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羈押審查工作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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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羈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被剝奪人身自由的狀態。與之類似表述的還有審前羈押和未決羈押[1]。未決羈押與訴訟羈押類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前被剝奪人身自由的狀態。但訴訟羈押更能體現羈押性強制措施的訴訟保障功能，因此，本文使用“訴訟羈押”這一稱謂，并將研究對象限定為偵查階段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決定的拘留、檢察機關批準、決定的逮捕，提起公訴后人民法院決定的逮捕，以及與拘留、逮捕相伴的羈押狀態。總體來說，我國訴訟羈押在實踐中起到了一定的保障刑事訴訟順利進行、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等作用，但同時，訴訟羈押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甚至出現了功能的異化，突出表現為羈押優先化、羈押普遍化、羈押狀態的超穩定以及捕后輕刑率高等。鑒于我國目前刑事司法中較高的羈押適用率和捕后輕刑率以及超期羈押屢禁不止等羈押適用錯位情形的長期存在，能否通過相應的制度試點積累改革經驗，為完善目前較為落后的羈押制度提供可資借鑒的制度范本是當前較為重要的課題。市人民檢察院通過創建“一點雙審三聯動”的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在判斷羈押必要性這一問題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效，同時也存在著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一、構建訴訟羈押必要性審查的“一點雙審三聯動”工作機制的理論基礎

（一）訴訟羈押問題的理論分析

1、羈押的實質?？v觀國內外刑事訴訟理論和實踐，羈押實質上都是一種限制、剝奪人身自由的制度。但是，限制、剝奪人身自由的制度并非僅限于羈押，拘留和逮捕以及刑罰等也會產生限制、剝奪人身自由的后果。從理論上來說，羈押作為刑事訴訟過程中最為嚴厲的一種強制措施，在適用上必須經過嚴格的司法審查，只有具備法定情形并符合法定條件才能適用；同時，就限制、剝奪人身自由而言，羈押與監禁刑并無實質的區別。但是，作為一種刑事訴訟強制措施，羈押與刑罰有著本質的不同，這就是羈押的非懲罰性。

2、羈押的功能。從理論上來說，無論羈押是否作為一種獨立的刑事訴訟強制措施，其主要的功能都在于保障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即羈押具有程序性保障功能；同時，基于公共利益的考慮，包括對被告人的保障，以及對社會的保障，即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危害社會的行為，比如再犯新罪，危害證人、被害人，或對整個社會具有極為嚴重的危險性，羈押應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會保障性功能。

3、羈押的司法審查和司法救濟。羈押的司法審查和司法救濟，其實是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宗旨。司法審查側重于公權力的行使，其強調權力行使的有限性和合理性，而司法救濟則側重于從當事人的權利保護方面，其強調對那些受到非法或不當行使公權力而受到損害的權利提供救濟，其實質在于使得被剝奪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機會將羈押的合法性、必要性問題提交給中立司法司法進行審查，并在羈押顯屬不合法、不必要時盡快予以變更。

（二）訴訟羈押問題的現實原因分析

1、羈押的附屬性。在西方國家，羈押是一種獨立的刑事訴訟強制措施，無論是在適用理由還是適用程序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在我國，羈押不僅不是一種獨立的刑事訴訟強制措施，反而呈現出極強的附屬性。在功能上，羈押附屬于刑事實體判決，具有一定的懲罰性；在地位上，羈押附屬于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拘留或逮捕的適用自動產生羈押的法律效果；在期限上，羈押附屬于辦案期限。

2、羈押替代措施的缺失。目前，在我國大部分強制措施要么本身就會導致羈押，要么在適用上會產生變相羈押的后果，唯一可起到替代羈押作用的取保候審由于適用范圍的限制以及缺乏與羈押措施之間的轉換機制，再加上制度設計和實踐效力上的種種不足，并未真正發揮其替代作用。于是，強制措施體系過于依賴羈押和羈押替代措施的缺失直接導致了實踐中羈押率的居高不下。

3、羈押解除、變更機制的缺乏。相比國外而言，我國在羈押的主動審查方面存在重大的立法缺失。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司法機關如果發現強制措施適用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和變更。這雖然可以視為司法機關主動審查羈押合法性的法定要求，但這種法律規定仍然顯得粗疏。法律并沒有對審查程序、條件做任何的規定，也沒有規定審查的間隔。而且由于審查仍然由作出決定的機關進行，并無中立的人員或機構的參與，無法避免行政化的缺陷，這在實踐中表現為相關部門鮮少主動審查羈押是否有必要繼續，甚至屢屢突破羈押期限，導致超期羈押。這種變更機制的缺乏直接導致了我國羈押狀態的超穩定性，不利于被羈押人權利的保護。

4、羈押救濟體系不發達。被羈押人在羈押中的人身權利和訴訟權利必須有相應的救濟機制加以保障，否則法律賦予的權利將無法實現。與域外的立法以及實踐相比，我國的羈押救濟體系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且在實踐上運行不暢。主要表現在：缺乏羈押決定期間的救濟、羈押執行期間的救濟不完善、事后救濟不完善、缺乏救濟保障制度等等，這些均導致了羈押決定的做出完全依賴于公安、檢察機關收集的證據，并依據該證據作出的是否有羈押必要性的判斷；實踐中被羈押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極其困難；以及錯誤羈押的難以糾正等現實狀況。

二、構建羈押必要性審查工作機制的制度特色

（一）羈押必要性審查工作機制的概述

作為整個羈押制度的核心，羈押必要性問題決定著羈押制度設置的科學性和完善性。如何判斷羈押必要性、以何種程序判斷羈押必要性以及羈押必要性發生變化后如何重新評估等問題是整個羈押制度構建和完善必須重點關注的問題。鑒于實踐中輕微犯罪的羈押率和輕刑率均很高，且從輕微犯罪入手擴大非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適用范圍面臨較少的制度障礙，市檢察院與公安機關依照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之規定，互相配合、互為監督，對適用羈押的合法性、必要性，進行了多層次、多側面、全方位的審查評估，并對違法、不必要的羈押進行了必要的糾正、提供了相應的救濟，隨著實踐的深入，先后出臺了《關于辦理交通肇事、輕傷害、盜竊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明確逮捕必要性認定的若干規定》、《羈押必要性審查工作制度》，從而形成了“一點雙審三聯動”的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后文簡稱為模式）。所謂“一點”，是指以訴訟羈押必要性的審查為中心點。訴訟羈押的必要性，是訴訟羈押審查中的核心，是強化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改變一捕到底、一押到底現狀、完善羈押體系的關鍵。所謂“雙審”，是指針對羈押必要性采取靜態審查與動態審查相結合的方式。靜態審查是指作出羈押決定時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動態審查是指在羈押狀態持續過程中，檢察機關及時、定期、主動審查是否仍有必要采取羈押措施，并及時解除或者變更喪失必要性的羈押措施。所謂“三聯動”指的是檢察系統內偵監、公訴、監所三部門在羈押必要性問題上互相合作，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工作聯動局面。其中，偵查監督部門負責對報捕案件進行逮捕必要性的審查、對捕后案件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公訴部門負責在審查起訴階段審查羈押持續的必要性；監所監察部門負責監督偵查機關對羈押措施的執行情況，并對在押人員的羈押必要性實行動態監督?！叭搫印痹谌块T分工負責的基礎上，形成協同一致、信息共享的動態審查、變更、監控機制，這不僅有利于加強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力度，而且有利于推動檢察業務資源的優化整合。

（二）羈押必要性審查工作機制的制度特色

1、羈押必要性判斷因素的明晰

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是控制羈押率、提高羈押決定質量的關鍵步驟，而且羈押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和自由，理應有較為明晰的必要性判斷標準。但我國立法并未對“必要性”作出明晰的界定，僅僅在規定逮捕條件時提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應即依法逮捕。”但這一規定過于模糊，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有逮捕必要”的準確內核，再加上“夠罪就捕”的提出，使得逮捕在適用時往往忽略了必要性這一關鍵要件。

模式率先就羈押必要性的明晰化進行了改革嘗試，在最初選定的交通肇事、輕傷害、一萬元以下盜竊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四類案件中，引入了“逮捕必要性評估表”機制，要求公安機關在收集證明犯罪嫌疑人實體刑事責任的證據同時，積極收集證明犯罪嫌疑人羈押必要性的證據。為全面考慮與判斷羈押必要性相關的因素，提高羈押決定的質量，該模式建立了逮捕必要性評估系統，將逮捕必要性因素分為共性和特性兩大部分，共性要素部分適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特性要素部分分別適用于不同類型的案件，主要包括交通肇事案件、輕傷害案件、盜竊案件和未成年案件。共性因素包括：當事人是否有戶籍證明、戶口是否在本市、是否有證明證明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嫌疑人是否屬于特殊主體[2]、不羈押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影響本案或其他案件偵查的可能、不羈押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影響社會穩定的可能、是否存在嚴重違反取保候審、監視居住規定情形、前科情況[3]、在本地是否有固定住所或固定工作或學習單位、能否提供保證金或符合法定條件的人擔任保證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存在某些特殊的情形[4]。對于盜竊案件，評估的因素有：犯罪情節[5]、數額和某些特殊情形[6]。對于傷害案件，評估的因素有：是否有傷害他人身體的故意、傷害后果、是否賠償被害人損失、是否存在特殊情形[7]。對于交通肇事案件，評估的因素有：是否有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法定刑期、案發后表現、是否賠償被害人損失。[8]

隨著實踐的深入，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范圍與標準作了進一步的擴大明晰。確定“羈押必要性審查適用于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犯罪事實清楚、犯罪嫌疑人認罪態度良好，且沒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案件。[9]”這種將羈押必要性判斷因素明晰的好處在于為辦案人員判斷羈押必要性時提供了相應的參照，有助于辦案人員從整體上衡量是否有必要采取羈押措施，避免了以前較為抽象地考慮羈押必要性的問題，有助于提高羈押決定的質量，保證羈押適用的科學性。

2、動、靜雙審的羈押必要性監控機制

第一，把好批捕關，突出偵監部門的審批作用。偵監部門的職能是嚴格審查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的案件，重點是對于公安機關移送的風險評估結果的審查。為保證偵監部門在必要性審查方面對公安機關的監督，必要性審查軟件針對公安預審機關和檢察院批捕機關設置了不同的進路。偵監部門在審查之后，對照公安機關移送的風險評估結果，如果認為確有逮捕必要，即批準逮捕。如果偵監部門認為案件可以做“無逮捕必要不捕”處理，在參考監所部門反饋的“監內表現情況評定表”后，可以做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如此，案件經過偵查預審部門和偵監部門的兩道審查，并有監所部門的評定表作為佐證，最大限度地將沒有羈押必要性的案件排除出去。

第二，強化監所部門的監控功能。監所部門是檢察機關內部分工中貫穿整個偵查、批捕、起訴、審判環節的重要業務部門，犯罪嫌疑人從拘留開始一直到判決生效、刑罰交付執行都處于監所檢察監督的權力范圍內。因此，監所部門對于被羈押人信息的獲取、更新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監所部門在羈押必要性的審查方面主要發揮如下作用：（1）對整個訴訟過程中的羈押合法性進行審查；（2）監督建立羈押必要性特別檔案，對有和解意向但未能在批捕階段達成和解的案件跟蹤關注。（3）對在押犯罪嫌疑人表現進行評定，及時對偵監、公訴部門的征詢函進行反饋。（4）監督羈押措施的執行，針對不同的情況，直接向公安機關發送“糾正違法通知書”“到期預警”“變更強制措施的檢察建議”等。（5）對變更強制措施案件進行跟蹤監督。（6）保障被羈押人在押期間的合法權利。如此，監所部門的角色從單純的看護型監督轉變為全方位的審查型監督。

第三，發揮公訴部門吸納異議、修正羈押決定的功能。公訴部門在審查起訴階段對羈押必要性進行審查。審查起訴階段的羈押必要性審查以主動審查和被動審查兩種形式進行。主動審查是指公訴部門的案件承辦人收到移送審查起訴案件材料后，結合監所部門的檔案信息，對犯罪嫌疑人是否應當被繼續羈押進行審查。如果承辦人認為有必要變更強制措施，在收到監所部門出具的在押人員“監內表現及思想改造情況評定表”，并充分考慮被羈押人各方面情況后，可以提出變更強制措施的意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本機制對被羈押人及其近親屬、法定人、律師的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權利給予了充分的重視，并設置了切實可行的保障機制，即被動審查。公訴部門在接到申請取保候審的材料后，必須要在7日之內做出是否同意的答復。在7天之內，承辦人不僅要訊問被羈押人，聽取其辯解，聽取其對取保候審的意見；對于未成年人、在校學生等特殊類型的犯罪嫌疑人，還要到其所在學校、基層自治組織進行品行調查，并將品行調查報告作為是否取保候審的依據。無論是否同意變更強制措施，公訴部門都應當說明理由。如此，公訴部門就很好地發揮了吸納異議、修正錯誤羈押決定的功能。

第四，注重偵查監督權的統一行使。鑒于逮捕措施是由偵查監督部門作出，因此模式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經查具有可變更羈押強制措施情形的案件，公訴部門應在三日內，將申請書、訊問筆錄等相關材料及部門意見移送偵查監督部門審查決定。偵查監督部門依照本制度第二節規定的審查程序及適用標準進行審查，在三日內作出決定通知公訴部門。[10]”即要求公訴部門在提出變更強制措施意見后，無論是主動審查還是被動審查，均應當由偵查監督部門審查決定，以保障偵查監督權的統一行使。

3、多元化的保障機制

為保障羈押必要性審查的有效性，特別是為彰顯司法公正，化解社會矛盾，模式還在探索中設置了多元的保障機制。

第一、注重保護犯罪嫌疑人的知曉權。在具體適用情況中，模式采取每訴訟階段一告知權利的方式，將犯罪嫌疑人對羈押措施的相關法律規定達到熟知程度。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之后，監所檢察部門即向犯罪嫌疑人書面告知申請取保候審的權利及法定條件；偵查監督部門在受理審查逮捕案件后，書面告知犯罪嫌疑人逮捕審查的期限及可以申請取保候審的權利；偵查監督部門受理的延長羈押期限審查案件，通知監所檢察部門24小時內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受理審查起訴案件后，向犯罪嫌疑人送達《委托辯護人告知書》時，應當同時送達列有“犯罪嫌疑人有申請取保候審權利”的《犯罪嫌疑人權利義務告知書》。[11]上述告知程序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隨著訴訟階段的進展的一個遞進，使犯罪嫌疑人對涉及自身權利的相關法律規定有最大限度的透徹了解。

第二、積極推進刑事和解。從具體適用情況來看，在羈押必要性審查問題上，刑事和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說來，犯罪嫌疑人是否愿意賠償、被害人是否同意達成諒解是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危害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風險的重要因素。模式正是基于這一點，在作出羈押決定、執行羈押決定期間賦予了當事人充分的刑事和解權利。

公安機關在拘留期間，應當及時告知案件雙方當事方有權在一定期限內自行和解或到指定調解機構進行調解，并送達書面的“刑事和解告知書”。如果雙方達成和解，公安機關應當將其納入羈押必要性量化審查，并賦予規定的分值。如果在偵查階段沒能達成和解，公安機關在提請批捕時，應當將和解情況予以書面說明；監所部門相應建立羈押必要性特別檔案，持續跟蹤。偵監部門在審查報捕文件時，如果發現案件無逮捕必要、但尚未最終達成和解，偵監部門在作出不批捕的決定的同時可以要求公安機關移送直訴或補充相應的證據后重新報捕。對于在審查逮捕期間不能達成和解的案件，偵監部門在作出批準逮捕決定的同時應當建議公安機關繼續推動和解，同時告知當事人如果和解成功，可以隨時向公安機關申請變更強制措施。

刑事和解在明確犯罪嫌疑人的羈押必要性、緩解被告人、被害人之間矛盾、減輕訴訟壓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至今，模式下已經有80余名犯罪嫌疑人同受害人達成刑事和解，而和解后被解除羈押的犯罪嫌疑人絕大部分沒有出現再犯或者妨礙訴訟的情況。

第三、開展回訪幫教。市檢察院對沒起評估后不批捕的案件都在變更強制措施后一周內進行了回訪，到犯罪嫌疑人所在的社區、工作單位了解情況；并來到犯罪嫌疑人家中，掌握其思想動態。對于個別有人格障礙的犯罪嫌疑人，還邀請心理咨詢師進行心理疏導，并在回訪時跟進輔導。對于不批捕的在校生、未成年人，與其所在學校負責人、班主任座談，通過檢查建議的形式建議學校做到三不：不開除、不歧視、不放任。通過回訪，檢察機關得以及時掌握被取保候審人員的思想情況，動態評估其再犯、逃避訴訟的風險；另一方面，通過和基層組織、群眾的交流，打消了他們對于被取保候審人員的畏懼、疏遠心理，便于犯罪嫌疑人盡快恢復社會。為進一步鞏固評估成果，檢察機關監所部門還定期去基層講課，并聽取被取保候審人員的思想匯報，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由上可以看出，模式在運行中明晰了羈押必要性含義，有效地整合了檢察系統內部的業務資源，將偵監、公訴、監所部門的職能統一在確保羈押必要性的目標之下，提高了各業務部門的專業分工，充分發揮了各部門的優勢，提高了羈押決定質量和科學性。

三、模式的初步成效

自實行羈押必要性審查機制以來，市公安機關對170余名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全面評估，其中90余人評估后因沒有逮捕必要而取保候審，80余人提請批準逮捕。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的117名輕微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進行了全面評估，其中35人因沒有逮捕必要而不批準逮捕；審查起訴階段對5個犯罪嫌疑人因無羈押必要而變更強制措施；對2名嚴重違反取保候審規定的犯罪嫌疑人批準逮捕。機制運行成效主要體現在三降三提高。

1、報捕率降低、拘留報捕案件質量提高，統一了執法理念。通過評估軟件形式明示逮捕必要性因素，使公安機關明確了逮捕必要性證明方向。通過證據搜集，一些輕傷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取保候審，直訴到法院；一些公安機關拿不準的案件，通過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引導公安機關取得了逮捕必要性證據，并徹底改變了以往提前介入只注重定罪事實的局面。2009年以來，院應公安機關要求提前介入40余起此類案件。公安機關自覺提高了拘留報捕案件的質量，報捕率為57%，比去年同期降低11個百分點；而從以下幾年逮捕率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2009年實行逮捕必要性評估后，逮捕率明顯下降，到2012評估實行一年后，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統一了執法理念，自覺提高了拘留后報捕案件質量，不該報捕得不報了，因此不捕率又呈上升趨勢。

2、逮捕率降低，審查逮捕案件質量提高，實現了公正執法

試行評估機制以來，我院不批捕45人，是往年同期不捕人數的155%，其中無逮捕必要不捕35人，是往年同期的192%。逮捕率比去年同期下降7%、較前年同期下降12.11%，采取取保候審措施后，沒有出現妨礙訴訟以及影響社會穩定情形。

逮捕案件質量的提高，使得審前羈押降低，在移送起訴的案件中，未采取羈押形式保證訴訟的人數比07年、08年，分別上升129%、85%；未采取羈押形式保證訴訟的人數占整個移送起訴人數的59%，比去年同期上升10%，比前年同期上升36%。

3、占用訴訟時間降低、化解矛盾的效率提高，促進了社會和諧

由于將和解作為辦案的必經程序，使得部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在庭審前和解，化解了社會矛盾，減輕了法院調解壓力。如在劉某故意傷害致人輕傷一案中，當事人在審查逮捕階段即有和解意向，但是未達成協議，后在偵查階段達成協議并部分履行，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后，劉某及辯護人均提出取保候審的申請，并積極履行了協議，后經辦案人員的全面了解考察，劉某被取保候審，該案起訴后，由于民事部分已經和解，很快做了判決。因此，羈押必要性審查工作引導辦案提速的做法，也使整個訴訟過程提速，縮短了訴訟時間，提高了化解矛盾的效率，使被損壞的社會關系盡快得到修復，促進了和諧社會的建設。

四、需要進一步思考與完善的問題

1、避免操作中單純追求羈押必要性各風險評估項的量化。從操作環節來說，模式通過風險指標的量化和規范化降低了檢察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可能性。這一點相對于目前的做法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司法的本質決定了諸如此類的思辨和整合化作業不僅無法排除，甚至還有必要在社會日益復雜化、動態化以及價值觀越來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有所加強。在風險指標量化評估機制將嫌疑人、被告人的羈押必要性進行數字化處理的情況下，應當注重避免使司法人員的思維格式化、簡單化，使司法流于一種檢索和計算的簡單數字游戲。

2、羈押法定理由的設置。刑事和解是近些年來興起的一種以協商合作形式恢復原有秩序的刑事糾紛解決方式[12]，目前在全國各地的司法機關都得到了較為普遍的適用。在模式下，刑事和解也正是因為這一特性而受到了重視。作為一項評估指標，刑事和解對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羈押風險評估程序的啟動和最終判斷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模式將刑事和解在衡量羈押必要性問題上的重要性限定為輕刑案件，略顯保守。

3、拘留和法院決定逮捕的法治化。模式在此基礎上強調偵查監督、公訴和監所檢察三個部門的聯動工作，建立并強化對捕后羈押過程中的必要性審查機制，對現行法律規定的缺漏之處進行了有益的制度探索。但是，在拘留和法院決定逮捕的場合下，如何對該拘留和逮捕決定是否充分考量其必要性及衡量因素等問題進行審查并無明確的規范?？梢哉f，這一問題既是法律規定的疏漏，也是理論研究的空白。模式亦未從實踐探索的角度對該問題的解決進行相應的制度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