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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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但是，當今的學術論壇上出現了新的見解，或者說，出現了重新認識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執著追求真理著稱的經濟學者，在他研究歐洲城市史以后所寫的筆記中說道：淵源于希臘、羅馬傳統的“城邦國家，商業城邦”是“歐洲中世紀產生城市、產生市民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歷史條件。這種“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國歷史上所絕對不會發生的。”“中國的城市、市井、市肆，卻從來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

因此說“中國的中世紀也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歷史打斷客觀歷史發展過程，中國社會自己也能生長出資本主義來云云,”這是“非歷史的觀點。”（1）應該說，這是新的見解之一例。（2）這個見解，在以后的論壇上，也時有出現。（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編了一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著名學者，在該書中不但承認中國的明清時代，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且強調資本主義萌芽對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作用，認為“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會夭折的，而是導向新的生產方式，我們在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時，就應該考察它的延續性和導向性。”（4）這里所說的延續性和導向性，自然是指資本主義的導向和延續，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際，著者“在進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學術會議上“提出了與自己過去觀點完全不同的新見。”（5）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最近一次的“筆談”中，著者進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資本主義萌芽了。”（6）既然不提資本主義萌芽，那么“它的延續性和導向性，”自然更加無從談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關于中國社會形態及相關理論問題的學術討論中，有些學者進一步認為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只能是一種假設”，是一個“假問題”。（7）

因此，如果說前者代表一種創新見解的提出，那么，這后者就代表一種重新認識的要求。

無論是新的見解的提出還是重新認識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無疑會引起學術界廣泛的興趣。就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而言，它富有啟發的意義，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城市和古希臘、羅馬以至中世紀以后歐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國社會自己不能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結論，這也許還需要進一步討論。但是，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過程的緩慢、延續的遲滯和向資本主義導向的乏力，卻是確定不移的現實。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觀估量。下面僅提供兩個具體實例，附帶作一點解說，看看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注釋：

（1）顧準：《顧準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頁。

（2）應該同時指出的是，在國外，這又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觀點。中國社會停滯論，在18世紀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和德國的古典哲學著作中，就已經出現過。

（3）參閱《中華學術論文集》，1981年版，第353頁；《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頁。

（4）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載《中華學術論文集》，1981年版，參閱許滌新、吳承明主編《資本主義的萌芽》，1985年版，第6頁。

（5）李伯重：《吳承明先生學術小傳》，見吳承明著：《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1996年版，第300頁。

篇2

關鍵詞：福斯特；生態批判：生態學；資本主義

Abstract:AsanecoMarxist，Fostermakesacritiqueofcapitalismthoroughlyfromtheperspectiveofecology.Heholdsthatecologyisanticapitalism,andcapitalisticproductionmodeistherootcauseoftheecocrisis.Hedisagreeswiththetheoriesof“limitednessofeconomicgrowth”,“naturalcapitalization”andecoimperialism.Herefutestheviewthat“technologycanresolvetheecoenvironmentalproblems”andinsiststhatwithoutthefundamentalchangeofthecapitalistsystem,theecoenvironmentalcrisiscanneverberelievedonlythroughtransformationofeconomicgrowthpatternandfastdevelopmentofecotechnology.

Keywords:Foster;ecologicalcritique;EcoMarxism;capitalism

在生態學理論家的“譜系”中，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理論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獨領。他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主要體現在《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正如作者所言，該書主要是對1992年至2001年間資本主義制度下應對環境危機的主流經濟措施進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對資本主義反生態本質的批判

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批判，其理論是犀利的，觀點是明確的。他指出：“生態與資本主義是互相對立的兩個領域，這種對立不是表現在每一個實例之中，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表現在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態危機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們圍繞著生態危機的根源各抒己見：有人把它歸咎于人類對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認為是工業文明的惡果，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必然產物。在處理生態環境問題上，科學家和主流環保主義者往往只強調一些具體的改善環境的措施：例如減少對礦物燃料的依賴而用太陽能取而代之；減少消費；消除世界貧窮；控制人口增長，等等。福斯特認為，上述觀點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沒有從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上探尋原因。所以，“由于對社會因素及其對生態可持續性的關系缺乏認真思考，主流環保主義者，包括大多熱心關注環境的科學家，其觀點經常彌散出牧師布道的氣味”[1］68。

與這些觀點迥異，福斯特強調，生態學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的學理主張與資本主義邏輯相抵牾。所以，人們應該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主義邏輯中尋找生態危機的根源。他說，資本主義反生態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因為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積累制度，特別適應資本和利潤的生產，目前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處于支配地位。而資本主義不會是靜止的，其資本積累也是不會停止的，用馬克思的話說，它“要么積累，要么死亡”。

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需要專心致志、永無休止地積累，不可能與資本和能源密集型經濟相分離，因而必須不斷加大原材料與能源的生產量，隨之也會出現產能過剩、勞動力富余和經濟生態浪費。”[1］127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這種積累一直靠全球環境不斷被系統地剝奪其自然財富得以維持。環境被蛻變成了索取資源的水龍頭和傾倒廢料（經常是有毒廢料）的下水道。所以，過去500年的歷史實際是一個不可持續發展的歷史”[1］74。

福斯特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形象地比喻為“踏輪磨房的生產方式”，這種體制的顯著特征猶如一種巨型的松鼠籠子，它要處于高速的運行中，一旦停止，這種體制就終結了。

福斯特確信，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難辭其咎，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原罪”，是其經濟體制無法克服的痼疾。

二、對傳統經濟學應對環境危機的經濟措施的批判

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生態批判基于三項主張：（1）一種制度如果追求財富無休止的增長和無限度的攫取，無論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資源，從長遠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續的；（2）一種制度如果將人們與其特定居所的歸屬感和生態基礎分割開來，那么它與生態穩定和“土地倫理”將是格格不入的；（3）一種制度如果分割地球，產生出“貧與富的生態環境”，那它同樣是不可接受的。

他說，傳統經濟學自詡為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學，但這里所說的物品僅狹隘地界定為市場上的商品，而發展經濟所造成的生態資源匱乏和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惡化則不在傳統經濟學的考慮范圍。因為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學家們通常將生態問題視為某種盡力回避而不是應該嚴肅對待的問題。

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增長有限論”，福斯特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上的有限增長，只是人們的一種烏托邦式的期盼，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把追求利潤增長作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經濟增長，包括剝削和犧牲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迅猛增長通常意味著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時向環境傾倒越來越多的廢物，導致環境急劇惡化”[1］3。

福斯特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首先，資本主義毫無節制的經濟擴張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為代價的。其次，資本家在評估投資前景時，總是計算在最短的時間內得以回收投資以及今后長久的利潤回報。至于那些對人類社會具有最直接影響的環境條件和因素，諸如清潔水源、不可再生資源的分配與保護、廢物處理等可持續性問題，與冷酷的資本需要短期回報的本質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投資商一定要維持股東權益的價值并能定期分派紅利。所以，投資于需時較長的生態環境保護事業，投資商既沒有那樣的耐心，也沒有那樣的意愿。“這樣一來，資本主義投資商在投資決策中短期行為的痼疾便成為影響整體環境的致命因素。”[1］4

福斯特列舉了美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的事例來說明資本主義經濟與環境保護的矛盾。美國政府認為《京都議定書》存在著兩個缺陷：一是因解雇工人和消費物價上漲而給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二是它沒有包括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此兩者也是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責任者。《京都議定書》及其溫室氣體的指令性減排顯然不符合美國資本及其國家的意愿，美國經濟為減排而付出的代價太高，難以承擔。

《京都議定書》在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上的失敗，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慣性，它不會輕易使自己的發展模式發生逆轉，不會改變工業文明和資本積累的發展結構，而這種發展模式從長遠的角度看對環境將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針對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質疑，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提出了資本主義經濟“非物質化”的辯護。對此，福斯特給予了嚴厲的批駁。他指出，如果人們相信了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那么人們就沒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減少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了。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方式的不斷創新和市場奇跡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事實是，資本主義經濟非物質化并沒有實現，燃燒煤炭、石油等礦物燃料是當代工業國家最主要的經濟活動，也是向空氣和土壤排放廢料的唯一的最大污染源。大氣層、海洋仍然是工業國家處理廢料的主要排放地，人均廢物排放量也在大大增加。例如，美國從1975年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潛在危險的廢物量增長達30%。顯然，這樣的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非物質化”的觀點變成了謊言。

福斯特對環境經濟學理論預設進行了批判。針對生態環境學家的指責，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了環境經濟學的理論預設，他們主張如果人們賦予自然界以經濟價值并更加充分地將生態環境因素納入到市場經濟的體系中，將生態資產轉化為可以銷售的商品，這樣生態環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

福斯特認為，該理論前提確信生態環境可以經濟量化并融入到市場體系中去。對于這個前提，福斯特視為“烏托邦神話”。在他看來，生態環境不能完全地納入到商品經濟的循環之中，因為生態環境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是整體性的。生態環境所具有的內在價值不能簡化為市場價值，也不能簡單地用于經濟成本和效益分析。反之，如果人們強行給環境物品，如風景優美的海灣、沁人心脾的空氣定價，人們并不認為此舉有助于環境保護，相反，倒像是某種勒索保護費的詐騙行為。福斯特列舉了鳴禽類面臨滅絕和森林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的事例來批判環境經濟學家的觀點。在他看來，把鳴禽類動物納入正常的市場體系也是徒勞的。因為提高鳥類價格會刺激一些人捕捉鳥類的欲望，而資本主義現代農業大量使用農藥和化肥，導致鳥類棲息地和生存環境的污染在日益加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森林資源遭到破壞，不是因為林業被排斥在市場經濟體系之外，也不是因為林木沒有標價。其實，長期以來，森林產品早已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運行著，森林的市場化不僅沒有保護該生態系統的安全，反而對其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三、對“自然資本化”理論的批駁

環境經濟學家針對商品經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性影響，提出了“自然資本”的概念。他們認為，新資本主義與傳統資本主義的最大不同就是認為整個自然界及其各個組成部分在本質上都是“自然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成本的外在表現。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不是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會計統計方式的缺陷。所以，只要建立新的會計統計方法，在企業的損益表上反映出“自然資本”的消耗情況，企業就將充分考慮到“自然資本”的價值并以此來拯救生態環境。

對于“自然資本”理論，福斯特給予了明確的批判。他指出：“不論描述自然資本的修辭如何動聽，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卻沒有本質上的改變，也不能期望它改變。把自然和地球描繪成資本，其主要目的是掩蓋為了商品交換而對自然極盡掠奪的現實。此外，將自然資本融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即使已經真的這樣做了——其主要結果也只能是使自然進一步從屬于商品交換的需要。”[1］28福斯特以美國私營的太平洋木業公司的事例來論證他的觀點。該公司正在采伐北加州紅木林，因為它們是亂雜木，不能當成生產性資產，為了市場的需要，必須清除這些雜木以騰出空地培育統一規格、處于全面管理之下的速生林。這些森林的悲劇，不是因為它們被排斥在資產損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為它們已被包含其中。

在批判環境經濟學的“自然資本”理論時，福斯特指出了該理論的生態局限性。環境經濟學家在論述氣候變化的環境影響時，僅僅看到了這種變化對農業經濟的影響，而沒有考慮到全球變暖將對非市場領域的影響，即瀕危物種和隨著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濕地的價值，以及與環境難民的產生有關的成本等全方位的環境問題。環境經濟學企圖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這是它失敗的根本原因。在福斯特看來，隨著世界范圍的商品經濟規模的日益擴大，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將越來越嚴重。其中商品經濟對自然的影響是其重要原因，因為無論是通過生產成本的外化還是把自然資源和環境因素納入生產成本的考核，其目的都是為了資本的積累和擴張。而“真正的可持續性關注整個生態系統的再生產，而給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獨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魚類——賦予貨幣價值，這實際是錯誤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個體部分，個體部分也可以簡單地拼湊起來”[1］51。

四、“讓他們吃下污染”——生態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生態剝削與壓迫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提出了被傳統經濟學家廣為接受的一些關于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反映出資本積累的邏輯和生態帝國主義的反人類和反生態的本性。薩默斯的部分觀點被冠以“讓他們吃下污染”的題目，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國雜志《經濟學家》上刊登出來。

薩默斯生態學三謬論的主要觀點是：第一，由于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的民眾在工資收益上差別是很大的，所以由以往從疾病和死亡“獲得的利益”來衡量第三世界的個體生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個體生命相比是毫無價值的。發達國家的平均工資數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國家，那么同樣的邏輯，第三世界國家的個體生命的價值也就數百倍地低于發達國家。這樣，即使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了第三世界國家民眾的疾病和死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也是合算的，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值錢。所以，向低收入國家傾倒大量有毒廢料背后的經濟邏輯是無可指責的。第二，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線性的，因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非洲人煙稀少的國家應該是污染最少的國家，那里的空氣污染水平與洛杉磯和墨西哥城等嚴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還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還處于“欠污染”的第三世界，從經濟成本的角度考慮是合適的。第三，對清潔環境的需求是以一定的收入為基礎的，也是人均壽命長的富裕國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這些國家才適合于講究審美和追求健康。所以，如果污染企業將污染物轉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成本就會下降。基于上述理由，薩默斯主張，世界銀行應當鼓勵將污染企業和有毒廢料轉移到第三世界。

福斯特指出，薩默斯的謬論是令人厭惡的，表現出了十足的生態帝國主義的惡習。人們不要以為薩默斯以十分輕蔑的態度來對待第三世界和生態環境問題是他喪失理智的癡語，其實，這是資本積累的經濟擴張主義的邏輯必然，也是他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本質的大暴露。“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薩默斯的作用是為世界資本的積累創造合適條件，特別是在涉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時更應如此。無論是世界大多數人的幸福，還是地球的生態命運，甚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命運，都不容許阻礙這一執著目的的實現。”[1］55薩默斯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可以說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大實話”。隨著人們生態環境意識的提高和工業生產的環境評估越來越嚴格，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態環境限制。為了給資本擴張掃清障礙，為了把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外在化或他鄉化，向貧窮的國家和地區傾倒未經處理的有毒廢料、工業垃圾就成了資本主義企業的一貫做法。福斯特認為，薩默斯將有毒廢料傾倒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主張，并不是他的“首創”，而是美國國內正在實施的政策和做法的世界應用。1983年，美國審計總局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南方一些州的黑人雖然人口比例占20%，但四分之三的場外商業有毒廢料填埋場都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居住區附近。福斯特指出：“發達國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運送數百萬噸的廢料。1987年，產自費城的富含二氧雜芑的工業廢渣傾倒在幾內亞和海地。1988年，4000噸來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聯二苯的化學廢料在尼日利亞被發現，毒液從銹蝕不堪的圓桶中溢出，污染了當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57

在福斯特看來，生態帝國主義的卑劣行徑才是生態危機全球化的真正原因。因為“在21世紀的黎明，有種種理由讓人相信，資本主義制度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經濟增長，已進入全球范圍內生態系統不可持續的發展軌道，因為它已偏向能源與材料的過高消費，致使資源供給和廢料消化都受到嚴重制約，加之資本主義生產本性與方式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浪費使形勢更加惡化”[1］69。

五、對資本主義技術決定論的生態批判

福斯特發現，“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解決環境問題的標準方法就是引導技術向較良性的方向發展：生產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車的單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陽能替代礦物燃料以及資源的循環利用。”[1］86也就是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客和社會輿論都認為，技術改進是擺脫環境問題的主要途徑。面對這個觀點，福斯特提出了質疑：新技術及其應用在經濟擴張的同時能防止環境的惡化嗎？

為了批判技術能解決環境危機的觀點，福斯特提到了“杰文斯悖論”。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因創立邊際效用主觀價值理論而成為近代新古典經濟分析的創始人之一。杰文斯是以他研究煤炭能源的專著《煤炭問題》一書而成名。杰文斯認為，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減少對這種資源的需求，這是因為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在他看來，認為燃料的經濟利用等同于減少消費，這純粹是一種思想混亂。真實的情況恰恰相反。他列舉了蒸汽機發展的歷史來論證他的觀點。蒸汽機的每一次成功改進都進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費。福斯特認為：“到目前為止，“杰文斯悖論”仍然適用，那就是，由于技術本身（在現行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無助于我們擺脫環境的兩難境況，并且這種境況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而日趨嚴重。”[1］96例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汽車行業的技術改進，生產出了能源效率利用更高的汽車，但由于汽車數量的增加，并未遏止對汽油的需要。同樣，冷凍技術的改進導致人們生產出更多更大的冷凍設備。

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時，技術不是萬能的。面對氣候變暖的事實，美國政府在某些大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轉向了對“碳吸收技術”的研究。他們認為，該技術既允許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時又能保護環境。于是，美國能源部投入數千萬美元對這類技術進行研究。研究的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從空氣中抽取二氧化碳；二是將其注回到煤礦、油田，并由此回歸海洋。美國政府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術研究就是為了解決排放問題，以便使以碳耗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像以往一樣完好無損地延續下去。但是，目前看來，還沒有任何一項這方面的技術具有使用價值，也許永遠也不會有這樣的技術。即使有了這樣的技術，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也是問題。吸收技術的解決方案只是將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他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中。但問題是，將海洋作為堆放人類經濟廢物最后地點的做法也是不科學的。福斯特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環保技術（太陽能技術）也不一定會被廣泛采用，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需要促進開發的是那些為資本帶來巨大利潤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對人類和地球最有益處的能源”[1］94，所以，將可持續發展僅局限于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率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

六、結語

在福斯特看來，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社會已存在著一種不可逆轉的環境危機，只要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不變，無論人們采用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利用什么樣的科學技術等都不能從根本上克服生態環境問題。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決定了我們“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1］96。這里，充分體現了福斯特生態學對資本主義生態批評的社會意義。

篇3

韋伯的社會變遷理論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韋伯看來，人類歷史的演進和社會變遷揭示社會生活的理性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行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過程并非漸進或連續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前，西方社會的經濟理性化并不是一個自行延續的過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也非直接地通過內在的一般理性化從資本主義早期形成發展而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載人的態度和氣質方面需要有急劇突破和飛躍，韋伯認為完成這一態度和氣質領域內的突破和飛躍的主要動因是經過改革的宗教意識。具體地說，這一棟因就是歐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爾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義的邏輯和心理的眼里所產生的“世俗禁欲主義精神”。

西方發展了資本主義，不僅數量上頗為可觀，而且還發展了在其它各地從未出現過的類型、形式和方向。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理性的工業組織只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所有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特點之所以獲得了重要意義，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聯系著（即使通常所謂的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交換等等一類東西也是與之聯系著的）。

經濟生活整體上的顯著特征可以說是經濟理性主義。在技術和經濟組織領域的這種理性主義的進程，無疑決定了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生活理想的一個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物質產品，毫無疑問是他們畢生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資本主義在西方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不僅為西方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整個世界的發展過程，改寫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歷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們的中心問題，歸根結底，也不是資本主義活動發展本身，中心的問題毋寧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從文化史來說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及其特點的問題；這個問題與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的起源問題肯定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韋伯指出：初看上去，資本主義的獨特的近代西方形態一直受到各種技術可能性的發展的強烈影響，其理智性在今天從根本上依賴于最為重要的技術因素的可靠性。然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它依賴著現代科學，特別是以數學和精確的理性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特點。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和以這些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的發展又在其實際經濟應用中從資本主義利益中獲得重要的刺激；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曾經受到經濟考慮的鼓勵，這些考慮在西方曾對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甚為有利，而這一鼓勵是從社會結構的特性中衍生出來的，當然，并非社會結構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方面中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那么這種法律從何而來？韋伯分析如在其它情況下一樣，資本主義利益毫無疑問也曾反過來有助于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試圖做出這種說明時，我們首先考慮了經濟狀況，因為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與此相反的關聯作用也不可不加考慮。因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的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

一種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這種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所欲達的經濟成功，這與農民追求勉強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冒險家式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因為這種傳統主義趨向與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投機活動來追求經濟成功。

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于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從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主義這一角度可以說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卻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資本主義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義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它包含著各式各樣東西構成的一個完整世界。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這一特殊具體的形式到底是誰的精神產品，韋伯指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其實這也是韋伯在這部著作中所要論證的觀點。

韋伯同時還指出，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并不僅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結果，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產物。其實，在宗教改革之前，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某些重要形式業已存在了，這有力的證明了以上的觀點。其實韋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質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傳播。更進一步的說，資本主義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從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釋。在這本著作中韋伯通過對具有代表性的加爾文教的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韋伯認為：加爾文主義在社會組織方面的無可置疑的優越性能夠與這樣一種斬斷個人和塵世的千絲萬縷聯系的傾向有關系，這種關系源于基督教胞愛在加爾文信仰所導致的個人內心孤獨重壓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義就是如此的，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服務的，被選召的基督徒在塵界中唯一的任務就是盡最大可能地服從上帝的圣誠，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與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會成就，因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據他的圣誡來組織社會生活。因而在塵世中基督徒的社會活動完全是為“增加上帝的榮耀”。為社會的塵世生活服務的職業中的勞動，也含有這一特性。在加爾文教中，這成為了他們倫理系統中的一個鮮明的特點。胞愛只能為了上帝的榮耀而存在，而不是為肉體服務的，那么這種友愛首先只能表現在完成自然所給予人們的日常工作中；漸漸地，完成這一工作開始具有了一種客觀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為我們社會的理性化組織的利益服務。這便是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天職觀”。

同時，韋伯還指出，作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義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理性化的發展。這種禁欲主義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種禁欲主義的，清教徒的禁欲主義是一種入世的禁欲主義。禁欲主義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種明確的理性特征。禁欲主義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發展成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為的有系統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狀態”，使人擺脫非理性的沖動的影響，擺脫對外界和自然的依賴。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類型的禁欲主義一樣，力求使人能夠堅持并按照他的經常性動機行事，而不依賴感情沖動，這種禁欲主義的目的是使人可能過一種機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自發的沖動性享樂，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為有秩序。

禁欲主義如何深入個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確定自己受到恩寵呢？況且只有在證明具有與自然人生活方式明顯相異的特殊行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這種恩寵，由此產生出對于個人的推動力，激勵個人有條有理的監督自己的行為，以使自己獲得恩寵，并因此而把禁欲主義注入其行為之中。但是，這種禁欲主義行為意味著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這種禁欲主義再也不是一種不堪承受的負擔，而是每一個確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與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們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離開塵世的修道院里度過，而是在塵世及其各種機構里度過——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這種在現世中（但又是為了來世的緣故）將行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義新教的職業觀引起的結果。

在私有財產的生產方面，禁欲主義譴責欺詐和沖動性的貪婪。被斥之為貪婪、拜金主義等等的是為個人目的而追求財富的行為。因為財富本身就是一種誘惑，但在這里禁欲主義是那種“總是在追求善卻又總是在創造惡的力量”，這里邪惡是指對財產的占有和占有的誘惑力。因為，禁欲主義，為了與《圣經•舊約》保持一致，為了與善行的倫理評價相近似，嚴厲的斥責把追求財富作為自身目的的行為；但是，如果財富是從事一項職業而獲得的勞動果實，那么財富的獲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標志了。更為重要的是：在一項世俗的職業重要殫精竭慮，持之不懈，有條不紊的勞動，這樣一種宗教觀念作為禁欲主義的最高手段。

當著消費的限制與這種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實際效果也就顯而易見了：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

基于上述理論，韋伯認為新教的禁欲主義思想“必定成為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活態度普遍的發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桿。”

篇4

大陸法系的法律制度

1） 法國的六法體系：民、刑、民訴、刑訴、商、憲（民商分立）

2） 1791年憲法是歐洲第一部成文憲法

3） 1958年憲法是法國現行憲法

4） 參事院是法國最高行政法院

5） 1900德國民法典（民商合一）

7） 法國法的依據是法學階梯，德國法的依據是學說匯纂

8） 潘德克頓學派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

9） 法國法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形成的，而德國法是在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形成的

篇5

論文摘要:按照韋伯的經濟倫理思想，在高級宗教形式中，先知預言與兩種處世觀相結合形成了4種基本的宗教類型，而其中的入世禁欲主義宗教即基督新教通過天職觀和預定論形成了一種倫理精神，影響了人們的經濟行為，從而導致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

馬克斯·韋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也充滿了許多歧義和矛盾，許多相互抵悟的觀點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時常引起不同設釋者的爭論。

韋伯從歷史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了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及西歐宗教改革后的變化，論證了新教倫理怎樣成為時代的精神，得出倫理精神是經濟發展根木推動力的結論。

1、時代背景和思想淵源

韋伯生活的時代正值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期。這個時期的哲學一社會科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以叔本華、尼采和柏格森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它標志著西歐理性主義的發展遇到了深刻的危機。

韋伯的主要思想觀點和世界觀正是在19世紀后期形成的。作為一名新康德主義學者，韋伯的世界觀是由自然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三者相互矛盾復雜地交織成的綜合體，他的社會學方法論受到了英法實證主義、德國浪漫主義和德國古典析學這3種思想體系的影響。這些彼此對立的思想有時在韋伯的外在行為中顯得十分融洽，但在內心深處，由上述思想造成的對立思潮的沖突和緊張使韋伯的精神永不安寧，他痛苦地感受到已不能為自己的任何一種理想找到“科學的根據”，同時由于階級的局限，他義排除了用其他某種方式論證自己理論的可能性。

只有了解這種思想背景，才能認識韋伯個人，特別是當涉及他的社會學的哲學基礎時，離開了兩個世紀之交這一特定社會背景，就無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韋伯其人及其思想。

2、先知預言與宗教倫理類型

韋伯表示，他的興趣在于階級社會的高級宗教，即以不同先知預言為信仰的濡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這6支世界性宗教。在高級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先知及其預言。所謂先知，韋伯是指“一純粹個人性之卡里斯瑪察賦的擁有者，他基于個人所負使命而宣揚一種宗教教說或神之戒命”。在《宗教社會學》的第四章中，韋伯指出卡理斯瑪式先知是一種“強大的革命力童”，一種宗教的實質精粹及其發展方向，對社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先知的預言中。

韋伯認為，一切宗教先知都是卡里斯瑪式人物。現代世界宗教的先知基本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倫理先知，另一是楷模先知。“其中之一最清楚的代表可說是佛陀，另一種則以瑣羅亞斯德與穆罕默德為代表。先知可以只是個宣揚神及其意志(不管是具體的名利，還是抽象的規范)的工具;在傳道時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們把服從他當作一種倫理上的義務。這種類型我們稱為倫理型預言(ethische Prophetie)。另一方面，先知也可以是個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則，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贖之道，如佛陀那樣。這種先知在傳道時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倫理義務之服從，他只是訴諸那些渴求救贖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們推薦自己走過的路途。我們稱這種類型為‘模范型預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

韋伯認為一切宗教都有對塵世拒斥的傾向，他從這個角度把宗教視為“救贖論”。在宗教觀念里，“塵世”和“神的世界”是兩個截然對立的世界。’‘塵世，在宗教的意義里是各種社會關系的領域，因而是一個充滿著各種誘惑的領域。”為了在這充滿誘惑的塵世中使人的靈魂得到拯救，就必須約束自己的行為達到救贖，即必須禁欲或自制。韋伯經過考察認為，宗教徒為了達到救贖常用兩種方式，一種是人世方式(禁欲主義)，另一種是出世方式(神秘主義)。前者以介人世界的態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實際行動做到禁欲而達到救贖;后者是以逃避世界的態度，通過冥思默禱進人“擁有”狀態達到救贖。禁欲是一種依照神的意志所指引的方向而實行的現世行動，它以人神對立為特征，人首先要把自己視為神的工具，通過禁欲而救贖;.‘擁有”則是通過學習、修行后才能進人的一種神秘狀態、它是以人神合一為基礎，在“擁有”狀態中，人是神的載體、通過這種神秘的合一而達到救贖。兩種先知預言義分別與兩種處世觀有親和性。我們把韋伯的兩種宗教先知類型和兩種救贖方式組合成一個矩陣，就得出了韋伯所說的4種宗教類型，見表1。

在韋伯看來，基督新教和佛教分別是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兩個典型，它們處于矩陣對立的兩極，即人世禁欲主義和出世神秘主義。韋伯強調，這只是宗教倫理類型的兩種理想類型，在這兩極之間有著形形的過渡和組合、其中還存在這樣兩種中間情況:一是追求成為上帝的工具，虔誠地侍奉上帝的感情，激昂到要退同到修道院里去進行苦行、冥思.以便與上帝有效的溝通，即出世禁欲主義。由此，天主教介于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之間的中間形態，似應屬于出世禁欲主義。二是神秘主義還沒有得出要棄絕現世的結論，還愿意留在現世秩序中.即人世神秘主義，由此看來，儒教當屬于人世神秘主義。

韋伯認為，基督新教摒棄了天主教在修道院中修行的獲救方式，轉而在塵世中修行，認為世俗的本職工作本身即具有宗教意義，是獲得上帝恩寵的最好方式，本職工作越出色，越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由此而產生出的“天職”觀念，使新教信徒傾向在現世中過一種系統的、理性的生活，從而大大促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另外一些宗教，要么整個宗教充斥巫術，理性化程度較差(比如儒教)，要么采取遁世修行之路(比如天主教)，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道教)，結果阻礙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 轉貼于

3、宗教倫理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畢生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是:近代資木主義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文明歷史悠久的東方?通過對東西方社會進行比較研究，韋伯認為原因在宗教領域，因此他對近代資木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從精神動力系統進行了探討。

韋伯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并不是投人該行業的資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看來，所謂資木主義精神就是勤勉、認真、精心謀劃，及按照節省的原則去獲取利潤的節儉積累觀念、時間觀念和誠實謹慎觀念，而促使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或經濟倫理形成的動因正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認為新教的“天職觀”和“預定論”是資本主義精神得以實現的動力。“天職觀”即是把完成世俗事務尊為上帝所要求的個人道德行為的最高形式。這就為以后把資本主義精神對世俗物質財富的追求與天職觀結合在一起打好了基礎。加爾文教“預定論”的意思是:一個人在死后能否得到解脫，上帝在他出生前便已確定，因此，教徒不能依靠教會得救，而靠內心保持純潔的情操，過勤儉節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職業，現實自我確證，才最終會使靈魂得救。這種新教倫理使新教徒在事業和職業上比天主教徒更富有進取性，能在工商企業活動中以更主動的精神去獲取財富。韋伯認為，新教徒們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將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是否被上帝蒙召和人選，而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就是以取代傳統的聽天由命和消極等待，用一種積極的世俗創造活動去爭取自己獲救的機會，去追求世俗職業上的物質成就。當“天職觀”轉化為經濟沖動，塵世的成就被視為天職，視為上帝恩寵的信號的時候，勤奮地勞動則不僅在道德上是正當的、而且是應該的。

在傳統社會中追求世俗職業并從中盈利致富的愿望，都被蔑視或被看作是大逆不道。這是包括儒家倫理在內的一切傳統主義的特征，也是傳統社會和傳統觀念必然衰弱的一個原因。韋伯認為，中國在經濟上雖然也擁有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但儒家倫理妨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在韋伯看來、儒教倫理與現存世界的緊張性降低到最低點，視現存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儒教倫理對待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消極的，墨守成規，把人際關系嵌人氏族、家族模式中，個人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功能性的職務—企業之中。更為本質的是，儒教徒在適應世界和自我完成中，它木身就是日的，只是適應世界。儒家倫理的核心排斥人們在經濟上追求獲利，在職業生活巾來證明自我，因此儒教倫理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無法發展為資本主義。沒有改造過的西方天主教雖然已經蘊含有資本主義精神，但也不能成為激發人們去創造財富的熱情。

由此，只有加爾文教，特別是經過路德改造過的基督新教倫理，才真正體現了現代資本主義所需的精神。新教倫理中的夭職觀和預定論孕育了資本主義的這些精神，天職觀和預定論驅使教徒只能通過以世俗職業上的物質成就—財富，來確定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并以此佐證上帝的存在，以此確定人們是否能成為上帝的選民。在韋伯看來，不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決定了資本主義觀念，而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這就是近代資木主義為什么只能在西方興起而不會在東方，尤其不在中國產生的根木原因。

篇6

關鍵詞：區位理論；生產方式；理論演進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要素空間集聚下北部灣經濟區城市經濟增長研究》（課題編號：08XJY008）

中圖分類號：F0文獻標識碼：A

區位理論是關于人類活動的空間分布及其空間中的相互關系的學說。由于經濟活動的空間有限性、經濟活動對有限空間的競爭及經濟活動空間移動的限制，因而企業根據自身的需要和相應的約束條件選擇最佳區位成為其追逐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選擇。因此，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開始，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空間區位選擇及空間區內經濟活動優化組合就成為西方經濟學的重要課題。而事實上，對區位理論演進歷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產生、發展到全球擴張的考察也的確可以發現二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

一、20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區位理論演進

（一）資本主義工業革命時期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19世紀初期，英國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德國等歐洲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革命仍如火如荼地進行。18世紀中期，蒸汽機的產生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產進入了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但此時的資本主義生產仍然主要是圍繞農產品的加工，其產品以解決人們基本的衣食需求為目標，比如紡織業、食品加工業、木材加工業等。因此，機器大工業的生產需要更多來自農業的產品作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業生產的產品也需要及時地運送到農村進行銷售。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圍繞城市形成農業的良好布局，減少來自農業產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運輸成本和城市工業產品運送到農村的運輸本，成為當時經濟學家重點考慮的問題。由此，杜能從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發，通過分析城市均質土地上的作物種植，認為隨著距城市距離的增加，應該種植相對于農產品的價格而言運費小的作物。從而在城市的周圍，將形成以某一種農作物為主的同心圓結構，即杜能圈：以城市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為自由式農業、林業、輪作式農業、谷草式農業、三圃式農業、畜牧業這樣的同心圓結構。

（二）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后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到了19世紀中后期，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革命均已完成，鐵路已經代替河流成為主要的運輸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產品的運輸成本。單純的運輸成本不再是決定廠商區位選擇的唯一因素。而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過長達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其生產過程中的加工對象也不再是以簡單的農產品加工為主，產品的種類和范圍也有了極大的擴張，運輸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術進步、外部效應等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更加重要。馬歇爾發現，一些主要依賴工匠技能的特定產業部門在特定地區集聚，對于提高生產效率更加有利。據此，馬歇爾提出了外部經濟和內部經濟理論。他認為，許多性質相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夠獲得內部經濟，而企業在特定地區的集中則會帶來熟練勞動力、專門化的服務、交通與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知識和技術的快速傳播等外部經濟效應。正是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形成了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

馬歇爾的新古典區位理論關注的對象仍然是企業本身。但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相伴隨的是大規模人口的地域間移動，尤其是產業與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現象極為顯著。韋伯工業區位論針對到底應該如何從經濟區位的角度探索資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動（大城市產業與人口集聚現象）背后的空間機制展開分析。韋伯按照以運輸成本定向、勞工成本和集聚與分散因素等三個視角分別分析他們對工業區位的影響，將抽象和演繹的方法運用于工業區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業區位理論體系。韋伯的工業區域理論通過對運輸、勞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計算，提出最小費用區位原則，并以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最低點作為配置工業企業的理想區位。

二、資本主義產銷矛盾擴大與商業區位理論

無論是杜能的農業區位理論、馬歇爾的古典區位理論還是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研究的重點都是資本主義工業企業。這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初是極為正常的。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初，物質相對匱乏，生產的產品也大多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產的產品由于滿足了人們的物質欲望而基本不用擔心產品的銷售問題。但是，隨著機器大工業的擴張，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擴大與人們相對較低的購買力之間的矛盾愈加突出，產品市場的擴大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亟待解決的問題。由此，商業活動逐漸獲得了快速發展，并因此產生了商業區位理論。

（一）尤哈特的商業區位理論。尤哈特最早論證了商業區位理論。該理論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運費最少、運輸距離最短而盈利最大為目的，在銷售范圍中尋求獲得利潤機會最多、商業覆蓋率最大的區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處時期商業的相對重要性不足而僅僅是提出了諸如最有工業區位、原料指數、區位三角形、等差費用曲線等基本是從工業區位布局中移植過來的概念，而對于商業區位選擇沒有更多的指導意義。到了20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銷矛盾越來越突出，對解決這一矛盾尋求理論支持的渴求也越來越強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創了研究市場區位的中心地理理論，提出了用以說明提供不同服務的村莊和城市的等級制度為何會出現，以及這種等級制度又為何因地而異的一般理論。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論為城市地理學和商業地理學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城市空間擴張和地租梯度變化主導的區位理論演進。區位理論的演變到20世紀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過程中的如何通過工業企業的區位選擇降低其生產成本，即使是商業區位理論其目標也是商業企業如何區位選擇緩解資本主義產銷矛盾的問題。因此，這時的區位理論演變主線主要體現為圍繞工業企業的生產原料和產品銷售展開研究。但到了20世紀初期，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區位理論的演變主線也因此逐漸轉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間利用，以探討城市空間擴張和土地地租的梯度變化來尋找企業和家庭的依據個體成本最小化而進行的區位選擇。

在這一演變主線下，20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現了同心圓地帶理論、扇形理論、多核心理論和中心商務區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圓理論為例，該理論認為，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基本模式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區為核心，自內向外作環狀擴展成5個同心圓用地結構。5個同心圓中的居民和企業分布由內而外大致體現為，第一環帶是城市中心商業區，主要布局大商店、辦公樓、劇院、旅館等企業；第二環帶為過渡地帶，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輕工業、批發商業、貨倉等；第三環帶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區；第四環帶是高收入階層住宅區；第五環帶為通勤人士住宅區。伯吉斯同心圓的動態演變則主要體現為各環地帶自內向外的“入侵與繼承”過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論和麥肯齊、哈里斯與烏爾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論對城市空間結構與企業和家庭區位選擇的分析路徑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論強調城市企業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線路和沿自然障礙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論則認為城市除中心商業區外還有工業中心、批發中心、地區的零售中心等，企業和家庭的區位選擇也因此更加復雜、多樣。

三、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基于家庭與全球化競爭的區位理論演進

（一）城市化進程完成后的家庭區位決策。到20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間結構與土地利用的區位理論則主要集中于家庭區位問題，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達性以及與地方住房市場相關的選擇住房的區域內遷移和居民因就業的變動和就業機會有關的區域間遷移。對于家庭區位問題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競租模型中從城市內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統的關系來研究住宅區位問題，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爾等人則沿著住房選擇與流動性的聯系微觀模型路徑研究家庭的居住選擇，而與之伴隨的則是沃爾伯特、古德曼、漢訥西克和奎格利、奧納卡則沿著住房選擇與流動性的聯系宏觀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為。

（二）全球化時代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要素區位決策。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之后，區位理論的演進進一步受到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影響。在這一時代，全球化競爭的壓力加劇促使跨國公司的國際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由注重資源、效率和市場的橫向戰略轉向尋求“協同效應”的縱向戰略，順沿“價值鏈”方向把不同的生產、經營環節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區位。因而，區位理論的發展在資本、技術、信息乃至勞動力的全球流動導致生產活動和居民住宅的區位選擇都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長及理論、由麥克?波特提出的產業集群理論及其之后圍繞產業集群理論對企業、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區位選擇的研究。

四、結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產生、工業革命期間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生產方式及水路運輸的低效率，到工業革命后運輸方式的變革及生產原材料的變化以及由于生產擴張后引起的產銷矛盾，進而帶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到20世紀五十年代城市化進程結束后以城市家庭區位選擇為主要研究對象，20世紀八十年代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生產方式，每一個階段都最終體現在區位理論的演進上。因此，區位理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區位理論的演進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歷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單位：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姜鑫，羅佳.從區位理論到增長極和產業集群理論的演進研究.山東經濟，2009.1.

篇7

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即劉易斯模型。

劉易斯在他的論文《無限勞動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針對經濟發展建立了一個二元經濟的"古典"模型。在這個古典模型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極低的非資本主義部門，另一個是以現代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的資本主義部門。劉易斯認為，經濟發展依賴現代工業部門的不斷擴張，而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需要農業部門提供豐富的廉價勞動力。

（來源：文章屋網 ）

篇8

【論文摘要】當今世界發達資本主義都曾經采取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為主的經濟政策，都取得過成功也都出現過問題，實踐證明單一的任何一種經濟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所有問題，本文回顧了這兩種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過程，證明了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是促進經濟發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經濟政策。

自英國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之后，“自由主義經濟”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經濟運行的金科玉律。他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地調節供需之間的平衡，市場就是萬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應是資本主義的“守夜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經濟法則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物質財富急劇增加。馬克思當年曾經這樣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經濟必然會因其個體生產者的短視而盲目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在資本主義早期經濟蓬勃發展之時，放任自由的經濟發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時的暴露出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就是這種缺陷的真實寫照。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危機就像一個幽靈一樣困擾著資本主義世界，不僅表現在危機爆發的周期越來越短，而且所產生的破壞性也越來越大。每當經濟危機到來之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停頓，經濟滑坡，工人失業，各種矛盾極端尖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處在一片風雨飄搖之中。

在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中，1929～1933年危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機。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是之前歷次危機所從未有過的，而且，其延續時間也異常持久。以美國為例，由危機時的最低點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所需的時間，煤、生鐵、鋼等都長達四十多個月。因此，1929-1933年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這次危機還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信用，貨幣制度的崩潰。到1933年，美國銀行共倒閉11730家，企業倒閉252000家。這場空前劇烈的經濟危機，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失靈。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從此受到了冷落，市場萬能論的聲音日漸式微。于是，提出通過加強“國家干預”來刺激經濟和保持“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1936年12月凱恩斯了發表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書中他說道，政府不應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國家應該積極的干預經濟，主張政府應通過調節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應該說，這種主張基本上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情況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正是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經濟生活中加大了國家干預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才逐漸克服了經濟危機的消極影響，使生產得以逐漸恢復。戰后，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對經濟進行了國家干預，還通過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緩解了日益緊張的勞資沖突，并且降低了失業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也沒有再次爆發，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以美國為例，戰后美國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50年代為4.0％，60年代為5.0％。1970年與1950年相比，工業生產增加了1.24倍，其增長速度明顯地高于美國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速度。國民生產總值也從1945的3552億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億美元，人均收入達1883美元。60年代美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渡過了“繁榮的十年”，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到9741億美元，人均收入增長了37.5％，達到了2579美元。在度過了20年的平穩發展之后，國家干預的弊端也逐漸顯露了出來。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國再次發生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3.8％，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7.8％，全國失業人口達850萬。1975年上半年危機渡過后，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出現了相對停滯的趨勢，但同時又出現了通貨膨脹的情況。西方經濟學界把這種現象稱為“滯脹”。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滯脹”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不斷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另外，國家不斷推行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結果使得經濟危機不能充分展開，過剩的生產力和過時的機器設備不能夠被有效淘汰，所以生產的潛力不能被充分釋放。另外，國家的干預也使得企業自主性降低，企業的生產動能不足，組織和管理效率低下。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對當時的“滯漲”是無能無力的，因為根據凱恩斯理論，失業和通貨膨脹是不能并存的，但當時的情況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一起發生，凱恩斯主義理論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又重新抬頭，曾經一度被忽視的市場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過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單純靠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是絕對不可能處理好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須要將國家干預的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微觀調節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經濟長期平穩地運行。因此，一種試圖糅合這兩種經濟思想優點的經濟理論——新古典綜合經濟理論，開始被后來的美國總統所采用，并作為指導國家經濟運行的主要經濟政策，逐漸使美國經濟從“滯漲”的泥潭中擺脫出來，并在20世紀的90年代步入高速發展的階段，自1991～2001年，創造了經濟連續增長10年，年增長率達3.5%的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見，市場不是萬能的，但缺失了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完全靠國家干預的弊端也是十分嚴重的。當前，我國正在致力于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市場已經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國家干預就該在經濟領域中完全撤出，必須要將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既要發揮我們國家宏觀調控的引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微觀調節作用。并且廣泛吸取國外優秀的經濟研究理論成果，走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我國經濟產生大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快速運行，創造出惠及全國人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最終實現我們目前正致力于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藍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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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希拉•斯勞特和拉里•萊利斯在《學術資本主義———政治、政策和創業型大學》中將學術資本主義界定為“為保持或擴大資源，教學科研人員不得不日益展開對外部資金的競爭，這些資金用來進行與市場有關的研究，包括應用的、商業的、策略性的和有目標的研究等等，不管這些錢是以研究經費和合同的形式、服務合同的形式、與產業和政府合作的形式、技術轉讓的形式，還是以招收更多的、更高學費的形式。我們稱院校及其教師為確保外部資金的市場活動或具有市場特點的活動為學術資本主義。”“學術資本主義，就大學和教學科研人員而言，涉及市場的和具有市場特點的行為。具有市場特點的行為指院校和教學科研人員為獲得資金而進行的競爭，這些資金是來自外部資金和合同、捐贈基金、產學合作企業、教授的衍生公司中的學校投資，以及學生的學雜費。使這些行為具有市場特點的是他們從外部資源提供者那里通過競爭獲得資金場。

如果院校和教學科研人員在這方面不成功，沒有政府可依靠，他們就得自己想辦法。市場行為就院校而言是營利性的活動，像獲得專利以及隨后的專利使用費和許可協議，以及衍生公司、獨立公司、產學伙伴關系等具有利潤成分的活動。”在這里，“資本主義”被定義為分配決策受市場力量驅動的經濟制度。盡管在許多人看來學術資本主義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筆者認為，這個概念引人注目地概括了大學面對的變革，比起像學術創業主義這樣的用語，學術資本主義似乎更能抓住利潤動機向高等教育界的滲透。用“學術資本主義”這個核心概念，可有效說明公立研究型大學所面臨的新生環境的現實。這個環境充滿矛盾，大學教師和專業職員日益在競爭的環境中越來越多地使用他們的人力資本儲存。在這個環境中，大學職員既受雇于公共部門，又越來越脫離公共的法人團體而逐漸獨立自主。他們是在公共部門內部充當資本家的大學教師，也是政府資助的創業家。2004年，希拉•斯勞特和加里•雷茲在《學術資本主義與新經濟：市場、政府與高等教育》中，提出學術資本主義是一種市場導向的知識生產與轉化方式，是一種基于專業化理念的大學組織與管理模式，是一個影響大學及其成員身份定位的文化系統，并從學術資本與新經濟的關系、商標和理性的關系、在校大學生和教育市場的關系等方面對學術資本主義的概念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構建了學術資本主義知識（學問）的制度體系。

二、學術資本主義的成因分析

（一）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影響

希拉•斯勞特和拉里•萊利斯通過比較工業經濟和后工業經濟的異同，來說明全球經濟的變化。（1）工業社會的政治經濟得到新能源和發明的刺激，能源和發明把生產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地區，后工業的政治經濟受到科學知識新進步的刺激，以計算機和電信為動力；（2）工業政治經濟是沿著生產的福特主義或裝配線模式來組織的，而后工業政治經濟適用靈活的小批量或即時生產；（3）工業經濟的核心組織單位是托拉斯或寡頭壟斷的公司，在民族國家范圍內經營，后工業經濟的核心組織單位是跨國公司，保持著強勁的寡頭壟斷趨向，在全球范圍運作；（4）工業經濟條件下，工人沒有受到教育，工作經常單調重復，而在后工業政治經濟中是靈活的小批量生產，工作經常變化、有趣，且要求大量的知識和決策能力，其生產革新幾乎經常依賴于受過大學教育的，通常是具有高級學位的人。全球化主要是指跨國的經濟活動及其連帶的文化及政治變遷。經濟全球化同日益增長的國際貿易和競爭的水平相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跨越國界的擴張。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工業政治經濟正在向知識經濟轉變，一些國家轉變較快，成為贏家，另一些國家則會成為輸家。大體來說，日本的興起以及許多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興起，動搖了21世紀主宰世界貿易的兩極貿易關系。20世紀的貿易首先主要由英國主宰，二戰后由美國主導。貿易關系呈兩極，其中，大多數世界貿易在美國和歐洲之間流動。20世紀70年代，隨著老牌工業化國家失去了一些早期工業化以及帝國和新殖民所賦予的優勢，世界貿易變得多極化了。

（二）國家高等教育與研發政策的推動

20世紀末的政治經濟全球化正在大破過去100年發展起來的大學專業工作模式，學術工作的結構正隨著全球市場的出現而發生改變。由于國家對全球市場份額的競爭加劇了，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制訂了國家高等教育與研發政策，這些政策最終重塑了教學科研人員工作以及本科生與研究生教育。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的國家政策制定者通過減少政府支出增長的總比率以及在政府職能間重新分配資金來應對越來越多的對全球市場份額的競爭。一般來說，資金從可以自由支配的項目，也就是非政府公益性的項目上被拿走。再有，在可以自由支配的類別內，資金被重新分配給被認為可能直接有助于技術革新和經濟競爭力的項目。這些國家的政策都把研發作為創造國家財富的來源，促進了學術資本主義———由教學科研人員和院校參與的市場和市場。隨著高等教育更加緊密地融入市場，教學科研人員和院校逐漸喪失了自。由于資助基礎研究的慣例被取消以及研發基金更多地投入商業研究，教授逐漸喪失了由好奇心驅動的研究的自由。教學科研人員和院校因政策方針和資源組合的改變而被推向和拉向學術資本主義。總的來說，技術科學領域獲得資源份額，而不貼近市場的領域或者為國家的社會福利職能服務的領域喪失資源份額。

用教學科研人員的崗位、學生學額以及研究資金來衡量，技術科學領域成為高等教育的增長點。為了更加具體地了解全球化對高等教育政策的影響，斯勞特等通過考察英美澳加四個國家自1980年以來的政策發展，包括科學技術政策（研究和研究生水平教育）、入學、課程和財政資助政策（本科生教育）。結果發現，這四個國家在高等教育與后工業政治經濟的全球化相交點上都制定了類似的政策。四國的教育政策都轉向以犧牲基礎研究為代價的學術資本主義的科學和技術政策，轉向集中資金于接近市場的科學和技術領域的課程政策，轉向削弱學術機構和大學教師的自治的組織政策。由此可見，是國家政策在推進學術資本主義。以前由高校自由支配的資金被重新分配給那些被認為有可能直接貢獻于技術創新和經濟競爭的項目，技術科學領域獲得了資源分配，而那些不同市場密切相關的領域，則失去了份額。在招生方面，院校開始為學生名額競爭投標，美國院校為吸引愿意支付高額學費的學生的競爭日益加劇。研究和開發被看作是國家財富創造的一個來源，教授的好奇心驅動的研究讓位于有前期競爭性的研究、戰略研究和目標研究。大學教師和院校日漸失去自治。

（三）資源依賴與國家高等教育財政的變化模式的加劇

國家高等教育與研發政策引起了國家高等教育財政模式的變化，作者對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四個國家的中學后教育的資金籌措進行了考察，發現“四國的高等院校似乎普遍地都在改變產生收入的模式，從一般的公共資助方式轉向更高的學費、資金與合同、私人捐贈和其他有競爭性的資金來源。”所有的中學后院校都正在接受由于市場和具有市場特點的行為而不斷增加的收入表明學術資本主義的影響遠遠不僅限于研究型大學。溫正胞、謝芳芳認為“學術資本主義正是創業型大學組織特性的源泉。學術資本主義是對當代大學與市場新型關系的精辟歸納，是對經濟領域的商業文化與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學術文化日趨融合的一種描述。”“學術資本主義并不是一個突然出現的現象，它的出現有其必然性。

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生存環境的變化與學術資本主義的日漸明顯，大學、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促使高等教育系統追求組織上的轉型，以便更好地生存與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隨著各國政府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旗幟下對高等教育資金資助的減少和將市場機制導入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者與教授們不得不積極地投入到商業活動中，諸如開設公司、充當企業顧問等，以獲得更多的資金來完成原來依靠政府資助的研究任務，大學比以往任何時期都熱衷于創業行為。尤其是那些在高等教育系統的學術評價體系中處于不利位置的高等教育機構，更傾向于以機構整體作為一個主體進行創業來實現原來需要政府資助的發展目標，創業型大學則是這種組織轉型行動的集中體現。從學術與資本主義的聯系來看，在創業型大學出現之前，在高等教育系統中，市場與企業領域的管理方式與交易術語就已經進入。公共資金投入的削減與市場機制的引入是同步的，資金缺乏推動大學謀求新的資金來源，巨大的潛在市場‘拉’著大學走向資本主義。在政府對待大學的方式越來越接近于政府對待企業方式的時候，大學也越來越像企業一樣為‘賺錢’而從事各種研究活動。學術領域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清晰界限，‘象牙塔’與市場之間涇渭分明的原則，被學術資本主義象征性意義所覆蓋，至少變得不那么明顯。”

三、學術資本主義對高等教育（大學）的影響

希拉•斯勞特和拉里•萊利斯認為全球化對高等教育來說至少在四個方面具有深遠的影響：能夠用于像中學后教育這樣的可以自由處理的活動經費的緊縮；與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密切相關的技術科學和領域日益占據中心位置；跨國公司和與產品開發、革新有關的國家機構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跨國公司和老牌工業發達國家更多地關注全球知識產權戰略。洪裕宏認為，學術資本主義對高等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大學由追求真理、提供博雅教育、孕育文明創新的可能性與多樣性、與產業界保持距離以及維持相當的自主性轉變為“服務站”，提供市場需要的研發。學術研究之目的在強調創新研發，以提升全球在市場上之競爭力；強調高科技的創新應用研究，使得科學與技術、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發現與發明的分野模糊，科技研究同時是科學也是產品。知識與商品之間的界線消失了，知識即商品；與市場有關的研究，其經費有相當比例來自產業界，市場決定研究主題。大學教授研發新的產品，并試圖將產品以各種形式賣給產業界。教授在校外組公司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大學的一部分與外面的產業界已沒有清楚的界限。過去大學教授的名聲主要來自出版重要論文，如今教授的成功主要來自市場的肯定。大學的自主性價值已被破壞，而與外界一般世俗與使用價值勾結；并非所以的研究領域都在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也并非所有教授都能從事市場化的研究。能與市場掛鉤的教授，其研究經費充裕，設備新穎，廉價博士生勞力充沛，個人收入亦甚豐。這類型的教授不僅個人受益，而且在學校權力結構上占有較有利的位置，也能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反觀另一類教授，以文史為多，則窮態畢露，不受重視，在大學權力結構上無發言的地位。這形成了大學校園中的二種文化。翁福元認為，學術資本主義對高等教育的影響主要在于導致高等教育機構向私營部門看齊、向市場趨近、以盈利與績效為衡量科研人員的表現，導致高等教育機構內部的失衡與大學管理模式的再造與重組，具體表現為：研究取向上由基礎性研究轉向應用性研究，經費使用策略上向運用各種商業和資本營運的手段以提高經費使用績效轉變，組織架構上向企業組織模式改變，研究人員行為模式由純學術研究向利益交換轉變，人才培育從博雅教育向技藝訓練轉變。

筆者認為，學術資本主義的實質是學術的資本化，知識的產業化或商品化，這些對大學人才培養的模式（培養通才還是轉才）、科學研究的取向（注重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科研成果轉化是政府的行為還是大學的責任）、社會服務的方式（是全方位的、零距離地為社會提供各種服務還是遵循大學自身邏輯提供獨特的服務）等都提出了挑戰。其實這些爭論歸根結底還是關于大學價值是否中立的爭論，這些爭論一直貫穿著整個大學的發展史，如弗萊克斯納認為大學只應該“關心四件事情：保存知識和觀念、解釋知識和觀念、最求真理、訓練學生以‘繼承事業’。”“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斷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提倡巴斯德式的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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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人力資本理論 理論

一、人力資本理論及其意義

人力資本理論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理論派別，最先出現于戰后的美國。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最早的提出了人力資本的理論體系，對經濟發展的動力作出了全新的解釋，是人力資本學說的奠基者和第一創始人；貝克爾則為人力資本理論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按照舒爾茨的觀點，全資本的概念應該包括人、物兩個方面，即人力資本和物力資本。所謂人力資本，是指凝聚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這種能力是生產增長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資本。人力資本理論具有重要的實踐和現實意義。它促進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把人力資源開發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以及經濟發展規劃或計劃；它使人們認識到物力資本與人力資本的高度互補性；它促進了國家社會、家庭及個人對教育的投入，推動了教育事業飛速發展和人口質量的普遍提高；同時它也有力地促進了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加強了對科學研究的投入。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理論已成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實踐支撐點。

二、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批判

人力資本理論產生于現在經濟條件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社會生產的客觀事實[31，其理論和觀點極具價值，并為現代教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人力資本理論畢竟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它在反映社會生產的同時，有立足于西方社會經濟關系的特點，以服務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為目標。因此，人力資本理論必然帶有西方社會的特征，具有階級性和局限性。

1．人力資本理論是對資本主義剝削本質的掩蓋，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資產階級利益的維護。首先，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人通過受教育而獲得了有用的知識和能力，成為熟練的、專門的勞動力，這就好比擁有了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已經成為了資本家。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人都有資本。人人都是資本家，不存在剝削關系。這顯然是謬論。不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剝削階級和剝削就會一直存在于西方社會。其次，人力資本宣揚的是符合資本主義制度和階級差別需要的價值觀念。它強調教育程度對勞動者工資收入水平的影響，認為造成工資差別的原因，完全在于受教育程度。因此，只要普遍提高教育水平，使教育機會均等就能減少貧困，并使收入分配趨于平等。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它掩蓋了社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本質原因。人力資本理論并不主張從根本上徹底消滅不平等，只是想通過教育，通過人力資本投資，減少一些工資收入上的差別，使貧富之間的矛盾緩和一些。可以看出，人力資本理論實質上掩蓋了資本主義剝削關系，從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利益。

2．人力資本理論是對理論中“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的否定。人力資本理論沒有擺脫資本創造價值的傳統經濟學觀點。它用“人力資本”的概念把勞動者的教育訓練費用資本化，宣揚人力是一種特殊的資本，同物質資本一樣，都是創造利潤的源泉。而認為，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生產資料和貨幣本身不是資本．只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為資本家占用并用作剝削手段時才化成資本。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一切社會財富和價值歸根結底都是由勞動者的活動創造的。人力投資和物力投資誠然是生產進行的必要條件，但投資本身畢竟不是創造價值的活動，只是把自身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而已。也就是說“進行生產的只有勞動；它是價值這種產品的唯一實體”。人力資本理論的謬論在于，抹煞了勞動創造價值的事實，掩蓋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為資本主義制度作辯護。

3．人力資本理論將人力資本化了，把人等同于資本．貶低了人的價值，具有階級局限性，它與理論中的以人為本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理論相違背。

正是由于西方人力資本理論存在著明顯的階級局限性．所以要在理論的基礎上深化對人力資本觀的認識，以更好得運用其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三、在理論基礎上深化對人力資本觀的認識

從馬克主義理論出發，筆者對“人力資本”這一概念作出了如下界定：人力資本是指消耗了一定的人類勞動和物質生活資料所形成的價值。這種價值以道德修養、知識和技能等形式凝結在勞動者身上，以勞動能力的形式表現出來，投入到生產中創造遠遠大于其自身價值的價值。

深化對人力資本觀的認識，首先要正確地認識“資本”這一概念。認為，只有人的勞動即活勞動能創造價值，而資本(土地、廠房等)不能創造價值。資本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是指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不是物，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體現。人力資本不是這個意義層面上的資本。人力資本其本質是勞動力，它是能創造價值的資本。人力資本與“資本”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人力資本能創造價值，而“資本”不能創造價值，它是為剝削剩余價值而存在，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產物。

深化對人力資本觀的認識，還應認識到勞動價值論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首先，勞動是人力資本形成的唯一途徑。人力資本的價值是消耗了一定的人類勞動和物質生活資料形成的，而且物質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樣由勞動創造出來的。其次．勞動是人力資本支出的唯一形式。人力資本不斷以勞動力的形式投入到生產中．創造遠遠大于其自身價值的價值。總之，離開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人力資本理論就很難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