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革與新媒體使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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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介對社會發展及對人的觀念、行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這通常是傳播研究的一個重點。然而，社會的發展變革對傳媒的使用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也是巨大的，二者之間呈現互動關系。

縱觀當代中國（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傳媒的發展歷程，至1958年電視開播，完成了今天被視為傳統媒體發展的歷程。

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在1981年8月12日推出該公司的第一部個人電腦IBM5150后，個人電腦為各行各業包括傳媒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如果可以稱為中國“新媒體時代”的話，那么進入這一新的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其標志就是個人電腦在中國的使用。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個人電腦普遍接入互聯網，更將新聞和信息的流通帶入一個全新階段，中國的“新媒體時代”也隨之進入又一新階段，其標志就是中國向全社會開放互聯網接入以及各類數字新媒體開始大量進入民眾家庭。

“新媒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與“傳統媒體”比較而言。但“新媒體”有一個本質的特征，就是它是數字化媒體。

因此“新媒體時代”有以下兩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各類傳統媒體的數字化步伐加快。報刊書籍等印刷媒體，盡管最后的形態還是以紙介質呈現在受眾面前，但制作全過程已經數字化；傳統攝影正在向數字攝影發展；傳統電影正在向數字電影發展；廣播在經歷了調幅、調頻兩個技術發展階段后，正進入數字音頻廣播新階段；電視也正全面邁向數字高清晰度電視及數字壓縮衛星直播電視。完全數字化后的傳統媒體自然也就演變為“新媒體”，因為它不但將原有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而且具備了眾多新的功能，且可以與其他任何數字傳播進行信息交換。

二是基于數字技術的新的傳播工具層出不窮。如數字照相機、數字攝錄機、數碼錄音筆、PDA、eBook、MP3播放器、攝像頭、掃描儀、DVD、光盤刻錄機、3G手機、PS2及XBOX游戲機等等。當然，對于全球信息傳播的作用和影響力首屈一指的互聯網，也可視為“新媒體”，即今天常說的“第四媒體”、“網絡媒體”。

中國“新媒體時代”的起步與發展恰恰是與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大變動期同步的。那么考察一下中國社會變革對新媒體的使用發展有哪些影響和作用，無疑是一個有意思有意義的話題。

一、中國社會變革提供新媒體發展開放環境

新媒體在傳播方面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使信息的自由流通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這在網絡媒體上體現得最為充分。很難想象一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社會，一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社會，能夠以開放的姿態擁抱互聯網。

中國在確定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后，開放的方針始終是明確而堅定的。具體到對待互聯網問題上，多年來也是持這一方針進行積極的建設與發展。今年7月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再次強調：“對信息網絡化問題，我們的基本方針是積極發展，加強管理，趨利避害，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網絡化的發展中占據主動地位。我們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我國的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并在經濟、社會、科技、國防、教育、文化、法律等方面積極加以運用。”（新華社，2001）

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民眾對于互聯網的認識也持普遍積極的認同態度。今年4月完成的一份調查報告數據顯示：

表一：青少年對互聯網的認同比例

調查問題：“互聯網對人類是有利的”

不確定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較同意非常同意N

用戶2.71.53.935.256.6741

非用戶14.63.78.239.534.01381

（卜衛、郭良，2001）

表二：成人對互聯網的認同比例

調查問題：“互聯網對人類是否利大于弊？”

不知道或不確定弊大于利有利有弊利大于弊

用戶4.71.343.950.1

非用戶25.13.442.728.7

（郭良、卜衛，2001）

如果說，以往中國互聯網是在一個逐步開放的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那么今后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更加開放的環境。新的里程碑就是本月中國將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經過長達15年與各國（142國）的磋商及談判，9月17日，中國與WTO正式簽定了入會議訂書。在這份900多頁的文件中，中國承諾將逐步開放國內市場，遵循WTO有關投資及貿易規定，建立一套完善、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其中一項重要的條款為向外資開放中國的電信增值業務市場，包括互聯網接入和互聯網內容服務市場。

11月10日，中國將成為WTO中的一員。國務委員吳儀曾作這一事件的根本意義作了如下精辟的解說：“加入WTO后，中國將由目前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主導下的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可預見的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開放”（新華社，2001）

可以預見，包括互聯網（尤其是寬帶網絡和無線互聯網絡）在內的各類新媒體在今后中國更加開放的環境中的發展會更加迅猛。

二、中國社會變革提供新媒體發展市場環境

很難想象一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行業壟斷和行業壁壘森嚴的社會，能夠為各類新媒體的研發生產和普及提供內在持久強大的動力。

由計劃經濟轉軌為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最重大的變革，市場化運作同樣是中國互聯網及其他新媒體持續高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以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第1次和第8次的4項調查數據相比，就可以看出中國互聯網近四年來的高速發展情況。

表三：中國互聯網四項指標的增長狀況

1997年10月2001年6月增長（倍）

帶寬25.4M3257M128

聯網主機29.9萬臺1002萬臺33.5

上網人口62萬2650萬42.7

CN下注冊域名406612836231.6

WWW站點數1500242739161.8

（CIINC，1997、2001）

在這組數據背后的則是另一些數據。如目前經國務院批準已投入運營并正在建設的互聯網骨干網已達10家，其中6家可以提供商業服務。在接入層，600多家ISP展開價格和服務的激烈競爭。用戶只要付費，就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便利地上網。近年來通信費和上網費一降再降，1997年初，上網費為20元/小時，今天有的ISP的價格在優惠時段已降至0.5～0.3元/小時，各ICP在提供信息和網絡功能服務方面，亦想盡各種辦法來滿足用戶的需求。

市場經濟提供了一個競爭的環境，而有競爭才有發展的動力，有競爭才有創新的動力。

在中國的市場上，不僅是國內廠商與國內廠商的競爭，也不僅是國內廠商與國外廠商的競爭，還有不同國家著名廠商間的激烈競爭。國內廠商充分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盡快將自己做大做強，不少產品的更新換代與世界保持同步，并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VCD的興起是中國市場上的一個奇跡，從1996年開始，在短短兩年左右的時間里出現了爆炸式增長，使錄像機和LD同時在市場上失去了空間。巔峰時期的生產廠商一度達到1000多家，銷量達到7000萬臺。VCD的性能不斷提高而價格一降再降，成為迅速進入千家萬戶的最成功的新媒體產品。到了今年，正在出現的是DVD將VCD擠出局的場面。據業內人士估計，去年市場上DVD銷量約300萬臺，今年可望突破500萬臺，到明年將達到800萬至1000萬臺的總容量。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DVD價格不斷下降，與1998年剛上市時3000多元的價位相比，價格三年當中跌了近70%，平均售價已在1000元上下，與當年VCD走紅時的價格相差無幾，而在今年國慶期間，有的DVD機型甚至已打出500元低價位。（南方網，2001）

近年來，衛星直播電視成為重要的傳播手段，盡管目前中國沒有開放家庭利用小口徑碟形天線接收直播衛星信號，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關衛星接收設備的生產、銷售在很多地方迅速擴展。這種狀況至少說明需求產生市場，并促進產品研發與生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出現了很多不斷沖擊、突破現有法規規定的新情況。

一年前，《日經商務》曾出專輯“中國：世界的工廠”，描述了制造能力飛速提升的中國經濟。這一專輯引起了巨大反響，以致日本媒體后來廣為采用“世界工廠”這一表述來形容今天的中國。NEC總裁西垣浩司前不久指出：“不僅是對日本，就是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中國的沖擊力也越來越大。尤其是在制造方面，我想如果不與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聯手的話，就不可能在競爭中取勝。進一步說，甚至連生存都很困難。”（日經BP社，2001）

當然，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環境還不夠健全，也不夠規范，但市場經濟機制的確立，為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三、中國社會變革提供國民購買及使用新媒體經濟實力

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經濟實力的貧國窮民的社會，能夠為各類新媒體的大普及和大發展提供最堅實的基礎。

200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9萬億元，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95年增長41％。“九五”期間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8.3％。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國民的收入在不斷提高，2000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達到2253元，比1995年的1578元增加了675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280元，比1995年的4283元增加1997元。總體看，“八五”時期中國尚在世界低收入國家行列列，而“九五”結束中國進入下中收入國家行列，實現了由溫飽向小康的跨躍。（國家統計局，2001）

表四：“九五”期間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增長情況

2000年(元)1995年(元)實際增長(％)年均增長率(％)

人均GDP6900485440.07.0

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428332.25.7

人均消費性支出4998353827.35.0

(國家統計局，2001)

“九五”期間，國民的消費領域出現了明顯改觀，其中用于新媒體軟硬件的購買、通信及信息服務領域消費的比重大為增加。新媒體的消費通常要兩個特點：一是購買設備價格昂貴，二是持續消費的價格不菲。中國國民經濟實力和購買力的增加，使得幾乎所有的新媒體一旦在市場上出現，就立刻會擁有其消費群體，并且具有向高檔化發展的趨勢。

表五：城鎮居民家庭電腦、手機擁有量變化情況

電腦移動電話

2000年(臺/100戶)9.719.5

1997年(臺/100戶)2.61.7

增長(%)273.11047.1

（國家統計局，2001）

中國近年來電信業的一大變化，就是移動電話（手機）發展的高速發展。據信息產業部的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7月底，中國手機用戶數已達1.206億戶，首次超過美國的1.201億戶，成為全球手機用戶數最多的國家。據新華社引用相關報告指出，中國手機市場目前仍處在成長期，未來市場發展潛力無窮，現在不僅在總用戶數居全球之冠，而且手機的更換率也超過美國。（人民日報，2001）

今天及未來的手機已不僅僅是點到點的語音通話工具，而正在成為多功能的媒體工具。以目前廣受手機用戶歡迎的短信息服務一項而言，據中國移動通信預計，今年全年短信息的發送量將在100億條，如果以每條0.1元人民幣來計算，這就意味著用戶心甘情愿地掏出10億人民幣。（賽迪網，2001）

今后寬帶網絡、無線移動網絡、衛星直播電視、數字音頻廣播、數字高清晰度電視等都是巨大的市場，人們為獲取和傳輸不同形態的信息將付出更多的金錢，而這一切沒有富國富民為基礎，那就什么也談不上。

四、中國社會變革與新媒體的邏輯關系

不同國家對新媒體的認識不同，使用新媒體的時間早晚不同，使用新媒體的廣泛程度不同，新媒體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政府對新媒體進行監管的力度不同，完全取決于國家形態、社會制度、經濟實力、傳播體制及科學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同等因素。

在觀察中國社會變革與新媒體的關系上，有兩個基本現實必須給予充分注意：

（一）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國家，由于人口基數龐大，人均經濟總量仍處于世界中下水平。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2000年，中國人均GDP為848美元，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在30倍以上，與美國的29240美元和日本的32350美元相比，差距更十分懸殊。（國家統計局，2001）

中國國內各地區的發展也不平衡，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不同職業不同收入人群之間，對于新媒體的使用（不用說新媒體，至2000年底，我國才基本實現“村村通廣播電視”的目標）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對于今天中國互聯網用戶2650萬人口，我們可以說近年來增長速度極快，可以說絕對數量將成為世界第二，可以說中國是未來互聯網最大的市場，但一個基本現實是，2650萬網絡用戶僅占國民總數的2%，與網絡用戶占國民總數的30、40%甚至50、60%的發達國家及地區相差甚遠。因此，不論從哪個角度講，我們都不可作出盲目樂觀的判斷，認為此時“中國與發達國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進入信息時代或新媒體時代，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并不是從同一起跑線出發的，即使單從技術角度看，幾乎所有新媒體的核心技術包括技術標準的制定都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信息時代或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展機遇，能否在較短時間內整體縮小這一差距并在某些方面超出，要看我們的政策、機制和創新努力，如果貽誤時機，已經存在的“數字鴻溝”不是縮小而是會進一步拉大。

（二）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后，也就取得了全部媒介權力，成為中國傳媒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中國社會變革時期大眾傳媒業呈現出以下六個顯著特點：1、集團化、產業化的步伐日益加快；2、傳播內容和傳播形態日益多樣化；3、各類傳媒間及同類傳媒不同媒體間的競爭日益激烈；4、各類傳媒廣泛采用高新技術手段及眾多新媒體日益涌現；5、與國外海外媒體的各種形式的合作及國外海外資本的進入日益活躍；6、各類傳媒及其產品日益走向全世界。中國傳媒業的改革是在中國社會改革大框架下進行的，每一步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宏觀指導和進程控制下進行的。中國的媒體擔負著重大的社會責任，正像黨的宣傳領導部門一再強調的那樣，“無論什么情況下，黨和人民喉舌的性質不能變，黨管媒體不能變，正確的輿論導向不能變。”

因此，新媒體在中國的使用并非由于其新的傳播技術特點，便可以與整體傳播環境發生背離，恰恰相反，現實要求它必須適應整體傳播環境。例如，2000年出臺的《互聯網站從事登載新聞業務管理暫行規定》就將網絡新聞傳播納入整體傳播格局之內。歸根結底，“技術創造一個允許做事情的條件，但不能決定做什么事情，換言之，技術本身并不能改變歷史的邏輯。”因為“技術誕生在確定的社會學空間中，技術發展的邏輯自我銘刻在這個空間的秩序中。只有文化主義的幻覺才會讓人相信一種新技術將顛覆決定的秩序，而這個秩序不是通過文化領域優先孕育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技術沒有對社會產生實際效果，也絕不意味著技術不是革新的攜帶者，而是強調技術邏輯服從于社會和歷史的邏輯。”（阿芒·馬特拉，2001）西方發達國家一些人士對待中國的事物往往往看走眼，例如期待互聯網信息傳播對促進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產生“奇跡”作用，就在于他們單純以“技術決定論”的眼光看問題，顛倒了技術邏輯與社會邏輯的關系。

中國社會的變化是巨大的，它對新媒體在中國普及使用的推動是巨大的。當今中國社會最響亮的一個口號是“與時俱進”。新媒體在中國的大普及大發展大提高，有賴于中國社會的進一步變革。

資料及數據引用：

1、新華社，《中共中央舉辦法制講座主持并作重要講話》，7月11日北京電

2、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卜衛、郭良，《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長沙青少年互聯網使用狀況及影響的調查報告》，2001年4月

3、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郭良、卜衛，《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成都、長沙互聯網使用狀況及影響調查報告（成人部分）

4、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1997年10月第1次調查、2001年7月第8次調查）

5、新華社記者任濤、杜海濤、戎霄，《吳儀稱入世后我國對外開放將出現三個轉變》，8月13日上海電

6、南方網，《DVD掀起降價風暴廠家打出“跳水”價》，2001年10月4日

7、日經BP社報道，《NEC總裁西垣浩司：盡取兩種制度之長》，2001年10月26日

8、國家統計局，《人民生活水平步步高》，2001年7月4日

9、國家統計局，《城鎮居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九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系列分析報告之十八》，2001年3月23日

10、同上

11、《我國手機擁有量全球首位》，《人民日報》2001年8月24日第六版

12、賽迪網，《中文短信息頂級大戰緊鑼密鼓》，2001年7月9日

13、國家統計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國際比較——“九五”時期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系列分析報告之二十二》，2001年3月29日

14、阿芒·馬特拉〔法國〕，《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陳衛星譯，2001年10月，中央編譯出版社，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