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核心論文范文10篇

論文摘要：結合知識管理的特點分析企業員工進行個人知識管理的必要性，并根據個人知識管理的實踐給出員工實施個人知識管理過程中可以采用的方法和途徑，為知識管理在工作過程中的應用提供了一種借鑒。并提出知識分享是實現知識管理的核心的學術觀點。

論文關鍵詞：知識管理企業員工知識分享

1引言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知識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業管理理論和實踐工作者也更積極地探索如何進行知識管理以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和大好機遇。各行業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大，如何培養出多層次、實用型、應用型和具有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才，對企業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企業根據自身特點，在工作過程中積累經驗并對各類知識進行有效管理，對于提高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提升企業的經營業績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本文分析了企業員工個人知識管理的必要性，探討了進行個人知識管理的方法，提出知識分享是企業員工進行知識管理的核心，以及如何進行知識分享。

2進行個人知識管理的必要性

對于個人知識管理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定義，筆者認為美國的PaulA.Dorsey教授提出的“個人知識管理應該被看作既有邏輯概念層面又有實際操作層面的一套解決問題的技巧與方法。”的描述更為普遍和通用。廣義上的個人知識管理的內容很寬泛，包括工作、生活、學習、娛樂等方方面面的內容，而本文所研究的企業個人知識也僅指員工在生產實踐、科技活動中所積累的有關知識，包括存儲在頭腦中的專業技能、實踐經驗和技巧等隱性知識，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取、整理、存儲以及共享這些知識，使其成為教師進行自我總結、提升和創新的基礎，并通過共享實現知識價值的最大化利用。下面先介紹一下員工進行個人知識管理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經濟不斷深入地和國際接軌，廣告業正在面臨巨大的變動，現實環境對廣告從業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亦即不僅要有從業的基礎技能，還必須具有宏觀的戰略眼光和國際視野。這也對廣告教育，尤其是大學廣告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丁俊杰教授說：“我希望廣告專業培養的學生是‘通才’、‘全才’，具有廣泛的知識積淀和較強的創意實踐能力，而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專才”，因此要認真把握好綜合素質與個性發展之間的關系。專業人才成長的基礎需要“博大精深”，猶如參天大樹扎入泥土中那盤錯的根系，吸引廣泛的養料，高標準地要求學生建立寬廣的治學基礎，有利于將來各方面的探索以及創新思維的飛躍。”為此，我認為當前大學廣告教育應堅持“一個核心”和樹立“三根支柱”。

一、大學廣告教育的“一個核心”

所謂廣告教育的“一個核心”，即鑄塑學生靈魂的人文精神（人文素質）教育。

當然，不獨是廣告專業要加強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養，其他任何一個專業學科都應如此。因為大學教育的歷史使命是為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而不是培訓技工。與技能學校、職業中專相比，大學的魅力就在于教人學會思想，教人養成獨立品格。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精神，培植著生產與建設所需要的最為復雜的內在動力——創造力和批判精神，而不是所謂的一技之長。為什么哈佛大學能如此出眾，原因在于哈佛大學通過大量的人文課程使學生具有較強的人文背景，教師經常向學生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人類從哪里來？向哪里去？每個學生，無論其專業是什么，經常思考和回答這類的問題，就能在關懷人類命運的基礎上來思考本專業的問題，他們就會有領導世界潮流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正因為基于此，德國著名哲學家、學者伽達默爾才說：“教育就意味著人精神深處的深刻變革。”

目前廣告業界的種種弊端，諸如短期行為、好大求洋、缺乏誠信、效率低下、缺乏創造、缺乏文化、違規廣告屢禁不止，以及從業人員大量頻繁跳槽，蓋因缺乏人文精神的具體體現。

那么，何謂人文精神？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概念與現狀；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經濟學分析；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效率的途徑等進行講述，包括了理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分析、基于博弈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傾向分析、基于公共選擇理論對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傾向分析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公共信息資源低效經濟學分析

論文摘要：造成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原因很多，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造成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原因，旨在為提高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效率提供建議與幫助。

1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概念與現狀

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水平作為政府和公共組織發展水平的標志，伴隨著信息化社會的縱深發展，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關于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概念，國內學者看法不一。文獻[1]認為“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是指圍繞公共信息資源實施全面管理的一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它以公共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為核心，以信息技術為基礎，信息政策法規為保障，信息素質的培養為關鍵。”文獻[2]認為“公共信息資源管理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社會行為主體及其網絡化組織結構，為了最大限度地促進信息資源的全社會共享和信息資源效用價值的實現，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綜合運用各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技術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在公共參與下實現對公共信息資源的多元管理。”由于公共信息不僅屬于公共產品，擁有公共性，同時作為一種信息資源，又具有信息的特殊性和資源的稀缺性，因此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不僅屬于公共管理的范疇，還屬于信息管理的范疇。筆者認為在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研究中，不僅要解決公共信息資源作為公共產品如何最大限度的發揮效率以滿足公共需要的問題，在管理過程中兼顧信息產品的特殊屬性，掌握其傳播與共享的內在規律也同樣重要。

隨著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我國近些年來在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與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如公共信息資源的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公共信息資源共享標準的制定以及政府電子政務的推廣等。然而伴隨進步的同時，相關的問題也開始凸現，例如由于缺少信息保障、信息制度造成的公共信息獲取困難；由于責權不明確，監督無力而導致掌握公共信息資源的公權部門失責；由于管理主體單一，市場化程度低，造成公共信息資源開發、利用低效及浪費等。這些現象不僅嚴重閑置、浪費了公共信息資源，還加劇了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貧富分化的社會矛盾，讓社會公眾對管理公共信息資源的公權部門產生了不滿與置疑，同時也阻礙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發展，造成了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局面。對于這些現象，國內學者多從公共信息資源的管理模式出發進行原因的探析。筆者認為造成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現狀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根本癥結是由于其內在屬性造成的內生矛盾，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理論出發，試圖找出造成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低效的內生原因，旨在為提高我國公共信息資源管理的整體水平提供部分思路與建議。

一、核心能力理論興起的背景

1、對波特產業結構分析理論的不滿：波特的產業結構分析理論雖然提供了對企業進行戰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說明了產業吸引力對企業利潤水平的決定作用。但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同一產業內企業間的利潤差距并不比產業間的利潤差距小，在沒有吸引力的產業可以發現利潤水平很高的企業，在吸引力很高的產業，也有經營狀況不佳的企業。這些都是波特戰略理論不能很好解釋的現象。另外，波特的戰略理論還往往誘導企業進入一些利潤很高、但缺乏經驗或與自身優勢毫不相關的產業，進行無關聯的多角化經營，這方面不少失敗的案例也對該理論提出了疑問。為了彌補上述缺陷，波特后來又提出了以企業內部價值鏈分析為核心的戰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幾乎涉及企業內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問題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戰略重點，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2、企業重組和再造的挫折：在80年代，日本企業的競爭力在很多產業上都超過了美國企業，取代了美國企業的領先地位。為了趕上日本企業，美國的很多大企業紛紛進行重組和流程再造以謀求提高競爭力。重組雖然有時勢在必行，能夠使企業“變小”以改善短期績效，但這只是在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不是創立未來的市場。一些精明的企業，在認識到重組企業是條死胡同后，轉而進行再造工程。再造盡管能夠使企業“變好”，但并無與眾不同，只不過是個優秀的模仿者而已。因而如何重建企業的競爭戰略，使企業不僅在現有產業內領先，而且能夠在未來產業繼續領先，保持企業的持續競爭優勢就成為一個急待解決的問題。

核心能力理論就是基于上述背景而提出的，一經提出，就受到理論界和企業界的廣泛關注，并成為研究的熱點。

二、核心能力的特征

盡管對于核心能力的界定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它們無一例外的都認為核心能力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源泉，是在企業資源積累的發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企業特有的能力，是企業的最重要的戰略資產。歸結起來，核心能力具有以下特性：

摘要：企業并購整合是一個系統過程。根據Prahalad和Hamel的核心能力理論，文章認為在我國，必須圍繞以增強企業的核心能力為根本目的實施企業并購、整合管理；并強調要從系統經濟學角度進一步審視我國企業的并購整合問題。

并購是西方企業資本擴張的重要手段，也是企業快速擴張的一條重要途徑。通過并購來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資本經營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實現資本的低成本、高效率擴張，形成強大的規模效應的重要途徑，這是近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特點。當前，以并購為主的產業整合正在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上的一個新熱點。但在我國，由于利益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在并購中企業的角色定位不同，并購企業雙方的在制度（產權關系模糊和所有制阻隔）、運行機制、人員心理（尤其是行政主管領導認識上的不一致）和文化等方面的沖突，難以形成有效的并購整合，并購的效果差強人意。甚至有些企業并購后，陷入了困境，成為“問題企業”。因此，在大力推進企業戰略性重組的過程中，研究企業并購后的整合問題是十分必要的。

一、企業并購整合的核心能力發展趨勢分析

在西方企業并購實踐中，并購的目的先后被定位在尋求規模經濟、分散經營風險、發現價值、實現戰略轉換上。自Prahalad和Hamel于1990年提出核心能力理論以后，企業并購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增強企業能力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根據Prahalad和Hamel的理論[1]，企業的核心能力是某一組織內部一系列互補的技能和知識的組合，它具有使一項關鍵業務達到業界一流水平的能力，是能夠提供企業競爭優勢的知識體系。它有如下特點：①核心能力是企業獨特的核心競爭優勢，它通過產品和服務，給消費者帶來獨特的價值和效益。②核心競爭優勢體現在企業的一系列產品及其服務上。③它是其他企業難以模仿的能力。

隨著信息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企業的組織形態及運營模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企業的競爭正日益從企業外部產品和市場的競爭走向企業內部資源、知識和能力的競爭，企業核心能力理論的興起正是順應這一變化趨勢的必然，核心能力輪的提出及對其廣泛深入地研究和應用，標志著企業管理學對企業競爭力研究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根據核心能力理論發展起來的分析框架，被認為是企業管理學關于企業競爭力問題分析的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框架。

核心能力理論認為，企業本質上是一個能力的集合體，能力是對企業分析的基本元素，而企業擁有的核心能力是企業長期競爭優勢的源泉，積累、保持、運用核心能力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性戰略，也是企業經營管理的永恒目標。計劃、組織、協調和控制等管理的各項職能都應圍繞企業核心能力而展開，生產、營銷和財務等管理活動也都應該以企業核心能力為中心[2，p432]。企業并購整合是一個系統過程，綜合現代企業資源理論、知識理論、創新理論和能力理論，企業并購整合發展戰略應該圍繞企業核心能力來構筑和實施。

摘要：文學翻譯的過程同時也是創作文學作品的過程。文學翻譯的性質決定了文學翻譯的核心問題是努力做到全面實現譯文的文學功能，即原文文學意境的傳達，或者說原作文學效果的再現，譯者應當把完善譯文的文學功能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因此，創作文學作品是文學翻譯的根本任務，而譯文則是作者和譯者共同寫作的結果。

論文關鍵詞：文學翻譯;文學功能;創作本質

前言

有關翻譯策略的一切選擇都取決于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而文學翻譯，其目標是全面再現原文的審美意義，且譯文必須具有與原創作品一樣的文學功能；譯文讀者期待充分領略原文的情感和思想，同時能夠與原文讀者一樣獲得閱讀享受。這樣的目標決定了譯者的翻譯過程就是創作文學作品的過程，而譯文讀者對譯文的接受則是另一個再創作行為。因此，若從目的與功能的角度來考察文學翻譯，則一定可以更直接、更清楚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創作出具有與原文相同功能的文學作品乃是文學翻譯的核心所在。

一、文學翻譯的功能主義觀

翻譯的功能主義理論的創始人是凱瑟琳娜•賴斯（KatharinaReiss），她在1970年代初期就提出應該通過原文和譯文的功能比較來評價譯文，到了80年代中期，她和學生弗米爾（HansVermeer）共同發展了功能理論。他們認為雖然語言具有說明、表現及呼喚三種功能，但是翻譯應當主要受控于占主導地位的功能，即受控于原文的“skopos”（希臘語，意為“意圖”、“目的”、“功能”），當譯文與原文的功能一致時，它便可以被稱作“忠實”的譯文。弗米爾提出的目的論則是功能主義翻譯理論的重要內容，它要求所有翻譯遵循“目的法則”、“連貫性法則”和“忠實性法則”。由此可見，功能派翻譯理論把目的論放在最為重要的位置。文學翻譯也是一樣，其目的和功能無疑操控著整個翻譯活動的全過程。

從個人理性到集體理性

盡管"理性"是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富爭議的概念之一，但是，"理性"卻是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普倡的價值觀之一，并成為當今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一般把"理性"定義為"假定論及的目標和現實世界不變，那么，只要行動得以正確地籌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實現目標，這種行動就是理性的。"1如果說"個人理性"意味著"行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尋求者"2；那么"集體理性"則可以引伸為"集體是團體自身利益的理性尋求者。"

"個人"是社會的元單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但是，人類的基本屬性之一是其"社會性"，"組織"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我們生活在一個組織的世界中。那么，各種組織何以存在？一般認為，除了人類的合群本性使然外，各種組織（包括工廠、公司、俱樂部、政黨乃至政府、國家）之所以要建立起來，乃是因為人們僅僅靠自己個人的力量不能完成或不能令人滿意地完成某些任務、實現某些目標，于是具有相同要求和目標的人們結成了團體或集團。可見，組織的存在是為了增進集團中成員的共同利益，組織的高效率意味著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但是，"正如可以假定一個組織或一個集團的成員擁有共同利益，他們顯然也擁有不同于組織或集團中其他人的純粹的個人利益"3。無論組織尋求何種公共產品和服務，都必然要求組織、組織成員付出一定的成本。那么，成本如何分攤？產品和服務如何分配？這些無疑會影響組織成員行為前對行為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只有在符合個人理性的情況下，尋求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行為才會發生，才會實現集體理性。因此如果我們同意廣義的"經濟理性人"假設，那么驅使每個組織成員行動的則將是"個人利益"，而不是"組織的共同利益"。這樣就產生出一對相互對立的命題：命題一：驅使組織成員行動的是共同利益（集體理性）；命題二：驅使組織的成員行動的是個人利益（個人理性）。因此，無論是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其焦點問題就變成：如何使這兩個命題協調起來？如何減少、克服"搭便車"的現象？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組織即使成立也會面臨解體的危險。可見，管理的核心問題"效率"產生于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與背離，管理的核心問題現在轉化為內協調問題，即如何協調組織成員之間、組織成員與組織之間的目標、利益，使每個組織成員都能為了實現組織的共同目標去努力，也就是在組織中如何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

當然，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不僅有矛盾與背離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否則集體就不會存在。不同學者對其一致性與矛盾性的不同強調，就形成了不同的描述與解釋社會現象的方法。例如，在亞當·斯密那里，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是并行不悖的，這集中地反映在他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中，即如果人人都為"個人利益最大化"而理性行動，那么他們便會受到代表強大市場力量的"看不見的手"的指引或驅使，其結果是整個社會的繁榮，即集體理性的實現。這種觀點在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指導理論幾個世紀以后，逐漸受到人們的批判，其中最具說服力的來自公共選擇學派的喬治·布凱南和曼瑟爾·奧爾森。在他們看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個人理性并不是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交通堵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極好例證。其原因就在于由于外部效應及公共物品的存在而產生的成本分攤、收益分割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才為我們探討內協調這一管理的核心問題提供了必要性。

那么，個人理性與哪些條件共同構成了集體理性的充分條件呢？換句話說，怎樣從個人理性走向集體理性呢？根據奧爾森的回答，有兩個重要條件：一是組成集團的人數足夠少，二是存在著選擇性的激勵手段。人數少一方面意味著單個人的影響力將會相對提高，另一方面使人們之間的相互監督成為可能。這樣使每個人的每個行為都成為在多次博弈中的計算對象，換句話說，在每個人都可以根據他人的行為調整自身的行為的同時，也使每個人在行動之前必須考慮自身行為對他人行為進而最終對自身利益的影響。當然，人數具體少到多少，并沒有一個普適的具體數字，但是人們一般認為，人數越少，組織的行動力越強，并且一般在少于十人的情況下，才有自動采取集體行動實現集體理性的可能。當然，隨著現代技術的迅捷發展，這一可以實現相互監督、進而自動實現集體理性的小團體的規模也存在相應擴大的可能性。

其次，公民社會的日益成長，第三部門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形成了強大的參與力量，這就要求公共部門在管理過程中更多地體現“公共性”，從而表現為某種程度上“公共性”的覺醒。譬如，一種成熟的理論認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都存在體現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領域由于是公共權力活動的場所，因而天然地必須體現公共性。而私人領域是市民社會成熟基礎上的產物，它發揮社會批判功能，體現參與和監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發揚（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許多國內學者也認為，“經濟的市場化或自由化推動著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開來而獲得獨立的存在和發展，在市民社會里，各種非官方的社團組織及他們活動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領域也逐漸活躍起來。一般而言，自治原則、法治原則、個人主義、多元主義、公開性、公共性等被人們認為是市民社會特有的價值旨趣或規范基礎。”隨著第三部門的成長壯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權力對社會公眾的濫用，從而發揚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體現為公眾利益的本質目標（注：參見汪俊昌《我們今天應當怎樣談論市民社會》，《浙江學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來，當前對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過去探索的延續，又具有現實緊迫性。

二、“公共性”的由來及演變過程

根據《辭海》的解釋，“公”的中文含義為“公共；共同”，與“私”相對。《禮記·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即為此意。《漢語大辭典》中，“公共”意為“公有的，公用的，公眾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來，“公共”的中文語義強調多數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認為“公眾”一詞有兩個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臘詞匯(pubesormaturity)，強調個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慮他人的利益。同時意味著具備公共精神和意識是一個人成熟并且可以參加公共事務的標志。二是源于古希臘詞匯(Koinon)，英語詞匯“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該詞，意為人與人之間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顧和關心的一種狀態。在古希臘社會里，公共是一種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參加的政治共同體，其主要職責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標準和規則，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之善。因此，從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會層面的非個體性，在古希臘政治社會里與早期民主相關聯。這也應證了，隨著時展，當代的“公共”概念已發生很大改變，公共成為政府和政治的同義詞的觀點。

哈貝馬斯考察了另外一種公共性起源。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公共性或公共領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權力的公共部門，而是指一種建立在社會公／私二元對立基礎之上的獨特概念，它誕生于成熟的資產階級私人領域基礎上，并具有獨特批判功能。關于公共性的演變，哈貝馬斯認為，自古希臘以來，社會有明確的公私劃分，公代表國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會。例如在古希臘、羅馬，公私分明，所謂的公共領域是公眾發表意見或進行交往的場所，那時雖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領域。在中世紀，公私不分，公吞沒私，不允許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權”。直到近代（17、18世紀）以來，在私人領域之中誕生了公共領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貝馬斯著、曹衛東等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國外對這一問題研究的啟發，國內也有學者從社會領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產生。他們認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治生活與經濟活動具有對應的相關性。整個近代社會發展史的客觀進程，都在于使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日益分化，這樣一來，整個社會就成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整合體。在社會分化為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過程中，國家的職能也開始了分化的歷程，除出現了國家職能的多樣化趨勢，其中統治職能與管理職能是最為基本的兩大職能。由于國家統治職能是在統治集團和被統治集團的關系中實現的，所以，雖然它表現出一定的現代公共性的內容，但本質上是與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職能中，公共性則是其最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斷言：歸咎于管理職能的是一個純粹的公共性的領域。因此，社會領域的分化引發國家職能的分解，從而導致公共性的彰顯。

在論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變時，國內外學者都傾向于用“公共性喪失”一詞。一種觀點認為，在近代功利哲學和市場經濟的趨利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臘公共性的含義進一步喪失，現時情況是，“通過集體的方式尋求更大的善已被個人的計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實踐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們憑借官僚、技術和科學的手段來決定福利、幸福和功用。這里沒有公共的原初含義，有的只是原子個人的集合體；這里沒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許多私人利益的聚合體。”雖然美國公共行政對于如何實現公共性有過幾種理論，包括以利益集團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多元主義視角）；以理性選擇人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共選擇視角）；以代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立法的視角）；以消費者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提供服務的視角）；以公民權形式表現出來的公共（公民權視角）等，但這些理論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論架構應是以憲法為基礎，公共概念必須建立在公民權、仁慈和愛之上，此外還需要聽證系統和程序的保持及發展，及對集體公共群體和弱勢群體的關懷，等等。

品牌核心價值是品牌資產的主體部分，它讓消費者明確、清晰地識別并記住品牌的利益點與個性，是驅動消費者認同、喜歡乃至愛上一個品牌的主要力量。

核心價值是品牌的終極追求，是一個品牌營銷傳播活動的原點，即企業的一切價值活動（直接展現在消費者面前的是營銷傳播活動）都要圍繞品牌核心價值而展開，是對品牌核心價值的體現與演繹，并豐滿和強化品牌核心價值。品牌管理的中心工作就是清晰地規劃勾勒出品牌的核心價值，并且在以后的十年二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品牌建設過程中，始終不渝地要堅持這個核心價值。只有在漫長的歲月中以非凡的定力去做到這一點，不會被風吹草動所干擾，讓品牌的每一次營銷活動、每一分廣告費都為品牌作加法，起到向消費者傳達核心價值或提示消費者聯想到核心價值的作用。久而久之，核心價值就會在消費者大腦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并成為品牌對消費者最有感染力的內涵。

定位并全力維護和宣揚品牌核心價值已成為許多國際一流品牌的共識，是創造百年金字招牌的秘訣。品牌之王p＆g對品牌核心價值的構造與經營可謂處心積慮。p＆g有一個行之全球的信念，那就是一個品牌與產品沒有特質是很難成為贏家的，這里所說的特質就是品牌的核心價值。p＆g一旦通過消費者研究，對品牌的核心價值進行了嚴格定位，就絕不輕易更改，一切廣告與營銷傳播活動都是以核心價值為原點進行演繹。如舒膚佳的核心價值是“有效去除細菌、保持家人健康”，多年來電視廣告帶換了幾個，但廣告主題除了“除菌”還是“除菌”；潘婷品牌的核心價值是“健康亮澤”，廣告中的青春靚女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含維他命原b5”、“擁有健康、當然亮澤”的承諾總是一脈相承。p＆g的許多廣告，就其原創性而言往往是平淡無奇的，大多是比較性廣告。可其強勁的銷售促進力卻令人稱奇！奧秘就在于對品牌核心價值的精確定位和持之以恒的堅持。p＆g在推廣全球性品牌時，也特別注重使品牌在各個國家與地區消費者的心智中有一個清晰且始終如一的資產或識別。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品牌核心價值定位是一致的。護舒寶是p＆g在全球范圍內都十分強勁的品牌。護舒寶的價值是“一種更清潔、更干爽的呵護感覺”，在不同國家都堅持這一訴求。只不過根據不同國家的文化調整了廣告表現形式。如在中國采用平鋪直敘式，但日本婦女對此話題很隱秘，就采用悄聲耳語式。

反觀我們國內的很多品牌，幾乎不存在對品牌核心價值的定位，營銷戰略經常受到戰術目標的左右而偏離對核心價值的追求，廣告十分隨意，訴求主題月月新、年年變，成了信天游。盡管大量的營銷廣告投入多少也能促進產品銷售，但幾年下來卻發現品牌資產、整體價值感與品牌威望并沒有得到提升。企業產品多樣化后，一般都是通過品牌延伸新老產品共用已打響的品牌。這時，經營品牌核心價值就顯得更為重要了。如1997、1998年，國內家電業出現了“同心或相關多樣化”經營的浪潮，長虹挺進空調、電源行業；tcl進軍冰箱、洗衣機、pc；康佳涉足洗衣機、冰箱、手機；春蘭則有空調、冰箱、彩電等產品相繼問世……但所有企業在為不同產品做廣告時，只知道各講各的優點好處，很少看到各不同產品廣告之間的有機聯系。其實，國際范圍內眾多家電企業麾下的幾百種家電產品都用同一個品牌，主要是因為消費者對冰箱、洗衣機、彩電、音響等產生信賴的原因，都可以歸結為一個共同點，即對這一品牌在技術、品質、服務、親和力上的高度認同。因此，春蘭、長虹空調的廣告就不應只在宣傳空調的質量、功能上做文章，更應在構造綜合電子電器品牌的核心價值上進行努力。海爾則通過傳播“oec零缺陷管理”、“暢銷對質量要求苛刻的德國”、“海爾，china，中國造”、“國際星級服務”、“真誠到永遠”等對各種電器都有銷售促進力的信息，所有這些信息都是圍繞著“真誠、人性、卓越科技、國際級大品牌（業內領導者）”這一核心價值而展開的，有效提升了綜合家電品牌的含金量。

深入地研討中國企業品牌核心價值信天游的原因，有利于大家在品牌管理中有意識地、有針對性地避免犯類似的錯誤。國內企業品牌核心價值月月新、年年變的主要原因為：

維護品牌核心價值

內容提要:目前，國際上正掀起一股整體風險管理理論探討和實踐應用的熱潮。本文綜合介紹了整體風險管理思想及其在國際保險業應用和發展狀況，并根據整體風險管理思想分析了目前我國保險業存在的問題，指出整體風險管理是提高我國保險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一、傳統風險管理的局限性

風險管理的基本思想是要通過風險識別、風險衡量、風險控制、風險融資、風險管理決策等一套系統、全面、科學的管理過程，來防范和控制一個組織或企業的風險損失及其負面影響。有別于整體風險管理，傳統的企業風險管理的管理范圍是局部的，管理方法和過程是分離式的。

首先，不同類型風險的管理方法存在很大差異。人人厭惡純粹風險，因此，風險回避、風險轉移或損失控制是管理風險的基本方法。其中，保險是轉移純粹風險的重要手段，資產組合理論是回避不帶來回報的非系統風險的風險管理方法，衍生證券工具是用于轉移投機風險、投機獲利的風險管理手段。

其次，不同類型風險的管理者是不同的。具有純粹風險管理技術的專家<如保險公司）往往缺乏對投機風險和金融風險管理的技術和經驗，而精通金融風險管理的專家（如證券公司）往往不懂純粹風險管理的方法和技巧。

另外，在同一企業或公司，即使對于純粹風險，也是不同部門、不同管理者負責不同風險的識別、控制和管理決策，各部門之間一般缺乏溝通和交流，缺乏以企業整體價值為分析基礎的全盤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