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分類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財政政策分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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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優惠；政府補貼；研發活動；高技術服務類企業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到了轉型時期，企業能否真正實現自身的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影響著企業的未來。而對于技術創新最為重要的就是企業內部研究與開發活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企業R&D投入強度（企業R&D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已成為衡量一個企業發展潛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然而，企業R&D投入具有公共性、外溢性、風險性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的自主研發動力，僅依靠市場力量無法使企業R&D投入達到最優狀態，這就給政府介入企業R&D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一般來說，政府采用財政直接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這兩種主要方式來鼓勵企業R&D投人。這兩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直接的財政補貼政策較易確定金額，但研究表明，政府的直接財政補貼會對企業自主R&D投人產生替代效應，不利于企業自籌資金，增加R&D投入。而稅收優惠政策則更傾向于利用企業和市場的力量，具有普惠性，因而被國際上許多國家采用。

二、文獻回顧

財稅政策對企業技術研發的激勵作用一直以來都是國外理論界研究的焦點。國外學者通過建立相關模型分析財稅政策對企業的影響，如Bernstein（1986）使用加拿大1975～1980年27家公司的一組集合的典型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在產品需求價格彈性的實際范圍內評估稅收激勵措施，研究每損失l美元稅收收入對企業R&D支出增加影響，發現政府稅收收入每減少1美元，會帶來多于1美元的企業新增研發投入資本。Bronwyn（1993）的研究肯定稅收優惠政策對研發支出有促進作用，并進一步指出，這種促進作用的大小會因各個國家和地區稅收政策的不同而存在明顯的差異。總的看來，通過研究稅收優惠與政府補貼對企業R&D的影響效應，比較兩種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國內的學者多從宏觀和政策層面展開，以定性分析分析為主，而從微觀層面進行的分析并不多見，這使得所提出的政策建議缺乏說服力。而高技術服務類企業技術更新速度快，也是我國服務業企業R&D投入最為集中的領域，因此，本文從這一微觀的企業層面出發，運用實證分析法分析我國現行財稅政策對企業R&D投入的激勵效應，并比較這兩種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進而為政府制定更為合理的財稅政策提供依據。

三、研究假設

假設一：稅收優惠與政府補貼對高技術服務類企業R&D投入都有激勵作用。假設二：政府稅收與企業R&D投入呈負相關性，同時不同稅種對高技術服務類企業發展有不同的作用。假設三：企業自身資產規模越大，企業的營收能力越強，財稅政策的影響規模效益更大，相應R&D投入也就會越多。

四、實證分析

（一）樣本數據選擇

根據國家統計年鑒，高技術服務業分類可分為七大類，其中結合高技術服務業的特點，軟件類上市公司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選取2011年至2013年滬深兩市軟件服務類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在樣本選擇中，剔除期間企業R&D投入沒有披露、利潤總額小于0以及重要解釋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選取了50家從事計算機軟件服務公司3年內的150個觀察數據。通過這些處理后的數據能夠最大化的避免不真實或不詳細的數據所帶來的影響，進而更好地研究財稅政策對高技術服務類企業R&D投入的影響效應。

（二）變量選取與模型設定

高技術服務類企業區別于傳統的服務型企業，具有高技術、高投入、高風險、周期長、高收益等特點，其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排除其他因素，重點考察財稅政策對其研發投入的影響，即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是否對研發投入有激勵作用，同時也發現企業規模在財稅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中有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結合已搜集到數據，參考許景婷、張兵（2012）等學者的研究，設計6個變量指標。①企業R&D強度。②流轉稅稅負。③所得稅稅負。④政府補貼。⑤企業規模。⑥盈利能力。

根據研究假設及對以上變量的界定，為了考察各要素的變化率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程度，我們運用彈性的形式來比較稅收激勵與政府資助這兩種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本文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下：RD=β0+β1TTB+β2ITB+β3GOV+β4SIZE+β5ROE+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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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基于遼寧省的實際數據,通過建立財政支出與就業量的線性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算財政政策與就業量的回歸系數,對積極財政政策影響遼寧就業總量和三次產業就業量的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和評價,并針對評價結果提出完善財政政策以促進遼寧就業的建議。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 財政支出 就業量 三次產業

積極財政政策促進遼寧就業增加的效應分析

本文選取1998年以來的數據分析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促進遼寧就業的實際效應。由于2004年前后無論是就業總量還是三次產業就業量都出現拐點變化,所以本文分1998-2003年和2003-2008年兩個時間序列來估算財政政策與就業量的回歸系數。

(一)財政政策對就業總量影響的估算及分析

為估算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遼寧就業總量的影響作用,本文建立如下線性回歸方程:

L=m+nP(1)

其中,L為就業總量(單位為萬人),P為遼寧財政一般預算支出(單位為億元)。

用方程(1)和1998-2008年相關數據(來源于《遼寧統計年鑒》2009和《遼寧統計年鑒》2006),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如下相關系數:

1998-2003年, m=1937.69, n=0.14 R2=0.53

2004-2008年, m=2014.07, n=0.09 R2=0.96

數據表明,1998-2003年期間財政政策促進就業總量增加的效應不明顯。2004-2008年期間財政支出與遼寧就業總量線性相關關系顯著,財政政策拉動了遼寧就業的增長,但政策的拉動就業增加的效應不大。

(二)a財政政策對三次產業就業量影響的估算及分析

本文建立如下回歸方程來估算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遼寧各產業就業量的影響:

Li=mi+niP (i=1,2,3) (2)

其中,Li表示第i次產業的就業量。本文利用方程(2)和1998-2003年、2004-2008年相關數據(來源于《遼寧統計年鑒》2009和《遼寧統計年鑒》2006),利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如下相關系數:

1998-2003年,m1=607.92,n1= 0.12,R2=0.81

2004-2008年,m1=741.93,n1=-0.02,R2=0.93

1998-2003年,m2=800.30,n2=-0.30,R2=0.96

2004-2008年,m2=574.62,n2=0.01, R2=0.81

1998-2003年,m3=529.47,n3=0.31,R2=0.76

2004-2008年,m3=697.52,n3=0.09,R2=0.96

回歸結果表明,在1998-2003年期間,積極的財政政策能促進第一產業就業量的增加,但政策效應不大;財政政策與第二產業的就業量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主要和當時遼寧國有企業減員增效的轉制產生大量的下崗職工有關,并不是財政政策對就業產生了“擠出”效應;財政政策促進第三產業就業量增長的效果最顯著,每增加一億元財政支出可帶來0.31萬人的就業增量。

在2004-2008年期間,財政政策對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就業量沒有多少拉動作用;財政政策對第三產業就業增加有一定的拉動效應,但效應不大,每增加一億元的財政支出能帶來0.09萬人的就業增量。

完善財政政策促進遼寧就業增加的政策建議

加大財政政策對中小企業、小群體創業發展的支持力度。這些產業在解決自我就業的同時還為社會創造出巨大的勞動力需求空間,所以政府部門應該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上對他們進行積極支持,逐步形成以集體和私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群,廣泛吸收社會各個不同層次、不同素質的勞動力。

財政政策要重點扶持第三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服務型產業的良性發展,并由此增加就業崗位和機會。據筆者計算,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對遼寧經濟增長的貢獻是22.1%,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是0.19,而第一、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僅為-0.11和0.04,本文的測算也表明積極財政政策拉動第三產業就業增加的效應最為明顯。

建立社會保障與就業之間的聯動機制,這是提高勞動者就業主動性,實現積極就業的重要手段。應通過合理確定失業保險、低保等標準,并加強動態管理,實現有進有出,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適當提高失業保險金用于促進就業資金的比例,為勞動者合理流動提供制度性保障,并形成社會保障與就業的聯動機制。

繼續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遼寧省下崗人員和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文化水平較低,是造成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主要原因。因此,應繼續增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財政投入,使所有勞動者均能享受免費的公共就業服務,使所有有就業愿望的勞動者均能享受職業培訓補貼,通過提高勞動者技能增加就業。

參考文獻:

1.紀明.促進就業的財政政策演化博弈分析.稅務與經濟,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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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必要性；配合方式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0-01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合理配合使用，才能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穩定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本人就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作一點粗淺的分析。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概述

財政政策是國家為了調節總需求變動及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關系，而調整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基本原則和方針。具體來說，就是國家利用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同總需求波動、總需求與總供給關系的內在聯系，調整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使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形成一定的對比關系，通過這種對比關系調節總需求變動及及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的平衡。財政政策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是國家經濟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它本身也是一個獨立的政策體系。它對國民經濟運行的調節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直接性。即財政政策是由國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國家可以通過它直接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和各種活動，這是價格政策、貨幣政策不具備的。二是強制性。財政政策一般是通過立法形式制定和頒布實施的，具有法律效力，一旦制定，各單位和個人都必須執行，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財政政策貫穿于財政活動的全過程，體現在收入、支出、預算平衡和國家債務等方面。所以，財政政策就是由稅收政策、支出政策、預算平衡政策、國債政策等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在市場經濟下財政功能的正常發揮，主要取決于財政政策的適當運用。財政政策運用得恰當，就可以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財政政策運用不當，就會引起經濟的失衡和波動。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主要是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來調節經濟的運行。也就是說，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豐富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而且增加了財政政策運用的難度。貨幣政策是國家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所制定的關于調整貨幣供應的基本方針及相應措施。也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之一。貨幣政策是由國家中央銀行制定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和政策傳導等內容。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現已成為我國重要的調節經濟的宏觀政策和經濟工具。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共同點和統一性，但也有一定的區別。兩者的統一性在于：第一，這兩大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統一的，都屬于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第二，兩者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第三，從經濟運行的統一性來看，財政、信貸和貨幣發行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任何一方的變化，都會引起其它方面的變化，最終會引起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變化。所以，如果這兩個政策目標不統一協調，就會形成政策效應相悖，造成宏觀經濟運行失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都能對社會的總需求和總共給進行調節，但二者在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形成中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并且它們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的。它們的不同點是：第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工具及調節范圍不同。財政政策工具主要是稅種、稅率、預算收支、公債、財政補貼、財政貼息等。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公開市場業務、貸款限額、存貸款利率、匯率等。財政政策的調節范圍不僅包括經濟領域，而且包括非經濟領域。貨幣政策的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其它領域居于次要地位；第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分配所起的作用不同。財政直接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并對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再分配。所以，財政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影響社會總需求的形成。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體確定下來，財政收支的規模也大體確定的情況下，企業、單位及個人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也就大體確定了。銀行是再分配貨幣資金的主要渠道，這種對貨幣資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參加GDP的分配，只是在國民收入分配和財政分配的基礎上的一種再分配。信貸資金是以有償的方式集中使用的，主要是在資金盈余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進行余缺調劑。這就決定了銀行信貸主要是通過信貸規模的伸縮影響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形成；第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需求調節的作用方向不同。從消費需求的形成來看，包括社會消費和個人消費。社會消費需求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形成的，財政在社會消費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如果財政在支出中對社會消費性支出進行適當壓縮，就會減少社會集團的購買力，社會消費需求的緊縮就可立竿見影。但是，銀行信貸在這方面就無能為力。財政、信貸兩方面影響消費需求的形成。財政通過個人所得稅制度直接影響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而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只是間接影響。由于居民的儲蓄存款可以隨時提取，導致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弱于財政。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社會再生產供應資金，但是二者的側重點不同。在我國現有的體制下，固定資產的投資主要由財政承承擔，流動資金投資主要由銀行供應。隨著銀行信貸資金來源的不斷擴大，銀行也發放一部分固定資產投資貸款，但銀行重點是供應流動資金。所以，財政對形成投資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產業結構和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而銀行對形成投資需求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總量和產品結構。第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擴大和緊縮需求的作用不同。財政赤字可以擴張需求，財政盈余可以緊縮需求。但財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創造需求即“創造”貨幣的能力，唯一能創造需求、“創造”貨幣的是銀行信貸。所以，財政的擴張和緊縮效應需要通過信貸機制的傳導才能發生。如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時，銀行壓縮或擴大信貸規模，完全可以抵消財政的擴張或緊縮效應。只有，財政發生赤字或盈余時，銀行也同時擴大或收縮信貸規模，財政才會發揮其擴張或緊縮的作用。從而可以說，銀行信貸是擴張或緊縮需求的總閘門。第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時滯性不同。由于財政政策措施要通過立法機構，經過立法程序，從確定到實施，過程比較復雜，決策時滯較長；而貨幣政策可以由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直接影響貨幣數量，決策時滯較短。財政政策措施在通過立法滯后，由有關單位具體實施；而貨幣政策在中央銀行決策之后，可以立即付諸實施。所以，財政政策的執行時滯一般比貨幣政策長。從效果時滯來看，財政政策要優于貨幣政策。這主要是由于財政政策工具直接影響社會的有效需求，能使經濟活動發生有力的反應。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利率水平的變化，引導經濟活動的改變，不直接影響社會的有效需求。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這些方面的作用不同，所以財政政策要與貨幣政策配合運用，才能更好地發揮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否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政策之間就會發生摩擦和碰撞，彼此抵消作用，從而減弱了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應和力度，這就難以達到宏觀經濟調控的預期目標。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就是各種類型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即膨脹性(松的)、緊縮性(緊的)和中性三種類型的不同組合。一般情況下，當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社會總供給時，就要采取松的政策措施，擴大社會總需求；當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社會總供給時，就要采取緊的政策措施，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至于到底是要采取何種政策搭配，主要決定于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及其要達到的政策目標。

(一)松的財政政策與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即“雙松”政策。這種配合形式適用于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如果配合不好，或放松幅度不適當，會導致通貨膨脹。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即“雙緊”政策。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適用于嚴重通貨膨脹時期。但如果控制力度過大，就會導致經濟衰退、失業人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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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國內外較為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繼續有效地運用包括積極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其中宏觀稅負水平的合理確定則是關系到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運用的重要環節。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的適度合理標準時，不僅要考慮到國際經濟因素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應對當前世界新一輪減稅浪潮所引發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國政府在運用宏觀政策管理經濟過程中，必須面對變化的社會、技術、經濟等方面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條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際稅收競爭，它的存在使得國家自主改革稅收制度和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戰。國際稅收競爭的一個直接效應就體現在對一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影響上。當前國際稅收競爭已出了不少新動向，而這與國際資本流動新特點與國際經濟形勢日趨嚴重這兩方面密切相關。最近幾年，國際資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了許多變化。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市場也面臨著新一輪的調整。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方式吸引國際資本，刺激國內投資和需要，拉動經濟增長。而稅收工具則成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重要組織部分。當前的世界經濟正在引發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運動。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稅收競爭已成為提升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環節。我國應積極應對國際稅收競爭挑戰，合理適度地運用稅收競爭政策，也包括應加快稅制改革與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結合軌跡稅收競爭的新態勢，從稅收在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運用中的內在作用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國際財稅背景這一新角度，來研究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

從總體上說，我國自1998年以來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并加以完善。其一，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是有目共睹的。這既表現在我們對這一政策實施對當時形勢的準確判斷，又表現在政府執行中對政策取向與政策組合的合理選擇。其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控制，這幾年的實踐也已證明是成功的。中央對于這種帶有階段性、應急性特點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指出并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在發債空間的把握、國債項目建設質量的保證、抑制通貨緊縮趨勢與防范通貨膨脹新苗頭并重、短期財政政策運用與財政資源長期可供給性的協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績。其三，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是一政策持續成功的重要方面，這幾年成功的實踐包括了對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體措施的選擇、與穩健貨幣政策等相關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認識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看到從如何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這一特定角度出發，特別是隨著積極財政政策運用的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現有的政策組合選擇中仍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

只有充分發揮稅收作用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可持續性才是完備的，因此應將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內在化于積極財政政策之中，并結合稅收這一內在因素的外部環境變化來調整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稅收在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與宏觀調控中已經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收入穩定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提供了財力支持，我們實行了鼓勵投資于消費的一系列稅收措施，出口退稅體制的不斷改進與運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應。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并論證了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暫時不采用減稅手段作為積極財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觀性。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從稅收角度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我們要充分注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清醒認識以舉債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積聚的財政風險，認真探討宏觀稅負水平進行必要調整是否會有助于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最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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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現代農業；支持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01

一、現代農業建設與財政政策

1.現代農業的內涵與特點

現代農業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定義標準，目前我們所說的現代農業可以理解為有世界水平的生產效率、生產工具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管理和經營體系完備、環境與經濟能和諧平衡發展等。現代農業也有著科技型農業、產業化農業、高素質農業勞動者為基礎、可持續發展、機械化等特點。

2.政府運用財政政策扶持現代農業建設的必要性

現代化農業是推動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現代農業也具有高投入和高風險并存的特點，從實踐經驗及權威統計數據來看，農業增長的高度與財政農業投入是一種絕對正相關的關系，所以我們說運用財政政策來扶持現代農業建設是極其重要的。

3.財政支持現代農業的主要途徑

在不破壞市場對資源配置，政府不會負擔過重的前提條件下，政府在運用財政政策支持農業建設時，要有重點有選擇，政府涉及的程度和范圍也要有所限制。對于農業科技研究、農業基礎建設等投資風險較大、收益率低、示范性強的農業投資，政府在政策上應該給予創造一些條件，鼓勵社會資金介入。對于農業生態工程、農業食品安全體系等長遠宏觀性投資，則應該以政府投入為主。而對于一般性的農業生產經營投資，市場是完全可以自行調節的。在財政支持現代農業的方式上，主要有財政農業補貼、財政農業投資及涉農稅收優惠等方式。

二、我國現行農業財政政策及成效

1.現行農業財政政策。近年來，我國的農業政策雖然存在著一些變化調整，但卻始終以農業現代化建設為主線開展。這其中就包括了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產業化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科技發展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機械化的財政政策、促進農業生產勞動者提高素質的財政政策等。

2.現行農業財政政策的成效。伴隨著國家一系列支持現代農業的財政政策的出臺，我國現代農業在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進步、農業勞動者素質提升、農業產業化提升、農業生態保護、農業機械化等方面均取得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推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及發展農業經濟的目的。

三、現行農業財政政策的主要問題

首先，財政支持農業支出的比重偏低。近年來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但據相關統計數據來看，財政用于支持農業支出的增長額僅占財政收入約7%，這個數字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非常不符合，這與地方財政和中央財政在支援農業建設責任上劃分不到位有很大關系，不利于全國范圍內建設現代農業。

其次，財政在支援現代農業的結構和方式上存在偏差。暗補是我國農業補貼采用的主要方式，即在流通渠道使農業勞動生產者間接的獲得補貼，但多數的補貼往往又被滯留在了流通環節。在這種方式下，補貼大多用于了經營虧損的彌補及行政經費上，而農業生產勞動者獲得的補貼其實很少，不能體現出補貼的真正本意，補貼政策應該起到的激勵作用也不能夠實現。正是由于不合理的補貼方式，使得財政涉農補貼結構也出現了問題。在一定的財政支農規模下，補貼資金被大量的用在了購銷環節，而農業基礎建設、農業科技研發、農業科技推廣、農業保險投入等方面的投入被削減，這從根本上講，是不利于現代農業的長遠發展的。

再次，財政支持現代農業建設的效率低下。財政支出在管理上不夠規范嚴謹，沒有一個完備的資金管理體制，資金投入渠道過多且不能被集中使用。部分領導在資金的使用上也隨意性很大，使得支農支出不能達到政府預期的效果。在資金的使用安排上用一種全面大撒網的操作方式，力求能夠面面皆到，但是實際上，往往是不僅未能照顧到全局，還使有的項目因為資金短缺而半途荒廢，從另一個方面造成了支農資金的浪費。

另外，財政支持現代農業建設的導向機制建設滯后。現代農業的發展單單靠政府的財政支持是不夠的，現代農業發展需要有多元的資金渠道。但由于農業投資收益水平相對低于其他行業，社會資金的介入積極性也就不高。因此，財政支農支出必須建立起有效的機制，充分發揮出導向作用，吸引社會投資。

最后，稅收政策力度及范圍偏小。企業所得稅對于農業行業給予了一定優惠政策，但在農業基礎建設及有關現代農業上的稅收政策卻幾乎沒有，這必然無法促進社會資金對現代農業進行投入。農業生產勞務和購進物質的減免稅范圍也較小，在農產品產業化及市場化中，現行稅收政策也不夠公允，農產品的各個產業緩解所得到稅收優惠不同，不利于整個現代農業產業的發展。

四、完善現代農業建設財政政策的思路與建議

現代農業建設的財政支持應該以農業可持續發展、糧食食品安全、提高農業競爭力等為根本目標。同時也應該遵循適度性、法制性、可持續性等基本原則，保證現代農業的良性發展。

1.加大財政支農力度，創建多元化的投入體制。農業現代化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財政資金扶持也就越大，政府應該在目前財政投入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擴大財政資金投入比例，從而滿足高速發展的現代農業。另一方面，財政政策應該充分發揮引導作用，通過鼓勵金融機構向農業貸款、給予投資者信貸優惠等手段，使社會資金可以更多的流向現代農業投資。

2.改革農業的補貼政策。一方面，將原來的暗補轉為明補，把補貼從流通環節轉向生產環節，確立以產出補貼為主的補貼方式。調整補貼的結構，增加農業基礎建設和農業科技研發的補貼比例，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另一方面，要加強農業補貼的監督管理，按照精細化的管理要求操作，確保應該得到補貼的對象均可得到補貼，沒有遺漏。

3.改進稅收優惠政策。涉農稅收優惠政策要更加完善，優惠范圍和力度要擴大，保持優惠政策的持久性。同時為了促進農業組織結和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政府應制定出一個專項稅收政策體系。

4.財政資金的使用率要提高。首先要增加財政支農支出的總量，合理的劃分各級政府的責任范圍，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把資金用到實處。其次要完善農業項目的審批制度，避免貪污舞弊的行為出現、避免重復投資的發生、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專家分析，保證財政資金使用率。

5.財政政策法制化。政府應從建立完善的農業補貼法、財政投入要依法操作、制定合理可行的農業保險法等方面來提高財政政策法制化。

參考文獻：

[1]趙秀麗.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政策[J].經濟論壇，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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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影響；策略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01

一、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現階段，國內社會經濟宏觀形勢呈現為“內需結構失衡、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過熱、就業門檻較高”的局面，所以迫切需要政府部門采取有效的財政政策以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作用，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穩定增長。為改變上述現狀，政府部門積極實施擴張性赤字預算政策，該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會經濟的增長，但仍然存在融資利息負擔過重等一系列問題。

1.稅收政策是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稅收政策是在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演變而來的，所以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歸納而言，其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1）在稅收政策的影響下，政府部門充分利用手中職權廣泛籌集資金，以滿足社會經濟增長的需求；（2）稅收政策能夠引導更多的人將剩余資金用于投資或儲蓄。從公共儲蓄視角看，公共投資資金數額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稅收收入，即稅收收入越多，用于共同投資資金數額越多；反之亦然。由此可見，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2.除稅收政策之外，財政支出也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首先，財政支出能夠重新對公共儲蓄資金進行科學合理配置，以起到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同時，財政支出還具有示范效應，引導著社會中的有效資金趨于正確的方向流動；其次，財政支出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應。實踐表明，稅收政策減少了有錢人的收入，而財政支出則增加了窮人的收入。

3.以導向為依據，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及中性財政政策，其中各類財政政策之間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系。一般而言，隨著社會經濟持續過熱，致使社會總需求量過大，國民收入遠遠高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形勢下政府部門為穩定經濟，需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減少財政支出或增加稅收的形式減少或抑制社會總需求量；相反，隨著社會經濟持續衰退，致使社會總需求量不足，國民收入遠遠低于充分就業時的水平，此形勢下政府部門為穩定經濟，需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增加財政支出或減少稅收的形式刺激社會總需求量增長，促使經濟盡快復蘇。除上述兩種狀況之外，政府部門為達到穩定社會經濟的目的，應實施中性財政政策。

另外，在財政收支穩定不變的狀況下，可調整優化財政收支，以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除此之外，科學合理分配支出、不斷提升公平服務水平等措施也具有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

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稱之為膨脹性財政政策，其指的是通過減稅、增支出以擴大財政赤字的財政分配方式，以達到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目的。其中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必須以具備閑置資源為前提條件，實際上，僅憑借市場力量根本無法利用閑置資源，為確保閑置資金科學合理利用，需要借助政府權力。由于閑置資金數量有限，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資金將面臨著緊缺危機，為解決這一問題，勢必要從金融市場中籌集更多的資金，以致累計赤字與累計發債規模逐漸增大，從而引發經濟過熱，進而制約到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所以要求相關部門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依托于該政策以協調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關系。可見，經濟資源有限的環境下，任何財政政策均不可長期執行，否則將嚴重危及到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

4.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首先，貨幣政策通過作用于總量以達到直接調整社會總需求的效應；而財政政策是通過改變總量中的分布與比例以達到間接調整社會總需求的效應。其次，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整力度較平緩，通常不會對市場機制產生較大的沖擊力；而財政政策恰恰相反，其對經濟的調整力度較大，且較易對市場機制產生強大沖擊力。再次，貨幣政策以經濟行為主體競爭作用達到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目標；而財政政策以市場的供求關系與機制作用達到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的目標；最后，財政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既涉及到經濟決策又涉及到政治決策，其與相關法律程序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因此不易于高效順利實施。

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策略

1.轉變政府職能。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職能的內涵和邊界就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從整體上觀察，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基本上沿著提高市場資源配置地位的道路演進。然而相對于市場的發育，政府職能調整顯得滯后，出現了所謂“越位”、“錯位”、“缺位”的種種現象。也就是說，我國政府管理市場經濟的能力還未滿足市場正常發展的需要。社會保障水平低下、城鄉差距拉大、社會不公平感增加、環境持續惡化、粗放型增長屢禁不止等現實經濟社會中的矛盾，不僅僅是市場失靈的結果，更有政府管理不到的因素。堅持以人為本，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這些信息都透露出我國正在加快政府職隨轉變的步伐。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切實解決政府“缺位”、“越位”、“錯位”的問題，最終把政府職能轉移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軌道上來。

2.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應該繼續加強高速公路、鐵路、航空以及通訊等建設，為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在產業方面要鼓勵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和大型裝備技術制造業等產業部門形成國際競爭力；國土開發方面形成全面綜合的開發格局，縮小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區差距，合理規劃和布局三個地區的產業結構，使全國實現協調、健康發展。

3.財政政策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還應對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權力下放以及擴大地方政府的自這一認識上存在的誤區，進行及時的認識與調整。在現階段，由于社會對于和諧以及有效地經濟發展的需求，穩定的國內財政政策環境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前提與基本，由此可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權力下放是由一定的條件作為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必須維護強勢政府，強化中央在政府以及財政政策等方面的統一領導權，換言之，也就是要保證中央在經濟發展以及財政政策管理等方面所應具有的絕對管理權威。因此，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對下放的財政政策權利的范圍以及程度進行有效的把握，同時確定合理的政府活動范圍，從而對本地方社會的經濟進行及時的管理，從而避免下放到地方的權利不至于偏離社會公共利益的軌道，以及進一步的強化地方政府對微觀領域經濟活動的權利，是清除阻礙縣級政府服務能力提升以及實現經濟順利發展的關鍵性環節。與此同時，由于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缺少剛性準則的約束與制約，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將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作為一種很重要的資源，因此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思考如何把握中央政府財政制度、財政政策供給的意愿范圍以及向中央政府索取有利于本地發展的財政政策以為其社會發展提供服務就是對地方政府財政政府把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影響和作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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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基于財政貨幣政策體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可以預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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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緊跟國家政策的調整,及時地更新和充實教材內容。

《財政稅收》是一門政策性較強的學科,因而教材部分內容的時效性較突出,特別是稅收部分。國家為實現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目的,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需要調整稅收政策,推出新的規定或修改舊的規定。因此,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教材中一些內容難免已發生變化。

雖然我們使用的自編教材還較新,但少數內容也已與現實不符。如教材中消費稅的稅率形式尚未出現復合稅率,但現在國家規定對卷煙、糧食白酒、薯類白酒采用復合稅率,即在原比例稅率征收基礎上再按定額稅率加征,這樣在稅額計算方法上也發生了變化;又如,隨著護膚護發品的普及,其消費稅的稅率由教材中的17%下調為8%;還有,隨著“費改稅”的推行,“車輛購置費”已改為“車輛購置稅”,教材中“財產行為稅類”應增加該稅種等等。

這些變化就需要我們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及時根據國家稅收法規的調整來更新與充實相關的教材內容,以保證教學內容的準確、科學和嚴謹。

二、加強稅收習題庫和案例庫的建設,培養學生實操技能,增強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財政稅收》學科中稅收部分的內容的實用性、操作性很強,在教學過程中,應輔以大量習題。講授每個稅種時,先介紹其納稅人、課稅對象、稅率、減免優惠等要素,然后講解該稅種的計稅方法,最后講解例題。教師講授完后,必須給學生布置一些練習題,讓學生動手計算,引導學生在練習中對該稅種的知識進行消化、理解和鞏固,并掌握計稅技能,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因此,教師要根據各具體稅種的難點、重點設計有代表性的習題,建立一個能訓練學生實操技能的對學科教學起重要輔助作用的稅收習題庫。

另外,在要求學生掌握計稅基本技能的基礎上,還應就各個稅種在現實操作中容易出現差錯的情況開展案例教學。教師在長期的教學工作中應有意識、有針對性地多渠道收集典型案例,建立起緊密扣緊教材內容的系統的案例庫。如:現實中“以舊換新”促銷活動的增值稅應如何正確進行稅務處理的案例;搬家公司的搬家服務收入應按營業稅中的“交通運輸業”稅目3%稅率計稅,而不是按“服務業”稅目5%稅率計稅的相關案例;煙廠如何利用納稅環節的單一性來合法規避消費稅的案例;企業如何巧妙安排捐贈可同時減納企業所得稅的案例;地方行政級別變動,如由鄉改鎮,則對其所屬企業納稅行為、負擔有何影響的案例;學校鋪面出租所得租金收入如何納稅的案例等等。通過案例教學把課本抽象的內容與現實具體的經濟活動結合起來,有效地增強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當然,案例教學要注意圍繞服務于教學的目的,不能把分析案例淪為單純的講故事、調劑氣氛,應重視選擇恰當的能說明問題的典型案例,要能從具體的案例分析中提煉、歸納出普遍性的結論。

三、堅持收集積累財政實踐信息資料,建設系統的財政教學資料庫。

財政所研究的問題是完全建立在社會經濟生活實踐的基礎上的,財政理論與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直接相關。財政分配的主體是國家,是通過國家財政政策與制度的運行來實現的。因此,我們在《財政稅收》學科財政部分的教學中,應緊密結合各時期的財政政策與制度來證明財政理論與規律,要引導學生將課本的財政理論與國家財政實踐結合起來考慮問題,從而加深對國家在不同時期所推出的財政政策、財政舉措的背景和目的的理解。也就是說,財政理論的掌握與運用要以財政政策與制度為載體。

但是,教材內容不可能全面地動態地反映各個時期的財政政策與制度,更不可能涵蓋至現階段的財政實踐。因此,我們教師自己必須建立一個財政教學資料庫,堅持密切關注國家財政政策與制度的變化,隨時注意跟蹤收集有用的教學信息資料,并按教材內容進行分類整理,為教學服務。

如收集每年度政府預算計劃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中經濟增長、物價指數、失業率等重要的宏觀調控指標及相應的財政調控手段的有關資料,可讓學生了解不同經濟背景下不同財政政策對經濟的不同調控效果,當經濟過熱、通貨膨脹時,國家如何通過緊縮性財政政策來抑制物價,而在經濟蕭條、物價低迷、通貨緊縮、失業率高時,國家又如何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減少失業。又如,收集近幾年國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舉措的有關資料,可讓學生了解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進程。而收集國家在東西部之間、不同產業之間的差別的財政稅收政策的具體資料,可讓學生了解國家財政稅收政策如何發揮平衡地區經濟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的作用等等。通過對相關財政實踐的剖析,讓學生對財政政策與制度的作用有較直觀和感性的理解。

四、堅持學習專業知識,不斷豐富自身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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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的財政政策

積極財政政策力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空間。報告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適當兼顧總需求條件下應將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關于地方財政經濟運行情況的調研成果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各地經濟發展促進效果顯著，同時應重視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雙重疊加的問題。

權衡考慮兩種風險

中國財科院日前開展的“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分別針對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并面向全國開展“地方財政經濟運行”在線問卷調查。

調研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比如，東部地區經濟運行穩中向好、領先發展，呈現諸多積極變化，工業運行平穩，進出口降幅明顯收窄或轉正，經濟運行質量提升，結構優化升級態勢明顯。

報告表示，前3季度，東北地區經濟運行情況有所回暖，大部分調研地區的經濟運行先行指標，如工業用電量、貨運量、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呈增長態勢。

報告在肯定經濟發展諸多亮點的同時，也著重關注了風險問題。“我國當前正處于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關鍵時期整體風險在加大。”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表示，調研顯示，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

報告所述的公共風險，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結構性風險等，具體表現為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城鎮化、老齡化、人口流動對公共服務提出挑戰，地區之間的分化明顯，傳統行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等。

財政風險則是指財政收支面臨的壓力，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市縣財政收入負增長或零增長，收支缺口越來越大，債務增長的壓力大。這其中既有“擠水分”的因素，也有經濟下行在財源上的反應，應警惕財政運行風險。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也認為，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要更多地發揮財政的作用;另外，經濟下行對財政的壓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間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戰。

“這顯然是一個兩難問題，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的權衡組合是當前制定宏觀政策的一個基本依據。實際上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的空間，從根本上防范化解當前的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劉尚希強調。

地方債應透明規范

調研顯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近年來取得了較大進步，尤其是置換債券對于優化債務結構、降低負債成本、明確政府權利義務、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的不確定性風險意義重大。

報告指出，無論是東北、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擔保債務和救助債務的規模不斷下降，政府債務的償還責任更加明確，政府債務的整體風險水平也相應降低。

與此同時，報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面臨的問題，包括經濟下行和減稅等政策性因素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局部地區債務率偏高、地方融資平臺轉型難度大、不規范的融資行為等。

比如，對東北地區調研顯示，有的地方債務率超過了100%的警戒線。與此同時，支出剛性難以改變，收支矛盾較大。中部地區調研則顯示，不少地方“發展依賴于項目”的現象較普遍，融資平臺的政府投融資職能很難簡單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規范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這些都可能為未來政府債務的增加帶來隱患。

報告建議，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防止財政風險蔓延，具體措施包括實行債務規模限額控制，嚴格控制違規舉債行為，確保債務規模增長與地方經濟發展速度相匹配，杜絕盲目舉債;規范發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偽PPP”“假PPP”。

“當前，加強地方債務管理，透明度提高，規范性增強，債務的增長明顯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壓力和債務增長壓力并沒有減弱。”劉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臨的收支矛盾。

對于我國政府債務問題，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表示，我國政府杠桿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小的，風險總體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主要不在規模，而在于不規范、不透明。現在建立了規范透明的融資方式和防控風險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過加強政府和市場的約束，更好地發揮專項債券的作用，支持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

用好積極財政政策

劉尚希認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還將延續。以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更多著眼需求方面，現在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考慮，在適當兼顧總需求的條件下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認為，進一步減稅降費在未來宏觀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導向性，并提出以下建議：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適度降低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費率。

“政府要為市場創造條件，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避免過多地采取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市場活動領域。”報告建議，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工作中，應更好發揮市場調控作用，減少直接行政性干預;政府投資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導性應通過投資領域來體現，采取清單管理模式，將具體項目選擇權和投后管理等委托專業投資管理公司負責。

報告還對進一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財政體制提出建議，認為要加快推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積極推動《國務院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在實踐層面的落地;完善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間的稅收分享機制;探索各級財政支出責任法治化。

2016年重慶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局良好

華龍網1月17日17時訊(記者 張譯文)去年底，武隆區煤礦去產能進度加速向前推進。按照該區政策，凡在2016年之內主動申請關閉生產礦井的，在享受市級財政補助的職工安置、經濟損失等費用的基礎上，還配套“地方糧票”，加碼激勵獎補政策：每關閉一萬噸產能，可獲100萬元一次性獎勵。

“既然 小散差 煤礦早晚都得關閉，還不如早關能享受到政策。”財政在去產能中的“政策正向引導”，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把握形勢和方向上有了更明晰和正確的決擇。而這，也僅僅是去年財政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邁進的一個縮影。近日，重慶市財政局對2016年的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情況作了詳細解讀。

去產能“補”到位

去產能最大的阻礙無非兩個，要么遇到“尾大”而“死不起、不敢死”的企業;要么遇到“貪利”而“不想死、不愿死”的企業。市委、市政府對“小散差的煤炭行業、結構性矛盾突出的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造船行業、盈利水平下降的水泥行業、經營困難的電解鋁和平板玻璃行業”下達“去產能執行令”，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為此，財政既出臺了“去”的激勵獎補政策，讓過剩產能企業積極退，又出臺了“保”的社會政策托底，保障去產能不影響飯碗，穩妥處理好“去產能”與“保穩定”之間的關系。去年，我市財政對鋼鐵、煤炭等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行獎補資金就達40億元。同時，還安排5.8億元支持重點區縣轉崗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等，保障化解過剩產能職工安置。

去庫存“銷”到位

讓沙坪壩區2000多戶巴渝老街拆遷項目的安置居民們沒有想到的是，有785戶居然在不到一年時間里就住進了新房。這要按傳統征地還建流程，三年也只是個期望值。政府通過購買庫存商品房，將其轉化為安置房，既去庫存，又解民憂，一舉多贏，這是房地產去庫存諸多妙招之一。

按照“控增量、轉存量”的思路，我市先后出臺了20條措施。其中，提高貨幣化安置比例、延長主城區個人首次購房按揭財政補助5年的政策，支持棚戶區改造貨幣化補償安置，以及金融信貸等“組合拳”政策，商品住房去庫存達900萬平方米，去化周期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去杠桿“防”到位

積極財政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杠桿”，需在兩方面發力。首先是企業融資去杠桿。去年六月，我市出臺金融去杠桿防風險專項方案，明確提出，財政將通過兌現貸款貼息、政策性轉貸、擔保費補貼和風險補償等政策，多渠道支持企業置換高息債務，通過“債轉股”等措施，降低過高融資成本。

其次是政府債務置換。主要是加強政府性債務管控，防范和控制財政風險。一方面通過改革舉措，將政府債務分類納入預算管理，實行限額管控與風險預警，確保了債務警戒線安全;另一方面，發行置換債券1164.4億元，保障到期債務償還和高息債務置換，節省利息支出約55億元，有效緩解了區縣到期債務償還壓力。同時，以銀行貸款利率下調為契機，協商債權人調整平臺公司政府性債務合同利率，降低債務融資成本33億元。

降成本“減”到位

確保所有行業稅負 只減不增 、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重慶軌道交通集團在近四年的“營改增”試點中嘗到了甜頭，已累計減少稅負1.3億元，且還不包括18億的留抵稅款。

過去一年，我市財政不折不扣執行市政府出臺的減輕企業負擔的“組合拳”政策，兌現營改增、西部大開發、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了企業稅負，為企業休養生息騰出了空間。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單位繳費費率，拓寬困難企業低費基社保繳費政策覆蓋范圍，落實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政策，向企業和個人普遍性降費125億元。據統計，去年累計為企業降低各類成本達500億元以上。

補短板“立”到位

“在家門口就把錢賺了，一年就脫貧。”得益于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大力投入，藏在石柱縣黃水鎮深山中的“窮山惡水”，因一條公路而變成避暑游的“金山銀山”。與此同時，財政每年還安排1000萬元專項持續支持。如今，“黃水人家”已經成為一個響亮的品牌，幫助當地老百姓走出了貧困。

以“補”求進。去年，市財政從“三農”最急需、最薄弱的環節入手，著力于脫貧攻堅、基礎設施、教育醫療、文化等短板，進一步加大投入，精準施策，托起了社會發展的底線，提升了社會發展的環境條件，讓老百姓享受到發展實惠，為社會發展夯實了根基。市級籌措390億元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和公益項目建設、全年有59.6萬人實現脫貧、25件民生實事所需資金足額保障、社保、醫保等各項提標政策逐一落實、各年齡段學生資助政策全覆蓋……

開局良好，后程可期。一年來的實踐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藥引和酵母”作用越發明顯，我市煤炭、鋼鐵正加速去產能，供需關系得到改善;商品房庫存持續減少，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等措施陸續出臺，有效化解金融風險;營改增等清費減稅政策，讓企業成本逐步下降;擴大有效投資，推動脫貧攻堅，補短板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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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

(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