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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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的必要性分析

1.開展職業教育培訓是提升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的需要。作為農民工群體的主流人群，新生代農民工亟待通過職業教育培訓來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在人力資本上普遍存在先天積累不足、后天形成過緩等問題，使其在市民化進程中遇到很大的阻礙。新生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直接決定其在城市生存、生活和發展的能力，對市民化進程也有重要影響。因此，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不僅是其人力資本提升的要求，也是市民化的必然選擇。首先，通過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開展職業教育，讓其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個人發展的提升，從思想上認識到人力資本后天形成的重要性，以積極向上的心態迎接職業教育和培訓，并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其次，職業教育培訓應注重對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價值觀、生活觀、公共規范意識等進行正確引導，幫助這一群體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當中，實現自身的市民化愿望，并具備向上流動的能力。再次，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資金投入，不斷完善職業培訓內容，根據新生代農民工的不同層次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職業教育服務，使他們具備從事現代城市職業的核心技能和職業能力，更好地將個人通過學習所積累的人力資本轉化為現實中的勞動力。最后，要建立一套面向新生代農民工未來職業發展的終身培訓體系，以應對信息時代出現的新崗位對職業技能的要求，這樣才能使得他們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與時俱進，從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

2.開展職業教育培訓是實現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對現狀的不滿以及對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教育培訓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就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業職業培訓、具有一定職業技能的勞動力，占總需求的56.6%，而新生代農民工中真正接受過正規職業培訓的數量不足30%α。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而這也是阻礙其融入城市的關鍵性問題。一方面，雖然新生代農民工對個人的期望和未來發展的意愿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一份對農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調查顯示，46%的受訪者對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適應程度較低，城市適應度達到中等的新生代農民工占總數的45%，完全不適應或者適應程度很低的占4%，而僅不足5%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完全或者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見，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首先需要具備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長，而這一技之長離不開職業教育培訓。另一方面，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相對老一代農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養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但與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較大差距。新生代農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須通過職業教育培訓不斷汲取新知識、掌握新技能，從根本上適應由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變。因此，通過開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幫助他們全面提升個體素養，既是新生代個人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支撐。α除此之外，開展職業教育培訓新生代農民工從對職業、專業的懵懂無知發展到了解、認識、熟練、精通以至于偏好所從事的行業，順利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面臨的困境

1“.低質性”就業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職業是社會分層的風向標，也是社會地位的重要標志。α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這也是為實現他們的市民化提供經濟保障。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為年輕化，年齡大多在30歲以下；學歷水平也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農民工群體中，新生代農民工占總數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對較高，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新生代農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農民工增長13.9%α。盡管從學歷、收入等層面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有了較大的突破，但從就業層次來看，仍然難以擺脫“低質化”就業的束縛。深圳市總工會與深圳大學聯合開展的一項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的調查顯示，有52%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普通工人和服務員，14.9%的從事技術崗位的工作，10.4%的從事生產線管理工作，僅僅有不到6%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事部門經理以上的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難以與城市精英階層進行直面競爭，向上流動受限，難以擺脫低層次的打工狀態，勞動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崗位成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這類低端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彈性較小，新生代農民工很難擺脫低收入的狀況，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僅能維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難。在城市擁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標志之一，盡管新生代農民工從事非農產業，但“農民”的身份使其與城市中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無緣。同時，他們與城市市民面對的是共同的消費市場，較低的工資收入與城市的消費水平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對于他們來說，留在城市、成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遙遠。總之，“低質化”就業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的重要障礙。

2“.錯位性”失業是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重要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的無序化競爭，導致大量“錯位性”的失業。當前，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當中，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就業，從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市高端技術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現“千金難求一才”的狀況，勞動力市場中的錯位、低位競爭嚴重拉低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價值。新生代農民工在學歷和技能層面優勢不足，只能委曲求全從事城市低層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無工可做，自身優勢無法發揮，結構性失業現象嚴重。長期來看，這也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期望較高，職業定位失當，個人期望與能力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使其陷入發展性困境之中。根據經濟學原理，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效用和目標函數與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從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傾向來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術含量的第三產業就業，他們中很大一部分屬于獨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較低，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不愿從事一些苦活、臟活和重活。近年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荒”問題日益顯現，特別是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背景下，對技術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來越大。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勞動力市場中就業難現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層次勞動力就業重心下移的現象與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期望高移的狀態，共同加劇了社會就業矛盾，導致新生代農民工處于高不成低不就、進退兩難的尷尬狀態，不僅影響到市民化的進程，還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未來職業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3.身份認同危機是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發展的隱形桎梏。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留城情緒高漲，進城工作以后“返農”情節淡薄，心底存有強烈的市民愿望，然而在身份認同方面卻產生了困惑。市民化的過程不是簡單的空間地域轉換，而是不斷的社會融入和認同，通過與市民交往實現自身的再社會化，進而達到與當地城市市民的同質化。在這一過程中，由于社會身份、經濟地位等因素的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并未與城市社會、制度和文化系統實現有效銜接，而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會的關系網絡之外。從自身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工作以后，更傾向于將自身定位為工人或城市市民，但在與城市群體不斷交往的過程中也深切體會到與市民之間經濟、文化和地位的差距，身份認同上成為游離于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夾心層”。在城市奮斗過程中受到從物質層到精神層、心理層的多重排斥，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上缺乏向外延伸的節點，而交流圈層僅限于具有共同感情積淀的老鄉、熟人等群體，群體內部相互支持、互幫互助，逐漸形成一個與城市主流文化相背離的亞文化圈，并且內卷化發展趨勢明顯，而這種相對封閉的社會圈層是新生代農民工向城市社會融入的重要障礙，不利于他們形成現代化的市民意識和思維。市民化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所需要的安全感、歸屬感、被認同感等心理層面的需求得不到外部的滿足，使他們游離于都市邊緣，缺乏真正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處于一種茫然和焦慮的狀態。由此可見，除了職業發展受困以外，身份認同危機也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三、以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為“基點”大力開展職業教育

1.加大職業教育宣傳力度，調動新生代農民工參與的積極性。新生代農民工要想在城市獲得長久的發展，必須通過參加職業教育培訓不斷增加自身的人力資本。而要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大力開展職業教育培訓，必須做好宣傳推廣工作，以提高他們參與培訓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一方面，職業教育機構要突出自身在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本提升方面的優勢，多角度、全方位進行宣傳，不僅要借助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宣傳媒介，同時也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數字化新媒體、手機客戶端等新媒體，將職業教育宣傳深入到鄉村和城市社區，開設宣傳欄、發放宣傳手冊，為職業教育培訓營造良好的內外部輿論氛圍，讓新生代農民工充分認識到參與職業教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采用多種激勵方式激發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的興趣，可以通過光榮榜展示，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樹立培訓后就業或創業成功的典型，發揮榜樣作用，重點宣傳成功人士的職業教育經歷，讓他們現身說法，展示個人所獲得的職業技能，介紹職業教育培訓對個人未來發展的重要作用，讓廣大新生代農民工看到職業培訓給受教育者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利益，進而激發他們參與培訓的熱情，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職業教育培訓中來。

2.根據市民化要求，制訂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計劃。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不僅僅是地域上的轉換過程，也是職業上的“農轉非”過程。職業轉換有效與否關鍵在于新生代農民工對非農工作的職業能力具備程度。職業教育機構要抓住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機遇，制訂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教育培訓計劃，實現人才培養轉型，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奠定基礎。首先，要根據產業發展需求，結合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就業偏向，合理設置專業。專業設置應切實建立在對市場需求和新生代培訓意向的調查基礎之上，提高職業教育的針對性，避免盲目性，要能夠滿足市民化進程中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技能的需要，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就業中做到學有所用、學用結合。其次，要在勞動力市場上大力實施就業準入，建立完善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這就要求用人單位在進行人才招聘時，對獲得相應崗位資格證書的新生代農民工優先聘用，并在職位晉升層面也要將資格證書作為重要依據或參考。這樣一來，不但能夠規范勞動力市場，而且對新生代農民工參與職業教育培訓起到鞭策作用，只有參加職業教育培訓，并通過技能考核后才能獲得相應崗位任職資格，然后憑證上崗。最后，加快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服務信息化建設。建立新生代農民工人才庫，盡快建立信息收集、整理、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傳遞網絡，并依托現代化信息手段，建立網絡、電視、廣播等信息平臺，使農民工可以有針對性地選擇職業技能培訓的工種與專業。

3.突破體制壁壘，健全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運行機制。要想實現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計劃的順利開展，離不開健全的培訓運行機制的保障。因此，必須著手建立以新生代農民工個人全面發展為目標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并且完善職業培訓的運行機制。首先，打破利益分割，加快建立起公開透明的職業教育運行機制。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工作是一項巨大的工程，涉及多個部門和單位，在培訓運行過程中時常會陷入多頭領導、相互牽制的尷尬局面，培訓效率大打折扣。為了改善這一現狀，要求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在加強合作的基礎上，突破各部門、各教育主體之間的管理壁壘，著手建立由政府主導、各相關部門協作配合并吸納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培訓運行機制，各個主體間能夠以開放、透明的姿態穩步推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工作。其次，加快完善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相關的法律政策。農民工法制環境和職業技能培訓政策的優化是保證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的關鍵。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起步比較晚，規范各個參與主體行為的法規、政策和制度等方面還不夠完善，政府、職業教育機構、受教育者等職業教育參與主體在各自的權責關系上較為模糊，尤其在培訓機構的職能和權限上缺乏明確的界定，對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開展產生了不利影響。對此，應在完善相關法規制度的基礎上，明確各個培訓主體的職能和權限，將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工作納入法律保障之中。再次，將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納入市場化運作。要發揮職業教育的優勢，可以將其納入市場競爭中，逐漸放開培訓市場，吸引外部資源參與，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實行優勝劣汰。新生代農民工在培訓機構的選擇上也更具有主動權，通過“用腳進行投票”激發市場競爭，培訓機構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樹立憂患意識，不斷提高培訓質量，從而保證培訓外部效用的最大化。最后，在培訓模式的選擇上，應盡可能地考慮新生代農民工的真實需求，實行靈活的彈性學分制，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允許農民工以彈性學制、半工半讀的學習方式逐步取得畢業證書和技能證書。同時，培訓機構要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結合的辦法，盡量安排新生代農民工的業余時間，為他們完成職業培訓和文化學習提供幫助。

4.審時度勢，將短線培訓與長線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是一個不斷向城市融入的過程，前期需要大量的個人準備和人力資本積淀。職業教育要想在市民化過程中發揮其效用，必須抓住新生代農民工的階段性需求，不僅要大力開展以學歷與素質提升為基準的長線教育，同時要有效開展以技能和市場為導向的短線培訓。一方面，短線教育培訓要切實以新生代的技能提升和市場需求為導向。相對于老一代，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文化的認同感增強，對融入城市主流社會的期望較為強烈，同時也深知自身工作技能上存在不足之處，對以技能提升為核心的職業教育的需求較為旺盛。相關調查顯示，有將近72%的新生代群體希望參加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的短期培訓來提升個人素質。從現實情況來看，僅有不到35%的新生代群體接受過職業教育培訓，大部分技術水平偏低，就業能力不足，與城市用人單位的要求不相吻合，導致招工難與就業難的結構性矛盾長期存在。為了改善這一現狀，各級政府、職業院校和培訓機構以及用人單位要通力合作，共同為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服務，根據用人單位的需求，開展多樣化的職業培訓，做到“以培供需、以需定培、定崗就業、自主招生”，爭取從源頭上破解技能素質與用工需求相背離的問題。除此以外，針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穩定性較差的問題，可以將職業培訓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發展規劃結合起來，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擇業觀，從而有效提升其市民化水平。另一方面，強化以學歷提升為主導的長線教育在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中的作用。從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軌跡來看，小時候一般生長在農村，初高中在城市學習，畢業以后自然進入城市務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畢業后跟隨父母進入城市工作，并沒有經歷父輩那種從農村到城市的劇烈變化過程，并且他們工作之前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學校度過的，農業生產技能幾乎為零，相對于農村，他們對城市生活也更為適應。然而，在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之間在基礎教育層次上的差別較大，與同齡城市市民所享受的優質教育資源相比，農村基礎教育比較滯后，導致新生代在起點和過程上都難以逃脫輸給城市同齡人的命運。面對基礎教育階段的損失，新生代農民工已難以挽回，但可以通過職業教育或成人培訓進行適當的彌補，通過學歷職業教育補充工作中所需要的文化知識。鑒于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身情況，完全脫產參與學歷教育并不符合現實，因此可以采用夜校、函授、電大等成人學歷教育形式，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深入開展，為提升新生代農民工個人素質服務。另外，盡管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農村的情結不如老一代那么深厚，但是難免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具有農村烙印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社會意識等，并在工作生活中與城市文化規范發生碰撞和沖突，導致一些社會問題的發生。對此，在對新生代農民工開展職業教育的同時，還要融入城市市民權利義務、生活規范、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內容，全面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素養，順利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化。

作者:詹華山 單位: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