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科技論文范文10篇

【摘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從銜接理論出發研究科技英語翻譯，對于推動翻譯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通過量化分析對1980～2020年的研究成果進行簡要梳理，從語法銜接、詞匯銜接、總括性研究、主要研究著作等方面進行綜述。整體上，銜接理論指導下的科技英語翻譯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呈現研究內容豐富化、研究角度多元化等特點，但同時存在一些問題，如研究內容不平衡、研究范圍偏小等，需要探尋解決問題的策略。

【關鍵詞】銜接理論;科技英語翻譯研究

自語篇研究進入翻譯領域以來，國內外學者對語篇及其核心因素———銜接高度關注。語篇是語言系統里最高級別的單位，是翻譯研究的重要對象，而銜接是組成語篇的語義關系。翻譯過程中，譯者對銜接手段的認識和把握直接影響其對原文的理解以及譯文的質量。銜接理論對指導翻譯實踐具有重要意義。銜接是一個語義概念，它是語篇的重要特征，它可以使各語言成分組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銜接手段包括照應、省略、替代、連接和詞匯銜接等。英語和漢語分別屬于不同的語系，銜接手段存在不少差異。

一般認為，英語是屬于“形合”的語言，其語篇的連貫

多依賴銜接詞語;而漢語是屬于“意合”的語言，其語篇的連貫則更多依靠意義間的邏輯銜接。銜接理論是語篇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自提出以來就引起了國內外語言學家的重視。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的結合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對推介中國文化、促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起著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有大量學者對國內科技英語翻譯展開研究。本文從銜接理論與科技英語翻譯結合的角度，梳理近年來國內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著作，對這一時期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以推進科技英語翻譯實踐和銜接理論的發展。一研究方法與步驟本文探討的銜接理論指導下的科技英語翻譯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學術論文和著作兩類，為了研究1980～2000年和2001～2020年兩個時段國內期刊發表的相關學術論文，本文通過檢索關鍵詞“科技翻譯”“銜接理論”以及“銜接科技翻譯”“銜接科技英語”，從中國知網CNKI收集期刊論文，對收集的數據進行逐一分析。學位論文尤其是博士論文一般會對學科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發展做較全面的綜述，涉及學科的前沿知識。本文把從中國知網學位論文管理系統檢索的碩博論文作為探討國內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結合研究進展的素材之一。掌握著作出版情況有利于客觀認識國內科技英語翻譯與銜接理論結合的研究熱點和發展現狀，并判斷未來的研究趨勢。本文以“科技翻譯”“銜接理論”“銜接科技翻譯”為主題，以“圖書”為來源類別，對全國圖書館參考咨詢聯盟進行檢索，篩選掉與本研究無關的著作。有學者將銜接理論劃分為語法銜接和詞匯銜接兩大類，［1］并將語法銜接的手段分為指稱(照應)、替代、省略、連接，把詞匯銜接分為重復、同義、近義等。本文在中國知網CNKI檢索到的文獻基礎上，將科技英語翻譯銜接手段的使用情況納入研究范圍，根據研究主題分為語法銜接、詞匯銜接、總括性研究三類，并對這三類研究主題進行進一步概述和總結。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男，××歲，漢族，中共黨員，醫學碩士，研究生學歷。1985年畢業于××××××××××××系，××××年××××××*大學研究生畢業。現任××××*醫院心內科主任，副主任醫師，兼職中國保健科學技術學會老年醫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藥文化研究會老年醫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美國中華創傷雜志》常務編委。《高血壓雜志》特邀通訊員、《中華醫護雜志》常務編委、《中華臨床醫藥雜志》編委、《老年醫學大系》常務編委、中華心血管病學會專科會員、××市醫學會會員。臨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床專業：心血管內科。主攻方向：冠心病治療。擅長技術：冠心病藥物和介入診療。

參加工作以來，他不斷學習國內外先進經驗，提高自己的業務理論和技術水平。1990年在北京協和醫院專修心血管病，1991年回院后，面對××醫院設備和技術力量比較薄弱的現實情況，牽頭成立了內科心血管病專業組，積極探索專科建設的道路。建立了冠心病監護病房，并先后開展了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療、心包穿刺術、食道心房調搏技術、心臟電復律術、動態心電圖監測技術。1993年4月，他應國際抗風濕聯盟主席ken·muidern博士的邀請，出席了國際風濕性疾病研討會，用英語進行了論文交流并獲榮譽證書。1993~1994年，他利用食道心房調搏技術對22例心動過緩病人進行房室結功能研究，首次發現了多徑路傳導現象，于1995年5月在北京“國際電生理學研討會”上了成果并獲獎。1996年10月，他應邀出席了洛杉磯“老年醫學學術研討會”，并考察了加洲大學醫學院和舊金山大學心臟中心。1997年師承河北醫科大學傅向華教授攻讀碩士學位，完成了題為“溶栓前肝素治療對急性心肌梗死再通和梗死范圍的影響”學位論文，1999年被授予碩士學位。2000年6月，在醫院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組建了心內科，并擔任科主任。為了把心內科建設成邯鄲市一流的特色科室，他對科室的技術力量和設備情況進行了分析，為科室的發展制定了可行的計劃和措施，首先是完善硬件設施和人員專科素質，配齊專科設備，如世界一流的菲康9p型除顫監護儀，惠普2000中央監護系統，美敦力心臟起搏器等，建立了標準的ccu病房，2004年又添置了心血管數字減影機。本著不僅要自己提高而且要帶出一批好隊伍的思想，他有計劃、有步驟地利用業務學習和教學查房等機會，對全科醫護人員進行專科知識培訓，加強專科人員素質建設。其次是在技術上有突破性提高。他深入臨床，大膽探索，先后開展了多項“三甲”技術項目。如早期應用肝素輔助溶栓治療心肌梗死，使心肌梗死冠脈再通率提高到66.7%（國內領先）；開展了心臟起搏器的安裝和心肌病基因診斷技術等；還爭取到一項國際課題協作項目“心肌梗死create研究”等。2000年心力衰竭治療獲邯鄲市科技進步二等獎。2003年出席了在泰國召開的“亞洲心血管病成果交流會”。2004年心肌梗死治療獲邯鄲市科技進步一等獎，高血壓治療獲二等獎。第三是加強與國內知名醫院的協作，不斷完善和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科室醫療技術的成熟和開展。2004年建立了心臟導管室，為了將心臟介入診療技術盡快開展起來，他經常利用雙休日往返北京各大醫院，尋求技術合作。先后與北京阜外醫院、協和醫院、紅十字心臟中心和河北省二院建立了協作關系。先后為76例冠心病患者實施了支架置入術。他結合臨床實踐，總結經驗，撰寫論文，在省級以上專業雜志上發表36篇，主編出版了《老年心血管內科學》、《老年疾病藥物治療學》兩部專著，并參加編寫了國家“十五”規劃專科醫學教材《內科學》和《臨床醫藥科技》等書籍。目前兼職中國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保健科學技術學會老年醫學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藥文化研究會老年醫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美國中華創傷雜志》常務編委、《中華醫護雜志》常務編委。目前主持開展的技術項目有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療技術、食道心房調搏技術、動態心電監護（holter）技術、直流電復律技術、心包穿刺技術、冠脈造影和支架置入技術。承擔的科研課題有經撓動脈介入治療不穩定性心絞痛。如今，他所領導的心內科已經成為醫院一流特色的龍頭科室，與市中心醫院、市第一醫院、××××××××醫院并駕齊驅，共同構成××*地區“心臟介入四小龍”，以精湛的技術、優質的服務為××*父老鄉親的心臟健康保駕護航。

作為醫療衛生戰線上的一名共產黨員，他嚴格履行自己的義務和職責，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工作兢兢業業，多次被醫院評為黨員先鋒崗和優秀共產黨員。

他嚴格執行醫德醫風基本規范，在工作中，總是主動熱情地接待每一位前來就醫的患者，在全科推廣了文明服務“三語”工程，即“語言文明、語氣和藹、語音溫柔”，與科室全體醫護人員一道，積極開展優質服務，用實際行動履行“一切為了病人，為了一切病人,為了病人一切”的服務宗旨，受到患者的表揚和社會的好評。僅2004年，他和所在科室先后收到錦旗62面，鏡匾12塊，感謝信36封。他本人被評為2004年度××市衛生行風建設先進工作者。2005年被評為××市直衛生系統優秀青年。

科技期刊評價體系已成為衡量期刊出版質量的重要手段，并得到社會廣泛認同，本文以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0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為參考，對其所收錄的38種石油天然氣學科期刊及期刊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將各指標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比作為指標單元數，加權后得到各指標單元對期刊總分的貢獻排名；引入標準差和變異系數，對各指標進行橫向比較。結果表明：他引率貢獻最大，其次為影響因子和平均引文數，因此，在不考慮各指標單元提升難度的情況下，提升他引率、影響因子和平均引文數能提升較大的總分。他引率變異系數最小，其次為基金論文比和平均引文數，不考慮指標權重的情況下，他引率對總分的提升效果最佳。目前，國內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單位普遍以各科技期刊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為參考，對職稱、科研項目等開展評定、評審等相關工作。科技期刊評價體系已成為衡量期刊出版質量的重要手段，各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已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同。以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0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對其所收錄的38種石油天然氣學科期刊及期刊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分析評價體系構成以及各指標的提升難易程度，以期指導期刊出版單位利用有限資源快速提升指標分數，為進入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提供參考。

一、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簡介

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的評價由中信所主辦，其分析數據由萬方數據提供，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每年更新一次，此外，每年評選百杰科技期刊，每3年評選科技精品期刊。中國科技核心期刊共收錄18種科技核心期刊，在建立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時，大致遵循三條基本原則：1.中國科技期刊的評價要與國際期刊評價在方法和理論上保持一致，為中國科技期刊走上國際舞臺奠定基礎。2.要結合我國科技期刊發展的具體實際，確定反映我國科技期刊學術水平和發展狀況的指標。3.要突出可操作性，統計數據要易于采集和方便計算。（一）指標得分及總分計算方法。1年，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在國內首先提出了中國科技期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利用幾個主要學術指標，通過隸屬度轉換、加權評分，最終得出每一種期刊的綜合指標排序值。式中：S為期刊綜合評價總分；μi為評價指標i所對應的權重，i=1，2，…，n；ki為評價指標i的值歸一化結果；x為評價指標i的值；xmin為本學科內評價指標i的最小值；xmax為本學科內評價指標i的最大值。（二）評價體系及其指標。由于學科的差異，指標數字也有較大的差異，因此，評價以學科劃分單元，單元內綜合評價，各期刊總分的計算是分學科進行的。不同年度中國科技核心期刊評價體系中考核的指標及權重也有所不同。中國科技核心期刊評價體系在列次的指標調整過程中，一直采用的指標有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基金論文比和他引率，并且以上指標所占權重占絕對主導（5年0%；8年0%；年0%；6年80%）。從指標及其權重的變動，可以隱約看到評價機構對國內科技期刊的發展建議。近年來，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對相關指標及其權重進行了調整，調整后的評價體系共包含6個指標：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他引總引比、基金論文比、開放因子和平均引文數，并對各指標賦予不用的權重。相較于以往的評價體系版本，最新版最大的變化就是削弱了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的比重（但仍然是主導指標）；增加了開放因子評價指標。（三）評價指標特點。從微觀角度出發，某一刊物各指標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隨著平均引文數的提升，影響因子和總被引頻次也相應提升；隨著他引率的提升，影響因子和總被引頻次相應下降，開放因子相應提升；總被引頻次與影響因子正相關；基金論文比與其他指標無關聯。中國科技核心期刊所制定的評價體系帶有強烈的指導，其總體目標為：通過平均引文數，提升國內科技期刊整體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通過基金論文比，提升國內科技論文的整體學術水平。通過構建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他引率、基金論文比、開放因子和平均引文數6大指標的評價體系：①鼓勵期刊增加平均引文數，提升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②鼓勵期刊增加基金論文數量，提升論文整體學術水平；③為了避免因自引過高而影響國內期刊聲譽，鼓勵通過他引的方式提升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④通過開放因子，遏制期刊小范圍內的暗箱互引。

二、石油天然氣學科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發展現狀

以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0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對石油天然氣學科期刊及期刊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年中國科技核心期刊主要計量指標均較往年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石油天然氣學科主要計量指標較往年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影響因子明顯高于國內整體水平，但他引率與篇均引文數均低于國內整體水平。（一）期刊總分。對38種期刊總分進行統計，其中種期刊總分高于平均值，占34.2%，中間段期刊較多，兩端期刊較少，幾種優秀期刊優勢比較明顯，說明優秀期刊總體發展比較均衡，各項指標均位于學科前列。與往年相比，學科綜合評價總分平均值變化不大，12種期刊總分大于40，占31.6%。（二）期刊總被引頻次。對38種期刊總被引頻次進行統計，種期刊總被引高于平均值，占34.2%，中間段期刊較多，兩端期刊較少，3種期刊優勢明顯。總被引頻次最大值為最小值的.08倍，差距較往年被進一步拉大，因此，導致學科內絕大多數的期刊在該指標上表現不良。種期刊總被引大于10，但在計算得分時，《新疆石油地質》（第名，總被引12，比學科內73.7%的期刊優異）得分卻只是《石油學報》（第一名，總被引08）的32.3%。（三）期刊影響因子。對38種期刊影響因子進行統計，12種期刊影響因子高于平均值，占31.6%，6種期刊優勢明顯，多數期刊在平均值附近，幾種優秀期刊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因子的優勢。影響因子最大值為最小值的43.2倍，差距較往年被進一步拉大，《石油勘探與開發》近年來影響因子在不斷提升，但絕大多數期刊的影響因子卻停滯不前。由于《石油勘探與開發》影響因子全國排名第一，導致部分期刊在指標數值實現較大提升的情況下，得分卻較往年下降。種期刊影響因子大于1，《石油鉆探技術》（第名，影響因子1.2，比學科內76.3%的期刊優異）得分卻只是《石油勘探與開發》（第一名，影響因子）的26.8%，同時，第二名得分僅為第一名的65.4%。（四）期刊他引率。對38種期刊他引率進行統計，1種期刊他引率高于平均值，占%，他引率分布區間較小[0.4，0.5]，主要是受中國科技核心期刊選刊原則中一票否決的影響。綜合評價總分靠前的幾種期刊他引率均較高，有可能是他們已感知到他引率對總分的影響，在辦刊過程中有針對性地減少自引，他引率最大值為最小值的1.06倍，比值在進一步縮小。11種期刊他引率大于0.85，絕大多數期刊的他引率得分基本與指標數值成正比。值得注意的是：《大慶石油地質與開發》《斷塊油氣田》因他引率低于40%而被一票否決，以上兩刊物的其他指標均在學科內排名靠前。該項指標得分中，指標數值高于平均值即可得11.74分。（五）期刊基金論文比。對38種期刊基金論文比進行統計，23種期刊基金論文比高于平均值，占.5%，各期刊基金論文比自上而下基本呈直線排列。基金論文比最大值為最小值的.1倍，比值在進一步縮小，且最大值有下降的趨勢，主要是受中國科技核心期刊于基金論文審核越來越嚴格有關。12種期刊基金論文比大于0.8，越來越多的期刊已注意到基金論文的重要性，并在工作中適當地增加了基金論文的數量。該項指標得分中，指標數值高于平均值即可得6.分。（六）期刊篇均引文數。對38種期刊篇均引文數進行統計，17種期刊平均引文數高于平均值，占44.7%，總分排名靠前的期刊平均引文數也排名靠前，近年的數據顯示，優秀刊物在不斷加大篇均引文的工作力度，但有少數期刊并沒有重視該項指標。篇均引文數最大值為最小值的15.68倍，第一名數值在不斷上升，而最后一名卻在不斷下降，導致比值在不斷拉大，同時，也存在與影響因子相類似的問題，即學科內整體發展不均衡。種期刊平均引文數大于17。（七）期刊開放因子。對38種期刊開放因子進行統計，15種期刊開放因子高于平均值，占3.5%，學報、勘探類、化工類期刊排名靠前。開放因子最大值為最小值的25倍。分析認為：指標大小與同專業方向期刊數量多有關；最高分可提升空間不大，而最低分將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在1分，因此該指標歸一化時，分母將維持在24的水平。15種期刊開放因子大于。統計石油天然氣學科核心期刊各指標的平均值及得分情況，考查學科主要指標平均值的得分情況：他引率得分最高，其次為總被引頻次、基金論文比、影響因子、開放因子，篇均引文數得分最低。假設各指標從某一水平提升至平均水平的難度系數相同，施加權重后的得分情況即為相關指標的貢獻水平。但是，實際工作中，各指標從某一水平提升至平均水平的難度系數不可能是一致的。

三、指標分析

作者、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評價及媒體評價)與出版機構共同參與出版活動，在出版活動的鏈條中，互為影響，互有責任。出版活動中的倫理涉及作者開展科學研究、論文寫作及發表()、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過程，完整的出版倫理學規范和準則應該關照到出版機構、作者、編委會成員、編輯、審稿人、傳播者、期刊及媒體評價等各方各類行為。國際上，經過多年的實踐積累，已經形成了行業學會和出版機構不同層面的出版倫理規范。比如，在2017年11月，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整合《期刊編輯行為準則和最佳實踐指南》和《期刊出版商行為準則與最佳實踐》推出了新的“核心實踐”(CorePractices)［1］，指導和幫助出版商、研究機構、期刊等多方出版相關者共同維護和促進學術誠信。大多數國際出版機構也制定有自己的出版商指南，如Elsevier制定的《出版倫理》(PublishingEthics)［2］、JohnWiley＆Sons制定的《科研誠信和出版道德最佳實踐指南》(BestPracticeGuidelinesonResearchInteg-rityandPublishingEthics)［3］，均對自己期刊的出版行為進行了倫理規范。國內已有大量有關作者倫理方面的編輯學研究文獻發表，關注作者的學術誠信與學術不端、關注生物醫學期刊涉及人的研究倫理審查等方面的問題。例如，李玉樂等［4］分析文獻發現，近10多年來國內出版倫理研究的熱點主要為學術不端行為的原因分析、防范學術不端行為的策略與建議、對出版倫理的思考與建議、科技期刊存在的出版倫理問題等。但國內有關出版倫理的研究對于出版機構、除作者外的出版相關者(編委會、編輯、同行評議人、媒體傳播、期刊及媒體評價等)的關注和實踐不多。作者也是出版相關者，鑒于已有大量研究關注作者層面，本文所涉及的出版相關者不包含作者。國家新聞出版署于2019年5月29日的CY/T174—2019《學術出版規范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提出了審稿專家和編輯者的學術不端［5］。國內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和編輯在今后的理論研究和出版實踐中，除科研規范、倫理審批、作者署名外，應加強對整個出版領域同行評議、版權管理、利益沖突、信息傳播、期刊評價等更多相關內容的關注［4］。鑒于編委會多由期刊的學術領域相關的頂尖科研人員組成，他們既是作者、讀者、審稿人，或作為單本期刊的學術領導者參與期刊出版機構的部分管理性質的決策性工作，或帶領編輯做一些出版環節中的終審工作，編委會專家個人的角色存在多元交叉和轉換，涵蓋在其他出版相關者不同角色中，本文不再單獨表述。以下從不同角度探討科技期刊出版機構及各相關角色的倫理責任。

1出版機構的責任

1．1發表優質學術內容。《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指出，科技期刊傳承人類文明，薈萃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直接體現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軟實力［6］。科技期刊在傳播創新成果、推動學術交流、培養科技人才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出版機構應該:1)強化使命擔當和社會責任，對社會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期刊的出版應該以發表和傳播精品內容為己任，不斷推進期刊成為本學科領域內最優秀的期刊。2)避免發表粗制濫造的低劣信息，避免單純以滿足為目的來獲取收入的逐利行為。SCI指揮棒造成的發表要求，大量到國外的期刊上，很多“掠奪性期刊”或巨型OA期刊掠奪性現象應運而生［7］。這些期刊利用科研工作者的壓力，或通過電子郵件尋找目標，或通過中介機構向作者推介期刊，作者時需支付高額論文處理費(APC)。無論是否嚴格進行同行評議，這些期刊多數在網站上都聲明其遵循了國際同行評議標準，對論文進行了同行評議。2020年2月，科技部的《關于破除科技論文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中宣布:“完善學術期刊預警機制，定期國內和國際學術期刊的預警名單。”［8］12月，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國際期刊預警名單(試行)》，通過綜合評判期刊載文量、作者國際化程度、拒稿率、APC、期刊超越指數、自引率、撤稿信息等，列舉了具備風險特征、具有潛在質量問題的學術期刊［9］。“掠奪性”期刊還催生了工廠的產生。“掠奪性”期刊和巨型OA期刊的掠奪現象需要通過行業治理、社會監督，不斷促進優勝劣汰，改變低質量期刊濫發論文的局面。國際上，多個學會或出版平臺如ALPSP、DOAJ、INASP、ISSN、LIBER、OASPA、STM、UKSG和出版商聯手創建了網站ThinkCheckSubmit，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同樣，中文“掠奪性”期刊是拋棄學術期刊質量性(學術質量、編輯質量、出版質量)、公正性、導向性辦刊原則，忘記了學術期刊初心，純粹以掠奪作者稿件處理費為目的的期刊［10］。國內相關管理部門、行業學會應該進一步加強治理，幫助作者識別“掠奪性”期刊網站，甚至期刊假網站或“”網站。3)避免為追求影響因子的不當自引或聯盟引用，杜絕為追求經濟利益或評價指標的各類不端行為。1．2注重學術、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學術期刊內容為王，除了學術內容質量，文字質量和傳播質量也是優秀出版物的重要標志。高質量的出版物讀起來行云流水，給人耳目清新的感覺。國際期刊出版經驗表明:1)出版機構應具備完整的編輯手冊，指導和培訓編輯以科學的精神認真進行文字加工，保證科學語言表述的嚴謹性，避免表述的冗余和雜蕪;2)期刊出版機構還應該建立出刊后自審、年度審讀等審查機制，文字質量獎懲措施，保證和加強期刊的文字質量不斷提升;3)精美的構圖、新穎的封面、高品質的印刷和裝幀都是構成優秀出版物的重要元素，多數一流的期刊都有一流的封面創意，配合重點文章傳播的短視頻、網站頭圖等增強論文傳播的設計［11］。這些方面，國內科技期刊值得進一步學習和嘗試，加強探索。1．3提升效率，快速出版傳播。讓優秀的成果最先、廣為傳播，既是作者的心愿，也是出版者重要的責任。開設病毒肺炎(COVID-19)優秀科研成果學術交流平臺，是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對優先出版能力的一次應急實戰，對適應優先出版而優化的同行評議、編輯加工、生產制作、上線等流程的一次全面的演練，對各種管理制度的科學性、完備性進行了全面檢驗。2020年疫情初期的統計數字表明，文章從投稿到網上，平均用時6.2d，與國外知名出版平臺相差無幾。不同于國外預印本未經同行評議上線，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平臺的所有論文均經過嚴格的同行評議。刊出時滯大幅度縮減，縮小了與國外期刊的差異，吸引了國內一批優秀科研論文首選在國內優秀期刊平臺投稿和優先出版。作者十分重視論文首發確權時間、發表流程時長、平臺的影響力及傳播力，因此，加速期刊出版的數字化轉型，建設有影響力的優先平臺，就能吸引優質稿件回流，讓更多優秀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12］。出版效率是信息傳播力和期刊服務能力的重要指標。《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2019年停止紙刊訂閱，2021年轉向持續出版模式(優先出版與正式出版整合為一次在線發表)。文章完成同行評議和文字編輯立即在線發表，研究人員可更快地發現和引用研究成果。中華醫學會雜志社自2020年12月推出“優秀科研成果優先發表平臺”，正是考慮在確保學術質量的前提下，優化稿件審核和出版流程，大力壓縮各流程時滯，提高出版效率，構建快速交流的學術交流生態系統服務作者［12］。國內平臺需要加強對國際標準化技術的學習與應用，通過國際通行的標準化技術支撐，加強數據的多平臺交割、共享、互聯，提升信息的快速傳播能力，增強國際顯示度和國際影響力［13］。1．4全面的政策聲明和管理制度。1)期刊出版機構管理制度應面向關聯的各方，明確責任和權力的邊界。內部出版管理制度主要面向編輯和出版人員，應實現編輯與經營分開，保證編輯獨立。2)政策聲明面向讀者、作者、審稿人，其為科學出版的核心精神應該是一致的，編輯出版決策中公平、公正、開放、透明地對待每一位作者和每一篇稿件，重視陰性結果和負面成果的客觀發表，鼓勵交流與爭鳴，保障作者權益。3)每本期刊創刊時都有明確的宗旨與目標，期刊應按既定方向制定出版定位與政策，向作者提供完整、翔實、清晰的投稿指南和常見問題說明，包括期刊的出版周期、接受的內容范圍、寫作規范、同行評審方式、稿件決策流程與標準、科研倫理及利益沖突表述與審查機制、版權與復制使用規則、數據共享機制、申訴與復議機制、勘誤或撤稿程序、優質稿件綠色通道、必要的免責聲明等。國內科技期刊在撤稿方面總體不夠規范，或視而不見，或淡化處之，或網站一刪了之。4)遵循論文繳存政策和數據支撐存儲規定，規范提供數據，約定數據使用規則。5)對侵害作者、出版機構、期刊權益的行為嚴謹核實，妥善處理。包括侵犯他刊版權、一稿多投、不合理撤稿等行為。6)在更廣義領域上，期刊出版機構的責任還體現在如下方面:對作者、審稿人、編輯的科學出版工作進行合理評估和評價，對發揮的積極作用予以對認可和致謝。創建學術共同體、學術交流社區等探討文章科學價值的平臺，舉辦學術交流活動。7)認真研究新興技術，向編輯和審稿人提供必要的工具，助推智能輔助、科學評價、開放科學等新理念的實現。目前，一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科學出版。例如丹麥高科技公司UNSILO利用基于人工智能“無監督概念提取”技術來分析稿件，提取結論與要點，總結研究內容，幫助編輯或審稿人做出決定［14］。8)期刊出版機構還應建好一體化出版平臺，提升出版效率和展示效果。為體現社會責任和擔當，應做好科學傳播，積極開展科學普及。

2編輯的責任

2．1承擔出版機構的責任。作為出版機構工作人員的編輯，通過工作合同服務和服從于出版機構，在某種意義上代表機構行使職權。編輯應遵守工作合同中約定的條款和指導方針，代表出版機構嚴格履行出版機構聲明中承諾的出版、財務、版權、傳播等方面的責任。對出版行為中的各種情況盡到合理注意和必要提醒，比如作者引用第三方圖表是否涉及第三方版權，注意獲得許可后合理引用;論文出版過程版權合同的合理簽署與內容合法傳播使用等。除承擔出版機構的責任外，編輯直接面向作者、讀者和審稿人，又有其特殊的個體責任。2．2面向作者的責任。1)面向作者和稿件，編輯需要初步審核作者身份和稿件是否存在學術不端。在稿件審理和發表階段，編輯應對涉及人的研究進行嚴格倫理審查、關注基金標注的規范化避免潛在的利益沖突［15］、進行高效的同行評審、提出建設性的修改意見、高質量的文字加工、合理安排出版時效、認真對待作者提出的申訴、客觀對待陰性結果和負面成果、積極開展學術爭鳴。2)在工作中時刻以作者利益為先，注重原創成果的首發確權。2008年，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張辰宇向《Nature》投稿，《Nature》編輯要求修改，但同期有與該文結果部分相似的文章在《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發表，如果修改后再審將導致后續發表時間較晚，張辰宇的原創工作可能永遠無法得到承認。他帶著《Nature》審稿意見改投《CellResearch》。收稿后，李黨生主編帶領編輯團隊48h內審稿完畢，決定修改后立刻發表。該研究在生命科學中開辟了“細胞外RNA”的新領域［16］。3)避免侵害作者利益，審稿中保護作者的隱私和稿件信息，加強對審稿人的培訓，避免審稿人在審稿中泄露或不合理使用信息，避免審稿延誤時間。發表中保證作者學術研究成果的完整性。2．3面向讀者的責任。1)保證學術質量，嚴謹執行審稿制度，對擬發表的內容優中選優，為讀者提供最有價值的信息。2)做好科學傳播。科學傳播中的內容會給不同維度讀者多樣的學習角度。認真審核并明確標識出版中涉及的作者信息、基金支持信息、利益沖突聲明等信息。注意標明信息的版本和的時間節點，利于讀者對溯源［11］。3)積極開展公眾科普，讓科學信息發揮最大的作用。4)在新媒體平臺的傳播中，注重學術文章向科普轉化中的內容多重審核。社交媒體時代，價值觀多元化快速表達成為必然。在追求信息快速傳播的情境下，要特別注意突發事件中媒體的社會責任，重視保證學術質量的措施。頂級期刊也難免因為數據審核不嚴格造成撤稿事件［11］。正如生物倫理學家Turner指出:急于發表COVID-19相關論文暴露出欠缺嚴謹性，影響到“學術金字塔頂端的精英期刊”［17］。2．4面向審稿人的責任。1)與出版機構和編委會共同制定審稿指南、審稿模式和具體要求，開展好審稿和終審工作。2)建好審稿人數據庫，詳細分類;管理審稿人，有針對性分配稿件，審稿數量合理;確保審稿人明確潛在的利益沖突，避免評審偏見;定期催審，警示審稿時間過長的審稿人，無原因的拖延審稿既是對編輯部的不負責任，也是對作者的不負責任。3)積極發現、培育審稿人。定期開展審稿人培訓，介紹科學評價(手段、方法、經驗)的進展，堅持保密原則，避免審稿人不合理利用稿件相關信息。4)在當下的學術生態中，存在著作者推薦偽造審稿人和操控審稿現象，這是編輯千方百計防范卻終有疏漏的。編輯應盡到核實作者推薦的審稿人的責任，避免出現某些中介機構或不良作者鉆編輯失察的空子。5)做好審稿人與作者之間的橋梁，及時、準確、全面地向作者轉達合理的審稿意見，組織好涉及爭議問題的往來溝通及答復。

3審稿人的責任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摘要]文章探討了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現狀，并且對其今后的研究發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從而就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應。

[關鍵詞]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現狀；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研究論文實驗動物應用狀況

動物實驗是醫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在人類疾病的調查和防治研究等諸多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目前，國內外公認實驗動物質量的標準化與否直接影響著科學研究水平的高低，實驗動物水平應當與科學研究的水平相匹配。因此，人們愈來愈重視實驗動物的標準化問題。但是，醫學研究論文中對實驗動物應用狀況的描述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而描述的狀況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實驗動物應用的情況，也反映了科研論文的規范化程度［1］，并進而影響論文的質量和交流。作者通過對《中華醫學雜志》、《中華內科雜志》、《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中華病理學雜志》、《中華腫瘤雜志》、《中國病理生理雜志》、《中國應用生理雜志》、《解放軍醫學雜志》、《第三軍醫大學學報》和《第四軍醫大學學報》1991～1996年各期刊載的呼吸系統疾病論文為例進行調查，并隨機抽檢了《RespirationPhysiology》、《EuropeanRespiratoryJournal》、《AmericanReviewofRespiratoryDisease》及《AmericanJournalofRespiratoryandCriticalCareMedicine》中應用實驗動物的文章。填寫問卷，依文獻計量學方法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1.10種雜志文獻中呼吸疾病所占數量有明顯差異，平均占總量的12.93%。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中呼吸疾病占80.31%，《中華內科雜志》中占11.57%，《中華腫瘤雜志》中占10.11%，《中國病理生理雜志》中占9.55%，比例較高。《中華病理學雜志》中占7.96%，《中華醫學雜志》中占4.81%。《中國應用生理雜志》中占5.54%。而《第三軍醫大學學報》中占3.73%，《解放軍醫學雜志》中占2.31%，《第四軍醫大學學報》中占2.53%，比例較小。

2.約有1/4的研究論文是通過動物實驗進行研究工作的，幾乎涉及呼吸系統的各種疾病，主要以阻塞性肺氣腫、肺原性心臟病、支氣管哮喘、呼吸衰竭、肺癌為主。幾種雜志不平衡，《中國病理生理雜志》所占比例高達75.25%，《中國應用生理雜志》所占70.27%，比例較高，《第四軍醫大學學報》為62.07%，《第三軍醫大學學報》為48.00%，《中華醫學雜志》為32.76%，《解放軍醫學雜志》為18.52%，《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為13.15%。而《中華內科雜志》和《中華腫瘤雜志》較少，分別為7.74%和8.60%。這與各雜志刊文的側重點有關。

3.理想的動物模型應是規范化的，能夠準確地重復再現。為此，應嚴格控制影響因素，力求一致性。影響復制的因素可分為兩大類：動物因素和環境因素。動物因素包括遺傳因素、性別、年齡、疾病因素。環境因素包括營養、氣候、理化、居住因素。因此，研究論文中對這些因素均應描述。調查中發現文章標題作為研究核心，有39.08%的文章沒有注明實驗動物的種名，有些文章應用了不規范的俗名，如“大白鼠”、“小白鼠”等。24.43%的文章沒有交代實驗動物的品系、品種。57.47%的文章既不記敘實驗動物的來源，也不交代其遺傳背景。性別、年齡和體重因素，分別有31.32%、99.13%和13.79%的文章無記敘。一些文章實驗動物的數目偏少，不足以達到統計學的要求。有11.78%的文章甚至未提實驗動物的數目。當然，近交系動物可以突破統計學上的要求，但也必須滿足一定的數目。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4.動物實驗的條件：98.56%的文章根本不提及飼養方式，99.14%的文章對實驗環境未記敘，僅有1篇文章(占0.29%)提到了實驗動物的合格證。有5篇文章是應用裸鼠進行的實驗，其中僅1篇提及動物實驗條件。

關鍵詞：綜述文稿

編輯工作中發現,綜述論文文稿存在的問題比較多,審編時須慎重處理。

1根據已有的綜述直譯轉抄

這樣做,難免有抄襲之嫌,因為"綜述論文"不同于"譯文"。在寫作綜述論文時,可以借鑒他人已發表的綜述啟發思路,但切不可照抄照搬。也就是說,必須結合自己的工作體會寫出有別于他文的特色,有自己的側重點。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進行文獻更新,補足與自己側重點有關的和該課題最新發表的文獻,然后按照自己的側重點重新命題,將全文重新整理,綜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見解。如本刊收到一篇綜述文稿,列文獻30余篇,而正文不足4000字。在初審中發現,其題名直譯自其中一篇文獻,進一步發現其內容亦基本來自該篇文獻,但鑒于選題是當前研究的熱點,故決定讓作者重新查閱文獻,補足近年的研究進展,改寫后再投稿,再審編。

2洋洋大篇,只是資料的堆積

有的來稿超過1萬字,但內容既無重點又不深入,層次不清,概念模糊,甚至有誤。究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對所綜述的專題不熟悉,體驗不深,不能很好地把握主題,而只是資料的堆積。對于這樣的稿件退稿時即提醒作者,倒不如選一個自己比較熟悉的題目,哪怕是寫一個較小的題目,只要在該專題范圍內寫得系統、深入,這樣的文章也是一篇好綜述。

近年來，多起關于國際知名期刊對中國科研工作者涉嫌學術不端論文進行“撤稿”處理的事件在微信等公眾平臺被報道和轉載［1］;2021年1月21日科技部《有關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報》［2］，在公布多篇科技論文涉嫌造假被舉報的結果后引發社會熱議［3］，學術存疑論文成為關注中心。十大事件中，《Nature》封面文章“史上最小恐龍化石”的撤稿在新聞里與其他學術不端事件相提并論，但從最終撤稿聲明［4］來看，該論文出現的問題并不能定論為造假，更類似學術爭論或觀點錯誤。對于科技部的通報，也有時評［3］提出疑問和思索:“怎么做論文不是造假、怎么做就是造假了?”在關注公眾輿論對中國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批判的同時，作為期刊出版者，我們應注意到:無論新聞媒體總結的“十大學術不端/撤稿事件”，還是科技部關于論文涉嫌造假調查處理情況的通告，均有涉及學術存疑論文，如何區分和處理類似事件值得我們全面觀察和思考。雖然國外有規范［5－7］在定義學術不端或科研不端行為中提及應注意區分誠實錯誤(honesterrors，亦有譯為“無心之失”)或意見分歧(differencesofopinion)，但國內研究［8－12］主要針對已被認定的學術不端行為，包括學術不端的定義、分析、對策，以及根據檢測系統、撤稿處理等措施來分析其防范或遏制情況，部分文章［8，13］在分析學術不端時提及數據的無意錯誤或科學探索的“試錯”特征，但沒有對期刊如何區分處理學術存疑論文進行詳細明確的分析。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ORI)審查的指控［14］中，1994—2004年的259起調查案件有49%被最終認為不存在學術不端行為，2004年289名舉報者中只有51%的人指控的情況被證實為學術不端。被舉報的學術存疑論文有一定概率并沒有不端行為或無法證實有不端行為，此外，針對如何處理不準確指控或如何證明無罪的文獻也很少［15］。對于明確的學術不端行為，遵照相應的規范或規則進行調查處理即可，但是實際操作中有較多論文事件涉嫌但難以明確學術不端，因此有必要界定學術存疑論文的分類和特征，探討區分處理的策略，有助于科學嚴謹地對待科技期刊編輯出版過程中的學術問題，在促進科研誠信的同時保護科學探索的試錯本質，集中力量精準打擊不端行為，凈化學術環境。

1學術存疑的定義與分類

學術存疑是指科技期刊編輯出版的論文在學術有效性上受到質疑但不能證實學術不端行為的一類特殊情況。根據其性質或來源，最終可區分歸入潛在的學術不端(懷疑但證據不足)、誠實錯誤、學術爭議或觀點錯誤和研究質量低劣等問題。

1．1潛在的學術不端

從國內外各種指南規范等看，學術不端的定義至今沒有完全統一，但其共同特征在于這類問題是作者帶有明顯意圖的行為所致。根據美國科學編輯理事會(CSE)、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ICMJE)和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英國制藥工業協會(theAssociationoftheBritishPharmaceuticalIndustry)、世界最大的生物醫學研究資助基金之一惠康基金會(theWellcomeTrust)等規定［7，16］，作者“剽竊”“偽造”“篡改”“不當署名”等故意作為均屬于不端。但事實上有些論文是否存在不端行為，往往難以甄別和證實。例如，趙麗瑩等［17］提出的部分“灰色不端行為”，作者在基金標注、共同署名上可能有不實或隨意標注，科研結果進行切片發表等;或者部分記錄丟失無法提供原始數據鏈［18］，作者根據某一標準對部分數據識別為異常并剔除，研究論文表現出支持某理論的明顯傾向性等。

1．2誠實錯誤

2018年11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1］。2019年8月，四部門聯合了《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中國科技期刊的發展目標，闡明一流期刊建設的措施和方法，進而全面開展我國科技期刊數字專業化、集團國際化進程，建設開放融合的中國科技期刊體系［2］。該《意見》是推動我國科技期刊發展的戰略性文件，為我國科技期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科學傳播能力作為軟實力的一種表現形式，中央層面針對科技期刊發展的頂層設計已經制定。為此，中國科協也實施了科技期刊資助計劃，但是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設并不是短期可以實現。談到中國科技期刊，從業者往往聽到的是“小、散、弱”，缺乏技術、缺乏人才、缺乏政策、缺乏資本集群化運營，體制機制改革復雜且困難。為此，在此背景下，期刊從業者針對世界一流期刊建設，提出了“造船出海”［3］、集群化、國際化、數字化［4，5］等發展路徑。林鵬［6］則對我國創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路徑提出相關建議。梁燕［7］提出，我國創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需要建設國際化的大型期刊出版平臺。金會平等［8］提出把創辦“高精尖”科技期刊作為建設世界一流期刊的突破口。盡管出現一批優秀期刊，如《NationalScienceReview》《CellResearch》和《Light》等，但整體上學術影響力遠遠不足，具體表現為管理分散、單刊體量小、學科分布不均衡、學術競爭以及高水平期刊數量嚴重不足。但實際是我國科技期刊總量已超過5000種，居于世界第三位，表現為體量與影響力的嚴重不匹配。因此，本文就探討如何組織優化科技期刊組織系統，合理配置資源，集中力量，為建設世界一流期刊創造條件。

一、期刊組織架構現狀

1．組織形態。我國科技期刊主管單位有1345家，只有72家單位主辦10種以上期刊;而主辦單位3238家，擁有10種以上期刊的只有31家;出版單位共計4391家，只有8家出版單位出版的期刊超過10種［9］。多數編輯部只擁有期刊，人員規模不大，期刊影響力小以及資源分配率低，這種各自為政的發展模式，造成了大量物資的浪費，同時也不能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局面［10］。隨著科技發展和學科類別的細分，大量數據的積累，各類信息資料數據化形式的存儲，單個刊物難以滿足期刊運營中各方面專業化的需求，為此國際期刊都表現為集群化運營的形態，而未來學術發言權的競爭實際上是期刊集約化之間的激烈競爭。目前國際上約超過有10500個出版機構，出版的期刊約為6萬種，主要出版商為: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約3000種，愛思唯爾(Elsevier)約2960余種，泰勒•弗朗西斯(Taylor＆Francis)約2700種，威利(Wiley)約1700種，共計占總數6萬種的16．2%。在SCI等高質量期刊收錄與檢索數據庫中，期刊發表更趨向于大型出版機構。另外中小出版機構通常以“抱團取暖”的方式獲取資源聚集的優勢，如全球學術與專業出版者協會、歐洲科學編輯學會(EASE)等，這類協會對于國內中小出版機構提供了可借鑒的發展模式。2．出版方式。目前，我國科技期刊多為出版周期較長的雙月刊(1963種，占總數的38．86%)、月刊(1847種，占總數的36．56%)、季刊(724種，占總數的14．33%)。多數期刊年載文量均不高且呈逐年減少的態勢［6］。2019年JCR統計顯示，中國SCI期刊259種，但占總量不到3%，Q1區期刊數量為58種，盡管影響因子逐年增長，但是與中國科技迅猛發展的實力并不匹配。2015－2019年間中國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從30萬篇增加至超過50萬篇［11］。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信息稱2018年中國國際科技論文數量連續9年排在世界第2位。國內科技期刊無論數量與質量都不能滿足中國科學技術成果發表的需要，國內的學術論文部分已經達到世界前列的水平。如何加快出版形式建設，提供高品質科技期刊數量，消化國內稿源，成為中國科技期刊的首要問題。出版量少，體量不夠，外流稿源無法消化，因此，需要改進數字出版范式。研究發現數字內容訪問數量與期刊的復合影響因子呈正相關，通過數字化形式出版的科技期刊是讀者主要閱覽期刊內容的來源。數字化建設不但可以促進期刊影響力的提升，而期刊影響力也對期刊數據化也有支持作用［12］。《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8)》顯示，Springer•Nature發表的研究論文有27%采用了開放獲取模式。大多數出版公司正推進OA出版模式。通過在期刊打造OA網絡傳播數字平臺，如SpringerOpen、PLoSONE等，全新的期刊出版經營模式優勢越來越大，如BioMedCentral出版相關的生物醫學類學術網絡期刊中，有近100種被SCI檢索和收錄［13］。OA出版已經推動期刊出版流程的重新塑造和業務模式更新。隨著OA出版的快速發展，數據期刊化的傳播過程、資本運作模式等都會不斷轉型。OA期刊數量從2001年的86種增長到2018年的1254種(占比17．70%)。加快我國OA期刊發展步伐也是當前管理部門的課題之一。3．評價體系的多元化。當今，我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發行，以國內三大數據庫(中國知網、萬方、維普)為主的大型數據出版商，雖然取得了較快的進步，但未建立起國內外廣泛認可的評價體系，其學術價值嚴重依賴于三大檢索，包括:SCI、SSCI、EI等國際知名的評價標準，不利于推進中國科技期刊建設國際化步伐。而國內的期刊評價主要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北大核心)、中國科技核心期刊目錄和CSCD三大數據庫為主。如此結構的評價體系并不足以抗衡國外的標準體系，建設國家科技期刊的同時，也需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且與國際接軌的評價體系。為此，要整合相關管理部門，建立中國學術期刊等級評價體系規劃工作。加強整合利用各個組織網絡信息資源，建立廣泛的科技期刊宣傳口徑，為建設世界一流期刊創造良好外部環境。廣泛聯系國內科研從業者在建設世界一流期刊上積極響應國家全局規劃部署，加強國家和社會的政策和價值觀引導，完善評價體系，主動通過建設性的行動，把學術成果在祖國的大地上，增加國內科技期刊高水平學術成果的載文量，一起建設國內的世界一流期刊。

二、期刊體系組織建議

1．打造行業協會平臺，建立產學研培養體系。我國科技期刊主要的管理模式為“主管—主辦”，高校或科研院所占據了大量的辦刊資源，部分編輯部經過機制改革后，通過人力資源、財務、運營資源等集中統一經營管理，將資本運營形成的理念融入期刊自身發展的驅動力［14～16］。目前建成較大的期刊群包括:中國光學期刊群、材料類期刊群、中國地學期刊群、中華醫學會系列雜志、中國抗癌協會系列雜志等平臺期刊集群，以及《CellResearch》為核心的期刊集群、《中國科學》系列等專業期刊集群。目前，這些期刊集群中表現較強實力《CellRe-search》《光:科學與應用》《計算機測量與控制》《中國科學》《科學通報》等“高精尖”科技期刊［17］。研究［18，19］表明，學科專業內容相類似的期刊群整合，可以使期刊群集中某一領域內的最新信息傳播，形成行業資訊集中、新品研發展示的優勢平臺，進而形成馬太效應，期刊集群對內部可以起到優勢互補，對外可滿足多層次的人群的需求，緩解辦刊規模小、品牌影響力低等問題，或將成為解決制約我國科技期刊發展的主要手段。2．擴大編輯含義，解決編輯學術化等專業問題。世界一流期刊需要一批世界一流的編輯人才。在高校借助雙一流學科建設過程中，期刊主辦單位需要廣泛邀請更多學者、重點學科的研究人員參與到期刊的建設之中。期刊編輯部人少事雜，高校人才資源溢出，加強學科內的廣泛聯系，針對具體學術研究進行深入探討與報道。以《Nature》為例，具有70多位編輯，大多具有博士學位，具有領域類專業的研究和工作經驗，能夠主動追蹤學科熱點、難點問題，獨立完成相關學科前沿的評述稿件［20］。如PhysicalReviewLetters編輯團隊擁有學術水平非常高的專業化編輯，21位編輯均為博士學歷，且都有豐富的科研經驗和科研成果。戴杰等［21］認為，目前科技期刊編輯的核心任務是提升科技期刊學術質量和國際影響力。職業化編輯成長為專家型編輯是現代編輯人職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礎上，在激烈學術以及科技的發展態勢下，單純依靠專職編輯的人力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吸引學科內專家學者參與到編輯部日常運營過程中，加強學術共同體的聯系，才能精準把握學科發展、期刊形態演化方向。3．構建自主出版平臺，加快數字化媒體融合。通過構建自主出版平臺，探索全新的辦刊模式。傳統科技期刊以知識傳播、科普知識為主，與科學界精準的知識服務推送聯系并不緊密。隨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時代到來，其必將給期刊發展帶來新的變革，以媒體融合為主要趨勢、人工智能為主要手段的全新的期刊發展模式是大勢所趨。主動迎接時代的浪潮，跟隨技術以及觀念的發展，不斷更新知識儲備，是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現實要求。規范的高質量的期刊數據是學術出版的核心競爭力。多類型的產品和服務是知識數字化必然大趨勢［22］。

目前條件下中國期刊編輯界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只有聚合人才，提高組織效率，更新管理模式，加快各學術領域的資源整合，深化產業鏈合作，提高技術維護的能力，同時重視運營銷售方式，重視數字化出版及營銷，才能在未來知識出版、期刊發展中，獲得建設世界一流期刊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