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話語論文范文10篇

導言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無產階級」時期（以下簡稱「」）。其中「文化」指的不僅僅是一般的文學藝術而是馬克思主義所認為是屬於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基礎相應而互動的政治文化。其實自始至終講的是所謂「階級斗爭」。其發動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內部已有人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并正在日趨鞏固和加強黨內和政府中的地位與勢力。1

這種社會主義階段兩條路線的矛盾與斗爭是引發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規模龐大、參與者眾多、所涉方面錯綜複雜，詮釋的人至今眾說紛紜爭論不休。2然而就對相當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殘，學術界多少還存在著一些共識。這些迫害與摧殘的背后都有一些極端的行為在運作。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行為是當時的政治話語3之產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動和認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樣板戲。目的是探討這種屬於文化領域的娛樂形式如何影響到參與者及其行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結合個案研究（指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與田野調查（訪談錄）的研究方法。材料來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報》的相關文章，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劇本和錄影以及相關文獻典籍（詳情請看本文末頁主要參考書資料）。

本文將分為背景（話語的形成與樣板戲的出現），樣板戲的創作特點，《智取威虎山》和訪談錄4節。最后一節，即「結語」將嘗試在前4節的基礎上進行總結。

第一節背景：話語的形成與樣板戲的出現

導言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無產階級」時期（以下簡稱「」）。其中「文化」指的不僅僅是一般的文學藝術而是馬克思主義所認為是屬於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基礎相應而互動的政治文化。其實自始至終講的是所謂「階級斗爭」。其發動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內部已有人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并正在日趨鞏固和加強黨內和政府中的地位與勢力。1

這種社會主義階段兩條路線的矛盾與斗爭是引發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規模龐大、參與者眾多、所涉方面錯綜複雜，詮釋的人至今眾說紛紜爭論不休。2然而就對相當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殘，學術界多少還存在著一些共識。這些迫害與摧殘的背后都有一些極端的行為在運作。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行為是當時的政治話語3之產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動和認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樣板戲。目的是探討這種屬於文化領域的娛樂形式如何影響到參與者及其行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結合個案研究（指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與田野調查（訪談錄）的研究方法。材料來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報》的相關文章，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劇本和錄影以及相關文獻典籍（詳情請看本文末頁主要參考書資料）。

本文將分為背景（話語的形成與樣板戲的出現），樣板戲的創作特點，《智取威虎山》和訪談錄4節。最后一節，即「結語」將嘗試在前4節的基礎上進行總結。

第一節背景：話語的形成與樣板戲的出現

作者：秦妍單位：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姜灶中學

要注意語言的啟發性

很多學生之所以對政治學習缺乏興趣，與教師長期的灌輸式教育也存在著直接的關系。很多教師在上課之前往往會花上很多時間把教材上的知識點一一總結歸納，然后在課堂上就把自己之前的勞動成果一絲不差地“丟”給學生。這種“喂食”式的教學方式雖然對于提高教學效率，增強知識的系統性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卻也剝奪了學生思考的權利。

要知道，初中階段的學生正處于一個思維活躍、好奇心強的年齡段，如果在教學過程中只是讓他們單純地扮演知識容器的角色，自然難以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在政治教學中，教師要通過一些啟發性的語言來告訴學生獲得知識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把知識“喂進”學生的嘴巴里。例如，我在給學生上到八年級上冊第一單元《積極的生活態度》這節課的內容時，在說到樹立明確目標的重要性時，我并沒有長篇大論地給學生講授樹立目標的重要性，而講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案例：某研究機構曾經對一個班級的學生進行測試，測試的內容是看這些學生是否擁有目標，測試結果顯示，在這個班級中，有20%的學生有明確而遠大的目標，55%有模糊的近期目標，而25%的學生則表示沒有目標。

20年以后，這家機構對當年參與測試的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擁有明確目標的20%的學生基本上都成為了社會上的杰出人才，而擁有模糊目標的學生則大多數處于社會的中層，至于那些沒有目標的25%的學生，如今的生活狀況基本上都不太如意，大多處于社會的低層。通過這個案例的啟發，學生自然體會到了樹立明確目標的重要性。

要重視身體語言的運用

一、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的期刊樣本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中5種思想政治教育類重要期刊，檢索時間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具體為《思想教育研究》發文318篇、《思想理論教育》235篇、《思想理論教育導刊》430篇、《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717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89篇，合計檢索出1889篇有效文獻（已經剔除如會議綜述、非學術文章、訪談、消息等非研究論文），6708個關鍵詞。

二、2017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論文統計

（一）論文作者分布。論文作者年度發文在4篇以上的16位，發文為71篇，占總數的3.75%。北京師范大學的馮剛位列第一，發文7篇；蘭州大學的王學劍、中國人民大學劉建軍和靳諾、武漢大學佘雙好4位作者發文5篇，位列第二；武漢大學的丁俊萍和駱郁廷及宋儉、清華大學肖貴清和吳潛濤、華中師范大學劉宏達和秦在東、西南交通大學林伯海、湖南大學柳禮泉、上海師范大學石書臣、中國人民大學王易11位作者發文4篇，位列第三。上述16位作者年均發文4.4篇，全部來自985院校。（二）論文地區分布。作者分布于除臺灣、香港、澳門之外的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境外機構分布3篇論文。高度聚集于中、東部地區，欠發達或邊遠地區分布量明顯偏低。發文40篇以上的16個地區依次為北京322篇、湖北252篇、上海203篇、江蘇169篇、四川100篇、吉林88篇、河南81篇、廣東80篇、湖南59篇、安徽56篇、遼寧54篇、浙江49篇、山東和黑龍江43篇、重慶42篇、廣西41篇，合計分布1682篇論文，占總數的89%，其余15個地區集中204篇，占總數的11%。（三）研究機構分布。1889篇論文分布于526所各類高等院校（少量分布于研究機構等），平均發文3.59篇。其中，10篇以上的40所高校。依次排在前為武漢大學92篇；東北師范大學59篇；中國人民大學42篇；北京師范大學與華中師范大學均40篇；北京大學33篇；武漢理工大學32篇；清華大學31篇；復旦大學和西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28篇；上海交通大學26篇；北京科技大學23篇；首都師范大學22篇；河海大學20篇；吉林大學19篇；安徽師范大學18篇；上海大學16篇；江南大學、西南交通大學、揚州大學、南京師范大學15篇；福建師范大學、廣西師范學院14篇；電子科技大學、南開大學13篇；哈爾濱工業大學、湖南大學、華東理工大學、遼寧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12篇；浙江大學、中國礦業大學11篇；河南師范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蘭州大學、山東大學、同濟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武漢）、中南大學10篇。40所論文高分布機構集中了863篇論文，占總數的46%。高分布區域的40所高校93%為985、211院校。其余，468個機構分布論文1026篇，占總數的54%。1889篇論文所分布的526個機構，高度集中于各類高等院校，包括普通本科322個、占機構總數61%，985/211院校94個、占總數18%，高職高專87個、占總數17%，其他23個、占總數4.3%。

三、2017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熱點

（一）高頻關鍵詞。本次檢索所得1889篇論文6708個關鍵詞，篇均關鍵詞3.55個，重復出現20次以上的高頻關鍵詞一共27個，重復出現的總次數為1451次，平均每個高頻關鍵詞出現的次數為55.8次。詳見下表。（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熱點。1、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以提高親和力、針對性進而提升學生獲得感為目標，具體落腳點為教材、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方法、教師，同時，學科建設和課程體系建設為重要基礎和支撐。（1）學科建設滋養課程教學。思想政治理論課持久的魅力需要強有力的學科支撐和較高的學術品味，教學與科研一體化勢在必行。教師學術水平提升了，視野就開闊，課程的整體水平隨之提升。反之，缺乏學科支撐和學術品質的思想政治理論課不具備說服力和持久的影響力。（2）課程體系是教學的依托。首先要準確把握政策方向，遵循歷史和邏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的原則，有機整合該學科不同類型知識，實現自身課程體系的融洽。其次，遵循學科發展規律，整合其他課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處理好不同層級教育之間的內容銜接。（3）教學內容為教學主體。教學內容決定教學方式方法，內容為核心。現行統編教材堅持了科學性、規范性，但仍然存在諸如理論視野狹窄、批判功能缺失、話語方式呆板、內容相互重復等問題，親和力和針對性不夠。遵循政治性、理論性、教育性、發展性有機結合的原則，改進教材編寫的思路和方法，拓寬理論，增加知識含量，避免內容重復，確保話語的科學化與通俗性，同時保持內容連貫。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終極目標是在知識詮釋的基礎上，驗證理論知識，并實現價值的引領。在內容體系構建方面，學者已達成共識，實現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型，將教科書變成教案，把教材學術性的書面語言轉變成學生樂于接受的較為通俗且不乏嚴謹的書面語。在話語形式轉換的同時，要求教師能夠將當前老百姓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大學生熱切關注的現實問題以及他們內心的種種困惑，嵌入教學內容，回應現實，實現價值引領。（4）教學方法改革以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的緊密結合為著力點。傳統教學方法與現代教學方法相結合，線上與線下、虛擬與現實、課上課下多種方式交叉，整合校內外以及網絡的各類教育資源，發揮最大效益。強調互動與對話。構建學生全方位話語體系，包括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對話，學生與人民大眾的對話，學生與教材、與社會現實生活對話。強調重復教育，價值觀念的形成需要經過反復、多次的親身實踐，不同形式的反復多次刺激，方能完成從認知到認同的過程。創設情境。價值觀的形成具有很強的情境依賴性。包括在課堂設置的講故事、演繹短劇、微視頻、微電影、設置問題、模擬場景、案例教學等，讓類似的場景重現，喚醒和激活學生的潛意識，實現價值觀的認知認同。（5）教師形象塑造。教師良好的學術魅力、理論魅力、道德魅力、人格魅力能夠提高對學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影響力，使學生對老師心生好感，以縮短心理距離。教師本身要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廣博的知識視野，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儒雅大方的氣質；能夠靈活運用話語技巧，實現教案的書面語言向口語的成功轉型。同時，教師還要熟悉學生的話語體系，善于運用學生熟悉、喜歡的話語風格和形式。2、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路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仍然備受學者關注。（1）文化認同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前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五千年積淀的文化，并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為理論之基。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認同價值首先認同文化。人們對于文化的從自覺認知到認同是一種復雜而漫長的心理過程，制約著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接受和踐行程度。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堅守文化自信、文化自強，并自覺傳承，從而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2）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滋養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也提供豐厚的教材。儒家道德主義建立完整的修身成人理論，通過個人“成人”來成就仁、義、禮，從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強調使人獲得道德提升和人格完善，成為有益于社會的人，完美契合儒家的成人思想。同時，在幾千年的文化傳承中積累的民間豐厚的文化資源也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基。優秀傳統文化理當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活生生的教材。植根于中華民族古典文化，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紅色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根同源。二萬五千里長征、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兩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民大眾在共產黨領導下用鮮血和汗水鑄就的輝煌，凝聚了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理想，滋養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成為價值觀培育的資源。（3）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路徑。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已基本構成了課堂教學、校園文化、網絡平臺、社會實踐、制度保障五位一體的格局，且制度保障貫穿各個環節。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主渠道、主陣地的地位仍然沒有改變，打下堅實的理論功底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性環節。優化教學內容，更新教學模式，整合校內外教育教學資源，構建復合化教學團隊，成為思政理論課改革的重要內容。校園文化建設是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的一個亮點。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豐厚的校園文化底蘊是學生價值觀從認知到認同的首要環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要實踐基地，而且這些與學生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促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走向日常化、生活化，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功能持久而穩定。3、輔導員隊伍職業化、專業化建設大思政理念改變了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輔導隊伍職業化、專業化建設研究成為熱點。（1）輔導隊伍職業化、專業化建設的必然性。長期以來，輔導員隊伍選拔制度和管理機制不健全，知識結構及來源混雜，隊伍不穩定，身份不明確，職業發展方向模糊。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升，社會地位認可度不高。大思政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發生了結構性改革，整合校外資源、學校內部的各方面的教育資源構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舞臺勢在必行。以思政教學為主渠道、以日常思政為主戰場形成了思政課教師與學工處和團委“三位一體”的教學團隊，輔導員與思政課教師聯動的局面迅速展開。國家政策的強有力支撐。2005年以來，教育部相繼頒布文件強調高校輔導員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建設，特別是2014年3月教思政[2014]2號文件《高等學校輔導員職業能力標準（暫行）》對此進行了系統論述。（2）科學化、規范化管理。關照學生管理和教學、科研等多方面，建立輔導員職務、職稱晉升細則，保證其職業發展渠道暢通；建立科學的人才選拔機制，在學歷、學位、專業以及工作經驗等方面進行嚴格篩選，在高校尚未設置輔導員專業的情況下，選擇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學、哲學、職業教育等學科的畢業生，或者擇優選擇有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經驗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往屆畢業生。逐步實行持證上崗，建立長效的職業資格考核制度，確保輔導員的特殊身份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同時，建立科學考核制度，使輔導員職業化、專業化發展從制度約束到自律。（3）專業化發展是核心。職業化建立在專業化基礎之上，專業化是職業化的核心要素。學者聚焦點在于盡快在高校設置輔導員專業，培養適合輔導員工作的特色人才。根據輔導員工作的實際需求，參照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學、哲學、職業教育專業細化專業，確定專業發展方向，并進行特色定位。課程開發是專業建設的核心環節，同樣輔導員專業課程目標和課程內容等設置環節也要參照上述學科專業進行，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同時，建立經常性的非全日制短期培訓，實現正規教育與職業培訓相結合。（4）一般能力和通用能力的培養不可或缺。一般能力包括語言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合作能力等，這些能力作為輔導員來講必不可少。輔導員既要從事學生管理工作，又要做心理咨詢師，所以需要有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溝通能力，同時具有較強的合作能力。作為高校教師的輔導員，需具備教學能力和科研能力，逐漸向專家化方向發展。輔導員的教學管理逐漸納入正規，不但承擔選修課，而且要承擔系統的專業課教學。同時，高校科研部門要為輔導員創造機會進入科研領域，在課題申報和科研條件方面給予適當傾斜，培養專業帶頭人。（5）創新輔導員工作模式。改變原來的分散單干的局面，實行團隊、工作室工作模式，建立輔導員導師制度，整合資源，初中高級輔導職責分明，協同進行學生的管理和教育，同時在工作中實現初中級輔導員職業能力的提升。職業分工是職業進化的標志，輔導員工作職責細化能夠加快職業化、專業化的進程。4、全面從嚴治黨。（1）全面從嚴治黨的必然性。從世情來看，“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但是相應的國際環境方面的內涵和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亟待依靠黨的建設應對國際風險。就國情而言，目前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輝煌成果，但是還存在一系列問題。基于黨情，黨歷經90多年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創立了系統的執政理論，但是，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和國內形勢，黨的執政能力和整體素質還迫切需要進一步提升。基于馬克思主義的黨建理論，充分繼承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初期創立的系統、全面的黨建思想，吸納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建黨理論體系的先進性、時代性、可操作性。繼往開來，承前啟后，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時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2）全面從嚴治黨的格局。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部署，強調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的有機聯系和協同作用，構建“五位一體”治黨總布局，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黨的報告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總體格局，全面推進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形成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與偉大夢想、偉大斗爭、偉大事業的良性互動。全面從嚴治黨的格局具有鮮明的傾向性。首先，建黨寓于治黨過程之中，避免為建而建；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其次，新時期黨建格局的各個部分互為一體，互相聯動，相輔相成。政治建設居首位，嚴守黨紀；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同時發力；制度建設貫穿各個環節。再次，建設好黨內政治生活這個基礎平臺，完善黨內內外監督機制以及考核機制。（3）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全面從嚴治黨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創新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建思想，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寶庫。全面從嚴治黨堅定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與中國社會實踐緊密結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守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共產主義信仰。黨中央創造性地將全面從嚴治黨上升為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之一，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與黨的建黨治黨有機結合。十八大以來，以習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又實現了“偉大工程”和“偉大事業”的完美對接，顯示黨建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密不可分。5、網絡思想政治教育。互聯網沖擊了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學者的關注。網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把雙刃劍。（1）教育主客體關系受到顛覆。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間是開放、自由、平等、互動的，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受教育者主體性充分崛起，并向多元主體轉化，從而弱化了教育者的核心地位和話語權威性。（2）互聯網的教育信息海量、豐富，且更新速度極快，但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面臨著能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嚴峻問題。互聯網技術人才匱乏，師生開發運用大數據的綜合技能偏低，使得信息轉化成知識，知識轉化成智慧難度加大。（3）“微時代”催生了“碎片化”閱讀。學生利用手機、電子書、平板電腦等電子終端，在零碎的時間斷斷續續地閱讀片段性的內容。“碎片化”閱讀以其簡潔、通俗、實用以及趣味性強等特點強烈地吸引了學生的眼球，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有效應對挑戰的路徑。（1）構建教育媒介平臺，整合傳統媒介和新媒體資源，拓展話語空間；完善信息過濾和監控制度，攔截不健康的信息，建立健康的話語體系，規制網絡話語權力場域。（2）建立一支復合的網絡思想政治教育團隊，并有效吸引信息技術人才。（3）完善大數據法律法規，為技術和數據應用提供制度保障。（4）建立有話語權威的網絡意見領袖隊伍，有效甄別、疏導新媒體平臺上的信息，通過自己的言論強化正向輿論、屏蔽負向輿論、傳播主流思想輿論。6、意識形態。互聯網技術沖擊了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意識形態研究因此受到關注。（1）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且具有包容性。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經歷反復的邏輯推理，明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科學的意識形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再次驗證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科學性。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關照社會大眾的期待，與中國夢和個體夢相契合。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反動思潮的同時，整合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合理因素。（2）牢牢掌握互聯網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新媒體、自媒體時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被“弱化”，意識形態安全面臨嚴峻挑戰。如何應對挑戰成為學者普遍關注的焦點。首先，要掌握互聯網和新媒體核心技術，牢牢掌握網絡傳媒的主控權，健全信息傳播相關法律法規保障機制和信息傳播的技術標準及過濾機制，建立以官方微信、門戶網站、微博、網絡互動社區等為載體的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平臺，為提升意識形態話語權奠定堅實的基礎。其次，構建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話語體系，嚴格堅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元化指導，通過培養網絡意見領袖、議題設置等牢牢掌握網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再次，充分利用傳統媒體的傳播優勢，實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渠道作用，掌握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權。

一、引言

隨著互聯網和多媒體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語言文本不再是交際的唯一手段,圖像、手勢、動作、顏色、聲音等其他非語言符號也成為信息傳遞的重要方式。我們生活在一個由多種符號資源構成的社會中,意義的構建不再單純依靠語言文本,而是越來越依賴各種符號資源的整合。人類交流所依賴的媒介和渠道被稱之為“模態”(modality),例如:語言、聲音、顏色、圖像、手勢等符號系統。作為人類的一種重要交際行為,話語自然具有多模態性。傳統的話語分析以大于句子的語言單位作為研究對象,對實際使用中的語言進行觀察和分析,研究語言的組織結構、使用特點、語法規律、語言中的制約因素等內容,忽略了能夠傳遞大量重要信息的其他非語言符號。可見,傳統的話語分析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實際交際需要,多模態話語分析符合當下信息時展的要求和趨勢。多模態話語分析為人類理解豐富多彩的符號系統提供了新視角,目前已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話語分析方式。像語言一樣,視覺符號和聲音符號貌似正常或中立(平淡無奇),實則隱含著個人或社會團體的不公正、偏見和歧視。因此,在多模態話語分析中,我們應堅持批評的立場,給予非語言模態符號足夠的重視,關注其中含而不露的意識形態意義,尤其是那些被人們習以為常的思想和觀點。在多模態話語和批評話語分析互相影響和借鑒的基礎上,多模態批評話語分析應運而生。

二、多模態話語分析的概述性研究

20世紀90年代,多模態話語分析在西方開始興起,引起越來越多語言學家的關注。傳統意義上的話語分析注重分析語言符號系統和語義結構本身,忽略了對其他符號系統(例如:圖像、聲音、顏色、手勢等)的研究。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交際開始依靠多種模態共同完成,包括圖像、音樂、聲音、顏色等。而這種運用語言、圖像、聲音、動作等多種符號資源進行交際的現象就是“多模態話語”(multimodaldis-course)。學界對交際中出現的圖像、手勢、姿態以及空間的運用也產生了濃厚興趣。學者們認識到,對于意義理解不僅需要對話語語言的分析,更要對獨立或相互依賴的其他符號資源進行研究。法國語言學家BarthesRlando是最早從事多模態話語分析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在1977年發表的論文《形象的修辭》中探討了圖像在表達意義上與語言的相互作用[1]。Kress和VanLeuwene[2][3][4](P343-368)[5](P35-50)作為社會符號學的代表研究了模態與媒體的關系,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基礎上,構建了視頻話語的分析模式和多模態話語分析框架,探討了多模態符號表達意義的現象,包括視覺圖像、顏色語法以及報紙的版面設計和不同媒介的作用等方面。2007年,朱永生[6](P82-86)提出了兩種多模態話語的識別標準:(1)同時使用兩種模態的話語叫做“多模態話語”;(2)只涉及一種模態,但包含兩個或更多符號系統的話語也是“多模態話語”,比如:視覺模態中的平面公益廣告,既有文字又有圖片。近十年來,多模態話語一直是國內外語言學界的研究熱點。對相關文獻進行計量學統計,可以發現:(1)多模態話語分析的主要理論基礎是系統功能語法和符號學;(2)多模態話語分析的研究熱點主要為:言語、隱喻、身份、手勢語、系統功能語法、語境和視覺;(3)多模態話語分析主要研究靜態多模態話語中的視覺和語言模態。雖然相關研究在理論探索和應用實踐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績,但仍存在不足:(1)忽視構建語篇的整體意義的動態操作和多模態語篇背后的認知機制;(2)理論研究為主,實證研究偏少;(3)靜態研究偏多,動態研究較少;(4)忽視各個模態之間的關系;(5)缺乏多模態語料庫建設和軟件開發。另外,未來的多模態研究應加強以下方面:(1)跨學科研究與學科的融合;(2)理論與方法的創新。多模態話語分析不僅是一個語言研究理論,更是一個應用領域。一些其他學科領域(例如:后現代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都可以應用到多模態話語分析中,分析人類如何通過各種模態資源傳遞信息、產生意義、表達情感、構建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

三、多模態話語分析的認知研究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多模態話語分析研究者,以系統功能語法的三大元功能為工具,分析文字、圖像、動作等符號模態,但是一些學者開展了以認知語言學核心概念為界面的跨學科研究,運用認知語言學中的認知工具和理論進行多模態話語分析,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是認知隱喻理論。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者CharlesFrcevilleo[7]于1996年出版了博士論文《廣告中的圖片隱喻》,將隱喻研究延伸到非語言模態中,掀起了多模態隱喻研究的熱潮,極大地促進了多模態話語分析的發展。后來,他在國際頂級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學術論文,主要研究多模態隱喻的理論基礎及應用分析,同時關注多模態隱喻分析中的焦點問題,例如:多模態隱喻的區別性特征、語類性特征、模態配置方式。另外,他的研究所涉及的語類十分豐富,包括政治漫畫、廣告、動畫、電影、音樂、手勢、雕塑等,為同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啟迪。他在多模態隱喻研究領域的成果豐厚,不僅奠定了多模態隱喻研究的理論基礎,而且為其他應用研究提供了典范。2015年,MaríaJsúsPnarSnzeia[8]出版了論文集《多模態與認知語言學》。該論文集不僅在理論層面把認知語言學的意象圖式和合成空間等概念擴大到多模態隱喻研究中,分析多模態隱喻創建和解讀的認知機制,而且形成了以文獻回顧為輔、實證研究為主的多模態話語分析新模式。另外,該書綜合多模態研究的各種理論,將多模態研究置于認知語言學框架之內,匯集眾多學者專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標志著多模態和認知語言學的互補融合,也為多模態話語分析的認知轉向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方法論參考。國內也有學者運用認知語言學理論和方法進行多模態話語分析,但基本上集中在多模態隱喻分析方面。國內多模態隱喻研究起步相對較晚,曾立[9](P11-14)于2004年開始關注非語言模態的隱喻認知機制,探索認知隱喻的相似性和語義沖突在圖文隱喻運作中的作用。國內多模態隱喻研究的相關論文從2010年開始零星出現,其中趙秀鳳[10](P18-29)[11](P45-47)2篇,結合實例探討了多模態廣告語篇中隱喻的構成、識別和解讀,以及隱喻性多模態廣告語篇中整體意義的動態構建過程。雖然起步相對較晚,但國內多模態隱喻研究在近幾年內發展迅猛。《外語學刊》2011年第一期和《外語研究》2013年第五期分別開辟了“多模態轉喻和隱喻”研究專欄并刊登了4篇相關文章,或對國外最新研究成果進行系統引介,或結合具體語類展開實例分析,或勇于創新、積極借鑒其他理論,至此國內掀起了多模態隱喻研究的熱潮[12](P54-57)。另外,李健雪和俞越聰[13](P137-140)對《多模態與認知語言學》進行評介,不僅介紹主要內容,還總結了該專著的主要貢獻、特色及不足,為相關研究提供重要啟示。無論在語言觀還是方法論上,認知語言學和多模態話語分析都具有一定的淵源關系,認知語言學可以為多模態話語分析提供更多的方法選擇,多模態話語分析拓寬了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范圍。

話語分析:傳媒語言界面的共時表征

TeunAvanDijk是話語分析的翹楚,也是傳媒語言話語分析的典范。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蓋了多種傳媒話語的諸多類型(教科書、新聞報道、醫患對話乃至旅游宣傳手冊、廣告),對其中所表現出的認知現象、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現象以及意識形態等政治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了幾十種著作,對各種話語類型尤其是政治話語進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傳媒語言研究作出較大貢獻的當屬奧克蘭理工大學語言與傳播教授的AllanBell:作為一名多產的學者,AllanBell近30年來發表了與傳媒語言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64篇、專著5部(截至2008年的統計)。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獻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這不是英國廣播公司:新西蘭的語言殖民主義”為題開始了傳媒語言的語體研究,僅從這一點講,稱AllanBell為世界范圍內首次研究傳媒語言的“鼻祖”并不過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編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論文集首次將語言與大眾傳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論文集討論了新聞廣播語言、東西方新聞差異、廣告以及圖形傳達意義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開學界對“電子郵件語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討論了從話語分析的視角分析傳媒語言有別于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傳媒語言的原因。他認為,對傳媒語言進行分析話語有助于詳細了解媒體輸出的本質,而語言分析側重于文本(texts),語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話語實踐以及社會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文化實踐之間的關系。[6]該論述高瞻遠矚,無論對話語分析還是傳媒語言研究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俄羅斯大眾傳媒語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聲稱要發展傳媒語言學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點研究仍集中在新聞語篇(現在被稱為傳媒語篇)以及迅速發展的功能和文體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編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論文集匯集了學者對多種傳播媒介的分析:博客、電子郵件、傳真、網絡實時聊天系統(IRC)、聊天、即時通訊、短信(SMS)、情書、郵政卡和電子賀卡、電話、廣播、電視,以及諸如網頁文本、維基百科條目和網站超文本網站文化。文集對新媒體萌現、新媒體語境中的語言變化以及相關新、舊媒體之間技術演進背景下語言和文化的變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8]

社會語言:傳媒語言文化界面的回歸

美國語言學家兼人類學家EdwardSapir及其學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語言相對性假說”在戰后廣為傳播,認為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文化和思維,認為不同語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類會影響語言使用者對于現實世界的認知,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的使用者會因語言差異而產生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談民俗學(ethnographyofspeaking)來研究言語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紐約市英語的社會層次》認為語言事實上存在社會性層次的區分,而且社會層次(身份)和語言層次(表現為語言結構的異體)是互相對應的。[9]70-80年代間,英國學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這類交往行為時提出“語言的社會網絡理論”,對語言的維護和切換進行動態描寫,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層說更細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來前蘇聯(俄國)學者提出語言國情學,強調語言有一種文化積累的功能。同時,大眾傳媒對“水門事件”的不斷傳播引發了語言學家在文化背景中對語言構成及其影響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學者HaroldInnis認為,一種新的媒介(包括廣義的語言、文字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1]美國學者PaulLevinson指出:“人類發明的所有信息技術,沒有任何一種技術能夠和我們人類基本要素的語言中心相提并論,除非它是對語言的超越和通過某種方式所進行的替代。但是,這些技術還是在有限的層次上對我們的生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認為:人的思維和信息傳播受制于傳播的基本符號系統——語言,而每個族群、民族、國家成千上萬年形成的文化意識和傳統,無形地積淀在語言中,通過語言系統的教育而內化為社會成員的集體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動理論》揭示了當代傳媒如何被注入商業模式,成為制造品牌輿論的工具。[13]

傳媒與教育:傳媒語言界面的人本回歸

作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機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充當著傳媒與教育的聯姻的急先鋒。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UNESCO明確了媒體在社會進步的關鍵作用,制定了參與和利用各種媒體發展目標的具體政策、方案和戰略,設立了“媒介教育項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進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青年通過媒介積極參與社區政治文化活動并發展其批判性賞析能力。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文明聯盟(UNAOC)共同創建了姊妹大學全球媒體和信息素養和跨文化對話講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體內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學和大眾媒體之間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參與學校內發展教育和媒體研發、促進全球媒介信息素養行動、創建媒介信息素養學習研發網絡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體的文化間對話與合作。在語言學學術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傳媒對教育的影響遠遠大于課堂教學[14],英國學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電視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15],美國學者MarieWinn(1977)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16]。MichaelWillie(1979)論述了傳媒通過不同語言(媒介肢體語言與文本語言)的結合增強了感官的刺激,從而加深了對信息的理解[17]。英國英語教師全國委員會和國際閱讀協會全國理事會(NCTE)制定的英語語言藝術教學指導方針之國家標準要求“學生用口頭、書面和視覺語言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知識、反饋、創造活動的積極參與者”[18]。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中學課程改革和2003年以來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都強調了傳媒特別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作用。

一、關于中國紀錄片方面的研究

關于中國紀錄片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前從事學者較少，近年來，隨著一系列大型紀錄片的熱播，對紀錄片的研究也逐漸多了起來。

1紀錄片發展史的研究

《中國紀錄片發展史》(方方，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闡述和總結我國電影紀錄片和電視紀錄片的形成歷史、發展過程，獲得成就、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何蘇六，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5)把中國電視紀錄片從誕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分為四個時期，即政治化紀錄片時期，人文化紀錄片時期，平民化紀錄片時期和社會化紀錄片時期。并就每一個時期最富特征的一些點進行剖析，使四個時期前后連貫，形成脈絡。博士論文《紀錄片下的中國——二十世紀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李靈革，浙江大學2004年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學位論文)用歷史學的眼光來解讀中國紀錄片的發展。在歷史學與紀錄片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博士論文《影像中的20世紀中國——中國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唐晨光，南開大學2001年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畢業論文)以近百年的社會發展為背景，論述中國紀錄片發展的歷史以及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關系。此外。《在觸摸歷史與實錄變遷間轉換——中國歷史題材紀錄片簡述》(肖平，《中國電視》。2005年9期)探討了中國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發展和創作問題。《中國文獻紀錄片的演變》(單萬里，《電影藝術》，2005。6期)論述了中國文獻紀錄片近80年的歷史演變。《對中國紀錄片的回顧與展望》(黃慰汕，《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0，8期)、《關于中國當下紀錄片》(魚愛源，《電影文學》，2003，2期)、《90年代電視紀錄片發展概覽》(劉樹勛，《電視研究》，2000，8期)等論文對中國當下的紀錄片發展進行了論述和探討。這些關于紀錄片發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對中國紀錄片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的論述，有的只是對某個紀錄片很短發展時期的論述，探討了紀錄片發展與社會變遷、文化發展等社會因素的關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創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傾向為斷代依據，對中國紀錄片形成、變化和發展勾勒了一條明晰的脈絡。

2紀錄片理論和創作的研究

紀錄片理論和創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紀錄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紀錄片比較》(張雅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J999)通過對于中外紀錄片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經典作品的縱向回顧與橫向比較，概述了紀錄片創作的四種基本結構方式，探討了紀錄片之于現實、紀錄片之于真實、紀錄片之于歷史的關系、紀錄片應反映怎樣的文化內涵等問題。《紀錄中國——當代中國新紀錄運動》(呂新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對十多年來在中國掀起的“新紀錄運動”進行了實踐上的展示與理論上的分析。此外，《紀錄片創作論綱》(鐘大年，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電視紀錄片制作》(吳保和，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生存之鏡》(姜依文主編，北京廣播學院出版，2000)等書都對紀錄片特別是電視紀錄片的創作和理論發展進行了細致的研究。這些紀錄片理論和創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對紀錄片的創作手法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同時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國目前紀錄片創作的理論以及美學狀況，對于研究近三十年紀錄片的創作理論與美學特征有一定的啟發和幫助。

一、新聞話語分析的研究現狀

過去5年間，國際間出版的基于語料庫的期刊論文、專著、論文集，著眼于話語研究的也大幅增加。可見，經過數十年發展，學者們已不滿足于詞匯和短語層面的語料庫研究，希望基于此前詞匯研究的成功經驗，開展更多話語語用方面的研究，使語料庫方法在語言研究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目前語言學研究者對新聞英語的研究主要涉及新聞導語的語言特點、新聞文體特點、新聞語言的模糊性、新聞語篇特征等。多數研究者以報紙、報刊為基礎進行文本分析，利用語料庫技術和方法，主要以詞匯、詞表、搭配、主題詞等為主要分析手段，研究結論主要停留于詞匯和淺層句法層面上。另外，在數據源方面國內尚未出現規模較大電視新聞英語語料庫，因此開展視頻新聞話語分析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多為以新聞個案為主的定性分析，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視頻新聞話語分析相對較少。

二、多模態視頻新聞話語分析及其理論基礎

近年來，多模態話語分析技術發展迅速，多模態分析已廣泛運用到符號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新聞學、心理學、法學、美學和醫學等各領域研究對象也從語言文字擴展到音樂、圖片、影像、網頁設計等多種社會符號系統。人們在具體社會情境中總是運用多種符號資源來建構意義，本身就具有多模態性，而多模態的研究方法就是將語言及其相關的資源整合起來，盡可能保持實際話語的原貌。文艷主要考察了教師語音語調等音韻特征是如何輔助課堂教學的，并比較了不同教師音韻策略的運用。王立非教授呼吁將多模態分析技術應用到第二語言研究中，并提出可以對演講話語、教師課堂話語、學生口頭中介語、商務英語談判話語、電視英語新聞等進行多模態分析。多模態語篇被理解為除了文本以外，還帶有圖像、圖表等的復合話語，或者說由一種以上的符號編碼實現意義的文本。多模態話語的最合適的理論模式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因為它不需要為適應新的目的而對理論框架本身進行改造。雖然多模態話語分析似乎擴大了它的研究范圍，但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本身不需要做任何改動就可以直接作為其理論框架。

三、視頻新聞話語的多模態分析方法及其特點

（一）多模態視頻新聞分析工具與方法

1引言

根據研究機構MiniwattsMarketingGroup(2018)的統計數據，2018年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已突破40億，超過5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聯網;在北美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互聯網普及率已接近90%。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深刻地改變了人類交際模式，傳統線下交流逐漸向線上溝通轉變(耿敬北等2016)。由于互聯網載體的特殊性，基于網絡的溝通亦呈現出特有的語言形態變化，單一的語言媒介逐漸被語言、圖像、聲音等綜合構成的復雜媒介所取代(馮德正等2014)。由語言和非語言等多種表意資源構成的網絡多模態話語成為當前人類話語實踐的一種主要形式與主流趨勢(Martin＆Tyner2012;Martinec2005)。網絡多模態話語的迅速發展吸引了大批國際研究者關注。自20世紀初，研究者開始借鑒Kress＆vanLeeuwen(1996)的“視覺語法”、Norris(2004)的“多模態互動分析”等來探討網絡媒體話語、網絡日常交際等多種形式的網絡話語。近年來，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愈發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不僅研究領域和范疇不斷拓展，同時還開始融合傳播學、認知心理學等學科的跨學科理論體系，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等方面亦不斷推陳出新。反觀國內，雖然馮德正等(2015)、國防(2016)等學者不斷強調研究網絡多模態話語的重要性，但國內相關研究的總體發展水平與國外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檢索發現，近十五年間CSSCI期刊只發表了16篇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其中實證研究只有9篇，且研究主題較為單一、研究方法仍存在局限。當今社會，互聯網發展日新月異，網絡話語作為新興主流交際語體，多模態話語與傳統媒體話語的共性、差異與特征值得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充分重視。本文擬對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進展進行梳理總結。研究將運用內容分析與定量統計法，對2004－2018年間國際SSCI期刊收錄的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論文從發展現狀、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三個層面進行系統分析，以求客觀展現近十五年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為國內相關研究提出相應研究啟示。

2研究方法

本文選取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SSCI)期刊收錄的網絡多模態話語論文作為研究對象。在WebofScience數據庫中，以“online+multimodal”等5個詞組①為關鍵詞對“主題”進行檢索，檢索時間區間為2004－2018年，檢索語言為英語，檢索類型為論文。同時，考慮網絡多模態話語多以網絡媒介為載體，相關研究已不局限于語言學領域，傳播學界對相關問題也較為關注(馮德正等2014;Jovanovic＆vanLeeuwen2018)。因此，為保證研究樣本的完整性，檢索時將研究領域限定為語言學和傳播學。以此標準檢索共得到206篇預選論文。而后通過直接下載和文獻傳遞兩種方式獲得文獻全文，并逐一分析論文主要內容，剔除研究主題和內容不是網絡多模態話語的文獻(如只在論文題目、關鍵詞或摘要中提及網絡多模態話語，但未對相關內容進行實質性分析和討論的論文)。最后，共獲得158篇SSCI網絡多模態話語樣本文獻。本文對樣本文獻的分析將從三個層面進行。首先，將采用全景視角，從發表時間和數量、發表期刊、作者情況和研究類型4個維度，展現近十五年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的發展現狀;然后，將通過考察樣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分析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的主要研究內容;最后，將分析重點聚焦于實證研究，通過分析研究視角、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4個方面，展示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實證論文的研究現狀及方法論概況。為詳盡展現研究的發展變化趨勢，分析將以五年為單位將樣本文獻劃分為三個時間段(2004－2008年、2009－2013年、2014－2018年)，進而按照上述分析思路運用內容分析法對樣本文獻進行編碼分析。編碼人員為本文的兩名作者。調研中，我們隨機抽取15%的編碼結果檢驗編碼員間一致性，Krippendorff系數為093，表示編碼有效，信度較高(Krippendorff2004)。

3發展現狀

31發表時間和數量。本文首先統計158篇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樣本文獻在各年度的發表數量。結果顯示(見下頁圖1)，相關研究發表數量總體上呈現波動性增長趨勢，2013年以后增長勢頭尤為明顯，發表篇數從2012年以前的8篇以下上升到2016年后的25篇以上。這一趨勢反映出近十五年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的積極發展態勢，說明相關研究在國際學界愈發廣受關注。32發表期刊。表1列出樣本文獻在三個時間段內的主要發表期刊(發表數量≥3篇)。158篇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共發表于59本期刊，其中VisualCommunication、SocialSemiotics、ReCALL和JournalofPragmatics4本期刊的發表數量最多，均達到10篇或以上。同時，期刊的時間變化情況顯示出兩個趨勢:第一，期刊范圍不斷擴大，期刊數量從2008年前的8本增長到2014年后的46本，LanguageTeaching等語言學權威期刊從2009年后開始陸續發表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第二，核心期刊發表數量不斷增多，VisualCommunication、SocialSemiotics等較為關注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的核心期刊發表數量都呈現逐年遞增趨勢，從期初的1篇左右增長到近期的9篇以上。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受國際主流語言學界的關注程度在不斷提高。33主要作者。樣本文獻涉及的作者較多，下頁圖2列出了三個時間段內發表總量靠前(數量≥3篇)的9位作者的發表情況。9位學者都是從2009年以后才開始陸續發表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其中，有三位學者發表數量最多，均超過5篇:KayLO’Halloran現供職于英國利物浦大學，主要關注多模態語篇分析研究;SabineTan和PeterWignell現供職于澳大利亞科廷大學，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多模態語篇分析、多模態分析工具開發等②。其后，發表數量為4篇的三名學者:NicolasGuichon現供職于法國里昂第二大學，主要從事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研究;JohnSKnox現供職于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主要從事多模態語篇分析和網絡媒介話語分析研究;HelenCaple現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從事新聞話語分析、新聞話語符際關系研究③。最后，有三名學者發表數量為3篇:KevinHarvey現于英國諾丁漢大學從事多模態(批評)話語分析研究;MugeSatarCoen現供職于英國紐卡斯爾大學，主要從事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研究;TheovanLeeuwen作為多模態研究領域的奠基人之一，現于南丹麥大學從事相關研究工作④。可見，澳大利亞與英國學者在當前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中取得比較突出的成績，且相關學者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多模態話語分析、工具開發和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研究。34研究類型。參考Dornyei(2007:16－17)對應用語言學研究類型的分類，我們將樣本研究劃分為實證研究與非實證研究兩類。實證研究使用樣本數據，并包含清楚的研究設計、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過程;而未使用樣本數據也未清楚論述上述內容的研究均屬于非實證研究。統計結果顯示(下頁圖3)，158篇論文中非實證研究34篇(占比215%)，實證研究124篇(785%)。同時，實證研究數量和占比近年均呈上升趨勢，數量從期初的5篇增長到近期的88篇，比例從期初六成增長到近期的八成以上。這一趨勢反映出近十五年國際網絡多模態話語研究質量不斷提升，實證研究已成主流。

提要：生態話語分析是社會文化視域內生態語言學研究的主要路徑，強調“生態哲學觀”在話語分析中的指導作用。論文通過追溯生態哲學觀的形成背景和發展過程，指出其3個區別性特征，分別是個體性、科學性和歷史性。在此基礎上，論文系統闡釋生態哲學觀作為話語分析的倫理框架，在判定語篇生態屬性和引導人們日常行為實踐方面的作用和意義。鑒于生態哲學觀與話語建構的意識形態均屬哲學范疇，其研究邊界并不清晰，因此論文分別從階級性、觀念性和現實性3方面闡述生態哲學觀與意識形態的相同點。同時論文也從研究視角、社會語境層面以及對語言本體的依賴程度上區別生態哲學觀和意識形態這兩個概念，以厘清二者關系，為生態話語分析提供借鑒。

關鍵詞：生態哲學觀；話語生態屬性；意識形態

1引言

生態話語分析產生于全球環境危機頻發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態破壞和社會不公的話語實踐，并積極找尋能夠促進生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話語實踐。其與話語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態哲學觀的參與。生態哲學觀（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學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與環境相關的一系列態度，價值和假說。這一概念的提出為判斷話語建構的意識形態是否符合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提供參照標準。論文首先闡釋生態哲學觀的個體性，科學性和歷史性特征，之后將生態哲學觀和話語建構的意識形態進行綜合對比，并系統梳理二者關系。

2生態哲學觀的屬性特征

生態哲學觀源于研究者對生物有機體與環境關系的科學理解，是生態話語分析的倫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斷人們的話語實踐是否符合生態系統良性運轉的重要尺度。無論是分析生態話語還是對話語進行生態分析，均有生態哲學觀的參與。通過追溯生態哲學觀的形成背景及發展動向，我們認為生態哲學觀具有3種屬性。一是個體性，即生態哲學觀并不是某一群體集體持有的、無意識的觀念；而是個體主動、有意識選擇的結果。黃國文指出，生態哲學觀是“由他們（生態話語分析者）的世界觀、哲學觀、價值觀、倫理準則影響和決定的”（黃國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態哲學觀不同，其分析和判斷語篇價值屬性的倫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結果也不盡相同，因而生態哲學觀體現個體差異性。盡管個體的生態哲學觀蘊含的具體價值準則有所差異，但它們都涉及人類與其他生物體及生物體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對同一主題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學性，即研究者對生態哲學觀的選擇并不是隨性而為的結果，而是在充分考慮生態系統的運作規律，在科學的實驗和嚴密的邏輯論證基礎上進行。生態倫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對現有的相關文獻進行批判性地閱讀，需要仔細觀察有益于環境保護的行為實踐，并廣泛吸取積極的、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態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態哲學觀的科學屬性，是因為它在哲學層面分屬意識范疇，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反映，也會反作用于物質世界。科學的、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態哲學觀能夠引導人們做出積極的、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行為選擇，也能夠助力于解決當下的各類生態環境危機。相反，消極的、違背自然規律的生態哲學觀則會加劇日益嚴峻的生態危機，威脅人類的正常生存和后續發展。三是歷史性，即生態哲學觀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揚棄曾經主流的生態觀念之上，并在充分考慮當下生態理論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完善起來的。研究者對生態哲學觀的選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科技的進步、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化而變化。通過追溯中國傳統哲學與外交理念，何偉和魏榕（2018）在研究國際生態話語時提出“多元和諧，交互共生”的生態哲學觀。生態哲學觀的個體性、科學性和歷史性特征決定它能夠成為生態話語研究的倫理框架和生態評價標準，也是生態話語分析存在和發展的最主要區別性特征。探究生態哲學觀的內涵特征是進行生態話語分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