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施建設論文范文10篇

摘要：農村文化設施建設不僅是農村經濟與社會正常運轉和發展的保障，也是統籌農村經濟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使農民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原有的農村文化設施已成為迫切的現實需要。本文將從農村文化設施建設作用和意義、建設現狀、管理機制等方面對已有的相關知識做一些梳理，以期給有關部門提供改善農村文化建設供給的可能思路，同時也指出下一步畢業論文的寫作的方向。

關鍵詞：農村文化;文化設施;管理

經濟是文化積累的結果,文化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表現形式，而農村文化設施在中國農村文化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經濟發展的可持續基礎，也是農村社會穩定的保障。因此，農村文化設施發展的走向和走勢，對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意義十分巨大。認識農村文化設施發展的現狀，了解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從而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文化發展政策，推動農村文化健康、穩定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文化設施的界定

隨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提高，也對文化設施提出了更的要求。怎樣對文化設施的概念進行界定？不同的時期專家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郭麗春在2001年的《百家論壇》期刊中的《淺談文化設施建設》對文化設施進行了闡述，文章認為：文化設施是文化傳播的物質載體，是文化事業的一大要素，文化活動的主要場所，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一個地域文明程度的象征。

論文摘要：近年來，隨著投資主體的不斷轉變，設計任務也在多樣化，由原來的公路、市政設施等傳統工程逐步向更廣闊的空間延伸，許多大型企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也表現出參照市政設施建設的跡象，市政建設中的許多成熟經驗和方法在廠區規劃和建設中得到應用。但廠區建設又有自己的獨特性，不同行業、不同特點的企業對廠區建設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該文結合實例探討了廠區建設和規劃的思路，可供相關專業人員參考。

論文關鍵詞：廠區規劃思路管網綜合環境工程

1建設背景和現狀

1．1建設背景

蘭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研究所，始建于1934年，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主要從事生物制品的生產、研發和經營，是國家生物制品行業的骨干企業，是甘肅省乃至西北地區唯一一家大型的生物高新技術企業；蘭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占地43萬m，總資產11億多元，現有職工1400人。

蘭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地處黃河以北的鹽場地區，南臨鹽場路。鹽場地區隸屬蘭州市城關區，與市區雖一河之隔，建設卻未同步，城市基礎設施落后、綜合環境差已成為制約鹽場地區發展的瓶徑，2004年《蘭州市鹽場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編制完成并報市政府通過，規劃中，鹽場地區被定位為蘭州市重要的文化、科研、生物工程、醫藥研發基地和城市北部的生活居住片區，明確提出推動蘭州市城市規劃的主軸由原來的東西長軸向南北短軸轉變，實現城市布局的均衡發展。這將給鹽場地區的發展帶來契機，也將給該區域企事業單位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平臺。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進一步明確政府支持農田水利建設的重點；進一步提高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比重；進一步豐富參與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形式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國財政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長期不足，不能滿足建設需要、一旦停發國債，對農田水利建設的投入又會大幅度下降、我國政府支持農田水利建設在重心方面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全國有效灌溉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比重僅為44‰在有效灌溉面積中、財政對直接作用于農業生產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投入比重偏低、我國財政對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比重不高、推行農村集體公益事業建設的“一事一議”籌資籌勞制度、資金問題、勞動力問題、組織的問題、中央把建設主體下移到地方，省、市級地方政府又繼續將其下移到基層等，具體請詳見。

我國財政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長期不足，不能滿足建設需要，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滯后已成為制約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瓶頸”。1998年以來，國家增發大量國債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之后國債資金K占年度間中央預算內農業基建投資的70％以上。但只靠發行國債籌集資金不是長久之計，一旦停發國債，對農田水利建設的投入又會大幅度下降，不利于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的平穩。實際上，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使我國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數據顯示，全國財政收入繼2003年突破2萬億元、2005年突破3萬億元以來，2006年又接近4萬億元達到39343.62億元，2007年更是史無前例地突破5萬億元。這表明，我國已經具備了進一步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力度的財力條件。

一、進一步明確政府支持農田水利建設的重點

我國政府支持農田水利建設在重心方面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其一，財政對農田水利設施投入的比重偏低。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包括中小型農田水利建設、中低產田改造等，既是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又是促進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的必要前提。由于我國財政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重心主要偏向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建設等，加之我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歷史欠賬較多，底子薄、基礎差，農田水利基礎設施還遠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我國大多數地區的中小河流缺乏必要的調蓄設施，不能很好地滿足農業灌溉用水需要，大部分地區農田水利設施還不健全，農業靠天吃飯的現象還比較嚴重。數據顯示，2000-2006年各年間我國有效灌溉面積增長速度均低于1％，截至2006年底，全國有效灌溉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比重僅為44‰在有效灌溉面積中，節水灌溉面積又僅占到41％；已建成的8億多畝灌溉面積，普遍存在灌溉設施標準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嚴重等問題，全國農田平均每年受旱面積達3億畝以上，灌區中等干旱年缺水300億立方米，因旱減產糧食數百億公斤。

財政對直接作用于農業生產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投入比重偏低，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財政用于帶有廣泛社會性的大型水利建設(如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等)的支出比重偏高。“九五”期間，中央財政累計安排大型水利建設資金達1100多億元，約占我國“九五”期間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總量的70％左右，而且大部分大型水利建設資金又被應急投入到了防洪、抗旱、灌溉等救急性工程項目上。同時，林業生態建設投入資金所占比重也較高，2000年所占比重達到18.2％。大型水利、林業的特點是具有顯著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其受益對象不僅僅局限于農業，而在統計數據時，這部分投入都是計入對農業的投人中的。因此，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真正直接得到的財政支持，以及在建設中農民真正直接得到的切身實惠被放大了。

二、進一步提高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比重

一、農村基礎設施的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

1.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推動農業生產，提高農民收入。據統計，2007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140.36元，其中工資性收入為1596.22元，占人均純收入的38.55％；家庭經營純收入為2193.67元，占人均純收入的52.98％；在家庭經營純收入中，農業收入（包含農業、林業、牧業、漁業的收入）達到1745.12元，占家庭經營純收入的79.55％，占人均純收入的42.15％[1]。由此可見，農業收入仍然是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業生產的發展，是關系到農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問題。

生產性基礎設施，如：農田水利和農業氣象服務等，可以直接服務于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以農田水利設施為例：自1949年以來，中國農田灌溉規模對農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從1962——2002年，中國人口增長了1倍，人均耕地面積減少50％，但是人均灌溉面積增加了50％。全國糧食產量凈增2.6倍，其中占全國耕地面積不足40%的灌溉土地的糧食產量占總產量的80%。據資料分析，約有60%的糧食作物，75%的經濟作物和90%的蔬菜作物都生產在灌溉農田上[2]。

截至2007年，中國有效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重已經達到46.42％，占農作物播種面積的36.83％，占糧食播種面積的53.50％。2007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5.02億噸，比2006年增長0.72％，較1980年增長了1.81億噸[1]。由此可見，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能夠增加有效灌溉面積，從而有力的推動了糧食生產的發展，從而推動了農民的農業收入的增長。

2.基礎設施建設能夠降低農業生產總成本，從而提高農民的收入。在目前中國農業小規模經營、農業的弱質性和農產品的特殊性等條件下，降低農業生產總成本將成為增加農民農業收入的主要途徑。這是因為：

（1）從價格方面來看，一方面，由于農產品是人們的基本生活所需，關系到國計民生，居于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雖然政府在特定時期（戰爭、自然災害等時期）可以通過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來刺激農業生產，但是政府無法長期將農產品的價格定位在比較高的水平上；另一方面，由于農產品產量大，產品的差異性比較低，農產品市場是比較接近于完全競爭市場的市場形態。在這種市場形態中，每一個生產者，也就是農民，都不能通過提高價格來獲得比較高的利潤，也就是說，由于缺乏壟斷力量，農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總之，由于農產品的特殊性，農產品的價格會保持在比較固定的低水平上，農民無法通過提高價格來獲得高收益。

一、BOT是一種特殊的直接投資方式

BOT（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縮寫）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通過契約）授予私營企業（包括外國企業）以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特定的公用基礎設施，并準許其通過向用戶收取費用或出售產品以清償貸款、回收投資并賺取利潤，在特許權期限屆滿時，該基礎設施無償移交給政府的一種投資方式。BOT方式是近十幾年來興起的一種新型跨國投資與融資方式，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特別是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廣為采用BOT方式吸引外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1]

同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方式相比，BOT投資方式具有以下特征：1.政府在BOT的法律關系中不僅是社會管理者，而且是直接參與者。政府作為當事人一方直接同BOT項目承辦公司簽訂特許專營權合同，這是整個項目運作的前提和核心，所有的BOT方式項下的其他合同，都必須以此為基礎。由于BOT項目涉及到公眾利益并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土地、交通、能源、通訊、人力資源等各個方面，因此，這決定了一方面其對運作方式的協調具有極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容易受到地方利益、地方勢力的影響和干擾，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2.BOT項目通常為東道國帶有壟斷性質的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鐵路、橋梁、隧道、機場、港口等，其投資數額大、技術要求高、建設周期長、經營風險大。這也決定了其需要多方有利害關系的人參與進來，如項目投資者、政府部門、金融機構、承建公司、經營管理公司、用戶、保險公司等。其中涉及到政府主管部門與項目承辦公司的特許專營權合同；項目承辦公司的各個股東之間的合資或聯營公司；項目承辦公司與工程設計公司的設計合同；承建公司與項目承辦公司的承建合同；項目承辦公司與供應公司的物資供應合同、與保險公司的保險合同、與政府主管部門的產品回購合同及項目設施移交合同等等。程序復雜，需要各方的良好協調與合作。3.雙方風險分擔的形式不同于傳統投資方式，其并非合作雙方共擔經營風險，而是東道國政府在特許期間內一般不承擔風險，項目的全部或大部分風險由項目公司承擔。[2]

作為一種新的投資方式，BOT在許多方面具有傳統投資方式所不具備的優勢。這些優勢表現為：促進東道國的基礎產業的發展速度，且BOT項目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全部由外商解決，不能以項目作抵押，也無需由政府保證或承諾支付項目借款，不會增加財務負擔；有利于突破利用外資模式，豐富了原有的貸款、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外商獨資及補償貿易等利用外資形式；有利于提高東道國政府對重大項目的宏觀管理，采用BOT方式，項目的整個決策、簽約都由政府負責，政府可對項目的可行性、經濟效益進行充分論證，反復比較，可避免項目的盲目性；有利于東道國引進管理人才、先進管理經驗，先進技術和設備，并產生綜合效益。同時，BOT投資方式使投資者獲得其他方式投資難于涉足的東道國基礎設施項目并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加之BOT為東道國政府特許的項目，往往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保證性，即使遇到風險，因政府的保證也易于化解。

正由于BOT投資方式具有以上這些優點，加上一些國家和地區有待發展其基礎設施但又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于是就使BOT方式成為促進政府和國際私營企業合作，以加快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的有力工具。例如英法海底隧道、香港地區的東區港九海底隧道等一批耗資巨大的項目，都是以BOT方式集資建設并投入運營的。在我國，廣東大亞灣沙角火電站也采用了BOT方式。1995年和1996年國家計委又批準廣西來賓電廠二期工程、湖南長沙電廠一期工程作為中國第一、第二個BOT試點項目。BOT方式已成為近年來被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國際新型投資、融資方式。[3]

二、BOT投資方式對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意義

一、BOT（Build－Operate－Transfer）融資方式

BOT意為“建設—經營—轉讓”，實質上是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經營的一種方式。BOT最本質的特點是使私營企業資金用于公用基礎設施建設，其典型形式是：項目所在地政府授予一家或幾家投資人所組成的項目公司特許權利——就某項特定基礎設施項目進行籌資建設，在約定的期限內經營管理，并通過項目經營收入償還債務和獲取投資回報。約定期滿后，項目設施無償轉讓給項目所在地政府，項目設施的所有權最終歸屬于政府，因此，BOT模式有時也被稱為“暫時私有化”過程。

簡而言之，BOT一詞是對一個項目投融資建設、經營回報、無償轉讓的經濟活動全過程典型特征的簡要概括。BOT方式不僅是一個融資的協議，而且還是一個長期專業化的協議。在協議的基礎上，公私雙方建立起伙伴關系，并向公眾提供經濟、高效的服務。

20世紀70年代后，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政府的財政預算越來越緊張，而面對的基礎設施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由政府充當基礎設施投資主體越來越困難。BOT方式作為一種新的投融資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滿足了普遍性的內在需求。各國都開始運用這種新的模式進行城市建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英法海峽隧道、馬來西亞南北高速公路、我國第一個正式批準的BOT試點項目——廣西來賓電廠等。

BOT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操作過程復雜，中間環節較多，涉及到工程技術、經濟、法律等諸多問題，需要通過規范的運作程序和比較完善的特許協議來規避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的風險。在BOT項目中，最重要的是資金的融資方式、風險的分擔、資金的結構、回報率的確認以及政府與項目公司各自的地位等問題，這關系到項目的成功與否和雙方合作關系的長久維持。此外，BOT項目需嚴格控制工程的建設進度和工程質量，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

BOT模式適用于那些投資額巨大、投資回收期長、建成后具有穩定收益的建設項目。經營性政府工程，如污水處理廠、發電站、高速公路、鐵路等公共設施具備這一特點。通過BOT模式，政府得以在資金匱乏的情況下利用民間資本進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減少項目建設的初始投入，將有限資金投入到更多的領域。目前，BOT模式在全國范圍內應用較為廣泛，已成為經營性城建項目中一種較為成熟和有效的融資模式。

內容提要:有效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財政建設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的成因復雜，在財政緊約束的現實條件下，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公共財政投入體制，依法明確界定各級政府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的責任，合理確定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近、中、長期目標，建立充分體現農民需求的偏好顯示機制和自上而下的基礎設施供給機制等，是有效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選擇.

[關鍵詞]財政緊約束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政策選擇

農村基礎設施是為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及農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各種要素的總和，是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及農民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礎性條件。由于國家長期推行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戰略，使得國家財政基本建設投資的絕大部分都投向了城市，造成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嚴重滯后。雖然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狀況有所改善，但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狀況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嚴重滯后，已經成為實現城鄉和諧發展、構筑和諧社會目標的重要制約因素。近幾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強有力地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在極大地減輕農民直接承擔的稅費負擔的同時，也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帶來了新問題。如何有效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成為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財政建設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為此，本文試圖剖析在當前財政緊約束條件下，有效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政策選擇。

一、中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的成因

1.公共財政觀念樹立的滯后，導致政府投入不足

依據公共財政的基本理念，政府的基本職責就在于提供公共產品。農村基礎設施是農村公共產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應該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然而，政府并沒有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納入自己的基本職責范圍，政府仍然把對農業生產的支出看作是不同的經濟體系之間的支援關系，這可從財政支出科目中的“支農支出”反映出來。政府在財政預算安排中并不會保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的優先地位，而是作為支援來看待，象征性安排一點，隨意性很大。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甚至把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看作是對農民、農村的施舍和恩賜。在這種“支援論”思想的支配下，長期以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大部分都是通過農民集資、投工投勞，由農民自己完成。農民交稅以后并沒有得到像城市居民一樣有政府提供基礎設施的權利，這是導致政府財政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不足的基本原因。

摘要：介紹了目前我國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幾個模式，分析了我國融資模式的特點，指出制定融資政策的關鍵問題是必須處理好政府投資與私人投資之間的伙伴關系。

關鍵詞：運輸基礎設施融資政策融資方式

1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

運輸業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產業，是維系國家社會生產和生活正常進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必備條件和基礎保證，在我國目前工業化進程的快速發展階段，運輸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運輸業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其發展程度將直接決定其他各產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市場交易的效率和投資環境的改善。正因如此，近年來，我國以干線鐵路、高速公路、樞紐機場、國際航運中心為重點，大力推進運輸基礎設施建設。至2000年末，我國運輸線路中，鐵路營運里程6.8萬公里，公路通車里程140萬公里，內河千噸級以上航道7855公里，沿海港口萬噸以上泊位646個，民航機場129個，航線1120條，里程151萬公里，管道運輸2.5萬公里。貨運量總計135億噸，貨物周轉量總計43359億噸公里。

盡管這樣，我國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總體規模仍然很小，按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計算的運輸網絡密度，我國僅為1344.48公里／萬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萬人，而美國為6869.3和253.59，德國為14680.4和65.94，印度為5403.9和21.6，巴西為1885.8和118.4。由此可見，我國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遠遠落后于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就是與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要改變目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滯后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的狀況，必須加快建設速度，加大建設力度。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數量巨大，建設周期長，在建設中面臨資金投入需求大而實際投入不足的矛盾，這單靠我國交通運輸業的自身積累和國家投資，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在對交通運輸的投融資政策上，必須進行改革，以增加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投入水平。

實現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有效融資，對于集中解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有效的推動我國各產業發展的投資收入無疑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通過有效融資，實現運輸基礎設施的網絡化建設，也是發展基礎設施平臺，加速運輸業向現代物流業轉變的重要一環。

在分析研究鐘管鎮近幾年來發展狀況的基礎上，總結出一系列在發展過程中取得的經驗，提出了在當前形勢下，一個城鎮只有把握歷史機遇，把基礎設施建設搞上去，才能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的發展思路。

關鍵詞基礎設施建設小城鎮經濟建設

鐘管鎮位于浙江省德清縣東北部，是工農業總產值占全縣首位的幾個鎮之一。東鄰本縣新市鎮，西、北都與湖州市接壤，駐地距浙江最大的經濟中心杭州僅40公里，離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上海僅185公里，交通方便，區位優勢突出，鐘管鎮轄區面積39平方公里。90年代前，鎮內突出的問題是“三亂兩多一少”，即車輛亂停亂行，攤棚亂搭亂擺，垃圾亂倒亂堆；居民亂建亂圍多，道路彎彎曲曲多；基礎服務設施少。

早在1997年被列為首批浙江省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鎮以來，鐘管鎮政府深感建設好鐘管鎮是一項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按照“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綜合開發、配套建設”的方針，在近十年時間里，率領全鎮人民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強化管理，把一個臟亂小鎮引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并先后獲得了浙江省東海文化明珠鄉鎮、省級教育強鎮、省級村鎮建設現代示范鎮、省級綠色小城鎮、省級文明鎮等稱號。同時，到2005年，該鎮已擠身全省社會經濟百強鄉鎮之列，綜合指數得分排名也已上升到36位。

交通是城鎮的命脈，道路是城鎮的骨架。自97年以來，鐘管鎮道路建設投資資金數千萬元，新增或改造城市道路面積128000平方米，道路總長度10.5千米，人均道路面積由3.6平方米提高到11.5平方米，建成了南湖路、振興路、公園路、文昌路、以及環城東路、西路、南路、北路等多條城鎮道路，打通了城鎮交通“卡口”，建成了南湖橋、鐘管橋、鎮南橋、橫塘橋、龍千長橋、南湖二橋、鐘二橋、西二橋等多座橋梁。大大改善了城鎮的內外交通狀況，同時鎮區新開辟的南湖路、公園路、振興路等農民街吸引了大批農村居民進鎮落戶，加快了鄉村城市化進程。

在進行道路建設的同時，全鎮先后征用土地42.5畝，拆遷建筑物10多處，挖填土方量5000多立方米，投資一百多萬元，建成了一座占地2.81公頃，居全縣首位的農民公園；征用土地2000多畝，投資6000萬元，建立了一個現有大、中、小企業40余家（其中國家級企業集團1家，市級企業集團5家）的工業園區，年工業產值達36億元；先后鋪設了8000多米下水道，建花壇二十個，綠化256000平方米，架路燈700盞，解決了鐘管其它一些配套基礎建設問題；接下去準備征用土地150畝，拆遷房屋32座，投資五千萬元，開發建設一個近70000平方米的居住小區，可使近1200名居民喜遷新居。目前，鐘管鎮基礎設施完善、功能齊全、布局合理、文明衛生、環境優美，一個欣欣向榮的現代化新型農村城鎮正逐步形式。

【摘要】當前我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構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文章分析了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改革的趨勢。

【關鍵詞】基礎設施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

一、引言

經過改革開放將近30年，我國城市基礎設施狀況已得到很大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異，極大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發展。但由于原有基礎較薄弱，與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相比，城市基礎設施仍明顯不足與滯后。未來20年，城市化必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中心內容，也是重要的經濟增長點。迅速發展的城市化，將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更為迫切的要求。文章正是基于此分析了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相關的改革趨勢。

二、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

1.與世界城市基礎設施水平差距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