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舉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厲以寧進一步解釋說:“越過了這個警戒線,就是說失業率突破了4%時,可以出臺一定寬松刺激經濟的政策;如果通貨膨脹率超過了4%,也可以根據情況采取一定的緊縮政策。”

厲以寧認為,中國城鄉二元體制的存在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的失業有自己的特點,即中國經濟如果不能保持高速增長就會出現較大的失業問題。“由于中國的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率,未包括農民在內。很多農民工進城之后在城里失業了也不回農村了,加大了中國失業率和就業壓力。”他表示,歐洲等國家經濟增速在2%～3%就沒有失業問題,就是因為這些國家工業化進行了200多年,農村勞動力已經釋放完了。

對于中國的通貨膨脹,厲以寧認為,中國的通脹是3種類型并存:第一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造成關鍵性的生產資料上漲;第二是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由原材料價格上升造成;第三是國際輸入型的通貨膨脹。

厲以寧說:“宏觀調控政策應當根據情況松緊搭配,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雙緊在特殊情況、緊急情況下才會用,一般是松緊搭配。”

篇2

財政政策并非沒有成本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外臨亞洲金融危機威脅，內有錯綜盤結的問題和矛盾，包括正處于艱難行進中的國企改革。為刺激經濟，央行數次降低利率，但似乎看不到作用，因此，政府轉用財政政策。國庫券發行量激增，內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從1997年的0.7％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2.7％；大型基建項目紛紛規劃上馬，財政赤字開始上升，按照我們的估算，2000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擴大到2.2％。從2000年起，經濟增長重拾升勢，財政措施逐步淡出(2005年末內債余額僅占GDP的1.6％)，并開始逐步出現財政盈余。有過這樣財政政策運用的成功經驗在先，這一次，一些經濟學家也很快呼吁打開財政閘門，但我們建議政府耐心等待。

當前動用財政手段的時機尚未成熟，內部需求還在增長，設備進口穩固增長，銀行貸款需求仍然強勁，說明投資放緩僅是受到了從緊的貨幣政策的影響，而不是中國企業失去了投資欲望a近期數據顯示，出口增長雖然放緩，但并未崩塌，預計今明兩年中國經濟增速分別為9.9％和8.6％，當前時點，沒有必要采取財政刺激措施。

如果當下動用財政手段刺激經濟，將是對政府寶貴財力的浪費，將來真正需要時怎么辦?當經濟嚴重減速的局面出現時，我們才需要認真考慮將財政刺激措施作為選擇之一。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教訓說明，連續數年運用財政刺激措施將迅速削弱一國的整體財政實力，財政政策并不是一個沒有成本的政策選擇。

2009年貨幣政策仍能發揮效力

2009年，貨幣政策仍能為保持經濟增長。發揮一定作用，因此仍是當前首選。完全放開信貸限額可能導致銀行貸款顯著增長，并且，允許央行將已經鎖定于資產負債表中的流動性放歸金融體系，意味著充裕、低成本的資金將流向市場，即使令人擔心的“熱錢”開始撤離，也很難想象銀行體系會出現流動性緊縮的局面。當然，到某一階段，貸款需求或許漸稀，貨幣政策將會面臨“推繩子”的困境(銀行想放貸，卻沒人借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增長率滑落到8％以下，動用財政刺激的時候就到了(以溫和的幅度開始)。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如何意識到這種情況的發生，以及如何把握政策力度。

我們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財政政策經常是順周期的一政府在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放松財政政策，而在經濟低迷時收緊財政政策。這或許與經濟形勢晴空萬里時財政紀律缺位、愁云慘淡時難以求助于國際債市相關。而中國在運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方面卻頗有心得。從近年中國財政政策的軌跡看，1993年政府采取了刺激經濟的舉措，財政赤字擴大；1995－1997年間，仍然為財政赤字，但由于財政政策成為反通脹工具組合中的一部分，赤字規模大幅壓縮；到1998-2000年間，財政赤字又有擴大，隨后數年財政余額仍為赤字，但刺激效應減弱；2006年以后財政政策開始收緊，進入2007年收緊力度加大。以往的慣例清楚表明，當經濟處于蓬勃的增長勢頭時，的確應該收緊財政政策；而當經濟低迷嚴重時，就會出現嘗試財政刺激的沖動。中國過去積累的這些彌足珍貴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經驗，未來仍有用武之地。

政府財力雄厚超出預期

雖然我們相信動用財政刺激手段要三思而行，需要以負責任的態度決定宏觀政策的選擇和運用，但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8％以下，運用財政刺激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中國政府也有雄厚的財力可以動用。

當前，中國政府未償債務的規模處于低水平。據我們估算，2007年末債務總額占GDP的15.7％，規模相當穩定，這給予中國相當大的發債空間。到2007年末，中國外債余額為3740億美元，但大部分為企業所發，從期限上看，以與貿易相關的短期外債為主，不必過于擔心。長期外債余額僅為1530億美元，其中財政部發行外債350億美元(其余長期外債由中資金融機構發行)，金額僅為中國GDP的1％。假定中國財政狀況保持平穩增長，外匯風險能夠為政府所接受和駕馭，可以想見，全球市場將熱情地追捧中國發行的外債。

同時我們還發現，近期財政預算數據甚至比官方公布的還要好。根據官方數據，2007年中國預算結余占GDP的0.7％，但我們測算發現，2007年財政盈余占GDP的比重為1.9％，比官方數據高出很多。原因在于我們的測算中包括了社會保險基金凈余額，由此得出了與國際會計核算準則更為接近的結果。此外，預算執行中還有其他一些資金流動，比如對國有企業的補貼等，由于金額不大，我們予以忽略，同時我們將社保基金、預算外資金(即非稅收入)計入財政結余內，這樣進行調整之后可以看出，過去幾年的整體財體政狀況比官方數據表現出來的要好。

社保基金賬面規模的逐步擴大，也為經濟放緩創造了另一股緩沖力量。2001年時，社保基金賬戶內只有不到3000億元。2007年社保基金收入增長率達到37％，同時支出增長達到36％，凈增長2930億元。到2007年末，社保基金總額累計達11650億元，約占GDP的4.6％。作為中國人民長期的養老錢和救命錢，限制了社保基金被運用于財政刺激方案的作用。但總的來說，社保基金的設立和壯大是好事。舉例來說，當經濟放緩時，中國的失業保險作用有限，而在發達國家，失業救濟制度通常會覆蓋所有新失業者。截至2007年末，中國參與失業保險的職工人數為1.16億，僅占官方統計中總數7.69億勞動人口的15％(參與失業保險的農民工只有1150萬人，但相關部門計劃年底前擴大覆蓋率)。在2007年的失業人員中，我們估計獲得失業補助者僅占一成。在歐美和其他國家，當經濟低迷時，通常會有大量的財政支出用于失業救助，估計在未來兩三年內，此種情景不太可能出現在中國。

另一點令人欣慰之處是，財政部門加緊了對錢袋子的守護。盡管財政收入保持著17％的強勁升勢，2007年

全國財政支出同比增長僅為10％(低于22％的官方增長率)。即便今年上半年遇到猝不及防的雪災和地震，以及提高價格補貼耗去1510億元(占GDP的0.6％)，財政支出的增長仍處于控制中。除已宣布把行政費用壓縮5％的措施以外，財政部還在積極尋求其他縮減支出的辦法。雖然官方預算今年財政赤字將占GDP的0.8％，但我們預計今年的財政盈余會與去年相仿。今年上半年的財政盈余為1193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5％。也就是說，國庫里是有錢的。況且，當前增長強勁的稅收以及國債發行都能充實政府財力。

投資民生抑或基建領域的反思

如果一定要實施財政刺激方案，我們希望，本輪財政刺激措施能夠盡可能多集中于民生領域，而非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以達至最大的社會效益。世上最容易的事情莫過于多修幾條馬路，但在過去多年來投資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未來幾年基建投資的回報率將會遞減。當然，在某些領域，比如鐵路建設，仍需要加大投入。

我們呼吁，應盡可能集中財力支援轉變中的經濟增長模式――離開投資，轉向消費。投入民生保障領域的財力，將有助于為老百姓的收入松綁，促使其大膽消費，而不再為銀行戶頭上增加數字。似乎可以這樣說，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相對溫和的財政刺激措施。

毫無疑問，確保錢被明智有效地花出去并不容易，但顯然可以選擇一些領域作為出發點。很多地區的校舍、醫院需要修繕擴建，醫療設備和教學器具急需擴充；一些地方教師和醫生的工資可能需要提高(在上海，剛畢業的見習醫師年收入僅為1.8萬元)，同時還可以增加對這些從業人員的培訓費用；失業保險支付和覆蓋范圍也需要擴大，低保發放額度需要提高(2007年為280億元，仍然較低)。當然，對于這些保障方案的實施，必須要同時作出全面的思考，以免出現大量吃救濟的懶漢現象。在醫療領域，最為急缺的可能還不是資金，而是新建更多的醫療機構。在醫療行業引進有管理的競爭也很關鍵，如果醫療機構和資金都能得到很好的落實，看病難的局面將得到很大改觀。

篇3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社論題為“中國經濟：硬著陸之憂”，對中國經濟的研判頗具警示意義，特與讀者朋友們在此分享。

文章指出，面臨通脹壓力，中國采取了一系列財政緊縮措施。盡管在此體制下，短期內經濟不會有嚴重危機，但若不認真考慮長期利益，也只是治標不治本、飲鴆止渴罷了。

描述中國經濟降溫時，該文寫道：由于信貸緊縮政策來的太遲，開發商們的等待變得更為痛苦難耐。中國的民間信貸市場是信貸形勢的風向標，目前黑市貸款月利率為6%，實在高得太離譜了。一些商人已經跑路，拋妻棄子，撇下公司，以避免任人剜肉摧殘。

此類民間融資中的絕大多數資金，要么會直接受到房市影響，要么就是直接投資于房市。令人擔憂的是，資金周轉困難的老板們很可能會甩賣他們手頭的新經典別墅和普通公寓，從而加速房市見頂，并對經濟產生更廣泛的危害。舉例而言，甩賣會導致土地價值的下跌，對于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的地方而言，日子將變得更加捉襟見肘。

有些分析人士認為，民間借貸已敲響了中國經濟的“警鐘”，它預示著更大范圍的信貸危機即將爆發。還有人認為民間借貸是一顆“定時炸彈”，極具殺傷力。

但是，這兩種比喻都算不上貼切。緊縮信貸是抑制通貨膨脹的必經之路。而高的發指的黑市利率，則說明了中國所采取的貸款限制政策最終開始發威了，即使在金融體系亦受波及。

中國并不情愿在通貨膨脹高企之時，放寬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否則，如果歐洲和美國經濟持續衰落導致中國對外出口大幅下滑，中國的應對起來就相當被動了。

不過，對外貿易疲軟本身就可以緩解國內的通脹壓力，從而抑制國內市場上勞動力和原材料的競爭。2008年中國出口量一落千丈之后，國內的商品價格也隨之下滑。所以說，經濟環境對于較為寬松的宏觀政策的需求越強烈，制定起這樣的政策時就會越從容。

至于早前刺激貸款所產生的壞賬，情況又如何呢？

其實，盡管某些房屋建造商早已債臺高筑，但業主們卻并非如此。就算如今房價已跌破他們當時的購房價格，房子的價值也比他們當時買房時扣除的按揭貸款要多。

由于中央的公開債務較少，約為GDP的20%，有實力為其下級及借款銀行兜底。因為儲戶幾乎沒有其他投資方式，只能把錢存在銀行，銀行則可通過少付客戶利息的方式自謀出路。

此外，中國的銀行體系受操控，因此，即使壞賬層出不窮，銀行也不會拒絕放貸。

篇4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主席施瓦布：中國能夠進一步推動全球經濟增長

縱觀全球，我們處于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中國顯然發揮著一個重要的作用，甚至比以往更為重要的作用，因為中國能夠進一步推動全球經濟的增長和全球合作的進程。在這里，我也知道，公共福利、就業、創新、教育和健康是您所領導的政府關注的政策重點，而我們這次峰會應該能夠進一步推動你們來實現這些努力，關注所有人的生活尊嚴和生活質量，并將其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核心，顯然是世界經濟論壇的核心，也是各位代表者關注的重點。

要實現這些需要所有各方之間的合作，基于這個原因，我特別高興地指出，我們不僅邀請到商界的領導者，同時也邀請到來自各個社會背景，各個人群背景的代表，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年輕的，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我們每一個人都致力于推動社會福祉的改進，因此，此次會議的主題“關注增長質量 掌控經濟格局”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 中國不會停止對核能的開發和利用

石定寰15日在大連說，日本福島泄漏事故對中國的核能發展造成很大打擊，但未來中國不會停止對核能的開發和利用，還會堅定不移地積極慎重發展核能。

石定寰是在2011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一場主題為“企業如何應對一個資源匱乏的世界”的分論壇上做上述表示的。

國家能源局有關負責人去年曾表示，根據工作部署，到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目標保守看將達7000萬千瓦至8000萬千瓦。目前我國投入運行的核電裝機尚不足1100萬千瓦。

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發生后，環境保護部國家核安全局、國家能源局、中國地震局以及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等單位聯合組織國家民用核設施檢查團，于4月中旬至5月上旬對我國大陸境內運行的三大核電基地開展核電安全大檢查。

“原定核電發展計劃速度會有所減緩。”石定寰說，受此影響出現的缺口可能需要更多用水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補充，這樣才能完成我國提高非石化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占比提升的既定目標。

根據國家計劃，我國將通過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積極推進核電建設等行動，到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將達15%左右。

而隨著人口增長，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中國對包括能源、水、礦物在內的資源需求還將有很大增長，未來發展面臨著資源嚴重短缺的制約。

石定寰說，目前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50%，煤炭資源也將在有限時間內達到開發極限，當前，中國已進一步明確將可再生能源作為能源發展的重要戰略。在此背景下，中國并不會停止對核能的開發和利用，仍會堅定不移地去積極慎重的發展核能。

英國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美國不能再過分關注自己的利益

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稱,美國不能再過多地關注自己的利益,必須更多地持全球視角,與世界各國相互協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全球問題。

布朗認為,美國的公共債務已經十分巨大,必須逐步減少,而不能再增加,只有增加出口才能實現增長,但增加出口單靠美國又使無法實現的。“歐洲也面臨類似問題,各成員國不能簡單通過貶值歐元來度過危機,因此兩大經濟體已沒有多少行動能力。”

很遺憾的是,目前WTO協議、哥本哈根協議、全球金融系統協議等都沒有達成,世界其他地區還沒有做好準備協同解決兩大經濟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更不應該過分關注自己的利益,否則解決危機會沒有出路。”

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

美國應該接受中國“債轉股”

成思危在2011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對于完全市場經濟這個話題不要太天真，所有問題都存在著利益紛爭。目前世界上沒有完全的市場經濟，薩繆爾森也說過，都是混合的市場經濟。西方國家以此為籍口是為了給中國設置貿易壁壘，這是不仗義的。

成思危還說，溫總理前天在達沃斯開幕式上也談到，把我們的海外債權轉化為當地投資，現在要求美國還我們的債務不太現實，考慮美國的現實情況，轉為股權投資。這是中國債轉股概念的出口。這點其實也是替美國著想。

成思危還表示，中國長期購買美國國債也不是好辦法，投資回報率低。

針對國內普遍關注的地方債問題，成思危稱，為了控通脹，央行正在推行緊縮政策，提高利率。利率高了，地方政府還債就更難了。中央政府會幫助地方政府解決一些債務問題，但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政府買單。還不起的地方債就會形成壞賬，只能由老百姓買單。

全球經濟是否會二次探底是本屆達沃斯論壇的熱門話題。對此，成思危持審慎樂觀態度。他表示，經濟增長一要看非市場經濟活動，一個是要看外部因素，包括人民的幸福感，而不能只看GDP。如果從兩方面來看，美國的創新能力和勞動生產力還是有的。從綠色增長來看，質的提高會比量的增長更需要提高。

成思危說，美國現在遇到的困難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長期因素，美國的實力目前在世界也是最強的，但是美國雄心太大，兩黨斗爭也太厲害，內耗嚴重。從長遠來看，美國是在削弱的，但是美國的實力在短期內還是最強大的。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對中小企業正常生產的資金不能斷

張曉強在解讀中國“十二五”規劃分論壇上表示，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問題，對中小企業正常生產的資金不能斷，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將對金融機構采取一些針對性的具體措施，更好地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在回答如何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時，張曉強表示，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存在多年的問題，在當前世界經濟不好的情況下，很多中小企業感到壓力更大，特別是貨幣政策從去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寬松貨幣政策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小企業會感到融資壓力比較大。

張曉強稱，很多專家學者建議專門面向中小企業的銀行發展擔保機構等等，因此中國的金融機構怎么進一步發展將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至關重要。

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

國內貨幣政策近期不會轉向

現在中國經濟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包括通貨膨脹問題、資產泡沫問題等等。由于貨幣政策恢復穩健，市場流動性比以前少一些，民間融資和一些不合法的融資也在增加，銀行的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都增大了，銀行對此要非常謹慎。

8月份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速開始回落，雖然環比來看形勢依然比較嚴峻，但是可以看到通脹回落的希望。如果各方面措施跟上的話是可以實現通脹回落的，因為去年同期基數比較高，另外，更有利的條件是國際經濟需求在減弱，國際上通貨膨脹影響已不算太大。

前幾年為刺激經濟增長，中國政府實施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銀行確實擴張得比較快。全球監管機構要求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的比重提得很高，中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又擴張較快，所以需要實施必要的融資。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

國土建設應取代房地產投資成經濟增長點

李稻葵日前在正在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未來兩到三年中國地產市場增長可能放緩，國土建設應取代房地產投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點。

李稻葵在題為“中國的下一個增長前沿”的主題辯論會上表示，本輪經濟調整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在中國“積攢十幾年的房地產問題正在逐步解決”。

他說，由于“錢來得快”，過去中國地方政府長期依賴土地財政，但這一狀況現在必須要改變了，“這一關很痛苦，但必須過。”他說，對政府部門已采取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要做好“長期化”的準備，未來兩到三年中國地產市場增長可能放緩，同時地產行業需要進行結構性改變。

李稻葵說，國土建設可以取代房地產投資未來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這些包括對環境的治理，改善目前某些地方“臟、亂、差”的狀況，也包括基礎性公共性的建設，包括一些公共建設，如文化館、體育館、各種政府和醫院，公共設施等。此外，尤其是每年地震、泥石流等頻發自然災害的地區完全可以通過加大國土建設投資得以緩解，尤其是泥石流、水災、旱災等災難。

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干事亞歷山大?亞拉: 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會誤傷自己

14日在大連表示，一些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最終會“開槍”誤傷自己。

他是在大連參加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新領軍者年會的一場討論時作上述表示的。

亞拉說，目前衡量國際貿易通常采用貿易量這個指標，但這個指標并不能完全真實地反映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狀況。他舉例說，如中國內地產的一部IPAD，零部件可能是從美國等國購進的，而組裝出口的中國廠家最終可能僅僅賺了很少的利潤，而大頭的利潤卻被美國廠家賺走了，但是整部IPAD的價值卻被計算在中國的出口量里。

他說，在使用貿易量這個傳統指標的同時，世界貿易組織目前也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采用附加值這個指標，即用出口附加值來衡量一國的出口情況。“這個指標現在雖然不能取代貿易量這個指標，但卻是用來反映一國真實進出口情況的重要參考指標。”

篇5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于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買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后，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后再用于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于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于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后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于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并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長，品種也不斷增多。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歷史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于其連續滾動發行方式、競爭性招投標、大量的市場供需和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利率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基準利率，為金融機構的其他資產業務提供了利率定價的基準，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作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在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于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于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并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需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做了上述比較之后，對于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不同的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對于近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較找到比較強有力的解釋。

（2）雙重角色的矛盾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它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它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并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外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于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之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票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票，固然達到了收緊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并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發展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在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票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并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間題的是后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票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于一身，自然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于中國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細的窘境，并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

二、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在我們看來，從長遠計，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隔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作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并分析這些國家（地區）實踐經驗背后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1）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于外匯儲備的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于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并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并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于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于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于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經濟的獨立性始終受到強調，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于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項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同樣已經成為共識的是：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優于實現對外均衡，而貨幣政策則優于實現對內均衡。因此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之類的大國，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并負責制定匯率政策。

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于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于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于它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于小型經濟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地區便是實例。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作比較，那么，他們的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2）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傾向于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由于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采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余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托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并對不同的部分設定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于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托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于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個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它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金融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并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于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托，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現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障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雇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三分之一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于“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三、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可行方向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并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它們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后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于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于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于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于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果的基礎上，今后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于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并借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優化。

（1）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于貨幣當局，并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適應上述變化，放松外匯管理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于民”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在我們看來，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就持有主體多元化而言，就是要將原先集中由人民銀行持有并形成官方外匯儲備的格局，轉變為由貨幣當局（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政府機構（形成“其他官方外匯資產”）和企業與居民（形成“非官方外匯資產”）共同持有的格局。這樣做的目的有二：其一，通過限定貨幣當局購買并持有的外匯儲備規模，有效地隔斷外匯資產過快增長對我國貨幣供應的單方向壓力并據以減少流動性，保證貨幣當局及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其二，為外匯資產的多樣化創造適當的體制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匯金公司的設立和有效運行，標志著外匯資產持有主體的多樣化進程已在我國展開。只不過，在目前的體制框架下，匯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確，相應地，它與央行的資產負債關系也未界定清楚。因此，為了進一步推進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一方面，我們應盡快明確匯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及其功能，另一方面，根據國家對外開放的需要，還可再設立若干預匯金類似的專業化投資型機構。

在這里需要特別強調專設外匯管理機構的重大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設立專業性政府投資公司來管理部分外匯資產，具有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學習先進金融知識、了解市場最新動態、提升國家金融競爭能力的戰略意義。在這方面，新加坡和韓國專設政府投資公司（新加坡的GIC，韓國的KIC）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2）改革之二：與持有主體多樣化相適應的外匯資產多元化

一些研究者指責我國的外匯儲備都用于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從而造成外匯儲備收益的低下。以上分析表明這是不確實的。事實上，自從上個世紀末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無論就其幣種而言還是就其資產種類而言，就已經多元化了。因此，所謂外匯資產多樣化的任務，就是在原先有效操作的基礎上，對官方外匯資產做出明確的功能劃分，并確定相應的管理機構，同時規定適當的監管框架。

在總體上，我們應當將國家外匯資產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可稱流動性部分，其投資對象主要集中于發達國家的高流動性和高安全性的貨幣工具和政府債務上。這一部分外匯資產形成“官方外匯儲備”，主要功能是用于為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實施提供資產基礎。毫無疑問，官方外匯儲備應繼續由央行負責持有并管理。

第二部分可稱投資性部分，它主要被用于投資在收益性更高的金融資產上。從持有主體上看，其中一部分可交由其他政府經濟部門管理，形成“其他官方外匯資產”，主要用于貫徹國家對外發展戰略調整，在海外購買國家發展所需的戰略性資源、設備和技術，或者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或者購買具有一定風險的高收益國外股票、債券、乃至金融衍生產品。應當指出的是，只要制度設計得當，央行也可以持有一部分非儲備的其他官方外匯資產。當然，在賬目上，這部分外匯資產應與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明確地劃分開來。其余的外匯資產（非官方外匯資產），應當按照“藏匯于民”的思路，配合外匯管制放松的步調，鼓勵由企業和居民購買并持有。

（3）改革之三：劃定貨幣當局持有的“官方外匯儲備”規模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必然內容之一，就是將一部分外匯資產從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中移出，形成其他官方外匯資產和非官方外匯資產。這種分割的關鍵，在于比較合理地確定應由央行持有并作為官方外匯儲備的外匯資產的規模。

關于由央行掌握的外匯資產（外匯儲備）規模究竟應當有多大，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測算。根據韓國和我國香港地區的實踐，央行掌握的外匯儲備規模可以根據如下四項因素來確定。其一，傳統的三項外匯儲備規模決定因素；其二，根據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依據外資在國內金融市場中投資所占的比重，估計出在最壞的情況下，外資撤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其三，根據歷史經驗，計算出本國匯率的波動幅度，估計在最壞的情況下，匯率劇烈波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其四，根據調控貨幣供應量的需要，估算出為了使貨幣當局能夠履行其正常功能，需要有多大規模的外匯資產作為其貨幣發行的準備資產。

綜合考慮以上四項因素，大致上可以估計出應當保留在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外匯儲備規模。仔細分析這些決定因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因素是相互覆蓋的。因此，最適合官方外匯儲備規模可以根據短邊原則予以確定。我們認為，在上述四項因素中，對外匯儲備需求最大的因素，應當是作為基礎貨幣的支持資產。鑒于當前我國基礎貨幣的規模約為65232.44億元人民幣的現狀，建議由央行持有的用于貨幣政策操作的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在5000－6000億美元。

建立“其他官方外匯資產”的融資機制。由貨幣當局之外的任何機構購買和持有外匯資產，都有一個如何為購買外匯資產籌集資金的問題。這一問題，構成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爭論焦點之一。

對此，日本財務省多年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邏輯清晰且有價值的借鑒。在日本，官方外匯儲備的主要部分是由財務省持有并管理的。財務省通過“外匯基金特別賬戶”（FEFSA）來管理這筆外匯儲備。FEFSA由外幣（主要是美元）基金和日元基金兩部分構成。當需要購買美元時，則動用日元基金；當需要購買日元時，則動用美元基金。

迄今為止，FEFSA籌集日元資金的基本手段是在市場上發行短期融資票據（FinancialBill，FBs）。在法律上，FBs被定義為調節資金余缺的現金管理券，由于這筆負債對應的是等值外匯資產，在經濟上具有自我清償的特征，所以，它不被記為政府債務。換言之，發行FBs，無論其規模如何，均不會增加政府債務。在這里，籌集資金和運用資金的性質和特征，與證券投資基金的發起和運作頗為類似。

更具體地說，日本的FEFSA系統由兩部分構成：外匯交易基金和外匯交易基金特別賬戶。前者是政府交易外匯的基金。根據日本政府預算法，其余額和買賣均不記入政府預算；而后者則由交易產生的利潤與損失、在外匯干預過程中產生的利息的收付構成。根據日本政府預算法，后者要記入政府預算的收入與支出項中。

我們認為，日本的FEFSA通過發行FBs來為其持有的外匯儲備提供本幣資金的融資安排，特別是，日本法律對FBs性質的認定以及相應的制度和預算安排，對我國有著直接的借鑒意義。

篇6

【關鍵詞】 經濟波動；逆周期；財務戰略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經濟模式都是在波動中發展的。這種波動大體上呈現出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的階段性周期循環，即為經濟周期。經濟周期的波動與循環是經濟總體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從財務的觀點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要求企業順應經濟周期的過程和階段，通過制定和選擇富有彈性的、靈活的財務戰略，來抵御經濟震蕩，減少不良因素對財務活動的影響。

一、經濟波動對企業發展的影響

（一）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

2008年以來，全球范圍內出現了通貨膨脹。 美國經濟增長乏力，呈繼續下滑趨勢。據上海金融報報道：2008年一季度，美國GDP增長0.9%，雖高于2007年第四季度的0.6%，但剔除存貨增加和美元貶值刺激出口的拉動，美國2008年一季度實際經濟增長幾乎為零。我國經濟運行的總體趨勢較好，但由于受國際環境變化和我國經濟周期性回調的影響，經濟增長率表現為從高到低的曲線，而物價總水平表現為從低到高的曲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8月份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4.9%；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10.1%，再創十余年新高。

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水平的逆向變動，表明我國經濟正在由過去五年的“繁榮期”進入“調整期”。“調整期”經濟運行將表現出與“繁榮期”不同的特征：1.經濟增速趨于放緩。2008年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6%，同比回落1.1個百分點，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1%，同比回落2.5個百分點。2.價格水平高位運行。2007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物價漲幅持續走高。雖然月度間有升有降，但總體上明顯高于過去五年2.6%的平均水平。3.出口帶動效應減弱。2008年上半年出口增長21.9%，同比回落5.7個百分點。出口對投資的關聯作用也將帶動投資增速回落。4.經濟效益將有所下降。企業經濟效益變化最終會影響到國家財政收入的變化。

（二）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企業的影響

由于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企業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1.企業經營環境明顯趨緊，國際市場相對收縮，特別是出口企業出口增長將受到制約。2.人民幣匯率升值，出口退稅率下調，增加了企業應收外匯的結匯損失，現有資金購買能力降低。3.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提高，利潤空間縮小，同時也降低了出口的價格優勢。4.企業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進一步加劇。那些以低價格取勝、科技含量較低的企業有可能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掉。

中央政府繼續堅持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來確保宏觀經濟的穩定， 為防止PPI高造成的通脹預期的壓力持續加劇，央行已經再次確認仍然繼續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通常而言，由國際、國內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系統風險，對于微觀企業在短期內是不可控制的，或者說是不可分散的。但是在面對內部成本提高的壓力時，企業仍然必須充分挖掘內部潛力，自我消化成本帶來的部分影響，果敢地調整財務戰略，努力跳出行業周期低谷。

二、逆勢而為的逆周期財務戰略

（一）逆周期財務戰略理論

逆周期政策選擇也叫逆向政策選擇，是相對于經濟社會正常發展狀況之下經濟學分析所支持的各種公共政策和微觀經濟措施而言的，是一種逆向思維的思想。歷史上，在各種逆周期理論和政策主張中，西方的凱恩斯理論最為典型。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界和各屆政府先后采用過后凱恩斯主義、供應學派、貨幣主義等主張，推動了逆周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不斷增強。為了應付各種不確定性，最大限度地降低經濟波動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一般常規的政策選擇已經不足以應付超常規的經濟波動，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與管理方法，逆向政策選擇就是一種被經常運用的手段和制度安排。在現實中，逆向政策選擇不僅成為公共政策關注的主要問題，也成為微觀經濟管理關注的重要問題。

我們把逆周期政策的思想引入財務管理，把其與財務戰略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逆周期財務戰略理論。在低谷時期，由于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導致行業內公司普遍陷入財務困境，現金流短缺，資產被賤賣。同時，資本市場上投資人的拋棄加劇了資產的貶值，資產市值嚴重低于重置價值，從而產生了并購套利機會――低價收購的資產在行業高峰期將釋放出巨大的盈利能力和潛在的市場價值，并在長期來看將降低生產成本。相反，如果企業在高峰時期大量購置資產，其購買價格高于資產的長期價格均值，而這種價格高估會導致資產的攤銷成本上升，從而降低單位資產的盈利能力，并在長期來看損害公司價值。逆周期財務戰略實際上提升了企業資產回報率。

（二）逆周期財務戰略運用舉例

在現實生活中，市場的價格總是處于不斷的變動狀態之中，企業同樣需要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經營，如何合理運用逆周期財務戰略呢?讓我們看一下印度裔鋼鐵大王克拉西米?米塔爾的例子。短短十幾年，米塔爾靠著136次兼并瀕危小廠，兩次收購世界級大公司，赤手空拳地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鋼鐵企業――安賽樂米塔爾公司。 1989年，他低價購進一家原本每天虧損100萬美元的印尼鋼鐵廠，經過他的大力改造，僅僅一年就產量翻番，實現盈利。于是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在波蘭、羅馬尼亞等低成本地區，四處出擊尋找經營狀況不佳的小型鋼鐵公司，同時確立了走兼并和改造虧損國營企業的公司發展路線。由于市場長期低迷，當時東歐等地政府和企業急于出售鋼鐵企業，許多企業的價值在本國被嚴重低估，其收購價甚至可以低到原價的1/10，因此米塔爾幾乎在東歐就撿到了五家被當作不良資產處置的鋼鐵廠。就這樣，米塔爾堅守在價值被低估的新興市場大量購買以及掌控資源，在銹跡斑斑的工業廢墟里發現了機會，通過不斷并購，把自己的版圖從東歐經過歐洲和非洲，一直延伸到美國，將各國鋼鐵企業收入囊中。可以看出，米塔爾公司正是運用了“逆周期財務戰略”思想，在行業高峰時并不進行大規模資產購置；反之，在行業低谷時期，公司利用資產被低估的機會，調動全部儲備資源進行大規模的并購投資，從而降低資產成本，提升資產效率，為下一個高峰時期的豐厚盈利與資本市場回報奠定了基礎。

（三）當前國家緊縮貨幣政策下逆周期財務戰略的運用

對企業而言，做大的不僅是資產負債表左側的資產項目，同時還要保持利潤表中的主營業務利潤能夠持續盈利，而要滿足這些條件的前提是企業的現金流必須能夠穩定。具體而言，處于周期性行業中的企業，在貨幣擴張政策的初期和中期，由于價格增長趨勢存在一個時滯的過程，通脹往往會延后一段時間，那么可以在這段時期儲備一些重要的原材料資源，這時存貨的余額可能會大于其他時間的余額；在貨幣擴張政策的末期則并不應進行大規模資產購置，反而宜采取保守的財務策略，直接縮減投資、儲備現金，并適當降低負債以保留債務融資的空間；而在貨幣緊縮政策初期，企業采取持幣待購的財務策略較為合適，這個時候秉守“現金為王”的理念有助于企業價值的增長；到了緊縮末期，企業可以利用PPI回落的時機，因時制宜地采取投資的策略，降低現金等價物的比重，直接提升資產的盈利能力，也就是“占地為王”。 這樣，企業既可以保持現金流的持續穩定，又可以利用周期波動的機會來提升資產的盈利能力。

實際上，任何一次緊縮調控都會加速行業的進一步整合，同樣也是誘致企業內部改革的良機。緊縮過后，那些實力雄厚和財務戰略靈活的企業仍然照常發展，而財務戰略激進的公司則已成為大浪淘沙之下的作古者。可見，靈活的財務戰略可以大大降低企業夭折的概率。如果將時間長度拉長的話，這就要企業能夠預測到調控周期規律，及時采取逆周期財務戰略。

三、CFO如何運用好逆周期財務戰略

（一）運用逆周期財務戰略的前提是具備統領全局的戰略眼光

在國外，大企業一般都會設首席經濟師，負責宏觀經濟研究及政策預期分析，而我國企業很少會有這種人員安排和組織設計，重任自然落到了CFO身上。這輪通脹過后，我國極有可能陷入滯脹風險之中，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低增長、高通脹的境地。CFO要及時、準確地把握國內外形勢，適當調整財務戰略。

（二）運用逆周期財務戰略的基礎是客觀地分析企業價值的貢獻情況

只有客觀地分析企業價值的貢獻情況，企業高層才能夠清晰地看到企業增長的主要原因，針對企業存在的先天不足，適時根據靈活的財務策略制定應對之策，也有利于逆周期財務戰略的推行。比如，CFO在分析企業成本構成因素時發現，企業是嚴重依賴人工成本較低的策略取得競爭優勢的，那么就應該建議企業及早采取其他策略，如加大研發投入，使企業步入更高層次的全新發展軌跡，從而有效避免在匯率、勞動力和原材料等多重成本上升的壓力下，瞬間成為難以為繼的破產申請對象。

（三）推行靈活的逆周期財務戰略需要CFO具備敏銳的洞察力

它包括前瞻性判斷、創新舉措、發現新商機、尋找新業務增長點、抓住關鍵等。一般情況下，判斷銀根松緊周期拐點的最好辦法是通過PPI和CPI指數變動趨勢。然而，這也為周期預測帶來了一定的風險，因此使得逆周期財務戰略本身會存在一定的變數。因此，企業的CFO具備準確判斷周期拐點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把運用逆周期財務戰略的風險降到最低，就要每天模擬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極端情況，測試企業的應變和生存壓力，及時尋找危機的解決之道和應對之策。

總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周期波動不可避免，企業經常處于風險狀態之中。未來的一年很有可能是中國經濟形勢更為嚴峻的一年。如果企業及時把握宏觀經濟環境，準確預測周期波動拐點，靈活運用逆周期財務戰略，主動進行結構性調整，強化現金為王的理念，做好現金的儲備工作，加強內部控制管理，全面防范風險，仍然會取得好的經濟效益。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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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一鳴. 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認識和政策建議[J].宏觀經濟研究， 2008，（8）:3-6.

篇7

財務風險是指企業在未來收益不確定情況下因使用債務資本而產生的由權益資本承擔的附加風險。若企業經營狀況良好，使得企業息稅前利潤率大于負債利息率，則獲得財務杠桿利益；反之，則獲得財務杠桿損失，甚至導致破產，這種不確定性就是企業運用負債所承擔的財務風險。

財務杠桿系數的高低是企業財務風險大小的主要決定因素。財務杠桿可以對企業的價值及其權益資本起到增加的作用，與此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過高的財務杠桿又會導致企業的破產率上升，產生破產成本。

2 影響財務杠桿風險與收益的因素

2.1 稅前利潤率

以其他因素不變為前提，息稅前利潤率與財務杠桿系數是成反比的，前者越高，后者越小；反之，前者越低，則后者越大。

2.2 資本結構

負債與總資本的比率即為負債比率，通常將它用以表明企業負債占全部資金的比重。以息稅前利潤率和負債利息率不為前提，負債比率與財務杠桿系數成正比，前者越高，后者越大；反之，前者越低，后者越小。

2.3 利率變動

以資本結構與息稅前利率一定為前提，利率與財務杠桿系成正比，前者越高，后者越大。在金融市場這個大環境中，利率的高低直接決定企業借入資金成本的大小。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時，貨幣供給量減少，貸款利息率升高，而企業在此時進行籌資，其資金成本必然會增高，因此，企業在實行“雙緊”政策時要承擔比較大的籌資風險。反之，當國家在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時，企業在償還債務時面對的風險是比較小的。

2.4 企業所處行業競爭程度

在考慮使用財務杠桿的時候，應對其所在行業產品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進行有效的分析。

對于有些行業的上市公司來講，其市場間的競爭比較激烈，價格戰頻繁。為了擊敗對手，降低產業內同類產品的產品利潤率和經營現金流量，負債水平和財務杠桿比較低的競爭對手，就經常會在產業內的企業負債水平比較高的時候，主動發動價格戰和營銷戰。經過長期價格戰的影響，高負債對的企業會出現資金流斷裂的現象，并陷入財務危機，從而導致企業的競爭能力大幅度下降，而最終被迫退出市場。因此，為了使企業風險降低，保證企業長期穩定的發展，產業內的企業，在產品市場競爭激烈程度越高的時候，越會選擇低的財務杠桿。

由此可見，小的財務杠桿，在企業激烈的競爭中為使企業立于不敗之地，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 規避財務風險的對策

根據影響財務風險與收益的因素，當企業出現財務風險的時，企業應采取一些有利措施，降低因財務杠桿對企業產生的不利影響。

3.1 增強企業盈利能力，提高息稅前利潤率

增加企業的盈利能力是降低收支性財務風險的根本方法，正確地運用杠桿，實現財務杠桿利益。因此企業要認真貫徹國家的產業政策，抓好產品結構的調整，順應市場發展的趨勢，不斷開發以市場為導向的新產品；完善激勵機制、開發機制和銷售機制：實施經營多元化，提成企業在競爭市場的占有比率。

3.2 資本結構的優化

企業可從兩方面進行資本結構的優化，一方面從靜態上進行資本結構的優化，使企業自身資本的比重增加，從而使總體債務風險降低；另一方面是從動態上對資產利潤率和負債利率進行調整，提高資產利潤率，負債比率相應自動調高，財務杠桿系數增加，資本利潤率增加。分析最佳負債規模時，應以企業未來長期發展收益為前提，充分考慮財務風險和財務杠桿效應，以及行業內競爭程度等因素，以此來確定企業最佳負債規模。

3.3 透過當前國家政策，分析未來的利率走向

利率變動會對負債的利息產生直接的影響作用，從而也會對財務防范和財務風險產生影響。由此可見，企業必須通過對未來利率的走勢分析，掌握其未來發展的趨勢，從而制定出有效的，應對未來利率走私的負債管管理政策。舉例來說，當利率由高向低過渡時，應減少有息負債資金的籌集，如果有必須要籌集的資金，則應該采取浮動利率的計息方式進行資金的籌集，降低企業自身財務風險。而相反，當利率由低向高過度時，則應該采用固定利率的計息方式，積極進行長期資金的籌集。預計短期內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還會維持較高的水平，利率也會持續走高，因此，對高度依賴貸款的企業來說，如房地產、公路、鋼鐵、汽車等行業要盡量少借入有息負債，采取其他方式籌資，降低財務杠桿。

3.4 根據行業產品市場競爭程度，預計財務風險

在我國，公司所在行業的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較高的負債比例偏高。企業在負債經營時，資金通常都是比較緊張的，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會為了已經開展起來的經營活動，而不顧及使用債務資金的風險，去大量舉借債務。這一舉措會使企業面臨巨大的破產風險，從而導致企業財務狀況不良的發展狀況，尤其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的情況下，較高的財務杠桿對企業產生消極的負面作用，給企業財務帶來更大的風險。因此如果預計企業未來經營狀況不佳，公司所在行業的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較高，公司應采取保守的財務政策，即減少負債，降低負債比率，降低財務杠桿。反之，如果預計未來經濟轉好，公司所在行業的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較低，則就應更多地選擇債務融資。

3.5 制定財務風險防范機制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中，財務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企業應提高自身對應財務管理環境變化的適應和應變能力，為企業自身財務管理制定一套高效的管理機制，完善財務管理方面的規章制度，同時，還要對財務進行預警系統設置提高財務高層管理者的風險意識。在現實的財務工作中，產生財務風險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財務高層管理者的風險意識淡薄，他們主觀地認為，控制財務風險的途徑就是做好資金的管理工作，風險意識淡薄。因此，企業要保證自身經營的良性運作，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則應從提升管理者的風險意識著手做起。

4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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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生 思想政治課 自主能力 培養

【中圖分類號】 G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5）09B-0087-02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學生已成為學習的主體，培養學生自主能力已是大勢所趨。但是在高考的壓力下，很多教師為了應付檢查，雖然形式上把課堂還給了學生，但是實質上仍然是檢查評比人員一走就搞“滿堂灌”、“一言堂”，而不顧學生的需要和興趣等內驅力的激發和調動，導致政治課堂氣氛沉悶，學生對政治學科沒有積極性和主動性，自主能力培養成為空話。筆者結合思想政治教學實踐，對如何提高高中學生自主能力進行探究，以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自主能力增強的目標。

一、激發學生學習思想政治課的興趣， 促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去學習

作為政治課的任課老師，應重視調動學生學習思想政治課的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生對政治課有了興趣，他們就會熱愛政治課，就會產生一種內驅力，推動他們積極、主動和創造性地去積累知識。因此，政治教師培養學生對政治課的濃厚興趣，就成了培養學生自主能力的關鍵。在教學實踐中，可以采取以下方面的措施。

1.講好引言課。筆者十分重視對《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與哲學》的引言部分的教學，告訴學生我們將要學習的課程是什么，讀完這本書，我們將會獲得什么知識，我們為什么要學這些知識，怎樣學好這些知識。通過對引言的精彩講解，引發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培養他們學好高中思想政治的興趣和自信心，使學生在將來的教學活動中能積極主動地參與學習。

2.用好時政熱點材料。筆者利用“國務院對部分企業進行稅收減免，央行做出來下調存貸款利率的決定”的熱點對學生進行提問：對企業減免稅收是什么政策？央行下調存貸款利率又是什么政策？國家為什么要在現階段實行這樣的政策？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了什么問題？國家實行這一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又是什么？通過一系列的提問，學生知道我國宏觀經濟總體上供大于求的狀況，進一步明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通過這樣的教學活動，引發學生的思考，把深奧的經濟學道理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有機統一起來，使學生明白課本知識的有用性，從而滿腔熱情地投入學習，形成了“要我學”變為“我要學”的可喜局面。

3.巧用多媒體。在講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框題的內容時，筆者打開互聯網搜索了各地城管執法打人事件的視頻資料，讓學生觀看，然后學生分組討論如下問題：城管代表誰？城管能這樣做嗎？城管應該怎樣做才對？小商販們應該這樣做？學生在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和探究學習中理解了政府在履行各種職能時要依法行政，公民也應該在行使權利時自覺履行義務，堅持權利與義務相統一。學生熱情高漲，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把看似離我們生活很遠的政治拉到了學生的身邊，在近距離的感受中內化了書本知識，真正實現了學得會、信得過、愿去做的理想效果。

4.用好寓言故事，把抽象的哲學道理簡單化。例如，筆者講了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父親生病住院，醫生告訴他要多吃水果，兒子買來桃子，他不吃，買來梨子，他不吃，買來香蕉，他還是不吃，他就是要吃水果。請問：他能吃到水果嗎？為什么他吃不到他心目中的所謂水果？由此引發學生的思考，使他們明白了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過特殊性表現出來的深奧的哲學道理。可見，簡單的故事能化抽象為具體，引發學生的對課本知識的思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變學生的厭學變為樂學。

5.適當地組織一些辯論會。例如，在講授《文化生活》的“思想道德修養和科學文化修養的關系”時，筆者組織了一場辯論會，正方：“思想道德修養比科學文化修養更重要。”反方：“科學文化修養比思想道德修養更重要。”學生在課前翻閱了大量的資料，進行了細致認真的準備，使得辯論會不斷，精彩紛呈，學生在精彩的活動中掌握了知識。試想，如果教師只是干巴巴地把課本結論讀給學生，讓學生在書上劃杠杠，怎么會激發他們的興趣與愛好？

由上可見，如果政治教師采取的教學方法靈活多樣，語言風趣幽默，能把抽象的道理與學生的生活緊密聯系起來，那么學生就可以在輕松愉快的氛圍中學習，在快樂中健康成長。心理學家布魯納認為：學習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只要我們激起了學生對我們所教學科的學習興趣，把學生的學習思想政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起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形成。

二、滿足學生的合理需要，調動學生學習政治學科的積極性

篇9

3．1　企業債務的”實際增長“

通常我們從統計數字中看到的企業間債務的增長，包含著通貨膨脹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間產品（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因素的影響，因為企業間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間產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業間債務的增長，由于擴大了企業的實際購買力，增加了中交易手段的總額，本身可能就是導致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因素（有人認為在獨聯體國家，企業間債務的增長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見Rostowski，1994）。特別是經濟高增長時期（繁榮時期或”過熱“時期）企業間債務的增長，會影響到以后物價水平的上漲。但在有些時期，企業間債務的增長主要受前期通貨膨脹引起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影響，導致同一生產資料的交易款項因價格上漲而較前期增多（我國1993－1995年期間可以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屬于這種情況）。

人們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的平減指數來企業間的”實際債務“（Rostowski，1994），我們也按照這種辦法進行了（見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體制轉軌經濟中，經濟結構一般距均衡點較遠，不同市場上物價變動幅度相差較遠，用物價總水平的變化率（國民生產總值平減指數）計算并不能準確地說明主要由生產資料（中間產品）交易引起的企業間債務。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動中，1992－1993年生產資料價格指數（Producerindex）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費品價格指數增幅不大；而當開始實行宏觀緊縮政策之后，生產資料價格開始下跌，而消費品價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漲而大幅度上漲（見表4，各種價格指數之間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更詳細的分析還應計算以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為平減指數的企業間實際債務，從而對企業間債務的實際增長率有一較清楚的認識。例如，在1993年，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幅度較大，以此計算的債務實際增長率就小于用GNP平減指數計算的債務實際增長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產資料價格趨于穩定，以此計算的債務實際增長率就高于用GNP平減指數計算的增長率（見表4）。

3．2　企業間債務的”增長“

除了物價水平的上漲會引起企業債務增長之外，經濟的增長、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本身也會引起企業間債務的”自然增長“－－生產的東西多了，每一筆交易的數量大了，企業間相互欠債的規模自然也會加大。當然，我們很難確切地知道什么樣的實際債務增長率是”自然的“。一個復雜的因素是：經濟增長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與企業間債務的過分增長相關（見后面的分析），但是，為了近似地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假定與經濟增長率，總產值（工業企業的總交易量）增長率相等的債務增長，為企業間債務的”自然增長率“。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由于宏觀經濟波動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業間債務大規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長的范圍，導致下一年的債務增量雖然絕對值也很大，但與前一年的總量相比增長率卻較小甚至出現增長率下降（比如1995年）。處理這個問題的一個辦法是：以貨幣緊縮政策實施以前的債務增量為基數，乘以各年的工業總產值的增長率，得出一個乘積，可視為”企業實際間債務自然增量“；然后各年實際債務增量與這一”自然增量“的關系，可得出一個債務增長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業間債務的”超常增長“

我們在現實中直接觀察到的是企業間債務的名義增長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們著重研究的”實際債務的過度增長率“（用d′表示），需要從d中”減去“以下因素：

通貨膨脹率，用p表示；經濟增長率（工業總產值增長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還有在前面第2．1小節分析過的企業間債務”體制性增長“的因素。由于統計上存在的困難，我們在對近年債務增長的分析中對其忽略不計）。

舉例來說，1994年37萬家工業企業間債務的名義增長率（d）約為82.65％，通貨膨脹率（GDP平減指數）為18.6％；工業總產值增長率為26.8％；我們所能得到的”企業間實際債務過度增長率“（d′）約為37.97％。這一數字比我們直接觀察到的名義增長率要小許多，這也許更能說明問題。

3．4　當前間債務的嚴重性

盡管我們指出了企業間債務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國近年來債務問題的嚴重性。這可以由以下幾個指標看出：

－－連續3年超正常增長。在減去了通貨膨脹的因素和增長的因素之后，我們看到企業間債務從1993年開始連續以較大幅度”超正常“增長，1993年為69.6％，1994年為38％；1995年初步估計還會達到近20％的水平（見表2）；

－－企業間債務與增加值（相當于工業GDP）的比重，1994年已達到43％，已超過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平均水平，僅低于日本（英國為20％，美國為17％，法國為38％，日本為59％）；

－－企業間債務的平？quot；周轉天數”（表明人欠債務與總產值即總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標），已經達到114天，超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水平（法國為110天），甚至越過了俄羅斯、波蘭等國家經濟轉軌初期（1992）的水平；

－－企業間債務與銀行（工業）貸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個案調查中發現有些企業該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一般為一左右）；考慮到我國企業的銀行負債率本身較高，從整體看67％這個水平也已經很高了。

四、宏觀波動與企業間債務行為

從前面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企業間債務自1985年以來一直在增長，但經濟高漲時期的增長率和經濟緊縮時期的增長率是有差異的，特別是80年代末以來兩次宏觀調控的初期，企業間債務都出現了突發性的高增長；第二，企業債務與工業產值的比率以及企業債務與銀行貸款（貨幣供給）之間的比率，在經濟波動的不同時間是不同的，也出現了較大的波動。

同時，在現實中，人們對企業間債務問題的嚴重性的感覺，在宏觀波動的不同時期也是不同的，在緊縮時期企業拖欠的問題變得十分嚴重，而在高漲時期，盡管企業間債務也在增長，但人們似乎感覺不到，也并不引起實際的經濟問題。這表明企業債務的相對規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觀經濟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宏觀上對企業債務問題進行分析。

4．1　高漲時期的企業債務

經濟高漲時期，企業間債務也會增長。從1985年以來，國有企業的“應收款”一直呈增長的趨勢，包括1985－1988年的經濟高漲期，和1992－1993年的經濟高漲時期。但是，經濟高漲期的企業債務變動，相對于緊縮時期，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增長率相對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緊縮之前，企業名義債務的增長率沒有超過35％；1992年經濟逐步復蘇之后，名義債務增長率從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則是近10年來企業債務增長率最低的時期，最高的月增長率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業債務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增長幅度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經濟“信用化”。1985年開始搞企業改革，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原有的中央計劃體制，企業間的橫向經濟聯系擴大，企業間債務從無到有，開始增加。這首先可以從企業間債務與工業貸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長時間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國有企業應收預付貨款與工業貸款總額（全部企業）的比率只有7％－9％，沒有超過10％；而在1992年底這一比率已達到17％。從企業債務與工業總產值的比率來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達到7％。總之，在經濟增長時期企業間債務的增長，有一部分屬于正常增長。

第二，企業債務與工業凈產值的比率相對較低。1985－1988年經濟高漲期，這一比率在3％－5％之間，而1989－1991年的緊縮期達到19.2％，而在1992年經濟高漲期中這一比率基本沒有發生變化。

第三，企業債務的“平均周轉天數”相對較短。總的來說，企業債務的周轉天數這些年來具有逐步增長的趨勢，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實行緊縮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進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轉天數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實行緊縮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時間增至78.32天，1994年底則增至114.43天。

從邏輯上說，在高漲時期，間債務的增長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經濟高漲，大家對未來還款的信心都比較強，相互間欠債的發生也就較為容易；另一方面，高漲時期的總需求因貨幣量的增大和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長較快，實際的貨幣購買力較大，企業債務的償還事實上也較有保證。如果將“經濟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經濟高漲時期，企業間債務可以因貨幣量的增長和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長，而且可能在債務增長的同時，出現債務／貸款比率的下降和債務／產值比率的下降。

4．2　緊縮時期的債務增長

企業債務一般來說是隨著經濟的增長，經濟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長；在企業預算軟約束的特殊體制下，企業債務的規模和比重會更大一些。但企業債務的突發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長，主要是宏觀經濟方面的原因，取決于宏觀貨幣政策與宏觀經濟波動的狀況。

80年代后期以來，經歷了兩次經濟波動，而企業拖欠債務的兩次突發性大幅度增長，都發生在經濟過熱之后的兩？quot；宏觀調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業名義債務同比增長率，一下子從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繼續攀升，12月達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實行宏觀調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業債務名義增長率，一下子從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繼續攀升，12月底達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達到241.8％。

緊縮時期企業間債務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貨幣供給量的突然緊縮而企業的經濟活動沒有相應的減少。貨幣量減少導致企業支付手段緊缺；大量原先在高漲時期預期可以還上的債務現在因資金緊張而無法償還；已經上馬的項目還想繼續進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債。這一基本因果關系表現在：

第一，債務周轉天數迅速延長，比如1989年的債務周轉天數從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債務周轉天數從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

第二，企業欠債總額與貸款（貨幣供給）的比率，迅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點企業）的企業債務與全部貸款的比率為0.88％，銀根緊縮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該比率為17％，宏觀緊縮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業債務增量與工業貸款的比率也同樣迅速增長。

第三，企業債務總額、企業債務增量與凈產值的比重，也在緊縮初期迅速升高（見表3）。

所有這些都表明，從宏觀的角度看，企業間債務，是作為貨幣（國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緊縮時期中介著交易活動，是在貨幣量增長速度放慢，而企業又要繼續按原有速度擴大生產，進行投資活動的情況下產生的。

企業間債務的增長有許多體制上的原因，這在前段已經過了。在一定的體制基礎上，企業間負債會逐步增長，無論在經濟高漲時期還是在緊縮期，都是這樣。這種基于體制原因的債務增長可以說是一種體制（包括所有制關系、法制、信用制度、銀行結算制度等等）條件下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常數“。而債務增長率？quot；波動”，或者說，那部分“額外的”增加，卻有其宏觀經濟運動的原因，與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相聯系。因此，我們必須將企業間債務突發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長，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加以對待并由此出發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

4．3　最終需求即“投資項目拖欠”的決定性作用

中國歷次經濟過熱，都以固定資產投資的膨脹為起點，特別是以國有部門固定資產投資的膨脹為起點。各地方、企業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種辦法擴大投資規模，其中辦法之一就是“投資超概算”。據國家計委的統計，1983年以來全國投資項目實際投資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國有、集體單位投資共3477億元，而資金到位只有2965億元，存在512億元“缺口”（見周正慶1990）；1994年，據有關部門統計，投資項目的資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業間相互拖欠。并都期待銀行多發貸款來“補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觀調控”也必然首先從“壓縮投資規模”為起點。迄今為止，相應的政策措施主要有兩個：一是行政措施，通過各級政府部門采取相應的手段，壓縮建設項目，包括停建、緩建已上馬的項目和停止批準新項目上馬；其二就是貨幣政策，壓縮貸款規模，從支付手段上進行控制，減少投資支出。

在傳統的行政計劃體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較大的權威性，能較為有效而迅速地壓縮投資規模。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緊縮之后由于項目下馬，不再發生新的購買行為，債務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大幅度超常增長的時間也不會很長。而在改革開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權，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導致中央的宏觀投資政策的有效性大大減弱；在地方、部門和企業利益的驅使下，人們往往會對中央壓縮投資規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態度。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依賴于貨幣政策即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個壓縮投資政策的有效性會越來越弱，地方和企業會想盡各種辦法避開中央宏觀政策的，使自己的投資項目以及地方增長計劃繼續進行下去。所謂“各種辦法”，歸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貨幣交易手段的情況下，用欠債、賒賬、不還舊帳等辦法，得以繼續獲得投資物品，維持項目進行。正是對投資資金供給的壓縮和地方企業繼續維持投資規模的各種辦法，導致了企業間拖欠債務的增加。

不僅如此，投資項目和投資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機電產品、車輛工具等）貨款拖欠造成的企業間債務，在中還是整個企業債務鏈的“源頭”或“牛鼻子”（周正慶，1991）。總產品可分為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兩類；中間產品的需求取決于最終產品的需求；而最終產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其大小取決于消費品購買力與投資品購買力。在宏觀調控初期，消費購買力并不發生緊縮，相反，由于經濟過熱，物價已開始上漲，通貨膨脹預期加大，人們的消費需求會加大。而宏觀緊縮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壓縮投資需求。投資品購買力因貨幣供給的緊縮而下降，與此同時投資項目拖欠款增加，構成企業債務大量增加的初始點。

投資項目拖欠，導致投資品生產者“人欠款”增多，流動資金開始緊張，本身無力支付購買原材料的款項，于是也開始“欠人”，即欠中間產品制造廠家的貨款；接下去位居生產流程“下游”的中間產品制造廠家因周轉不靈，開始拖欠“中、上游”中間產品制造者的貨款，于是企業拖欠一環環擴展開去，向整個經濟蔓延。

如果我們假定由于企業拖欠，使投資活動與其他生產活動的水平（增長速度）保持不變，同時工資支出（用現金）與生產保持同步增長，那么消費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變。這說明，上完全可以僅僅因為投資項目拖欠而造成整個經濟中企業間債務的增加。在現實中，1993年以來宏觀調控期間，消費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過去的增長勢頭，消費品生產經過前幾年的結構調整，供銷銜接也基本上處于良好狀態；企業債務的增長，主要是由于投資項目拖欠和投資品需求缺乏資金保證所引發的。據在東北三省的調查，企業欠人款總數的25％是投資項目欠款；而這25％的欠款，又直接引發“上游”產業的欠款，加起來能占欠人款總額的75％（周正慶，1993）。關于湖北鋼絲廠的案例表明，貨運汽車這一最終產品（投資品）生產廠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業拖欠的愈演愈烈。這一提醒我們充分注意“最終產品需求”這一重要環節。

當然，宏觀貨幣緊縮政策一般也會引起企業流動資金的普遍緊張，從而在一些中間產品生產環節上加劇企業拖欠的發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動資金貸款規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萬元，而同期生產增長了17.1％，但是，無論如何，如果最終產品需求是有資金保證的，一切中間產品的購買最終也會有支付手段與其相對應。在宏觀經濟理論中，總需求說到底是對最終產品的需求；我們事實上可以將貨幣供給量減少引起的購買力（有效需求）的減少，全部歸結為最終產品購買力的減少。同時，還要注意到的一個事實是：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金不足，企業通常的一個對策就是“挪用”流動資金，這是造成所謂流動資金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最近的二個實例是山西某化學工業集團1995年動用6000萬元流動資金投入到因資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資項目上去；山西某液壓件廠動用2000萬元流動資金投入到投資項目上去，流動資金一下子減少20％。

總之，把握間債務的增加與最終需求減少的關系，對于理解企業間債務這一現象與宏觀運行的關系以及解決債務的有效手段等問題，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4．4　不同的宏觀政策與不同的“債務鏈”傳導過程

雖然從基本經濟關系上看企業間債務的突發性大幅度增長可以歸結為最終需求的緊縮，但債務增長過程中的“傳導”過程，可以因宏觀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別而有所不同。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兩次宏觀調控過程中出現的不同情況中看出。

1989年實行宏觀調控時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壓縮投資規模，減少投資貸款。這首先導致投資項目欠款增長，然后，因此為“源頭”，債務鏈一環一環的傳導下去，整個經濟發生“市場疲軟”，并使企業間債務逐步增大；企業間債務的增長由最終需求規模縮減所決定這一關系也就表現得較為明顯。

而1993年實行緊縮時首先起到決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貸款”，也就是緊縮貨幣，而且力度較大。因此，這時出現的情況是所有環節上都發生“資金緊張”，并導致所有環節、所有部門的企業間債務突然增大。然后，隨著債務周轉天數以及債務的進一步增加，投資項目拖欠的決定性作用才逐步明顯起來（由于缺乏不同部門的數據，因此無法在此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定量，但以上的說明是對于我們個案調查與各方面情況反映的概括）。

4．5　企業間債務拖欠與宏觀政策效果的減弱

企業間相互拖欠債務的突發性增加，是在緊縮貨幣供給，而企業又沒有相應地縮減投資與生產的條件下形成的，企業間債務的這種增長，其宏觀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貨幣政策的效力。在宏觀貨幣緊縮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業間債務相當于企業用相互之間給予的信用，代替減少了的國家法定信用（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實現了產品的購買，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本文前面給出的公式（1）（見第一節）表明，在一定時期，若PT為一定（增長速度為一定　），V不變（假定），M減少或增長速度下降，必然是因為D，即企業間債務增量增加。這一關系體現為企業間債務與貸款量（M）的比率，與總產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經濟緊縮時期，上述關系表現得特別明顯。1993年7月之后貨幣供給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業間債務猛增。經濟增長率、工業增長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居高不下，GDP在30個月內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長速度，企業間債務增加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與此同時，企業間債務的增加還是通貨膨脹率長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當然不是唯一原因，關于1993－1994年通貨膨脹原因的分析，參見樊綱1994、1995）。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對貨幣供給量的控制來控制通貨膨脹。但是，企業間用相互欠債的方式來中介其投資物品和中間產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對減少了的貨幣量得以“節省出來”用于其他物品特別是消費品的交易，使得工資性支出和消費品市場上的購買力仍能持續增長，從而使得以消費物價指數表示的通貨膨脹率（這是這些年來政府與民眾主要關注的指標）在實行貨幣緊縮政策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居高不下，延緩了通貨膨脹率下降的過程。這一關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觀調控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

4．6　產成品積壓、“資金占用”與企業債務

在經濟緊縮時期可以觀察到的一個普遍現象是企業產成品庫存增加，個別企業資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這一現象往往與“資金緊張”和“企業間債務增加”共同發生，于是經常聽到人們說“庫存積壓引起資金緊張”，或者“企業債務拖欠引起庫存積壓”。這些觀念似是而非。

首先，是因為沒有人買或人們買不起，即沒有資金來購買產成品，才發生了庫存積壓。如果以前在正常情況下產品賣得出去，現在因貨幣緊縮而發生庫存增加，則說明是“資金緊張”造成了庫存積壓而不是相反。從個別企業的角度看，當然可以說是產品賣不出去，占用了資金，資金回不來，無錢買東西發工資，也不能還別人的債；但是，從全的角度看，資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使用，就是在B的手中使用（當然流通速度會發生變化）；產成品積壓是因為“別人”資金缺乏不來買你的產品，而不是因為你的產品積壓而導致社會的“資金緊張”。

其次，產品積壓，沒賣出去，說明就這些產品來說沒有交易發生，即沒有貨幣中介的交易，也沒發生由間債務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沒有引起什么企業間債務的增長。“下游企業”在“最下游企業”拖欠債務而沒有購買“上游企業”的產品，是由于“最下游企業”缺乏購買手段，既沒有貨幣，也無法再用制造企業間債務實現購買，總之是因為有人盲目生產，又沒發生企業間的債務，才形成了庫存積壓，而不是相反，是庫存積壓導致了企業間債務。

有的企業產品老化，沒有市場，但又繼續購入原材料進行生產，結果是產品積壓，欠的債還不上。這種“壞債”，當然是當中的一種微觀的或結構性的隱患（只能用停產、破產、改革等方式解決）。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中，我們也要一下：第一，這些企業在經濟高漲時期賣得出東西，而現在賣不出去，這是因為宏觀經濟條件發生了變化；第二，假設這些企？quot；改好了“，生產對路了，產品賣出去了，如果經濟的總體規模沒有變，總需求還是那么大，那么人們買了這個企業的東西，一定少買了另一些企業的東西，這個企業不欠帳了，另一些企業卻會增加欠債。這說明，微觀的”生產不對路“、市場競爭問題，與宏觀的總需求縮減問題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別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對策加以解決的。

當庫存積壓發生，我們首先要問的是”為什么沒有人有錢來買東西“？就微觀問題或結構問題來說，是因為產品”不對路“或質量太差而沒人要；就宏觀問題來說，則是因為人們缺乏購買手段，或是缺乏貨幣，或是無法繼續增加企業間債務（不能？quot；賒賣”），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關系。就宏觀問題而言，是“資金緊張”（這件事的發生可以是因為必要的緊縮政策）引起“庫存積壓”和“企業拖欠”這兩個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時，也不是“庫存積壓”引起“企業拖欠”。

五、各種“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們面臨的特殊問題

企業間債務不能無止境地擴大下去，問題到一定程度，產生了如何解決的問題。

如果企業是“預算硬約束”的，自己的債務要由自己負責，還不上債要受到的制裁，直至破產倒閉，由債權人對其進行清償或強迫還債。那么，一方面，企業間債務的極限會很快達到，另一方面，企業間自己會采取各種方式及時償債，因而會在市場經濟中存在一種企業間自己自動或被迫清債的機制。企業清債的措施包括：第一，減少自己本來的資金儲備？quot；閑置資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資產，包括拍賣一部分別人欠它的債務或自己欠人的債務（這需要存在一個商業票據交易機制，而賣出債務的價格顯然要依當時的經濟形勢與企業的市場前景、還債能力等所決定而打一折扣）。在較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債務長期不還的最終后果便是破產，這當然是信用狀況徹底惡化的苦果。

但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卻是企業預算軟約束，欠債可以一直拖下去不還，也不會受到什么懲罰，至少不會破產。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企業間債務量會無限增長，另一方面也不會？quot；自發的還帳機制”，再加上市場體制還不健全（比如說還不存在債務轉讓或拍賣的市場），信用制度與體系（執法）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和處理企業間債務問題？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決企業間債務增長的根本性措施當然是要進行制度的改革，最終實現企業的預算硬約束。但體制改革是一件長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時奏效，在此過程中債務還在增長。因此，問題便歸結為在中、短期內，如何緩解這一問題？這一直是困擾人們的難題。以往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主要有三：第一，銀？quot；注資清欠“；第二，債務各方”多方磨債“，即相互抵銷一部分債務；第三，”三不原則“，主要就是不還舊債、不付貨款、不發新貨，以此來逐步減少債務。

以往的經驗已經證明用銀行注資清欠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反倒會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時，由銀行出面注入資金統一清欠的作法還是屬于一種”一刀切“的計劃經濟作法，而不能使市場的優勝劣汰選擇機制發揮作用。企業與企業是不同的；不同企業欠下的債務的性質與質量從而其債務的”市場價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業產品有銷路，經營狀況也好，一時由于其他企業拖欠而欠下債務，從長遠看是能夠還上的，因而其市場價值就高些；而有的企業屬于該破產、被淘汰之列，所欠債務本身就屬于不良債務，不值什么錢，銀行幫它還債，實際是高估了其價值，使它占了好企業的便宜，并助長了不良企業靠在國家與好企業身上而不思進取的惡習，因此，屬？quot；劣幣驅逐良幣”的作法。在向市場機制過渡過程中，這種作法應盡量減少與避免。

間實行的所謂“磨債”，即多方債務人與債權人走到一起，將相互之間可以抵銷的債務沖抵掉，這種辦法當然有助于削減一部分債務，但也有其局限性，難以普遍實行。這是因為第一，根據與實例，由于企業債務？quot；源頭“是投資資金和最終需求增長速度下降，而在投資項目還未完成投產之前，債務鏈不會是”閉路“的，大量債務無法通過企業磨債加以處理（無論是銀行組織還是企業自己進行）。第二，在”實物償債“的場合，這顯然受到實物交換本身的限制，受到實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這種通用性較強的部門欠債，情況會好些，但恰恰是這些處在生產環節的最上游的部門企業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債務最終都會遞推到這些最上游部門）。這些部門的債至少是無法用磨債的解決。

”三不原則“是在企業間拖欠到一定極限條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較為嚴厲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們無限借債預期的較為有效的措施。事實上，1993年以來，出于宏觀調控、抑制過熱和通貨膨脹的需要，中央貨幣當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種不妥協原則，即一直不搞”注資清欠“。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產業已經被巨額拖欠首先逼到了”極限“，到了再沒有現金收入就難以為繼（發不出工資）的地步。于是我們看到了煤炭、電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門最先搞起了”三不主義“，以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三不原則“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國企業間債務繼續增長15％左右的情況下，煤炭行業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業下降8.3％。事實上，在各行各業，只要欠債總量增長到一定程度使企業難以為繼下去，都會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則“，有的更嚴厲些，有的則采取”至少付50％現款“或至少還20％才發新貨的辦法，等等。對個別企業來說，實行三不原則的界限在于它是處在生產流程和債務鏈條的哪一環節上。上游企業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則就可以較為嚴格，因為不必擔心別人也對它實行三不原則；而對另一些處在”下游產業“的企業來說，實行”三不原則“就較為”心虛“，因為當它們對別人實行”三不原則“的時候，要面臨別人也對它們實行同樣的”三不“，結果可能使它們境況更加惡化。此外，如果企業一直采取嚴格的”三不原則“，還可能妨礙企業間合理的商業信用關系的發展。

從宏觀角度看，當企業間債務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時間是靠著較高的債務增量來使經濟增長保持在較高水平的情況下，大家都真正實行”三不原則“可能導致交易量和增長率的猛然下降和失業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階段企業債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貨幣當局在延長緊縮時間和緊縮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過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來的實際情況）；當企業開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則“，企業間債務停止增長的時候（D＝0），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也就是說，使M有較多的增長），則經濟的失業率將會達到難以忍受的程度。這里的悖論在于：如果要求企業實行三不原則減少債務而無適當的貨幣擴張，失業率會猛升，而若同時采取增大貨幣供給的措施，又可能使企業因資金寬裕而放棄實行三不原則，使企業間債務又重新增長，對政府的”軟約束預期“提高，經濟再度進入過熱狀態。看來，采取怎樣的一種有效政策組合，是解決企業間債務及其連帶問題的一個關鍵。

六、對策思考：調節總需求

與降低債務／產值比率

6．1　長期出路：通過基本體制的改革，”硬化“債務人的預算約束

從微觀層次上看，企業間債務拖欠情況惡化最根本地出于兩個基本的原因：一是國有企業靠在國家信用”背景“上，欠債人并不能在事實上對自己的債務負責任，欠多少債也能生存，花多少錢也不會破產；二是整個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保障，債權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應有的、有效的處罰，結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債文化“。如果這兩方面的制度（國有企業與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業拖欠問題就不會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關系不可能建立起來。

產權關系改革（包括非國有的）、改革、銀行制度的改革、破產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債務人預算約束的必要前提。

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當長時期才能實現并見效的，因此，我們還必須考慮在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變的情況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況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對策。

6．2　中期改進：加強銀行對企業債務的監控，發展商業票據交易與結算機制

企業間債務的過度增長，較為具體的一個體制上的原因是由于市場不健全，銀行部門沒有嚴格履行對企業信用狀況的監督，防止企業間債務惡性膨脹；另一方面，企業間債務之所以能在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觀貨幣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則在于企業債務不能與貨幣（貸款和現金）更緊密地”掛勾“，企業大量拖欠，并不妨礙其繼續獲得貸款，繼續大量申請貸款，甚至可以在銀行有存款仍然拖著債不還；企業債務本身也不能通過某種市場機制進行”貨幣的評估“。

銀行對企業債務往來應實行更加嚴格的監控，將其與銀行貸款聯系起來，實行”債貸掛勾“。比如，當企業欠人債款達到某一規模（比例）時對企業貸款實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債預留“；達到某一更大規模時停止銀行貸款，以此從貸款與債務的關系上降低企業的”拖欠極限“。

商業票據交易機制是資金市場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企業間債務的憑證即商業票據的可交易、可轉讓、可抵押、可兌現，是對企業信用狀況、負債狀況以及經營狀況進行市場評估的重要機制。在這樣一種機制下，”好帳“與”壞帳“可以通過票據的轉讓價格顯示出來；也可使企業通過這樣一種競爭性機制獲得更多的公開信息，也使較好的企業獲得應有的流動性。票據市場本質上也是企業間多頭”磨債“的一種機制，但由于信息的公開性和更多企業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數相關企業”磨債“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發展商業票據結算市場需要一個過程，但應結合《票據法》的實施，盡早開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對策：”三不原則“加宏觀政策的調整

體制改革、市場發育都是中長期才能奏效的解決的途徑。面對大量現存的、并且還在繼續增長的企業間債務，我們還必須在現有的體制條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緩解，以使好的企業擺脫債務拖欠困擾，保持經濟的增長與穩定。

根據前面的一系列，我們知道，第一，企業間債務的過度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宏觀現象，是與壓縮最終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相關聯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間環節上增加流動資金貸款（”清欠資金“只是一種增加流動資金貸款的具體形式）的辦法，放松銀根、緩解企業間拖欠問題，由于并沒有解決最終需求不足的問題，結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業庫存增加，還能造成好債壞債一鍋煮，企業更加放心大膽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業拖欠問題進一步惡化到極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門和企業實行”三不原則“，企業間信用突然緊縮，又會導致宏觀經濟過度滑波。

根據這些分析，我們建議在情況下，即在1993年7月開始實行緊縮政策30個月之后，在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10％、經濟增長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觀調控目標已基本實現的情況下，采取以下的綜合治理措施：

－－進一步明確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資清債；

－－鼓勵企業之間自行”磨債“，銀行適當幫助提供信息，為企業”搭橋“（但銀行本身不負責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業繼續鼓勵企業實行”三不原則“；

－－在實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適當增加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規模，通過國家開發銀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項目發放投資貸款，在投資資金這個與最終需求直接相關的環節上向經濟中注入資金，緩解企業資金不足的境況，壓縮企業間債務。

－－對一些技術水平較高、產品能夠出口或實現進口替代的企業，適當增加流動資金貸款（增加國內最終需求和減少”對國外的最終需求“，而不是”擠掉“另一部分國內需求）；但要明確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動資金貸款；

這樣做的好處在于：

第一，在最終需求環節上注入銀行貸款，增加了貨幣供給，可以在宏觀調控目標基本達到的情況下實現宏觀貨幣政策的調整。僅僅在的中間環節上增加流動資金供給而不擴大最終總需求，不可能實現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庫存。

第二，用這種方式增加貨幣供給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個經濟，可以通過經濟內部的選擇與競爭機制（我們或多或少已經有了一定的競爭機制），讓去自行解開債務鏈，使好的企業獲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業獲得較少的補貼（情況下還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資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動資金貸款那樣抹殺”好債“與”壞債“的差別。

第三，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一般地說總是政府應該履行的公共職能；在目前能源、、城市基礎設施仍大量不足的情況下，增加這些領域里的投資，既可以擴大總需求，增加就業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現閑置的生產資料生產能力，又能緩？quot；基礎瓶頸”，釋放出過去被瓶頸壓抑的大量生產能力，增加總供給，緩解總供求之間的矛盾，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具有一箭雙雕的作用。同時，在目前地區間差異較為突出的情況下，適當增加對內陸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又可緩解這方面的矛盾。

當然，應該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本質上屬于“財政政策”的范疇；而在目前情況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貨幣市場和政府？quot；公開市場業務“機制，我們執行這種財政政策，事實上還不得不通過直接由銀行增加政策性長期貸款的方式進行，并不是一種理想的方式，也會造成一定的扭曲（當然比單純增加流動資金貸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這是需要通過各方面的體制改革，逐步創造條件加以扭轉的。

6．4　當前考慮宏觀對策時應注意把握的幾個原則

在當前制定解決企業間債務的對策時，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要注意區分”短期“與”長期問題“，區分宏觀問題與體制問題、微觀問題、結構問題，以便真正能對癥下藥。象企業經營缺乏效率、產品不對路、經濟結構不合理？quot；預算軟約束”、法制不嚴等等，這些問題無疑都是與企業間債務增長相關的，但是這些問題是無法在近期內解決的；要想在近期內緩解企業間債務問題，只能在給定的企業行為、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的前提下用宏觀政策（宏觀政策本質上是“短期的”）加以解決。

篇10

關鍵詞：“約哈瑞窗”；高中政治課；教學策略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3）04-0121-03

“約哈瑞窗”（Johari Window）是由美國社會心理學者約瑟夫?勒夫（Joseph Luft）和哈里?英格拉姆（Harry In-gram）提出的一種關于人際信息交流的過程管理工具，也稱“自我意識的發現一反饋模型”。根據其理論，人的內心世界分為四個“象限”：公開區、盲目區、隱秘區和未知區。公開區指雙方都知道的內容，盲目區指自己不知道而別人知道的盲點，隱秘區即自己知道而別人不知道的信息，未知區指自己和別人都不知道的信息。真正有效的溝通只存在于公開區。在盲目區和隱秘區，由于受信息掌握不對稱及潛在心理因素的制約，人們難以完全做到“知己知彼”，溝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約哈瑞窗”理論同時指出，如果“公開區”擴大，相應“封閉的私人區”就會縮小。因此，為了獲得理想的溝通效果，要不斷擴大公開區，縮小盲目區和隱秘區，并揭明未知區。

與其他課程相比，高中政治課對師生、生生間心理交流的要求更高也更迫切。《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課應引導學生領悟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樹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初步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只有對課程充分理解與認同，才能有效達成課程目標。因此，如何從心理轉化的角度審視人際交往中心理接受對教學的影響，探索并構建基于“約哈瑞窗”的中學政治“約哈瑞課程”，實現公開區的最大化、教學效果的最優化就成了當務之急。

一、擴大公開區，深化對“約哈瑞課程”的課堂體驗

課堂教學，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教與學的互動與溝通，其變化的理想趨勢是將完全真實的自我呈現給與你交往的對象。而課堂教學中，師生對教學內容、步驟環節、重點疑難等均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在這種“你知我知”的情況下，雙方是透明的或者說是無隱秘的。因此，如何放大“開放我”，增強彼此共鳴，就顯得尤為重要。從教師的角度來看，要消除學生的心理防備，并獲得學生認可，必須坦誠而熱情地對待學生，向學生展現一個真實的自我。這樣，學生才會感覺到教師的可敬可親，也才會敞開心扉，與教師進行信息交流與認知互動。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師生間的心靈互動，有賴于學生自我意識的突破。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夠吐露心聲表達個人的求知訴求，打破時空限制，實現由“要我學”向“我要學”的轉型，真正成為學習的主人。

在“投資理財的選擇”一課的教學中，筆者嘗試采取如下策略推進教學。

首先，通過自由組合，成立包括儲蓄組、股票組、債券組、保險組等在內的若干“投資研究團隊”。人人都渴望能夠在真實的環境中學習，讓學生飾演一個基于特定知識背景的角色，必將極大激發其學習的熱情。根據角色分工，各“研究團隊”通過組內協商明確了各自的研究方向，如作為儲蓄組代表的“某銀行業務部主管”應主要厘清儲蓄的種類及各自收益情況，準確分析儲蓄相對于其他理財項目的優缺點；作為股票組代表的“股票經紀人”需弄清投資股票的利弊、交易的注意事項及獲利途徑等；作為債券組代表的“債券投資顧問”要弄清債券的概念、種類、投資回報及風險系數等；作為保險組代表的“保險專業人士”應了解保險的起源、種類及投資特點等。

其次，通過師生合作，建立包括學習反饋、資源導航、探究展示等板塊的投資理財WebQuests專題學習網站。學習反饋，目的在于使學生通過自主學習掌握有關投資理財的基礎知識，并以在線考試的形式自主檢測掌握情況。資源導航，有些資源是教師歸類整理的投資理財相關資料存檔，但更多的是學生于課前根據自身能力與需求進行的資料存檔，如利用網絡獲取的與自己研究任務相關的信息、去圖書館查閱的投資理財的相關書籍等。在此過程中，教師通過E-mail、QQ或個人微博等為學生提供在線幫助。探究展示，要求學生根據本團隊所掌握的信息自主設計理財方案，在上傳至網站的同時，運用多媒體技術創設特定的教學情境，所采取的方式不限，而其他小組則可通過現場提問、網絡投票等方式進行互動、交流與反饋。

通過組建學習團隊和創設學習網站，為學生架設從接收性學習到發現式學習的橋梁，從而深化了課堂體驗，內化了學習策略，以便擴大“約哈瑞課程”的公開區，實現教學效果的最優化。

二、縮小盲目區，掃除“約哈瑞課程”的實施障礙

信息掌握不對稱在高中政治課教學中是普遍存在的，如師知生不知、師不知生知等，后者即所謂盲目區。盲目區，作為教學互動的主要障礙之一，制約著教學的可持續實施。這就要求師生尤其是教師要采取有效策略為學生掃除障礙，縮小盲目區，實現師生有效分享。

1 真誠傾聽，謙遜接納

只有胸懷謙卑、放低姿態并虛心接納對方的意見或建議，才能促使其放下心理防備，真實表達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講，縮小盲目區需真誠關注對方、傾聽對方。因為人都渴望表現自我，希望他人傾聽自我。當這種心理得到了滿足時，其態度才是積極主動的。如教學互動中教師應專注學生的言談舉止，并適時做出誠懇回應，以示“友好”，并贏得“尊重”。

2 異位思考，擱置爭議

由于盲目區的存在，師生對信息的掌握與理解存在差異甚至分歧也就在所難免。因此，為了獲得最佳教學效果，就應弱化分歧，擱置爭議。這就要求師生尤其是教師，應進行異位思考。如課堂教學中，當學生的認知存在不足、過失甚至錯誤時，教師不妨站在學生的立場先觀察后定論。只有這樣，教師的教學才更有“人情味”，也更具科學性。

“投資理財的選擇”一課涉及儲蓄存款、銀行利率等概念，師生可進行如下互動：

師：若CPI同比上漲6.2%，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消費者的理性應對措施是什么？是提前歸還債務，持有債券，增加儲蓄，還是增加現期消費？

生：通貨膨脹意味著紙幣貶值，即同等數量紙幣的購買力下降，因此延遲還債才更劃算。同時，如果同期債券利率、銀行存款利率低于CPI漲幅，消費者的實際收益則均為負，此時持有債券或增加儲蓄并非理性之舉。因此，增加現期消費才能使損失最小。

師：分析得有理有據，十分到位。那么，假如在ABCD四個時間節點CPI漲跌幅度分別為6%、-0.5%、3.5%、5.5%，請判斷居民或國家的下列做法是否合理？在A點居民減少儲蓄、增加現期消費，在B點擴大財政支出、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在C點擴大生產調整結構、增加有效供給，在D點提高稅率、降低銀行利率。

生：一般說來，CPI增幅持續大于3%意味著通貨膨脹；而增幅大于5%即為嚴重通貨膨脹。A點CPI漲幅為6%，已屬嚴重通貨膨脹，此時應增加儲蓄、抑制消費；B點CPI為負，為通貨緊縮，應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擴大財政支出、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是正確的；C點CPI超過3%但未達到5%，應采取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D點CPI超過了5%的通脹“紅線”，應提高稅率以抑制消費并提高銀行利率以減少流通貨幣量。

師：分析得很……（被學生打斷）

生：老師，我認為A點的分析存在問題（教師請該同學闡述觀點，仔細傾聽并適當記錄）。

生：基于通貨膨脹成因及對策的分析，結合A點CPI的高位運行，從政府角度來說，確實應增加儲蓄、抑制消費，但是基于居民角度的理性做法則應是減少儲蓄、增加現期消費，這樣才能使自己的損失降至最低。所以對A點的理解關鍵在于角度的選擇，是政府還是消費者？所以我認為“在A點居民應減少儲蓄、增加現期消費”這一說法應辯證看待。

師：（稍作思考）的確，以不同視角審視某一觀點可能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觀點中的“居民”二字恰恰是其他同學所忽略的吧！該同學的看法頗有見地，我同意！當然，持不同觀點者可以保留意見。姚同學，你怎么看？（作幽默狀）

課堂教學中針對某一問題出現不同見解是時有發生的事，而虛心傾聽他人看法，坦誠接納不同意見，或索性擱置爭議，不失為縮小盲目區、加深認知體驗、提升教學實效的一種有效的方法。

三、消解隱秘區，拓展“約哈瑞課程”的交往空間

隱秘區的存在為師生間溝通帶來了不小的困難，為實現教學雙贏設置了無形的障礙。英國教育家威廉?亞瑟說：“平庸的教師只是敘述，較好的教師是講解，優秀的教師是示范，偉大的教師是啟發。”啟發式教學或許能為消解隱秘區，拓展“約哈瑞課程”的交往空間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第一步，確立話題。教學初始階段，師生交流處于公開區，溝通自然融洽。隨著互動的深入，交流步入隱秘區。此時，為避免產生心理的突兀感，教師一方面應靈活巧妙地選擇話題的切入點，使之順水行舟，自然前進。另一方面，應確保該話題是學生能夠接受的，使學生能夠思有所指、言之有物。

第二步，心理刺激。若想將某些課程知識或實踐技能授予學生，尤其是學生不甚了解的知識或技能，教師就必須對學生實施心理刺激，展示符合他們需求的信息，使他們產生強烈的心理體驗，激發他們進一步溝通的欲望。在此基礎上，將心比心、換位思考，給學生以包容與理解，消除他們的心理戒備。

第三步，情感共鳴。依據學生的心理訴求，通過移情等方法改變自我的情感表達，以獲得學生的認可，進而使師生產生情感共鳴，使心理接受處于一種最佳的狀態。這樣，環環相扣、步步為營，為高中政治“約哈瑞課程”由淺入深地推進鋪平道路。

在“投資理財的選擇”一課的教學中，為加深學生對理財相關知識的理解，筆者做了如下嘗試。

首先，課前囑咐學生利用課余時間了解自己家包括購物消費、交通伙食等在內的月度消費總額，或在家長的陪同下親自前往銀行、物業公司、移動營業廳等查詢房貸按揭、水電煤氣、通訊資費等開支。在此基礎上，請學生思考如何“節流”，為家庭開支合理進行預算，并通過“開源”，使家庭財富保值增值。

其次，展示案例。許先生，家住江蘇省蘇州市。家庭其他成員：父親、妻子、女兒（18歲，高一學生）。許先生月收入6000元，妻子月收入2000元，兩人均有基本社保，且工作穩定，父親每月退休金2000元。家庭月支出3000元左右，銀行存款17萬元，購買國債5萬元。家庭現有住房一套，市值100萬元，每月按揭還貸5000元左右，另有汽車一部，價值近10萬元。可在之前設立的學習小組基礎上組建“理財事務所”，成員可任意選定某一角色，由“理財事務所”為許先生家草擬一份為期五年的家庭投資理財企劃書。

最后，由“事務所”成員將“企劃書”上傳至專題網站相關板塊，全班同學按預期收入、風險系數、可操作性、方案撰寫質量各占25%權重的標準投票評選產生“最佳理財方案入圍獎”。教師對入圍方案進行簡要評析，并從現金規劃、風險管理規劃、子女教育規劃、投資規劃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理財建議――“將雞蛋放在不同籃子里”，具體內容包括控制年支出、資產按適當比例配置、投資有盈余則可適當追加、可買債券基金等。

教師以尊重學生而贏得了學生的尊重，因啟發學生而從學生那里獲得啟發，在收獲學生內心的真實想法的同時，留給了學生廣闊的成長空間。這樣，其隱秘區也就漸漸被消解了。

四、突破未知區，延伸對“約哈瑞課程”的認知視域

“約哈瑞窗”揭示了未知區的存在。作為一個師生均“無知”且尚待挖掘的認知區域，對其突破的過程也就是延伸認知視域的過程。那么，如何使這一過程變得更有趣味性呢？筆者認為，“自主體驗-探究展示”不失為一種有效策略。

自主體驗，通過親身參與而收獲的情感體會與心理反應，能加深學生對課程的理解與認知，從而能夠使學生自主感悟教師未教、教材未提甚至現有理論體系未深涉的內容，在思維與實踐的創新中收獲“更多”。

探究展示，一方面讓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有了挑戰自我、突破自我、戰勝自我的實踐契機；另一方面，尊重了個性差異，實現了資源共享，收獲了知識技能，體驗了民主合作，真正實現了學習資源的生成。

在“投資理財的選擇”一課教學中，筆者考慮基于投資理財WebQuests專題網站的探究展示平臺，開展小組合作式探究學習。

“股票組”借助網絡游戲“股市浮生記”（如圖1所示）。演示炒股流程：進入系統完成注冊，在查詢欄輸入欲購買股票的代碼，系統會自動彈出含有當日漲跌走勢的日K線以供分析時用，如需交易則在交易欄輸入代碼即可進行委托交易了。游戲，讓股票走近了學生的生活，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直觀展示了股票高收益高風險同在的投資特點。在此基礎上，歸納股票投資的收益性、流通性和風險性，解讀股息紅利和股票升值差價等收益來源也就水到渠成了。

“債券組”播放投資專家訪談DV“投資理財面對面”，讓同學在直觀的影音渲染中體會債券何以能成為投資首選，并結合資源導航板塊相關內容，闡述債券的種類與風險系數。通過播放市民搶購國債及現場采訪的自制視頻，進一步解讀債券尤其是國債的投資特點。

“保險組”播放保險小故事Flash若干，讓學生了解保險的起源、發展及種類等方面的內容。以“十一黃金周”高速公路免費通行為背景，舉例說明交通事故保險理賠的流程，讓學生在弄清購買保險注意事項的同時，充分認識到保險是規避風險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