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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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

篇1

經濟停滯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典型特征

記 者: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具有周期性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體現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這一情況?

何自力:傳統的經濟危機表現為生產相對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這種經濟危機具有明顯的周期性,19世紀時大都以10年為一個周期,20世紀前半期則演變為5年左右一個周期。經濟危機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機、蕭條、復蘇和繁榮四個階段,一次危機經歷四個階段后會進入一個新的危機周期,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遂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典型特征。

從邏輯上講,如果經濟危機可以永遠周期性地發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每發生一次經濟危機,都可以期待其會走出蕭條,經過復蘇而走向繁榮,資本主義經濟可以在危機與繁榮的循環交替中永遠存在下去。事實證明這個邏輯并不存在。自上世紀70年代走上去工業化軌道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形態逐漸發生變化,這就是生產過剩性危機演變為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與之相伴的經濟波動和停滯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個階段的特征也越來越不明顯,經濟的持續停滯成為常態。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呈現常態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標志。深刻認識這一轉變的表現和成因,對于深刻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正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科學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主要表現

記 者: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停滯成為常態,其表現如下:

去工業化導致西方國家喪失物質生產能力。產業結構從早期的制造業占居支配地位發展到高度服務化,加工制造業趨于萎縮,大部分普通消費品、日用品、工業制成品等在西方國家已不生產,消費品需求主要靠進口來滿足,外貿赤字迅速擴大,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

福利制度難以為繼。隨著去工業化和經濟衰退的加劇,福利保障越來越缺乏足夠的財力做支撐,福利水平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高福利已名存實亡,勞資矛盾和沖突不斷激化,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政治動蕩不斷加劇。

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危機頻發。金融自由化使經濟過度金融化,金融資本憑借對資金供給的控制而支配實體經濟成為金融寡頭,通過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奪,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結果是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嚴重脫節,最終金融危機爆發,經濟陷入全面衰退。

服務業難以支撐經濟繁榮。制造業衰退,新興高技術產業發展緩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問題。一國經濟的基石說到底是滿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質生產活動,孤立的服務業不可能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制造業萎縮了,服務業必然緊隨其后而萎縮,整個國家的經濟將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轉。

政府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公共開支難以為繼。產業空心化和制造業衰落以及資本家逃稅行為,使政府通過增大公共開支來支持福利制度變得非常困難,被迫舉債以維持公共開支,結果債務雪球越滾越大。目前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在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墜下。

經濟持續下行,復蘇和新的繁榮遙遙無期。金融危機期間,西方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挽救遭受重創的經濟,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國家投資疲弱,消費不振,出口乏力,通貨緊縮嚴重,經濟增速低迷。

失業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機導致嚴重失業,2013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為7.2%,青少年失業率為21%,黑人失業率12.9%,西語裔為9%。目前,歐元區17國失業率為10%以上。

中產階級分化,橄欖型階級結構轉變為金字塔型結構,階級對抗加劇。美國過去20年來的貧富收入差距明顯擴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全社會近40%的財富,而底層80%的家庭只擁有全國16%的財富。隨著中產階級的沒落和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會仿佛回到了財富占有極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階級結構重新表現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集團的對立。

政治體制病入膏肓,政府運作效率十分低下,難以應對經濟和社會危機。西方政治哲學對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態度,政府僅僅被看作保護私人財產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必要調節和干預。在實踐中,當社會出現重大經濟或社會危機需要政府出面干預時,激烈的黨派紛爭嚴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預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難以發揮作用,任憑危機不斷惡化。美國是典型例子。

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具有客觀必然性

記 者:您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停滯常態化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幾個深層次因素的影響,工業資本主義衰落直至陷入停滯是不可阻擋的趨勢,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偏重市場調節,輕視必要的政府干預,這與其實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有密切關系。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私人資本在市場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私人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具有對抗性。私人資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潤,它構成了私人資本從事所有經濟活動的唯一動機和目標,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特征,即資本利益至上。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私人資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場競爭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對任何限制和約束其謀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絕承擔任何以犧牲私人資本利益為代價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反對政府基于維護社會利益而對私人資本利益進行的干預和調控。

當代資本主義是生產高度社會化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密切聯系,企業與社會高度融合,國內與國際聯為一體。但是,高度社會化的經濟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調和性。例如在就業問題上,機器替代勞動與保持充分就業就是一個突出矛盾。對政府來講,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必須實現高水平的就業,而對私人資本來講,利潤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標,為此,私人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不斷用新的技術、新的機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做給資本家帶來了豐厚利潤,卻給社會帶來了失業人口不斷增大的問題。資產階級政府為制止失業人口不斷增大,需要對資本家用機器替代勞動的行為進行干預和限制,這必然遭到資本家的抵制。他們要么用手投票,通過選舉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國家立法機構,讓這些人維護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腳投票,將產業轉移到別的國家,最終將失業問題甩給政府。可見,只要私有制存在,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決的,由此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經濟發展陷入停滯.

二是以權力制衡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力量強大而政府地位弱小,與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關系。在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礎,司法是保證,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從屬和執行機構。表面上看,社會各種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代表參與立法決策,決策過程顯示出民主性,但事實上,真正能夠影響決策的只是少數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決策最終體現的是少數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機構,基本職能是落實議會批準和通過的各項政策和法規。由于政府行政職能受到立法機構的嚴格制約,而立法機構又控制在少數利益集團的手中,體現少數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質上只是為少數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西方的多黨制與三權分立制度相適應,主要任務是隔幾年為政府機構選擇一個掌門人,哪個政黨能夠執掌政府權力,就看哪個政黨能夠代表大資本利益集團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資本利益集團支持哪個政黨,愿意為哪個政黨捐出巨額競選經費。西方國家最有勢力的利益集團既操縱議會的立法過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門首腦的選舉,政治體制淪為利益集團的馴服工具。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私人資本利益集團占有社會資源,綁架公共權力,不允許政府過多干預和限制自己的權力。在這套制度中,不同黨派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私利在立法機構激烈爭斗,相互掣肘和拆臺,很難就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達成一致,決策效率極端低下,致使作為執行機構的政府難以有效發揮職能,很難及時應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和矛盾。

三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是流行于西方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形成于20世紀30年代,發展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發表的一系列論著中闡述的新自由主義思想為代表。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宣揚個人高于社會的唯心主義歷史觀,將個人自由視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礎;反對公有制,極力主張全盤私有化;倡導經濟自由主義,迷信市場自行調節,斷言市場機制可以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反對國家干預,認為國家干預只會扭曲資源配置,降低資源配置效率,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大行其道,在該思潮的影響下,西方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強化市場調節,削弱國家干預的政策措施,遂使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向更加偏向市場主導的方向轉變。這種模式對私人資本的經濟行為缺乏有力約束,對宏觀經濟波動和失衡狀態缺乏有效調控,對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難以積極化解,導致經濟和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篇2

【關鍵詞】 勞動 勞動價值論 主體性 勞動公有制 公共價值

一、勞動是人本質的核心

勞動者的價值觀是立足于勞動,因而也是立足于人的,是人本質和人性的展開或社會表現。勞動、需要、交往、意識作為人存在和本質的四要素,是歷史地形成并發展的。需要、交往、意識三要素都是以勞動為根據,并圍繞勞動而形成和展開的。

(一)勞動

對勞動的認識程度,與勞動的發展程度是一致的,都是人類文明的表現。在原始社會,那些敢于以自己的手打磨石塊,燒制陶器,從而滿足了生活需要的先行者們,肯定會從中感到自豪。中國神話中所說的“神農嘗百草”及其對種植業的開創,可能是一小批不安于動物本性的人所為,但其意義,絕不亞于瓦特等人發明蒸汽機并開創機器工業。那時的人們,從勞動中所能感覺到的,首先是對自身智慧和能力的認知,而這恰恰是人本質的基本體現。恩格斯指出: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種意義上不得不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認為,人與動物的差別,就在于勞動。

(二)勞動力商品

勞動力就是人的勞動能力,是勞動者素質技能體現的體力和腦力的總和,勞動就是勞動力發揮作用的過程。

勞動力商品的效用具有其他商品所沒有的特殊性質。其他商品在被消費和使用時。隨著它的效用的消費,它的價值也隨之喪失或轉移到新產品中去,不發生價值增殖。而勞動力這種商品則不同,勞動力的使用或消費就是勞動過程。勞動力在使用過程中,不僅能夠創造自身的價值,而且還能夠創造出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其超出原有價值的那部分就是剩余價值。勞動力的這種特殊的效用對于貨幣轉化為資本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勞動力商品化的實質是勞動力使用權的商品化。

二、勞動價值論:勞動者的經濟觀

勞動價值論是勞動者的經濟觀。勞動創造價值,勞動是其所創造價值的所有權的基礎,這是勞動者的意識。人類的進步,是以勞動者素質技能和社會地位的提高為標志的。正因如此,我們應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則,以勞動者這一主體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分析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及政治經濟權利并探討現代勞動價值論。

(一)勞動與價值

勞動創造價值這個觀點,既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體現的唯物主義哲學觀念的具體化,是批判和否定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想武器,又是論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依據。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其不可解脫的矛盾,它一方面強調勞動創造價值,另一方面又認為非勞動的資本和土地也應占有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并認為資本占有利潤是生產的目的,由利潤轉化的資本積累是再生產的主導。勞動者并不能得到的勞動創造的全部價值及其產品,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為其論證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矛盾。

(二)主體性

從對經濟矛盾的必然趨勢的分析中,無論是資本主義經濟還是“蘇聯模式”,其矛盾的根本和核心問題,都在于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沒有得到確認和保證,從而抑制了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并引發各層次的矛盾。

人類的歷史證明,只有提高勞動者社會地位,給他們提供必要的思想和行動自由,才能調動其主動性,并由此提高和發揮素質技能,發展生產力。解決現實中國經濟矛盾,根本在于確立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

(三)現代勞動價值論

勞動方式的變化和勞動分工,使現代勞動者的構成發生變化。這與一百年前馬克思時代相比差別是明顯的,但這些變化,并沒有改變勞動者仍是勞動者,他們依然在以自己的勞動,在新的生產方式下,制造商品、提供服務,由此給人類提供各種效用。正是在制造商品、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形成了現代人類的經濟關系和矛盾。現代勞動者也在不斷以提高了的素質技能制造商品、提供服務時,認知了自己的利益,形成了自己的經濟意識。概括現代勞動者的經濟意識,維護并爭取他們的利益,是現代勞動價值論的依據和必然。

現代勞動價值論,就是要將現代社會中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不論是從事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還是服務勞動,都作為立論的依據,從他們的利益和意識中,概括現代勞動者的經濟觀,并據此而揭示勞動者與資本統治及其他階級統治的矛盾,探尋加強勞動者內部團結,并在爭取自己利用的過程中,變革社會制度,為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取消階級統治和壓迫,建立勞動者為社會主體的社會制度而奮斗。

三、經濟矛盾的必然趨勢

(一)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必然趨勢

資本主義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其基本的權利有兩個,一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二是勞動力的所有權。這兩個權利是分離的,分屬于資本所有者和雇傭勞動者。正是這兩個分離的權利主體,構成資本雇傭勞動制的基本經濟關系,他們之間的貓冬是資本雇傭勞動制社會的主要矛盾。

分離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所有權主體之間的矛盾隨著資本雇傭勞動制社會的發展日益激化。這種文明主體與文明成果之間的異化,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度造成的,這恰恰也證明了資本雇傭勞動制度及其社會結構的不合理性和歷史過渡性。因此,變革這種制度和社會結構,真正是使文明主體成為社會主體,并能享用現代文明,并在文明演變過程中途不斷提高文明主體的素質技能,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

(二)“蘇聯模式”的失敗及復興公有制

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階段。而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公有制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宣告失敗,為擺脫陷入資本私有制的絕境,中國今天面臨的便是如何復興公有制經濟。

“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局限和缺點的根本,就是以唯物主義為哲學觀念,唯物主義的經濟觀是唯生產力觀,“蘇聯模式”的“歷史唯物主義”實際上也是主張生產力論或生產力決定論的。由此而來的“蘇聯模式”對公有制的規定,是只針對生產資料的,即“生產資料公有制”,雖名義上不包括勞動力所有權,但實際上將勞動力所有權也收歸公有。

因此,所要復興的公有制不僅是對資本私有制的否定,也是對蘇聯模式的否定。由此,對如何復興公有制的探討就必須在中國和世界現實經濟矛盾的規定中尋找答案,確立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改革發展勞動公有制,,提高和發揮勞動者的素質技能,解決現實中國經濟矛盾。

四、勞動公有制――經濟矛盾的必然趨勢

公有制并不是馬克思等人的理論幻想,更不是外星人對地球人的強制,它是人類社會經濟關系演化的必然,就像資本私有制曾是這種必然一樣。其根據,就在于素質技能不斷提發展的勞動者在其本質的核心要素勞動交換中的內在要求。

(一)勞動公有制

勞動公有制是勞動者自由發展,從而是人性升華的新階段,這個階段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確立并保證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而這集中體現于勞動者對其勞動力和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上。為此就要有與勞動公有制內在統一的民主法制,建立和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及行政管理等一套社會機制,在明確規定勞動者的兩個所有權的同時,保證對其派生的占有權、經營權、收益權、監督權、管理權等的控制。

(二)公共價值

公有制經濟所創造的公共價值,絕大部分應來自協作產生的集體力;民主勞動公有制比資本雇傭勞動私有制的優越性,或者說它能取代資本雇傭勞動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更有助于協作及其集體力的生成和發揮。

在公共價值的占有與提取、分割、使用的各個環節,都要由相應的公共權利機構來行使權能。也正是這一點,成為公有制經濟矛盾的焦點。公有制的進步意義,就在于打破并逐步消除私有制依對剩余勞動所創造財富的占有而形成的少數人控制多數勞動者的狀態,使勞動者真正成為自主自立自由的生產者,這里的關鍵又在對公共價值的占有與提取、分割、使用等環節。

20世紀公有制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這一點:在對公有制改革的過程中,主要的核心和問題,就是在權利體系上強化所有權主體的地位,并以民主法制保證其對公共價值的占有和提取、分割、使用等環節及公共權利機構和負責人的控制。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2]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3] 劉永佶:《勞動哲學》(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6月。

[4] 劉永佶:《政治經濟學大綱》,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9月。

篇3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資本主義;新變化

[中圖分類號]F11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10-0038-04

[作者簡介]李海紅(1980-),女,黑龍江綏化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金融市場、投資學、公司金融。2008年9月,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大房貸機構被政府接管,雷曼兄弟公司破產,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兩大投資銀行被收購重組,這場金融風暴引發了一輪波及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嚴重打擊了實體經濟的發展,企業大量破產,銀行倒閉,股市暴跌,市場和消費低迷,工資福利大幅下降,工人失業,經濟發展停滯,社會財富大幅度縮水,全球的股票市場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蒸發掉27萬億美元。這場金融風暴波及范圍之廣、沖擊力度之大、連鎖效應之快,是前所未有的。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蔓延和發酵必然使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一些新的變化。

一、對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的再認識

(一)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

認為,資本主義再生產中充滿著各種不可克服的矛盾,使得社會資本再生產所需要的比例關系經常遭到破壞,周期性地爆發經濟危機。

1.經濟危機是指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并不是絕對過剩,而是相對過剩。在經濟危機到來時,一方面“過剩”的商品堆積如山,找不到銷路;另一方面,工人和其他勞動者卻買不起商品,過著貧困的生活。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只是相對勞動人民的購買力而言,這種相對的生產過剩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

2.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經濟方面具體表現為這兩個矛盾的激化,從而直接引發了經濟危機的爆發。第一,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狹小之間的矛盾,這是經濟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第二,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

(二)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金融管理的失敗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創造了資本的輝煌和神話,但是由于人性的貪婪和狂妄濫用資本法則和規律,肆意踐踏和破壞人類社會的資信系統,破壞人類文明社會中復雜而且獨有的信用平臺,從而引發世界性金融危機,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制度金融監管的失敗。

馬克思曾指出:“危機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費有關的零售商業中暴露和爆發的,而是在批發商業和向它提供社會貨幣資本的銀行中暴露和爆發的。”(《資本論》第三卷)就是說,批發商業危機和貨幣信用危機導致金融危機。“在大量生產中,直接購買者除個別的產業資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內,盡管再生產過程產生的商品還沒有實際進入個人消費或生產消費,再生產過程還可以按相同的或擴大的規模進行。”(《資本論》第二卷)此種情況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就給人們造成一個虛假繁榮的假象。而與此同時生產方面的不斷擴大又是靠信用來實現。因此信用和產業資本本身一同在不斷增大。

由于信用功能的增強使得資本家們可以不斷從事遠遠超過他們資本能力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同時貨幣形式上的回流由于商業信用的增加,變得可以不受實際回流時間限制,從而加速資本的回流速度。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必然引起信用的擴大,而信用的不斷膨脹又促進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張。所有這些變化都會讓資本家們可以通過發行股票、債券等虛擬資本的形式,獲取追加資本,用來擴大生產經營規模。同時,在經濟不斷發展的階段,股票、債券這些虛擬資本股票、債券的巨大增長和各種投機活動的大量興起,又為進一步擴大信貸規模提出了強烈的需求。所以,信用的繁榮和產業的發展相互促進、相互作用。信用的繁榮導致產業和商業的繁榮,產業的繁榮進一步加強商業的繁榮。但是,由于手中堆積著大量商品的批發商的實際資本回流非常緩慢,數量也非常少,“以致銀行催收貸款,或者為購買商品而開出的匯票在商品再賣出去以前已經到期,危機就會發生。……于是崩潰就爆發了,它一下子就結束了虛假的繁榮。”(《資本論》第三卷)實際上,信用是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它加速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實行新自由經濟政策,加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盛行,即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刺激需求帶動生產,從而使得企業擺脫經濟危機,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得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大幅增加,致使國家的通貨膨脹加劇;與此同時,資本家為尋求投資,獲得剩余價值,會大量積累資本;這兩股資本積累面對實際生產的相對過剩就開始轉向資本運作,從而擺脫實體經濟,以錢生錢,即生產的過剩開始由實體經濟向金融方面轉移。

美國為了進一步刺激資本的繁榮,放棄對金融資本的監管,以“新自由經濟”政策為指導,利用科學技術推動GDP高增長、低通脹發展10年,從而使資本市場過度繁榮。迅猛擴大的虛擬經濟使經濟泡沫超速膨脹,2001年的網絡泡沫破滅和9·11事件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為使經濟走出低谷,美聯儲從2001年到2003年6月連續13次降息,以大泡沫治療小泡沫,使金融資產向房地產轉移,直至次貸危機爆發,資金鏈斷裂。截至2008年11月3日,世界五大投資銀行不復存在,華爾街經營模式被徹底改寫,美國14家銀行倒閉,世界各國聯合救市,向市場注入更大量的流動性資金,次貸危機進一步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一場世界性的金融海嘯席卷全球。

二、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

二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每隔4~10年就會爆發一次金融危機,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以往的金融危機都有相似之處。

1.監管不力致使信貸條件寬松。自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發生經濟“滯漲”以后,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遭到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強烈批評,此后,新自由主義思潮受到追捧。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經濟自由、私有化、減少管制”成為指導西方國家經濟走向的主要方針。2001年以后,美國央行美聯儲連續降低利率,刺激投資,使得房地產市場空前繁榮,而相應的貸款機構對未來市場預期一片樂觀,預期未來市場會持續走高,并加大貸款力度,盲目擴大住房貸款業務。當然在市場繁榮時期,次級貸款也有很高的回報率,在滿足優級及次優級抵押貸款的前提下,貸款機構也積極發放次級貸款。貸款機構不斷降低貸款門坎,為了將次級抵押貸款出售給低收入者,不斷創新次貸產品,降低貸款條件。實質上是貸款機構放松了風險監管,為日后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隨著后來利率的不斷攀升,低收入階層無法承受還款壓力,從而導致大量違約。長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場流動性過剩,助長了經濟的泡沫。

此外,正常的經濟應該是實體經濟和貨幣的相對平衡,而美國人消費觀念超前,屬于過度消費,無節制的消費甚至浪費,為資金鏈的斷裂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壓力。同時,世界市場上的通脹壓力也在不斷加大,加速了國際資本的波動和流動,使得大量熱錢沒有任何防備地到處流動,并大量涌入房地產業,使得房價泡沫越來越大,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2.金融全球化加劇了金融危機爆發的風險。20世紀70年代,生產的國際化導致了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海外投資迅速增加,促使跨國銀行在海外開設大量的分支機構,以滿足跨國公司全球范圍資本流動的需要,這是金融資本全球化最原始的推動力量;同時,貿易全球化的發展也帶動了各國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交換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進一步促進了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產生。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許多拉美國家為了得到西方國家或者經濟合作組織的援助來擺脫自身的債務危機,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為了更好地實施出口導向戰略,新興市場國家為了加快市場化的步伐,紛紛推動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例如,為了提高金融機構的效率,各國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取消外匯管制,實施利率、匯率市場化等,這大大便利了資本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并降低了融資成本,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可以說,金融創新和金融自由化內在地推動了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形成和發展。此外,現代通信技術和計算機網絡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消除了金融交易在國際間進行的一系列技術障礙和限制,使各國金融市場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越來越近,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的流動幾乎沒有限制,為金融資本全球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質量,降低了其籌資成本,也推動了各國金融創新、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但是,金融資本全球化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與金融危機的蔓延。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發展使得經濟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已經成為常態,這是金融資本全球化最不利的影響。而且,一國經濟和金融形勢的不穩定通過資本流動的變動產生巨大的波及效應和放大效應,很容易通過日漸暢通的金融渠道迅速傳遞給所有關聯國家。同時,金融資本全球化削弱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使匯率制度選擇困難。在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賬戶開放成為發展趨勢,隨著資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一國將面臨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之間的明顯沖突,如果處理不當,將會引發金融動蕩或者金融危機。另外,金融資本全球化加劇了一些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在金融資本全球化背景下,資金流動加快,流動性過剩日益突出,資產證券化趨勢盲目擴張。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使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

三、金融危機沖擊資本主義,帶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一)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體制危機開始出現,重創美式資本主義

新自由資本主義宣揚資本主義和市場自由的普遍性,認為市場的自動調節是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市場進行自由競爭,是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惟一途徑,可有效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度。

新自由資本主義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占據主要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的確促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問題也日益突出:1.不平等日益擴大,這種不平等性不僅存在于能體現勞資關系的資本主義分配過程中,也存在于整個社會中;2.金融部門越來越專注于投機性和風險性活動;3.出現了一系列的大資產泡沫。這些方面在促進經濟擴張的同時也為最終的體制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大衛·科茨,2009)也就是說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理念之上的資本主義體制雖然恢復了經濟增長,但社會財富開始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從而造成貧富差距拉大,同時由貧困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也會日益激化最后引發社會動蕩。

因此,本輪金融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在今后10年里,新興市場和中低收入的國家應該根據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調整和改革本國的經濟政策方針,完善本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支持國內工業,不必特別注重資本的自由流動。而北歐模式、亞洲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等紛至沓來,將引發一場資本主義模式的新一輪競爭。

(二)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變化,經濟體制調整力度加大

金融危機帶來經濟的蕭條,因此各國政府開始重新重視和審視凱恩斯的宏觀經濟政策,從中吸取教訓。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開發銀行把信貸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門,作為其在危機推動下實行的初步刺激計劃的一部分;中國在國有銀行領域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而西方各國都加強了政府在經濟政策中的主導作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實行大規模的刺激消費和需求的政策,同時為了抑制經濟的繼續下滑,優先保護大公司和大企業。

以美國為例,美國作為金融危機的始發國家,大量的金融機構紛紛陷入困境,因此,在金融市場上,美國對大型金融機構緊急注資,購買大型銀行的股票,同時財政部還公布新的金融救援計劃,已修復金融體系,使信貸市場恢復信心。在消費品市場上,美國政府為了加強消費者的信心,刺激投資,實行了免費政策,通過對一定數量的家庭進行減稅支持,從而把更多的財富讓渡于民,促進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在政府支出上,美國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出資鼓勵消費者支出,降低貸款利率和再貼現率,盡最大努力改善經濟的低迷,促進金融市場的穩定。

(三)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走向多極化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要求新興經濟體在全球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也就是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法獨立承擔全球發展責任。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并不僅僅是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競爭,還涉及到不同的意識形態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競爭。而美國一向喜歡把自己的模式強加于其他國家,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出現,使得美國不再被看作是政策或意識形態的唯一標準。

例如,有條件的現金轉移計劃最初是在拉美制訂并實施的。至于產業政策,30多年來西方在這一領域中所貢獻的創新思維甚少。實踐中很多的成功模式源于新興市場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在國際組織問題上,美國和歐洲的聲音與思想的主導地位日益下降。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國家一直是國際金融機構資金的重要提供國——的聲音與思想越來越受到重視。

所有這一切表明了發展議程方面的一項明顯的轉變。這曾經一貫是在發達國家產生的、在發展中國家得到實施——實際上往往是強加于后者的一項議程。美國、歐洲和日本將繼續充當經濟資源與思想的重要來源,但是,新興市場正在進入這一領域,并將成為重要的參與者。巴西、中國、印度和南非等國在用于發展的資源和有關如何利用這些資源的最佳實踐方面,都不僅將成為捐贈國,而且將成為受益者。盡管世界上的很多窮人都生活在其境內,但這些國家就經濟、政治和知識而言,已經在全球舞臺上獲得了新的尊重。事實上,發展從來就不是富人恩賜給窮人的某種東西,而是由窮人自己實現的。西方大國看來最終正在覺醒,認識到這一真理,因為這場金融危機對他們來說還根本沒有結束。(《外交》,2011(3/4))

(四)資本主義開始步入資本過剩時代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初的經濟危機是由于生產過剩引起的。因為資本積累就是剩余價值的積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資本家為降低生產成本,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價值,從而在最大程度上獲得利潤,他們在使用相對剩余價值榨取手段時,為提高生產效率,縮短自身的個別必要勞動時間,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生產力的進步,從而導致社會上的商品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得到增加,而由于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必然導致商品銷售市場的相對縮小,即導致了生產過剩。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實質是由資本過剩帶來的。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生產和消費,造成市場上的虛假繁榮;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帶動下實體經濟發展迅速,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潤,因此總是向利潤率高的領域流動,因此這些實體經濟可以引來大量的資本投資,這些投資者目的就是“以錢賺錢”。由于大量資本被投入到實體經濟中,造成生產過剩,商品大量積壓,不能及時收回資本,從而銀行資金出現短缺,掀起擠兌風潮,先引發金融危機,資本家從銀行貸款越來越難,只好低價出售產品,甚至銷毀產品,普遍的經濟危機就到來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緩慢地對傳統實體經濟的投資會由于風險的擴大和利潤的縮小作用減少,使得過剩資本越來越多,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進入資本過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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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貨幣非中性;融資動機;內生貨幣供給

中圖分類號:F091.3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2)02-019-06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Post Keynesian Economics)是當代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代表了強烈反對處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綜合派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可供選擇的多種研究方法而聯合在一起的經濟學家們的觀點。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特別是其在美國的分支(又被稱為后凱恩斯主義貨幣學派),發展了凱恩斯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不確定性、貨幣非中性、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不穩定性思想,強調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在于不確定性和同貨幣――信用有關的那些問題,將凱恩斯的貨幣經濟思想發展為一種非均衡的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并運用該框架來分析資本主義現實經濟中的種種問題。2008年的美國金融風暴以及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再次驗證了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的理論觀點,因此,這一學派的影響力必將進一步擴大。

一、生產的貨幣理論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機械均衡的世界里,產量、就業及收入的實際水平是由真實部門的各種因素(資本、勞動、資源和技術等)決定的,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只決定各種經濟變量的名義水平,而不能決定其實際水平。這就是說,貨幣是中性的,它充其量也只是罩在實際經濟部門之上的一層薄薄的面紗。新古典經濟學通常把經濟分成兩個部門,即實際部門和貨幣部門。實際上,生產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各種經濟變量的實際值;在貨幣部門,貨幣的供給和需求以及流通速度(貨幣數量論)決定了各種經濟變量的名義值(價格水平)。新古典經濟學的“兩分法”抹殺了實物經濟和貨幣經濟之間的根本區別,它所研究的東西實質上就是在確定性條件下運行的物物交換,如果有貨幣的話,也只是作為交換的媒介在事后引進的。在新古典的沒有貨幣(或者貨幣只是買賣的中介)的確定性世界里,經濟體系會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兩分法”遭到凱恩斯的猛烈抨擊,他明確表示要打破這種兩分法,而使物價論與社會全體之產量及就業量發生密切接觸。在《通論》緒論中,他這樣寫道:“當我開始寫《貨幣論》時,我還遵循傳統路線,把貨幣看作是供求通論以外的一種力量。當該書完成時,我已有若干進步,傾向于把貨幣理論推展為社會總產量論。”與新古典經濟學貨幣理論的嚴重分歧使凱恩斯主張以微觀和宏觀兩分法代替新古典的兩分法,他提出了生產的貨幣理論,用以解釋有效需求在以不確定性為特征的世界中的波動。后凱恩斯主義者發展了凱恩斯關于貨幣非中性的觀點。他們提出,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貨幣都是影響真實部門的一個重要因素。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貨幣理論是從凱恩斯關于分析使用貨幣的企業家經濟的方法演變而成的,該理論強調,資本主義是在不確定條件下的信用――貨幣經濟中運行的。因此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任何理論分析,如果不考慮貨幣的特殊性,以及貨幣在實踐上賴以發生作用的金融機構,那么這種理論就必然是干枯的,與現實沒有什么聯系。保羅?戴維森指出,企業家經濟“是一個有著兩項顯著不同的特征的體系”。首先,組織生產的是“一群企業主,他們付錢雇傭了生產要素,然后期望從產品的銷售中得到金錢補償”。第二,“不存在自動的機制保證付給生產過程中的投人要素的貨幣將被花費在工業品上。因此,企業主永遠無法確定他們能收回所有的貨幣生產成本。”維多利亞?奇克也指出:“《通論》代表著一個生產經濟模型,它使用貨幣,在時間中穿行,受到不確定性和出錯的可能性約束。”

與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貨幣的流通手段的職能不同,后凱恩斯主義者強調的是貨幣的貯藏手段的職能,因為貨幣是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把現在與未來聯系在一起的東西。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經濟活動是資本家為賺取利潤而進行的投資和生產活動。貨幣就是投資和生產得以實現和順利進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非物物交換的經濟中,由于不確定性不間斷地存在于所有的市場中,儲存貨幣就必然成為抵御不確定性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這是因為貨幣作為一種特殊的資產,雖然具有零收益,但同時具有極大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是其他資產所不具備的。所謂貨幣的流動性,是指貨幣無論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還是作為一般的法定支付能力隨時隨地(包括即期和延期)都能進行支付和償還債務。由于其材料的屬性(如體積小、自然損耗少等),保藏貨幣的費用很低,甚至微不足道的,貨幣的這一特征與流動性結合在一起,使貨幣成為財富或價值的貯藏手段。貨幣之所以被用來作為貯藏手段,主要是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這正如凱恩斯所強調的那樣,如果不確定性完全不存在,那么就無需在交易需求之外再保持一定量的現金,所有的閑置現金將自動地轉化為長期的盈利性資產,而貨幣作為財富貯藏手段的作用也就不復存在了。如果不是因為存在不確定性,凱恩斯問道:“為什么在瘋人院之外的每一個人都想把貨幣當作財富貯藏手段呢?”英國后凱恩斯主義者喬治?沙克林也指出:貨幣由于其所提供的流動性,可以推遲作出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貨幣是不確定性世界中的購買力的短期寄居所。

一旦貨幣作為貯藏手段退出了流通領域就存在導致危機的可能性,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早已指出過。后凱恩斯主義者則發揮了凱恩斯在《通論》第17章所講的關于現代貨幣的兩個特征思想,說明了為什么貨幣會影響真實部門的實際產出和就業,以及為什么資本主義的通常情況是有效需求不足。貨幣的第一個特征是:其生產彈性等于或幾乎等于零。這就是說,貨幣不是生長在樹上,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樣,其需求增加和價格提高會使其供應量增加。在不兌現紙幣流通或者實行管理通貨的國家,紙幣的生產或發行都由國家嚴密控制,對于私人企業來說,絕對沒有生產紙幣權力,貨幣的生產彈性只能等于零。貨幣的第二個特征是:其替代彈性等于或幾乎等于零。這就是說,貨幣是獨一無二的,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樣,其需求增加和價格提高會減少自身的需求量和增加其替代品的需求量。貨幣的替代彈性等于零是由于貨幣本身并無效用,它的效用來自于交換價值。作為一般購買力的代表,它可以換回任何其他商品,但其他商品中卻不具備這種效用。因此,人們不愿用其他商品來替代貨幣,貨幣的交換價值越高,人們越不愿用其他商品來替換貨幣,從而對貨幣的需求就越大。貨幣的這兩個特性對解釋有效需求失靈的起著決定作用:對于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而引起的對靈活性需求的增加,即貨幣需求的增加,在貨幣供給不變的情況下,一方面會導致貨幣的價格――利息

率――上升;另一方面會導致非貨幣生產及相應的勞動力需求的減少。在這兩種情況下,貨幣都會對實際產出和就業產生決定性影響,正像凱恩斯所說的那樣,“貨幣是以一種實質性的和特殊的方式進入經濟體系之中的。”

后凱恩斯主義者不僅強調不確定性世界中貨幣的貯藏手段職能,他們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不確定性世界中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以及由此產生的債務問題上。從貨幣的這一職能產生的信用關系到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極致――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和根本上是一種信貸經濟。生產者之間、消費者之間以及生產著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欠債,貨幣資本的借貸關系,彌漫于每一個角落,從而形成一個接著一個的支付的鎖鏈,一旦個別人不能按期償還債務,這在不確定性條件下是必然的,這個互相連接在一起的支付鎖鏈就會從某一個環節中斷,從而引發金融危機。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就是建立在貨幣經濟的信用和債務關系基礎上的,用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頻繁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該假說既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模型,借以說明了金融危機與經濟周期發展的內在聯系;同時,它還表明金融危機是與金融自身內在的特征緊緊相關的,即不穩定性是現代金融制度的基本特征。美國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系教授羅伯特?巴伯拉將明斯基的觀點總結為這樣兩句話:“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使人們愿意去承擔越來越大的風險。當許多人進行風險賭博時,一絲沮喪之情便可引發災難性的后果。”他將2008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暴跌列為“明斯基式危機”的一個經典案例。他指出,1966年至2002年間,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這反過來使主流經濟學家和房主們以為,房價永遠不會下跌。隨著房價上漲,人們在房地產市場里加大賭注,其形式就是次級抵押貸款、抵押再融資和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從2004年6月開始,為抑制通貨膨脹,美聯儲決定提高利率,聯邦基金利率最終達到5.25%。貸款利率提高后,人們對房地產的需求下降,導致價格回落。與此同時,拖延還款的現象顯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貸款就是所謂的風險貸款或次級貸款。在貸款市場繁榮時,許多銀行利用抵押貸款發放擔保債券。當房屋價格下跌、消費者開始拖欠還貸時,投資者發現最好的做法就是拋出手中的債券。這樣一來,問題在短時間就轉移到銀行方面:它們沒有充足的資金應對這股拋售浪潮。許多銀行成為犧牲品。與此同時,債務成本提高,資產貶值使得許多家庭受到財產損失,從而造成消費、投資和信貸活動的相應縮減。

二、貨幣需求的融資動機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利率由投資和儲蓄這兩個實物因素決定,并調節投資和儲蓄使之相等,貨幣的供求不會影響實際利率,因此,貨幣是中性的。在《通論》中,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利率理論進行了批駁,并提出了全新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凱恩斯認為,利率不是由投資和儲蓄決定的,而是由貨幣供求決定的。貨幣需求由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組成。其中,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主要和收入相關,投機動機主要和利率相關。貨幣供給是由貨幣當局決定的貨幣數量。利率是一種價格,它使得公眾愿意持有的貨幣量恰恰等于現存的貨幣量。因此,貨幣的供求變化使利息率發生變化,而后者的變化通過影響資本邊際效率的變動傳遞到實際部門中去。后凱恩斯貨幣學派對凱恩斯在《通論》中的這些觀點,特別是對凱恩斯在《貨幣論》和《通論》發表一年后的幾篇論文提出的觀點加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貨幣需求的融資動機新說。

早在《貨幣論》中,凱恩斯就與貨幣數量論作了徹底的了斷。他明確區分了工業和家庭這兩個部門為交易動機所持有的貨幣量,并指出兩者持有貨幣的動機不一樣,家庭部門主要是為消費的目的而持有貨幣,而工業部門持有貨幣的目的是為了生產和投資。馬歇爾的“劍橋方程式”只適合于前者,因為它是相對穩定的,且與收入保持固定的比例,這一方程式被凱恩斯形容為是一種“坐著的貨幣”。而后者由于經濟形勢的變化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具有更大的波動性。這就是說,兩者的流通速度是不同的。凱恩斯因而否認了貨幣數量論和現代貨幣主義的一個主要信條,即在貨幣量和國民收入的名義水平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聯系,因此貨幣需求函數是穩定的或是可預測的。在《通論》中,凱恩斯沒有提及這一觀點,這被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認為是從《貨幣論》上的一種倒退。然而,在《通論》發表的一年之后,凱恩斯在《就業通論》、《利率的替論》和《利率的“事前”理論》等3篇文章中明確提出融資動機(finance motive)的概念,將其作為傳統的交易需求之外的一種貨幣需求。他說,“我現在認為,當初我在分析貨幣需求的各種源泉時,如果能更加強調這一點就好了”。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的融資動機理論沒有受到新古典綜合學派的重視,但卻被后凱恩斯主義加以大大的發展。

后凱恩斯主義強調貨幣需求的“融資動機”,將其稱之為“第四種貨幣需求”。西德尼?溫特勞布甚至提出了貨幣需求七動機說。他認為,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貨幣需求的動機可以擴展為七個:(1)產出流量動機;(2)貨幣――工資動機;(3)金融流量動機;(4)還款和資本化融資動機;(5)預防和投機動機;(6)彌補通貨膨脹損失的動機;(7)政府需求擴張動機。其中,除了第5項和第7項外,貨幣需求的其他動機都與融資動機有關。而一旦將貨幣需求的融資動機引入未來不確定性下的資本主義貨幣―金融體系的分析框架,就會得出貨幣非中性和資本主義經濟不穩定的結論。

所謂貨幣需求的融資動機,是指企業家在進行投資決策和實際完成投資這一時間間隔內產生的貨幣需求。這是發生在實際投資進行之前對貨幣的需求,它同計劃的投資有關,因為在進行投資之前,必須確保相應的資金供給,它是為了當前的投資決策所需要的一筆預先提供的現金。對出于融資動機的貨幣需求似乎適用暫時或非常短的時期,但是這種旨在為建設項目提供資金的“暫時性”的貨幣需將會特別巨大,特別是在經濟高漲期更是如此。事前投資的急劇增加造成了對事前資金需求的顯著增加,而除非銀行愿意按現行利息率提供更多的資金――這是不可能的,這種資金需求是不可能在不導致利息率上升的情況下得到滿足的。這正如凱恩斯所指出的那樣:“在企業家籌措資金的時候和實際進行投資的時刻之間,存在著一個空位期,在這個空位期,存在著對流動性的額外需求,但是卻不存在著它的額外供應”。利息率上升最終會導致實際產出的下降和失業的增加。在靈活偏好理論中加入融資性需求,這意味著在存量貨幣中加入流量貨幣,這樣就必然導致存量和流量的矛盾,從而造成利息率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保羅?戴維森指出,在“融資動機”存在的情況下,IS-LM模型是不穩定的。因為由于“融資動機”的存在,投資增加必然導致貨幣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說商品市場與貨幣市場是相互聯系的,IS曲線和LM曲線也是相互影響的,當融資動機導致IS曲線移動時,LM曲線也隨之移動。

三、內生貨幣供給理論

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是指貨幣供給的數量由經濟主體的需要內生決定的,中央銀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貨幣供應量,而只能被動地適應經濟生活中對貨幣的需求。如果中央銀行只是部分地滿足了對于貨幣需求的增

加――這是更為可能的情況,那么,發生在貨幣部門中的變化就會通過利息率的變化外溢到實際部門中去。在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和貨幣主義的貨幣理論中,貨幣供給被視為由中央銀行決定的外生變量。不同之處僅在于它們對貨幣數量論以及貨幣供應量與名義收入水平之間聯系的強度有不同的解釋。后凱恩斯主義貨幣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分析了貨幣的創造過程,提出了內生貨幣供給理論。這一理論完全是與主流經濟學所信奉的貨幣數量論對立的。正如斯蒂芬?羅西斯指出的那樣,一個充分發展了的內生貨幣供給理論需要毫不含糊地在三個方面直截了當地拒絕貨幣數量論:(1)拒絕資本主義經濟自然趨于長期充分就業均衡的概念;(2)拒絕關于貨幣需求是人均實際收入或一般物價水平的穩定函數的論點;(3)拒絕貨幣數量論中的由貨幣供應量到名義收入或一般物價水平的因果鏈的箭頭。后凱恩斯主義的內生貨幣供給理論的代表是溫特勞布-卡爾多模型。

溫特勞布模型是以他著名的工資定理為基礎的。根據這一定理,工資率的任何過度增加都將通過某種在單位勞動成本之上的事先決定的和穩定的加成而導致物價的上漲。由單位勞動成本的增加所導致的名義收入的增加將造成在既定實際產出水平上的交易貨幣(信貸)的需求的增加。溫特勞布假定貨幣的流通速度不變,那么要維持實際產出和就業水平,就必須完全滿足對貨幣的需求。因此,箭頭的指向是這樣的:貨幣工資上升成本提高利潤加成價格水平上升貨幣需求增加貨幣供應量增加。后凱恩斯主義者的這種觀點完全不同于貨幣主義者的觀點,后者認為,是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造成了價格變動,所以箭頭的指向完全是相反的。

如果中央銀行斷然拒絕增加貨幣供應,過度的貨幣需求就會引起利息率的上升,并導致預料之中的凱恩斯式的結果,即通過乘數的作用,投資的減少將導致實際產出和就業的減少。在較低的實際產出水平上,貨幣需求將會減少,這就迫使貨幣的需求和供給實現相等,這一調整過程是通過實際產出和就業的減少來完成的。同樣的分析也可以應用于這樣一種情況,即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只能部分地滿足貨幣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實際產出和就業就會下降,但下降程度比貨幣供應完全不增加時為少。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由于貨幣供應沒有或部分地滿足了貨幣需求的增加,物價水平將會提高,而產出和就業減少。這是溫特勞布對滯漲問題的解釋。在這里,滯漲是由溫布勞特的工資定理加上中央銀行的頑固態度所造成的。

尼古拉斯?卡爾多認為,在信貸――貨幣經濟中,任何時候貨幣供給量是由貨幣需求來決定,即貨幣供給直接隨著公眾對現金和銀行存款的“需求”變化而變化,這就是說,貨幣供應是內在的和受需求驅使的。他提出了決定貨幣供給變化的兩個因素:貨幣收入變化率與工資膨脹率。貨幣收入變化率是建立在比溫特勞布的單一工資理論廣泛得多的基礎之上,它取決于這樣一些因素:(1)需求壓力;(2)國內投資;(3)出口:(4)財政政策;(5)工資上漲率;(6)公共部門借貸需求的變動,等等。貨幣收入率和通脹率的變動使名義收入發生變動,從而導致貨幣需求量發生變動。如果不想引起災難性的經濟后果,貨幣當局除了滿足由名義收入變動引起的貨幣的交易需求的變動外,別無其他選擇。這意味著貨幣需求創造自己的供給。另一方面,利息率(貼現率)不是由競爭性金融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而內生決定的,而是由中央銀行確定和管理的外生決定的貨幣的基本價格。利息率不是一個因變量,而是一個完全處于中央銀行控制下自變量。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確定利息率,而不是貨幣存量。這意味著,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量實際上并沒有控制能力。總之,貨幣需求是名義收入的函數,而利息率則由中央銀行決定。貨幣需求的變化是利息率變化所導致的生產和收入水平變化的結果,利息率對“持有貨幣的愿望”沒有直接影響,只有因收入水平的變化所引致的間接影響。換言之,由貼現率變化所導致的利息率的變化對投資有直接影響,通過乘數――加速數模型,它又對收入造成了影響。因果關系的鏈條是這樣的:利息率下降投資增加收入按倍數增加貨幣需求增加。由此引出的貨幣需求的變化必須由作為“最后貸款人”的中央銀行予以充分滿足。

卡爾多的模型假定,在中央銀行所制定的和維持的任何利息率水平上,貨幣供給曲線的彈性是無限大的或是水平的。這意味著,貨幣需求創造了自己的供給,而這種供給能完全滿足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這是對薩伊定律在貨幣部門的反用。問題恰恰就出在這里:如果內生的貨幣供給是完全有彈性的,金融部門的行為就沒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它僅是被動地適應實際部門發展的節奏而已。但實際上,在未來不確定性的資本主義貨幣――信用經濟中,貨幣供給往往不能完全適應信貸貨幣的需要。這意味著,資本主義金融體系是不穩定的和金融市場是非均衡的。由此必然會爆發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并引發經濟周期性波動。

四、后凱恩斯主義貨幣理論的政策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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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逐步加快,各類市場主體日趨成熟壯大,主體之間的“所有制邊界”越來越模糊,體制內的矛盾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經濟主體的行為乃至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受到微觀利益沖突的影響,人們對經濟制度的關注程度正在逐漸下降。基于此,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不得不大量增加對體制與機制的解讀,進而推演經濟制度的量變與質變。盡管說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符合理論認知的一般邏輯,但是,過多的現象解讀很可能誤導或弱化學生對“經濟制度”這一核心理論的掌握。比如,在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時,學生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公司制度、社會保障、公平效率、價格機制等緊密結合社會實踐的命題上,而對于這些體制機制與生產資料所有制之間的內在聯系缺乏熱情。這種現象經常導致教學過程陷入“顧此失彼的困境”,一般的解決辦法是先講制度后講體制,把體制看作是制度的實現形式,很少有教師能夠在講解體制問題的基礎上,繼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一困境在地方高等院校中表現得尤其明顯。受到課時量和教學效果的限制,大部分教師都安排了較多的課時解讀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問題,相對而言,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量變與質變,以及對市場經濟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變化等重要理論命題則“沒有足夠的時間”予以解讀。在一些經濟學科排名較高的“211學校”中,由于課時充足,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困境稍顯緩和,但是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重于制度,現象多于本質”的教學難題。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國內外的社會經濟環境、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以及各高校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定位等,但是從教學角度看,最直接的問題還是教學的方式與方法。面對“有限的課時、復雜的背景和龐大的理論體系”,講好這門課的關鍵在于:凝練教學目標,歸納內容體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三位一體”教學法,即確立“意識形態教育、方法論教育和理論知識教育”三位一體的教學目標,并以此為導向確立內容體系和教學方法。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意識形態定位

政治經濟學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教學目標?這不僅要取決于政治經濟學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還要取決于社會需求以及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從學科地位來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特殊的地位決定了政治經濟學必須承擔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對此目標,部分教師認為意識形態教育的任務應歸口于思想政治學科,而不應該放在經濟學科。這種認識最主要的誤區在于對意識形態教育的界定過于狹窄。意識形態教育不僅僅是思想政治學科的任務,而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共同任務,這一界定不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的要求,而且對資本主義和其他社會制度同樣適用。以西方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中國學生和西方經濟學的學者都很推崇西方經濟學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西方經濟學注重分析工具的運用,而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其實,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現代西方經濟學體系是效用價值論和功利主義哲學觀的結合體,其解釋力集中表現為:以稀缺性為基礎,以資本要素配置為核心,進而說明按資分配的合理性。在這一理論體系中確實沒有意識形態教育的痕跡,但是整個理論體系無一不是為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的。由此可以推出一個結論: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本身并不排斥意識形態教育,正相反,社會科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能否科學地解釋意識形態的合理性。這一點正是我國政治經濟學學者應該借鑒和學習的。由此,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育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教育,而且應該把意識形態教育作為首要目標,科學地凝練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增強對勞動價值論、階級性和經濟制度的專業解讀。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目標中的方法論定位

政治經濟學是國內大部分財經類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開課。作為基礎課,傳授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教學目標的重中之重。對于應該講什么樣的方法,各院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異。從現有的教材版本來看,大部分教材傾向于對馬克思科學抽想法的解讀,而對其他研究方法采取一帶而過的方式。科學抽想法固然是馬克思經濟學體系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但卻不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唯一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數學方法在內的其他研究方法在解釋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認識社會實踐活動方面都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課程的開篇增加對研究方法的介紹,使學生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的基礎地位。此外,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部分學者傾向于認為傳授分析工具應該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育的重心。從根本上講,這種理解沒有錯,但卻忽視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的特點。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整體性很強的理論體系,各部分之間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性,對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對分析工具)的解讀必須聯系整體認識局部,不能斷章取義。這就要求在講授過程中,首先要給學生建立前后關聯的整體思維方法,讓學生在整個邏輯體系中了解局部分析工具的運用和作用。為此目的,在方法論教育方面,既要注意專業術語和分析工具的講解,還要注意思維方法的傳授。

四、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目標中的理論知識定位

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教學目標是理論知識教育。政治經濟學理論知識教育是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的基礎和載體。沒有理論知識教育,意識形態和方法論就是空中樓閣。同時,所謂的意識形態教育和方法論教育都要融于理論知識教育當中,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博大精深,即便是課時安排最多的院校也不可能全面系統地講授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而只能通過精選凝練,形成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結合社會經濟實踐,理論聯系實際地解讀馬克思的部分理論內容以及部分重要的理論發展,這種方式已為國內大部分院校采用。其主要的缺陷在于缺少經濟思想的升華。馬克思經濟理論歷經兩個世紀而不衰,除了科學嚴謹的理論體系之外,還有其立意深遠的經濟思想,如果不能在教學過程中結合理論知識升華經濟思想,則很容易陷入“解釋力困境”。可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教育不僅要包括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還必須包括經濟思想。

五、化解教學困境的幾點建議

1.內化意識形態教育。在現有的政治經濟學課程體系中,對資本主義部分的解讀基本貫徹了馬克思的研究邏輯,但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部分的解讀則缺少對勞動價值論的貫徹。基于此,解讀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特別是經濟制度問題),有必要首先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勞動過程),在生產過程中分析公有制條件下的價值創造、價值增值,以及價值分配問題。進而突出勞動在公有制條件下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為基礎,凸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差別和創造性發展。

2.推動方法教育與理論體系的融合。對于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來說,政治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理論課程,還應該是一門方法論課程,學生希望通過學習,掌握一定的具有“通識”意義的認識方法。基于這樣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專業術語”、“分析工具”與“思維方法”三位一體的方法論教育。為此目標,一方面必須強調政治經濟學專業術語的規范性,既要反映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又要反映相關應用學科的時代性。另一方面必須要求學生增強對專業術語的理解和掌握。再一方面要充分運用矛盾運動分析方法,更加清晰地解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演變,讓學生更加準確地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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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過梳理現代宏觀經濟學演變發展歷程中的三個重要階段,主要學派形成的歷史條件、思想淵源,以及其理論要點、政策主張和實踐,分析其演變發展過程的特點。

總體而言,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演變發展,是隨著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出現而發生的,一直圍繞著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這兩大主題進行爭論和融合。這兩種基本力量此消彼長,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斷深入發展,從而豐富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實踐。

一、凱恩斯主義: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形成

(一)凱恩斯主義

1929-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普遍性的經濟大蕭條。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風波,接著是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大批破產,失業急劇增加。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紀初的水平;失業和處于半失業狀態的人數接近5000萬。據估計,危機期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總額達到了2600多億美元。傳統的經濟理論對此一籌莫展,既無法從理論上給予解釋,也無法從政策上提出擺脫困境的辦法。1這場危機促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和基本矛盾進行新的思考。統治階級迫切希望有一種新的經濟理論,既要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失業的存在,并且能提出應對的政策,但又不要將危機的根源歸咎于資本主義制度。

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在理論、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觀點,其思想主要體現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主義的思想淵源是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學說、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學說、孟德維爾的高消費促進繁榮的學說和霍布森的過度儲蓄導致失業和經濟蕭條的學說。

理論上,凱恩斯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遵循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強調總需求是決定國民收入的關鍵。他提出三大心理規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在它們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而市場機制無法自動調節并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方法上,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法,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合為一體,克服了此前傳統的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分開的“二分法”。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來消除失業和擺脫經濟蕭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相繼接受凱恩斯理論,并根據“有效需求理論”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例如,1945年,英國政府了就業政策白皮書》,聲稱政府將穩定就業水平作為主要目標和責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政府也宣布將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重要目標。1946年美國通過的“就業法案”規定“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生產和購買力是聯邦政府的一貫職責”。50年代以后,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進入鼎盛時期,成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二)新古典綜合派--凱恩斯主義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逐漸恢復,此后的20多年是相對繁榮和穩定發展的時期。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主要是針對經濟危機提出的,追隨者必須對其理論進行新的解釋,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狀態。這個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又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威脅,需要對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所忽視的長期發展、價格和工資問題進行研究。此外,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調和;經濟結構的改變,也要求將反映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學和反映國家干預的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在這種理論和現實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綜合派。

新古典綜合派的思想淵源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理論。該學派理論的最大特點體現在“綜合”上:①綜合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總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應”,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替代效應”結合起來。②綜合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與古典學派的長期分析方法。③將傳統的對市場自行調節的機制與凱恩斯所主張的政府干預機制結合起來。④把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貨幣政策與凱恩斯強調的財政政策結合起來。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結合起來。⑥80年代以后,其“綜合”的特征還表現為對凱恩斯主義反對派各種理論的綜合。其代表人物薩繆爾森曾經說“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薩伊定律的侍從,而星期二、四、六,我卻可以是一名凱恩斯分子。”

新古典綜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張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對社會總需求進行適時適度調節,穩定經濟增長。1950年代,新古典綜合派的政策主張是補償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60年,肯尼迪總統采納了新古典綜合派代表人物托賓和奧肯的政策建議,削減個人所得稅,生產與就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這又對1970年代的“滯脹”困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應對這種困境,新古典綜合派又提出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實現多種經濟目標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推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緩和了階段矛盾,推遲了周期性危機的爆發,剌激了生產與經濟的發展,但是卻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加劇。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貨膨脹率和低增長率并存的“滯脹”局面,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此束手無策。。5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包括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論戰中迅速崛起。

(一)現代貨幣主義

現代貨幣主義的思想淵源是費雪的貨幣數量論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該學派強調貨幣問題的重要性,主張通過貨幣政策來消除通貨膨脹。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從50年代中期起,根據費雪和芝加哥大學的傳統觀點,對貨幣數量理論作了新的論述,主要觀點是:貨幣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貨幣數量變動既影響物價水平,又影響商品和勞務的生產量或國民收入的變動;通貨膨脹不僅被看成是純粹貨幣現象,而且被認為是國家干預破壞市場機制作用的后果;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計劃地穩定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即按照國民收入增長率有比例地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主張。

現代貨幣主義者曾提出過六大政策命題:中央銀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而不是失業;中央銀行需要使用明確而有效的目標框架和工具變量;合適的工具變量是全額準備金(制度);中央銀行能夠充分精確地控制貨幣供給;貨幣供給是適宜的高層目標;貨幣應以穩定或不變的比率增長。。]

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使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爾上臺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

1979年,美國進行了一場“貨幣主義者的實驗”,美聯儲不再以利率為中心,而是使銀行儲備和貨幣供給遵循事先確定的增長路徑。這項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成功,從1978年到1982年,通貨膨脹率從13%降到了4%,失業率從6%上升到10%;但是卻使貨幣周轉率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因此美聯儲漸漸不再以它作為貨幣政策的風向標。

(二)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強調要注重經濟運行的“供給方面”,其理論與政策的核心是說明財政政策的變化,尤其是邊際稅率的變化,對剌激勞動積極性、儲蓄與投資等的作用,進而對總供給和經濟增長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供給學派的學術淵源主要是古典經濟學,具體來說,主要是指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并由薩伊建立的“從供給出發,將生產、成本、生產率作為研究重點,并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要政策主張的經濟理論體系”。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薩伊定律。

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在經濟陷入“滯脹”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納。里根政府大幅減稅:1981年第一次總統預算將非勞動所得收入的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把資本收益的最高稅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復蘇,失業率降低。1986年,失業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給經濟學,目的是通過增加供給提高生產率、消除“滯脹”。但推行減稅卻使稅收降低、赤字高漲,并造成低儲蓄率、低投資率、低生產率、高匯率,投資下降,國際市場競爭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一)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

在20世紀70年代時,西方國家經濟面臨“滯脹”和大量失業的困境,凱恩斯主義和現代貨幣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都未能改變這種局面,一些經濟學家從現代貨幣主義中分離出來,形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學術淵源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該學派有3個重要的假設:理性預期(經濟行為人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符合這些變量實際的或者客觀的條件數學期望)、持續市場出清(工資和價格變動非常迅速,因此市場總是處于均衡狀態)、經濟當事人最大化。從這些假設中可以推導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張:①政策無效主張。如果貨幣當局宣布打算增加貨幣供給,理性的經濟行為人會考慮這一信息并完全預見貨幣供給增加對一般物價水平的影響,因此,產出和就業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變。②減少通貨膨脹的產出和就業成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經濟體要承受產出和就業的損失。③動態時間的不一致性、信譽和貨幣規則。最優政策選擇是在動態過程中發生變化的,由于存在試圖預期政策行為的當事人,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時期內的相機抉擇政策不會導致社會目標函數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建立對規則的信譽比具體的規則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獨立的中央銀行更能建立信譽,以更低的代價實施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⑤宏觀經濟政策增加總供給的作用。附加預期變量的總供給曲線自然隱含著增加總供給的微觀經濟政策,即增加產出或者減少失業的適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廠商和工人提供更多產出和勞動的微觀經濟動機的政策。盧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潛力來自較好的、長期的、供給方的政策,其收益遠遠超過短期穩定政策進一步提高所帶來的福利。”⑥政策評價的“盧卡斯批判”。盧卡斯批判使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來評價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為當事人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他們的行為,參數可能因政策規則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所以無法比較不同政策產生的效果,即宏觀經濟模型對于政策評價沒有用處。

(二)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長期在西方宏觀經濟學處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在應對“滯脹”問題時一籌莫展,陷入困境。新凱恩斯主義的產生的理論條件是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時的軟弱無力。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缺乏微觀基礎,沒有清楚闡釋名義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盡管新古典綜合派的薩繆爾森后來把古典微觀理論引入凱恩斯經濟理論中,但是卻沒有形成有機的結合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雖然發展了一種有微觀經濟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但是過于追求理論結構和分析方法的完美無暇,其市場出清的微觀分析嚴重脫離了現實,宏觀政策無效性的結論也難以令人信服。在這種背景下,新凱恩斯主義產生了。由于主張政府干預,它被看成是凱恩斯主義的復也。

相比舊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的“新”主要體現在:①在解釋經濟周期波動方面,強調的是名義價格剛性,而不是名義工資剛性。新凱恩斯主義的重要內容包括“菜單成本”理論、“近似理性”模型、長期合同理論或價格交錯調整理論。②強調實際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們來解釋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③試圖為解釋工資和價格粘性現象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微觀基礎。新凱恩斯主義把名義不完全與實際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預期假說、自然率假說結合在一起,說明名義總需求的波動如何能夠對產出和就業產生重大的實際效果,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干預政策如何可以穩定經濟。

四、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演變發展特點

雖然現代宏觀經濟學在產生和演變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爭論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識:①真實GDP的運動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給方面的因素推動的。M②真實GDP在長期內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內實際GDP的波動基本上是由總需求的沖擊引起的。③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在短期內存在,但在長期內不存在。④在長期內,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決定通貨膨脹率,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追求一個較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率。⑤不主張政府使用不謹慎的“微調”總需求的政策,來使產出和失業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們充分就業時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經濟穩定被看成是一個博弈理論的問題。政府的政策體系能夠影響人們的預期和行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關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紀30年代現代宏觀經濟學產生后,經歷了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和興起、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趨同與綜合這三個重要的演變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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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理論

西方經濟學是被運用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學,有市場經濟學之稱,流行于西歐、北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西方經濟學于15世紀產生,是解釋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和國家對其宏觀調控的方法和政策等因素進行綜合研究分析而形成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被廣泛了解,特別是在1929年西方產生經濟危機之后,西方經濟學被學者信奉為“社會科學的皇后”。在它悠久的歷史中,三次重大的變革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這三次革命分別是古典革命、邊際革命和凱恩斯革命。

一、古典革命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17世紀下半期開始,英國、法國等國家逐步出現了反對重商主義的干涉主義的思想,著重要求從生產領域中研究財富的增長,以自由放任態度為主,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歷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變革――“古典革命”。

17世紀,英國打敗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逐漸成為世界霸主,開辦了東印度公司,進行全球貿易,掠奪資本,使產業資本瘋狂聚集。17世紀下半期,英國出現反對重商主義。1776年,“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發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引起大眾廣泛的討論,是古典經濟學戰勝重商主義的里程碑,西方經濟學由此過渡到了古典經濟學時期。但亞當?斯密并不是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古典經濟學早在英國威廉?配第的學說中就已出現,亞當?斯密將其宣傳于世,李嘉圖發展壯大直至結束;在法國是從布阿吉爾貝兒的學說中初現,魁奈完善,西思蒙第結束。

古典經濟學學者反對政府干預政策,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批判重商主義的“對外貿易才是財富來源”的荒謬理論,克服了重農主義者認為的“只有農業勞動才是創造財富”的局限性理論,綜合二者提出了勞動價值論。西方經濟學理論多以學說形式出現,但古典經濟學學者的理論使西方經濟學理論建立了系統體系,18世紀下半期到19世紀60年代,古典經濟學學說快速發展。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初步穩定時期,同資本主義制度共同發展,不可避免的,古典經濟學理論有著明顯的初期資本主義色彩。古典經濟學學者多把關于經濟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階級關系的研究同相同制度下的資源配置和各種經濟變量之間作用的機制結合分析,使制度和經濟發展結合,到后來學者逐漸歪曲前學者的理論概念,有意掩蓋和歪曲資本主義的階級剝削的實質,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既定制度下的經濟資源配置研究。這種研究方法引起了少部分學者的不滿,經濟學家兼實證主義哲學家的約翰?穆勒既想討論物質生產的不同方面,又不愿意把社會內容和資源配置的內容包括在同一范疇之內,他企圖把經濟學劃分為“因其自然天性而產生”和“受國家制度影響”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部分。盡管約翰?穆勒沒用完成系統轉變,但十分有效的推動了經濟學理論關于這兩個部分的獨立研究。

直至19世紀70年代,邊際革命的出現,西方經濟學徹底拋棄對經濟制度本質的分析,開始轉向對社會制度下的資源配置的理論分析,才全面完成了這一過程的轉變。

二、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處于過渡時期,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同時由于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西方經濟學逐漸融入了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如數量分析、邊際增量分析、統計方法等各類研究方法,因此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說又產生了一次巨大的變革――“邊際革命”。

19世紀70年代初,奧地利、英國和法國的學者――門格爾、杰文斯和瓦爾拉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發現了邊際效用的遞減原理。后又經過經過維賽爾、帕累托、馬歇爾等邊際主義者的發揚,最終明確了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微觀經濟理論體系。邊際革命是以消費者行為為出發點研究價值的問題,價值決定被看成是消費者個人的心理變化。邊際主義者堅定的認為競爭是調節經濟的有效途徑,是競爭在生存和消費之間建立了均衡勢力,邊際主義者的微觀經濟理論被譽為新古典經濟理論。

由于科技的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二者間的矛盾愈加深化,經濟危機連續發生,推動人們改變視角,開始從宏觀上探尋和研究經濟危機的產生,因此隨之出現了很多宏觀經濟理論。瑞典經濟學家維克賽爾運用總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形成了信的宏觀經濟理論――動態均衡論;熊彼特根據均衡理論,運用生產要素的新因素解釋經濟周期的波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馬歇爾提出了貨幣流通數量論;美國學者密契爾運用宏觀視角對國民收入進行研究。這些宏觀理論對后來的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立有著重要意義,是宏觀經濟學建立的基礎和前提。

邊際革命是由新古典經濟學學者的理論所推動,新古典經濟學是古典經濟學的延續和發展,邊際革命是研究方法論上的革命,以資源配置為經濟研究的中心,使經濟學更加系統化和理論化,使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三、凱恩斯革命

資本主義社會在1929年―1933年期間爆發了第一次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次經濟危機也宣布了“薩伊定律”的失敗,也說明了西方經濟學前期理論的錯誤,于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出現了第三次革命,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革命――“凱恩斯革命”。

處于世界經濟危機的環境下,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文中,闡述了需求原理,否定了薩伊定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供給是自行創造需求的,所以不會發生大型的經濟危機”這一說法,他認為供給是需求的函數,由于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收益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這三大心理規律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失業和蕭條,投資者對未來收益缺乏信心導致危機爆發。他堅持提升政府對經濟發展的干預權,運用財政與金融相結合的辦法,提高公共支出,降低利率,刺激群眾消費,推動投資等方法,刺激需求,以實現經濟的均衡狀態,嚴厲抨擊薩伊定律,摒棄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理論。

不得不說,凱恩斯革命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但他從心理學規律的角度出發,研究經濟危機的爆發,掩蓋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系,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凱恩斯的理論強調短期、靜態的分析方法,忽視動態分析方法;強調宏觀經濟方面因素,忽視微觀經濟基礎;強調需求因素,忽視供給因素。凱恩斯的理論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認的是他的思想政策的確帶來了西方經濟危機之后的經濟復蘇。

凱恩斯革命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西方經濟學時代,推動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豐富了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為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在極其關鍵的時期開辟了一個新方向,也為當時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和困境提供了現實可行的道路,凱恩斯不僅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也是真正意義上,現代西方經濟學說的奠基人之一。(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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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庸.西方經濟學概念的革新和理論的發展[J].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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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對制度變遷的經典表述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精煉語言概括。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第三編:社會主義”中也經典地揭示了制度變遷的宏觀過程。在上述經典表述中,馬克思、恩格斯著眼社會基本矛盾構建一個制度分析的系統框架,論證和解釋了社會基本矛盾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社會運動規律。從經濟制度視角看,這一宏觀制度理論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物質前提和根本是生產力的發展,要從生產力這個物質原因中尋找生產關系乃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變革的根源。“人們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動的產物。可見,生產力是人們應用能力的結果,但這種能力本身決定于人們所處的條件,決定于先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決定于在他們以前已經存在、不是由他們創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創立的社會形式。”[31532在整個社會矛盾關系中,生產力起著主導性的作用,生產力的水平決定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水平和狀況,生產力的發展會造成特定生產關系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意義。社會經濟制度形式作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它的影響作用具有雙重性,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和制度變遷會使生產關系更適合生產力的本性和發展要求,就能夠成為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制度和制度變遷會使生產關系繼續制約生產力的發展,就會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所以,馬克思一方面肯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進步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必須進行制度變革,消滅私有制,實現所有制關系的社會化才能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的要求,達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從制度上講,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生產關系的相應變化,這種變化首先在經濟制度上體現出來,而經濟制度的變化進而對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化提出要求,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對經濟制度起反作用,也就是從經濟制度內在矛盾的發展、變化來說明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在馬克思的制度理論中,制度變遷的動力系統其實是復雜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導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前提,這一矛盾構成了制度變遷的最主要動力,或者說是內動力;而一定階級認識到推進制度變遷有必要時,他們才會產生制度變遷的外在動力,內動力和外動力相統一才會促使制度變遷,僅有內動力或外動力,制度變遷的條件是不成熟的。其次,經濟制度變遷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的調整。馬克思指出,經濟制度的本質是社會中不同人、團體、階級等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它確認不同利益主體在社會中的地位,協調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活動,通過制度自身的約束性和強制性來保障一定主體的利益。經濟制度的本質是利益關系,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改變和調整不同主體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建立經濟制度是因為一定社會經濟制度中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存在利益矛盾,當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尖銳化,這種矛盾及其行動就直接推動經濟制度變革和變遷,經濟制度只有根據社會不同主體的利益需求和博弈適時地調整,才能處理和規范好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利益關系,達到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目的。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一定社會關系下的不同利益主體在謀求經濟制度變革時,他們的出發點都是正當的或者說都是著眼于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社會長遠的進步,只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符合社會長遠發展目標的利益主體才是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積極推動力量。在馬克思看來,需要和私人利益是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紐帶,追求利益是人類一切社會活動的動因,利益推動生產和生活,決定和支配政治權力與活動,也是思想的基礎并決定思想,制度要滿足現實人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關注現實人的利益問題,從現實生產關系出發才能說明利益的本質。當然,現實的利益關系也區分為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要正確分析兩者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實質是矛盾的,個人利益向共同利益轉化,實際上轉化成資產階級自己特殊的階級利益,所謂的共同利益是與廣大勞動者異己的資產階級少數人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私有制,消滅階級剝削,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消滅階級直至無產階級本身,建立個別利益和共同利益完全融合的理想社會。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具有對抗的性質,但兩者并沒有完全融合起來,只講目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或者空談長遠利益而忽視目前利益都是不正確的,需要把兩者協調起來,通過互動來實現。一方面,共同利益通過個人利益實現。共同利益是在個人利益的不斷追求和實現過程中形成的,不能離開個人利益而獨立發展,共同利益存在于雙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獨立之中,不通過個人利益是難以實現的,要反對抽象地講自我犧牲,反對忽視個人利益的道德說教。另一方面,個人利益通過共同利益實現,個人利益追求受社會現實條件的制約和規定,離開既定社會所提供的共同目標、需要和生產資料等等前提,脫離社會所設定的條件、手段,個人利益也難以實現甚至是虛幻的。再次,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革是馬克思經濟制度研究的重心。馬克思制度理論是以社會經濟制度為基礎來研究整個社會制度變遷的,研究經濟制度又是圍繞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展開的,這是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的核心。在他看來,生產資料所有制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產生根本影響,是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性的前提。面對時代提出的任務,他明確提出要實現公有制替代私有制,因為公有制是合乎人性、具有最高經濟效益的制度。

但提出問題不等于解決問題,實現公有制對私有制的替代和變革本身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公有制的實質內容與它的具體表現和實現形式之間的統一也是復雜的,因此還需要具體研究經濟體制制度,它反映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并直接聯系著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運轉,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產生宏觀的直接影響,但其本身不屬于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領域。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效益的提高需要合適的經濟體制模式,經濟體制模式的選擇需要在一定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條件下,根據現實具體環境和可能條件確定,既要滿足生產力的性質即現代社會化生產的客觀要求,又要滿足經濟形式即社會資源基本配置方式的客觀要求。當然,馬克思也研究一定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中的資源配置和決策機制等微觀制度,這是馬克思制度理論的重要內容,但馬克思研究這些微觀制度的旨趣在于闡述基本經濟制度。變革私有制的時代任務決定他研究問題的重心在于根本變革社會基本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論述經濟制度以及由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政治制度等的變遷,闡述它們之間互動機制。最后,社會基本制度作用機理具有相互規定的非線性特點。

馬克思把制度研究的側重點放在基本經濟制度,論述了生產力是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但在論述社會制度的作用機理問題時,并沒有簡單地把宏觀制度變遷和具體制度變革看做是線性的甚至是有人誤解的“經濟決定論”。生產力是最終的決定因素,但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也會對生產力發生促進或阻礙作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同樣如此,在考察社會經濟制度變革時,要充分注意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不能機械地理解為絕對的單向的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同時,要辯證看待生產力是具體制度變遷的最終決定力量的觀點,它并不意味著就是直接的推動力,而是從“最終”、“歸根到底”、“根本上”意義上而言的,如果認為任何具體制度的變遷都是由生產力的變化引起的,這是對馬克思制度理論的誤解。馬克思、恩格斯為了防止孤立分析經濟層面而陷入片面性,有時甚至用“交互作用”、“決定性”這些詞語來強調“反作用”的重要性,這并非理論上存在矛盾,相反正是體現了科學辯證法,因為他們認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并不能完全概括社會中復雜的非經濟因素在制度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

馬克思認為,一定社會中在一定地方以一定形式表現出來的人的關系和職能會對物質生產發生或多或少是決定的作用。生產力是經濟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力,但相同或相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未必一定發生相同的經濟制度變遷,決定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制度變遷具有豐富性和差異性。因此,他對社會形態發展的統一性認識中包含著多樣性的認識,統一性僅僅是指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和客觀必然性,但不能反映它們各自歷史發展的全部變化和細節,不能說明它們彼此之間差別性和復雜性,統一性并不意味著它們的歷史過程是按照固定模式整齊劃一地發展而沒有多樣性。總之,不承認生產力、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就不是唯物論者;不承認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在一定條件下又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就不是辯證法者。對于馬克思制度理論的互動問題,科爾奈講得很深刻:“他(指馬克思)能夠被認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是因為他不把自己限于去檢驗資本主義的特定領域(政治領域或者經濟的、社會的或者意識形態領域)。

他將所有的領域放在一起來觀察,并分析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從那以后,這些領域相互之間的影響,它們之間的因果關系的主要趨勢才被依據制度范式進行思考的研究者納入其從事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中。馬克思不將自己囿于檢驗資本主義或其他體制的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觀察其制度的總和——不是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而是作為總體的制度,從而提供了一個系統性觀點。”_4既然馬克思極力反對人們把他的理論簡單化,反對人們片面地將歷史唯物主義歸結為“經濟唯物主義”,為什么單線決定論的思想還這樣普遍流行呢?恩格斯晚年對此有深刻的反思,指出這與他們有直接的關系。他1893年給弗•梅林寫信講:“只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視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此前在1890年給約•布洛赫的信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恩格斯晚年的論述表明,由于特定的原因即他們在創立唯物史觀時,必須把主要精力放在與唯心主義的斗爭方面,全力從理論上闡述經濟生活對建立唯物史觀的意義,這樣就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反作用重視不夠,對特定經濟基礎上社會意識形態怎樣形成、社會意識形態反映社會生活的具體方法和形式等重視不夠,而這些正是經濟基礎、政治、意識形態交互作用所構成的運行機制方面非常重要的內容。

二、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的當代意蘊

馬克思經濟制度分析框架是唯物的,要求從生產力、現實的社會關系出發來安排經濟制度,進而依據經濟關系來理解和說明政治法律制度和倫理規范;又是辯證的,要求用聯系的方法研究經濟制度與一切方面之間的關系,用發展的觀點在制度運動變化中把握經濟制度變遷,用系統的思想使經濟制度安排符合現實世界中的各種關系,處理好不同層次制度之間的關系,在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制約中分析個體經濟行為;更重要的是實踐的,要求用實踐的方法考察經濟制度安排的實際效果。這些方法論要求我們從生產力決定的客觀經濟關系的制約中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認識人們在一定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來理解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并在實踐中認識經濟制度變遷的規律,推動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發生與生產力進步相適應的變革。它的當代意蘊在于:首先,經濟制度建設要把握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的基本要義,正確理解其基本價值和方法論。

第一,把原則性制度規定與具體性制度安排區別開來。馬克思一再強調自己的制度設想具有原則性,要求人們把握自己理論的方法論意義,而不是教條地用這些原則預料未來;他希望通過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批判來發現未來的理想制度,但不是設定未來和宣布一些適合于未來任何時候的一勞永逸的規定。他的這種經濟制度設想是一個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的宏觀經濟制度安排,把它變為一套可操作的具體規則和方法則是艱難的過程。

第二,不能把時代性的制度設想看做超時空的實踐主題。馬克思的歷史任務具有時代性,從理論上論證取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要性、設想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可能方向是時代賦予他的任務,我們完全理解他設想的未來社會經濟制度和舊制度截然對立,但由于后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的變化,馬克思的結論未必完全正確,需要后來人在自己的時代環境下解決時代提出的問題,而不是把馬克思的時代性制度設想看做超時空的實踐主題。

第三,不能把空想性的制度設想演變為現實性的行動。不成熟的理論是由不成熟的實踐所決定的,馬克思在繼承空想社會主義合理性設想的同時也繼承了一些具有空想色彩的內容。f:L~n他充分論證了市場無序競爭的缺陷,但是對市場的積極作用以及它的存在條件估計不充分;他論證計劃能夠有效克服市場弊端,然而把計劃過于簡單化,賦予理想化的色彩,沒有考慮到實現計劃需要充分完全的信息,而掌握充分完全信息則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計劃調節本身也有其局限性。第四,有條件性制度設想不能無條件地運用。馬克思的經濟制度設想著眼于未來理想社會,它的實現需要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等必要的基礎和條件,實踐他的經濟制度設想要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

我們在理解馬克思經濟制度設想時應該關注的是其方法論價值,而不能局限于其具體結論而不敢突破。其次,經濟制度建設要把握住馬克思經濟制度理論基本價值具體化、現實化的三個原則。

一是堅持以人為本原則。以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為核心,堅持的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本價值理念并使之具體化,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上,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以人為本兩個命題真正統一起來,關照現實人的利益,關鍵是把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處理好,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堅持社會的共同利益至上的前提,但不能像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只強調社會利益而忽略了個人的利益,要在追求社會共同利益的同時,積極為個性的逐步解放和利益實現創造歷史條件,提供最廣大的空間。

篇9

關鍵詞: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功利主義

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和發展的問題,自從韋伯提出 “資本主義精神” 這一概念以來,學術界就有了許多的爭議和看法。韋伯認為宗教力量(其實就是新教)在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中扮演著主要和關鍵的角色,但同時也承認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還受其它力量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精神”到底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呢?

1“資本主義精神”根源的歷史追溯

1.1猶太教徒與新教徒的功利主義精神比較

對于韋伯的新教倫理促成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邏輯推理,最富影響力的支持莫過于對不同宗教信仰群體對成就需要的比較研究。麥克萊蘭就指出:①新教改革運動強調的是在生活的各個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賴別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變了培養兒童的方法,教他們自力更生和獨立自主,從而導致孩子具有更強烈的獲取成就的需要;③更為強烈的獲取成就的需要會導致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而這就是資本主義精神。而格哈特倫斯基則對人們對工作的愿望、抱負和態度的相應特點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結果是:“(最向上進取的)是猶太人,第二是新教徒,……”這意味著,猶太人比新教徒還要積極進取,還要注重個人成就。而此現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倫理是難以解釋的。那么,猶太教徒更為進取、更為理性的功利主義傾向源自何處呢?

猶太人自中世紀到20世紀中葉一直是個流浪的民族,沒有國土,信仰單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歧視。猶太教的教義就是天主教《圣經》中的《舊約》,和天主教義如出一轍,這個宗教千百年來也沒有進行類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們自然無法用宗教信仰來闡釋猶太人積極進取的行為導向的根源。同時,古猶太國的遺跡中也難以發掘出這個民族擅長商業、積極進取精神的痕跡。結合猶太民族的發展歷程分析,其實猶太人積極進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還是與他們的流浪生活狀況有關的。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無法耕種糧食,這樣就斷絕他們建立王國和進行農業生產的可能,他們只能客居在他鄉,從事封建社會中的末業-商業。基于客居他鄉所帶來的生活不穩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擠,及落后就會淪為宗主國人民的奴隸的現實,猶太人對自身積極進取重要性的感受更為迫切。久而久之,這個民族形成了行商的傳統,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這就是猶太人擅長商業的根源。猶太人正是因為其獨特惡劣的生活環境,使他們的積極進取的素養遠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較與宗教教義影響,惡劣的生存狀況同樣可以激發人的向上動機,甚至在更多情況下比宗教教義的影響更為顯著。

1.2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的主要體現者分析

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者,韋伯有其獨特的觀點。他指出:“商業貴族中那些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家既不是我們在此稱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唯一體現者,也不是這種精神的主要體現者。只有那些處于上升時期的工業中產階級才體現了資本主義精神。”[1]23如果說韋伯的觀點完全正確,那么為什么只有中產階級才是這種精神的主要載體和主要奉行者呢?難道當時社會各階層中僅僅只是中產階級信仰新教所致嗎?

通過對當時社會宗教信仰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個階級在宗教信仰上并無差異,而宗教信仰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來分層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們同樣可以從當時三個階級的生活處境中得到上述問題的答案。13-16世紀的無產階級缺乏經濟基礎,經濟上還是依附著地主和新生的資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產業,在工作中他們仍持著一種被迫的態度(正如韋伯在計件工資制下發現到的雇工的情況一樣),當然那種宏遠的功利欲望就很難提起。同時也由于大多數無產階級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們的精神只能還停留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麻木不仁和逆來順受狀態,這種精神思想就是在現代還流傳的“小農意識”、“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生活處境下無產階級要完全具備資本主義精神是不可能的。轉而再來看看當時的大資產階級和貴族。這部分人群大多在當時已經學會了用工商業來壯大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壯大其總體實力,似乎頗有些“積極進取”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是他們的獲利很多情況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緣關系和戰爭掠奪等非理性方式達成的,自然大資產階級也不能成為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者了。反觀韋伯所說的中產階級,這部分人在14世紀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文化知識水平,從而使他們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實現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間。由于當時總的社會生產水平還不高,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無法令其滿足,而他們又缺乏像大資產階級和貴族一樣的政治經濟特權,他們如果不努力進取實現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淪為無產階級。正是在這種生活情境下,這些所為的工業中產階級在新航路開辟之后,面臨社會需求急劇增多的機會,他們積極進取,在沒有特權的情況下,理性的遵守王國法律和商業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資本主義理性經營方式,最終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資本主義精神”。因此,與上文一樣,筆者認為艱難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資本主義精神”質的形成的主要動力之一。

1.3“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真正來源

正如上文所說,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實質有二:其一是積極進取的功利主義精神,其二是理性對待功利的態度。而人類生來就有對功利的欲望,而對事物持客觀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存在。古希臘的哲學和自然學家們已經會用一些自然現象來客觀理性的解釋世間萬物。而在我國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論已顯示出古人對待事物客觀理性的態度。因此,可以說“資本主義精神”在人類社會出現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

那么古時“資本主義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時及如何被整合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呢?筆者認為貫穿其中的是人類改善自身生存狀況的努力和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歐洲歷史發展進程中,自羅馬帝國時期一直到中世紀,人們的生活環境惡劣,生活總體水平一直不高。且當時各國君主大都不重視經濟發展,王朝戰爭時有發生,經濟發展非常緩慢,人們生活狀況的改善或者說欲望的滿足大多采取奪取這種非理性的手段。因此,這一時期的工商業者既要想實現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須用理性的態度去對待這一問題是不現實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條件。直到13-16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業得以迅速發展,而后新大陸的發現又開辟了新航線,這些都促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繁榮。資本主義手工工場逐漸形成,借貸記賬法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現了,銀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業機構產生了,這就標志著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質的形成。與之相隨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運動爆發,隨之產生的新教倫理不可否認在西歐很多地區對人的精神意識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脫離時代所處的經濟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變看成是一種人類行為動機產生的主要動力,其結論是難以成立的。基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低物質生活水平時期的人類是不會把諸如對上帝的虔誠等情感需求放在個人需求的首位的,他們的物質需求顯然要排在對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筆者認為在宗教改革影響之外,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根源最主要還在于當時中產階級仍舊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開辟以來社會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資本主義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國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背后,是韋伯對美國經濟后來居上原因的分析,韋伯甚至將美國稱為“‘資本主義精神’盛行的土壤”。韋伯認為美國國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著富蘭克林式“資本主義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奮斗,最終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但是為什么韋伯就能論斷這種進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是受到了新教倫理的決定性影響才最終形成的呢?美國騰飛時期的西歐主要國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這種宗教倫理,為什么整個西歐卻被美國所超過呢?清教禁欲主義只是給了正當地獲取財富一個通行證,正如上文所述,美國資本主義精神勃發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響之外,還在于其具有一些社會優勢。

新生的美利堅民族社會整體發展水平要遠低于當時的世界中心—西歐。在沒有奴隸封建社會的經歷下,其人民的社會分層也沒有西歐那么明顯和嚴重,因此其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普遍較低,這主要是源自當時美國社會總體社會生產水平不高所致。在諸如“西進運動”、“門羅主義”(這里是表示美國對美洲地區的經濟殖民主義政策)的刺激下,美國經濟發展得以擁有了廣闊的市場。美國政府又把經濟作為國家發展的第一要務,使經濟發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國的經濟得以快速發展起來。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這種物質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覺的成為了最具“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者。而由于中產階級占了美國社會的絕大部分,這種階層精神就逐漸成為了整個社會的精神。這種積極進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為了整個社會的一種精神氣質,隨之促進了美國社會的發展,美國社會也就進入了一個“資本主義精神”與經濟發展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美國的經濟奇跡由此誕生。與之相對應的是同樣作為過英國殖民地,也同樣廣受清教主義影響的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則缺乏這樣的廣闊市場,導致整個社會的精神色彩也就沒有美國社會那么上進和理性,從而“資本主義精神”沒能在這些國家廣泛傳播。至此,除宗教影響外,中產階級較低的生活水平、廣闊的市場需求刺激是“資本主義精神”成熟和量的傳播所必不可少的。

3結語

本文并不是對韋伯觀點的全盤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對韋伯觀點的學者站在一邊。筆者只是用一種回顧歷史的手段,來闡述自身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筆者認同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精神產生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認為其是這種精神產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歐洲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歷程,它只能代表宗教信仰對“資本主義精神”在歐美的特殊作用,而這種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輔助作用。因為宗教信仰本來就是精神上的,它沒有個人欲望和經濟刺激來的那么實際,那么有分量。通過對人類歷史的回顧和美國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盛行的土壤的歷史背景分析,作者認為:除宗教影響外,中產階級較低的生活水平、廣闊的市場需求刺激是“資本主義精神”成熟和量的傳播所必不可少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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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的原因

我國經濟學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不過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見解不一。有的學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機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學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還有的學者在研究和論述體制層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學者探究了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制度層面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雖然呈現出與以往危機不同的特點,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次危機并未超出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判斷和分析。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是形成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而金融資本貪婪和逐利性則是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泛濫一步一步發展的結果,其實質就是由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發展所必然產生的生產過剩,而且是跨國移動生產過剩。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每一次危機的具體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機的根源卻是一樣的,即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產物。新自由主義確實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機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義不是危機的根源,拋棄新自由主義不能解決危機問題。

有的學者既從制度方面又從經濟運行體制等方面論述本次危機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雖然經濟因素確實在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諸如政治、制度和監管等非經濟因素同樣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學者認為,信息機制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簡單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和金融穩定,而過于復雜的金融創新則可能在投資者之間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導致投資者的風險識別狀態發生系統性改變,最終誘發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導致經濟周期和危機的直接變量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跟不上資本積累的速度消費需求降低利潤率下降投資劇降經濟危機。

有的學者從經濟周期、收入分配視角等其他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發達階段虛擬經濟周期運動的內生產物,深層原因在于強勢美元格局形成過度消費和虛擬資本膨脹間相互加強的循環,導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過度偏離。而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則是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們之間相互疊加共振的結果。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源于美國經濟中軟預算約束現象的普遍存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生成和傳導機制可以描述為:軟預算約束道德風險金融創新激勵金融創新過度信貸膨脹大量呆壞賬加劇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價下跌時的風險集聚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從收入分配的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響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國之間與各個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導致了宏觀經濟的金融化和消費者的債務積累。而新興工業化國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壓制了國內需求。這些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間接地為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債務融資。這種局面本質上就是一種無法持續的全球化。伴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傳導到全世界,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總體分析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學者們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部分學者認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缺乏強勁動力。美國和歐洲處于金融危機后的緩慢復蘇階段;其復蘇到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軌道可能性較小。在國際貿易環境方面,發達經濟體增長放緩將極大壓縮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空間。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低碳經濟可能成為發達經濟體新型貿易壁壘。

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將促進國際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力;新興大國經濟群體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是引發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國際力量格局變遷、國際經濟關系調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構形成的關鍵因素。

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現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與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不相適應,并且無力應對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對此,國際社會共同要求改革金融體系,建立新的經濟秩序。

還有部分學者指出了后危機時代的另一些新特點,一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改革方案逐漸式微,經濟穩定和收入公平分配會得到更多的重視。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場,在經濟治理上再次占上風,但美國市場經濟模式難以發生實質性變化。三是世界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調整,全球經濟失衡將有所緩解。四是經濟全球化將繼續深入發展,產業調整轉移將出現新變化。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的學者探討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學者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最根本屬性在于無約束的純信用本位貨幣特質,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正是在這種信用貨幣本位下的儲備國道德風險作用集中表現。另有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能有兩種方向:一是各國通力合作創造出超主權的國際貨幣;二是歐元和人民幣不斷崛起,與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準貨幣的新國際貨幣體系,而第二種的可能性更大。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是本位貨幣的選擇,一個公平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應該擺脫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由所有參與國共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