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詩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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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進人21世紀的時候，提出“文化詩學”這個命題并不是哪個理論家的突發奇想。這是由于現實的文化存在狀態既讓我們感到欣慰，又讓我們感到深深的不安。欣慰的是中國人在20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讓我們擺脫了貧困的日子，解決了吃喝住穿的間題，人民生活的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大為增強；不安的是我們對現代工業文明給我們帶來的種種文化失范的困擾。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在人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同時，在綜合國力提高的同時，拜金主義、拜物主義、個人主義、亨樂主義、消費主義以及這些“主義”的具體表現，如環境污染、貧富懸殊、貪污受賄、宿妓、賭博吸毒、暴力搶劫、造假騙人等社會文化負面現象又沉渣泛起。那么，現實中那些社會文化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呢？或者說產生的根源在哪里呢？文化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作為文化的三個子系統，缺一不可。文化中的這幾個子系統要是發展不平衡，出現畸形狀態，是現實社會文化失范的根源。

歷史的經驗是不能忘記的。鴉片戰爭前后，中國遭到帝國主義前所未有的欺凌，國人認識到中國落后了，出現了“洋務運動”，從物質的層面吸收西方的堅船利炮、聲光化電，而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則完全不予理睬，結果“洋務運動”以失敗告終。吸收了洋務運動的失敗的教訓，企圖從制度上吸收西方進步的東西，但是對于精神文化則關注得十分不夠，或者說某種新的文化形態沒有深人群眾的心坎，結果變法運動只是少數人參與，沒有得到全國多數人的擁護，結果還是失敗了。辛亥革命成功，革除了帝制，但同樣的問題是精神文化沒有起色，國民的文化靈魂沒有得到刷新，人民團結不起來，結果是陷入長期的軍閥混戰。五四文化革命運動可謂痛定思痛，發動了思想文化革新運動，從精神文化人手力圖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圖擺脫封建主義文化的精神枷鎖，力圖獲得思想的白由和個性的解放，這方向無疑是正確的，所以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推進了中國革命的進程。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是很難切割開來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進，才能推進社會的持久的進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會問題。這對社會發展來說，是絕對不利的。

中國和平崛起論不能變成經濟決定論。經濟的發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導。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作用與反作用的觀點沒有過時。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它們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社會的經濟發展。沒有社會的經濟發展是萬萬不可的，但沒有健康的精神文化發展也是萬萬不可的。關鍵的問題是人的需要是多層面的，除了物質的需要之外，人的道德倫理秩序，人的思想言論的自由，人的個性的發展，人的精神生活的豐富，也是屬于人的需要。在物質得到基本滿足的條件下，這種需要就會凸顯出來。沒有錢是不行的，但僅有錢也是萬萬不行的。在物質文化發展的同時，體制文化的改變、精神文化的關懷，就成為重要的方面。像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誠然是世界領先的，但在它們那里種種關系到人的生存與精神生活等層出不窮的社會文化問題，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解決。

更重要的是，現代工業經濟的發展也需要深度文化的引導。經濟的發展要體現以人為本。如果經濟的發展不利于人的建設，不利于人性的完善，如果經濟的發展讓人感到機器的壓迫、電子的干擾、環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壞、信仰的失落、欲望的膨脹……那么這種經濟的發展對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義呢？應該看到，現代經濟的發展與精神文化的發展，并非總是統一的，相反往往是相悖的。在人類的歷史上，工業文明所代表的經濟發展與精神文化常常出現二元對立現象，在激烈的社會轉型時期就尤其如此。這體現出歷史發展的“悲劇性”，體現出經濟發展維度與精神文化維度的“錯位”。西方的偉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現代化和技術進步過程在文化、精神、價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負面效應。自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西方的作家和思想家就開始對工業文明所帶來的負面文化進行批判。從狄爾泰到席勒再到馬克思，都是從批判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邏輯開始自己的理論活動的。這些都成為眾所周知的事情。有人可能會問在工業文明發展到高科技的今天，新的工業文明是不是對人具有了一種親和力呢？事實的發展告訴我們，新的高科技工業文明可能給我們帶來更大的社會文化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說：“進步的加速似乎與不自由的加劇聯系在一起在整個工業文明世界，人對人的統治，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強。這種現象絕非是進步道路上偶然的、暫時的倒退。集中營、大屠殺、世界大戰和原子彈這些東西都不是向“野蠻狀態的倒退”，而是現代科學技術和統治成就的自然結果。況且，人對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殘恰恰發生在文明之顛，恰恰發生在人類的物質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的時刻。”馬爾庫塞并沒有夸大事實，他只是揭露事實而已。21世紀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類的經濟文明似乎進人了一個新時代，正是在這個看起來是經濟大發展的時代，人類也遭到了空前的戰爭災難和其他種種威脅人類生存的問題。美國的9·11悲劇事件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現代經濟的進步有它自身的鐵一般的規律，它不會總是照顧人的情感世界完美地發展。恩格斯認為黑格爾的思想比費爾巴哈要深刻得多，他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借鑒黑格爾的說法，認為自有階級以來的社會，惡（包括貪欲、權欲等）是歷史發展的杠桿（大意）。這是不錯的。不但原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是這樣，如殘酷地使用廉價的童工，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等，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發展邏輯也是如此，電子等高科技的發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實際上那高度精密的數碼化的技術，把人的神經捆綁得更緊。因為稍不注意，就可能會釀成前蘇聯核電站泄漏的事件。大大小小的因現代技術造成的災難事件不計其數。這樣，人們在工作時候，就不能不把神經繃得更緊。至于把高科技運用于現代的戰爭武器裝備的發展上面，給人類帶來了原子彈、氫彈、核子彈等，且不必在戰爭中使用，就已經給人類帶來心理上的嚴重陰影。人們感覺，人類的存亡似乎就握在幾個大國政府首腦隨身帶的小箱子上面。但是我們并不會因此就放松經濟的發展，不會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發展，因為經濟的發展、科技的發展又能給人類帶來極大的方便、舒適、快樂、富強和幸福。這樣就出現了悖論：現代經濟的發展、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幸福；現代經濟的發展、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在這個悖論的面前，我們認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精神文化。有了深度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制衡，那么現代經濟和科技才有可能沿著屬于人的方向發展。

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現代文化。后現代文化恰好是拼湊的無深度的消費文化。深度精神文化應該是本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與世界的優秀文化的交融的產物。這種深度精神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為本，尊重人，關心人，保證人的心理健全，關懷人的情感世界，促進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發展，就是這種深度精神文化的基本特性。這里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不是抹煞民族傳統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度介人。全球化不應該是對民族文化的消滅，應該是對各民族文化中最優秀文化的發展。因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東西，最初都是屬于某一個民族的東西，是對這個民族的優秀東西的吸收和改造。沒有民族的東西作基礎，憑空創造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這是不太可能的。

在這樣一個現實面前，作為人文工作者的作家和理論家能做什么呢？或者說他們能用他們的作品去鼓勵還是去批判什么呢？難道是一味地加人到推銷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拜物主義等的行列中去嗎？當然不是。我們只能用我們的作品去制約經濟發展給我們帶來負面的影響。這樣我們認為“文化詩學”是對現實生活的一個恰當的回應。“文化詩學”的基本訴求通過對文學文本和文學現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關懷，提倡詩意的追求，批判社會文化中一切淺薄的俗氣的不顧廉恥的丑惡的和反文化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提倡“文化詩學”的現實根由，也可以說是“文化詩學”的首要的旨趣。

但是，我們畢竟是文學藝術的理論批評工作者，我們不是政治家，不是社會學家，不是經濟學家，文學批評不能整天高喊這個“主義”那個“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離不開“詩情畫意”，我們必須是在“詩情畫意”的前提下來關懷現實。我曾反復講過，文學批評的第一要務是確定對象美學上的優點，如果對象經不住美學的檢驗的話，就值不得進行歷史文化的批評了。難道我們要面對那些極為拙劣的文學作品去“挖掘”其中的什么文化精神嗎？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我們所講的“詩情畫意”的前提是指什么呢？這就是文本及其語言。語言永遠是文學的第一要素。作家創作在一定意義上是寫語言，我們閱讀文本，也是在閱讀語言。我們要閱讀語言把握文本所蘊含的審美情感流動的脈絡，看看它在什么地方感動或打動了我們，讓我們的心震顫起來，看看它在什么地方給我們啟示，給我們以智慧的啟示；然后我們用專業的眼光來分析它，除了讀出藝術意味以外，還要讀出文化意蘊。通過文本語言的分析，揭示作品的情感和文化，這就是我們的基本路徑。在這路徑的入口，就是文本的語言。語言滲透了情感與文化。不顧語言展現給我們的東西，回到以前那種懸空談感受的庸俗社會學批評，不是我們所要的批評。文本中一個詞、一個句子在運用中的變化，都隱含著藝術的追求和文化的意味。所以要回到文本，回到語言，回到文學所不可缺少的美學優點。

令人遺憾的是，目前中國某些學者所熱衷的“文化研究”，其對象已經從大眾文化批評、女權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東方主義批評等進一步蔓延到去解讀城市規劃，去解讀廣告制作、去解讀模特表演、去解讀街心花園、去解讀時尚雜志、去解讀互聯網絡、去解讀居室裝修，去解讀美人圖片等，解讀的文本似乎越來越離開文學文本，越來越成為一種無詩意或反詩意的社會學批評，像這樣發展下去文化研究豈不是要與文學和文學理論“脫鉤”？文學藝術文本豈不要在文化批評的視野中消失？所以，我最大的擔心是當前某些新銳教授所呼喊的文藝學的“文化轉型”，將使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對象完全轉移，從而失去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起碼學科品格。正是基于這種擔心我們才提出“文化詩學”的構想。“文化詩學”的基木根據是文學作為文化的一種，它本身不但不會消失，而且其相對的獨立性也不會消失。目前，出現一種說法，由于全球化和高科技媒介的發展，人們將越來越依賴圖像來娛樂自己，文學的聲音越來越弱，最終文學和文學批評將消失。但我認為這種擔心是多余的。只要人類的情感還存在，那么作為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其中也包括語言的表現形式，也必然還會生存下去。在與高科技的競爭中，文學可能要做出這樣或那樣的改變，但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形式還會生存下去。實際上高科技的影視圖像作品與文學創作是相互依存的。許多高科技圖像作品都是文學作品的改編，沒有文學作品的生產，就不會有那么多優秀的影視圖像作品的出現。反過來，經過高科技圖像作品改編的文學作品一經放映之后，作為書籍的文學作品就會更走紅。這是屢試不爽的事情。北京每年舉行的唐詩宋詞詩歌朗誦會，吸引那么多聽眾，受到那么多人的熱烈歡迎，也足以說明文學永遠可以與圖像的世界競爭而占有一席之地。文學作為文化之一種的獨立存在，就證明它的理論也必然會繼續存在下去。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在高科技時代沒有悲觀的理由。我希望那些專心搞文化研究的人，他們盡管可以去搞，怎么搞是他們的事情，但是不要因為某種需要就力圖唱衰文學和詩學。實際上文學和詩學也不是那些人能夠唱衰的。文學從變動著的現實生活吸取營養，繼續自己的旅程。文學理論也會從文本語言出發，追求詩情畫意，繼續走自己的路。“文化詩學”仍然是“詩學”，所以回到文本，回到語言，回到審美，是“文化詩學”的重要旨趣。

但是文學理論和批評要發展，要隨著現實文化的發展而發展。因此文學理論和批評完全可以從“文化研究”中吸取其采用文化視角的優點，在充分重視文學的語言、審美向度的同時，開放文化的向度。我對文學的基本理解是，文學有三個向度：語言的向度，審美的向度和文化的向度。因此文學不能不是這三個向度同時展開。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文學批評囿于語言的向度和審美的向度，被看成是內部的批評，對于文化的向度則往往視而不見，這樣的批評顯然局限于文學自身，而對文本的豐富文化蘊含置之不理，不能回應現實文化的變化。文學理論和批評自外于現實的這種情況應該改變。文學是詩情畫意的，但我們又肯定文學是文化的。詩情畫意的文學本身包含了神話、宗教、歷史、科學、倫理、道德、政治、哲學等文化蘊含。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詩情畫意與文化蘊含是融為一體的，不能分離的。“文化詩學”應該而且可以放開視野，從文學的詩情畫意和文化蘊含的結合部來開拓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園地。當一個批評家能夠從作家的作品的詩情畫意中發掘出某種文化精神來，而這種文化精神又能彌補現實文化的缺失，或批判現實文化中丑惡的、墮落的、消極的和缺乏詩意的傾向，那么這種文學理論和批評不就實現了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的統一，不就凸顯出時代精神了嗎？

概而言之，從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看，“文化詩學”擁抱現實，用文化精神回應現實，因而是不脫離現實的；從文學與藝術的關系看，“文化詩學”強調文學的詩情畫意，強調藝術的品格，因而是關心藝術的；從文學理論的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的關系看，“文化詩學”力主把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貫通起來，既重視文本作品的語言，也重視文本的文化精神蘊含，這是一種全面的理論。“文化詩學”的構思把文學理解為文學是語言、審美和文化三個維度的結合。“文化詩學”就是要全面關注這三個維度，從文本的語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詩情畫意，挖掘出某種積極的文化精神，用以回應現實文化的挑戰或彌補現實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糾正現實文化的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