盧片斯把主觀預期和現實的關聯，描述為最復雜的哲學問題。1945～1970年，基于固定匯率體系的全球經濟體系，熱錢流動規模非常有限，個人預期相對穩定，保證了真實經濟穩定增長，預期穩定讓主要宏觀經濟變量之間保持穩定的聯系。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緊接著兩次石油危機觸發全球流動性暴漲以及個人預期的劇烈變化使新古典綜合模型失效，隨后興起的新凱恩斯經濟學、行為宏觀經濟學、行為金融學、動態凱恩斯模型等，本質上都是要回答一個問題：個人預期的轉變怎樣導致宏觀經濟的劇烈波動，而他們的一個共同基本結論是：只有當個人預期穩定的時候，經濟政策才有可能實現所希望的目標。

在我國，人們更加關注將來價格水平的走勢。央行表示，從長期看，通貨膨脹壓力正在逐步積累。貨幣政策的目標也由保增長，逐步轉變為保增長、控制通貨膨脹預期上升的軌道上來。去年以來，

我國經濟實現V型增長，經濟增長的勢頭逐步增強。同時，居民消費價格和生產價格環比由降轉升，同比降幅收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作用的效果逐步顯現，隨著經濟步入上升區問，通貨膨脹預期也在上升。目前保增長的經濟目標基本達到，防范通貨膨脹預期轉化為現實的通貨膨脹，將是下一階段又一任務。實際上，從2008年9月開始，央行開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當調減公開市場操作力度，增加基礎貨幣供應，不斷下調法定準備金率，貨幣和信貸持續上升。隨著經濟轉好和貨幣流通速度加快，物價水平將會進一步上升，通貨膨脹預期和通貨膨脹潛在的風險也在上升。

三　通脹預期的預測分析――理性看待國內通脹預期

(一)通脹是否會發生

通脹預期如此強烈，是否就意味著真實通脹已經離我們不遠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雖然當前美元匯率持續貶值，貨幣供應量激增，大宗商品價格迅速上漲，人們的通脹預期來自于對這些因素的正常擔心，但這些因素所發生的變化只是全球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正常化過程的一部分。我們不否認這些因素會對通貨膨脹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但在現階段，經濟復蘇尚不明朗的背景下，這些因素還不太可能形成全球范圍內的嚴重通貨膨脹局面。

(二)理性應對國內通脹預期

盡管一些學者和市場人士對明年的通貨膨脹持樂觀態度，認為明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不會很高，但是筆者認為必須盡早對通貨膨脹保持警惕，為將來經濟穩定增長打好基礎。從實證數據的研究來看，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時滯，貨幣供應量對總產出的影響通常是一個月到兩個月，而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卻需要較長的時間，根據弗里德曼的測算，大約需要兩年時問。盡管通貨膨脹不會馬上出現，但是筆者認為等到通貨膨脹起來，再采取措施控制，可能更加困難。因此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及早管理，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管理好通貨膨脹預期，必須控制引發通貨膨脹發生的源頭。貨幣主義的大師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它是由于貨幣數量的增加速度高于產出的增加速度而產生”。目前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各國都采取刺激經濟的政策，恢復經濟增長和就業水平，總需求上升和貨幣擴張總是相輔相成的。筆者認為，從貨幣政策的調控角度來看，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的預期，必須調控好貨幣和信貸的變動。

一是控制貨幣和信貸增加的節奏。在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消費和投資信心下降，信貸市場凍結，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大量注入流動性。一旦經濟恢復，信貸市場活躍，貨幣流通速度加快，貨幣和信貸的擴張必將推動物價水平上揚，因此央行就要適時控制貨幣和信貸投放的節奏，防止物價水平的過快上升。

二是調整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力度。我國央行主要是用數量型工具控制基礎貨幣的投放，進一步來控制貨幣和信貸的擴張。目前隨著全球經濟復蘇，各國都在考慮刺激經濟的政策何時退出，充裕的資金如果不能夠及時回收，終將會形成購買力。為了防止通貨膨脹預期會轉變為現實的通貨膨脹，我國央行也要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適時調整公開市場業務調控的力度，回籠流動性，控制通貨膨脹預期的上升。

篇3

Abstract： Through the use of a comprehensive the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the real-time calculation indicator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the to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residual value， namely perfection indicators of GDP. And give the guidance of the overall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under the guidance of value law.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full value， it also founds the definition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all goods" rate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rate is calculated， through specific calculation of all the goods and the rate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rate， you can restore the value of paper money itself time， notes play the function of the physical currency，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trol of inflation， defl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關鍵詞： 國內生產總值GDP；國民經濟總價值TH；消費品物價指數CPI；通貨膨脹；緊縮率i

Key word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the to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economy（TH）；consumer price index （CPI）；inflation；the ratio of the deflator（i）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30-0168-02

1 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根據國內生產總值GDP定義，它是一個國家或社會一年當中新增消費品市場價格價值之和。

顯然，它包含以下含義：

1.1 它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一年時間的社會福利總的增長指標，不能代表其他國民經濟情況。

1.2 它是使用貨幣價格計量的價值，如果貨幣沒有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它的價值就是貨幣價格，而如果紙幣貨幣存在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則需要去掉紙幣的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因素，才是真正的總的年社會福利增長價值。

1.3 如果除以人口數，則得到人均年社會福利增長的量化指標。因此，一個國家的GDP指標大，表明年社會福利增長快，體現的是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快，而如果沒有考慮到資源的長期合理利用，如煤炭資源及石油資源的濫采濫挖形成的短期經濟效應，帶來長期中的資源短缺的經濟負增長，形成所謂的社會經濟的“周期性”，這就是以往世界各國以GDP為指路明燈帶來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大起大落。

由于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全部財富的總價值，是由全部商品的總價值構成的，而一個國家的全部商品，不但包括消費品總價值，而且也包括投資類商品的總價值，并且是對比某一年稱為基期的為參照的，這樣，GDP只是一個國家的一年新增消費品的市場價格的價值，既不是一個國家一年當中新增的“全部”財富的商品的總價值，也不是整個國民經濟總價值所在。

2 消費品價格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全部“消費品”一段時間的平均價格上升或下降的價格指數指標。來自于統計上的抽樣調查的結果，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一段時間的消費品的平均物價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如果這個百分比大，則說明這個地區的這段時間的消費品價格上升得較快，反之，慢。

在應用上，要得到這一指標，需要進行抽樣調查，則抽樣的方法及合理性，就決定了CPI的正確性，而抽樣往往難以做到科學合理，難免帶有隨意性。且不說，它的實際取得上的可操作性，單從內容上看，由于它不是一個國家全部商品的價格平均上升或下降的百分比指標，不符合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率定義，所以，不能作為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計算公式加以使用。而在當代世界各國的媒體上幾乎天天看到CPI，并把它當成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的指標加以宣傳，實際上誤導社會公眾對于紙幣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率的判斷。而對于紙幣的價值判斷失誤，就等于對社會一切財富的商品的價格的價值的判斷失誤。另外，由于CPI不是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的指標，則使用CPI對GDP進行價格換算得到的所謂的“實際GDP”也是一個虛假的價值結果。這樣，GDP不但從內容上不能代表國民經濟綜合實力，而且在計算結果的度量單位下仍然不能體現真正的價值。

這樣，要真正得到一個國家的全部社會財富的總價值及年新增剩余價值，就要對GDP指標加以完善，包括計算內容全面化及度量單位的價值化。

同樣，要得到全部商品的一段時間的價格平均上漲或下降的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也就要對“全部財富”的商品的價格指數進行計算。這樣就形成了國民經濟總價值、剩余價值及符合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定義的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而這個全面化的國民經濟總價值及剩余價值，才是整個國家的綜合經濟實力的體現，也就是歷來世界經濟學家們一直想往找到的GDP的完善性指標。而作為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才是判斷保險柜里的紙幣本身的時間價值的唯一考量標準。

3 國民經濟總價值TH

國民經濟總價值，是一個國家的全部社會財富的全部價值之和，用TH表示。

由于一個國家的全部社會財富既包括消費品，也包括投資類商品，所以有：

國民經濟總價值TH=全部消費品價值之和+全部投資類商品的價值之和。

這樣，GDP就是國民經濟總價值中一年新增加的消費品價值之和，即：

GDP？奐TH

當一個國家的年新增消費品價值GDP增速快，則能夠帶來國民經濟總價值的快速增加，帶來綜合國力的增加，但它絕不是綜合國力的實際指標，只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的象征性指標。

而國民經濟總價值TH，才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的直接體現的指標，因此，可以通過它建立世界各國的綜合國力排名。這對于確立世界各國的國際地位及國家品牌建設具有直接的硬性指標的參考作用。

注意，作為國民經濟總價值、剩余價值的結果的度量，如果使用貨幣單位來度量，必須使用“實物貨幣”下的價格單位來度量。因為實物貨幣本身的投入加效用的全面價值與其他任何商品的投入加效用的全面價值始終一比一的一一對應。這時的貨幣價格就是商品的全部價值結果。

如果使用紙幣價格來計算的結果，應當扣除當時的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也就是使用一切商品的統一的獨立的“價值單位”來度量，可以使用“黃金價值單位體系”來度量，計算方法是：TH貨幣數除以當日的1克黃金的本國價格數作為當日的價值結果。并用價值Tianhua表示，表示的是1克重量的黃金。如經計算某國某日的TH總量貨幣數為1200萬億元，當時本國1克黃金的價格為200元，則1200/200=2萬億Tianhua，即相當于2萬億克黃金。這樣，1克黃金本國貨幣價格越貴，則說明政府超發紙幣的數量越大，通貨膨脹越嚴重，則同樣數量的紙幣數除以后的黃金數量越小，對應的實際價值越小。反之，如果黃金價格越低，則說明政府少發了紙幣，則換算為價值單位后的價值數量越大。如某一天，政府多發行了貨幣，帶來1克黃金400元的價格上升，這時，同樣的1200萬億元的TH，換算為價值單位后的價值為1200/400=3億萬Tianhua=3萬億克黃金價值，這樣，同樣的貨幣數量由于政府多發了紙幣，表面上還是1200萬億元，但對應的實際價值只有3萬億Tianhua，即3萬億克黃金，而如果少發了紙幣，帶來1克黃金100元價格，則1200萬億元/100=12萬億Tianhua=12萬億克黃金，這樣，表面上還是1200萬億元貨幣，但由于政府少發了貨幣，對應的實際價值卻是12萬億克黃金。或反過來，同樣重量的黃金，使用的紙幣數越多，帶來的商品的價格越高，使用的紙幣的數量越少，則商品的價格越低。同樣12萬億克黃金，如果使用1克黃金=1元紙幣，則紙幣數是12萬億元，而如果使用1克黃金2元紙幣表示價格，則紙幣數是24萬億元，而如果使用0.5元1克黃金，則可以表示為24萬億元的總價格，這樣同樣的重量的價值的黃金，前后紙幣數量不同，帶來價格不同，前者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現象，后者就是所謂的通貨緊縮現象。

4 通貨膨脹、緊縮率i

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是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具體量化的百分比結果。

根據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定義，它是一個國家或社會一段時間的“全部”所有商品價格平均上升或下降的指標，這樣，就等于是計算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一段時間的全部商品的價格的平均上升或下降的指數，即把CPI計算范圍擴大到全部商品的價格指數上，即：

通貨膨脹、縮率=（全部商品的現期價格-全部商品的基期價格）/全部商品基期價格×100%

當公式計算結果為正數，為通貨膨脹率，為負數時為通貨緊縮率。

除此之外，還可以根據一國國民經濟總價值及貨幣數之比計算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

計算公式為：

通貨膨脹率t=[■-1]×100%

如果t>0為通貨膨脹率，如果等t

當我們有了一個國家全部財富的商品的平均上漲或下降的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以后，整個國家的紙幣就能夠通過去掉通貨膨脹率水份或通貨緊縮率貼金還原為實物貨幣下的價值表示功能，從根本上消除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帶來的紙幣的價值貶值或增值現象，帶來整個社會的金融健康，使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在真實的價值分析判斷基礎上，使傳統的帶有通貨膨脹率或通貨緊縮率的紙幣價格下的理論分析可以還原為真實價值結果的理論分析，并且對于日常生活中，諸如商品的保值計算也就成為容易實現的事，而對于存款的保值利率也容易計算。從根本上杜絕在商品-貨幣-商品-貨幣……買賣中紙幣帶來的價格扭曲及價值判斷失誤的社會現象。

參考文獻：

[1]周天華，周京，著.周天勇主審.第四代西方經濟學新體系 高級經濟學.天津大學出版社，2009.11第一版.

[2]周天華著.高等金融學.國際價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3]周天華著.國民經濟全面價值統計原理.國際價值研究中心出版社.

篇4

關鍵詞：通貨膨脹；微觀經濟學；收入；消費

由于對通貨膨脹的內涵認識不一，西方學者進行了不同的解釋，貨幣學派大師弗里德曼指出：“通貨膨脹總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它僅能有貨幣量的增長超過產出的增長來產生”，而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指出：通貨膨脹（或通貨膨脹率）指一般物價水平的年增長百分比。綜合西方學者的看法，就得到了現在的定義，通貨膨脹是指在紙幣流通條件下，因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即現實購買力大于產出供給，導致貨幣貶值，而引起的一段時間內物價持續而普遍地上漲現象，其實質就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從定義上來看，通貨膨脹是指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是長期性的。在市場經濟中，通貨膨脹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就目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下，通貨膨脹對我國經濟和居民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現階段我國通貨膨脹

目前，我國衡量通貨膨脹主要有三個指標：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和GDP平減指數。從討論通貨膨脹對居民收入和消費影響的角度，對消費者價格指數（CPI）的研究更有益于理解。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是指衡量所選定的一籃子消費品購買價格的指數。它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

2011年，我國對CPI構成和各部分比重進行了調整，形成了如下圖所示的CPI構成及比重。

盡管目前我國CPI指數的構成及所占比重存在一定的缺陷，從CPI的構成來講，其包括的范圍較為狹窄，國家消費、生產消費、進出口商品均不在其范圍之內，從各項目所占的比重而言，食品比重較大，這使得CPI對食品價格的波動很敏感，由于居住在CPI體系中所占的比重較小，所以使得CPI指數不能準確地表示我國通貨膨脹水平。但是因其構成體系相對固定，所以通過對CPI的研究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水平。

隨著美聯儲連續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了全球性資源商品價格呈現出逐步上漲，加之在全球經濟復蘇的大環境下，對資源性產品的需求量進一步上升，面臨原料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進一步加劇。就國內而言，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市場需求旺盛，而短時間內可能利用的資源有限，導致了成本支出的加劇。再加上四萬億快速放貸的刺激，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成本相繼上漲，我國的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

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受前兩年四萬億投資的影響，使得流通中的貨幣量遠遠大于實際需要量，2011年物價漲幅居于高位，雖然國家也出臺了相應的政策，但是仍然與政府將CPI控制在4%及以下的期望相去甚遠，從2011年前10個月份的CPI指數來看，除了4月和10月有所下降外，其他各月均呈現增長的趨勢，7月的CPI達到最高，為6.5%。從數據上來看，我國面臨著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考慮到我國目前CPI構成以及比重的缺陷，現階段我國通貨膨脹率還是值得重視的。

自2007年初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持續走高，通貨膨脹的壓力日趨加大，持續到2011年末，我國CPI指數才有了較大的回落，總之，中國經濟的巨型航母已經啟動，然而近幾年來的通貨膨脹已成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要正確處理好防止通貨膨脹與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關系。既要抑制通貨膨脹，把它控制在各方能承受的范圍內，又要防止經濟下滑，避免出現大的起落。（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篇5

為應對經濟衰退,各國政府都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關于通貨膨脹的擔心再次出現。但也有人說,當前并無通貨膨脹跡象,因為價格還沒有上漲。

這兩類人都在談論通貨膨脹,談論的卻是兩個不同的事情。對于通貨膨脹,學術界一向有兩種看法,普及程度大相徑庭。

不那么流行的看法是:通貨膨脹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象。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部分因此得名。一向持有這種看法,并將其貫徹到底的,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比如說哈耶克。

按照這種看法,所謂通貨膨脹,就是貨幣太多了。由于當代各國都實行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的制度,因而也可以說,通貨膨脹,就是中央銀行發行了太多貨幣,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太多了。當然,“太多”究竟以什么為標準,涉及復雜問題,暫且不論。既然人人離不開貨幣,事事離不開貨幣,一旦貨幣太多,就必然導致嚴重而廣泛的問題,其中一項便是貨幣貶值。這很容易理解:市場上一種東西太多,其價格必然會下降,貨幣同樣如此。它的另一個名稱是―價格上漲。

這恰恰是另一種通貨膨脹觀的核心概念。來看看風行數十年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給通貨膨脹所下的定義:“通貨膨脹意味著一般價格水平的上漲。今天,我們用價格指數,也即成千上萬產品的加權平均價格來計量通貨膨脹。”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等于價格總水平的上漲。

今天,從政府官員到經濟專家,再到一般民眾,似乎更多地接受第二種通貨膨脹觀。它是否正確呢?通貨膨脹的英文為inflation,字面含義就是充氣、膨脹。最初將其用于經濟學領域的人,恐怕就是用它來描述在一個經濟體內,貨幣(早期很可能是黃金等)的增加像充了氣一樣在膨脹。僅從文字學的角度看,貨幣主義的通貨膨脹觀似乎更為準確――只要貨幣在某個時期內不正常地增多了,就發生了通貨膨脹。

流行的通貨膨脹觀是把通貨膨脹的一個后果當成了通貨膨脹現象本身,未免有點不講修辭學。

問題遠不是修辭學那樣輕巧。物價主義的通貨膨脹觀會產生很多嚴重的政策性后果。

信奉物價主義通貨膨脹觀的人會傾向于濫用通貨膨脹概念。比如,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因為石油漲價,所以出現了通貨膨脹;工人的工資上漲了,所以出現了通貨膨脹。或者說,對某種商品(比如房屋)人們有過度需求,從而造成了通貨膨脹;投資過熱,造成了通貨膨脹。在這樣的認識下,一種奇怪的政策被催生出來:既然成本上漲可以形成通貨膨脹,那么,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就是控制“物價”。前幾年,有人曾建議政府要抑制勞工工資的提高。

有時候,信奉物價主義通貨膨脹觀的人因為沒有看到物價的普遍上漲,會對已經存在的通貨膨脹視而不見,忽視其嚴重后果。這可能正是眼下很多人士犯的錯誤。

貨幣多發已構成通貨膨脹,但在某種情況下,在一定時間內,卻未必導致物價總水平上漲。現在中國可能正是這種情形。從去年底開始,中央銀行開動貨幣水泵,向經濟體大量注入貨幣。結果就有了半年來中國股市的繁榮,也有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就這些領域而言,價格的上漲是明顯的。但其它經濟部門,尤其是制造業、一般服務業,依然處于不景氣狀態,價格依然表現為低迷。拿這一部分價格與資產價格加總計算,價格總水平確實沒有上漲。很多人正是據此斷言,中國沒有通貨膨脹之虞。

價格總水平沒有上漲,并不等于經濟體沒有遭受通貨膨脹之害。在奧地利學派看來,通貨膨脹真正的危害不是價格總水平上漲,而是價格相對結構遭到擾亂。多發的貨幣導致不同行業、不同商品的價格以不同幅度上漲,而企業家將會得到錯誤的價格信號。比如,當前的資產價格上漲就誘導原來實業領域的企業家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股市、房市中。這對整體經濟恢復和繁榮是否有利?

篇6

關鍵詞:財政主導型制度；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自主性貨幣政策；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中圖分類號：F015；F8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貨幣制度改革。其改革動力源于對中國通貨膨脹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國外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的學習。當時，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貨幣創造的變動是通貨膨脹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貨幣創造的變動是源于彌補財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據上述理論邏輯，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議：若要保持價格水平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盡管理論邏輯沒錯，但是綜觀對制度變革前通貨膨脹周期的經驗研究，我們發現，他們并不是以一個充分體現該邏輯并有著豐富內涵的跨期理論框架――財政主導型制度為基礎的。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邏輯及局限

Brandt等(2000)認為，非充分的經濟分權和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通貨膨脹周期的制度根源。他們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允許非國有企業進入。但由于沒有承諾的硬預算約束下的非國有企業相比有承諾的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效率優勢，因此，享有金融分權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把貸款貸給非國有企業，從而放大了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產出增長率缺口。這樣，為了維持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中央政府就必須給予國有企業轉移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分權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權又剝奪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貸資金給國有企業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貨幣創造。正是貨幣創造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之所以下降而出現通貨膨脹周期，是因為對貨幣創造存在最大值的考慮和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擔憂，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貸資金配置的權力。貨幣創造減少，通貨膨脹下降。我們認為：這個解釋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沒有意識到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也是彌補轉移支付的一種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視了中央政府在國債、信貸、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貨幣創造之間進行跨期選擇的可能以及這種選擇對通貨膨脹周期的含義。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沒有對引起貨幣創造的因素進行徹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釋通貨膨脹周期。因為，除了給國有企業的轉移支付會導致財政赤字外，還存在其它導致財政赤字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貨幣創造。綜合以上考慮，我們認為，政府跨期預算方程才是解釋通貨膨脹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財政主導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們展示該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預算方程。經過簡單推導，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跨期預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釋中國通貨膨脹周期時，為什么還需要對跨期預算方程進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討論的制度背景賦予了銀行信貸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一種方式的合理性。經過變換，我們容易得出如下的經過修正的跨期預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銀行信貸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

從歷史上看，通貨膨脹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獻專注于對赤字對貨幣增長的影響做經驗估計。但是否存在財政主導性，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都有（沃升，2004）。有一種反對此類實證文獻的觀點認為，將貨幣增長對赤字做簡單回歸，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來評估格蘭杰因果關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對未來貨幣增長的預測信息），這都忽視了跨期預算平衡所蘊涵的關于稅收、債務和鑄幣稅長期行為的信息。跨期預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債務存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赤字成分和債務存量之間的這種聯系限制了開支、稅收和鑄幣稅的時間序列行為，而這表明對這些變量行為的實證建模應當采用向量誤差糾正模型（VECM）。一個可借鑒的文獻有Bohn(1991)。不過該文獻考慮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稅收和鑄幣稅之和）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而非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的協整關系，因此，就不能直接顯示政府赤字和鑄幣稅或通貨膨脹的關系。考慮到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只要構造經過銀行信貸修正的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三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礎上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就可以檢驗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對中國1981―1994年期間通貨膨脹周期的解釋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選擇1981年作為考察期的始點，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復發行國債年。

三、FTPL的經驗合意性、檢驗策略及其制度變革的方向

（一）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FTPL）及其相關概念界定

第一種：Leeper意義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認為，通貨膨脹永遠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成立，這個條件就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對Leeper中的政策性質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定義：積極型貨幣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系數超過1，否則是被動型貨幣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積極型財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稅收對債務的反應力度不足以支付實際利息成本，否則為被動型財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定義取決于Leeper的模型結構，對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質的具體定義將會有所區別。在上述組合下，財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作用，對價格水平的決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PM/AF），則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種貨幣現象。其中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的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以非傳統理論所預期的結果在起作用指緊縮性\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導致的未來高\低通貨膨脹現象。這是一種傳統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價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這就是Leeper意義上的FTPL。以上兩個組合是在可使一個模型經濟獲得局部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的意義上定義的，又常被稱為“政策誘導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定義比下面的第二定義更加適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還存在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Creel等（2006）認為即使貨幣政策是積極的，積極型財政政策依然影響著價格水平，只不過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經過擴展的Leeper意義上的FTPL：只要財政政策是積極的，它都將在價格水平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種：基于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定義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不是約束，而是均衡條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債務或政府負債（政府債務加基礎貨幣存量）期初的名義值與價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實際基本盈余加鑄幣稅的現值。，則該理論就是FTPL或被稱為非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個隱含前提是貨幣政策必須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認為，所謂自主的貨幣政策就是不直接對財量作出反應，而是直接對非財量作出反應。否則，貨幣政策就從屬于財政政策，這樣，現值預算約束完全可以通過當前或未來的鑄幣稅來平衡，這就意味著通貨膨脹依舊是一種貨幣現象Sargent 等（1981）曾對此情形加以探討。。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歸為李嘉圖制度的范疇即上文中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都屬于李嘉圖制度。。基于以上考慮，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Woodford，1996， 2001）。當實際基本盈余外生變動時，政府現值預算約束得以實現的機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僅在上述Leeper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意義上給出FTPL的三個機制。我們給出的機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積極型貨幣政策意義上來探討FTPL的三個機制。或許，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義比第一定義更具一般性。更詳細的比較參見Woodford (1995)的注腳12和30。：其一，貨幣政策內生變動貨幣存量―創造鑄幣稅，以使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盡管在自主性貨幣政策的隱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并發現了第一機制不重要的證據。然而，我們不應試圖以比較三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來懷疑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決定中的重要性，因為第一機制只是內生于由財政擾動所影響的價格水平，而不是相反，這一點受啟發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財政沖擊導致的不可預期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以減少（或增加）未清償的政府負債的實際值；其三，政府債務應付實際利息成本的變動。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是個必須滿足的約束，則價格水平由自主性貨幣政策決定，而財政政策只是被動地滿足這個約束，這種情形常被稱為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從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則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圖制度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預期均衡解。同樣，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也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不可決定性理性預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經驗上，只要真實世界中出現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和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種，則FTPL將被證實，否則被證偽，此時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將被證實。

（二）FTPL的經驗合意性

之所以認為FTPL而不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具有經驗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實的邏輯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實行自主性貨幣政策時期，而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的正式依據為：謝平等（2002）和蔡輝明（2005）認為在1992―2001年間中央銀行執行的是被動型貨幣政策；樊明太（2004）給出了1992―2003年間以三大利率工具（銀行間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估計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為被動型貨幣政策。第三，張茵等（2005）通過1985―2000年真實工業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兩變量的SVAR發現，總需求的一個正向沖擊也生成了通貨緊縮現象。這與Kim(2003)識別FTPL的條件完全一致。下面將給出Kim的識別條件。第四，與制度成熟的美國相比，用FTPL解釋中國宏觀經濟現象風險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認為，美國1979年之前的不穩定性通貨膨脹，可以不用太陽黑子均衡來解釋，建議用FTPL來解釋。因為在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搭配下，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而不必通過太陽黑子均衡去獲取一個自我實現性預期均衡。其中用太陽黑子均衡（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結果）解釋那段歷史的典型學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國而言，在主要以經濟增長速度指標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政治激勵模式下，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自然更多地表現為擴張沖動，進而傾向于選擇積極型財政政策，而這正好滿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必要條件。再結合被動型貨幣政策，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借以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宏觀經濟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實的邏輯推理還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話，下面基于正式檢驗策略所給出的正式經驗證據，將強化我們的信念。

（三）檢驗策略與正式經驗證據

方紅生（2008b）認為局部制度模擬的視角是現有檢驗策略中最好的一種，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還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識別條件是，若在一個系統中一單位正向稅收沖擊造成了實際利率的顯著正向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若為顯著負向反應或不顯著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從而被證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五變量VAR，其變量分別是實際GDP、實際財政收入、實際政府支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和實際政府債務；所用樣本為美國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適用性。Kim(2003)的識別條件是，若一單位總需求的正向沖擊或一單位總供給的負向沖擊造成通貨膨脹的逆轉現象（reversal）（指先高于穩態然后低于穩態的現象），即先為通貨膨脹時期后為通貨緊縮時期。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否則為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兩變量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其變量分別是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所用樣本是美國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是，FTPL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兩個樣本期間最具有適用性。雖然上述兩位學者在他們共同的考察期內的發現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基本肯定了20世紀90年代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時期。因此，同時采用以上兩種方法是鎖定制度類型所在時期最穩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變量VAR和Kim（2003）的兩變量SVAR方法，方紅生（2008a）發現了以下從不同角度支持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在中國適用的正式經驗證據：（1）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實際利率對于一單位的實際稅收正向沖擊的反應為正；（2）不僅顯著存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而且還顯著存在產出擴張和衰退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由于數據限制，我們的考察期間僅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變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點理由，我們認為，中國第二次制度變革方向是基于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第一，根據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并存的現象；第二，Woodford(2003)通過嚴密論證后發現，只有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指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實現價格水平穩定；第三，我們在經驗上證實，中國現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可以分別對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兩個時期的通貨膨脹史進行解釋，其中前者源于對既有經濟學文獻的綜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實為基礎的邏輯推理和最新正式經驗研究。本文的一個重要現實政策含義是，要實現價格穩定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國務必要進行第二次制度變革，其方向是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參考文獻：

方紅生. 2008a. 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檢驗［J］. 管理世界（3）：49-57.

方紅生. 2008b. 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一個實證綜述［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5)：146-154.

蔡輝明. 2005. 金融加速器與中國經濟波動［M］//易綱. 預防通貨緊縮和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32-51.

樊明太. 2004. 金融結構及其對貨幣傳導機制的影響［J］. 經濟研究(7)：27-37.

沃升. 2004. 貨幣理論與政策［M］. 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99-122.

謝平,羅雄. 2002. 泰勒規則及其在中國貨幣政策中的檢驗［J］. 經濟研究(3)：3-12.

張茵,萬廣華. 2005. 中國的經濟周期：一個AD-AS模型的視角［J］. 世界經濟文匯(2)：25-41.

BOHN H. 1991. Budget balance through revenue or spending adjustments? some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7(3):333-359.

BRANDT L,ZHU X. 2000. 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growth and inflation ［J］.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108(2):422-439.

CANZONERI M B,CUMBY R E, DIBAB T. 2001. Is the price level determined by the needs of fiscal solven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221-1238.

CLARIDA R, GALí J, GERTLER M. 2000. 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vidence and some Theory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1):147-180.

COCHRANE J H. 2006. Identification and price determination with taylor rules: a critical review ［R］.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CREEL J, BIHAN H. 2006. Using structural balance data to test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8(2):338-360.

DAVIG T,LEEPER E M. 2006a. Fluctuating macro policies and the fiscal theory ［R］. Manuscript , Indiana University.

DAVIG T,LEEPER E M,CHUNG H. 2006b.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switching ［R］. Manuscript , Indiana University.

DENG L P. 1994. Inflationary process in reformed socialism: the case of China ［D］. Ph.D. dissertation, Dalhousie Univ.

FAVERO C A,MONACELLI T. 2005. Fiscal policy rules and regime(In)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U.S. ［R］. Manuscript, IGIER.

LEROY J. 1994.Monetary policy and the desig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1978-1990 ［M］.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KIM S. 2003. Structural shocks and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in the sticky price model ［J］. Macroeconomic Dynamics,7:759-782.

LEEPER E M. 1991. Equilibria under “active”and “passive”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7(1):129-147.

LEEPER E M. 1993.The policy tango: toward a holistic view of monetary and fiscal effects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Economic Review, 78(4):1-27.

LUBIK T A, SCHORFHEIDE F. 2004. Testing for indeterminacy :an application to U.S. monetary polic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190-217.

SALA L. 2004.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identifying restric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 IGIER, Working Paper, NO.257.

SARGENT T J,WALLACE N. 1981.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 ［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5:1-17.

WOODFORD M. 1995. Price-level determinacywithout control of a monetary aggregate ［J］. Carneig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3:1-46.

WOODFORD M. 1996. Control of the public debt: a requirement for priced stability ［R］.NBER Working Paper, NO.5684.

WOODFORD M. 2001. Fiscal requirements for price stability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3(3):669-728.

WOODFORD M. 2003.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1995. China: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R］. Washington: World Bank.

SHAHID Y. 1994.China′s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during transition ［J］. J. Econ. Perspectives ,8:71-92.

A Feasible Framework to Explain Inflation in China: 1981-2006

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篇7

【關鍵詞】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不確定性 GARCH模型

一、引言

通貨膨脹是宏觀經濟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它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穩定、社會穩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嚴重的通貨膨脹不僅阻礙經濟的發展，在某些國家甚至還引起了社會政治危機。自從1976年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Milton.Friedman在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說中提出：“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將導致更大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以及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這一非正式觀點以來，學術界涌現了大量針對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Ball（1992）從博弈論觀點出發，研究認為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意味著較低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而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意味著較高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簡稱Friedman-Ball假說）。針對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一些學者采用貨幣政策方面的政治經濟學模型進行了理論分析。例如：Cukierman和Meltzer采用Baaro-Gordon模型，針對通貨膨脹不確定性與通貨膨脹的關系進行理論研究，這一理論模型假定，政策制定者厭惡通貨膨脹，但是非常重視通過驚人的通貨膨脹率來實現較高的就業率。[1]在該理論模型中，貨幣供給過程中存在隨機因素，普通消費者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函數，當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增加時，政策制定者為了獲得產出收益會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從而導致更高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即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對通貨膨脹存在正面影響（簡稱Cukierman-Meltzer假說）。但是，Holland卻基于貨幣當局偏好穩定的內在動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論觀點，認為當存在通貨膨脹不確定性時，如果較高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損害了經濟增長，那么貨幣當局將會有積極性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進而降低通貨膨脹水平，[2]因此，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對通貨膨脹有負面影響（簡稱Holland假說）。

我國目前對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問題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個粗淺的階段，尚未形成比較系統的研究。李拉亞（1995）提出黏性預期理論，指出黏性預期對通貨膨脹不僅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還會阻礙通貨膨脹的治理，他應用盧卡斯濾波分析了這種不確定性與通貨膨脹預期的關系，指出中國信息不完備較不發達國家更為嚴重，經濟行為主體形成正確預期的能力更弱，通貨膨脹的變動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葉阿忠和李子奈（2000）從實證上說明了我國通貨膨脹存在GARCH現象，并建立了一個GARCH（1，1）模型，將估計的GARRH（1，1）模型與回歸模型比較，得出通貨膨脹的GARCH（1，1）模型優于回歸模型的結論。趙留彥等（2005）基于馬爾可夫域變模型（Markov regimes switching model），將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細分為未來通貨膨脹沖擊的不確定性和未來通貨膨脹均值在不同域之間轉變的不確定性，考察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通貨膨脹不確定性與通貨膨脹水平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段這兩類不確定性都會增大，[3]也就是，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通貨膨脹率圍繞該水平值波動更劇烈，同時該水平值的本身也更加不穩定。

近年來，受次貸危機和要素價格波動的影響，使得全球許多國家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威脅，通貨膨脹產生社會福利損失，而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導致市場價格預期變化，降低全球經濟活動的效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平均年通貨膨脹率不到10%，較之其他發展中國家、獨聯體諸國和東歐國家，通貨膨脹率不算高，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通貨膨脹率變化很大，既經歷過年通貨膨脹率達到20%以上的嚴重通貨膨脹，也經歷過輕微的通貨緊縮，通貨膨脹動態路徑轉換頻繁，不確定性程度很強，對經濟的危害并不低。當前我國決策層已把管理通脹預期與保增長、調結構一同納入宏觀調控范圍的背景下，如何對通貨膨脹不確定性進行量化與評估，如何降低通脹預期的不確定性，避免其向不利于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方向發展，對于中國宏觀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通脹不確定性測度的技術路線

本文將對通貨膨脹進行預測時產生的偏差的發散性定義為通貨膨脹預期不確定性，簡稱為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也可理解為經濟人通貨膨脹預期值的離散程度。目前大致有四種測度方法在實證研究中得到了應用：

（一）以通貨膨脹觀測值的方差或標準差作為不確定性的測度

早期的實證研究往往簡單地將通貨膨脹觀測值的方差或標準差作為不確定性的衡量方式。但是這種不確定性測度方式無法區分波動率中的可預測部分和不可預測部分，因為經濟行為主體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預測到部分波動率，預測到的部分也會在方差中反映出來。實際上，只有不可預測的波動率才是不確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貨膨脹方差或標準差不是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

（二）以通貨膨脹預測調查的預測方差或標準差作為不確定性的測度

這種衡量方式主要用來研究美國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但是這種不確定性的衡量方式會受到個人預測者諸多主觀因素的影響，并不可避免地會碰到預測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問題。同時該方法還存在另一個缺點：有可能所有受訪者對未來都極不確定，但他們卻給出了對通貨膨脹相同的估計，使得預測結果的標準差很低。

（三）利用GARCH（廣義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族測度不確定性

在給定的經濟結構下，GARCH族模型能明確估計通貨膨脹在不可預測沖擊下時變的條件方差，而且條件方差是事前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動標準差那樣的事后方差，能夠更好地反映通貨膨脹不確定性這一概念原本的定義，因此它比前面兩種衡量方式更能準確地測度不確定性，也逐漸取代前面兩種方式成為目前測度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標準模型。

（四）其他測度方式

除了上述三種測度方法外，計量模型中的各種創新也被不斷地應用于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測度。為了能夠體現宏觀經濟中控制通貨膨脹變化的內在“體制”的演變以及貨幣政策體制的轉換，很多研究在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引入了“馬爾可夫轉換機制（Markov regime switching）”和“時變參數（Time-varying Parameters）”。但是這種測度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為它必須以計量模型能很好地擬合通貨膨脹演變路徑為基礎，否則以計量經濟模型產生的條件方差作為不確定性測度方式會產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結論。

考慮到通貨膨脹觀測值的方差和基于調查的預期通貨膨脹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測度方式，各種不斷應用于通貨膨脹不確定性測度的創新計量模型還有待理論和實踐層面的進一步檢驗，而GARCH模型族的條件方差反映了變量非預期沖擊的變動，能較好反映不確定性，是目前測度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標準模型，所以作者遵循“中規中矩”的學術要求，在實證研究中采用了該類模型來進行中國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測度分析。

三、中國月度數據的計量分析

（一）樣本數據說明

目前國內對通貨膨脹率的衡量主要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和商品零售物價指數（RPI），由于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的計算剔除了第三產業的變化，而剔除了服務價格的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不足以反映一般價格水平的變化，另一方面，消費者價格指數包含了服務因素，從而能夠全面反映中國物價變化的程度，并可以反映商品經過流通環節形成的最終價格。此外，考慮到消費者物價指數和GDP平減指數的可獲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選取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變化的百分比作為衡量通貨膨脹率的指標。樣本區間為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共342個樣本，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經濟統計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局官方網站（）。

圖1 中國通貨膨脹率（左圖）及其一階差分序列（右圖）（1983.1-2011.6）

從圖1來看，中國通貨膨脹動態過程的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多次通脹、緊縮以及兩者的相互轉換，通貨膨脹過程在不同階段的行為特征差別明顯，其動態經歷了高漲——溫和膨脹——緊縮——再度溫和膨脹的過程。從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間，中國經濟運行中曾出現了六次顯著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分別在1985年底、1989年初、1994年底、2004年底以及2008年初達到峰值，目前正在經歷第六次通貨膨脹過程，2011年6月CPI同比上漲6.4%，創下35個月以來新高。其中1989年底以及1994年底形成了兩次較為嚴重的高通貨膨脹態勢。此外中國經濟自1996年成功實現“軟著陸”以后，曾出現了輕微的通貨緊縮情形，而價格緊縮態勢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有所緩解，隨后通貨膨脹率變化又逐漸出現了攀升勢頭。自步入2007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石油價格的劇烈波動和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的急劇擴散，最終出現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而受本輪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影響，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也隨之相應呈現出相對劇烈的波動態勢。2010年下半年，美國第二次啟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2），帶來全球的流動性泛濫，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首當其沖，面臨著美國持續量化寬松帶來的通脹和資本流入難題，自2010年7月份以來，中國價格總水平逐月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表1 中國通貨膨脹率序列的描述性統計量

圖1（右圖）是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國通貨膨脹率的一階差分序列，可以從該圖時間路徑中直觀地觀察到在整個樣本期間，中國通貨膨脹的波動性很大。表1給出了描述性統計量。偏度統計量和峰度統計量結果說明，中國通貨膨脹率序列具有明顯的“尖峰厚尾”分布特征，同時Jarque-Bera統計量的結果說明，中國通貨膨脹序列及其平方序列具有顯著的序列相關性特征，而LM檢驗統計量則進一步證明中國通貨膨脹率具有顯著的ARCH效應。因此，本文基于GARCH（1，1）模型對中國通貨膨脹序列的不確性進行分析與測度是可靠且必要的。

（二）測度模型的構建

本文使用GARCH模型的條件標準差來衡量通貨膨脹不確定性。GARCH模型的思想如下：對于平穩的時間序列πi，建立ARMA（M，N）模型：

則稱（a）、（b）與（c）為ARMA（M，N）-GARCH（p，q）模型，這里（a）與（b）也成為均值方程，（c）成為條件方差方程，從（c）式可以看出某一特定時期的隨機誤差的方程σ■■不僅取決于以前的誤差，還取決于早期的方差（GARCH項）。

經過不斷建模試驗，最終建立了ARIMA（12，1，0）-GARCH（1，1）-M模型。表2是使用EViews6.0軟件構建中國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最終測度模型，圖2是利用該模型進行樣本內靜態預測后所描繪的歷史值和預測值折線，最終測度模型的各項參數良好，模型整體預測精度很高。同時對測度模型的殘差序列進行了LM檢驗，不能拒絕“殘差中不存在條件異方差”的原假設，表明測度模型的殘差中不存在條件異方差，于是完全可以使用測度模型殘差的條件方差與條件標準差來反映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

圖3和圖4分別是通貨膨脹與其條件方差及根據指數平滑方法計算的條件方差的趨勢成分、通貨膨脹與其條件標準差及根據指數平滑方法計算的條件標準差的趨勢成分。從圖3和圖4中可以看到：首先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國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趨勢成分表現出持續下降的特點，其次1999年之前出現過三次較高的通貨膨脹，而同期較高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也多次出現，而1999年之后出現過兩次輕度的通貨膨脹，較高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也只出現兩次，最近的一次較高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出現在2009年。直觀上通貨膨脹與通貨膨脹不確定性有正的相關性，但仍需要做出嚴格的統計學意義上的檢驗。

（三）通貨膨脹與通貨膨脹不確定的關系檢驗

1.廣義脈沖響應分析。為進一步研究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不確定之間的影響，本文利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GIRFs）具體分析通貨膨脹率和通貨膨脹率條件方差、條件標準差的動態響應。與傳統脈沖響應函數相比，廣義脈沖響應函數具有兩個優勢，首先它允許多變量模型中的復合相關性，其次它可應用于非線性多變量模型中，因為它不考慮沖擊的范圍、符號和歷史。圖5和圖6給出了具體的脈沖響應軌跡圖，圖中橫坐標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間（月度），縱坐標表示沖擊響應程度（百分數），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的置信帶。

由圖5可知，對于本期1%的通貨膨脹率條件方差（左圖）、條件標準差（右圖）的增長沖擊，通貨膨脹率當期迅速響應，并分別在第9期達到最大值14.44%、第10期達到最大值7.91%，之后幾期分別有所下降，但并沒有趨于收斂，而是分別保持在10%、7%的一種發散水平。由圖6可以看出，對于本期1%的通貨膨脹率增長沖擊，通貨膨脹率條件方差（左圖）從第2期開始迅速響應，并于第3期達到2.13%的峰值，然后逐期下降，第5期開始演變為負向水平，第25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終趨于收斂。而對于本期1%的通貨膨脹率增長沖擊，通貨膨脹率條件標準差（右圖）在第2期達到-3.33%的最低值，然后逐期上升，第8期達到最大值2.43%以后期下降，第16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終趨于收斂。總體上講，通貨膨脹對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沖擊響應趨于發散，而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對通貨膨脹的沖擊響應趨于收斂。

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本文分別對通貨膨脹率與其條件方差、通貨膨脹率與其條件標準差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為確保檢驗的有效性，滯后階數分別選取1至5。從表3的檢驗結果來看，對應原假設“通貨膨脹率不是引起通貨膨脹率條件方差變化的格蘭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階的情況下全部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在Granger意義上，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在5個月之內將引起通貨膨脹率條件方差的變化；對應原假設“通貨膨脹率的條件方差不是通貨膨脹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階的情況下全部大于0.10，說明在Granger意義上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不引起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對于通貨膨脹率與通貨膨脹率條件標準差的檢驗也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唯一區別的滯后期是4個月而不是5個月。Granger檢驗的結果表明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在4-5個月的短期內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不確定性，驗證了Friedman-Ball的觀點而不支持Cukieman-Meltzer的觀點。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中國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的CPI月度數據，通過構建測度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ARIMA-GARCH-M模型，并在此基礎上檢驗了通貨膨脹不確定性與通貨膨脹水平的關系。由此產生的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有：

第一，中國的數據實證支持了Freidman-Ball假設，即通貨膨脹是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原因，而不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說，也不支持Holland假說。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的通貨膨脹與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之間呈現顯著的動態單向的正相關關系，即在中國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引發通貨膨脹不確定性，且具有明顯的非對稱性。這意味著貨幣當局在通貨膨脹水平較高時，應比處于低通貨膨脹水平時更加注意通貨膨脹水平對通貨膨脹不確定性的影響效果，在面對通貨膨脹時應比面對通貨緊縮時更加注重引導公眾的預期。

第二，在現實的通貨膨脹環境下，控制人們對通貨膨脹預期的不確定性是至關重要的。當通貨膨脹處于高位時，根據常識判斷，政府都會采取措施將過高的通貨膨脹率降低下來，但經濟行為人很難判斷政府控制通貨膨脹措施的有效性和力度大小，結果造成通貨膨脹預期的不確定性增強。因此在當通貨膨脹率尚處于低位時，政府和社會各界就應給予關注，防止其向高位發展，這是政策制定者最明智的反通貨膨脹政策選擇。

第三，宏觀調控政策應保持平穩性和連續性。穩定的經濟政策能夠降低公眾和政府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避免政策反復引起預期的偏差，減少通貨膨脹不確定性對微觀行為的影響。同時擴大政策透明度穩定市場供求，較高的政策透明度和較強的政策連續性，有助于消費者獲取更多的信息，穩定通貨膨脹預期，降低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參考文獻

[1]Cukierman，A. and A. Meltzer. A Theory of Ambiguity，Credibility，and Inflation under Discretion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Econometric，1986，（54）：1099-1128.

[2]Holland，S. Inflation and Uncertainty：Tests for Temporal Ordering[J].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5，（27）：827-837.

[3]趙留彥，王一鳴.中國通脹水平與通脹不確定性：馬爾可夫域變分析〔J〕.經濟研究，2005，（8）：60-72.

篇8

貨幣；通貨膨脹；福利本錢；述評

2007年我國居民CPI上漲4.8%，漲幅比上年進步了3.3個百分點；2008年1季度CPI上漲高達8%，漲幅比上年同期高5.3個百分點，創11年來的新高。通脹的襲來給全社會民眾都帶來了福利的損失，實際收進的降低和自有資產的縮水，尤其是對中低收進者帶來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對通脹，政府不僅要控制物價的上漲，還要制定適當的政策緩解通貨膨脹對社會公眾造成的福利損失。對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的正確計量是政策制定的一個主要依據，是一項極具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一、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研究述評

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的研究是貨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它也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通貨膨脹的本錢較為隱蔽，經濟學家將其回納為鞋跟本錢、菜單本錢、相對價格變動的加劇、稅收負擔的分歧意變動、混亂，以及任意的財富再分配等，這些本錢在理解上雖比較直觀，但是在總量上如何衡量卻是一個難于回答的題目。那么，究竟什么意義上的本錢才可以被稱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Sidrauski(1967)以為由于持有貨幣能夠產生直接效用，而物價上漲會導致實際貨幣余額的下降，故通貨膨脹必然會對個體造成福利損失，這種個體的福利損失就稱之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Sidrauski對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的定義意味著，無論通貨膨脹是預期還是未預期的，只要存在通貨膨脹就一定存在福利本錢。當然，關鍵題目是公道地度量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從而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確的依據。對于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的度量自Bailey(1956)進行了開創性研究至今，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其展開了深進的理論探討，回納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基于消費者剩余理論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補償變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計方法。

1.基于消費者剩余理論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弗里德曼的最優貨幣數目法則以為，在一個貨幣經濟中，為保證完全競爭的均衡達到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名義利率必須即是零，此時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優通貨膨脹率是使得名義利率即是零時的通脹水平。當經濟中通脹率高于最優通脹水平，即名義利率大于零時，貨幣均衡配置不再是一個帕累托最優配置，此時社會福利下降從而產生福利本錢。Bailey(1956)以為通貨膨脹就像是對貨幣征稅，貨幣征稅(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就是位于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生產貨幣的社會本錢上方之間的面積。當生產貨幣的社會本錢為零時，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就是逆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的面積，即名義利率從i減少到0時所能獲得的“消費者剩余”，這一推論與Friedman的最優貨幣數目法則相符。

隨后，很多學者在Bailey的基礎上進行了深進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產出增長和考慮貨幣流通速度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計量結果。Barro(1972)以為通貨膨脹進步了人們的交易本錢，人們會加快支付的頻率，也會減少使用貨幣來進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貨幣需求曲線，重估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過log-log型貨幣需求函數和semi-log型貨幣需求函數計量了在傳統方法下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實際上是一個假設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應(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應(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個重要的隱含假設是實物資產的報酬率與通貨膨脹無關。

消費者剩余方法固然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提供了一種簡單、便捷的計算方法，并開了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研究的先河，但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因而無法對個體在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行為進行研究和分析，也無法對形成宏觀的加總的個體進行推測和判定。與此同時，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如一些學者以為即使通脹率為零，名義利率仍可能為正，這樣持有實際貨幣余額仍然可能有正的機會本錢，無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貨膨脹率為縱軸計算貨幣需求曲線下方位于零通脹率和另一通脹率之間面積的計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實際的福利本錢。如Foster(1972)計算了完全預期為4%的通脹率相對于零通脹率的福利本錢小于產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脹率相對于零通脹率的福利本錢為國民收進的0.3%。這些估值遠小于其他經濟學家的估計。Laidler(1990)以為消費者剩余方法的條件條件是當名義利率改變時，貨幣需求曲線的位置不變，只是沿著貨幣需求曲線移動。這就需要假定實際余額的邊際效用獨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這一假設條件事實上限定了這種計算方法是一種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這種錯誤的根源在于Bailey以為在穩定價格時的福利本錢就是為零，但是，這種以為的零福利本錢和真正的零福利本錢卻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額有時竟可以高達50%。基于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對題目進行分析時，這一方法主要用來進行補充性說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補償變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礎上應用了福利經濟學的補償原則思想。Sidrauski模型將貨幣直接進進效用函數，由于這種內含貨幣效用函數方法答應我們根據一個符合經濟人最優行為的貨幣需求模型來計算通貨膨脹的本錢，從而使通貨膨脹升高所引起的實際貨幣持有額下降直接表現為個人效用和福利的變化。福利經濟學的補償原則思想以為，市場價格的變動肯定會影響人們的福利狀況，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損，另一些人受益，多數情況下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此時關鍵是如何對受損者補償，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改進。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補償變量法以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就是在某一通貨膨脹水平下，應補償給家庭多少額外的收進才能使家庭在給定利率的均衡狀態所獲得的效用水平與名義利率即是零時的效用水平相等。這一方法考察了通脹給社會中每個人所帶來的獲益或損失，從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觀基礎，為我們從個體效用函數出發，分析在預算約束和資源約束下計算通貨膨脹的穩態福利本錢提供了一個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進補償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為框架，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給出了估計方程。Lucas定義在名義利率

i下的福利本錢w(i)是收進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義利率為i和0時達到福利水平無差別的收進差額，估計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在實證方面，Lucas利用美國1900-1994年的數據，估計得到：對于美國經濟，10%的通貨膨脹率對于消費者的福利損失僅相當于消費者總消費水平的1.3%，即假如要保證在通貨膨脹率10%和通貨膨脹率為0時消費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樣的，那么必須增加消費者約1.3%的收進。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礎上，加進了貨幣總量理論(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從而建立了一個包含現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彌補了前人研究中將M1層次貨幣全部視為無息資產的缺陷。他們發現，由于個體持有現金(無息的)的份額與持有生息儲蓄的份額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穩態下持有生息儲蓄的份額是不隨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從這個一般均衡模型中計量得出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比前人的研究結論小得多。

固然補償變量法并沒有說明為什么貨幣、尤其是沒有實物資產支持的紙幣會產生效用，但這一方法將貨幣直接進進效用函數，而且該模型具有的貨幣超級中性性質表面、效用函數的另一個變量——實際消費不隨通貨膨脹率變動而變動，從而使福利本錢計算得以簡化。不過利用這種方法研究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時，在選擇適當函數以及對模型中的參數進行賦值時，經常需要主觀事先判定和利用經驗來為參數設定不同的值，這勢必會導致因參數賦值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測算結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計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這種方法通過引進交易技術方程將貨幣給消費者帶來的效用間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個購買——時間(shopping-time)模型，這一模型假設時間和貨幣共同為購買消費品提供交易服務，并且時間和金錢在實現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換。交易服務技術決定了在既定的消費和貨幣持有水平下所必須花費在購買上的時間。購買時間模型從時間的角度來理解和度量通脹的福利本錢：在家庭持有貨幣數目一定的條件下，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貨幣貶值，降低了家庭的實際購買力，家庭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獲取同樣數目的消費品，從而減少了勞動時間或休閑時間，因此，造成了福利損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購買-時間模型中包括有息資產的情形，并從理論上給出了福利本錢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連續時間下的購物時間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本錢的解析表達式，他還從理論上討論了引進家庭異質性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

除了上述三個比較代表性的方法外，經濟學家還提出了其他一些計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將貨幣和其他資產同等看待，把貨幣看作是資源跨期轉移的載體，建立了一個稟賦經濟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貨幣尋介理論，估計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Imrohoroglu(1992)刻畫了在一個收進波動且沒有保險經濟環境里，經濟個體為平滑自己的消費而持有貨幣的計量通貨膨脹福利本錢模式。

二、對目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研究的啟迪

反觀國內，當前對通貨膨脹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對策等定性方面，而專門針對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的研究則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國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國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對中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進行估算。如歐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本錢進行了估算；陳彥斌、馬莉莉(2007)分別使用消費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計算了中國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謝赤(2002)則在購買-時間模型下討論了金融創新對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理論上的影響；陳利平(2003)在一個引進消費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討論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龔六堂、鄒恒甫和葉海云(2005)利用他們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礎上，應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費者的財富引進效用函數，給出了貨幣供給的改變對經濟不確定影響的分析。

但題目是這種利用國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本錢進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較多的局限性，由于縱觀通貨膨脹福利本錢計量方法的發展，盡管不同經濟學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貨幣對于公眾的有用性或者貨幣能提供給公眾便利為出發點，進而考慮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如何影響公眾的貨幣持有，并引起公眾效用的變化，從而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進行計量。由于公眾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現實情況的復雜性，已有的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的計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此外，國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國的經濟背景，而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美國有很多不同的特殊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著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本錢計量的正確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進貨幣的效用函數模型框架，加上各種外部約束來推導貨幣需求，進而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進行計量。但從各種模型的計量結果來看，各種模型間不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結論也存在較大的差異。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穩態下得出的比較結果，而當通貨膨脹率劇烈波動或迅速上升(下降)時，實際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會與穩態下的計量結果產生不同程度的差距。這使得已有模型的結果實在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設名義變量對真實變量不產生影響，即貨幣和通貨膨脹是中性的。這與很多現存的研究結果相悖。尤其在中國，由于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貨幣沖擊對經濟實體的影響與貨幣主義的條件假設不符，貨幣中性依然是一個長期爭論的題目。

4.國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國的經濟背景，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發展走出了一條相對獨特的中國式發展之路。如中國至今還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城市和農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時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這意味著貨幣層次的選擇上M0和M1都不正確。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將名義利率作為通貨膨脹福利本錢函數的自變量，從名義利率的角度來計量通貨膨脹的福利本錢，其隱含假設為名義利率的水平和變化，可以反映出通貨膨脹的水平和變化。但在中國，由于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利率市場化的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應比發達國家相對更遲緩，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據名義利率計算通貨膨脹福利本錢有時無法反映中國的真實情況。

基于上述原因，我們在對中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進行研究時必須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現實約束條件，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通貨膨脹福利本錢研究的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對我國采用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以來的各期通貨膨脹福利本錢水平作出正確計量和評價，并對中國通貨膨脹率的確定給出一個社會福利的考核標準。

參考文獻：

Bailey，MartinJ.TheWelfareCostofInflationaryFi-

nanc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56，64(2)，93-110

Sidrauski，M.RationalChoiceandPatternsofGrowthinaMonetaryEconom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2)，534.

篇9

一、第一階段：IT理論的初步形成

在這一階段，實行IT的國家有新西蘭、智利、加拿大、以色列、英國、瑞典、澳大利亞、芬蘭、西班牙等9個。由于在實踐上IT剛剛興起，因此理論上對它的研究并不是很多，總的說來，在這一階段，IT的理論包括基本的概念和技術都不成熟，甚至對通貨膨脹目標(inflationtarget)和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targeting)這兩個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加區分。

1.《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和《政策目標協議(PTA)1990—03》無疑是IT最重要的文獻，兩者基本奠定了IT的總體結構框架。

(1)《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第8—15條、49條、53條對中央銀行目標、獨立、責任、透明等方面進行了明確規定，第16—24條規定了新西蘭儲備銀行在匯率政策上的處置權限。該法成為其他國家在修訂中央銀行法時認真研究和借鑒的主要文獻。

(2)根據《1989新西蘭儲備銀行法》，財政部長和儲備銀行行長簽訂的關于貨幣政策目標的合同也被稱為政策目標協議(簡稱PTA)。1990年3月的PTA又簡稱PTA(1990-03)。PTA(1990一03)規定價格穩定的具體目標是到1992年底，通貨膨脹率達到0-2％。在貨幣政策的歷史上，PTA(1990-03)是一個具有劃時代的協議，標志著IT這一貨幣政策框架的誕生。

2.由于IT在9個國家相繼得以實施，因此理論界出現了介紹這些國家實施IT情況的文獻，這些文獻集中反映在由Leiderman和Svensson(1995)編著的《通貨膨脹目標》和Haldane(1995)編著的《釘住通貨膨脹》這兩本書中。尤其是后者，實際上是1995年英格蘭銀行舉辦的有關IT理論研討會的綜述與總結。有關內容包括：IT的目標和信息以及IT的技術問題等。

由于IT實施的時間不長，這一階段很少有學者對IT的效果進行實證評估。Ammner和Freeman(1995)與Freeman和willis(1995)最先用VAR模型對IT的效果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發現：在新西蘭、加拿大和英國，通貨膨脹下降得比預計的要顯著，表明IT是有效的，但IT的反通貨膨脹成本比較模糊；IT增加了貨幣政策的可信度(長期利率下降)，但這種效應似乎并不長久。

二、第二階段：IT理論基本定型

在這一階段，IT的實踐得到了新的發展，從1997年到2000年相繼有捷克、韓國、波蘭、墨西哥、哥倫比亞、南非、泰國等8個發展中國家宣布實行IT。實踐大大推動了IT理論的進步。

在這個階段，IT理論文獻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IT的定義。

(1)框架性定義，也稱實踐性定義：IT就是貨幣當局在公開宣布對一個數值化(點或區間)的通貨膨脹率承諾的基礎上，貨幣政策決策行為和公開解釋，包括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責任性的透明度等方面內容，是“有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discretion)。”IT并不是像有的學者和倡導者所主張的那樣代表一種堅不可摧的規則，相反，IT最好被理解成一個框架，其主要優點是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和連貫性，相機抉擇有所限制，但仍有相當的靈活性(Bernanke和Mishkin，1997)。

(2)最簡單的IT規則性定義是：貨幣當局明確宣布一個通貨膨脹率作為未來一定時期的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中央銀行對未來的通貨膨脹作出預測，如果預測值大于目標值，則提高利率，如果預測值小于目標值，則降低利率，如果預測值與目標值大致相等，貨幣政策保持不變。Svensson(1997)首次明確提出了預測通貨膨脹定標(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這一概念：“IT隱含的就是預測通貨膨脹定標，預測的通貨膨脹變成了中間目標。這樣有助于貨幣政策的實施和監督。”預測的通貨膨脹率比最終目標有更強的可控性和可測性；它有良好的透明度，更容易與公眾交流，更容易被公眾理解。

這里所說的規則是目標規則(targetrule)而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工具規則(instrumentrule)。兩者的主要區別在于目標規則是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設定在預測通貨膨脹率和目標相等的條件下，這是一個內生的反應函數；而工具規則是后顧性的，政策工具是在反應函數中直接根據當前的信息設定的。

2.IT的假設和前提。IT的假設實際上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要實行IT這個問題；IT的前提條件大多與IT能否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關。

(1)IT的假設與貨幣政策目標理論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當承認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價格穩定時，這一問題的大部分實際上已經得到解決。

Debelle(1997)認為IT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通貨膨脹率成為貨幣政策壓倒一切的目標，其主要理由是：近年來重新強調價格穩定是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對通貨膨脹目標的承諾有助于消除貨幣政策中的通貨膨脹偏向；貨幣政策工具與通貨膨脹的聯系比以往通過中間目標的聯系更加穩定。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認為實行IT的最簡單的理由是為了保持一個“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率”，而這又依賴于五個假設：從中長期來看，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是中性的；通貨膨脹都是有成本的；貨幣在短期內是非中性的；貨幣政策影響有不確定的時滯；相機抉擇有“動態不一致”性，需要“承諾技術”。

(2)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實行IT的大多是工業化國家，有的學者據此認為IT只能在工業化國家實施，而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實行IT，則需要滿足相應的條件，否則難以實行IT。

Masson，Savastano和Sharma(1997)，Debelle等(1998)首先提出了IT的前提問題，認為這些前提包括：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雖不必有目標獨立性，但至少應該有工具獨立性；貨幣當局沒有對其他名義變量(工資、名義匯率)水平和路徑的承諾。

由于IT需要相當嚴格的技術條件和制度保障，這些都不是發展中國家所能具備的。因此他們認為至少在近期內還不可能通過實行IT來改善貨幣政策。

3.IT的模型。由于標準的總需求一總供給模型主要涉及產出和價格水平，而不是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因此這種范式不能解釋IT。此外作為一個貨幣政策框架，IT也很難完全用模型來加以描述，因為IT的一些特征如透明度和責任制難以模型化，較常見的模型主要是反映IT的反饋規則。IT反饋規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前瞻性，強調通貨膨脹預期的作用。

(1)Haldane(1997a，1997b)提出了一個比較簡單的IT前瞻性政策規則理論模型：

It=γ(Etπt+j-πT)

上式中，it表示t期的名義利率，Et是以t期和更早的時期的信息為條件的期望算子，πt+j是t+j期的通貨膨脹率，j就是定標的時間跨度(targetinghorizon)，具體由貨幣政策傳導時滯決定，γ(＞1)是反饋系數。公式是對IT的最簡單的理解：當中央銀行在t期預計未來t+j期的通貨膨脹將高于目標值時，應該提高利率，反之則應降低利率。

(2)Svensson是目標規則論的主要倡導者，Svensson(1997a)模型是最優化模型的代表。學術界應用得較多的這個模型，如Pierre-RichardAgenor(2000)中所討論的模型等。Svensson(1997a)模型可以簡單地用以下幾個公式來表示：

πt+1=πt+α11yt+α2xt+εt+1

yt+1=β1yt-β2(it-πt)+β3xt+ηt+1

xt+1=γxt+θt+1

其中，πt=pt-pt-1,pt是價格水平的對數，πt表示通貨膨脹率，yt是產出缺口的對數，長期自然產出正規化為零，xt是外生變量，ηt、εt、θt是白噪聲，it是名義利率，α1，β2＞0，其它系數是非負的，且β1，γ＜1。

再假定貨幣政策由一個目標通脹為π*的中央銀行來實施，中央銀行在t期選擇名義利率{it}τ=t∞t∞。以最小化損失函數L：

4.IT的設計技術。在符合基本前提的條件下，如何具體實施IT?Haldane(1995a，1997b)把這個問題稱為設計技術(designtechnique)。IT設計技術可大體概括為目標技術、分析預測技術和決策治理技術這三種。但設計技術問題并不是一個IT所特有的，事實上任何一種貨幣政策都有設計技術問題。

(1)目標技術：Haldane(1997a，1997b)認為應該考慮價格指數的選擇(choiceofpriceindex)，點(point)目標與區間(band或range)目標及時間跨度(horizon)的確定，匯率和貨幣條件指數(MCImonetaryconditionsindex)等問題。

(2)預測技術：IT要求中央銀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來預測通貨膨脹，因此對IT的成功實施的主要挑戰是預測技術。值得一提的是扇形圖技術，這也是英格蘭銀行對貨幣政策分析的主要貢獻，這種方法不是點預測而是概率分布(probabilitydistribution)預測。

(3)決策治理技術：主要是指中央銀行治理中關于貨幣政策委員會(MPC)的組成和決策規則，英格蘭銀行的MPC是個成功的典范。

①MPC的組成：MPC應該由專家組成，成員中最好沒有政府、行業、部門的代表；MPC的專家應該有不同的專業特長，因為專業結構類同的MPC往往不能發現他們能力所及范圍以外意想不到的威脅。

②決策規則：MPC的決策應該由MPC集體投票決定，由行長個人決定比較罕見(以色列、新西蘭)。其中集體決定又有投票表決和一致通過兩種，大多數是采用投票表決的形式。

4.IT的宏觀效果。IT的宏觀效果主要是指實行這一框架后對通貨膨脹、利率、產出等宏觀變量的影響，宏觀效果有“相關論”和“無關論”之爭。

(1)極大部分支持IT的學者持“相關論”思想，他們認為，由于實行了IT這一貨幣政策框架，中央銀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實現價格穩定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Neumann和Hagen，2002)。

(2)“無關論”者認為，如果單獨考察IT國家，可以發現IT國家的表現確實改善了很多。但這并不只是發生在IT國家，非IT國家的表現同樣得到了改善。雖然IT國家的改進比非IT國家要大，但正如矮個子人的子女比他父輩長得稍高一樣，這是一種自然“回歸”現象。因為1990年代早期，IT國家的經濟表現普遍比非IT國家較差些。一旦控制這方面的因素，IT與非IT的表現差別就會消失(Ball和Sheridarl，2003)。

但一個比較保守的結論是IT至少有鎖定已取得的利益的作用，不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危害，而且未來可能對提高經濟運行狀況有一定的作用。

三、第三階段：IT理論日趨完善

在這個階段，相繼又有挪威、冰島、匈牙利、秘魯、菲律賓等5個國家實行IT。

這個階段IT理論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IT的數理模型大量出現。數理模型實際上在IT理論的第二階段已經出現，但進入第三階段后IT理論所運用的數學工具日趨復雜和高級。這也是IT理論日益融入主流宏觀經濟理論的標志和結果。

(1)最優規則的理論：Woodford和Svensson(1999，2003)主要論述了通過預測的通貨膨脹來實施最優政策的；Svensson(2002)認為IT應該公布中央銀行的損失函數以提高透明度，消除對“通貨膨脹目標癡迷者”的誤解；Svensson(2005)對目標規則和工具規則進行了深入研究。

(2)IT的獨立性、透明度、責任制度：IT增加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利于增加貨幣政策的穩定性，IT確定了中央銀行表現的衡量標準，責任和穩定的交替依賴于透明度，也就是對中央銀行表現的監督能力。實行較長的中央銀行行長任期對責任制度產生了威脅，但解雇規則有助于增強中央銀行的責任walsh(2002)。

2.國別比較研究：由于IT實施已經有了較長的時間，而且實施的國家較多，因此比較研究的可靠性也大大增強。按照Kuttner(2004)的說法，IT已進入了“青春期”，雖然沒有完全定型，但也顯示了比較明顯的實踐特征。從全球范圍的廣泛視角對IT進行比較的文獻也隨之大量出現。

篇10

關鍵詞：通貨膨脹；資產價格；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匯率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8-00-01

一、通貨膨脹原因總析

宏觀看來，致使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有很多，通讀國內外大量文獻，不難發現，引發中國通貨膨脹的表面原因不外乎以下六種：

（一）預期與通貨膨脹

由于工資和價格存在剛性以及公眾的通脹預期，往往會使上期通脹對當期通脹產生壓力并導致“預期自致型通脹”的發生，因此通貨膨脹的預期被認為是推動通脹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二）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

從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的角度看，經濟增長間接導致了通貨膨脹問題日益突顯。實證研究分析表明我國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它們是滯后相關關系，滯后的時期大約為一年，即經濟增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滯后一段時期的通貨膨脹。但是通貨膨脹對經濟增長不是有益的，高的通貨膨脹并不能刺激經濟較快增長。

（三）流動性過剩與通貨膨脹

從目前文獻來看，當前中國的流動性過剩誘發通脹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種：第一，對外貿易順差居高不下。導致中國外匯儲備顯著增加，并最終成為通貨膨脹的誘發主因之一。第二，貨幣供應超長增加。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論，這是導致通貨膨脹發生的根本原因。第三，銀行體系存差繼續擴大。第四，資產價格迅速上漲。帶動價格上漲趨勢由上游產品傳到下游產品，形成全面的通貨膨脹。

（四）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與通貨膨脹

國際大宗商品漲價，對于有大量能源、食品和原材料進口的國家，將會產生影響。以國際石油價格變動為例，我們發現國際石油價格的變動對中國的通貨膨脹的影響有三種，即輸入性通貨膨脹、成本推動通貨膨脹和價格全面上漲的通貨膨脹。

（五）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

有些學者認為，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進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這既可以減少出口的數量，降低出口過度拉動總需求擴張的壓力，同時，也可以降低進口產品的進口成本，降低輸入性通脹壓力，從而可以成為抑制通脹的常用工具。但有些學者則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以升值遏制通脹的觀點不宜推廣，加速升值的策略更需謹慎實施。綜合以上兩種觀點的相互作用之后，效果到底怎樣，升值能否抑制通貨膨脹，這就需要結合實際進行實證分析了。

（六）資產價格與通貨膨脹

近年來，股票和房地產是中國家庭和企業的兩項重要的資產，其價格上漲往往給資產的擁有者產生財富效應，會促使他們擴大投資和消費，可能推高通貨膨脹。相反在資產價格上漲的同時，也存在虧損者（或財富縮水者），這又反過來約束他們減少投資和消費，進而對通脹產生向下的壓力。兩者相互抵消后，其凈影響到底是什么。資產價格的變化能否影響通貨膨脹，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這也需要我們的實證分析。

二、通貨膨脹的治理

至于治理通貨膨脹，需要結合引發通脹的具體原因，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對癥下藥。下面將從不同的視角討論治理之藥方。

（一）從貨幣供應量過多的角度看

弗里德曼認為，引發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印鈔機的問題，即貨幣供應量過多。自然醫治通貨膨脹的根本方法就是政府要控制貨幣供應量，使之與經濟增長相適應。因此，結合中國具體國情，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同時提高匯率機制彈性以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定義一個確定最優貨幣供給量的公式，這將成為治理通貨膨脹的根本途徑，也是應對通貨膨脹的第一道防線和最重要的一道防線。

（二）從通貨膨脹預期的角度看

政府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是為公眾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預期的環境。一方面，要加強媒體傳播政策的公告效應。另一方面，還應充分發揮政策的示范效應，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示范效應。弗里德曼認為，治理通貨膨脹時可以事先宣布一個逐步地、穩定地降低通貨膨脹的政策，并堅持執行，使政策最終得到人們的信賴。進而使市場參與者形成理性的預期和采取恰當的行動。

（三）從所處國際環境的角度看

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需要浮動匯率制，即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共同建立這樣一種匯率：它主要是由私人交易在公開市場上決定，與此同時，政府也要放棄對外匯交易的直接控制。結合中國國情，考慮到中國經濟結構不斷變動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既要對結售匯制度進行改造，抑制外匯儲備過快增加；又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調整，并穩定匯率預期；并且要改造利率形成機制，逐步放松對存貸款基準利率的管理。

（四）從成本推動通貨膨脹的角度看

經濟過快增長，勢必推動成本的上升，進而間接引發通脹。所以我們應當在總體上保證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相適應，避免經濟的過快增長引發過高的通貨膨脹。當然，我們必須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當經濟保持較快增長時，要特別注重抑制通貨膨脹；當經濟增長乏力時，則要想方設法恢復經濟增長的活力，而不是單純的指望通過提高通貨膨脹來促使經濟增長。

三、小結

盡管以上選擇性的運用了大師弗里德曼的主張，但是誠如弗里德曼所言，我們應該明白治理通貨膨脹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會產生副作用，就如同酗酒成性的酒鬼選擇戒酒就必須克服種種不良反應一樣，暫時的副作用也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找準根本，及時醫治，只要能逾越這個困難階段，最后的結果就是稱心如意的了。

參考文獻：

[1]龍革生，曾令華，黃山.我國核心通貨膨脹的實證比較研究.統計研究，2008，25（03）：20-26.

[2]李強.度量通貨膨脹的指標研究.金融研究，1997（07）：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