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外商投資與地區經濟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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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增長效應

1.地區增長效應的時間序列分析

FDI作為長江三角洲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對本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通過對長江三角洲（本文指浙江、江蘇與上海兩省一市）與全國情況的分析（見表1），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80-90年代期間，全國和長江三角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都保持了比較快的增長速度，其中江蘇位居第一，1985-1999年的年均增長速度達到56.10%，上海和浙江也都在30%以上，平均為33.75%，均遠遠高于全國和本地區的GDP增長水平。計算GDP與FDI的增長彈性比發現，長江三角洲增長彈性比要高于全國，說明在長江三角洲FDI對GDP增長的帶動作用比較強。平均而言，長江三角洲吸收的FDI每增長1%，GDP就會相應增長0.49%。

表1FDI增長彈性比較

附圖

注：增長彈性＝GDP增長率／FDI增長率，表明FDI每增長1%，GDP的增長百分點。

資源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上海統計年鑒》和《江蘇統計年鑒》1981-2000年各版。

利用回歸分析的方法進行比較，假定GDP與FDI之間存在LNGDP=αLNFDI+β，即GDP=eβFDIα。其經濟學含義為：FDI要素投入與產出(GDP)之間滿足對數型數量關系。α表示要素投入的報酬率，即FDI投入每增長1%時產出的增長率；eβ作為常數項，表示除FDI之外其他所有要素投入的影響，主要是勞動要素的影響。

我們分別根據長江三角洲兩省一市以及總體和全國的FDI與GDP（根據同期人民幣匯率換算后按人民幣計算）時間序列，對上述回歸系數及其參數值進行了估計，回歸結果（表2）符合統計檢驗要求。

表2GDP與FDI的回歸分析結果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從實際計算結果看，長江三角洲各省市GDP與FDI存在比較穩定的內在依存關系，長江三角洲的FDI投入對GDP的報酬率是0.3641，即當FDI投入增長1%時，GDP將增長0.3641%左右。從全國和長江三角洲各省市比較來看，以勞動力資源豐富、價格低廉為特點的省市，FDI的貢獻率低于平均水平，但是這些省市的勞動要素由于與FDI的有效結合，對產出效率提高的影響十分顯著。這種特點說明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在面向長江三角洲的投資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事實上長江三角洲仍然具有勞動要素價格偏低，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對總產出增長貢獻率較大的典型特點。

2.貿易增長效應分析

一般而言，FDI的貿易效應體現在貿易替代效應、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補充效應和市場擴張效應四個方面（劉恩專，1998）。外資的大規模進入，促進長江三角洲對外貿易快速增長，進出口總額占全國比重持續上揚。

為測量長江三角洲FDI的貿易效應，我們利用1985-1999年的數據，分別計算了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FDIC)、上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FDIC-1)和出口(EX)、進口(IM)的相關系數（見表3）。同時考慮到時滯效應，以EX=α＋β(FDIC-1)和IM=α＋β(FDIC-1)+γFDI進行回歸分析（見表4），統計檢驗表明結果是有效的。

表3FDI與進口、出口的相關系數

相關系數

FDIFDICFDIC-1

上海EX0.8640.9910.976

IM0.7770.9360.937

浙江EX0.9130.9850.965

IM0.8860.9680.951

江蘇EX0.9480.9940.984

IM0.9680.9810.963

長江三角洲EX0.9440.9890.973

IM0.9130.9730.961

全國EX0.9420.9450.923

IM0.9700.9350.906

資源來源：同表1。

表4FDI與進口、出口的回歸分析結果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從回歸結果看，出口方面，外商累計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具有較高的正相關關系，說明FDI對出口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而長江三角洲各省(FDIC-1)的系數要明顯高于全國，說明FDI在長江三角洲出口中的帶動作用要高于全國，長江三角洲的FDI具有較強的外向性。這種現象有其必然性，長江三角洲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廉價、高質，外資可以利用這一條件鞏固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香港、臺灣省、日本及東南亞來長江三角洲投資的企業，在其資本輸出地就是出口加工型的，這些企業因成本原因到長江三角洲地區后，必然仍以出口加工為主。

進口方面，FDI與進口之間具有較高的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外商在投資初期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設備，回歸分析也驗證了這一結果。而全國FDI的系數要明顯高于長江三角洲各省，FDI在長江三角洲進口中的帶動作用要顯著低于全國，說明長江三角洲的投資配套能力較強。

在促進總量增加的同時，FDI還促進了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改革開放之初，長江三角洲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外商投資企業數量迅速增加，且多為兩頭在外型的加工貿易企業，引起了加工貿易進出口活動的大量增加，（注：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加工貿易占貿易總額的比重多年保持在50%以上，并且這一比重還有增加的趨勢。）使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在長江三角洲地區進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高。由于制成品占外資企業出口的比重大多數年份在90%以上，促使長江三角洲出口結構向以制成品為主的結構轉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跨國公司和國際電子代工業的大規模進入，又使得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出口結構進一步向高新技術特別是電子、信息產品方向轉化。

二、產業結構調整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產業結構變化的總體特征是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比重不斷下降，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這一轉變具有階段性特征。在這一過程，外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對國內投資的帶動作用不斷增強，且大部分外資流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因此，作為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源之一的外國直接投資及其投向成為促進本地區產業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促進了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增長及其結構調整；二是通過這種調整帶動了三次產業間比例的變化，加快了產業結構升級；三是推動了產業內部的結構優化，特別是工業結構的調整升級

。

1.投資帶動作用分析

FDI對長江三角洲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及其部門結構變化實現的。以LNGDZCTZ=αLNFDI+β對長江三角洲固定資產投資(GDZCTZ)與FDI進行回歸分析（見表5），結果表明FDI對本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具有強烈的帶動作用。這說明外資在本地區產業結構變動中的作用能力，并不單純地體現在外資本身規模對三次產業中投資規模的影響上，還通過拉動投資規模放大了這種影響。由于長江三角洲的外資大多流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使得本地區二、三產業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增加。而FDI的投資拉動作用，又使得更多的資金進入二、三產業，本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的部門結構進一步向二、三產業偏移。這種部門結構的變化，帶動了三次產業間比例的變化。

表5固定資產投資與FDI的回歸分析結果

附圖

資源來源：同表1。

2.產業結構轉變效應分析

三次產業增加值的相對變化是反映產業結構轉變的主要指標，FDI對產業結構轉變的影響最終體現為不同行業實際利用外資對其增加值的貢獻。為測量長江三角洲FDI的產業結構轉變效應，我們以LNGDP(i)=αLNFDI(i)+β進行回歸分析（i=1、2、3，分別表示一、二、三產業），結果如表6。

表6三次產業增加值與FDI的回歸分析結果

附圖

附圖

資料來源：同表1。

t檢驗值分析表明，FDI對長江三角洲各省第一產業增加值基本沒有解釋能力，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影響的重要性要高于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影響。這與我們觀察到的現實情況相吻合，第二產業一直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外資進入的重要領域，特別是江蘇的外資有近90%流入第二產業。α值分析顯示，FDI對第三產業增加值的貢獻高于第二產業，并遠高于第一產業，說明FDI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產業結構轉變中第一產業產值比重以高于全國的速度迅速下降，第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的重要影響因素?？梢?，長江三角洲地區能夠在短短20余年間由工業化初期迅速步入工業化中后期，FDI是其中最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3.結構優化效應分析

FDI不僅僅是一個資金問題，而是一種“一攬子”生產要素整體推進的經營活動，包括資金、技術、研究開發能力、組織管理技能、人力資源開發和世界貿易網絡等多方面的內容。因此，FDI對長江三角洲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不僅體現在三次產業的變動上，最重要的影響是體現在通過調整社會資源配置使之達到優化組合，以及通過帶動技術進步，從而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

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FDI促進了本地區出口導向工業的發展，這可從長江三角洲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出口額的增長，與出口貿易增長的相關性得到證明。二是FDI改造了本地區傳統的技術、資金密集型產業，如化工、飲料、化妝品、洗滌劑、啤酒、輪胎等。長江三角洲的這類行業原已有較龐大生產規模，但技術落后，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資大量進入，通過傳統技術與成熟技術的轉移，對這些行業技術水平的提高，產品結構的優化起到了明顯的作用。目前這類行業與國外已無明顯差距。三是FDI促進了本地區新興產業的發展，并使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的比重明顯提高，傳統產業和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位次后移。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跨國公司大量進入長江三角洲，投資大多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從而使長江三角洲一些重要產業短短10多年跨越了發達國家所經歷的傳統過程，汽車、郵電通信、家用電器、計算機、電子、芯片等行業，都是如此。四是FDI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一條捷徑，由于長江三角洲具有工業基礎較好、產業門類齊全等優勢，外商投資企業通過一批配套生產企業，通過中間投入品的本地化，帶動了本地區中上游產業的發展，并將其帶入國際市場，使本地區能夠更加廣泛地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提高本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從而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一條捷徑。

三、產業集聚效應

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早就發現，集中在一起的廠商比單個孤立的廠商更有效率。這種存在于行業內部而非個別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效應被稱作外部性。一般來說，產業集聚能夠促進專業化供應商隊伍的形成，能創造一個完善的高度專業化的勞動力市場，使區域內的企業降低交易成本；廠商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助于創造性的構想以及技術秘密在個人之間非正式的交流，即產生知識外溢，從而推動創新；產業集聚是新企業誕生的催化劑，在產業集聚的地方，集中的顧客群降低了設立新企業的投資風險，投資者容易發現市場機會，創業者更容易發現產品或服務的缺口，再加上產業集聚區域的進入障礙低于其他地區，所需要的設備、技術、投入品以及員工都能在區域內解決，因而開辦新的企業要比在其他地區容易得多；產業集聚加劇了競爭，同居一地，同行業相互比較，有了業績評價的標尺，這為企業帶來了競爭的壓力，績效好的企業能夠從中獲得成功的榮譽，而績效差的或者平庸的企業會因此感受到壓力。不斷的比較產生了不斷的激勵。產業集聚增強了競爭，競爭也提升了產業集聚區的競爭能力，使得區內的企業比起那些散落在各個地方的企業，具有了更強的競爭優勢，更容易進入這一行業的前沿地帶。

在沒有外資進入時，一個落后地區要形成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群是十分困難，特別是在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改革開放前的長江三角洲就是如此，產業結構“小而全、小而散、小而弱”的特征十分明顯。20年來外資的大規模持續進入對長江三角洲的產業集聚產生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大量進入，使得全球的各種生產要素不斷向本地區集聚，新的生產力布局正逐步形成，區域競爭力不斷提高。分析長江三角洲FDI誘發的產業集聚，我們發現：

(1)長江三角洲FDI誘發的產業集聚主要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在技術、資金密集型行業，主要是汽車、汽車零部件、化工、電子、儀器儀表等行業，并使長江三角洲正逐步成為全球裝備工業加工制造中心。

(2)在長江三角洲內部，FDI誘發的產業集聚主要集中在上海周邊。以蘇州為例，蘇州是全國利用外資最密集的地區之一，也是利用臺資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從1992年開始，蘇州每年僅臺資的引進合同金額都在10億美元左右，而且臺商投資產業也多集中于電子信息業，投資的產業關聯度高，形成了圍繞龍頭企業配套協作的企業群，如以明基電腦、全友電腦和華宇電腦為核心的IT產業群。目前蘇州地區已建立起鼠標、彩顯、液晶顯示器、超微半導體等多個大規模生產基地，絕大多數產品與國際先進技術保持同步發展，許多產品已在國內、國際市場占有較大份額。

(3)長江三角洲FDI誘發的產業集聚使得高科技群落正在本地區逐步形成。目前長江三角洲已經成為我國電子通信、生物醫藥、新材料等諸多高新技術產業重要基地，以微電子、光纖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新材料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也居全國領先位置。

(4)長江三角洲FDI誘發的產業集聚并沒有形成產業“飛地”。由于工業配套能力較強，能夠解決中間投入品本地化的問題，FDI對本地區中上游產業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

(5)在FDI誘發的IT代工業產業集聚中，對先行公司的跟隨造成公司的“群集”的特征十分明顯。臺灣IT代工業認為長江三角洲生產線操作工人工資水平僅為臺灣地區1/20，企業向這里轉移能夠獲得成本優勢，不轉移的企業將面臨生存危機。此外，地理位置上的就近性也是外商遷移產能至此的重要因素。逐漸向內銷轉型的外商希望能據江南而內控腹地，將長江三角洲的產品以最短的距離運到各省，達到就近銷售市場的目的。現在，沿滬寧高速公路的經濟帶上，產業鏈的凝聚效應正在吸引IT廠商候鳥似地到江蘇“扎堆”。電腦主板、筆記本電腦、顯示器、鍵盤、鼠標、UPS電源、通信、硬盤、掃描儀、微處理器等諸多產品的制造已蔚成氣候。

四、結論與建議

實證分析與經濟計量檢驗結果表明，外資進入在彌補長江三角洲資本不足，推動經濟快速持續發展，帶動產業結構升級，加快產業積聚，增加就業，促進技術進步，加快貿易增長和工業化進程等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也表明在長江三角洲的發展進程中，資本仍是最稀缺的要素，要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必須積極利用外資以加速資本形成。

按照錢納里等人對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長江三角洲正處于工業化進程的中后期階段；按照鄧寧“投資周期論”的標準，處于第二等級（人均GNP400-1500美元）向第三等級（人均GNP2000-4750美元）過渡的階段。按照國際經驗，在這樣的發展階段，除了要繼續保持利用外資規模，以解決資本不足和就業問題外，還需要考慮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

加入WT0后，長江三角洲利用外資在高端受到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在低端受到中西部地區的擠壓。要保持利用外資優勢，未來外資政策的戰略定位應側重于：一是立足地區產業特色，實施與產業政策相協調的外資政策，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爭取由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和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向主要從事資本密集型產品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的轉化。二是積極吸引跨國公司投資，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分工調整，爭取在某些領域從垂直分工序列上升到水平分工序列，繼續保持動態比較優勢。

［收稿日期］200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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