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資本主義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新自由主義模式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全球化是其形成背景。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和深化的過程。從相當程度上講，新自由主義既是資本主義克服20世紀70年代初滯脹危機與全球化生存和發展戰略的現實選擇，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化。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根本特點和表現形式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資本主義金融化的內在矛盾在于：一方面，金融化加速了全球范圍內的資本運動，推動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壟斷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金融化導致金融膨脹，使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進一步分離，從而為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所充分暴露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該發展模式在經濟運行、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各個層面上的不可持續性。

 

從經濟運行層面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實際上就是金融風險擴大與加深的根源所在。美國次貸危機是此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貸危機又是美國秉承新自由主義原則、放寬金融管制的必然結果。2003年以來，美國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企業利潤采取減輕貸款前期負擔的辦法來吸引貸款客戶，放寬或實際上取消了貸款標準，以便為購房者提供便捷的抵押貸款。大量信用記錄較差的低收入家庭進入房貸市場。而美國的銀行和債券評級機構則完全放棄監管責任。金融衍生產品，特別是抵押債務證券化使次貸市場風險加大。金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越來越高，在創新過程中使債務鏈條不斷延長，導致市場風險向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轉化，進而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不穩定。美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房地產行情變化也是次貸危機的重要因素。本世紀初，美聯儲為了推遲新經濟泡沫的破裂，連續減息，而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這種情況下，2006年初房地產開始降溫，房價逐漸由升轉跌。許多靠過度借貸的購房者既無力償付房貸到期本息，又無法再融資。次貸市場違約率大幅上升，大量房貸機構特別是與美國次貸市場相關的基金陷入困境或破產。據不完全統計，從2006年11月至2007年8月中旬，全美80多家次貸機構停業或破產，損失高達千億美元。英國、德國、法國、瑞士、荷蘭、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50多家銀行、對沖基金等受到波及，損失上百億美元，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

 

從經濟結構來說，新自由主義模式在美國首先表現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市場中的次級貸款約為2萬億美元;普通房貸，約為 10億美元;企業債，包括企業之間各種債券，約為60萬億美元;各種金融衍生品，約為340萬億美元。2007年，美國的GDP將近14萬億美元，同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29;其中的實物經濟與金融衍生品的比例為1：68。有學者指出，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完全是人為的，是美國資本家階級、企業高級經理和金融機構結成的利益集團為實現資本即股東收益的最大化造成的惡果。經濟結構的失衡導致美國的生產資本即非金融企業的資本積累逐步減少，因此，此次危機不僅是管理危機，也是積累危機。與此同時，工人的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也不斷減少，因而出現了金融資本的高收益和大眾負債消費并存的矛盾現象。從國家層面來看，生產資本積累危機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和進口貿易，為了支持對美國本土企業的需求，美國不得不擴大世界范圍的需求。這種巨大的需求本來會引起嚴重通貨膨脹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風險會按照外貿增長的比例分散到世界各國，其中包括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美國依靠自己的經濟霸權和金融霸權，特別是美元的霸權制造了世界范圍的生產過剩和經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世界各國都要付出慘重代價。杜梅尼爾認為，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機制早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建立了，但是以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并不能保證資本主義生產的持續性，而只能推遲危機的到來，此次危機就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沖擊。

 

從社會制度層面說，新自由主義作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筑，自然延續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根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相對過剩。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剩危機不是偶然現象，而是社會制度本身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主義經濟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的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出現無限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是資本剝削日益加重，廣大勞動者的貧困不斷加深，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這種狀況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周期性地發生。近二三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貧富兩極分化使美國普通民眾不得不靠增加借貸維持日常消費水平。如此發展模式顯然難以持久。

 

二、凱恩斯主義模式的內在矛盾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區分為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和萊茵模式的說法廣為接受。所謂盎格魯薩克森模式，就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美英模式，而萊茵模式則是凱恩斯主義主導的歐洲模式。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兩者之間有對立的方面，也存在共同點和聯系的方面。本質上講，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目標之間的矛盾。凱恩斯主義承認，如果要利用全部現有生產資源就有必要進行國家干預，這與微觀經濟學的核心觀點發生了矛盾：新古典學派的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受控制的價格機制，自由市場，足以生產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以及作為它們共同基礎的私有制經濟學決定了相互之間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補充。

 

從政治的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也有共同之處。為了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兩者都主張階級調和。所不同的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后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兼顧了經濟的增長和工人的利益，同時培育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保護層“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危機中則無法維持這一局面，在階級力量對比明顯地有利于大壟斷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只能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保全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從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內在矛盾來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既不能實行純自由經營政策，也不能實行純政府干預政策。可能的情況是，在這一時期強調自由經營，在另一時期看重國家干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徹底改變之前，自由經營與國家干預這兩種思潮相互交替，會反復出現。不過，無論哪一種經濟思潮得勢，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失業、通貨膨脹等種種資本主義的痼疾，而只能暫時緩和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

 

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凱恩斯理論和政策同樣難以確保適用性：其一，凱恩斯主義只適用于封閉的經濟，即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受到國界限制的經濟，因為凱恩斯的時代正是1914—1945年非全球化的時代，而當今的危機則發生在開放的全球化時代;其二，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前提是，在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名義工資仍然是剛性的(這種剛性是由于工會的強大壓力造成的)，并不下降，這樣擴大消費需求才能增加就業，而如今工資已經按照消費物價的變動指數化了，擴大消費需求，未必增加就業;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市場相互影響，勞動力市場、生產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多變的情況，例如現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快，生產要素價格變動大，金融市場變數多，僅僅靠擴大財政支出，并不能實現市場的平衡和充分就業;其四，凱恩斯危機面臨的問題是缺少流動性，而當今危機面臨的問題是流動性過剩。此外，由于社會支出龐大，發達國家財政普遍偏緊，美國財政赤字尤甚(2009財政年度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0%)，有些歐盟國家也出現財政危機，擴大財政支出無異于使經濟雪上加霜。上述單是從經濟現象層面的分析，足見凱恩斯主義模式同樣無法挽救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三、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與演化

 

資本主義雖然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具有自我調節、自我更新、自我發展的能力。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外在表現，因此，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調整無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調整的動因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規律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民反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反對新自由主義斗爭的壓力。有關調整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加強貨幣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監管。這次危機的突出表現是金融危機。而且這次金融危機又具有國際性和先發性的特點。因此，世界主要國家都把整頓和恢復金融秩序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美國作為危機的策源地和中心國更是如此。2009年6月1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了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金融監管改革計劃，其目標是把金融領域置于公共權力機構的監督之下。根據這項計劃，美國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銀行、投資基金、保險公司等等都將受到美聯儲的監管。此外，美國還計劃成立獨立于中央銀行的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負責評估威脅金融體系安全的風險并協調各個監管機構的行動。最后，美國還將成立一個新的保障金融消費的機構負責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它將監管不動產和消費貸款的發放。2010年1月21日，奧巴馬又宣布了美國加強對華爾街大銀行監管的新規定，限制銀行的規模和交易活動。禁止所有接受存款保險、能夠從中央銀行獲得緊急援助資金的銀行擁有或投資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以及從事自營交易。此外還提出征收“金融危機責任費”等多項措施。很多西方學者對這些監管計劃能否真正實施持懷疑態度，理由是這些計劃損害了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它們會以捍衛市場原則的名義加以反對，而那些靠各自財團支持的政客們遲早會做出妥協和讓步。

 

其次，加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在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影響下，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經濟結構失衡，即所謂產業結構的空心化。有西方學者認為，糾正這種失衡非常困難，因為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處于兩難之中。例如，美國正是通過國內的產業向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轉移受益。如果美國調整經濟結構，回到本土生產，那將與金融壟斷資本主要通過全球化進行積累相沖突，并違背金融資本攫取超額壟斷利潤的本性。但是如果不調整，美國國內產業將進一步空心化，那么美國國內的失業危機和貧富差距將愈演愈烈，最終導致美國國內反對大壟斷資本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這也不符合大壟斷資本的利益。

 

再次，優化產業結構。其基本做法有：一是通過市場的作用，推動企業并購，實現產業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優化產業結構;二是由國家指導和投資，大力開展數字化、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環保、機器人等領域的科技革命，占領科學技術的制高點，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就目前情況來看，發達國家在科技革命方面占有絕對優勢，資本主義仍然肩負著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使命。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一方面使大壟斷資產階級能夠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另一方面，可使發達國家早日走出經濟危機。

 

最后，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新自由主義在主導世界經濟期間，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政策，包括宏觀微觀經濟政策、國內國際經濟政策、各專項經濟政策等諸多方面。許多政策已經以法律和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其本質是保護資本的利益和損害勞動者的利益。它們造成的嚴重后果是社會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目前，已經有西方學者對西方經濟政策調整的重點作了排序，依次為：國家作用的回歸、貨幣主權的回歸或中央銀行地位的改革、放寬管制政策的改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或國際貿易政策的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稅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資本稅和巨富稅)等等。

 

綜上所述，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模式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開始發生一系列重要轉變，盡管其演變方向還不確定，但很可能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

篇2

一、研究失業問題的重要性

不同的經濟學派對失業的關注程度及解決方案具有明顯的差別。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簡單地把工資作為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及其供求的調節機制，認為在經濟中不存在非自愿失業，若有失業存在就是因為工人要求的工資過高了，因此，把降低工資作為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凱恩斯承認了非自愿失業的存在，認為經濟即使處于均衡狀態也可能產生失業問題，他把失業作為經濟生活中一個難解的重要議題加以研究，其由《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命名的代表作把首個關鍵字定為失業就是最好的證明；相比而言，古典自由主義者則不大看重失業的危害，反而認為官方統計的失業數據高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他們認為很多被政府認定的失業者實際上在“地下經濟”中是有工作的。

當代美國經濟學承襲了凱恩斯經濟分析的傳統，把失業作為宏觀經濟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加以研究。從某種角度而言，其宏觀經濟學就是圍繞著失業問題展開的。本文將主要以當代美國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和Frank Roosevelt 2005年出版的《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第3版)》為基礎，介紹他們對資本主義失業問題的研究。

二、資本主義失業的荒誕、浪費、痛苦及其程度的嚴重性

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失業是與機器設備的閑置以及需求得不到滿足同時并存的事實。它與我們平常的經驗完全不符。在正常情況下，如果我們需要一個書架，而且有工具、木材和時間，我們就可以動手為自己做一個書架。我們在組織自己的生產活動時，不會在仍然有閑置工具、閑置人員和未滿足需求的時候停止工作。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因為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而不是滿足人們的需求，因此，它會在需求尚未得到滿足、設備依舊閑置而勞動力失業的情況下停下來。

這一荒誕事實所造成的，首先是資源的巨大浪費。2001年，美國有25％的工業生產能力處于閑置狀態，因而少生產了1.2萬億美元的商品。若把這些商品平均分配給當年美國的2.85億男性、女性和孩子，每人將多得4211美元的商品。而同時，美國每天有674萬失業人口在尋找工作。

其次，失業給失業者的生活帶來了難以估量的痛苦。它不但是薪水的喪失和生活的困難，而且有著遠大于收入喪失的心理成本。它使失業者失去了作為勞動者的尊嚴、失去了別人的尊重甚至社會的認同感。

第三，失業的痛苦不僅是那些事實上正處在失業狀態的人所承受的，即使是從未失業過的工人，也不得不擔心將來某天自己也可能失業。而且一旦失業，就難再找到與目前崗位匹配的工作。失業像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給整個社會帶來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

第四，就失業的嚴重程度而言，政府公布的數據往往不是高估了，而是估計不足。以美國勞工統計局2004年6月搜集并出版的美國5月份就業和失業的估計值為例，公布的失業率為5.6％，但報告同時指出，除了現有失業人口之外，還有160萬“接近屬于”勞動力的人口，其中的1／3屬于“灰心工人”，另外2／3在過去的12個月中找過工作但在調查前的4周里沒找。以及470萬因“經濟原因”而非自愿兼職的工人。若把它們都算作失業工人。失業率則會分別上升到6.6％和9.7％。

三、失業并非不可避免：來自理論與實踐的可能性

(一)財政政策可用來提供工作崗位

依據凱恩斯宏觀經濟總供求分析，失業是消費者和企業支出不足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可以增加開支以減少失業。手段是不僅支出其稅收收入，而且通過出售政府債券、向公眾借債來進行赤字支出。在就業乘數給定的情況下，要想創造出一定的工作崗位數，在理論上可以直接計算出政府需要增加的支出數。例如，按照這本書的假設，在不考慮對外貿易的情況下，如果每小時勞動的凈產出是25美元，人們的收入花在消費品上的比例是0.95，每小時工資為15美元，那么，就業乘數將是0.093。這意味著，若想增加93000個工作小時的工作崗位，只需要政府增加1000000美元的開支就行了。

(二)建立充分的失業保險制度可增進人們的安全感、減輕因失業帶來的生活困難

即使工作崗位不充分，不能使每個人都有一份工作，也有必要建立一套制度，使人們在失業時能彌補工資上的損失，減輕生活困難并增加安全感。就像人們應對火災、暴風雨、爆炸、交通事故等而建立的保險制度一樣，失業保險制度應該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案。雖然許多國家確實有這種形式的保險制度，但保障的程度卻是不夠的。以美國為例，平均說來，付給美國工人的補助只是他們工資損失的一半，而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失業者能得到補助。這是因為在保險制度中有嚴格的資格審查和償付期限。在美國的很多州，只有在同一個雇主那里工作至少一年以上，被解雇的工人才有資格獲得失業補助。即使具備資格，一個人也只能得到六個月的補助。2003年底，美國有超過800萬的失業者，卻只有300萬人得到了失業補助。

(三)資本主義實踐提供了一些低失業率的證據

以美國為例，通過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及失業保險等“內置穩定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半個世紀里，失業率被成功地控制在10％以下。又如，當每10個工人中只有9個被雇傭時。可以通過減少工作周的長度，使企業在保持同樣產量的情況下不得不增雇工人，為10個人都提供工作。法國政府已經頒布了一項法律，把工作周的長度限制在35小時以內。這樣，如果小時工資率保持不變，先前受雇的工人雖然收入有所削減，但卻增加了閑暇，也減輕了先前由失業帶來的不安全感和生活困難。再如。雖然同樣面臨來自技術飛速變革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的挑戰，但一些國家確實為大部分工人在大多數年份中提供了就業機會，如日本與瑞典在1959—2002年的時間中平均失業率僅為2.6％和4.1％，遠低于英、美、法的失業率。

既然失業并非不可避免，為什么在大部分國家的大部分時期失業仍然是經濟中難以治愈的病痛呢?從表面看來，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著一系列阻礙充分就業的因素：高就業的利潤擠壓、高就業的通貨膨脹壓力、高就業對凈出口的負面影響以及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沖突等，但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阻礙實現持久的充分就業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性障礙。

四、資本主義實現充分就業的制度性障礙

(一)資本主義生產的階級性必須以失業和不安全感作為控制工人、鞭策勞動的工具

資本主義生產的階級性，是指經濟決策的私人性和不協調性導致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在特定的生產階段不相匹配。具體地說，因為在生產中使用的資本品是高度壟斷性地為資本家私人所有，生產出來的商品或服務也為資本品的所有者擁有，而工人不擁有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他們是為別人而不是為自己工作。所以，除了為保住飯碗所必需的工作以外，他們沒有理由做得更多，唯有失業的威脅會讓他們警覺。因此，周期性的失業成為企業的所有者激勵和控制這些不擁有自己勞動產品的工人的必要武器。

當經濟擴張時，產出迅速增加，新的訂單蜂擁而至，企業雇員增加，失業率會迅速下降。這時，工人能夠認識到他們丟了工作其實沒什么可怕的。因為在失業率低的情況下，他們可以比較容易的找到其它工作。于是，他們可能開始要求升遷、改善工作條件或抵制勞動強度的增大。而雇主們則開始著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當增加的需求提高了生產能力利用率，從而有可能增加利潤率的時候，一次長期的擴張卻可能是一件過于美好的事情了。因為長時間的擴張帶來的失業率下降將使工人能夠要求更高的工資，或允許他們減少每小時的工作成果，結果利潤率被擠壓了。于是，企業界的領導們會期望經濟減速、甚至衰退以提高失業率。但他們知道，沒有某個企業的所有者可以只手制造一次衰退，但政府的政策可以做到這一點。于是，使經濟衰退的“重任”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二)企業的所有者具有可觀的政治影響力，能夠促成“政治的商業周期”

政治的商業周期，是政府官員為了他們自身或別人的利益，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故意制造出來的蕭條或擴張。其中的經濟學原理在于就業乘數與財政政策的雙面性，即它們既可以成倍地擴大財政支出所帶來的擴張效應，也可以成倍地縮小減少財政支出所帶來的收縮效應。于是就有了政府通過實施經濟政策制造商業周期的可能性。而影響政府政策的一個重要力量來源于企業的所有者具有的可觀的政治影響力。這種政治影響力一方面來源于他們為競選大量捐錢而影響政治議程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他們所擁有的游說團體、迎合企業利益的媒體以及其他與高利潤利益攸關的組織。

因此，當遇到上文所說令雇主們著急、希望出現一場“有益的衰退”的情況時，影響政府政策以制造經濟衰退就成了企業的所有者首先想到的策略。當然，沒有人會在公共場合提倡更多的失業，卻可以把制造高失業的政策說成是“向通貨膨脹作斗爭”、倡導“財政責任”或“控制貨幣供給”。而在私下里，企業的領導們最重要的考慮卻是調教他們的雇員、消除工人們增加工資或減少工作成果的任何企圖。

如果政府愿意回應、也不得不回應企業的要求時，他們將具有眾多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而核心就是減少總需求。他們可以用財政政策工具削減政府支出從而減少政府的需求；也可以提高個人或企業的稅收，減少個人的消費支出或留給企業更少的資金以減少對資本品和消費品的需求；還可以用貨幣政策工具來限制信用以及增加資本的成本，使企業貸款投資變得更困難或付出更大的代價，從而減少對新資本品的需求；同樣也可以使家庭貸款買車、買房或買其它商品變得更困難，從而減少對耐用消費品和住房的需求。

隨著總需求的下降，商品和服務的新訂單開始枯竭，生產下降，工人們開始被解雇。不時聽說有朋友被解雇了或有工廠倒閉了的工人開始為保住自己的飯碗而擔心。工作場所的紀律開始變得嚴格。如果蕭條是短期的，并且有效地降低了勞動成本，企業可能會認為暫時的低生產能力利用率和短暫的利潤率下降對于重新取得對勞工的優勢是值得的，因為當經濟開始再次擴張時，生產能力利用率將會上升，利潤率將得到恢復。

(三)“資本罷工”削弱了民主政府影響經濟的現實可能性

除了直接的政治影響力，企業的所有者還有另外一個間接但有力的影響政治進程的武器，即投資和“資本罷工”的權力：決定著資本主義經濟未來發展進程的最重要因素——投資——幾乎全部掌握在企業的所有者手里，是他們決定著哪些州、甚至哪些國家擁有工作崗位和經濟增長，而哪些會面臨失業上升和經濟停滯。因此，即使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依靠投票選出了以高就業率作為施政目標的政府，但他們所施行的政策一旦影響到利潤率，企業所有者就可能會減少該地區的投資或者根本就不再投資，導致經濟停滯和失業上升，這就是能夠最終改變政府政策的“資本罷工”。

從下面假想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資本罷工”扭轉民主決策的內在機制：有一個特殊的“美國艾妮州(Anystate)”，其政府打算實施更優惠的失業保險政策，將美國通行的失業工人有權得到26個星期的失業保險改為無期限的失業救濟；同時開征環境污染稅來支付這項開支。

請想象一下在艾妮州雇傭了大量工人的企業或正考慮在艾妮州投資的企業會怎么辦?顯然，這些企業將不僅要擔心“污染稅”，還要擔心一旦被雇傭就有權得到長期失業保險的工人是否會努力工作以及企業對他們能否擁有足夠的權威。于是。不在于某個人或企業是否喜歡艾妮州的政策，而在于與其他積極宣傳其優良投資環境的州相比，同一個企業在艾妮州的利潤率將很可能低于其它地方。接下來的邏輯便是：低利潤率競爭地位不保股票價格下跌更換CEO……這些大部分企業家們都能夠獨立做出的結論，就會促使他們在既不侵犯公民自由或選舉權、又沒有勾結起來破壞公民權利、也不一定用競選捐贈或游說集團影響政府官員或選舉的情況下。獨立行動、相互競爭、取消投資計劃或撤走原有企業。這些獨立做出的決定的累加效果就是艾妮州失業的增加和人們收入的下降。如果事態繼續發展下去，造成的后果必然是州財政危機、政府的治理危機以及原有經濟政策的危機。隨著失業的增加，州財政的失業保險支出將會上升；而人們收入的下降會減少州政府的稅收，導致財政赤字。為了維持支出，州政府被迫提高稅收或發行政府債券借錢開支。艾妮州出現的經濟衰退使之借款難度更大．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但即使其債券被成功售出，也僅僅是根本問題的向后推遲，而沒有得到真正地解決。當高額利息需要支付或新的開支必須付款的時候，這些問題將會更加嚴重的再現出來，直至原有的經濟政策被迫取消。

五、失業問題的解決：資本主義框架之內的方案以及突破制度性障礙的方案

(一)批駁傳統的就業理論，改用提高工資和利潤的方法增加就業

1．企業與工人在勞動力市場的地位是不對等的，工人愿意就業的低工資在現實中不起作用，因此。傳統就業理論所認為的失業的存在必然導致工資下降、以及降低工資是解決失業問題的良方是錯誤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否雇傭工人以及支付多高的工資是由雇主決定的。而雇主決定是否雇傭工人時，首先考慮的不僅僅是工資的高低。而是提供某種程度的工資能否產生足夠的激勵以使員工努力工作、增加產出，最終使企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最低。因此。企業的所有者不會因為工人要求的工資很低就決定雇傭工人。而工人提出的愿意就業的低工資在現實中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即使存在失業。工資也不必然下降。

反過來，由于企業對工人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它取決于企業利潤率的高低以及資本積累的狀況，不會直接隨著工資的下降而增加。因此。降低工資不能解決失業問題。相反，降低工資減少了工人對消費品的需求。直接影響到企業的銷售和盈利，是在根本上切斷了提高利潤率的有效渠道。因此，只會制造經濟衰退、增加階級沖突。

2．在“工資引導的就業形勢”下。用提高最低工資的方式增加就業

“工資引導的就業形勢”是指工資上升使就業增加的情形。它是凱恩斯經濟學在就業問題上的一個運用：提高工資雖然具有削減利潤的效應，但同時也有增加利潤的效應，因為它會增加對消費品的需求，擴大總需求，促進企業銷售，從而提高企業的利潤。因此，提高工資對就業的最終效應將取決于這兩種效應的對比，若后者大于前者。就會產生“工資引導的就業形勢”。

“工資引導的就業形勢”在現實中常出現于工資和薪水收入者大部分比較貧窮的地方，或者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處于經濟周期的衰退期或波谷階段時。這時，工資收入用于消費的比例較高，提高工資會有效增加總需求；同時，企業的生產能力處于尚未充分利用的階段，投資的利潤效應較低，因此提高工資導致的利潤變化、從而投資的相應變化不明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增加最低工資以促進就業的政策就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因為提高最低工資往往會使各個水平的工資都得以提升。隨著平均工資的上升，總就業就會增加。

3．在“利潤引導的就業形勢”下，用提高利潤率的方式增加就業

“利潤引導的就業形勢”是指工資上升使就業減少的情形。它產生的原因在于提高工資導致的利潤下降的幅度超過了因總需求增加而導致的利潤增加的幅度，因而引起企業所有者減少投資。

與“工資引導的就業形勢”相反，“利潤引導的就業形勢”往往出現于高就業和高工資的經濟繁榮時期。這時人們會因為比較富裕而開始積蓄，增加的收入轉化為總需求的比例大大下降；同時，企業大部分的或全部已有的生產能力都已經投入使用，使得投資的利潤效應相對較高，因工資增加導致的利潤下降極易引發投資的變化。這時，提高工資將不但不利于增進銷售，反而會引發企業外逃。在這種條件下，就有必要提高企業利潤以增進就業，其中，削減公司所得稅就成為增加就業的良方。

4．防止資本罷工，將民主政府的公共政策運用于提高企業的利潤率

這是針對上文提到的艾妮州的資本罷工、州政府的治理危機及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失敗而言的。實際上，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并同時增進就業的方法并非不存在。這就是明智的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民主政府在經濟事務上是沒有“主權”的——進而使人們在次優情況下作出最好的選擇，也就是把公共政策的著力點局限在那些既會使公民受益又同時提高。或至少不降低公司利潤率的項目上，以保證企業的所有者看好這些政策或者至少無差別地看待這些政策。從而不會減少投資、導致經濟衰退。

(二)用“握手”的方式管理工作和報酬，取代用失業的不安全感來鞭策勞動

既然失業實質上是一種勞動鞭策的方法，旨在阻止工人在經濟繁榮時期紀律松懈、要求高工資，那么，能否找到一種新的管理工作和報酬的方法，既保證企業穩定的利潤增長又保證工人長久的就業呢?“握手”就是其中一項有益的嘗試，它指企業、工人和政府代表相互配合達成的一種協議，既兼顧公平又考慮到足夠高的利潤率以刺激投資，并共同分享由更高的就業帶來的更大的產出。其核心在于：當就業率較高時。工會不要求增加工資，不使企業因價格過高而被逐出市場；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雇主也不使用他們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資的權力，從而保證一定的就業率和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

(三)公平補償：用“活躍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令全社會分享由經濟的靈活性帶來的好處

經濟的靈活性是指現代經濟為了適應新的技術、消費者品味的變化以及應對國際競爭而必須不斷地調整其產業結構和就業規模。它使一個社會絕大多數的人能夠從持續的經濟現代化中受益，卻使被調整中的失業工人付出慘重的代價：失業、收入損失、自尊心受傷、斷絕了與工友、鄰居的友誼等等。“活躍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就是為了更公平的分擔這種因靈活性而付出的代價而設計的資助項目，它在失業工人的工作轉換期、培訓新的工作能力時。以及需要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遷移時得到必要的資助。

篇3

張玲玲：碩士，畢業于蘭州大學法學院

摘 要：1992年，越南國會根據越共“七大”精神對1980年憲法進行了修改。經濟制度相關規定的變化主要有：第一，刪除“生產關系革命”的規定，增加“國家根據有管理的市場機制和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的規定。第二，增加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的規定。第三，增加國營企業有生產經營自的規定。第四，刪除了“投機倒把”等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規定。

關鍵詞：越南；經濟制度；修憲；1992年憲法

1992年，越南國會對憲法的修改是基于對本國的基本國情與國家根本任務的深刻認識。越共“六大”和“七大”不但認清了越南仍然是貧窮國家的現實，也認識到越南發展所具備的有利條件。為了不再失去發展的大好時機，越南黨和國家決心沿著革新路線建設有越南特色的社會主義。基于此，國會大刀闊斧地修改憲法，為法律、法令的修改奠定憲法基礎，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憲法保障。本文以1992年修憲為視角探討越南經濟制度的變化。

一、 越南1992年修憲的背景

越南1980年憲法是黎筍當政時的憲法。1988年，越南國會修憲會議刪除了憲法中攻擊中國的內容。1991年6月，在蘇、東劇變的形勢下召開了越共“七大”，會議通過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又譯為《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建國綱領》，通常簡稱為1991年綱領），指明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基本取向，規定了過渡時期的方針政策，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革新思路，提出要在保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積極推進改革。越共“七大”提出應根據新的國際國內形勢盡快修改憲法。

越南1992年修憲的歷史背景可概括為四點：一、在冷戰格局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的形勢下，越南國會要把黨和國家新的外交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二、越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基于此越共“七大”提出了修憲的任務；國會依據越共“七大”精神對1980年憲法進行多項條款的修改。三、國會要把革新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四、越南有以中國為師的傳統，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并且取得巨大成功。

二、經濟制度的變化——1992年越南國會對憲法相關內容的修改

越南1946年憲法沒有“經濟制度”的內容。1959年憲法關于經濟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計劃經濟和“走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特征和要求。筆者從以下內容分析1992年國會對經濟制度的修改：

1、1992年憲法第15條規定：“國家根據有管理的市場機制和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多種成分的商品經濟。采取各種形式組織生產經營的多種成分經濟結構，保障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的同時存在，其中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第16條規定：“國家經濟政策的目的是民富國強。在解放生產力的基礎上，日益滿足人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發揮國營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各種經濟成分的潛力，促進物質、技術基礎建設，擴大同世界市場的經濟和科學技術合作與交流。”

正如阮文靈在越共“七大”上指出的，“在我國沿著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經濟就是解放生產力的過程，調動一切潛力，動員每一個越南人，為他們創造條件發揚自力自強的精神，勤儉建設和保衛祖國，努力使個人和國家富足起來。發展經濟的事業把人置于中心位置，使經濟的增長與社會公允和進步統一起來。……必須穩定經濟，走出危機。經過奮斗擺脫國家貧困、發展遲滯的局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設經濟和社會的基礎結構，發展教育，培養、提高科學和工藝技能，滿足1990年代的要求，并為將來作好準備……”

1990年代，政府投資、對外貿易、外資是越南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解決就業、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1992年憲法第17條規定：“土地、森林、河流、湖泊、水源、礦藏、海域和大陸架和空間資源，國家投資的企業、工程設施和經濟、文化、社會、科技、外交、國防、安全等領域的設施及其他由法律規定的國家財產，均屬于全民所有。”第18條：“國家根據規劃和法律統一管理全部土地，保證以正確的目的有效地使用土地。國家把土地交給集體和個人長期穩定地使用。使用土地的集體和個人有義務保護、改良、合理開發、節約使用土地并根據法律規定有權轉讓土地的使用權。”1980年憲法中“非經國家權力機關批準，農、林業用地不得改作其他用途”的規定沒有出現于1992年憲法中。

在活躍的商品經濟條件下，國內企業需要盤活可使用的土地資源；企業自己使用土地、出租土地、抵押土地使用權用于貸款或者以土地作為與其它企業合資、合作的股本等都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國內企業之外的其他市場主體在租用土地、抵押土地使用權……的時候，也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

3、1992年憲法第19條第2款規定，國營經濟單位“有生產經營自”；1980年憲法第22條規定，所有國營企業“按國家計劃所確定的方針和任務進行工作……”

1991年6月，越共“七大”指出：“國營經濟要在關鍵的行業和領域得到鞏固和發展，掌握重要行業，進行其它經濟成分不具備投資經營條件的活動。國營領域必須按照這個方向重新部署，革新工藝和組織管理，講求經濟效益，與其它經濟成分進行聯營和互助，發揮主導作用和作為國家宏觀管理機制的職能。對于那些不需要保持國營形式的基層單位，要轉變經營形式、所有制形式或者解散，同時安排好勞動者的就業和生活。……”統包制漸漸解除，眾多國企開始踏上新的征程。1996年前后，越共突出強調國營經濟要重視與國內外資本主義的合作與聯營。其理論來源于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列寧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落后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梁。他說：“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相比，則是幸福。既然我們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所以應利用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①

4、1992年憲法第20條規定：“由公民合資合作生產經營的集體經濟，在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則下采取多種組織形式。”1959年憲法有“國家特別鼓勵、指導和扶助發展合作社經濟（集體經濟）”的規定；1980年憲法第23條有“合作社按國家和地方的計劃方針及任務從事經營活動”的規定。這些內容在1992年修憲時被刪除，說明越南不再認為“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國家把集體經濟放在與其它經濟成分平等的地位上。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少集體企業面臨著新的考驗，急需抓住新的機遇。不能繼續經營下去的集體企業要么被其他企業收購，要么賣給個人，要么破產。

5、1980年憲法有“鼓勵、幫助個體農民、手工業勞動者及其他個體勞動者走上集體生產的道路”的規定，也有小商販要逐漸“轉向生產或其他適合的職業”的規定。1992年憲法不再這樣規定。

革新開放后，越南允許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選擇生產經營方式，在有利于國計民生的行業中的經營規模不受限制。新憲法還規定：“鼓勵發展家庭經濟。”②事實上，革新后越南大范圍地解散了生產合作社，群眾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得以恢復、提高。越共“六大”時，“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1980年時的地位一樣，是被限制的對象。③1991年越共“七大”正式允許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各行各業”中得到發展。

6、1992年憲法第23條、第25條分別有“個人和集體的合法財產不被收歸國有化”和“有外資的企業不被收歸國有化”的規定。1980年憲法第25條（“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封建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經濟設施一律無償實施國有化。”）不再呈現于1992年憲法中。

7.1992年憲法第24條：“國家統一管理和擴大對外經濟活動，在尊重獨立、、互利、保護與促進國內生產的原則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和國際組織發展各種形式的經濟關系。”前三部憲法都沒有同一切國家發展經濟關系的規定。

1992年修憲時，蘇聯已經解體，中越關系已實現正常化，越南與美國也在積極接觸。正如越共指出的，“和平、合作、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流。越南急于擺脫貧窮落后的帽子，在互利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國際組織發展經濟關系才是明智之舉。

8.1992年憲法第26條：“國家以法律、計劃、政策來統一管理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級分工負責、分級管理，使個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結合起來。”1980年第34條：“國家按社會主義大生產方式組織社會生產，不斷建設和完善經濟管理系統，正確運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堅持民主集中制，按照行業管理與地方管理相結合，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制定和遵循經濟法律。”

雖然社會主義大生產方式有其優越性，但在自然經濟尚很普遍的條件下是不能盲目擴張的。革新后，越南的農業、工業和第三產業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企業自身、農戶自身的發展而發展。政府主要應當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并搞好宏觀調控；企業應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民主集中制在現實中成了“企業只能聽上級的而沒有自，上級部門又不負責任”，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9.1992年憲法第28條：“一切不合法的生產經營活動，破壞國民經濟的行為，使國家利益、集體和公民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行為一律依法嚴懲。國家實施保護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的政策。”1980年憲法第35條：“因投機倒把、非法經營、擾亂市場、破壞國家計劃、貪污盜竊、賄賂、浪費、瀆職而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行為均受到法律嚴厲制裁。”

可以看出以下變化：第一，在發展商品經濟的背景下，抓住商機的行為不能被認為是投機倒把；第二，“破壞國家計劃”應受懲處改為“破壞國民經濟”應受懲處，是由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的表現；第三，“貪污、盜竊、賄賂、浪費”等由刑法、治安處罰法等法律進行規范為宜；第四，增加了“保護”消費者、生產者權益的規定是力圖建立“法治經濟”的表現。

10.1992年憲法刪除了1980年憲法第29條（“國家根據發展經濟文化和鞏固國防的需要合理地分配和使用全國、各地方和各基層單位的社會勞動力”）。

革新前，越共把社會勞動力看成是國家的資源進行分配和使用。革新開放后，國家的職責與群眾（公民）的義務不再像過去那樣密切聯系在一起了；越南的國家管理方式有向發達國家的管理方式學習、轉變的傾向。

三、經濟制度變化的意義

經濟制度相關規定的變動，有利于充分利用土地、人力等各種資源，有利于調動各市場主體生產經營的積極性；經濟制度相關規定的修改也有利于創立新的發展模式，有利于引進外資、引進先進的管理經驗與先進技術。總之，經濟制度相關規定的變動對于越南擺脫貧窮落后狀態有重要意義，對越南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并有深遠的影響。（作者單位：1.云南師大史政學院；2.蘭州大學法學院）

注釋：

① 《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頁。

篇4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現階段以來，在經濟學理論界對于市場經濟這一理論概念的解讀存在著不同的方式。但是總結起來主要有一下倆種方式：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在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之后而自發形成的一種經濟運作方式；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釋也是主流觀點。我們在梳理外國文獻的時候發現：一種是把市場經濟解讀成為一種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種經濟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對商品供需狀況的一種調節方式。

對于“產品經濟”的解讀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但是這對于后面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所知的“產品經濟”實際上并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一種“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階段。這是因為：第一，“產品經濟”的誕生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作為否定商品經濟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經過空想社會主義者們通過實驗的方式而提出來；第二，在現階段西方世界經歷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西方國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層經面上反應出了“產品經濟”的架構維度；第三，在運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個家庭的參與市場經濟而相應的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外部因素）時，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時，父母會以一種按需分配的方式對家庭的各個成員進行分配。相反，當收入水平很高的時候，此時家庭不會再用計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這一現象在我們改革開放時期隨著我國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證明。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商品經濟”的最終歸宿將會被“產品經濟”形態所替代，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從上述的文獻綜述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商品經濟”是的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特別是在社會分工出現巨大變化而導致的勞動社會化的基礎之上，它人類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產生會隨著生產關系的變化。因此，從本質上講，商品經濟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在一種一定階段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我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 其實就是商品經濟的代名詞。因為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相反它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是市場經濟制度來架構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并且通過這樣系統的方式來把社會之間各個相互獨立的整體連接到一起。因此，“市場經濟”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制度，是商品經濟把社會經濟活動聯系到一起來的社會表現，另一個方面“市場經濟”也是按照市場各個要素之間相互關系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系統有效運行的一種機制，這種機制是用來推動經濟活動按照一定的市場導向來運行的系統，從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場經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系統，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制度，也是一種以商品交換和生產的社會經濟運行系統。在作為經濟制度來說，“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在商品經濟成熟的階段所形成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作為經濟運行機制來說，在凸顯“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中心橋梁，主要是通過市場自己本身固有的資源配置來運行的。其實際的表現就是“看不見的手”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篇5

關鍵詞：經濟自由；市場調節；國家干預；市民社會；經濟法制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爾?羅桑麗隆所著的《烏托邦資本主義》中，他主要闡述了對于市場觀念、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場經濟的特性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使決策權分散化，并可以進行自動調節。而市場調節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調節，還需要具有廣泛的社會調節作用的方式來完善市場經濟。通過建立社會的問題論述，引出從“神建”到“人建”的轉變，最終達到“小政府，大社會”，有著適當政府干預的社會。因此，我們要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遵循歷史的線索，通過學習與理解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的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來進行研究。這樣，通過深入了解理論背景變化的同時，開拓市場經濟下的新模式，從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有序快速的發展。

一、經濟自由的解讀

自由，有史以來都是一個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歷史是為自由而斗爭的歷史。經濟自由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關系中人們經濟利益的分配與實現，而且經濟自由的實現還決定社會成員的社會政治自由權利的現實狀況。

經濟自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產物，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化。在15世紀到17世紀，代表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他們政策倡導帶有極端的國家干預主義色彩，認為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是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應該落實有利于商人的政策。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但隨著英、法等國已經相繼完成工業革命，這一國家干預的政策已經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在18世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從幼年進入青年時代。亞當?斯密就提出了一種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發展模式：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以謀取個人利益和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社會要為個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國家應該放任經濟自由發展，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要讓社會公共資源得到自發的優化配置。這個想法在新興資產階級中代表了一種信念：沒有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干預，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這時，封建君主專制國家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障礙。但斯密的思想，對后世100多年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就取代了經濟自由理論。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出現了提倡自由放任為主，政府干預為輔政策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這使得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干預理論得到了新的挑戰。但新經濟自由主義提倡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對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的經濟主張進行了修正。

通過研究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得出經濟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應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護的自由。

二、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

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調節經濟所使用的兩種手段，只是每個時期的側重有所不同。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偏重市場，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偏重國家干預，又到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回歸市場。這種側重的不斷變化，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后進行的，也正是在這種側重面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使資本主義得到發展。

當經濟自由主義無力面對經濟危機、大蕭條時，國家干預主義就應運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輝煌。但面對“滯脹”，國家干預主義也無能為力，此時，自由主義似乎顯現出活力。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兼收并蓄，互相滲透的，國家過多的干預和一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和各國的現行政策看，單一的國家干預或者是經濟自由是不存在的，應該形成有著有適度國家干預和科學計劃指導的，二者相融合的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國家干預主義逐漸承認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同時注意了將宏觀經濟政策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另一方面，相對于完全自由放任，適當的國家干預也得到了大多數的經濟自由主義倡導者的認可。

然而在現實中，市場并不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設想那樣的“有效市場”，因為經濟的相互作用十分復雜，市場參與者也遠不未能夠完全理性。盡管國家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優勢，但在解決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而導致合作難以達成的問題時，同樣產生了相互依賴性的其他沖突和矛盾。因此，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下國家和市場的組合，在實際相互依存的人類合作中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超越這種方式，去重新認識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

三、基于市場、市民社會和國家協調下的市場經濟

在青木昌彥的思想中，協調是指“經濟主體間各種行為間的調整，各經濟主體為了使決策能夠彼此調和從而達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資源的目的，應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問題”，可見，如何更有效率地獲取和利用信息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樣，市場和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的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信息失調的問題，諸多這樣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不被重視的社會組織來做。社會的發展需要兼顧個人與公共利益，同時也不能忽視各種社會組織與社會團體的利益。如同馬克思所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在17至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都有著不同的內涵，可以定義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糅合國家利益、個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圍內特殊領域中的集體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僅僅體現了群體和組織內的認同與協作，通過形成內部的信息共享，來降低小范圍內成員間合作或者沖突的交易成本，進而降低市場交易風險。同時，市民社會組織也可以成為國家協調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從而減少過多的國家干預，更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有序發展。

現今的市場經濟，最大的目的是進行稀缺資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進一步來講就是要促進人類歷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無疑要依靠國家和市場在不同領域解決問題的不同優勢，但是因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約，會出現普遍的協調失靈。這時候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協調，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優勢，為平衡市場和國家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按照人類社會相互依賴性所要求的協調機制而言，市場經濟實質上應該是基于市場調節、市民社會組織和國家干預這三位一體的聯合協調機制。

四、我國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市場和國家干預相協調的機制來發展經濟，使得國民經濟水平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十報告最新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個平等”原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這個經濟理論創新是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定位為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這“兩只手”的關系，做到不同市場主體競爭的“三個平等”。這就要我們在法律的監督下，兼顧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組織的平等協調，來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正常、有序、優質的發展。

現代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在于保障經濟自由，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法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是經濟自由行使的邊界和國家干預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經濟的法制。所謂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國家在干預市場時必須遵循有限權力原則，即行政權力的授予意味著權力行使應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對人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其他權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權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圍內，市場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場自身面臨的無力解決的問題或者解決成本過于昂貴的問題政府要介入去幫助市場解決難題。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和市場、國家干預的協調，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平衡各個競爭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保證了市場的自由與競爭和政府服務于公共社會利益。這樣才能從現實的角度實現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快速的發展，真正實現在十報告中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1]何文強.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J].云南社會科學，2007，（1）：45.

[2]樊一發，郝士宏.市場調節與國家干預―西方的理論與我國的實踐[J].生產力研究，2004，（7）：22.

[3]張孝遠.關于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意義[J].甘肅社會科學，1998，（1）：46.

[4][日]青木昌彥，等.市場的作用，國家的作用[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87.

篇6

［關鍵詞］充分就業非自然失業有效需求

一、凱恩斯就業理論的產生

20世紀20年代末和20世紀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歷史上最嚴重、最廣泛、最持久的經濟危機，經濟持續蕭條，失業異常嚴重，傳統的古典經濟理論已經無法解釋這一經濟現象，在困境上也無法提出解決措施。西方經濟學界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理論，在此情況下，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在西方掀起了一股熱潮，在理論上掀起了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從此以后，在西方經濟學界，它成為一個流行的研究主題；在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上，他是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在西方思想界，他構成許多言論的基礎。

二、凱恩斯就業理論的主要內容

凱恩斯以前的經濟學理論是建立在充分就業的基礎上，該理論認為經濟體系本身有一種會自動達成充分就業的均衡力量存在。凱恩斯并不這樣認為，他提出了“非自愿失業”，他認為充分就業的具體意義是指沒有“非自愿失業”；他還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凱恩斯就業理論的基本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充分就業的概念

資本主義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不能通過市場作用的自我調節達到“充分就業”，他要求實現的目標就是要是資本主義經濟達到并保持“充分就業”。“充分就業”的含義是生產資源（人力、物力）得到充分利用。

2.有效需求原理

有效需求就是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相等時的總需求價格，也就是企業家的生產能獲得最大利潤時的總需求價格。因而有效需求是指市場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社會的總就業量決定于總需求量。

在這些理論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國家干預凈化劑的政策主張，即通過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財政貨幣政策即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息率來刺激消費，增加投資，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整個社會的充分就業。

三、凱恩斯就業理論的借鑒意義

凱恩斯的就業理論使得資本主義擺脫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為政府制定干預經濟的措施提供兩理論依據。他比較客觀地分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我國在建設和發展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也存在著許多相似的問題，如我國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失業問題，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等問題。凱恩斯就業理論對于解決我過失業問題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改革和完善的過程中，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存在著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和周期性失業，并且由隱性失業逐漸顯性化。近年來，由于經濟體制的改革，結構性失業在我國的失業問題中變得尤其明顯。結構性失業主要存在于這幾個方面:一方面，由于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生產要素不斷地更新配置，一些傳統的過時的產業部門，逐漸衰落，甚至被淘汰，這些部門中必然會有一些勞動者成為失業者。另外因為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使一此經營不善的企業陷入困境，甚至破產倒閉，企業職工就會因為裁員或企業倒閉而失業。針對我過失業問題的特殊性，根據凱恩斯的就業理論來看，通過政府干預解決非自愿失業問題，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刺激消費;一是增加投資。中國作為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的大國，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式和諸多的不確定的因素的增加，在刺激國內消費，擴大內需方面顯得尤為重要。而刺激國內消費，擴大內需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方面,政府應該采取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其中包括:加大公共投資項目，刺激社會的投資需求，帶動社會投資。社會投資擴大，必然需要的勞動力就會增加，從而能夠間接促進就業。擴大政府對教育的投資，建立和完善就業教育制度，加大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使勞動力能夠適應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和日益加快的新資本形成速度。另外政府還應該加強對勞動力技能教育的前沿研究、在崗培訓指導和后備勞動力的技能教育，縮小勞動力知識技能結構與經濟發展要求的差距。這既有利于生產要素的及時有效配置，消除結構性失業，又可推動經濟總量的增加。對下崗職工創業和自謀職業規定具體減免稅費的政策，切實將各種優惠稅費政策落實到位，對擴大就業會產生積極的效果。加大對農業的投資，繼續推廣農業稅減免的政策，極力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促進農民的消費。

另一方面，政府應該采取一些金融貨幣政策，保持利率的穩定，給企業和個人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增加企業和個人的投資信心。政府采取一些優惠措施來鼓勵增加投資來增加就業量，擴大有效需求，這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

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是解決我國失業的主要途徑，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進一步開放投資市場，積極利用國外資源推動整個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技術改造能力，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一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外國資木改造國有企業；一是引進國外高科技產業.不僅引進高科技的制造業，還要引進高科技的服務業，刺激投資需求，拉動國民經濟的快速、健康、穩定的增長。

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和西方經濟體制是截然不同的，我國的就業問題既是經濟問題又是社會問題，所以在解決失業問題上，完全照搬西方的就業理論是不行的，我們必須根據自身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措施來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解決我國失業問題，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不僅要靠市場機制來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社會經濟總量增長，擴大勞動力的有效需求；還要有市場調控體制改善的制度保證。

參考文獻:

[1]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2004

[2]王秀蘭:《談凱恩斯的就業理論與有效需求原理》,經濟研究,2001(5）

[3]陳銀娥:《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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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習方法;自主學習;成才

老子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何也？授人以魚，只救一時之急，授之以漁，則可解一生之需。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魚”指的是知識，“漁”則為獲取知識的方法。“授之以漁”的教學觀點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倡導學生對知識的主動求索、自覺發現和對所學知識分類、總結、應用。其實質就是要求教師在傳授知識的同時，教會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分析概括問題的能力，并幫助學生在理論上升華，促進學生成長成才。

如今高中學生在學習歷史這門學科時遇到了一些疑惑，比如教材形式的顯著變化與歷史知識體系的矛盾沖突;歷史知識龐雜，不能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那么如何在有效的時間內幫助學生克服困難，提高學習成績，構筑知識體系，養成學科素質就成為我們研究的主題。

一、學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來思考、解決問題

①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經濟基礎是指由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構成一定社會的基礎;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在階級社會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服務于經濟基礎，但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從而使經濟基礎得到鞏固或削弱。對于枯燥的原理學生如何才能理解呢？教師不妨給學生舉個淺顯易懂的例子，這個例子最好能貼近學生生活，讓學生更易明白。比如：一個學生有10元錢，這10元錢只夠他吃一頓午飯，那么他就沒有多余的錢來做別的事情。另外一個學生條件較好，有100元，他花10元吃飯，還余90元，他就可以買一些學習類報刊書籍放到教室供同學學習，以贏得同學對他的好感，說不定在競選班干等事情上同學們就會支持他。一個簡單的例子，就能讓學生明白一個原理。當然，這個原理還應該進一步細化，比如：1）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力是由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勞動者三部分組成的，生產關系則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三部分內容。它們之間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2）一定時期的思想文化是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的反映。3）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②階級屬性決定事件本質。任何一個階級所做的任何決定、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與統治。③其他。比如：現象和本質、偶然性與必然性、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繼承和發展等。

二、幫助學生構建知識框架，理清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

如人教版必修三第一單元“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教學結束后就應該和學生一起總結，歸納本單元的知識脈絡。①春秋戰國――創立與發展階段（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②西漢――創造與獨尊（代表人物：董仲舒、漢武帝）;③魏晉至隋唐――進一步改造（受佛、道影響，地位受挑戰）;④宋明――轉型與成熟（代表：程朱理學、陸王心學）;⑤明清之際――批判繼承（代表人物：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脈絡也就是主干知識，理清之后，學生就可以根據脈絡進行記憶、背誦。這樣既節約了時間，也更方便學生記憶。

三、注重橫向與縱向的聯系

人教版必修內容分為三本書：必修一政治史、必修二經濟史，必修三文化史。其內容是按照專題史的方式呈現的，這就給教學增添了一定的難度，由于單元之間沒有直接必然的聯系，學生很難構建知識體系。這就要求教師幫助學生理清古今中外歷史的橫向與縱向聯系。縱向聯系如講中國古代史的內容包括：必修一第一單元“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必修二第一單元“古代中國經濟的基本結構與特點”、必修三第一單元“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和第三單元“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與文學藝術”。這就可以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與學生一起總結、羅列主干知識。橫向聯系如講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就涉及必修二第二單元“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和發展”、第三單元“近代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與資本主義的曲折發展”、第六單元“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調整”。同時應將中國歷史的發展置于世界歷史的發展中講解，如在講解必修二第三單元“近代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與資本主義的曲折發展”時，就講到中國近代經濟結構之所以發生變動，其主要原因就是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

四、掌握正確的解題思路和方法，培養學生解題能力

學生學習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考到一個理想的分數，但往往會有這樣一個現象：很多學生書讀得很認真，默寫也很好，但考試拿不到好的分數。這就是解題能力欠缺的表現。如何能解好題，拿到好分數呢？目前不管是水平類考試還是高考題型，一般都是客觀題（也就是選擇題）加主觀題（就是材料題）。對于客觀題，我們要求學生認真審題，在審題的過程中將時間、關鍵詞、問題圈出來，找準范圍、目標再答題，答題時運用上述講的幾個原理來答。主觀題則要求學生先讀題目，根據題目看材料，將材料分層剖析，運用歷史語言回答問題，同時要求學生規范書寫。解題能力主要是練出來的，要通過一定量的有序的訓練，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促進學生成長成才。

參考文獻：

[1]龐維國.論學生的自主學習[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2（2）.

[2]王長虹.高中歷史自主學習課堂教學模式[J].中學歷史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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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產性收入 職工持股制度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0-008-02

一、擁有“財產性收入”及其重大戰略意義

為了實現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十七大首次提出“財產性收入”這一概念,而且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體擁有財產性收入”的要求。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提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中國人的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所謂財產性收入,是指城鄉居民家庭除勞動獲取工薪收入外,還擁有動產、不動產所獲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讓財產使用權所獲得的如利息、租金、專利收入等,以及財產營運所獲得的紅利、財產增值收益等。所謂“創造條件讓更多群體擁有財產性收入”,就給廣大勞動群眾廣開財路,開辟了除了勞動工薪收入外,還擁有通過營運自己所擁有的財產來獲取收入的多種渠道。當前我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資性收入為主,財產性收入僅占2%左右。

要讓更多群體擁有財產性收入,必須創造條件,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發展各種要素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充分發揮股份制及各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推進財產性收入大眾化。所謂“財產性收入大眾化”,就是讓越來越多的群眾直接地或間接地進入資本市場,進入門檻要低,風險要低,進入者才多,讓越來越多的群眾通過擁有財產性收入來分享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的成果。特別是在中小企業改革過程中,探討職工持股制度等股權激勵惠及更多普通職工的辦法、機制,在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廣大職工在通過勞動獲得收益的同時,通過財產獲得另外一份收益,真正實現共建共享,公平公正,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二、美國等西方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發展與主要理論

(一)美國等西方國家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發展

上世紀50～60年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企業紛紛推行“職工持股計劃”及大規模發行小額股票,許多家庭都持有股票。于是媒體大肆宣揚什么在美國人人都持有股票而成了“資本家”,美國資本主義已變成“人民資本主義”。1956年在美國華盛頓火車站舉辦了一次規模盛大的“人民資本主義展覽會”,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還親臨展覽會發表講演。1958年阿德勒和克爾索兩人合作出版了《資本家宣言》,大肆宣揚人人都是資本家的“人民資本主義”。

這項計劃一般帶有福利性質,有的是企業每年以獎金形式贈送給本企業的每名職工,有的以低于市場價格將企業的一部分股票售給職工,這些贈給或售給職工的股份都記在職工個人賬戶名下。同時,政府還對贈給或低價售給職工的企業股份資本給予稅收優惠,以鼓勵企業推行這項計劃。這樣,職工除了工資之外,還有資本收入或財產性收入。這項計劃,對職工來講,增加了一筆工資外的福利性收入;對企業來講可以通過該計劃用企業股份將企業職工緊密地與企業利害融為一體,把職工從一般勞資關系的對立方變成企業的“利益攸關者”(stake holder)。

(二)西方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主要理論

國外關于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始于20世紀30～40年代。它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首先在這一領域進行理論研究并提出實施方案的是金融家路易斯?凱爾索,他提出的“雙因素經濟論”的主張得到了美國政界的支持,并以立法形式推動了這一理論主張的實施。因此,70年代以后,企業職工持股計劃得到了廣泛的推廣。80年代,馬丁?魏茨曼從分配角度提出了“分享經濟論”;90年代,人們又從經濟民主化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經濟民主論”和“專門投資論”的思想。這些理論為美國職工持股計劃的發展及其對各國的影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雙因素經濟論。雙因素經濟論的思想火花最早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該理論是其創始人路易斯?凱爾索在對資本主義社會30年代經濟大蕭條洞察和分析并提出“充分就業的謬論”思想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和發展起來的。該理論最早發表于1958年他與哲學家阿德勒合著的《資本主義宣言》中,成熟于90年代初,代表作《民主與經濟力量》――通過雙因素開展雇員持股計劃革命。

路易斯?凱爾索認為,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是失敗的,但是西方現行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也不是一種成功的模式。盡管現行資本主義制度曾經創造出了經濟的奇跡,但它卻不能創造出經濟的公平,它不僅沒有消除貧困且使其有擴大的趨勢。而企圖通過稅收和再分配的手段達到體現社會公平、消除貧困的目的并不成功。而且由于在后工業社會里,勞動的作用越來越少,而資本的作用越來越大,由勞動創造財富的單因素經濟時代已經過去,而資本和勞動共同創造財富的雙因素時代正在到來。

為此,凱爾索認為,必須建立一種民主的市場經濟制度。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建立起使資本主義所有權分散化的新機制,以便使所有人既能分享從勞動中獲得的收入,同時也分享從資本中獲得的收入。真正實現亞里斯多德所預見的那樣“普遍的資本所有權并非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需”。具體的方案就是運用雇員持股計劃、資本信貸手段“為占大多數生來沒有資本的人,打開一條獲取資本所有權的道路”。這樣,它能夠在不剝奪、不侵犯原財產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實現財富的重新分配,解放新的資本來源,提高勞動生產率,真正實現民主的資本主義。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凱爾索計劃了一套詳細方案,即雇員持股計劃。

2.經濟民主論。經濟民主論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大衛?P?艾勒曼于90年代初在《The Democratic Corporation》一書中提出的一種經濟主張。他認為“人人擁有與生俱來的不可讓渡的享有自己勞動果實的權利和民主自決權利”。但是資本主義忽視了這些權利,使企業成了一種雇傭關系,因為雇傭關系否認了上述權利,因此資本主義不是一種理想的經濟模式。而“國家社會主義也沒有廢除雇傭關系,它只是在公有優越的名義下,用工人雇傭制代替私有制的雇傭制。因此也不是一種理想的經濟模式。為此,他提出了第三種方式的社會經濟制度――經濟民主制度,即建立在私有財產中民主和正義基礎上的市場經濟來替代現行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社會主義經濟。這種經濟的基礎為民主的公司制或以勞動為基礎的民主公司。在公司里,‘雇傭關系’被成員關系所替代,”人們共同占有勞動的正面和負面成果。民主公司的表現形式是一種混合型的民主公司。即西班牙蒙德拉貢式職工合作社和美國職工持股計劃中最有價值的思想結合的產物,而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公司應賦予工人選舉權和剩余索償權。這是一種成員權利,是不可讓渡的。它是與傳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公司完全不同的一種公司形式,它是實現經濟民主制度的有效形式。

3.專門投資理論。專門投資理論是美國布魯金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瑪格麗特?M?布萊爾博士于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種理論主張。該理論從投資者和公司治理結構關系的角度出發,認為傳統的經濟觀點中,認為股東是公司的唯一投資人,承擔了公司全部風險,公司管理人員和員工是股東雇來的專門為管理股東資產并為之創造最大利益而服務的觀點是錯誤的。她認為,公司不是一種實物資產的集合,而是一種法律框架結構。股東并不是唯一的投資者,供應商、顧客尤其是企業雇員也都提供了特殊的投資,同時也與股東一樣承擔著同樣的風險。所以他們應該獲得相應的報酬。針對“雇員”這一特殊的專門人力資本投資群體,他認為其在公司的財富創造中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長期在同一公司工作的職工會積累重要的專門技能。這些技能使職工具有更高的生產力,他們是企業的特型人力資本,對公司更有價值,但同時其承擔的風險就越大。這些專門知識和技能在相關行業和企業中尤其是在知識經濟時代,在財富的創造中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如果我們仍然對這些“企業特型人力資本”的投資不當作創造財富的一部分,損害了他們應得到的利益,整個社會將喪失掉雇員投資于企業特型人力資本帶來的潛在收益。因此,必須保護和激勵人力資本的投資熱情,這就必須提供一種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即能清楚地洞察和確保雇員投資得到尊重和回報,培育和提高人力資本回報的制度安排。而職工持股制度作為一種制度安排能起到這種作用。

4.分享經濟論。分享經濟理論是由馬丁?魏茨曼在其1984年出版的《分享經濟論》一書中針對解決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滯脹問題提出的一種經濟主張。馬丁?魏茨曼從分配領域出發把雇員的報酬制度分為工資制度和分享制度兩種模式,并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局面的根源在于其現有的工資制度不合理,勢必造成普遍的失業。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高福利政策結果使“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日益緊密地纏繞在一起”。

為此他認為,當務之急是“通過改變勞動報酬的性質來觸及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方式”。即采用分享經濟這種天然武器來直接對付滯脹即把“工人的工資與某種能夠恰當反映廠商經營的指數相聯系”。這樣工人和資本家在工資談判中,確定的不再是具體的工資額,而是“確定在企業未來的收益中的分享比率,這種分享制度”不僅保存了分散決策的固有的靈活性優點,而且它可能成為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天然死敵。要從現行的工資制度轉向分享制度“如果僅僅一個企業單獨從工資制度轉向同等的分享制度,這個企業的產量和就業量會增加,價格和人均收入會降低,每個工人的報酬也會減少”因而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須是全部或相當多數的企業轉為分享制度,經濟會產生平衡的擴張效應。其次政府必須幫助企業,成立專門機構,制定分享制度的標準,并在稅收上給予優惠。具體地說“雇員股份所有制”(ESOP)是實施分享制度的有效途徑。

三、我國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發展與主要理論

(一)我國國有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發展

我國的職工持股是伴隨著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而產生的。在企業改革的初期,國內學者借鑒國外實行雇員持股計劃的經驗,初步提出了中國建立職工持股制度的設想。當時的出發點是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和現實,通過職工個人持股可以實現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從而真正體現勞動者的所有權。80年代中期,一些企業開始進行職工持股的試點。到90年代,隨著股份合作制的興起,職工持股逐漸試行于國有中小企業和許多非國有企業。其中,非國有企業產生了顯著的經濟績效,這又反過來促進和激勵了國有企業的職工持股實踐。1992年、1993年分別出臺的《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和《公司法》,對職工持股作出了相應的規定。1993年,鑒于職工持股試點中出現的許多不規范的做法和產生的不良影響,政府暫時凍結了企業內部職工股票,同時采取適當措施進行規范。但各地根據實踐的需要,并沒有停止職工持股的操作,全國各地都制定了職工持股的辦法,并積極推動了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

隨著這一制度的不斷發展完善,采取這一制度安排的目的性由初始的純激勵因素考慮變得越來越豐富,涌現出了各種各樣的操作模式,其發展態勢極其迅猛,受到了企業界特別是中小國有企業和理論界的高度重視。目前,實行職工持股的地區、企業及設計的職工人數、資金量已有相當規模。職工持股已成為實踐中企業所普遍推行的一種產權方式。

(二)我國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主要理論

我國企業職工持股制度的理論研究始于改革開放之初,受西方經濟理論、思想及美國職工持股計劃實踐的啟示,在充分認識高度集中計劃經濟制度下的企業管理模式存在的種種弊端的情況下開始。最早在這領域里進行系統研究和探索的當屬著名經濟學家蔣一葦先生。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了企業職工主體論的理論主張。這一理論一直影響著我國企業改革的理論研究和實踐。

同時還有許多經濟學家和管理專家從不同的角度關注著當時在我國企業改革中出現的帶有企業職工持股因素的實踐,并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但當時更多地是集中在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問題上。這也是整個80年代企業改革中理論爭論的焦點。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市場化因素的加強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出,關注勞動者對財產的所有權、強調人力資本在價值創造中的重要作用和企業制度創新等,是這一時期在企業職工持股理論研究方面的特點。

1.“個人所有制重建說”。該說將《資本論》中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理解成“公有制加個人所有制”,建議經過股份制改造,將國家直接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形式轉變為直接擁有企業大部分股權、職工也可持有部分國有股權的雙層股權結構。

2.“激勵模式說”。公司組織論者強調組織機構激勵員工對于開發組織潛力的重要意義。員工持股的激勵作用表現在:將職工從原來單純的勞動力供給者變成一定意義上的企業所有者,使其對企業利益的認同感增強,從而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最終提高企業績效。這種學說與中國儒家“無恒產”則“無恒心”的理念相暗合,與“耕者有其田”、“勞者有其股”的社會理想相輝映。

3.“分配均衡說”。認為按勞分配中的“勞”是指人們在企業生產中的重復勞動,這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作用尤為突出;在資本密集型企業中,保護非人力資本所有者的權益則是管理者的首要工作;在知識密集型企業里,知識資本的作用顯得至關重要。員工持股作為企業分配制度的實現方式,應當處理好按勞、按資和按知三種分配的均衡問題。

[本文獲上海市教委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編號:03HS23]

參考文獻:

1.[美]路易斯?凱爾薩,帕特里西亞?凱爾薩著.趙曙明譯.民主與經濟力量――通過雙因素經濟開展雇員持股計劃革命[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

2.黃范章.讓財產性收入大眾化[N].中國經濟時報,2008.02.19

3.施羅德.關于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思考[J/OL].funds.省略2010.04.13

4.王斌.企業職工持股制度國際比較[M].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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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影子銀行 經濟法 秩序價值

一、影子銀行概述

（一）影子銀行定義

影子銀行（The Shadow Banking），又稱影子銀行體系（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創始人格羅斯于2007年首次提出。格羅斯在其文章《小心“影子銀行”系統》中指出，“影子銀行就是現代金融體系，因為它囊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商業銀行以外的幾乎所有金融創新。”盡管近年來不斷有人重新對影子銀行下定義，但大體都是以格羅斯的定義為基礎的。簡言之，影子銀行就是除傳統商業銀行外的其他金融組織及其金融衍生品。

（二）經濟法對影子銀行監管的背景

通過經濟法達到對影子銀行進行監管的目的是時下世界各國正努力或嘗試進行的改革措施，這種措施的推出有一定的背景作支撐。

1.政治背景

二戰的結束為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個良好的環境，盡管冷戰格局曾經讓世界擔憂，但隨著多元格局取代冷戰格局，國際環境整體的發展方向是健康良好的。在二戰結束的60余年中，雖然小規模戰爭時有發生，恐怖組織襲擊也未曾間斷，但世界整體的政治環境是和平穩定的。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也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出現與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絕大多數國家都參與到世界經濟的共同發展之中。然而，經濟全球化也有弊端，其中之一便是一旦一國遭遇經濟危機，便很容易波及他國。

2.經濟背景

和平穩定的世界政治環境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政治基礎，各國經濟溝通越來越密切。二戰結束后，金融行業的快速創新、新金融組織不斷出現、新金融產品不斷產生是世界經濟的一大重要特點。從金融創新速度較快的國家汲取經驗，也是經濟全球化帶給其他國家的“福利”。雖然各國的資本實力、金融政策和經濟環境各不相同，但在金融創新方面，各國卻有著逐漸趨同的態勢。這種金融行業的特點使傳統商業銀行不再是金融體系中的絕對核心，在它們之外，更多的金融組織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使金融行業的發展不再只依靠傳統的商業銀行。然而，各國金融政策都是強化對商業銀行的監管，這些監管并不完全針對商業銀行以外的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就是通常所說的影子銀行。影子銀行作為金融機構，自然也會存在著一定的風險，而影子銀行又不在監管政策的管控之下，這使得金融領域的風險通過影子銀行爆發的概率大為增加。同時，在世界范圍內，影子銀行的資本占有率在金融體系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此次危機的出現與影子銀行的擴張及監管狀況是分不開的，“不受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個體性風險加上其迅速膨脹的規模，成為引發美國整個金融系統風險的重要因素”。這樣的國際金融體系現狀迫切要求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

3.法律背景

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的經濟主張，在此經濟主張的基礎上，進一步產生了對國際金融法制進行改革的法律主張，這種主張主要針對的是目前國際金融秩序的無序狀態。現代社會的金融格局大致歷經三個發展階段。首先，在19世紀后期世界各國確立了國際金本位制。該體制以黃金的固定價格為基礎，在將一國貨幣與黃金價格進行換算的基礎上，利用黃金從事國際貿易的結算。其次，二戰結束前后建立起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該體系以美元作為基礎，通過相對固定的匯率保證國際資本的流通。然而，美元的貨幣價值無法長時間的保持穩定，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也必然難有穩定性的保證。最后，以浮動匯率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體系建立起來。當然，牙買加體系沒有完全擺脫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影響，因此，牙買加體系也沒有完全擺脫不穩定因素。對于當下的國際金融秩序現狀，多數人認為是處于一個無序的狀態，因此有必要進行國際金融法制改革，而對影子銀行加強監管又是國際金融法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二、法與秩序的一般理論

（一）法的秩序價值

法的存在具備一定的價值，而法的價值既體現了法的手段性，也顯示了法的獨立性。具體而言，為實現一個價值范疇，法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此時，法作為手段或促進或維護價值范疇的實現，法的目的價值由此體現；而法不僅是作為手段來實現目的，在它發揮手段作用的過程中也豐富了自身的涵義，使其自身有了獨立屬性，法的形式價值由此體現。針對秩序價值而言，它是法所試圖維護的對象，同時也因發揮維護作用而使法自身具備了秩序價值。法的秩序價值是法的價值的其中一種，與自由、平等、正義、效率等價值一同構建起法的價值體系。在法的價值體系中，不同價值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既有對立也有統一。但無論如何，其中的每一種價值都有自己存在的意義，缺失了任何一個價值，法的價值體系都是不完整的，或是說這種“體系”還算不上一種真正的體系。如此一來，法的每種價值都具有各自的內涵。

法的秩序價值是法的價值體系中最基礎的價值，“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法律不能保障社會處于有秩序的狀態，就談不上對自由、平等以及其他價值的保障”。法的秩序價值體現了法所貫徹的安全原則，即人在社會中生活，需要一個安定有序的環境，人對安全的訴求成為了法的價值追求之一。同時，法的秩序價值也體現了法的可預測性要求，即人們從事社會活動時，法的秩序價值可以保證人們對自己的活動是否合法有充分的認識。在此過程中，法發揮著一定的指引作用，通過增強法的可預測性，指引人們的活動向合法方向發展，避免因法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人們對自己所從事的活動的不安心狀態，進而避免人的活動萎縮。

（二）經濟法與秩序價值

經濟法是對法進行劃分后的一個法律部門，它的作用主要在于調節國家經濟活動，規范國家經濟運行。可以說，經濟法與秩序價值之間的聯系是極為密切的，因為經濟秩序是社會秩序的重要構成，同時，在社會整體秩序中，對經濟秩序的維持也是難度最大、技術含量最高的。經濟法的背后承載著一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狀況，經濟的發展受益于科技的進步，而科技的進步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在給人們帶來物質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例如，汽車技術的進步以及經濟的迅速發展使越來越多的人使用上了汽車，這當然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但同時，交通事故的發生概率也由此增加。此時，對于人們來說，究竟是舍棄已經獲得物質利益而追求一種安定的生活狀態，還是忍受風險的可能發生繼續追求更多的物質利益便成為一個難以抉擇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法雖然竭力維護秩序價值，但法與秩序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張力更加明顯地體現于經濟法與秩序價值之間。但與此同時，經濟法與秩序價值之間也有著難得的“和諧”。眾所周知的是，經濟法不同于商法，商法屬于廣義的民法范疇，立法的基礎是建立在平等主體的商事關系上的。而經濟法實質屬于行政法范疇，立法的目的是為行政執法者提供執法依據。由此看來，經濟法自身也有維護經濟秩序的鮮明屬性。經濟法與秩序價值的這種辯證關系在現代經濟社會中是必不可少的。

三、經濟法對影子銀行監管秩序價值的體現

（一）維護金融有序狀態

以加強對影子銀行進行監管為重要內容的國際金融法制改革需要各國通過經濟法進行各方面的調整，以維護本國及國際金融市場的有序狀態。美國是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與資本市場，美國的經濟運行模式是以市場為中心的，其金融體系也是以市場為主導的。盡管世界其他各國與美國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是逐漸體現市場的作用這在世界范圍內是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的。資本主義世界存在著根本的供需矛盾，這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呈現周期性的爆發規律。在某次經濟危機爆發后，政府會加強對經濟的監管，而在監管一段時間后，政府的介入又會有所放松，直至市場的作用再重新起主導作用。在上世紀20、30年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距今最近的，資本主義世界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那次經濟危機中，世界各國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應對。美國的方法之一是加強對金融行業的監管。二戰以后，市場在美國經濟體制運行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美國政府也在不斷放松監管。影子銀行在二戰之后也在不斷發展之中，在美國，影子銀行的成員很多都是比較成熟的投資者，在政府眼中，“保護普通儲戶和個人投資者的利益是重中之重，這也是監管當局自大蕭條以來吸取的教訓所致”。[4]對影子銀行本身監管的缺失，以及整體經濟政策監管的不足，兩相結合，造成了影子銀行不受監管政策的約束。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都認識到了對影子銀行進行監管的重要性。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創新是影子銀行不斷增多的助推力，可一味地追求經濟利益卻帶來了巨大的金融風險。由此可以看出，一個不穩定的金融市場，即便能夠創造再多的利益，一旦發生一次金融危機，那么多年的積累都會在瞬間蒸發。于是，規避風險、追求安全成為更多人愿意選擇的路徑。經濟法在此時當然要有所作為，國家通過立法，在宏觀上對經濟運行起調控作用。具體到影子銀行而言，將影子銀行納入到國家金融監管的范圍內，則會將存在于影子銀行內的不規范行為予以消除，并有效地降低影子銀行內存在的金融風險。如此一來，在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的基礎上，金融行業的發展會是有序良好的。

篇10

二戰過后，柏林被一分為四，隨著冷戰的開始和進行，德國的東部和西部分別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主德國跟隨著蘇聯走了社會主義道路，而聯邦德國則追隨著歐美等國家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從此，一個德國成了兩個國家，處于兩種制度之下，隨著冷戰的加劇，民主德國修建了一條柏林墻，使東西德人民心中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在蘇聯成立初期，社會主義制度發揮了自身的優越性，軍事，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世界領先的地位。而在美國和歐洲的很多國家，比如，英國，法國，都是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通過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尤其是美國，由于在一戰和二戰中，沒有太大損失，卻通過銷售武器等戰爭物資發了戰爭財，二戰過后，成為了能與蘇聯抗衡的頭號強國。一山不容二虎，不論是制度之爭還是利益之爭，美蘇爭霸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就在德國的土地上，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在冷戰的初期針鋒相對，成為美蘇爭霸的前沿陣地。民主德國通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很多成就，而隨著蘇聯在美蘇爭霸中的地位的變化，民主德國在面對獨立發展國內政治，經濟問題上猶豫不決。社會主義如何發展，適不適合當時民主德國的國情，是每任民主德國總理所要面臨的難題。現在看來，民主德國的成立只是二戰一個結果，而不是建立在無產階級革命基礎之上的，如果蘇聯無力支持德國，德國必然會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反思。就德國的國情來說，德國人勤勞，忠誠，有紀律，有存在社會主義的土壤，也有過以某種社會主義方式進行的嘗試，只不過被人利用發展成了法西斯主義，雖然民主德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考慮到德國長時間的分裂的歷史，西方啟蒙運動的影響，歐洲的地緣政治等，民主德國想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步履維艱。當然，一種社會制度的建立或取消不是三言兩語的空談，需要太多的嘗試和努力，至少在當時看來，兩德統一是遙不可及的。

戰后初期的西德，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由于屬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在經濟發展上與東德相比優勢更大，首先，與英國，法國等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經濟聯系密切，再者，美國為了鞏固資本主義陣營，以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在戰后推行了旨在促進恢復歐洲經濟的馬歇爾計劃，這樣的經濟援助對歐洲戰后各國，尤其是西德無異于雪中送炭。加之德國人的勤勞，務實，西德經濟迅速崛起，出現了“經濟奇跡”，一躍而起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的工業強國。在政治上，受冷戰的影響，西德推行哈爾斯坦主義，不承認東德政權，不與同東德有外交關系的國家建交（蘇聯除外），堅定地站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一邊。而隨著美國在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較量中，地位不斷變化，西德漸漸感到，政治，經濟上的獨立勢在必行。而歐洲的發展也超出了美國五球不落游戲的設計，典型的表現是歐洲煤鋼聯營的成立，以及之后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立，歐洲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美蘇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

1969年，勃蘭特當選聯邦德國總理，在美蘇爭霸的國際環境中，在歐洲發展出現新的機遇與挑戰的外部環境中，在國內政治，經濟政策舉棋不定的內部環境中，在前無古人的歷史長河中，在德國命運誰主沉浮的關鍵時期，他通過積極推行新東方政策，推動兩德統一，改變德國戰敗國形象，使德國在歷史的漩渦中回到正軌。

一、新東方政策背景

任何國家的國家政策都是為本國統治階級服務的。聯邦德國不例外，美國也不例外。隨著以勃蘭特為首的社會上臺，開始推行新東方政策，是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密不可分的。美國為了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積極維護資本主義陣營，推行杜魯門主義，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勢不兩立，對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馬歇爾計劃”實施經濟援助，促進他們的經濟恢復，同時，通過均衡戰略，保持自己的政治優勢，成立北約，擴大政治軍事聯系，積極與蘇聯對抗，比如1950年發動朝鮮戰爭，1962年，發動越南戰爭，與蘇聯開展軍備競賽，推行星球大戰計劃，可蘇聯本身就是政治軍事大國，擁有和美國一較高下的資本，這種不明智的對抗，反而拖累了美國，隨著冷戰的進行，美國開始在與蘇聯爭霸的過程中力不從心，并不是蘇聯多么強大，而是這種爭霸的方式阻礙了美國經濟的發展，當然對蘇聯的傷害更大，因為世界形勢的變化，逐漸超出了這兩位世界霸主的控制，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思考世界戰略。蘇聯的政治軍事大國地位毋庸置疑，可在經濟領域卻一直發展重工業，輕工業的發展嚴重滯后，政治，軍事領域的強大并不意味著經濟的發展同樣如此，僵硬的國家體制和不利的國際環境嚴重阻礙了蘇聯經濟貿易的發展，隨著冷戰的緩和，改善與發展西歐關系看起來并不是不可能。聯邦德國在一系列經濟改革下，加之美國的經濟援助，經濟發展迅速，隨著國內市場趨于飽和，出口貿易在聯邦德國經濟中所占的地位越來越重要。1952年，聯邦德國的出口貿易額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2.4%，1960年占15.9%，1970年占18.3%，成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對出口貿易依賴程度最高的國家。而且德國是一個資源較貧乏的國家，石油和工業原料大部分依賴進口，這就使改善國際貿易環境變得尤為迫切。在政治上，實現政治的獨立和兩德統一一直是各屆聯邦政府的執政目標，隨著經濟的發展，聯邦德國試圖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在處理和歐洲各國的關系上，認識到了聯合的重要性。這些變化對新東方政策的出臺起了很重要的影響。

二、新東方政策的內容

正如該政策的主要推行者維利勃蘭特所言：“我們的東方政策實際上有三重目標：改善與蘇聯關系;同東歐各國關系正常化;暫時解決德國兩部分的關系”。由于該政策旨在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緩和，諒解和合作，完全有別于前任聯邦政府推行的以“冷戰”為特征的東方政策，故被人們稱為“新東方政策”。

1.聯邦德國從法律上承認和接受戰后德國領土和邊界現狀，主要是承認民主德國和波蘭之間的奧德-尼斯和邊界，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簽訂互不使用武力條約，保證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通過這種妥協的方式，創造了相互諒解和合作的氣氛，改善同蘇聯關系，實現與東歐各國關系的正常化。大力發展與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貿易關系。

2.通過事實上而不是國際法上承認民主德國為一主權國家，緩和了兩個德國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并增進交往，在歐洲造成了一種和平的局面，以和平求發展，求統一。

3.在西柏林問題上，力促美、英、法、蘇四國達成協議，找到解決西柏林問題的適宜辦法。

4.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以鞏固和平。

過程：

1.1970年8月，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即《莫斯科條約》。

2.1970年12月，與波蘭簽署雙邊關系正常化的基礎條約，即《華沙條約》。

3.1971年9月3日，美、英、法、蘇四國達成關于柏林問題的協定，1972年12月，東西德簽訂兩德基礎條約。

4.1973年12月簽署德捷條約，即《布拉格條約》，不久，聯邦德國分別與匈牙利、保加利亞發表建交公報。

華沙之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