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教育論文范文10篇

1國外發達國家農民遠程教育經驗

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在開展農民遠程教育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經建設了比較完備的基礎設施和豐富的教學資源，而且其管理體制比較完善、組織形式也比較有效。在互聯網高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的今天，發達國家的農民遠程教育與培訓已經進入了信息化、知識化、個性化階段。注重發揮遠程教育在農民教育培訓中的作用，發達國家在農民職業教育和遠程培訓中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完善中國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培養現代職業農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國外農民遠程教育主要集中在農業生產經營管理、農業信息獲取及處理、農業專家系統、模擬農業系統、農業決策支持系統、農業計算機網絡等方面。農業信息化建設中所應用的遠程設備技術主要包括計算機、信息存儲和處理、通訊、網絡、多媒體、人工智能、“3S”技術（即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地理信息系統GIS、遙感信息系統RS）等，這些技術具有網絡化、綜合化和智能化特征。在過去的10年中，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網絡建設和信息技術的應用，以及相關信息的采集和處理，農業專家系統，模擬農業系統，農業支持決策系統等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研究和應用。美國建立了國家、區域、州3級的國家農業信息系統，遙感信息的采集和處理得到了政府的重點支持。德國的信息技術在農業生產、計算機科學研究和教學領域得到廣泛應用。自動控制、計算機輔助決策系統、計算機仿真和建模技術、遙感技術、精確農業技術都位居世界前列。法國農業信息技術的研究和應用重點是實時監測技術，天氣預報，病蟲災害預警，數字土壤和數據分析，農業生產、收獲、儲藏和加工等環節。日本信息和技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信息服務，使每個家庭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是它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

1.1美國美國是最早將信息技術應用于農業和農民培訓的國家。隨著美國信息高速公路建設，計算機網絡已經廣泛接入到美國的農民家庭中，農民在互聯網上就可以得到各類農業信息。在信息技術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美國政府在農業信息服務和培訓方面，一直給予了足夠的支持和重視。比如，在農閑季節廣泛地在農村地區對農民進行各種系統化的農業培訓，向農民講授新的農業技術知識。在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就出資建立了農村電話和視聽教育電視臺，通過這些基礎設備大量的農業市場信息和技術信息，起到了推動農業科學技術發展和搞活農業市場的作用。美國對農民的教育經費財年度達600億，在2005年美國農業部就成立了專門為農村居民提供教育、培訓和醫療服務的遠程教育計劃。美國的遠程職業教育主要是由傳統的大學組織實施，遠程職業教育主要分布在“職業學院、私營企業機構和以國防部為主”的政府機構中，并出現多元化發展趨勢。

1.2英國英國是實施農村遠程教育比較成熟的國家。在英國，通過政府、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和農業培訓機構相結合方式實施農村遠程教育，運用職業教育、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培訓教育，大學、研究和咨詢機構的輔助，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農民教育培訓體系，大大提高了農民的教育培訓水平。目前，英國農業勞動者的30%每年都會參加各種不同類型的農業培訓。

1.3韓國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開展了農村遠程教育和農民培訓，韓國特別注重信息技術與農民教育相結合。比如，利用遠程信息咨詢系統來對農民進行遠程培訓，采用先進的攝像機和無線通信設備進行現場演示教學，通過互聯網會議系統實現農村遠程教育等等。農民可以在家里接受各方面農業技術的培訓和教育。每年12月，韓國的種田能手還能通過網上會議系統參加農業新技術的討論。到2004年底，韓國農民網上會議系統已經發展了70個地點，在韓國農村地區的計算機普及率從1997年的18.7%，提高到的47%。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農民遠程教育培訓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和實踐，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管理體制、完善的法律保障、有效的組織形式，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發展中國家開展農村遠程教育培訓雖然不及發達國家，但是也有自身的發展特點，結合自身優勢，發展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大力發展遠程教育培訓來促進本國的農業現代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信息技術相對落后，國家雖然為農民建設了提供農業信息、電子商務、廣告宣傳等服務的金農網，但借助網絡對農民進行遠程教育和培訓在中國則是剛剛起步，借鑒發達國家農民遠程教育培訓的經驗，加強農民遠程教育網絡基礎建設，使農業技術有效通過網絡傳播，通過網絡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2中國農村網民發展現狀及農民遠程教育回顧

一、改善教學條件，提供優質資源

現代遠程教育充分利用了計算機網絡及多媒體技術，但是由于農村軟硬件設施不足，一些需要實習、實訓支撐才能完成的課程在農村很難實現。為此，學校先后建立數控軟件實訓室、農化實訓室、大型電子閱覽室、標準語音室、電工電子實驗室、中級電工維修實訓室、電氣控制及PLC、數控實訓車間、國家級電子商務實訓基地，為農民培訓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所屬八個縣分校均配備有教室、計算機房等，學員可以就近進行網上學習、實踐，方便培訓、交流，降低了學習成本，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軟硬件設施不足的問題。

二、堅持教育方針，明確辦學方向

學習中心堅持黨的教育方針，遵循高等教育辦學規律，確立了為承德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尤其是為“三農”領域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的辦學宗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相關教育規定，注重“規模、質量、結構、效益”協調發展，以學員為中心，以人才培養為根本，以服務社會為目的，充分體現了質量第一、社會效益第一的原則，確保了遠程教育始終在健康、良性的軌道中發展。

三、提供教學服務，培養學習意識

針對廣大農民學員知識水平偏低，缺乏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手段和相關知識，學員自主學習能力和意識比較差等特點，學校本著“一切服務學員”的辦學原則，采取有效措施積極努力辦好農民遠程教育。

一、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設計理念

(一)明確政策的問題導向意識。任何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立足點就是基于推進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政策作為政治系統外在性體現，其作用和功能應該是著眼于解決具體社會問題，由此，問題導向意識就成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邏輯起點。當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內容最佳的理想狀態就是涵蓋所有問題并解決之。新生代農民工的繼續教育事宜，就是國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在設計過程中也必須具有問題導向意識。具體看:第一，需要明確問題的主旨。政府在設計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時候，必須認識到其政策指向問題的主旨是什么，推進該項政策的意義何在。在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制定的時候，首先要明確的就是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存在的問題意識是什么，解決這個問題的意義何在，簡而言之，就是要明確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不足，無法解決現有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有助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1］。為此，在政策出臺之前，相關部門需要到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去調研，明確農民工和用人單位的實際需求。第二，正確界定問題的基本內容。在政策表述過程中，相關部門根據其調研的實際情況，對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存在的問題要進行認定、歸納，最后納入政策文本中。第三，合理表述問題的解決方法。明確問題的主旨和內容，相關部門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就應該依據新生代農民工在繼續教育中的問題，確立具體的解決方案以及各個部門具體的職能分工，然后明確其推進的步驟和解決的時間。當然，問題導向意識在確定的過程中，還需要考慮到兩個方面:一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作為教育對象不同于普通學生，由于其文化水平、社會地位的原因，很多問題并非能夠全部囊括，由此就需要政策調研部門深入調研，最大限度地涵蓋所有問題。二是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繼續教育的對象，其不是單獨的個體，其關系到一個群體的巨大利益，在明確問題導向意識的時候，必須確定問題意識的價值取向。(二)強化政策的合法性與權威性。正如哈貝馬斯所言，任何政策的合法性和權威性是來自商談和認同。同樣，教育政策的合法性與權威性也是來自不同主體的商談和認同，使其普遍涵蓋的規則、價值、方式能夠得到不同政策主體的認可和執行。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而言，整個政策的內容和價值必須得到不同參與主體的認可和協商，方能體現出政策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具體看:第一，各級政府的認可。政策的制定部門在出臺政策之后，涉及政策執行的部門有多個，這些政府部門必須對其予以認可，在認可過程中賦予其合法性和權威性，用自身的態度支持政策的實施。第二，用人單位的認可。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出臺之后，用人單位需要根據政策的內容來確定新生代農民工參加繼續教育帶來的益處，然后配合政府部門開展工作，以此來推進其對政策的認可，強化政策的合法性。第三，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認可。作為繼續教育政策實施的受益主體，這個群體對待政策的態度直接決定了該項政策實施的成敗，直接關系到其合法性的來源［2］。當然，除了這三個主體之外，還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當一項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出臺后，其較好地體現了社會的公共價值，有助于弱勢群體利益的實現，從而得到社會的認可，也有助于其增強合法性。如此，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設計的思路就有三種，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就這三種方式看，上下結合是最好的思路，能夠充分體現各個參與主體的參與度，保證政策能夠兼顧到各方利益，由此使得政府認可提升其合法性和權威性，新生代農民工和用人單位的認可有助于推進其合法性，從而在整體上強化合法性和權威性，進而更好地推進政策的執行。(三)保證政策的價值協調性。任何教育政策所面對的問題既不是純粹的客觀事實，也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現象，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事實，這個事實背后蘊含多種利益關系和價值取向。故此，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能絕對保持其價值中立，而應該體現其價值協調，即在多方利益博弈過程中需求一個能夠被各方接受的平衡點，使得政策實施后的各方利益達到最大化。就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而言，其價值協調性就體現為其對功利價值取向和非功利價值取向的折中，通過滿足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利益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相結合，在這些利益之間達成平衡。無疑，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出臺會涉及多方利益。從政策制定方，即政府部門看，其希望政策能夠起到較好的政治、經濟效果，這是功利性的目標。從政策受益方看，即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角度看，其希望政策有實際效果，同時也能兼顧到個人的自我發展，這是功能性價值和非功利性價值的折中。從用人單位看，也是希望政策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對企業的發展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一直以來，在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的繼續教育政策中，功利性價值觀體現得多一些，政府部門、用人單位均希望政策的效果凸顯，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效應［3］。而農民工自身也希望政策有實效，對自身的發展有幫助，但很多時候難以兼容。參與主體的愿望有所背離，因此，在未來政策設計過程中，應該盡量做好價值協調，充分保障各個參與主體的實際利益。(四)確定政策的整合協同性。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制定和出臺的過程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方的利益如果無法達成妥協，內容就可能會流產，即便是勉強形成政策文本，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也可能無法取得相應的效果。因此，在確定政策內容時，需要注重其整合協同性，明確各個參與主體之間的協同關系。具體而言:第一，政策的執行各方，即政府各部門之間需要建立整合協同關系，特別是教育、財政、社保、民政等部門需要建立常規化的合作機制，面對問題共同協商，提升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無縫對接度。第二，政府部門與社會組織之間需要保持協同性，要求政策執行的相關部門與高校、社會辦學機構、企業、行業之間建立常規化的合作機制，隨時對教育培訓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予以解決。第三，政府決策機構與新生代農民工團體之間也需要構建協同關系，決策機構在決策過程中應該邀請新生代農民工代表的參加，直接了解新生代農民工對繼續教育的實際需求，進而提升政策的針對性、可行性，減少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阻力。(五)體現政策的補償性功能。無疑，新生代農民工是城市社會的弱勢群體，其在城市中缺乏必要的學習途徑，甚至是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在個人發展上處于不利狀態，是教育資源中的利益受損的一方。作為新生代繼續教育的公共政策，必須明確政策的公共性和補償性功能，這也是政策社會性功能的基本體現。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和資源的分配者，其制定政策目的就是要保證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將公共產品對弱勢群體予以適當傾斜，補償弱勢群體在教育資源分配中曾經受到的損失。所以，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必須包含這種補償性的功能。具體說，一是在政策文本和導向意識中需要體現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受損的事實，以及對改變這一事實的深刻認知和改變這種受損事實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二是政策文本對補償過程需要有明確具體的規定，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步驟，以及有對弱勢群體補償扶持的優先政策等。

二、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內容體系

(一)目標性內容。確定政策的設計理念之后，需要確定其具體的政策內容，當然，這種內容的確定并不是具體的某種內容，而是一種內容體系。第一個內容體系就應該是目標性內容，也是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內容體系的基礎。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全球繼續教育發展綱要》對繼續教育政策目標內容的表述看，其有三個特點:第一，目標性內容應該兼顧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個體發展目標的結合，關注社會發展也需要關注受教育者個體發展;第二，繼續教育的對象應該能夠涵蓋所有的有再學習欲望的人，即繼續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4］;第三，國家能夠盡最大努力為這些學習者提供多層次、個性化的繼續教育學習內容。結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表述以及我國的實際情況，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目標性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目標闡釋上，需要體現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結合，適當應該偏向個體利益，即要在充分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個體的自我發展，政策導向應該適當偏向于后者;第二，政策的范圍應該盡量覆蓋到所有的新生代農民工，保障其參與繼續教育學習是其一項基本人權;第三，政策的實施既能夠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技能和職業能力，推進其市民化進程，也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第四，不斷完善繼續教育的內容，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終身學習構建合適的途徑。(二)工具性內容。目標性內容是公共政策的前提性內容，要保證目標性內容的實現就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路徑，需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社會資源以及參與主體的積極性來推進目標性內容的實現。就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目標性內容而言，主要有兩大手段，即供給引導和需求激勵，前者是政府通過投入引導辦學主體進入，建立更多的辦學機構和聘請更多的師資來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需求;而后者則是通過相關的政策刺激，鼓勵不同階層、類型的新生代農民工來參與繼續教育，以保證供給與需求的對應性［5］。因此，對于我國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培訓而言，在未來工具性內容涉及的過程中要遵循上述思路，其具體內容可以有以下五個方面:第一，構建以政府為主體，企業、行業、辦學機構和新生代農民工共同承擔的繼續教育多元化投入的機制;第二，鼓勵繼續教育辦學機構特別是高校、職業學院、成人高校在企業、行業、社區建立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基地;第三，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與成人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遠程教育等各類教育形態之間的銜接機制，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終身教育體系;第四，完善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財政補貼政策，擴大補貼范圍及標準，明確各級政府在財政補貼中的責任;第五，建立新生代農民工職業資格、就業聘任、職業注冊等制度體系，以此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參加繼續教育學習的積極性。(三)評價性內容。所謂的評價內容主要是體現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目標是否達成，以此來規范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是否繼續推進的相關內容。這些內容的功能是決定繼續教育活動開展的質量或成效，確定該項政策是否繼續推進或廢止。從這個功能上看，評價性內容實際上是工具性內容的一部分。由此，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評價性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辦學機構的資質問題與服務標準，構建市場退出與準入機制;第二，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服務監督機制，建構相應的質量保障體系;第三，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在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實施中的監督、管理職責;第四，建立多樣性的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質量監督、評價反饋、社會支持等機制以及對該機制的監督體系。

三、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體系的調整趨勢

(一)政策體系的主流化趨勢。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制定、實施與執行，是一個從政策規劃到成效實現的過程，其要展示的是公共政策對于保證新生代農民工學習權利的支持性。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本身在教育體系中處于邊緣化地位，相應的規范教育活動的政策體系也處于邊緣地位，這些政策體系在整個教育政策體系中是非主流的，如政策變動性大、隨意性強。由于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執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如教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財政等，但其內容體系與這些部門的工作職責相比始終是邊緣的，與這些部門主要職責內容關聯性較弱，很難成為某個部門的主要政策，即便是在教育部門也不例外。如此，就容易造成政策執行過程中部門缺位，政策內容的合法性受到挑戰。隨著終身教育體系的構建，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問題不再是邊緣化問題，其在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意義重大。既是促進新生代農民工教育權利實現的方式，也是檢驗政府社會治理水平提升的關鍵，故此，政策決策部門應該將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從支離破碎的局面向一體化、專業化的體系轉變，促進政策內容的協調與連貫，推進政策體系的主流化進程。(二)政策體系的科學化趨勢。公共政策的科學化是其內容的核心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著政策的執行過程與實際成效。任何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科學化的標準，其實就是要求政策文本內容、實施方式必須符合實踐的要求以及客觀實際情況。按照這樣評價標準，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的科學化趨勢，主要體現在其政策內容是否符合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發展實踐，是否在實踐中得到較好的執行。其科學性發展趨勢具體而言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政策體系內容來源的科學性，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須具備科學決策的精神，對新生代農民工參加繼續教育需求的意愿、現狀、問題做充分的調查，廣泛吸納新生代農民工、用人單位、社會組織的參與，保證決策的民主性。第二，政策體系內容的針對性。實際上就是要求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必須對政策目標進行準確定位，突出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過程中的重難點問題，把握各個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契合度。第三，政策體系內容的前瞻性。在政策制定和設計過程中，應該盡量為后來的政策發展留有余地，準確把握影響政策63執行的各項主客觀因素、隱顯性因素，預測政策發展的風險及趨勢［6］。第四，政策體系內容的代價性。任何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均可能會遇到阻力和風險，要求決策者在決策之前必須對風險和阻力有準確的預判，明確遇到風險與阻力的應對辦法，保持辦法的可操作性，以便于在實際執行中切實解決風險和困難。(三)政策體系的人本性趨勢。所謂的人本性趨勢，實際上是對公共政策的價值重新反思，確定一種以人為本的政策理念。一直以來，我國公共政策在長時間內遵循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價值觀，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常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應該被重新界定。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準公共產品性質的事務，這方面政策的出發點就是應該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個體成長，關注其對教育的實際需求，從而幫助他們更好地實現融入城市社會的目標。如此，政策體系的人本性趨勢是必然的，需要涉及社會公平及弱勢群體的扶持。具體而言:第一，在政策目標性內容方面，應該淡化功利主義色彩及政府管理的理念，強化人文關懷和治理轉型，突出對新生代農民工全面發展的目標保障。第二，在政策工具性內容方面，需要充分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情況以及個性需求、經濟基礎、學歷基礎等方面，多做出一些人性化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農民工對繼續教育的投入。第三，在評價性內容方面，要盡量避免完全的經濟性標準或行政性標準，應該將新生代農民工對繼續教育的個體感受，如幸福感、滿意度、學習觀念、綜合素質、精神文化等是否得到提升作為評價標準。(四)政策體系的強制性趨勢。當前，在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體系中，強制性特點并沒有得到體現。比如，政策內容要求多個政府部門在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事項上進行協調配合，但由于辦學主導權的分散，各個部門的利益之間有所沖突，由此導致政策執行過程中相互推諉，甚至不作為;部分地方政府主要是政策的決策者沒有建立好相關的協調體系，沒有充分認識到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的重要性，難以對其實施過程予以監督;部分企業或行業通過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事項套取國家相關補貼，但實際上沒有組織繼續教育的開展［7］;等等。因此，強化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體系的強制性既是必要的，也是其政策體系發展的基本趨勢。具體而言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需要強化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在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職責與分工，建立強制性的協同機制;第二，明確各高校、職業院校、成人高校、企業行業、社會辦學機構、社區教育機構在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具體責任及權利，保證其職能的實現;第三，明確區域性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目標內容，包括數量、程序、效果等，各級政府對此強化監督，定期向社會公布，接受民眾監督。

1我國農民職業教育現狀分析

近五十年來，中國的農民職業教育也經歷了諸多變化，但還未形成系統的概念體系和專門的研究領域，至于“三農”問題，相關的教育的理念也有待規范和權威的界定。目前我國農民職業教育形式大致分為三類：一、政府的農業系統主導并開展的各類旨在提高農民生產技能的推廣和培訓工作；二、全國各大高等學校開展的農業類高等學歷教育；三、農廣校及相關農業培訓學校所推廣的農業知識教育與技能培訓，這類學校最大的特色便是因地制宜，結合本地農民特點來實施教學任務，有意識地將理論與當地生產實踐相結合，在不同程度上有效拓寬了農民職業教育的辦學和施教范疇。

2我國農民職業教育的需求

目前，我國農民的素質相對較低，對于農民職業教育的需求不夠廣泛，一般只停留在眼前利益，以直接得到效益，短期內可以回報的職業技能方面的教育需求為主導，少數農民開始對投入時間長，獲得利益大，同時伴隨較大風險技能教育需求慢慢了解和認識到，農民學習技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過技能轉化成經濟效益。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鎮一體化也在逐步推進，隨之而來的是農民對職業教育需求的多樣化，不再是單一的農技型，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對于大量涌入城鎮的農民必不可少，他們需要在適應新環境的同時獲得新的實用技能。

3農民職業教育需求的特征

農民職業教育需求具有如下特征：顯性需求少，隱性需求多，需求局限性大等。顯性需求主要是有農民通過語言表達，對技能獲得的價值和利益的表述，但是由于農民受到文化知識的局限，很難表達出來，所以顯性需求較少；隱性需求是體現在農民的生產勞作中，不易于被農民發現和總結，必須通過農業職業教育的組織者觀察農民的生產過程，從典型的案例、具體的生產細節和生產困難中總結出來，從而得到農民的職業教育的需求；生活環境和農民目前擁有的條件造成農民需求的局限性大，可以通過職業教育部門的引導來打破，引導的方式有參觀、考察等。

摘要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廣大農民紛紛進城務工就業。隨之而來的人口遷移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民工流動子女教育問題日趨突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不僅耽誤孩子們的青春和前途，將來很可能出現結構性失業，更嚴重的是長此以往，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我國的人力資源儲備受到嚴峻挑戰。因此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視。

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礎上，首先分析了農民工流動子女這一特殊群體的生活狀態和就學狀態；其次，農村的經濟基礎、教育體制、戶籍制度、農民工自身的經濟收入、觀念和文化素質、農民工流入地學校的接受能力和學生自身的適應能力等各個方面分析了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成因；最后，從觀念、體制、社會態度和政策舉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相應的措施和建議。

農民工流動子女的教育問題，是全社會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因此，黨和國家及各級政府應從戰略高度、從整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角度，鼓勵和支持流動人口和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并為他們創造一切可能的條件。在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下，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關部門各項政策不斷完善的情況下，這個問題一定會得到妥善解決的。

關鍵詞農民工；流動兒童；教育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圍繞解決“三農”問題和增加農民收入，全國各地大力發展勞務產業，廣大農民紛紛進城務工就業。隨之而來的人口遷移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日趨突出。在我國城鄉之間，每天流動著上億農民工。在這些農民工的身后，有數千萬未成年的子女。他們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國的未來。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耽誤的不僅僅是孩子們的青春和前途。隨著城市發展進程的加速，農民工的素質將會出現下降的征兆，將來很可能出現結構性失業，更嚴重的是長此以往，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中國的人力資源儲備受到嚴峻挑戰。因此，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亟待引起各方重視。

作者：謝晶1，陳建錄2，苗厚芳3，張紅月4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1農民職業教育的政治功能

1．1促進教育公平

農民職業教育在保障農民受教育機會的平等權利和全面開發人力資源這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雖然不能說有了農民的職業教育就有了教育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沒有它是絕對不能有農民教育公平的。美國有正規的多類型的中等農業教育、多層次的高等農業教育，也有非正規的各種類型的、短期和長期的培訓和面向全社會的農業推廣教育［5］。為了滿足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經濟基礎學習者的需要，美國除了公立職業學校外，還積極鼓勵各部門、行業、私人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舉辦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村職業教育。職業學校在農村廣泛舉辦培訓班，利用冬季和農閑對農民進行系統培訓，向農民傳授新的科技知識，幫助農民學習各種專業技術。美國多形式的農業技術與多層次的職業教育促進了教育公平，不僅提高了美國農民的素質，還使各階層農民受教育權得到了保障。

1．2引領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在傳播現代文明信息，引領農村和諧風尚中，農村職業教育發揮了巨大作用。以往農民學習新的文化知識的機會相對較少，精神文化生活比較匱乏。農村職業教育帶給農民新知識、新思想，提高農民的精神涵養。20世紀60年代末，韓國工農業發展失衡、城鄉差距逐漸加大，為改善這一狀況，韓國政府開展了“新村運動”。

一、進城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現狀分析

一方面嘉興市政府在外來人員管理服務上創新舉措，成立了新居民管理局，出臺了相關政策法規來保障新居民群體享有的權利，在緩解外來人員子女就學難問題時，加快了公辦學校建設進度，盡可能吸納外來人員子女入學，據統計，公辦學校班級中外地生占近1/3，并采取公辦民營、民辦公助等形式建設外來人員子女學校，現全市外來人員子女入學率超過了95%。另一方面，就外來務工子女受教育權而言，這類群體在享有教育資源公平性上仍面臨嚴峻的挑戰，于此同時衍生而來諸多教育問題，究其形成原因更值得深思。調研分析結果顯示，外來務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形勢不容樂觀，突出問題具體現在以下方面：

1.家庭教育環境差、學習條件缺乏

家庭背景對未成年兒童的成長有重大影響。團隊調研的均是小學階段學生，年齡段在小學6~12歲，正處于身心健康成長的關鍵時期，由于家庭經濟收入水平不高，其家庭教育環境并不樂觀。在調研問卷中“如果給孩子購買圖書，每學期您能接受的金額是多少”，僅20%的家長表示能接受100元以上的圖書支出。在藍天民豐學校及其周邊社區走訪中筆者發現這些外來務工群體多住在城鄉結合部，或近郊的工棚、集體房、廉租房，周邊文化教育設施差，兒童學習書籍資料少，缺乏休閑、娛樂和學習設備，而且周邊人口復雜，居住環境不具備子女學習相適應的環境與條件。

2.教育內容單一、教育方式簡單粗暴

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從調研中發現，進城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家庭教育內容比較單一，不少家長過于注重孩子成績高低、升學率，對孩子期望很高。分析調查結果顯示，91.3%的家長都較為關注孩子的學習成績，只有8.3%的家長關注到了孩子品德修養和人際交往等方面。另外，83%的家長希望孩子獲取大學以上學歷，而“輕松、收入高、自由”的工作期待比例占到65%，由此可見，外來務工隨遷子女家長大多一味追求子女的學習成績，這種學習成績至上的價值觀往往導致家長忽略子女綜合素質能力的培養。其次是家庭教育的方式簡單粗暴，多數家長在對子女的教養上還是以“棍棒教育”為主，據調查其比例占到45.92%，能耐心教導的只占3.44%。此外，外來務工隨遷子女家庭常常是上演“家庭暴力”的重災區，在受訪的73個外來務工隨遷子女中，有20個孩子不同程度的經歷過家暴。

一、問題提出

國家統計局2019年2月28日了《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8年底，我國內地總人口139538萬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8313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全國農民工總數量為28836萬人，比上年增長0．6個百分點。其中外出農民工17266萬人，比上年增長0．5％，本地農民工11570萬人，比上年增長0．9％。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從2014年到2018年農民工無論是總人數還是外出農民工數量、本地農民工數量都呈逐年上升趨勢。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就業統計數據顯示，自2014年開始農民工的就業人數逐年下降（見表2）。分析其中原因，與我國目前制造業的升級轉型和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不無關系。2015年3月5日，“中國制造2025”宏大計劃由總理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3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制造2025》；5月19日，國務院正式印發《中國制造2015》。這是中國政府在面對新的國際國內環境，做出的提升中國制造業質量和水平的重大舉措，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升制造業的創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增強創新技能和人力資本。制造業現代化對工人的要求不斷提高，一些沒有經過專業培訓和文化程度較低、學習能力較差的人自然會被淘汰。同時我國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城市化進城中失地農民和進城務工農民由于缺少專業技能，加之生活習慣、文化差異等原因也使他們無法融入城市，綜合原因造成就業人數不斷下降。

二、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現狀

（一）新生代農民工概念。農民工一般指戶口在農村但不務農、在城市或鄉鎮打工的這一類人。這個特殊群體近年來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他們雖然戶口不在城市卻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員。“文化低”“能吃苦”是他們身上的標簽。新生代農民工這個概念是2010年國務院頒布并開始實施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提出的，意見中首次提出“新生代農民工”概念，并提出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能培訓。新生代農民工與他們的父輩有很大不同，他們雖然戶口在農村，但是對農村和土地的依賴感以及眷戀性不強，更向往城市生活。他們其中有一部分是留守兒童，有一部分是隨父母在城市打工上學，所以他們對城市更熟悉，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雖然相比較父輩他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戶籍、生活習慣、文化素養、家庭教育、職業技能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約下，想要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為城市所接納還很困難。（二）繼續教育概念。繼續教育一般指結束了九年義務制教育或全日制在校學習后，在工作中所接受的教育。繼續教育按照舉辦的主體分為社會機構繼續教育、職業學校繼續教育和政府主辦繼續教育。政府主辦繼續教育往往是通過社區或者是當地企業來實現。按照繼續教育內容，可以分為技能型繼續教育、人文素養繼續教育和學歷提升繼續教育。繼續教育的形式也從原本單一的面對面課堂教育發展為信息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如可以通過電腦進行在線學習，也可以通過手機端進行移動學習。對于繼續教育的接受者來說，更重要的往往是繼續教育的理念和接受程度、參與程度。快節奏的城市生活、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使得城市居民已經習慣于不斷進行學習，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內容和學習方式，那么作為新市民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否有這樣的時間、精力和能力去接受各種繼續教育呢？（三）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現狀。據國家統計局2018年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接受過農業或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0．6％，比上年下降了0．1個百分點；外出農民工接受農業或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從調查可以看出，新生代農民工接受非農職業技能教育的比重在下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農民工缺乏主動性，找不到學習的入口。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的現狀，一是自身缺乏自主學習意識。農民工的城市化不僅表現在城市有工作或者是買房落戶，更多的是自身不斷完善提高的意識，這種自我提升意識會影響到社會對農民工的認可和接受度。但實際上有很多農民工僅滿足于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對于城市化的認識僅停留在和城市人一樣使用智能手機購物、去大型購物中心看電影，很少有進行職業能力提升的想法。例如去考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以提高自己的崗位競爭力，自主報考一些學歷提升的考試提升自己的學歷，或者自覺接受一些辦公軟件培訓提高綜合素質。二是一部分農民工雖然想參加繼續教育，但苦于找不到合適的培訓機構，缺乏經濟承擔能力，甚至害怕被騙。有的不知道自己適合進行什么樣的培訓，進行哪個方向的培訓，這都需要專業人士和部門的指導。2．政府舉措不到位。農民工繼續教育的主辦方、組織方應該是政府，政府只有大力宣傳并出臺相應政策，企業、機構、學校才會有相應措施。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政府需要幫扶的群體多，所以目前并沒有特別明確的政策規定政府要對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或學歷方面的繼續教育。繼續教育從供給方來說還是以社會機構為主，職業學校雖然也提供職業技能培訓，但大多是和企業合作，由企業統一派送員工接受培訓，這也是從管理角度來考慮，個人報名很少。相對于農民工對職業學校的較高信任度，社會培訓機構很難讓農民工放下警惕心，市場不規范時的種種騙局案例讓人記憶猶新。目前的狀況是政府“有心無力”，社會機構“有心無信”，如果能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問題就會簡單很多。3．社會對農民工接受度不高農民工一直被認為是“鄉下人”“沒文化”“素質差”的代名詞，雖然近年來城市對農民工的接受度和認可度在逐漸提高，新生代農民工也以不同于父輩的形象出現在城市，但從實際來看并未真正接受農民工。有的農民工通過自己努力參加自學取得了大專學歷，但是企業或周圍人卻不認為是有一定含金量的文憑，往往低看，不兌現升職或加薪的承諾。加之農民工由于自身人文素養的缺乏、生活習慣的差異，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被市民認為是沒有品位、沒有素質的一類人。這些都是農民工在進城務工后需要繼續教育的一部分內容。

三、新生代農民工繼續教育現狀影響因素分析

（一）農民工：缺乏知識改變命運的堅定信念。不管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他們的父輩，很少有職業規劃的概念，也幾乎沒有人去指導他們如何進行職業規劃，所以繼續教育的成果很難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體現出來。他們到城市就是為了掙錢養家糊口，沒有精力去考慮個人的職業規劃、繼續教育，只是疲于奔命地工作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城市越大，生活方式越快捷，生活成本越高，生存的壓力越大。據調查顯示，農民工在大城市的立足率遠遠小于中小城市。城市中機遇多、風險也大，“一夜暴富”的宣傳比比皆是，農民工很難辨別其中的真偽，反而會產生投機心理，形成“讀書無用”的概念。在發達國家如美國，學士的年薪比副學士平均高40％，高中學歷比高中以下學歷高20％；在我國，雖然這一趨勢還不明顯，但是高學歷人群在收入水平、個人素養、知識更新、生活方式、孩子教育等方面開始明顯高于高中以下學歷人群。應通過各種方式使新生代農民工意識到在經濟不斷發展的今天，只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科學技術才能改變生活。（二）供給層面：市場不規范，缺乏可行性政府指導。從2000年起，政府不斷推出政策強調關注農民工，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和繼續教育，但是如何操作、由誰來主辦、培訓經費、培訓指導等都是急需明確的問題。首先農民工的繼續教育應該是分層次、分階段來進行的。進入城市后如何從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上融入城市，這是農民工需要進行的第一個繼續教育；找到工作后為熟悉崗位進行的崗前培訓屬于第二次繼續教育；熟悉現有工作崗位想要晉升崗位或者提高工作待遇從事技能性更高的工作是第三次繼續教育；職業技能較熟練后想要從工人或技工變為管理人員需要學歷上的提升，這是第四次繼續教育。每一次繼續教育都需要有政府層面或政府指導的公益機構進行指引，這也是對農民工進行職業生涯的規劃，但是目前能讓農民工信任的指導機構非常少。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大批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和東部經濟發展較快的沿海地區，成為城市里的“農民工”。許多年齡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民工子女，也隨其父母進入城市沿海和地區。城市中廣大農民工子女如何接受義務教育，逐漸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本文在分析城市農民工子女教育現狀的基礎上對城市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出現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相關對策。

關鍵詞：農民工子女教育弱勢群體

引言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迅速轉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適應市場對勞動力資源合理配置的需求，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由欠發達地區涌向發達地區，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波濤洶涌的“民工潮”。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人口流動中家庭遷移的比重越來越大，大批學齡兒童隨父母流入城市，數量急劇增加，流動兒童問題越來越突出，最突出的是在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上，城鄉分割舊體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變得令人不能容忍。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總書記又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一執政理念充滿了人文關愛，讓人不禁對社會、對生活、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期待。

目前，我國流動兒童的數量約為1982萬，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9.37%。在全部流動兒童中，戶口類型為農業戶口的占74%。也就是說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從數量上看已將近1500萬。他們不能接受或不能良好地接受義務教育，這不僅僅會影響兒童個體的發展，同時也影響我國“普九”工作的深入進行，影響社會公平體系的建立，以及我國公民素質的整體提高，必將對我國的社會發展帶來隱患。解決這一龐大群體的教育問題刻不容緩。

一、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的必要性分析

1.開展職業教育培訓是提升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的需要。作為農民工群體的主流人群，新生代農民工亟待通過職業教育培訓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在人力資本上普遍存在先天積累不足、后天形成過緩等問題，使其在市民化進程中遇到很大的阻礙。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直接決定其在城市生存、生活和發展的能力，對市民化進程也有重要影響。因此，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不僅是其人力資本提升的要求，也是市民化的必然選擇。首先，通過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開展職業教育，讓其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個人發展的提升，從思想上認識到人力資本后天形成的重要性，以積極向上的心態迎接職業教育和培訓，并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其次，職業教育培訓應注重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價值觀、生活觀、公共規范意識等進行正確引導，幫助這一群體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當中，實現自身的市民化愿望，并具備向上流動的能力。再次，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資金投入，不斷完善職業培訓內容，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層次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職業教育服務，使他們具備從事現代城市職業的核心技能和職業能力，更好地將個人通過學習所積累的人力資本轉化為現實中的勞動力。最后，要建立一套面向新生代農民工未來職業發展的終身培訓體系，以應對信息時代出現的新崗位對職業技能的要求，這樣才能使得他們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與時俱進，從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

2.開展職業教育培訓是實現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對現狀的不滿以及對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教育培訓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就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業職業培訓、具有一定職業技能的勞動力，占總需求的56.6%，而新生代農民工中真正接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的數量不足30%α。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而這也是阻礙其融入城市的關鍵性問題。一方面，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對個人的期望和未來發展的意愿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一份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調查顯示，46%的受訪者對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適應程度較低，城市適應度達到中等的新生代農民工占總數的45%，完全不適應或者適應程度很低的占4%，而僅不足5%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完全或者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見，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首先需要具備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長，而這一技之長離不開職業教育培訓。另一方面，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相對老一代農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養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但與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新生代農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須通過職業教育培訓不斷汲取新知識、掌握新技能，從根本上適應由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變。因此，通過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幫助他們全面提升個體素養，既是新生代個人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支撐。α除此之外，開展職業教育培訓新生代農民工從對職業、專業的懵懂無知發展到了解、認識、熟練、精通以至于偏好所從事的行業，順利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

1“.低質性”就業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職業是社會分層的風向標，也是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α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也是為實現他們的市民化提供經濟保障。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為年輕化，年齡大多在30歲以下；學歷水平也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農民工群體中，新生代農民工占總數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對較高，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新生代農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農民工增長13.9%α。盡管從學歷、收入等層面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有了較大的突破，但從就業層次來看，仍然難以擺脫“低質化”就業的束縛。深圳市總工會與深圳大學聯合開展的一項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的調查顯示，有52%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普通工人和服務員，14.9%的從事技術崗位的工作，10.4%的從事生產線管理工作，僅僅有不到6%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部門經理以上的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難以與城市精英階層進行直面競爭，向上流動受限，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勞動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崗位成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這類低端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彈性較小，新生代農民工很難擺脫低收入的狀況，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僅能維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難。在城市擁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標志之一，盡管新生代農民工從事非農產業，但“農民”的身份使其與城市中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無緣。同時，他們與城市市民面對的是共同的消費市場，較低的工資收入與城市的消費水平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對于他們來說，留在城市、成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遙遠。總之，“低質化”就業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重要障礙。

2“.錯位性”失業是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重要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的無序化競爭，導致大量“錯位性”的失業。當前，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當中，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業，從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市高端技術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現“千金難求一才”的狀況，勞動力市場中的錯位、低位競爭嚴重拉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價值。新生代農民工在學歷和技能層面優勢不足，只能委曲求全從事城市低層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無工可做，自身優勢無法發揮，結構性失業現象嚴重。長期來看，這也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期望較高，職業定位失當，個人期望與能力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使其陷入發展性困境之中。根據經濟學原理，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效用和目標函數與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從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傾向來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術含量的第三產業就業，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屬于獨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較低，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不愿從事一些苦活、臟活和重活。近年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荒”問題日益顯現，特別是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對技術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來越大。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勞動力市場中就業難現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層次勞動力就業重心下移的現象與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期望高移的狀態，共同加劇了社會就業矛盾，導致新生代農民工處于高不成低不就、進退兩難的尷尬狀態，不僅影響到市民化的進程，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職業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