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資論文范文10篇

[摘要]本文首先對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影響的具體機制進行了闡述，然后在趙奇偉等（2007）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采用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相對于現有外資規模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滯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為負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針對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以獲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開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摘要]本文首先對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影響的具體機制進行了闡述，然后在趙奇偉等（2007）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采用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表明，相對于現有外資規模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滯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為負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針對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以獲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開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政府“出口導向戰略"與FDI需求偏好；政企關系與FDI需求偏好；地方政府公司化與FDI需求偏好；中央和地方政府間關系與FDI需求偏好；地方政府“至上而下的標尺競爭”與FDI需求偏好；地方政府間的相互競爭與FDI需求偏好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對外商直接投資（FDI）存在著明顯的偏好、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以改革釋放長期被約束的生產力、出口導向戰略”的成效十分明顯、政府不相信國有企業，擔心國有企業事先亂投資、尤其體現在民營企業融資難及行業進入限制上、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個有見地的概括、中國地方政府都有追求一種“進口替代戰略”方式的傾向等，具體請詳見。

當今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對外商直接投資（FDI）存在著明顯的偏好（黃亞生，2004），中國同樣如此。1979～2006年的28年中，中國實際利用外資8820.38億美元，位居發展中國家第一。而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4年、2005年，中國實際利用FDI分別為606億美元和603億美元，僅次于英國、美國，居世界第三位。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此偏好FDI呢?現有文獻對中國為何大量吸引FDI給出了若干解釋，李稻葵和梅松（2006）將之歸結為四種情形：第一種解釋是，中國經濟大量吸引外資主要是為了出口；第二種解釋是，中國吸引外資主要是為了解決就業壓力；第三種解釋是，中國吸引。FDI主要目的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中，而轉型社會往往伴隨著一個強勢政府（ErnestGellner，1999），因此，我們顯然不能忽視中國如此偏好FDI背后的政府因素。

一、政府“出口導向戰略"與FDI需求偏好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以改革釋放長期被約束的生產力，特別是釋放農村地區的生產力，農村改革的經濟效果驚人；之后，改革的重點開始轉向加快城市經濟發展。80年代中后期，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開始成為生產的主要驅動力，在此背景下，國內提出了“國際大循環”理論，欲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經驗，特別是日本、亞洲“四小龍”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戰略”的轉移。“出口導向戰略”的核心理念是以“四小龍”、“四小虎”為范例，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吸引外資，將生產加工基地開設到中國來，使中國成為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外圍，并爭取通過這一方式積累外匯并逐漸改善產業結構。

應該說，“出口導向戰略”的成效十分明顯，它直接體現為國際收支經常性賬戶與資本、金融賬戶的“雙順差”。1983～1993年間，中國經常賬戶總余額為-2.14億美元，其中在1990～1992年有較大盈余。但是，1994～2006年，中國在經常賬戶上則連續13年出現盈余，特別是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出現相當大的盈余數額。這樣，中國于1990～1992年和1994～2006年間在貿易項和整個經常賬戶上均有較大的盈余。同樣，中國資本、金融賬戶也存在著巨額資本流入，1983～2006年中國資本、金融賬戶順差總額為-4934.29億美元。1983年起，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國際收支賬戶中誤差與遺漏一項基本為負，這可以被解釋為資本以某種形式流出。但即使把所有的誤差與遺漏（1983～2006年中國誤差與遺漏總額為-1143.19億美元）都算作資本流出，資本、金融賬戶總的說來還是順差。這樣，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常賬戶和資本、金融賬戶同時順差的情況，而其中資本、金融賬戶的順差是主要的。

論文摘要：寧波作為一個現代化開放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是寧波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寧波與蘇州利用外資的比較，探討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寧波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面臨的重重困難及有關對策。

論文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投資領域；投資環境；投資貢獻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0年興辦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起，目前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統計，截止2004年底，寧波累計批準外商投資項目9153個，總投資371．60億美元，合同利用外資2l1．8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99．6億美元。外商投資成為寧波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統計計算。

自從1995年以來，中國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結束了20％以上的快速增長階段，進入平穩增長時期，一些年度甚至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九五”時期的年均增長速度僅僅達到1.6％的水平（參見表1）。2001年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實現了14.9％的恢復性增長，預計“十五”時期正增長趨勢仍然有可能持續，達到年均5～10％的穩定增長水平。

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呢？從有利因素來看：一是世界范圍的資本活動由于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將會進一步趨于活躍，國際金融體系的逐步完善也為這些資本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手段；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其結構調整對投資、尤其是外國投資的需求將會繼續擴大；三是中國加入WTO，市場經濟秩序和投資環境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及其企業長期戰略決策創造了良好預期，而且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逐步開放，外商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四是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結構調整導致的失業、下崗，將使中國繼續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也將長期存在，從而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加工基地繼續加快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五是隨著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產生，長期積累形成的“三資”企業生產設備和技術也將面臨不斷更新、改造、擴充的需要，現有企業的增資將繼續構成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未來時期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不能排除出現局部區域、甚至世界范圍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國經濟為首的西方經濟尚未表現出強勁的復蘇勢頭,這將嚴重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二是許多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大大加快，區域內投資的增長將遠遠超過面向區域外的投資，而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形成多邊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因而面向這一地區的投資和本區域內部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競爭將明顯加劇，不僅發達國家會利用資本市場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等優勢，加快吸收購并方式直接投資的速度，而且發展中國家也會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通過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市場開放換取外國的技術和資本。這將為中國吸收外資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四是隨著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外資優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資的收益預期將明顯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國經濟總量和新增外商投資總量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規模，相應的增長速度將會表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總之，吸收外資快速增長的歷史時期已經基本結束，今后將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

盡管從存量的角度來看，由于“三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大大提高，“三資”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但是從新增流量的角度來看，“十五”時期利用外資的增長將難以達到過去20年間的平均增長水平。由此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十五”時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前20年相比將有所下降；二是為了保持利用外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必須通過優化產業分布結構來提高經濟整體的產出效率，彌補總量增長趨緩的不利影響。這實際上意味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必須由注重總量增長效應向注重結構升級效應轉變。根據吸收外資的產業結構提升效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外商投資帶動了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裝備程度的提高，但是這主要依賴于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裝備優勢來實現，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勢頭，各種產業部門在社會總需求增長中所受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在投入產出分析中主要通過計算感應度系數，反映不同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系數值越高，說明該部門為了滿足總需求增長而應該增加產出數量，并將這樣的部門稱之為后關聯產業。促進后關聯產業發展一般是供給政策的重點，目的在于為經濟發展提供配套和基礎條件。根據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計算結果，商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最高，其次是種植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鋼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業、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有機化學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煤炭采選業、其他化學產品制造業、石油開采、棉紡織、造紙、塑料、汽車工業、電氣、電子元件制造業、金融業等。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對這些領域需求的增長速度將快于其他產業部門，相應的外商投資需求增長也將快于其他部門。感應強度比較高的產業主要是基礎原材料和配套產業，通過利用外資加快這些行業的發展，有利于為加工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配套產品，延長產業鏈條。

二、進入中國的服務業投資增長將快于工業部門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一、物流是第三利潤源泉

1.物流的概念

物流（PhysicalDistribution）一詞源于國外，最早出現于美國，1915年阿奇·蕭在《市場流通中的若干問題》一書中就提到物流一詞，并指出“物流是與創造需求不同的一個問題”。現在歐美國家把物流稱作Logistics的多于稱作PhysicalDistribution的。Logistics包含生產領域的原材料采購、生產過程中的物料搬運與廠內物流和流通過程中的物流或銷售物流即PhysicalDistribution，可見其外延更為廣泛。物流可以定義為“是指物質實體從供應者向需求者的物理移動，它由一系列創造時間價值和空間價值的經濟活動組成，包括運輸、保管、配送、包裝、裝卸、流通加工及物流信息處理等多項基本活動，是這些活動的統一”。

2.企業物流

物流的分類方法包括宏觀物流和微觀物流、社會物流和企業物流及國際物流和區域物流等。

企業物流是從企業角度上研究與之有關的物流活動，是具體的、微觀的物流活動的典型領域。可以區分為以下具體的物流活動：

一、經濟增長效應

1.地區增長效應的時間序列分析

FDI作為長江三角洲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對本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通過對長江三角洲（本文指浙江、江蘇與上海兩省一市）與全國情況的分析（見表1），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80-90年代期間，全國和長江三角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都保持了比較快的增長速度，其中江蘇位居第一，1985-1999年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56.10%，上海和浙江也都在30%以上，平均為33.75%，均遠遠高于全國和本地區的GDP增長水平。計算GDP與FDI的增長彈性比發現，長江三角洲增長彈性比要高于全國，說明在長江三角洲FDI對GDP增長的帶動作用比較強。平均而言，長江三角洲吸收的FDI每增長1%，GDP就會相應增長0.49%。

表1FDI增長彈性比較

附圖

注：增長彈性＝GDP增長率／FDI增長率，表明FDI每增長1%，GDP的增長百分點。

內容摘要：跨國直接投資撤退是國際經濟合作中的客觀現象。投資撤退會對東道國及投資母國產生深刻的影響。隨著中國引資規模、數量的不斷發展，撤資的比例也逐步提高，出現這一情況應引起足夠的重視。本文著重分析了乳品和電力兩個行業的撤資情況及日本、韓國對華投資的減撤，分析了顯形撤資、隱形撤資的區別，給出了部分對策建議。

關鍵詞：FDI投資撤退隱形撤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不斷擴大，隨著跨國生產經營的不斷擴大和發展，跨國公司從國外撤資的現象也更加頻繁。從近年的情況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撤退的數額和規模仍高居不下。

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摘要：本文從內生技術進步層面來探討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文章從干中學和知識外溢理論入手，首先對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探討，進而運用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分析考察了中國將外商投資存量作為產生外溢效果的知識載體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最終得出外商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將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干中學；知識外溢；技術進步

世界銀行1999年世界發展報告《知識促進發展》認為，知識已超越資本和勞動，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要素和本源。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發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因為資本和勞動，而首先在于“知識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資又是知識、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的載體，是知識外溢、干中學和規模經濟等多種效應的集中體現，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提高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力。本文基于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事實的理解與思考，運用經濟增長和外商直接投資的關系模型，實際測算并檢驗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Arrow）在1962年發表的《干中學的經濟含義》中提出，在生產過程中邊干邊學積累的經驗也是一種要素投入。阿羅用生產經驗作為要素投入則旨在說明：只要生產繼續，生產經驗可以無限增長，資本收益就不會消失，這樣經濟的無限發展就會得到物質保障。20世紀80年代中期，羅默（Romer，1986）繼承了阿羅的研究思想，用技術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經濟增長，把知識作為一個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術變革或創新是知識積累的產物，知識積累才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原動力。其模型基本結論是：技術進步可以提高投資的收益率，投資又會導致知識的積累；知識的增加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種正反饋中，經濟系統中出現了一個良性循環，從而保證了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因此，一國經濟要保持長期增長，不斷增加資本不僅是必要的而且必須是充分的。羅默的貢獻在于從知識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來說明為什么以知識作為要素投入的生產函數會有規模報酬遞增的性質。他認為一國知識存量越大，各專業知識之間交流與溝通越便利；而新知識、新技術出現越快，知識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先發國家所以形成“先發優勢”，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發國家可以從先發國家先進技術“外部擴散”中獲取巨大收益，從而形成“后發優勢”。

干中學和知識外溢觀念的引入為內生增長理論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形成了內生增長理論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作為國內總資本的一部分對本國經濟總量有重要影響。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在質量上區別于國內資本，它比國內資本有更高的效率，隱含更多的技術。正因為如此，外商直接投資被公認為發展中國家知識和技術增長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傳遞生產知識和管理技術，使得其具有一個區別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資的顯著特點，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認為是外商直接投資給東道國帶來的主要好處。然而技術進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只占經濟增長的很小部分。這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資本差異造成的。發展中國家R＆D投資受發達國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為發達國家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發展中國家出口非技術密集型產品。差異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消除。發達國家通過R＆D，不斷創新并積累知識與技術，不斷應用并擴散知識與技術，已形成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獲得了先發優勢和先發利益；而發達國家的新知識可以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另外，外資企業技術稟賦的優越性，可以迫使本國企業投資于學習和創新，以保持其在競爭中的有利地位。反過來，本國企業競爭力的增強又迫使外資企業帶來更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因此，外商直接投資隱含的技能和技術提高了本國資本存量的邊際生產力，加速了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