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經濟根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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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角度定位；社會經濟根源；價值取向；調整對象

回顧1979年以來經濟法學的研究，從粗淺的法律法規注釋，到與民商法的“地盤之爭”，再到系統性研究的產生、深化、成熟。直到今天，無數經濟法學者孜孜以求建立經濟法科學、合理的理論體系。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法學要走出困境，必須擺脫錯誤的、不合時代的理論束縛，基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和目標模式，突破傳統法學體系，新創中國經濟法理論。其中關于如何對經濟法做出科學定位成為新創經濟法理論體系的“瓶頸”。

一、調整對象定位說的悖謬

長期以來，中國法學界對法律部門的劃分理論的基礎就是繼承了大陸法系傳統，經由前蘇聯法學界奠定的調整對象定位說。[1]該學說認為，凡調整特定社會關系的全部現行法律規范，就組成了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根據法律規范調整對象的不同，可以把一國現行的法律規范劃分為若干類。這每一類現行的法律規范，在法學上稱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由該理論可以推知，每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必有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于是調整對象就成為劃分法的部門的標準。基于該理論，直接導致了我國民商法與經濟法長達十幾年的“地盤”之爭。我們不禁反思，一種社會關系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調整嗎？一個法律部門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嗎？

任何社會關系都有多層次的屬性，不同屬性往往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而任何一個法律部門就其基本功能來說，往往只滿足某種法律需求。因此同一社會關系多重屬性的不同法律需求就需要多個法律部門綜合滿足。而且一種社會關系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中，還會增加新的屬性，就會有新的法律需求，導致新的法律部門產生。所以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再看第二個問題，每個法律部門都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就是說它相對于其他的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來說有自己獨特的特征。如果有兩種社會關系圍繞某一特定的主題而有機結合成一個系統或整體，是否就可以作為一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存在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因此，僅僅以調整對象來區分和定位法律部門在高度社會化的今天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既然調整對象定位說有其先天的悖謬，那對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定位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有學者認為劃分法的部門的主體標準是調整對象，但應輔之以調整方法；[2]有學者認為任何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客觀方面，需要由社會環境造就出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形成法律部門還需要由法學家解釋總結；[2]也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現實的在各國立法體系中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前提有二：一是該國事實上國家已擔負起經濟調節職能，調節和影響著國民經濟的結構和運行，因而以國家為一方主體而發生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發達。二是該國法制，特別是經濟法制比較健全，重視并實際運用法律手段調節管理經濟；[3]還有部分法學論著為了證明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的部門，除了提到調整對象以外，還列舉了經濟法的主體、調整方法、外觀程序的特殊性、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管理職能的加強、經濟司法機關的建立作為依據。

綜合上述觀點，大部分學者已經突破了傳統理論中一個法律部門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的“一對一”的觀點，但卻仍囿于調整對象的抽象特征這一中心，或多或少受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理論的影響。但是從發展趨勢看，隨著立法的日益增多，法律部門的劃分也將會更加具體，這就需要在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礎上再考慮其他的因素，以便將法律部門劃分得更科學、更合理。[4]

二、多角度定位的構建

對經濟法的定位應視立法的發展和實踐活動的需要而不斷發展與完善。筆者認為經濟法定位的決定因素應當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其本身是客觀的，具有獨特屬性；二是其與經濟法的定位有內在相關性，即反映了經濟法本質屬性的一面。并由此提出對經濟法的多角度定位的設想，從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價值取向和調整對象三個角度定“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之位。

（一）社會經濟根源之定位

經濟法的源起，皆在說明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包括經濟法的社會根源和經濟根源。研究經濟法的起源，就是要以社會的角度用經濟的方法揭示經濟法存在的理由，界定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的邊界，對經濟法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準確定位。只有對整個經濟法體系進行社會經濟分析，揭示出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才能發現經濟法獨特的作用，準確界定其調整范圍、調整方法、價值定位等特性問題，進而為經濟法的多角度定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經濟法的源起從現象上看有一條基本線索，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發展的壟斷階段后，戰爭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隨之而來，對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摧殘。為應對壟斷所生的兩大惡果，政府主動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這就是關于經濟法源起的國家干預說。這一理論無疑反映了經濟法產生的社會和經濟背景，而從理論上分析則是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

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性調節機制，但市場調節機制并非萬能，它有其局限性。即市場調節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具備一定條件，若條件不具備或發生變化，則市場缺陷立即顯露，造成嚴重后果，即“市場失靈”。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市場障礙，即在市場上存在阻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領域，市場機制不能進入施展其作用；二是市場機制的唯利性；三是市場調節具有被動性、滯后性。[3]在市場失靈并由此引起經濟和社會其他方面嚴重后果的情況下，只有依靠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經濟進行某種調節，以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的協調、穩定和發展，這就是國家調節。但隨之而來的政府官員權力壟斷、官僚體制、機構膨脹、效率低下；公共產品不計成本；尋租行為盛行表明政府干預被理想化了。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存在不當運用權力的傾向和能力，政府干預還需要成本（在很多情況下是巨額的成本），因此政府失靈隨之產生。于是授權政府在必要情況下干預經濟并防范政府失靈的經濟法應運而生。

總之，針對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兩大社會經濟根源而生的經濟法具有必要的、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民商法、行政法均不規范政府的經濟行為，代替不了經濟法的調節作用。經濟法在職能上是對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超越和補充。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是其一系列特殊屬性的決定因素，是確定經濟法獨立法律部門定位的實質依據。

（二）價值取向之定位

經濟法固有的基本取向是社會本位，社會公共性是經濟法的核心范疇。圍繞社會公共性這一范疇，我國現代化的經濟法價值主要應是關注社會公平與經濟民主兩個價值。[5]社會公平應當涵蓋競爭公平、分配公平、正當的差別待遇三個方面的內容，在社會公平架構中，競爭公平和分配公平始終是首要的和優先的原則，差別待遇僅僅是前者的必要補充和深化。經濟民主是作為經濟專制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義是指在充分尊重經濟自由基礎上的多數決定，在經濟法領域，其主要強調的是經濟決策的公眾參與，又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客觀層面，經濟民主要求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時，應當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將宏觀決策構建在充分對話基礎上；在微觀層面，經濟民主則體現為國家在充分尊重企業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業建立一套有效的經濟民主機制，保障企業職工的民利，促進企業的民主化管理。

為什么經濟法獨特的價值取向能作為經濟法定位的因素呢？

1、事物的價值是客觀存在的，是由事物的特性決定的，因此它是特定的，法的價值也是如此。不管人們出于何種目的和理念而對法的價值進行利用，都必須以法所固有的基本價值為基礎。因此，發揮和利用法的價值最合適的方法也具有客觀性。經濟法由于其客觀價值特性決定，它的價值最適合于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法固有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以社會為本位的。因此經濟法價值取向與其特性的客觀相關性決定了價值取向作為經濟法定位因素的可能。

2、經濟法特殊的價值取向是由經濟法在法體系中的特殊本質屬性決定的，經濟法按其在法體系中同其他部門法在調整任務上的分工，它涉及經濟領域和經濟生活，其內容是經濟性，因此它的價值亦重在經濟性。同時，進入現代社會，凡法都在其力所能及范圍內適應著社會性要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現社會化趨向。社會公共性的凸顯要求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民法和行政法不能完全適應由社會公共性的凸顯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和所反映的客觀社會要求，經濟法應運而生；社會公共性所內含的經濟自由、經濟民主、經濟秩序以及社會公益自經濟法產生以來就一直是經濟法的價值所在。總之，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其本質屬性并使經濟法與其它法律部門在價值層面上截然區分，足以成為經濟法多角度定位中有力的一翼。

（三）調整對象之定位

法律意義上的調整，淵源于前蘇聯的法學著作，它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對人的行為或社會關系進行影響。對于調整的作用，最普遍的看法是，法律調整是國家利用法律整頓現存的社會關系，使其納入一定范圍。[6]因此法律上的調整應是指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規范。由此就引出了現有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確定過程中一個基礎的理論難題，即“社會關系”與“經濟關系”基本概念的澄清。縱觀我國經濟法學界諸多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學說，對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這一基本概念區分的問題顯然是重視不足的，但“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在法學中和在政治經濟學中都有明確的涵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某些概念與法學中的概念不應混同。[7]經濟學中的經濟關系不是法學中的社會關系，不應成為法律調整對象。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筆者考慮到此頓生一種是否陷入學究氣的尷尬，但還是要把問題提出來。

再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經濟法作為國家調節社會經濟之法，其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經濟法就是規范和保障國家調節之法。國家對社會經濟的調節有三種基本方式，即強制、參與、促導，這實際上就是國家調節的具體內涵。由此形成了調整對象以及經濟法體系的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通過強制方式來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關系及規范；通過參與方式來直接投資經營的關系和規范；通過促導方式來對社會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關系和規范。[8]其中應當說明的是：首先，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最終定位在社會關系，符合法的調整對象的一般理論；第二，上述界定注意到了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調整對象的關系協調，十分可取；最后也是最關鍵的是，筆者認為以上界定切中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核心范疇，即國家政府行為。經濟法是與時俱進之法，中國的入世必然對經濟法產生重大影響。入世的《中國議定書草案》的19個條文，全都是針對國家政府行為的，它表明，WTO規則的本質在于限制政府采取可能扭曲貿易流動手段的能力，經濟法學必須順應現代法學重心由“法即規則”轉向“法即行為”的發展趨勢，將政府經濟行為確立為核心范疇，摒棄只注重研究經濟法規則、規范體系及其結構的傾向。[9]上述界定中對國家調節的分析正是圍繞國家經濟行為這一核心范疇展開的。

三、結語

經濟法的定位就是對經濟法的地位如何確定的問題。對此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經濟法是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有其自身的獨立存在的理由，是其他部門法所不能替代的。但就“獨立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這一問題，學術界可謂眾說紛紜。本文旨在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以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為中心，價值取向和調整對象為兩翼，從多角度對經濟法定位，提出一種新的思維方法，不無裨益。

[參考文獻]

[1]史際春經濟法的地位問題與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理論批判[A]經濟法研究[C]（第一卷）。

[2]楊紫煊經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4]劉金國、舒國瀅法理學教科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03。

[5]李昌麒、魯籬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J]法學研究，1999，（3）。

[6]李昌麒經濟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56。

[7]張傳兵評中國經濟法新諸論[J]法學理論，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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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克思 經濟危機 根源 堅持與發展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11-0182-01

人們習慣性地認為經濟危機根源，由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而現實狀況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經濟危機的同時，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這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2007年底，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而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的也卷入經濟危機，比如說中國。而辯證地堅持和發展解決經濟危機的根源，適時地調整措施來發展符合實際情況的經濟的理論又成為重中之重。

一、堅持

究其根本原因，經濟危機的本質和根源，就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存在矛盾。首先，資本主義生產的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正因為資本主義企業對剩余價值不斷追求，迫使其盲目擴大生產。而在這個擴大生產的過程中，又會造成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最終致使無產階級貧困的發生。長期發展下去，必然會造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本質上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經濟危機不僅帶來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產價格縮水等影響，同時也使得失業率急劇上升，CPI指數更是日漸攀升，人們的生活質量明顯下降最終使得受害最深的還是普通勞動群眾，生活質量明顯下降。

其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突出表現表現在生產資料占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存在切實的對立。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沒有辦法解決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卻能夠成功地解決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之中發生的作用。但從唯物史關的角度上來看，要想切實地解決經濟危機，緩解經濟危機帶給社會的各項問題，就要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

再次，研究經濟危機最初是以19世紀成熟的歐洲資本主義為分析對象，那時候的商品經濟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生產還未完全實現社會化，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還未形成統治地位，因此經濟危機還缺乏統一的國際市場條件。但是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已經發展的較為成熟，市場發達，依賴性較強的國際經濟活動也逐漸成熟，這就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創造了更偉重要的市場條件。用唯物辯證法來分析，經濟危機不再是社會再生產經濟循環的某個環節，而是在連續不斷地循環過程中不斷存在并顯現出來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決經濟危機，要從連續不斷的循環過程著手把握，而不只是從某一個階段來解決。

二、發展

在分析和解決經濟危機根源問題上，我們在堅持的同時，更主要的是結合實際情況發展。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結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也從不同的發展階段考慮了商品經濟，進一步揭示經濟危機發生和發展的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簡單商品生產和交易過程中，貨幣的產生盡管克服了物物交換的局限，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職能也可能會使市場出現商品買賣脫節、交易的中斷、生產的中斷等現象，這就偉經濟危機的出現造就了必要條件。漸漸地，貨幣的支付職能逐漸發生作用，但是在促進商品交易的過程中，也容易會由此形成交換者的多角債務關系，信用關系收到威脅，經濟危機可能性就會進一步擴大。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會使得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使得經濟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

理論和事實證明，在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經濟危機不會真正的發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場經濟才會真正地孕育經濟危機。在現實生活中，在考慮經濟危機的社會經濟制度因素的同時，社會市場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視。

社會市場制度主要是指市場配置資源的運行機制和制度，這其中主要包括企業組織制度、市場交易規則、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這種社會市場制度成為了造就經濟危機的基本因素。而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程度和現實情況也表明，經濟危機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只要是這個社會，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占主導，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經濟活動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企業目標與社會生產的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也會存在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在信用制度進一步擴大了經濟市場后，虛擬經濟則日益脫離實體經濟，“泡沫”的破裂逐漸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索。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典范，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日漸穩定成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手段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成為了我國目前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經濟不斷融入國際市場，自我國加入WTO以來，國際貿易往來更是日漸增多，在受益的同時也存在金融市場和虛擬經濟等各項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深深地受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這種市場經濟突破了國家和所有制的各種限制，將整個世界市場連為一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都會通過這些渠道傳導到中國。

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經濟危機的根源，事實上這與其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認識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企業組織商品生產和交換，進而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商品的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則消除了商品經濟的重要條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樣商品生產和交換也及不存在了。現在看來，馬克思的商品經濟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前社會對商品經濟原因的認經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已經完全適應不同的社會制度。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的利益主體也客觀的存在著，都需要交換商品來進一步實現經濟利益。那么，我們對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也要有所發展。因此，一般說來，商品經濟、市場制度的各種弊端，包括經濟危機，也必然會發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社會。

總而言之，在解決經濟危機和現實經濟問題的過程中，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用辨證的角度去看待各種經濟理論和問題，這樣才會創造出符合自身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模式，經濟發展才會逐漸日趨成熟穩定。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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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格拉周期是資本主義經濟中一種為期約10年的周期性波動。

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結婚、出生、死亡等統計時開始注意到經濟事物存在著有規則的波動現象。他認為，存在著危機或恐慌并不是一種獨立的現象，而是社會經濟運動三個階段中的一個，這三個階段是繁榮、危機與蕭條。三個階段的反復出現就形成了周期現象。

他又指出危機是已發達的工商業中的一種社會現象，在某種程度內$這種周期波動是可以被預見或采取某種措施緩和的，但并非可以完全抑制的。他認為，政治、戰爭、農業欠收以及氣候惡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動的主要根源，它們只能加重經濟惡化的趨勢。周期波動是經濟自動發生的現象，與人民的行為、儲蓄習慣以及他們對可利用的資本與信用的運用方式有直接聯系。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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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上世紀60年代西方生態學者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及其產生的根源進行探究后;7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沿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道路、從資本主義技術理性視角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態又從多角度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了系統剖析。

吸取生態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分析的合理內容,立足于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理論上，本文筆者試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文化三個方面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為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啟示。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實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現為利潤最大化。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態危機的根源。

(一)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

    生產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包括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兩種生產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主體地位逐步讓位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這是由于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增長潛力有限，通俗地說,勞動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內的二十四小時。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增長潛力不斷拓展。降低勞動力價值的途徑不外乎降低勞動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而生活資料價值的降低則寄望于其生產效率的提高。提高生產效率可用單位時間生產更多的產品數來詮釋，當然也可用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時間縮短來表達。

實現生活資料生產效率的提高,可從生產生活資料的相關要素來人手。生產生活資料需要土地、水、空氣等自然資源，需要科學技術與企業家才能。為了單位時間生產更多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所有者自然會大量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比如,在土地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破壞生態環境去大量開墾耕地、破壞土地生態去過度利用土地;在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破壞生態環境去大量開采水資源、破壞水資源生態過度利用水資源;在空氣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對空氣物理性污染與化學性污染不斷加劇。

可以想象，由于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技術類型已不斷提升生活資料生產中對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其開發與利用程度。而且,在企業家組織與管理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資料生產中對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不斷精致。顯然科學技術與企業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資料生產中促進單位時間的產品數增加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形成對土地、水、空氣等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利用。

這種過度開發與利用不斷累積，勢必形成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加劇，破壞生態系統正常的物質與能量的循環，導致生態危機。

(二)資本主義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反過來又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前,分工發展比較質樸。.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分工飛速發展。以蒸汽機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的到來，資本主義分工深化不僅體現于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體現于生產領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分工由國內漫延至國際。

分工拓展了生產領域。被譽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規模開采與利用始于18世紀。石油是工業的血液，其成規模開采與利用始于19世紀。海洋資源內涵也不斷豐富，海洋資源生產領域不斷拓展。

分工促使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工業流水線又稱為裝配線，指每一個生產單位只專注處理某一個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國人喬賽亞?韋奇伍德的埃特魯利亞陶瓷工廠。韋奇伍德把原來由一個人從頭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藝細化為幾十道專門工序，每道工序分別由專人完成。這樣一來,傳統意義的制陶工被后來的挖泥工、運泥工、扮土工與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場的工人按統一的勞動節奏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

伴隨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生產部門同類企業逐漸分離、同一企業新部位逐漸產生。這些新企業新部門擁有專業化的機器設備，專業化的工藝流程,專業化的生產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當然，生產部門專業化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在工業化初期，是從部門專業化、產品專業化開始;到工業化中期和后期,發展到零部件專業化、工藝專業化。

國際分工是各國社會分工的延伸和發展,是超越國界的專業化分工，是一國國民經濟內部分工向國際領域擴展的結果。國際分工的產生和發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其社會經濟條件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水平,其自然條件指自然資源。隨著資本主義分工深化，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價值動機驅使下,資本主義國家對自然資源掠奪不斷加劇。

(三)資本主義的利潤最大化

資本所有者生產的唯一動機是利潤最大化，由此構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重要經濟根源。

利潤是剩余價值轉化形式,剩余價值是利潤的本質。利潤和剩余價值數量上是等值的，只不過剩余價值是相對勞動力資本來說,利潤是相對全部預付資本來說。

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資本所有者會盡可能地降低生產成本。生產成本的降低無非從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兩個角度來著手。從降低生產要素的成本來說,在降低勞動力成本的同時,會盡可能地使用廉價的自然資源。根據價值規律,自然資源的價格受供求關系的影響。為了降低自然資源的價格,勢必不斷增加自然資源的供應。由此，造成對自然資源不斷地開發。自然資源是自然的有機組成,人為剝離的后果自然是擾亂生態平衡。

常識告訴我們，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不斷開發自然資源,必定會有自然資源枯竭的時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開發自然資源的原則不是生態破壞最小化,而是利潤最大化。“資本害怕沒有利潤和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丨0%的利潤，它就得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樣,幵發過程中為服從利潤最大化原則,對生態平衡的擾亂程度勢必更大。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交往中，掠奪自然的觸角已由國內伸到全世界。這樣,原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能源短缺和資源枯竭問題正波及全球,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問題。

二、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制度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決定性方面，它決定與支配著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其他根源。當然,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其他根源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無疑也產生著影響和作用。

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又一根源。解讀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危機。W75對此，我們應簡單回顧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盡管今天資本主義制度面臨質疑，但當年資本主義制度的的歷史進步性無疑是巨大的。這一點，可從馬克思的論述來理解，“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讓市場自由活動。亞當?斯密反對國家干預市場自由活動,指出:應當聽任市場自由活動,如此“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于社會利益的義務。”他認為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應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而且是僭取市場主體的權力，“是再危險也沒有了”。

但是，在不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理念指導下,經濟生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經濟危機激發了人們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

凱恩斯主義在如此背景下產生,它深人地影響了資本主義制度。凱恩斯主義的精髓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市場力量部分讓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凱恩斯主義理論指導下，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廣泛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

但是,資本主義“對使用行政計劃來確保資本運作的需求在不斷增大”,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則要求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對資本主義矛盾有計劃地加以協調。”“由于國家已經卷人生產過程，因此，它就改變了資本實現過程本身的決定因素。在階級妥協的基礎上，行政系統獲得了一種有限的計劃能力。這種計劃能力可以在通過形式民主獲得合法性的架構內，用于被動地避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維護集體資本主義的利益一方面與個別資本集團的利益發生矛盾和競爭,另一方面與各種大眾集團以使用價值為取向的普遍利益發生競爭。”[4]65由此,構成資本主義合理性危機的一個原因。至于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人系統”。

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危機，孕育了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危機。如此情形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統治不再以價值規律（雇傭關系）這樣一種匿名方式來進行,實際的‘權力格局’直接決定了各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正因為如此,國家必須對這種‘權力格局’的正當性作出證明--證明其干預行為具有某種正當的規范基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作出論證，由此構成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

身處合法性危機的資本主義,不得不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會補償政策來維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當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向人民許諾提供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財富的同時，人們對經濟增長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一種習慣性期待。在資本主義國家試圖不斷弱化群眾的政治意識過程中,必須不斷向外擴張、對自然界進行無節制地開發。可想而知,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和有限的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加劇。

三、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觀念、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科學技術的異化。

(一)控制自然的觀念

人類進化過程中,人與自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始朦昧時期,人還沒有自我意識，人與自然天然渾成。隨著人類的進步,人與自然關系在統一中呈現比較強烈的對立性。

尤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時期，人類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對抗自然的能力也在顯著提高。在與自然對抗中，人類逐步產生控制自然的觀念。加拿大學者威廉?萊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觀念理解為生態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他明確指出:造成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傳下來，厚厚地積淀在人們頭腦中的控制自然的觀念,而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也正在于改變人們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觀念。

在這種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作用下，人類工具性地對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關系只是一種控制和被控制的關系，人們習慣于從實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處理這種關系。從歷史維度來看,控制自然的觀念雖然鼓舞人們相信人類可以根本改變生存的物質條件,但同時也使人類利用自然力的性質發生改變,產生了消極方面的影響。萊斯認為,這種負面影響體現在人們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為滿足人貪婪欲望的材料來加以理解和占用,從而威脅著一切有機生命的供養基礎、生物圈的生態平衡。

(二)消費主義價值觀

消費主義價值觀同當代生態危機有內在的聯系。消費主義是20世紀20年代產生于美國的一種主張消費至上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它設想人們把消費當做人生的最高目標，鼓勵人們拼命掙錢、及時消費。

顯然，這是一種錯誤的價值觀。人類經濟活動基本形式的生產與消費關系是，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消費的需要，消費的目的是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這就是說，消費的目的不是個體的窮奢極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費。

消費主義價值觀盡管是錯誤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末日心態下不斷蔓延。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引導下，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被現代文化刺激起來的表現欲望。由于消費主義價值觀把物質消費活動作為獲得滿足的唯一形式，當代西方社會勢必要把如何保證物質條件作為關注的中心。這些物質條件的保障既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勢必掠奪自然、導致嚴重的生態破壞后果。在高生產、高消費的經濟模式中，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勢必產生大量的生產廢品和生活垃圾，加劇生態后果的嚴重程度。

(三)科學技術的異化

今天,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的影響日益巨大。科學技術首先是以觀念形態呈現出來的。無可質疑，觀念形態的科學技術投人到社會生產中,表現出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其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影響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資本家逐利動機下,科學技術成為了資本家掠奪自然環境的幫兇。人類生存環境破壞的嚴重狀況，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學技術。

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科學技術時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這是資本家逐利動機下的溫和行為所致。而帝國主義資本以國家政權特征的逐利動機下所開發的核武器等反人類的科學技術產品則是科學技術異化的極致。

科學技術表現為人類發展的敵對力量，就是科學技術的異化。雖然我們不能把生態危機歸因于科學技術本身，但是我們不能脫離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的政治制度來談論科學技術的異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政治制度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異化的土壤，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異化的必然結果。

四、啟發

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的目的是為了從中獲取啟示,避免我們國家出現生態問題，同時促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

上面的分析從側面給我們一個理論依據: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土壤。確實，在成熟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也不可能出現生態問題,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生態問題的溫床自然很正常。對照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源，反思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存在的生態問題,我們應當加強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對市場經濟的管控。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之本是其經濟根源,而經濟根源的本質不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剩余價值產生基礎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資本主義分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利潤最大化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利潤最大化不過是私有制基礎上資本貪婪本性的表現。為避免出現生態問題，就要從所有制層次來著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充分發揮多種所有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性，但如此作為的前提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理想的國情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其歷史合理性。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當中的積極作用。但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當中有失靈的時候，尤其是在生態成本外溢中更加明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積極作用的同時，管控其對生態發展不利的影響。

(二)完善政府經濟職能、完善政府公共職責保障機制、完善行政權力結構與完善政府自身建設以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在建立市場化的宏觀調控體制過程中，增強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中長期規劃的科學性和約束性。在強化宏觀調控中政府的獨立地位的過程中，增強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現代市場監管體制過程中，確保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分工及其保障機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務型政府要求的績效評估體系和行政問責制度。構建行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集中解決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群眾意見大、制約政府公共權力規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建立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的陽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潔政府、法制政府。

(三)揚棄控制自然的觀念，摒棄唯消費主義價值觀。人是從自然中分離出來的靈長動物，是人成其為人的進步。人來自自然，但不能凌駕于自然。人離不開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發展規律，人類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勝于自然。“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同時，消費主義價值觀為消費而消費，導致消費

方面的無節制。我們應當摒棄消費主義價值觀,對消費進行有節制地健康地引導。加強對科學技術研究與應用以人文精神引導，推進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篇5

【關鍵詞】金融經濟；實體經濟；分離；成因；防范

1.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表現及其危害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分離并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只是二者分離的一個集中反映。隨著開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的蔓延，世界范圍內的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又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在危機發生之前的相當一段時期里一些發達的經濟體中出現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顯著失衡，這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共同特征。這一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有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大規模的兼并行為在大量大型金融企業中出現，導致經濟體中出現高度集中的問題。這種因為大肆合并而導致的高度集中進一步又在一定程度上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一則金融企業因高度集中而為金融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帶來了追逐高額薪酬的機會，再則是由于高度集中而使得金融機構出現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憑借自身不斷擴大的經營規模而無需承擔破產風險的憂慮，即使有破產的風險和可能，政府也會因為其規模巨大一旦破產就會給整體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而出手相助，因此，這些大型金融企業就減少了必要的風險防范，甚至會做出一些嚴重不利于自身發展和整體經濟發展的風險經營行為。

第二，由于金融經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導致經濟活動中的大量交易發生在金融經濟領域，實體經濟受到越來越大的擠壓，致使金融經濟中的交易出現純粹性的投機行為增加，乃至金融經濟徹底拋棄實體經濟，脫離與實體經濟的正常、必要的聯系，致使整經濟發生惡化趨勢。

第三，由于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例失衡，導致金融經濟中的投機因素影響到經濟指標，許多價格指數因為實體經濟的弱小和金融經濟的強大而難以真實反映實體經濟的運行現狀，這也進一步致使大量價格指數失去了其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實體經濟由于金融經濟的擠壓而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大量社會資本從創造真實價值的實體經濟領域流出，而流向金融經濟領域，而金融領域由于其投機而出現出虛假繁榮，這又進一步掩蓋了實體經濟中的諸多問題，進而影響了整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經濟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金融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顯著提升，這是世界經濟結構演變中的一個最為顯著的特征。這種發展趨勢既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作用。一方面，由于金融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加，大量社會資源流向金融經濟領域，金融經濟在社會經濟整體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資金配置和流動指引的中介和配合作用，進而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如果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出現過度失衡，導致金融經濟由于過度集中而缺乏約束，甚至因為金融經濟的過度發展而損害了實體經濟的發展，這對整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又具有十分不利的影響。金融經濟在本質上是服務于實體經濟，這是其最為主要的職能，一旦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生分離，這對實體經濟乃至社會整體經濟都具有破壞性影響。因此，如何把握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之間的比例并防止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就顯得十分重要，這需要弄清楚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原因及其防范措施。

2.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主要根源及其防范

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是隨著金融經濟在數量、規模、地位等方面顯著超過實體經濟中而形成的，隨著這種趨勢的延伸，二者的分離必將對社會整體經濟發生消極影響。深入分析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原因，這對于防范因二者的分離而損害實體經濟和社會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總體看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根源主要有：

第一，金融資產比率增加，風險擴大。在談金融經濟發展甚至超過實體經濟時，實體經濟的發展是不可回避的問題。無論是在實踐順序上還是在現實貢獻上，實體經濟都是比金融經濟更具根本性，一方面金融經濟必須在實體經濟有了一定發展之后才能出現，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在任何經濟發展時期都是金融經濟發展的現實背景和經濟支撐。

因此，金融經濟的興起、發展都是以實體經濟的發展、繁榮為基礎的。但是在世界范圍內，由于實體經濟的交易需要外匯，這離不開金融經濟的支持，金融交易對于世界范圍的實體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一旦出現金融經濟，各種風險就不可避免。因此，金融交易的增長會比實體經濟增長更快，于是就出現了金融資產比率增加，這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機遇，也是經濟發展的挑戰，主要表現為金融經濟的過度集中而損失社會經濟。

第二，技術和制度因素也是致使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重要原因。在技術方面，技術發展和創新使得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都深受全球化影響而具有國際性，因此金融經濟的類型也日益增多，金融經濟的發展速度大大提高，金融交易也越來越大，金融資產比率也相應提高。在制度方面，隨著金融經濟超過實體經濟，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機會主義、各種非理、跟風行為、短期績效評價等都與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發生分離有關，這些行為都是一定的制度因素的結果。

第三，金融管制的弱化與自由化的膨脹，這是導致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相分離的直接影響因素。這種金融管制的弱化首先表現在國與國之間的金融管制的解除，使得資本的國際流動越來越厲害，另一方面還突出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的金融管制的弱化和解除，這加強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導致金融交易量的增加。

3.金融經濟應以服務實體經濟為自身發展的立足點

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都離不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在本質上看，金融經濟產生自實體經濟的發展，金融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也離不開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經濟將自身定位于服務于實體經濟對于金融經濟自身的發展乃至世界整體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次世界金融危機在表面上看似是金融領域的危機，其根源仍在與實體經濟，即金融經濟的過度發展和集中嚴重影響了實體經濟，最終又導致金融經濟缺乏實體經濟的必要支持，進而出現了全球性質的經濟危機。這些金融危機出現的表現是金融機構和企業越來越具有自我滿足、自我服務、自我強化的傾向，金融經濟已經基本上徹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金融經濟還干擾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金融危機的根源還是在于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的分離，致使金融機構和企業缺乏實體經濟的必要支撐。

因此，世界走出金融危機根本出路還在于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并積極引導金融經濟為實體經濟服務，促進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金融機構努力改革做到為人民服務、為中小企業服務、為科技創新服務，根本上是金融經濟要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既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金融經濟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經濟危機走向緩和的重要條件。

【參考文獻】

篇6

 

理論根源 

 

政府信用理論雖然沒有被系統、完整地提出過，但是其它理論學派卻給這一理論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基礎。委托—理論被廣大學者認為是政府信任的理論基礎之一，而委托—情況下的信息不對稱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機的理論根源。公眾將行政權委托給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眾委托的人，政府根據公眾的授權采取行動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務。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觀環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機會主義。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信息的天然壟斷性，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專業，這些都會導致信息不對稱，使公眾對政府監督約束困難。在政府權力缺乏有效監督約束的情況下，委托人和人的關系可能完全顛倒過來，人由于掌握著公共權力而成為管理者。這樣政府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出現反客為主漠視委托人意愿的現象，使公眾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應，公眾也就無法再信任政府。 

 

體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盡管政府行為的失信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政府未能正確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務職能，不能滿意的回應公眾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刻影響，我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眾給予的委托權力。部門之間、地方之間相互推諉責任或者相互爭奪利益的現象普遍存在。 

二是約束、監督制度不完善。在實際生活中，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機制缺乏應有的力度，監督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在行政監督中監督主體過多、監督無力和監督職能不明確以及缺乏獨立性現象普遍存在，這些導致權力機關監督幾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責任追究賠償制度。政府決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時，應對主要的政府責任人給予一定的懲罰，讓失信的行為和失信的責任、后果相對應。長期以來我國行政人員的權責主體很難劃分明確，即使有明確的責任主體，但是由于缺乏嚴格的行政程序規則，當面對行政責任問題時，無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責任人的責任。 

四是行政考核機制不健全。目前，對于政府官員的晉升考核機制不健全，過于看重政績和經濟效益，忽略了把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也作為一個考核標準。 

 

能力根源 

 

（一）財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運作需要龐大的財政開支，如果財政能力弱小就會限制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經費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執行缺乏物質保障，政策執行不力。財力的缺乏也會導致社會公共事業的服務滯后，像教育、衛生、醫療、水電、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 

（二）行政運作的能力低效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經歷了二十幾年的改革，各級地方政府的機構設置幾經調整、精簡，但至今仍存在機構臃腫、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樣的財政能力條件下，一個運作能力強、可以高效運轉的行政管理機構，毫無疑問會比一個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機構更能滿足社會發展和公眾的需求，令公眾滿意和信任。 

（三）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較弱 

在制度經濟學中，意識形態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內容。價值觀念、社會道德、風俗習性等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正確的理念引導正確的行為，而錯誤的理念也常常導致錯誤的行政行為。政府危機表面上看是行政行為失范，但是從深層次上看是由于價值思想觀念引起的。對于政府來說，通過意識形態來調整和改變公眾的價值偏好，使其意識形態能為公眾接受，政府就會有很強的威信，就會得到人們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很弱，就很難使得政府的意識為大眾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規則是政府的一項重要功能和職責，政府根據社會需要設計和組織實施新的制度安排，來引導社會成員的行為和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據制度來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設置合法的空間，來構建、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制度同樣也是“經濟人”行為選擇的一個約束。制度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社會信任生成機制，由于一些政府無法維護制度的權威性，無法有效的執行制度，才會直接動搖公眾對政府權威的信任。 

利益根源 

 

一是政府官員作為“經濟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為的主體是同樣具有個人私利的政府官員，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脫于現實社會經濟利益關系之外。在可能的條件下，他們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這些行為目標并不是總能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吻合。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來自于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切身體驗，來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員打交道的感知和評判。當公眾感受不到公正時，也就會動搖和瓦解他們對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機構也有自己的利益。實際上，政府機構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主體，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這些利益確實的存在著。隨著政府機構管理地方公共事務的自主權不斷提高，其自利性的行為取向也越來越趨于強化，甚至會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機構利益。市場經濟要求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地方為了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運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經濟的運作，人為割裂市場、限制公平競爭、破壞市場秩序。當地方政府為了利益爭奪運用種種技巧和策略博弈時，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漸喪失了。

行為根源

（一）政府對市場的過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引導市場的宏觀走向、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維護公平競爭、創造良好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處于主導作用。但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傳統行政思維定勢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一些行政官員角色錯位介入本不應該介入的微觀經濟活動領域。政府角色錯位不但不會發揮維護社會公正秩序和社會信用體系的作用，而且只會成為信用體系的破壞者。

（二）政府行為不符合實際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領導在決策方面背離集體決策的原則，不走群眾路線，不從實際出發，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功績來制定某些脫離實際的政策，不但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沒有任何的價值和效益，導致公眾對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對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穩定性

樹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訂出臺政策時必須保持高度謹慎的態度，政策出臺后也必須持之以恒的加以貫徹執行。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干部選拔任用及考核評估機制的存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誘導、驅使地方政府官員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績效的激勵機制。這意味著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穩定和連續的，使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和穩定的預期，從而降低了企業或個人講信用的積極性，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權力運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國家法律是保障國家正常秩序的關鍵，政府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礎上的。西方發達國家用了約150年的時間建立了相當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使得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規范，而更是一種法律要求。我國對政府行政權力運行的制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有關行政法律、規章較為抽象，規范性和操作性差，導致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徇私枉法、執法犯法等濫用權力的行為。

（五）政府行為缺乏公開性

我國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開程度較低，許多涉及公眾利益的規范文件不向利益關系人和公眾公開，公眾也沒有任何獲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徑。政府信息不公開，公眾對政府缺乏一種信任的基礎，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六）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

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信用體系也逐漸完備，并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的信用體系。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對政府信用的構建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由于受文化傳統、小農經濟傳統的影響和社會信用保障的缺乏，我國目前并沒有建立起一個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

篇7

理論根源

政府信用理論雖然沒有被系統、完整地提出過，但是其它理論學派卻給這一理論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基礎。委托—理論被廣大學者認為是政府信任的理論基礎之一，而委托—情況下的信息不對稱也恰恰是政府信用危機的理論根源。公眾將行政權委托給政府，是委托人，政府是公眾委托的人，政府根據公眾的授權采取行動完成委托的公共事務。而委托人要有效地控制人的行為，就需要了解人本身以及客觀環境的完全信息，了解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可以限制人的機會主義。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由于政府對信息的天然壟斷性，另一方面政府決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專業，這些都會導致信息不對稱，使公眾對政府監督約束困難。在政府權力缺乏有效監督約束的情況下，委托人和人的關系可能完全顛倒過來，人由于掌握著公共權力而成為管理者。這樣政府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出現反客為主漠視委托人意愿的現象，使公眾的意愿和利益得不到回應，公眾也就無法再信任政府。

體制根源

一是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盡管政府行為的失信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但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政府未能正確有效地履行其管理和服務職能，不能滿意的回應公眾的期待和信任。受封建文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深刻影響，我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不規范，某些管理者超越公眾給予的委托權力。部門之間、地方之間相互推諉責任或者相互爭奪利益的現象普遍存在。

二是約束、監督制度不完善。在實際生活中，我國現行的行政監督機制缺乏應有的力度，監督達不到應有的效果。在行政監督中監督主體過多、監督無力和監督職能不明確以及缺乏獨立性現象普遍存在，這些導致權力機關監督幾乎流于形式。

三是行政責任追究制度不健全。至今我國還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責任追究賠償制度。政府決策危害了公共利益時，應對主要的政府責任人給予一定的懲罰，讓失信的行為和失信的責任、后果相對應。長期以來我國行政人員的權責主體很難劃分明確，即使有明確的責任主體，但是由于缺乏嚴格的行政程序規則，當面對行政責任問題時，無力追究或者是不去追究責任人的責任。

四是行政考核機制不健全。目前，對于政府官員的晉升考核機制不健全，過于看重政績和經濟效益，忽略了把社會公眾的滿意度也作為一個考核標準。

能力根源

（一）財政能力有限

政府的存在和運作需要龐大的財政開支，如果財政能力弱小就會限制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而政府行政職能的履行缺乏必要的經費支持，使得政府的政策執行缺乏物質保障，政策執行不力。財力的缺乏也會導致社會公共事業的服務滯后，像教育、衛生、醫療、水電、交通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

（二）行政運作的能力低效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經歷了二十幾年的改革，各級地方政府的機構設置幾經調整、精簡，但至今仍存在機構臃腫、行政低效的局面。在同樣的財政能力條件下，一個運作能力強、可以高效運轉的行政管理機構，毫無疑問會比一個低效能的行政管理機構更能滿足社會發展和公眾的需求，令公眾滿意和信任。

（三）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較弱

在制度經濟學中，意識形態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最主要的內容。價值觀念、社會道德、風俗習性等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正確的理念引導正確的行為，而錯誤的理念也常常導致錯誤的行政行為。政府危機表面上看是行政行為失范，但是從深層次上看是由于價值思想觀念引起的。對于政府來說，通過意識形態來調整和改變公眾的價值偏好，使其意識形態能為公眾接受，政府就會有很強的威信，就會得到人們的信任。相反如果政府的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很弱，就很難使得政府的意識為大眾接受。

（四）制度能力的短缺

提供制度規則是政府的一項重要功能和職責，政府根據社會需要設計和組織實施新的制度安排，來引導社會成員的行為和滿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也根據制度來為社會成員的行為設置合法的空間，來構建、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制度同樣也是“經濟人”行為選擇的一個約束。制度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社會信任生成機制，由于一些政府無法維護制度的權威性，無法有效的執行制度，才會直接動搖公眾對政府權威的信任。

一是政府官員作為“經濟人”有自己的利益。政府行為的主體是同樣具有個人私利的政府官員，當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脫于現實社會經濟利益關系之外。在可能的條件下，他們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特別是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更加注重追求自身利益，而這些行為目標并不是總能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吻合。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來自于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切身體驗，來自于同政府行政官員打交道的感知和評判。當公眾感受不到公正時，也就會動搖和瓦解他們對政府的信任。

二是政府機構也有自己的利益。實際上，政府機構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主體，也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這些利益確實的存在著。隨著政府機構管理地方公共事務的自不斷提高，其自利性的行為取向也越來越趨于強化，甚至會被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團所左右。

三是地方政府機構利益。市場經濟要求市場統一、開放、競爭、有序。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地方為了追求高速的經濟發展，運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經濟的運作，人為割裂市場、限制公平競爭、破壞市場秩序。當地方政府為了利益爭奪運用種種技巧和策略博弈時，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用也就逐漸喪失了。

行為根源

（一）政府對市場的過度介入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引導市場的宏觀走向、培育市場體系、監督市場運行、維護公平競爭、創造良好市場環境，讓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處于主導作用。但受長期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傳統行政思維定勢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一些行政官員角色錯位介入本不應該介入的微觀經濟活動領域。政府角色錯位不但不會發揮維護社會公正秩序和社會信用體系的作用，而且只會成為信用體系的破壞者。

（二）政府行為不符合實際民意需要

有些地方領導在決策方面背離集體決策的原則，不走群眾路線，不從實際出發，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功績來制定某些脫離實際的政策，不但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沒有任何的價值和效益，導致公眾對政府的政策不予以合作，對政府也更加的不信任。

（三）政府行為的短期化和政策的不穩定性

樹立良好的公信力要求地方政府在制訂出臺政策時必須保持高度謹慎的態度，政策出臺后也必須持之以恒的加以貫徹執行。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干部選拔任用及考核評估機制的存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誘導、驅使地方政府官員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績效的激勵機制。這意味著政府的政策不再是穩定和連續的，使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和穩定的預期，從而降低了企業或個人講信用的積極性，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信用。

（四）行政權力運行的法制化程度低

國家法律是保障國家正常秩序的關鍵，政府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活動，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是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保障基礎上的。西方發達國家用了約150年的時間建立了相當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使得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規范，而更是一種法律要求。我國對政府行政權力運行的制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有關行政法律、規章較為抽象，規范性和操作性差，導致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徇私枉法、執法犯法等濫用權力的行為。

（五）政府行為缺乏公開性

我國政府信息偏重保密，公開程度較低，許多涉及公眾利益的規范文件不向利益關系人和公眾公開，公眾也沒有任何獲取信息的手段和途徑。政府信息不公開，公眾對政府缺乏一種信任的基礎，即使政府政策努力追求合理，也難以得到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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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說認為，物權法基本原則包括物權法定原則、一物一權原則、公示公信原則。筆者認為，三者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其作為物權法基本原則這一統一的整體，在確保物權法立法宗旨和社會功能的實現中的互相呼應、互相補充、內在一致上，體現在規定物權法符合經濟要求中的各負其責、分工協作上。因而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不能脫離物權法的本質要求及“三大原則”的內涵和法理意義，而應從該三個基本原則的立法基礎方面入手，分析三者在立法基礎上的聯系，從而從原理上把握其在整個物權法體系上的相互關系。

一、物權法定原則的立法/！/基礎

物權法定原則的必要性在于物權自身的本質特征和社會經濟有序發展的要求。物權是支配型財產權，它的種類、內容、變動等與他人、社會和國家都有直接關系，只有通過物權法定，才能使物權歸屬明確化，使物權變動公開化，從而既保障了物權人的利益，也保障了社會其他成員和整個社會的利益，并使財產秩序透明化，從而保障交易的安全與便捷，有利于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二、一物一權原則的立法基礎

一物一權原則以確保物權支配內容的實現為其存在基礎。物權是對物的直接支配權，為使這種對物的直接支配在事實上得以圓滿實現，在法律上國家必須使其支配的客體的范圍在客觀上得以確定，并使其支配的外部范圍明確化。一物一權使得物的權屬確定明晰，簡化了物權關系，抑制了紛爭的發生，從法律上規范了對物的利用，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及交易風險，保障交易安全。

三、公示公信原則的立法基礎

物權是對世權，其變動涉及的范圍大，不公示不足以明確物權的歸屬，不利于保護權利人。對那些不伴有外部表征的物權變動來說，若不公示，對利害關系人尤為不利，因此，物權變動的公示不僅涉及到物權人自身的安全，也是維護第三人利益的需要。而公信則賦予公示以法律效力，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得到保障，從而堅定了交易當事人對交易成功的信心，使交易安全得到保障，同時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在客觀上刺激了經濟活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四、結論

由上述分析可見，物權法“三大基本原則”在立法基礎上是相通的，三者在立法上有共同的目的，都是要保障商品經濟中財物的安全利用和交易安全、便捷。在此框架下，三者相互呼應，分工協作，共同保障物權法主要任務的實現。

物權法定原則使物權類型、內容明確化、法定化，從而規范了一物一權的內容及公示公信的內容、公示的方法，同時物權法定原則也為一物一權、公示公信在實踐中的有效實施奠定了基礎。如果物權的種類、內容沒有由國家法律明確規定，則一物一權、公示公信的權利內容會陷于不確定中，如此則一物一權之“權”者為何、公示公信之示“誰”信“誰”，都成為未定之數，一物一權、公示公信則實際成為空談，物權關系即變得混亂無章。正是物權法定才使一物一權、公示公信在操作上成為可能；正是物權法定才使一物一權有了法律上的根源，使公示公信的內容趨于統一，使物權便于公示，并使公示公信的效力得到了保障。

一物一權原則保證了財物權屬的明晰化，從根源上減少了紛爭發生的可能，使物權法定的效力得以落實，同時確保了公示公信的可靠，并使物權便于公示，規范了財物使用、流轉秩序。若一物上有若干相沖突的權利，或者一權及于數物，則物權法定之法定功能弱化，從而失去了其原本意義及效力，公示也會陷于不穩定中，遑論公信。

公示公信原則使物權法定、一物一權在財物流轉中得以充分貫徹，使二者的效力、影響深及于財物流轉中，使二者充分發揮其對商品經濟活躍的交易行為的穩定作用。公示公信的內容即物權法定所“法定”的內容，并以一物一權為基礎，確保了物權法定、一物一權效力的實現。由于公示公信往往體現在財物交易過程中，因而在交易中物權的公示公信使物權法定、一物一權始終處于社會的監督之下，從而對物權法定、一物一權起到動態調節作用，使之不致在運行中背離其初衷。

三者相輔相成，共同保障對財物的安全利用、安全交易，確保交易快速便捷，從而有效保障物權法功能的實現，促進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

參考文獻：

[1]張俊浩.民法學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__.

[2]王利明.物權法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__.

[3]梁彗星，陳華彬.物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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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一、引言

教育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的根本要求。科學發展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科學發展觀雖然沒有直接提及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問題，但是已經隱含或涵蓋了這一點，這是區域內部第二層次的協調問題。區域協調發展就是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在這一層次的協調中，教育作為一個重要角色，不僅影響區域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區域社會發展，還影響區域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教育影響觀念的形成和轉變，影響人力資源的形成，從而影響區域的制度變遷。實踐證明，教育發達和適應的地方，相應地是社會和經濟較發達；相反，社會經濟欠發展的區域，凸顯教育的落后與不協調，并嚴重制約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與區域社會經濟不協調的問題，已經成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引起區域的足夠認識。目前，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已經不能適應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不能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必須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重新定義區域教育的發展方向、結構和體系。區域教育的首要目標是促進和服務區域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欠發展區域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協調的表現

這里的“欠發展”是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意思，不同于“欠發達”，欠發達是不夠發達，但含有發達的成分，而“欠發展”是一個更普遍而沉重的現實。這里的“區域”更多是指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因此，“欠發展區域”的定義是指發展不夠或發展滯后的縣域或縣域毗鄰區，即一個以上的欠發展縣或欠發展地區，是以發展地區作為參照物。“欠發展”區域教育的不適應主要表現在：

1.區域教育的方向性偏離

在欠發展區域，基礎教育是教育的主體。由于基礎教育的特征是應試教育，忽視職業技能培養，嚴格與高考對接，為高等教育輸送人才，也幾乎是在為城市培養人才，城市有更強的吸引力，回流的比例較低，教育對區域社會經濟的貢獻率很低。二元的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與人才結構，欠發展地區人才嚴重流失，而人才流失制約了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觀念的落后與經濟發展的滯后形成了貧困的惡性循環。

2.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的嚴重缺失

目前區域教育體系基本以基礎教育為主，區域發展所需的職業技能教育發展很慢，而且很不規范。職教的目標也是為了勞務輸出，為地區培養技能型勞動者；農民科普與素質教育幾乎被荒廢；區域黨政決策者及各層次干部的管理與決策教育沒有列入區域教育體系，而他們擔負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決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于繼續教育的程度與有效性；企業家隊伍和企業家精神是影響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企業家的培養與教育完全被忽視，依賴土生土長。應按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學習型社會的要求，以區域發展為目標，建立完整的區域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特別重視決策者教育、企業家教育、職業教育和農民科普教育。

3.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和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二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了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目前，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不利于農村和農民。為什么農村的義務教育問題長期解決不好？其根源就在于現有的義務教育經費分配格局嚴重不利于農民和農村。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現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中央只負擔2%，省地兩級負擔11%，縣級負擔9%，78%的經費要由鄉鎮這一級來負擔。既然是實行義務教育，就應該是城鄉一體的，都應該由國家來承擔，或主要由省級財政來承擔，不能往下壓。國家每年的衛生經費支出是幾千個億，但是85%給城市，只有15%給農村。這種文教衛生的二元投資結構，嚴重地制約了教育的發展，區域的財力只能勉強支撐基礎教育的發展，根本無力發展區域所需的教育，無法完善區域教育體系。

三、欠發展區域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協調的措施

1.調整教育方向

從區域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高度，重新認識教育的功能與作用，把握區域教育發展的方向，教育的結構、質量和數量必須滿足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區域的發展為依歸和出發點。

2.完善教育的結構與體系

按學習型社會和學習型組織的要求，逐步完善區域教育的結構和體系，以基礎教育為重點發展，完善各層次教育，尤其是決策者教育和企業家培養。在為城市和發展地區培養人才的同時，立足區域，培養人才。

3.改變二元教育投資結構

在改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時，按“多予少取放活”要求加大對區域教育的投資，有效改變二元的教育投資結構。

4.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

人力資源是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資源，區域黨政應建立這一共識，從區域長遠發展出發，建立區域人力資源戰略與規劃，在經濟改善的同時，改善人才就業環境，逐步留住本地人才和吸引城市人才、企業家和投資者。

5.改革區域教育體制

把教育看作是區域發展的重要工作，加強黨和政府對教育工作的重視；致力于改善區域教育體制，提高教育的效率、質量與活力。促進教育的多元化、市場化，充分引進市場競爭機制，激化教育的活力。

6.引入社會資本，擴大教育的投入

完全靠中央政府來辦好區域教育是不現實的，只能在充分挖掘現有投入渠道潛力的同時，使教育投入結構多元化。其中，重要的是要引入社會資本，而要完成社會資本與區域教育的多元化，就必須改革辦學體制和產權制度，促進辦學模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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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廣告產業 研究綜述 產業轉型

關于我國廣告產業的研究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起逐漸形成熱潮，至今仍然方興未艾。之所以對廣告產業的研究在現階段如此重要，首先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特別是2011年GDP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廣告產業與國家經濟的雙向互動成為研究的重點。其次是因為國家政策對廣告產業的轉向，將廣告產業列為“鼓勵類”項目，這些激勵性的政策制度的出臺可以說是廣告產業發展過程中制度安排取向的重大轉變。基于以上兩個原因，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廣告產業在現階段的發展問題進行研究。故本文對近五年（2006-2011）來學者對我國廣告產業的相關研究進行簡單的梳理和述評，以期為后來的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關于發展的視角的提出是因為在縱觀本階段的學者的研究之后可以看出發展已成為研究廣告產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詞。對發展的視角筆者有如下理解：首先是以發展的眼光來研究中國廣告產業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其次是突破廣告學研究的“修辭”層面，突破對廣告產業的自我關照，將廣告產業的研究納入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宏觀背景。基于此，筆者將本階段的研究大體上分為兩個部分：1、社會宏觀領域中廣告產業與社會經濟文化的互動研究。2、廣告產業自系統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

一、社會宏觀領域中廣告與社會經濟文化之互動研究

近幾年的廣告產業研究中，有學者開始將廣告產業的發展置于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背景下進行思考，研究廣告產業與社會經濟文化的互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廣告與經濟之互動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是2011年中國的GDP總額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學者開始研究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作為國家整體經濟結構中最為活躍的變量因子之一——廣告產業產生了什么影響？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結構的調整對廣告產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作為信息服務產業的廣告產業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著什么角色，也成了這一階段的研究重點。

有學者研究了產業結構轉型與中國廣告產業發展的關系，認為新型產業中的現代制造業和現代農業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轉型對中國廣告產業的發展會產生關鍵的影響，諸如中國制造以及隨之崛起的大品牌觀念、市場從大中城市向城鎮及農村地區延伸等。①張金海則著重關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與中國廣告產業的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安排旨在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以及自主經濟與自主品牌的建設，這些經濟戰略的安排為廣告產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而中國廣告產業的發展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呈現高度正相關，廣告產業通過引導消費、培育新的消費熱點來實現對國家經濟的“引擎”作用。②陳剛在《結構、制度、要素——對中國廣告產業發展的解析》中指出經濟結構的轉變包括城鄉二元結構轉變下農村市場的增量空間、城鄉消費結構差異下農村市場的繼承空間為廣告主提供了機會。③

縱觀這些研究可以發現，雖然學者開始關注到國家經濟發展與廣告產業的關系，但大體上未能脫離宏觀經濟對廣告產業影響的單向研究，對廣告產業在國家經濟發展的一些重大問題中的戰略地位的研究仍較少。

2、廣告產業與社會文化之互動

廣告對社會文化經濟的滲透已經構成了我們社會生活空間強大的符號認同系統和互動體系。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超越廣告產業的經濟屬性，轉而研究廣告產業與社會文化的互動。

丁俊杰、王昕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與廣告互動的新特征進行了總結。從國家層面來看，隨著全球化成為中國發展的時代主題，由學習和追隨到引領和超越的轉變將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社會價值觀和社會文化系統，根植于其上的廣告也將經歷調整。從經濟層面上來看，現階段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導，強調宏觀調控的社會經濟結構對于自身高度市場化的廣告產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廣告發展與國家宏觀調控之間的錯位很難完全避免。從產業層面來看，科技、新能源行業的廣告主為廣告產業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而政府對國家形象廣告的重視賦予了廣告更高的社會責任和國家使命，使廣告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進一步升級。④

3、中國式語境下的廣告產業

近幾年的學者們對廣告產業的研究也隨著中國的發展進程和產業實踐的發展而有所轉變，從模仿和學習走向創意和反思，更多地研究中國特殊的語境下廣告產業的發展問題。

張金海回顧了中國廣告產業發展現實情境的制度安排的歷史軌跡，認為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廣告產業的制度取向開始發生由約束性制度為主導向激勵性制度為主導的轉變。但以行政為主導的市場管理機制同時也限制了廣告產業的發展，一方面遵循市場主導原則，一方面又不斷強化行政主導，其結果是不斷發生著市場失靈，又不斷發生著政府失靈。⑤

丁俊杰認為中國的廣告觀依托于大國經濟、大國崛起和大國意識這三大核心動力。大國經濟是中國廣告產業持續穩步成長的堅實后盾；大國崛起所形成的聚合力和擴張性左右著中國廣告產業的戰略方向；大國意識催生的自豪感則不斷增強著中國廣告產學界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所以中國的廣告觀是承載著國家理想的。⑥

二、廣告產業自系統發展過程中的現實與理論問題

1、我國廣告產業的現狀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