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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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保障是關系國計民生、社會穩步發展和調節財富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馬克思恩格斯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切入，批判資本主義給社會帶來貧困、傷殘和失業等問題，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保障制度實質具有欺騙性。同時為未來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做出科學預測與設計，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社會保障思想。新時代，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體現在社會保障層面上表現為期盼更公平的教育、更舒適的居住環境、更切實的社會保障。重溫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保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保障；理論；實踐價值

正如生存權是人類基本的政治權利，生存是個人生活的首要問題。黨的四中全會提出，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堅持應保盡保原則，健全統籌城鄉、可持續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穩步提高保障水平。盡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直接使用“社會保障”這個概念，他們從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社會再生產和再分配的角度，闡述了社會保障理論，也推動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當代，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保障思想進行梳理和挖掘，不僅是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方法論審視社保，對于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對資本主義社會保障制度的批判

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年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大規模的工廠取代了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馬恩通過不斷的科學研究和深入的社會革命，形成了自身對資本主義社會保障制度的觀點。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機器大生產是其產生的社會根源，工人階級意識覺醒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是其產生的階級條件，而社會保障制度是機器大生產、社會生產平穩運行以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的客觀需要。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社會保障制度進行了探究。（一）資本主義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階級矛盾的必然產物。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帶來的先進生產力的蔓延，使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飛躍發展，同時也催生了科學技術的進步。資本為了追求更高的經濟效益，在生產中投入大量的機器，導致小作坊式的生產逐漸轉化為社會化的大生產。社會化大生產一方面促進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面，工人依舊生活在水火之中。“由于工業循環的周期變換，不停地在復蘇、繁榮、衰退、蕭條間往復，使工人不能處于一個穩定的就業狀態，從而生活也處于一個不穩定狀態。”[1]在機器化大生產的環境下，勞動者勞動強度增加，失業威脅增多，疾病治療等問題，加劇了雇傭工人面臨的風險。雇傭工人強烈要求保護自己的權益，從而推動了社會保障立法的出現。可見，資本主義社會保障的出現，并非資產階級善心的賜予，而是勞動者斗爭的產物。“一般來說，社會改革永遠也不會以強者的軟弱為前提，它們應當是而且也將是弱者的強大所引起的”。[2]伴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同時誕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帶來了顛覆性的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使工人階級與資本形成依附關系，他們創造了社會財富，然后社會財富被資產階級這一小群體占據，自己的生活卻愈加貧困。絕大多數工人的居住面積狹小、環境惡劣、衣物糧食缺少，在基本生活不能滿足的情況下，工人階級還要承受勞動時間延長、勞動強度增大的壓力，甚至很多工人面臨死亡和殘疾的威脅，得不到良好醫療條件的救治和其他社會福利。可變資本相對降低引發的工人工資減少，惡性商業競爭導致的收入不穩定，生活愈加悲慘，罷工運動此起彼伏。為了維護資產階級自身的統治，保護本階級的經濟利益，資產階級采取失業救濟、孤寡傷殘救濟等措施來保證最低的社會保障。盡管工人的工資高了一點，廠房工作條件安全度提高，勞動環境、住房條件改善一些，衛生狀況好一些，無非還是資本家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或手段，是為了維持資產階級在政治經濟上占據的優勢。正如馬克思所提到的那樣，“只要資本的力量還薄弱，它本身就還要在以往或隨著資本的出現而正在消逝的生產方式中尋找拐杖。”[3]資產階級所提供的社會保障是工人階級斗爭的產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社會的穩定。但是并不能否定它是欺騙的工具，它不能改變貧苦大眾生活困苦的現狀，是資產階級試圖為繼續實行統治創造條件。（二）資本主義社會保障本質的虛偽性。任何社會保障制度或措施，總需要相應的資金支持，這些資金從哪里來？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用“社會總產品扣除”理論予以闡釋。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么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其中，用來應對不幸事故和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的基金，屬于社會保障基金。”[4]資產階級提供的社會保障，看似出自于資產階級的口袋，實質上是工人勞動力價值的一部分。社會保障資金作為一種非營利性費用，資產階級并不愿個人承擔這項費用，他們絞盡腦汁想要從工人階級身上搜尋更多的剩余價值。因此，資產階級就試圖將這項費用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讓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工人創造出更多的價值可以為社會保障資金提供資金來源，社會保障資金也在保證勞動力能夠延續下去。正如馬克思所提到的那樣，社會保障金“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肩上”。[5]不僅如此，資本家逐利的本性并沒有改變，他們想要獲取更多的社會財富，不尊重工人階級的生存權利，緊握手中剝削的鎖鏈。“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時，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種痛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又何必為此苦惱呢？”[6]馬克思提出，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資本主義社會保障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的，以形式平等掩蓋事實上的不平等，試圖繼續占據資本主義社會統治力量的優勢，是服從和服務于剩余價值規律的要求，是資本保值增值的工具。社會保障的制度和政策依靠資產階級不能真正落到實處，只有依靠國家政權的權威性，才能夠真正落到實處。此外，資產階級需要重視大量救濟民存在的這一現象，同時又在試圖縮小救濟民的數字，社會保障的相關措施也沒有嚴格實施，救濟數據、救濟人數都存在迷惑性和虛假性。馬克思在《幾份重要的英國文件》中指出：“（工人階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寧愿挨餓也不入習藝所）這無疑證明工人是更加憎惡貧民習藝所這種貧民監獄的奴役了”。[7]從中可以看出，工人很憎惡接受資產階級提供的社會保障措施，社會保障的措施沒有真正做到造福貧苦工人。

二、對未來社會的社會保障思想預測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僅僅基于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認知，在對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以及工人階級和資本家各自生活條件的了解上，對資本主義社會保障體系和思想進行批判，提出了一些關于未來理想社會的社會保障觀點和設想。（一）未來社會的社會保障目的是促進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社會保障的終極目的是人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全面發展是在個人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擺脫物質束縛后根據自我意愿完成自我實現的過程。想要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要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這種物質基礎既要滿足個人的基本生活，也要能夠去構建一定的社會保障。馬克思提出，“社會保障就是為了人的生存和發展，故實施這一制度是由人類生存的需要，人的存在和發展是社會為其服務的前提條件。”[8]也就是說，如果缺乏一定的物質基礎，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社會保障的最初目的是滿足人基本的需求，進而滿足文化、藝術等更高的需求。未來社會中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也離不開社會保障制度的保障。個體的需求是多樣的，是生存的需求，還有發展的需求，個體的需求也需要在社會中逐步滿足。對于如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保證基本的生存需要，馬克思指出，“當工人階級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勞動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9]工人階級創造的價值正是在生產人所需的生存、發展的生活資料。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工人創造的價值由自己自由支配而不再由資本家占有，每個人都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物質財富讓所有人共享，每個人的需求和自由發展都得到滿足。社會保障的實施是為人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為人的自我實現提供平臺，凸顯人的主體性，幫助勞動者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不斷豐富。（二）未來社會的社會保障負責主體是國家。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在社會眾多領域一直都是熱點話題，社會保障的社會性、廣泛性、公平性、功能性都關乎著群眾的自身權益，國家這個強大的組織是最科學、最高效的管理組織。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障的歷史來看，以英國《濟貧法》的頒布實施為標志，到德國建立起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再到美國創建了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都是以國家作為主要引導力量。建立起強大、穩定的社會保障體系，保證人民機會公平，維持規則公平，需要政治權威性，由國家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也最可靠、最方便執行。隨著生產社會化的迅猛發展和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國家需要救濟、保障的難度和數量同比例增加。社會保障的實施是勞動人民超額創造的產品均衡分配的過程，在緊急時間內將公益產品分配到困難人群的手中，需要有組織承擔起統籌分配、風險承擔和社會管理的責任。依靠國家的強制力量，可以保證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順利進行。如果是單純憑借市場交易，不能保障社會的公平，個人只在意自己的既得利益，任何個人和團體都無法發揮社會保障制度的社會化。在《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中馬克思提到“以國家為主導建立工廠，并以國家權力為后盾，保證生產資料全體工人占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由國家照顧撫養”。[10]在未來社會，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同樣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過程，同樣需要以國家政府為主導。但這種國家主導性并不是激進式的主導，而是構建權責明晰、平衡的主導機制。只有在國家政權的權威性和法律的規范監督下，才能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才能在全民得到社會保障的同時，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發展。（三）未來社會的保障基金來源于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社會保障包括社會救助、醫療、失業、教育等，社會保障基金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保障基金來源于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保障的虛假性。那么未來社會的保障基金又來源于哪兒呢？未來社會中，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全體社會成員共同生產、享有勞動產品，其中的一部分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馬克思和恩格斯具體闡述了社會保障基金具有專門的用途，用來支付生產和再生產順利進行的保障基金，用來應對突發事故和自然災害的社會保險基金，用來滿足社會成員需求的社會福利基金以及救濟貧困人口的救助基金。馬克思指出：“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的產品，那么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現在從它里面應該扣除……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11]可見，社會保障金是凝聚社會力量，通過合理的分配建立起來的，保障廣大勞動者基本生活的，為勞動者謀福利、解決個人問題的。在未來社會，通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縮小群眾之間的差距，使社會弱勢群體擺脫貧困痛苦的生活現狀，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機會和希望，取之于民造福于民。（四）未來社會的保障對象是全體勞動者和弱勢群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是處在社會底端的群體，沒有能力保障自身和家庭的基本生活。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社會產品的極大豐富也伴隨著工人階級的愈加貧窮。在可變資本相對減少的時候，越來越多的產業工人加入了失業大軍，勞動能力急劇下降，在赤貧絕境中掙扎。在看到當時社會的真實現狀以后，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救濟的貧民階層分布。不區分勞動者的身份貴賤，均等地享受社會扶持救濟。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需要救濟的貧民階層有這樣幾類人：“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于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一類是因為生產過剩的危機暫時失去工作崗位，這一部分人有勞動能力，會隨著經濟復蘇減少；第二類是孤兒或者貧困家庭的子女，這一部分人是重要的產業工人后備軍，在高度繁榮時期……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主要是傷殘或者患有疾病的人。”[12]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使得救助在很長時期內仍是必要的，救濟層面覆蓋的范圍仍很廣。弱勢群體應受到額外的特別保障，不僅是受到資金、人力、服務方面的救助，社會保障要推動弱勢群體自身的轉化和發展，為他們提供學習一技之長的時間和機會，學習立足社會的本領。

三、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保障思想的當代啟示

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經歷了從萌芽階段到逐步調整、完善的階段，在保障人民生活和維護社會穩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我國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社保理論中的精華，運用批判和構建雙重路徑，結合我國的民生民情，發展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理論體系，為社會保障實踐提供指導。（一）以滿足人的需要為核心，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保障思想中的“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涉及教育、醫療衛生、勞動與就業等方面。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快社會事業發展必須發展更加公平更有質量的教育，保障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政策，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等。[13]新時代，人民對物質生活的需要轉變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動我國社會事業加快發展，更好地改善和保障民生刻不容緩。馬克思恩格斯在構建未來社會的社會保障思想時，始終把人的需要、利益和訴求放在首位，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方面享有均等的機會和待遇。社會事業建設事關全體人民的幸福生活，應動員全民貢獻智慧力量，調動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社會力量和家庭力量，共同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出謀劃策。在社會生產方面，勞動者作為物質資料生產的主體，是生產力諸要素中最富創造性和活力的因素，如果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未能滿足自身需要的價值保障，社會生產的鏈條就會斷裂。因此，在生產過程中要注重勞動者的健康和發展，建立生產勞動保障制度十分必要；在教育方面，推動優質教育資源流動，探索適合貧困地區加快義務教育的有效路徑，增加財政教育經費，促進城市和鄉村之間、區域之間的教育資源合理配置，通過硬件條件、軟件條件提升農村地區的教育質量；在醫療方面，保障更多的人民享受良好的醫療服務，提升醫療服務質量和水平，為公眾提供良好的衛生保障。同時要繼續深化醫療衛生制度改革，打通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優質醫療資源渠道，提升基層醫療技術人員的培訓質量。（二）構建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水平。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保障產品具有公益性，由國家的強制力實施以確保公平公正效率。同時，社會保障產品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質生產基礎之上，也就是說，社會保障資金的扣除要充分考慮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如果一個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提供覆蓋面廣又完善的社會福利，反而會對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壓力，社會保障的功能不能高效發揮，也會引發新的社會問題。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雖然建立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之上，但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生產力水平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要充分考慮城鎮和鄉村經濟發展之間的差異，不能忽視這種差異的存在，保護好人民的工作積極性，維護他們心中的公平正義理念。如果沒有構建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水平，會帶來很多弊端。西方一些高福利國家例如瑞典、芬蘭等就面臨過高的社會保障福利給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壓力。一方面國家財政難以持續支持高額的費用支出，另一方面也在滋生社會的“懶惰”風氣，靠領取社會的保障救濟金生活而不愿勞動。因此，這種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適合的社會保障反而降低了民眾參與社會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從長遠來看，不利于優化配置社會資源，也不利于社會生產的可持續運行。當前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仍然受到社會方面的限制，人們的基本需求還得不到全方位的保障。但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必須的，可以起到補償風險和維持社會再生產、滿足人的需要從而達到穩定社會的功能。同時，我們要根據現有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來構建合適的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的社會保障水平不能改善民眾的生活，較高的社會保障水平又會給國家整體經濟的長遠發展帶來負擔。（三）重視國家在社會保障建設過程中的主體作用。政府發揮公共服務的職能、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的情況和人民群眾的滿意程度有機結合，是建立權責明晰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工人喪失勞動能力或失業時，國家應給工人以保障，或應承擔保險費的責任，還要承擔社會保障社會化管理的責任。”[14]為了緩解社會的不公平不公正現象，為社會上一些特殊人群提供生活幫助，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社會保障由國家來推動、引導，來保證人民群眾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權益，這是很多國家長期實踐的真理。當前，我國社會保障管理體制仍然存在著很多問題，例如法制監督管理不足、社會保障管理運行機制不夠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有效性不高等問題。此外，我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夠成熟，各方力量不足，倡導國家承擔起頂層設計的責任。實施政府主導型社會保障模式，要改革社會保障管理體系，完善有關立法，提高社會保障資金使用效益、重視統籌和優化配置、提升公平管理程度。社會保障體系構建過程中的資金投入上國家要承擔主體責任。社會保障的高效實施需要大量的資金，而國家財政恰恰是社會保障順利實施的助推器，應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平衡支出比例結構，健全社會保障財政投入制度并逐步完善。同時，在對各類社會保障事業的監督管理上國家要承擔主體責任。當前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突出成績，但仍存在很多問題，沒有高效具體地實施起來。基于此，國家對各類社會保障事業有效監管，可以有效減少和緩和矛盾。社會保障事業在上升到國家法律之前，更多是國家的政策和措施，披上了法律的外衣，就可以使社會保障主客體權責明晰。在推動社會保障事業協調發展上，國家要擔負著日益重大的責任。要加快推動我國社會保障事業協調發展，使社會保障在全國統籌下均衡化的發展，使全體人民待遇公平，縮小差距。在均衡發展的基礎上逐漸完善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用社會力量來化解個人風險，堅持互助共濟的原則，多角度、多層次地滿足全體人民的需求，促進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朱芳菡 單位: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