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現代化體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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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國家治理方式現代化的路徑探析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互構邏輯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意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 國家治理現代化 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我國稅收征管存在的問題及策略研究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研究 推進國家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的法治化路徑探析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建構路徑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黨的建設制度發展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治學闡析 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意義及路徑探析 基于馬克思制度變遷理論探析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路徑 國家治理現代化視域下中央八項規定的政治功能探析 信息經濟學視角下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考 多黨合作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論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生態文明建設 國家治理現代化：民主與法治 國家治理現代化與以德治國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3-11-16/3014-04-16.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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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深化改革 國家治理 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4）03-0332-01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總結35年改革的寶貴經驗，深入分析今后一個時期國內外環境和形勢的變化，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在黨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觀點，成為一個耀眼的新亮點。這個總目標深刻反映了當下改革發展的總趨勢和新要求，同時綜合考慮到了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條件，又回應了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和關切，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總的方向。

一、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內容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本內容就是人民參與治理。在現代文明世界，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就是人民參與治理，如果沒有人民參與治理，僅僅是權力參與治理，政府參與治理，這個治理體系就不是現代化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的中心內容就是讓人民群眾參與治理過程，只有人民參與治理過程，才有望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發展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什么叫公平正義的社會呢？公平正義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未來中國改革的基本目標。過去三十年是以經濟為中心構建改革發展，未來三十年，要搞一個公正的社會主義，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公正的體系很重要。實現公平正義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二、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本質特征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主要是指依法治國體系的形成，在當今世界，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本標志、基本特征就是法制國家，法大于權，法大于人，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因此，下一步的改革重點要使權力服從于憲法體制、法律體制，絕不能讓權力超過憲法。依法治國提了很多年，是能不能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一個重要的標志。我們國家是不是真正實現了依法治國，真正實現了法大于權，法大于人，每個機構，每個單位，每個個人都必須在法律體系下生活，都不能違反憲法和法律而生活。我們說國家治理現代化，首先說它的治理體系要現代化，治理體系就是說要有法律社會體系，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核心意義

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的核心意義就是權力治理，十以來，一直在搞政府職能轉變，這次提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從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個層面來強調的，目的更明確，思路更清晰，辦法更得當。政府職能轉變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領域。

1.政府的限權、放權和分權。第一點，限權，政府的限權就是建立一個有限政府，過去政府對于市場、社會干預過多，政府是對市場和社會的管理是全覆蓋的，這一次明確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就是轉變政府職能，限制政府權力。所以說我們審批制度改革，國務院在半年時間內取消了好多，有200多項，以后還要取消，這是我們的一個方向，政府該管的要管好，政府不該管的不要管，管不好的也盡量下放，所以政府職能轉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中心內容，第一條就是限權。能不能在未來的改革過程中，對政府權力形成有效限制，不使政府錯位、缺位和越位，是改革的一個中心議題。第二點，放權，下放權力，十以來我們一直在做。什么叫下放權力呢？主要的內容就是處理好兩種關系，一種就是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給地方放權，地方有能力承接這個權力。第二個，就是地方政府要處理好地方政府間的關系，權力下放到哪一級，都要認真研究。所以放權的時候，就涉及到中央與地方關系，下一步，要研究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中央政府給你下放權力，比如市場監管權力，公共管理方面的權力，公共服務方面的權力，你干不好，是不行的。放權有兩個標準，一個就是要使財權和事權相統一。第二個必須權責一致，責任明確，這是未來中國改革的重要內容。第三點，分權，分權就是權力轉移，權力向社會組織的轉移。分權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向社會轉移權力的時候，社會必須有能力承接。現在社會組織發育不健全，社會組織的運作空間很小，這是下一步分權，權力轉移的主要地方。未來中國改革必須加快社會組織發展的思路，使社會組織有能力來承接政府所轉移的職能。

2.逐步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共治的局面。在轉變政府職能的過程中，要逐步形成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共治的局面，形成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過去社會治理的主體只有政府，中國未來的改革要使人民群眾真正享受到高質量的，良好的公共服務，光靠政府一家是不夠的，必須發揮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特別是要調動市場和社會的積極性，形成政府、市場、社會共治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局面。治理的主體是政府，但是未來的發展中要形成多元化的治理體系，原因是中國社會現在處于重大轉型期，轉型期就意味著中國社會進入風險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前所未有的復雜，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前所未有的艱巨。中國進入風險社會有四大標志，第一個是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一旦政府的威信，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都在下降。這一次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它的一個重要內涵就在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通過政府職能轉變，通過反對權力腐敗，使我們政府的公信力大幅度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高了，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也會相對提高。第二個標志，公共機構的責任能力在下降。如果公共機構的監管能力下降，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就會大幅度增加，都有可能把我們帶入風險社會。第三個標志，理論體系相對來說不是很成熟。任何國家要發展必須有一整套能指導現實發展和未來發展的理論體系，理論體系相對來說不是很成熟，因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時間比較短，再加上理論研究的方式方法存在一定的問題。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理論不在狀態，好多人自說自話，自我滿足，這對社會主義發展是有害的，對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有害的，所以現在急需形成一套指導中國發展的，對中國未來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發展有指導意義的理論體系。因為沒有理論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沒有思想的民族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因此中華民族要崛起，精神的崛起比物質的崛起更重要，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理論研究，任務更重，能不能實現2020年的目標，能不能在2020年取得決定性的改革成果，應該理論先行。第四個標志，社會的多樣化。主體意識對個體意識的崛起，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中國人，特別是80后、90后，他們的主體意識、個體意識在增強，主體意識和個體意識增強的一個社會后果就是社會的多樣化，社會多樣化的一個結果就是加大了社會治理的難度。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今天，隨著主體意識的崛起，變成多元化社會，再用過去那種治理方式治理現代社會已經不行了。

3.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在政府職能轉變概念中，市場起決定性的作用，過去提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現在提決定性作用，雖然差兩個字，但是意義大不相同。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市場起基礎性的作用，還有不起基礎性作用的因素，比如政府，因此為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這句話留下了空間，必須改。第二個原因，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基本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現在所遇到的問題從現實來看，主要是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使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間，可以說起主導作用。這次明確提出，以后市場將起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非常先鋒的、前衛的、正確的表述。這個表述就決定了將來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主要通過市場來配置資源，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在擴大，民營企業的投資領域在擴大，標志著政府的干預減少，這也是三中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亮點。未來改革15大領域，60項具體方面，能不能改革到位，與政府職能轉變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因為政府職能轉變它涉及到。

參考文獻

[1]秦貞婷. 基于國家治理的國家審計研究[D].山東財經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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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單靠哪一個治理國家都不行。治理國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作用的，但沒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難以發揮作用。同時，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雖然有緊密聯系，但又不是一回事，不是國家治理體系越完善，國家治理能力自然就越強。

就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而言：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制度體系是法律體系。法律體系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國家通過立法，確定國家前進的方向，社會發展的目標，以及政治治理、經濟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和生態治理所包含的基本價值和內容及其途徑和手段的選擇，規劃和決定著一國的“理想國”方案。國家政權體制、國家財政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社會體制等支持體系是由憲法和法律確立并保障的。政府內部、政黨、社會、媒體等各個方面對國家治理績效的評估、監督也是以憲法和法律規劃的“理想國”方案為參照標準的。

就現代國家治理能力而言：國家治理的合法化能力，就是獲取社會認同、肯定和支持的能力，而法治無疑是獲取強大的民意基礎和推動國家發展的強大能量。國家治理的規范化能力，最重要的是國家發揮法治的規范力，對社會和國家自身進行規制、控制、監督、約束。國家治理的一體化能力，就是國家通過發揮法治的普遍約束力，防止在貫徹自己意志過程中遭遇某種程度的抵制，并在一定范圍內無法實現的情況發生。國家治理的危機響應和管控能力，要求依法建立和完善危機預知系統、危機研判系統、危機警示系統、危機處理系統和危機善后系統，并使這些環節或系統之間形成不間斷的聯動。

在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我國國家治理能力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治理國家的能力。因此，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有賴于各個領域的法治化，有賴于法治力的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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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論應用于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部門，表明我國政府的管理工作向標準化規范化、向科學化、精細化管理邁進。在充分探討治理理論的前提下，緊密結合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人口管理問題，治理理論為當前我國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對于打破我國人口管理各部門相互孤立狀況，實現部門協同工作，統籌全局解決人口管理新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與我國當前由“小人口”管理向“大人口”綜合治理體系的發展形勢不謀而合，有助于精簡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地解決“信息孤島、應用孤島、資源孤島”三大問題。應當來說，人口治理是綜合人口管理的升華和深化，其突出表現在多中心、多主體合作共治，倡導其他社會主體和公民社會平等積極參與人口治理過程，是一種統籌和協作的機制，目的在于打破傳統格局，再造新時期、符合現代化的人口治理新模式。因此，人口治理同人口管理的基礎地位一樣，是國家在新時期制定各項政策的重要依據。另外，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更加強調以人為本，更加重視人口治理，同時，治理理論是適合時代特征的理論，它反映了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那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結合我國人口管理活動出現的新問題，使傳統的人口管理向現代化的人口治理平穩過渡，科學規劃和構建人口治理體系，顯得迫切而且必要。總的來看，人口治理的基礎性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人口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基礎子系統。人口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社會大系統的一個基礎性子系統，人口的行為活動滲透到社會經濟、自然生態、文化制度等等各個領域。最基礎、最普遍的管理活動是對人口的管理，那么，在新時期，要做好國家和整個社會的治理，則首先需要從人口治理角度入手，厘清人口與其他社會系統、制度、文化方面的關系，這是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性工作。事實清晰地表明，經濟市場化的改革指向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經濟巨大的結構性變遷正在部分甚至全部重塑人口增長、人口發展的社會經濟機制和環境。正因為如此，人口治理工作就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它能夠從整體上統籌協調解決人口管理活動中產生的問題。

人口管理是社會管理的基礎，政府人口管理是實施各項行政職能的基礎。目前我國人口的管理以戶籍制度為核心，通過區分農村人口和城鎮人口兩類人口，依托單位制度和屬地制度，對人口登記、人口統計、人口監測、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務的事項進行管理。從中央政府層面看，在國務院的各個組成部門中，直接參與人口管理的部門有13個，可以看出，戶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勞保制度、分配制度、扶貧制度等社會經濟制度的制定和實施搭建在人口工作的機制和體制之上。應用現代化的治理理論，做好人口治理工作，有助于合理構建和實施政府的各項行政職能。

人口治理是統籌解決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同時，人口調控是國家制定宏觀調控政策的基礎，是經濟轉型時期制定宏觀調政策的首要考慮因素，人口治理又是國家實現人口調控的基礎。人口宏觀調控的內在要求是人口管理應由微觀管理向宏觀調控轉變，從傳統的“管控型”人口管理模式現代化的人口治理轉變，統籌把握，制定符合實際的人口發展戰略。在這種局面下，治理理論在人口管理工作中彰顯出現實的理論指導意義，治理理論提倡國家與公民社會、政府與非政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應通力合作，人口治理就是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形成互動關系，通過對相關人口發展事項進行參與、合作、互動，最終實現人口發展目標的人口管理模式。可見，人口治理工作的科學開展是制定人口發展戰略、人口發展規劃，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最重要的依據。

總之，人口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處于基礎性地位，做好人口治理，就要從全局出發，頂層設計人口治理體系。人口治理體系應當是綜合應用各種現代化的技術手段、以科學先進的管理理論為指導，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了人口綜合、全面的標準規范化管理，并與其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形成良性銜接和互聯互動、多中心多主體共管共治的“大人口”管理體系；其包含了傳統的基本人口內容和職能，使其能夠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適應升級，與時俱進，緊密結合當前人口管理工作；人口治理體系應當是人口宏觀調控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應當能夠進行人口的宏觀調控；應當包含基本人口管理系統、人口戰略管理系統、人口監測和決策支持系統、人口管理工作評價系統，是能夠進行人口數據的采集和分析、動態監測和及時預警的智慧化決策支持系統；人口治理體系同時也應當是部門協同的伙伴關系。人口治理體系必須符合市場化、法制化、智慧化和現代化的發展要求，能夠做到信息共享、部門互動、管理協同、智慧決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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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

3、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

4、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

5、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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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時期社會發展理論簡析

1.現代化理論

20世紀50年代，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茲提議的在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中創立一個經濟增長委員會并進行了一系列學術活動，同時于1952年創辦了在國際社會學界有廣泛影響的“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組織，因而，在其周圍形成了一個聯系緊密的學術圈子，這就為現代化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和實踐準備。

現代化理論所針對的主要是西方國家近代以來的社會結構變遷，即在西方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提出來的。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將現代化理論概括為三點。第一，“傳統—現代”二分法。即按照特定的標準將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社會或現在世界存在的國家劃分為“傳統的”和“現代的”兩種類型。第二，社會發展的內因論。即社會發展的動力和現代化的主要動力主要來自內部，而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的不順利，根本原因也是來自內因。第三，現代化趨同的假設。現代化理論家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過程中，將會不可避免且越來越多地具有當今現代社會的特征。[1]

2.發展理論

然而，隨著現代化理論越來越陷入遭到尖銳批評的困境，立足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理論卻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該理論主要由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所構成。埃及的阿明、德國的弗蘭克等著名的依附理論學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的研究設計，并以此激烈抨擊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該理論基于以下假設：第一，不應當單獨地分析一個社會的發展，而應當從世界系統里考察問題；第二，在許多情況下，往往是外來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更為重要。[2]

代依附理論而起的是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二者有緊密的聯系，其不同之處在于：第一，依附理論的依賴是單向的，而世界體系理論的依賴是雙向的；第二，世界體系理論避免了依附理論的“兩分法”傾向；第三，世界體系理論強調這個世界體系是變動的。[3]

3. 社會轉型理論

孫立平教授認為基于以上兩種學術傳統和社會發展理論，第三種發展社會學理論也在轉型國家（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前蘇聯和東歐）的發展的背景下逐漸有了其形成和發展的土壤和可能。從一定意義上說，轉型過程是一個更為復雜的社會變遷過程。從我國30多年的社會大規模變遷，可以更深刻地領會到轉型過程所具有的獨特和復雜的內容，從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口號開始，沒過多久便被“經濟體制改革”的話語體系所替代，接著人們又發現單獨的經濟改革不足以保持經濟的平穩、平衡和健康地發展，而應該進行社會的整體轉型。于是就有了后來和現在的“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和口號，不可否認，這是任重而道遠的。可以說，轉型中包含了現代化的內容，但轉型又不僅僅是現代化。同時，轉型包含著發展，但轉型又不僅僅是發展，應該是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4]

所以，認識社會發展理論，不僅僅要分清現代化理論和發展理論以及轉型理論的聯系和區別，更要在認清轉型理論的基礎上，如何探索一個合理的治理模式，促進社會的轉型和實現社會的整體進步。

二、轉型期社會治理模式的提出及分析

社會治理被看成是政府對社會進行管理的一種方式和手段，它是基于共同的目標，實現政府與社會、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和諧共治。金國華教授認為社會治理在理論上被看做政府的部分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即還政于民的過程。在實踐上，是我國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一般普遍認為，社會治理是一種比較先進的社會管理方式，它能增進廣大人民當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增強公民的社會認同和政治認同感，在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穩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5]

因此，選擇合適的社會治理模式就成為各治理主體進行社會治理的核心要義。張康之教授認為，就人類社會的自我治理活動而言，曾經有過統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或者說，人類幾千年的社會治理活動可以歸結為統治型的和管理型的社會治理范型中來。與農業社會的自然經濟相適應的是統治型的治理模式，與工業社會的社會化大生產想適應的是管理型的治理模式。而在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朝著新型社會治理模式前進歷史趨勢，這就是20世紀末所出現的以公共管理為過渡形式的社會治理模式。[6]

1. 統治型治理模式

在我國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概言之，這是由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所決定的，這種權力發揮直接作用的治理模式，只能以德治的方式進行統治，其目的就是要緩和階級矛盾，降低階級沖突，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以維護特權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實際上，這種“德治”并沒有實際內容和意義，它只是為了實現統治者的一定程度的權威，亦即實質上是一種“權治”，依靠權力進行治理。所以，這種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質決定了，“德治”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它并不具有實施的條件和基礎。

2. 管理型治理模式

通過對近代以來的社會治理模式進行考察，法治成為該治理狀態下的主要特征，它根本上難以與德治相容。在這種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權力依然是其社會運作的軸心，但是這種權力是公共權力，是基于理性和權力制衡原則作為存在的條件的，保護個人私有財產，實現名義上的個人平等，防止權力被個人濫用。為防止權力被濫用或個人追求私利，就需要對權力進行合理分配，要么把權力集中起來，要么將權力分散。前者走向德治，后者走向法治。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基于自己的階級本質，為鞏固本階級的統治地位，實行名義上的自由平等，以法治來取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和信任。[7]

3.公共管理社會治理模式

如上可知，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和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都是追求單一的德治或法治，都無法將二者相容。但是在公共管理中這種問題得到了解決。公共管理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首先，公共管理是一種服務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張康之教授認為這種服務型的社會治理模式能夠將德治和法治統一起來，此時，道德和法律就不再是工具，[8]而成為一種治理模式，成為社會發展的基本內容，它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在個人層面上所意味著的是自律和他律的統一，在秩序上實現了像巴爾所說的那種秩序：“來自人民自身—自覺自愿地遵守從心底里擁護的、大家共同分享的道德價值觀念的要求和約束。”[9]日本學者川島武宜說：“法不是只靠國家來維持的，沒有使法成為作為法主體的個人的法的秩序維持活動，這是不可能的。”[10]所以，通過德治和法治的統一，自律和他律的統一，使法更好地服務于社會，服務于大眾。

其次，公共管理是一種求實的社會治理模式。張康之教授認為，現代社會治理這能否承擔起求實的責任義務，決定了他能否成為一個合格的現代社會治理者。[11]在求實這個倫理范疇和道德規范中，體現出了科學精神和道德價值的統一，對于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崗位和職務等來說，求實表現為一種責任和義務；對于社會治理這個人來說，求實又是一種美德，亦如在以往的社會治理模式中，仁愛、公正、寬容和節制等等往往被看作是社會治理者的美德一樣。但是，我們更傾向于把求實的精神和態度確立為社會治理這的責任和義務。因為，作為美德，只是社會治理者可有課無的東西。有了這些美德，會使治理者成為高尚的人，成為人們敬仰和稱頌的“清官”。但是，沒有這些美德，并不妨礙他作為一個治理者而存在。[12]因此，張教授說，對于現代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治理活動而言，求實是一項責任義務，同時也是一種美德。但是，作為責任義務，求實不是一項法律責任義務，也不是一項行政責任義務，而是一項倫理責任義務。[13]

再次，公共管理是一種公正的社會治理模式。公正問題是一個跨學科的問題，幾乎各個基礎性學科都對公正的問題發表意見，羅爾斯的專著《正義論》對公正問題的論述，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作為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尤其重視對公正的追求。張康之教授在論及公共管理的公共問題時指出，以往的社會治理模式無非是社會沖突的被動應答，治理的目的是限制沖突和協調沖突，社會局部中的合作無非是從屬于在更大范圍沖突中奪取優勢的目標，社會在整體上的普遍合作從來也未真正出現過。公共管理是一種謀求社會普遍合作的模式，公正是實現普遍合作之中。所以，實現社會公正，才有了合作的基礎；任何時候，沒有了公正，就必然會產生沖突。[14]因此，公共管理要實現善治，就必須始終伴隨著公正的理念在旁。而公正的問題的解決，也是公共管理這種社會治理模式得以接受和實現的必要條件。

總之，從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再發展到公共管理的社會治理模式，是社會歷史發展、更是人類學術思想的巨大進步以及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軌跡及社會本質認識的巨大飛躍。對公共管理社會治理模式的服務性、求實性和公正性分析，為人們認識和了解公共管理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框架和理論基礎，提供了深刻的思考空間。

三、關于社會治理模式的幾點思考

第一，社會治理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多元治理主體。

社會治理中的公共治理主體不僅包括居于長期治理壟斷地位的政府部門，而且還包括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等非政府部門的參與者。我們都知道，在社會治理的很長一段時期，基于政府的職能定位，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都是由政府壟斷并進行強制實施的，政府幾乎成為社會治理的獨一無二的治理主體。而根據現代社會治理理論，政府并非社會治理的惟一主體，與此同時，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等非政府部門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5]除政府壟斷的公共物品外，它們承擔了社會生活的準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有時對某些公共物品也有不可替代的產出作用，在某些領域，這些非政府部門可謂具有政府部門所沒有的優勢。政府部門應該轉移某些職權和任務下放給私營部門，社會團體，充分發揮它們的資源和社會優勢。所以，利奇和史密斯說：“治理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權威，也涉及在公共領域內活動的準公共行動者、志愿部門、社區組織甚至是私營部門。”[16]

第二，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種自主自治的網絡管理。

與傳統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單一等級協調方式和依靠市場機制發展作用不同，公共管理社會治理模式強調多元治理主體自主自治的網絡管理。對于各非政府組織如私營企業、社會自治組織，社會志愿團體等來說，他們只需喪失個人或團體的部分經濟利益；對政府部門來說，它只需放棄自己的部分強制權力。各治理主體間不再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而是合作關系，各主體形成利益交叉、權力交叉的關系，這種交叉關系就是自主自治的網絡管理。

第三，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治理角色。

在傳統社會治理模式中，政府扮演的都是“主導者”、“管理者”的一元角色，在社會治理環境中政府“說一不二”。而在公共治理理論中，政府摒棄了“一元”的帽子，開始以社會“中間人”的面貌出現，政府不再是主導者而變成了“參與者”，不再是管理者而變成了“指導者”，政府的作用就是通過協調各主體的關系和利益，達到社會共治，實現社會穩定。這種角色的轉變，使政府成為“有感情的治理者”，耦合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服務型本質。

一言以弊之，公共管理這種新型社會治理模式需要從理論上升到實踐，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其內容。新世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是公共管理所追崇的宏大社會愿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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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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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國華，關于社會治理的幾點思考[J].思路與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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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11]張康之，求實：社會治理者的責任[J].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3年6月第5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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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英]鮑勃·杰索普：《治理的興起及其失敗的風險：以經濟發展為例的論述》，見俞可平編：《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

呂軍濤（1987-）河南商丘人，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行政管理專業；

張源（1989-）河南許昌人，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行政管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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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要求

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四中全會、省委十一屆七次全會和市委七屆八次全會精神，緊緊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牢牢把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總要求，以解決縣域內影響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的突出問題為突破口，以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為落腳點，健全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持的社會治理體系。

在全面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中，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增強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能力，依法規劃、建設和管理城市，確保我縣城市公共環境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公共服務和管理水平持續提升。

二、基本原則

一是堅持黨建引領。以提升黨員隊伍素質為中心，開創“城市守護者”黨建品牌，深入推進城市精細化管理，以黨建引領市域社會治理，整合各方資源公平公正、務實高效進行城市管理。

二是堅持以人為本。圍繞提高城市發展質量，優化干凈整潔平安有序城市環境，聚焦全面小康城市品質，科學合理規劃，突出時代、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原則，牢固樹立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

三是堅持依法治理。堅持依法規范、執法為民，堅持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過程全記錄制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明確城市管理和執法職責邊界，制定權力清單，落實執法責任。

四是堅持科學管理。明確城市管理執法的領域，具體實施范圍，增強城市管理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協調性，變被動管理為主動服務，變末端執法為源頭治理，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違法違規行為。

五是堅持創新發展。整合城市管理資源，優化管理流程，逐步推行城市管理數字化的原則，加強政策措施的配套銜接，強化部門聯動配合，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有序推進相關工作。

六是堅持社會共治。制定相關公共政策和管理服務政策，加強公眾監督，公開辦事內容、程序、制度，主動接受群眾監督；堅持開展城鎮居民衛生意識教育、環境意識教育和文明意識教育，提高廣大居民整體素質。

七是堅持科技創新。為城市治理和決策提供支持，加快推動云、網、端等數字基礎科技方式，推進現代信息技術與城市治理、民生服務深度融合結合，提升市域社會治理的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水平。

三、總體目標

推動城市管理的數字化、精細化和智慧化，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城市管理具有較為完備的社會治理體系，具有解決社會治理中重大矛盾問題的資源和能力，有效的將風險隱患化解在萌芽、解決在基層，在城市管理方面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

通過全市上下齊心協力，到2022年，基本實現市域社會治理理念、目標、布局、體制、方式、政策、能力現代化。頓利通過中央、省委審核驗收，獲得“全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城市”稱號。

四、工作任務

創建試點城市工作任務包括“共性、區域特色、特色和負面清單”四個方面，其中，城建中心共涉及共性工作任務中3個板塊、8項重點任務、15項分解任務、23項基本要求：

1.治理體制現代化板塊：4項重點任務、6項分解任務、16項基本要求。

2.工作布局現代化板塊：2項重點任務、3項分解任務、3項基本要求。

3.治理方式現代化板塊：2項重點任務、3項分解任務、4項基本要求。

五、實施步驟

創建試點城市歷時三年時間(2020年—2022年)，城市建設服務中心按照上級工作部署，積極開展工作，確保創建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城市工作有序開展。

（一）城市建設服務中心按照《市創建全國首批市域治理現代化試點城市縣實施方案》要求，成立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工作小組。

（二）是根據《市創建全國首批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試點城市縣任務分解表》，結合本單位工作職能和特點對實施范圍明確的工作事項進行全面的梳理，圍繞分解目標任務、加強組織領導、完善工作流程。

（三）是按照落實各項工作措施，全面實施創建，明確責任人和完成時限，切實加強組織領導，組建相應機構或專班，制訂工作方案、政策意見和相關配套措施，為全面創建試點城市提供助力。

（四）是嚴把工作進程，實時掌握工作進展情況，按照任務分解階段制定的落實措施和思路，全面實施創建，針對創建遇到的問題開展專項調研，遇到難以解決問題要向領導小組辦公室及時反映，報領導小組研究解決。

（五）積極配合上級創建試點城市考核辦法、工作月調度季通報等制度，根據時間節點形成匯報材料，進行工作匯報；根據上級部門督查檢查意見，針對問題和不足及時整改，確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務。

（六）要根據中央、省委和市委政法委驗收辦法、評分細則等文件要求，對各項任務完成情況進行全面查漏補缺，就創建試點城市完成情況進行總結、自我考評、材料歸檔，向領導小組辦公室匯報自評得分情況，全面做好迎檢準備。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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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充分

認識”

尚福林主席在2014年全國銀行業監管工作會議上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當前形勢，對深入推進銀行業改革開放進行了部署，明確了銀行業深化自身改革的重點，強調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隱患的舉措，并對提升銀行業金融服務水平提出了具體要求。針對尚主席講話中的“五個充分認識”、“銀行業治理體系改革”、“業務產品創新”、“監管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隱患”、“提升金融服務水平”等關鍵詞，本刊進行一一解讀。

關鍵詞之一：“五個充分認識”

對于當前銀行業面臨的形勢，尚主席在講話中強調，要充分認識經濟緩慢復蘇對銀行業當前發展的影響，充分認識全面深化改革對銀行業應變能力的影響，充分認識產業結構調整對銀行業風控能力的影響，充分認識貨幣政策調整對銀行業適應能力的影響，充分認識金融業態演變對銀行創新能力的影響。

尚主席指出，世界經濟仍將延續緩慢復蘇態勢，我國經濟面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經濟的差異性復蘇和行業的差別性變化將對我國銀行業的發展戰略和業務轉型帶來很大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機制強化后，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經營自主決策、利率自主定價、風險自主擔責等會產生更大影響。同時，國內外貨幣政策變化的大背景下，銀行業資產負債管理方式面臨新的挑戰。新興金融業態的興起和發展，對銀行體系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尚主席深刻分析了銀行業所面臨的形勢變化，從國家安全和改革全局的角度看金融，從國民經濟循環流轉分析金融，及時引導銀行業保持清醒頭腦，增強轉型發展的危機感和緊迫感，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在當前國內外貨幣政策變化的大背景下，有的銀行仍然按照慣性思維，追求規模高增速、業績高指標、利潤高增長，仍然在走規模擴張的老路。”這種不科學、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已被市場敲響了警鐘。復雜多變、嚴峻迫切的形勢，要求銀行業審時度勢，對自身的發展戰略、轉型方向、風控體系、業務結構、資產負債管理方式、現代信息技術與金融業務融合等重大課題進行深入研究、考量論證，充分做好應對挑戰的準備，增強統籌謀劃能力，抓住戰略機遇，贏得改革創新、轉型發展的先機，贏得未來。

關鍵詞之二：四大治理體系建設

尚主席在講話中指出，深化銀行業改革，首先要推進銀行業自身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重點是完善公司治理、業務治理、風險治理和行業治理四大體系建設。

提出“推進銀行業自身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是一大亮點，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層面上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要求和實踐，必然也必須反映在金融、銀行領域。

從銀行業自身來看，推進銀行業自身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是深化銀行業改革的首要要求，是銀行業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銀行業改革要想全面、深入、有效推進，必須首先深化銀行業自身改革，特別是銀行業自身的治理體系改革，只有做到這一點，銀行業才具備了服務全面改革這個大局的前提。同時，面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銀行業唯有練好內功，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體制機制，具有健全的治理體系和高水平的治理能力，才能從根本上做到長治久安、基業長青。

尚主席在講話中明確了完善公司治理、業務治理、風險治理和行業治理四大體系建設的重點。總的來看，公司治理體系改革強調“制衡有效”和“激勵兼容”，以解決大股東控制、內部人控制、高管層個人利益與銀行中長期發展目標不統一等問題，這一點，對于部分中小銀行、農商銀行和非銀金融機構尤其重要。業務治理體系改革適應銀行綜合化經營、集團化發展的趨勢及新形勢下客戶行為模式的變化，對銀行體制、業務模式進行改革，在促進銀行業轉型發展的同時，對一些非銀行金融業務也能起到風險隔離的作用。風險治理體系改革突出風險全口徑并表和風險全方位管理，強調風險責任歸屬，從實質上強化全面風險管理。行業治理體系改革強化行業協會的服務和救助功能，以此增強行業自律和自我救助能力，體現還權于市場、讓權于社會，加強行業穩定機制建設的導向。

關鍵詞之三：業務產品創新三原則

尚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了業務產品創新的三原則，即“柵欄”原則、“普惠”原則、“驅動”原則。

持續進行業務產品創新是打造銀行業差異化競爭優勢的必由之路，是深化銀行業自身改革和推動全面改革的題中應有之意和重要一環。“柵欄”、“普惠”、“驅動”這三個原則，在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的層面上確立了銀行業金融機構業務產品創新的導向。

“柵欄”原則體現了審慎推進金融產品創新的態度。為需要保護的業務設置“柵欄”，實行“柵欄”防護，并鼓勵在“柵欄”內積極創新，做到既能避險又能增利。“普惠”原則著眼于農村金融仍然是整個金融改革發展最為薄弱環節這一現實，以服務“三農”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通過服務方式的創新，通過以人為本，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公平性和可獲得性，推動建立“陽光普照”的農村普惠金融體系，提升廣大金融消費群體對金融服務的滿意度。“驅動”原則，強調創新驅動特別是管理制度創新的效力，明確了農村“三權”抵質押、信貸資產證券化等當前業務創新的重點領域，以此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制度創新紅利、拓展市場空間。

關鍵詞之四：監管改革四大重點

尚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了當前監管改革的重點，即優化市場準入，推進分類管理，完善監管規劃，改進監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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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作為我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在教育領域的細化，《廣東省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下稱《規劃》）正式印發。《規劃》在“總體目標”中明確提出：“到2018年，教育結構更加優化，教育服務體系更加健全，教育公平保障、教育發展質量、教育貢獻程度、教育治理水平位居全國前列，教育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基本建成教育強省和人力資源強省。到2020年，實現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和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教育現代化發展水平高，基本形成在國內有廣泛認同度、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的南方教育高地。”

《規劃》針對當前與未來一段時期我省教育面臨的重大挑戰與發展態勢，緊緊圍繞“教育現代化”總目標、“提高教育質量和促進教育公平”戰略主題與教育“創強爭先建高地”中心任務，準確把握了我省教育改革發展的新階段、新特征，明確提出了深入實施素質教育、高水平普及15年基礎教育、提升職業教育服務產業轉型升級能力、提高高等教育發展質量、構建靈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提升教師隊伍建設水平、積極發展“互聯網+教育”、深化教育對外合作與交流等發展任務與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調整優化教育空間布局、完善高校創新體系建設等三項改革任務，視野開闊，重點突出，路徑清晰。

《規劃》強調指出：“‘十三五’是我省建成教育強省和人力資源強省的關鍵時期，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上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決定了教育必須走出一條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優質化、多樣化、信息化和國際化‘五化一體’的教育現代化之路。”“五化一體”的教育現代化之路就是廣東特色的教育現代化行動路徑。這就要求以人的現代化為核心，“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創新發展，增強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堅持協調發展，提高教育質量；堅持綠色發展，促進學生健康成長成才；堅持開放發展，提升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堅持共享發展，促進教育公平。

《規劃》所描繪的教育現代化，不僅目標、思路、任務明確，而且操作性。比如，為進一步增強規劃的可操作性，《規劃》專門編制了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階段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民辦教育、教師隊伍建設、教育信息化、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等14個專欄，作為發展任務與三項改革任務的有效補充和強力支撐。

細細閱來，《規劃》如同一幅美妙的教育現代化畫卷。但是，要讓這幅美妙的教育現代化畫卷變成美好的教育現代化現實，還需要《規劃》印發不久后即召開的2017年全省教育工作會議所突出強調的“抓落實”理念與行動。這樣，才能真正確保《規劃》所明確的教育現代化目標任務與行動路徑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篇10

新型智慧城市面向國家層面的全局智慧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為城市發展賦予了新的內涵，為智慧城市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型智慧城市是以為民服務全程全時、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數據開放共融共享、經濟發展綠色開源、網絡空間安全清朗為主要目標，通過體系規劃、信息主導、改革創新，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城市現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進，實現國家與城市協調發展的新生態。”中國電科總經理樊友山表示。

與智慧城市相比，新型智慧城市在發展理念、建設目標、實施途徑、核心功能、資源和形態上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強調在國家層面開展體系規劃與頂層設計，實現城市之間、城市內部的信息融合共享以及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二是強調數據歸心、信息主導，通過數據的集中、融合和開放，匯聚社會力量，共同挖掘數據的內在價值，支持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和建設者實現更加合理的決策，并利用信息流驅動人流、物流、資金流和技術流等其他流態，完成智慧的組織，推動政府管理扁平化和高效化，加快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三是堅持探索開放經濟和共享經濟，打造基于開源信息系統的經濟發展能力，把數據存量轉化為產業增量，充分匯聚信息、利用信息、挖掘信息，以開源的方式催生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信息經濟等新興經濟模式蓬勃發展，形成更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產業體系；四是強調便捷為民，通過建立基于智慧信息系統的便捷為民服務體系，形成高效便捷、無處不在的信息服務。

“互聯網+數據融合”解決城市治理難題

城市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環節，承載著人民對更美好生活的期盼。隨著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進入協同發展新時期，以城市治理與新一輪信息技術深度融合為代表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已經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迫切需求。

在樊友山看來，傳統意義上的智慧城市在技術上涉及基礎網絡、感知設備、云計算設施、共性平臺及基礎信息資源，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則面臨著更為嚴苛的要求。建設新型智慧城市，應從全局視角出發，根據國家總體規劃、城市現狀、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發展規劃，對城市的特點、競爭力、吸引力、發展驅動力、信息化可提升的點線面進行全面分析。

縱觀當前的城市治理，依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在跨域業務協同方面，城市信息化建設，缺乏全局的頂層設計；管理機制建設方面，各部門條塊分割和層級化的管理模式嚴重阻礙城市信息化發展；數據共享應用方面，城市基礎數據資源未能實現充分共享和綜合利用；網絡安全、信息安全方面，尚未建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安全體系，形勢嚴峻……要解決這些問題，對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設，不能僅停留在技術層面，還要成體系的信息系統技術來推動城市管理改革。

在此背景下，許多企業都在積極布局，致力于通過“互聯網+數據融合”催生新的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自2010年開始，中國電科先后承擔了北京、重慶、天津、上海等100多個城市的智慧城市設計與建設。2015年8月以來，中國電科與深圳市、福州市、嘉興市達成協議，深度參與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在城市運營、大數據管理、網絡安全等多領域運用體系工程方法，自頂層向下開展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最終打造改革開放、創新生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三個方面的“新型智慧城市的新標桿”。

作為新型智慧城市建設落地的重要技術手段，在物聯網通用體系架構指引下，各物聯網應用支撐平臺可實現城市內及城市間各部門應用信息的接入、匯聚和整合，通過數據融合共享和開發開放，可為城市管理者提供城市日常運行狀態信息和應急響應決策依據，便于城市管理者進行一體化應急指揮調度、多部門協同處置、精細化和精準化城市管理。

“通過在普通監控攝像機中嵌入多種智能識別算法，當探頭發現實時信息，自動將信息傳送至視頻平臺，實現了對監控系統‘智慧’技術的革新。”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表示，將可視化的視頻設備與物聯網、視頻云平臺等技術結合起來，還可實現智慧交通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教育、智慧旅游等。

智慧方案為生活帶去更多便利

建設新型智慧城市，核心是為民服務。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濃厚氛圍下，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致力于利用“互聯網+”創新，提出了一系列智慧解決方案。

提起看病，很多人都有過去大醫院就診的經歷：掛號排長隊，候診等半天，反復檢查太折騰，開大處方花錢多……說到底就是一個字：“難”。那么，是否可以將現代化的技術手段運用到醫療領域，實現更為便捷的智慧醫療？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電科的技術“極客”們推出了“全科醫生”解決方案：患者通過智能手機連接社區全科團隊，可以得到更加方便有效的醫療和健康管理服務；全科團隊利用信息系統在循證、知識庫、認知技術的幫助下提升診療水平，更好服務患者，全科團隊還可以通過互聯網對接高端醫院專科醫生資源，實現遠程會診、遠程門診。

頗具代表性的還有“智慧工地”解決方案。這是專門為施工現場管理人員打造的一款產品，其綜合應用了RFID、紅外探測、無線傳感網等物聯網技術，幫助施工企業和建筑工人改善施工過程中的安全生產、環境污染和勞動力薪資，并提供便民服務一站式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