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支持預測高校畢業生就業方向調研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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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研究問題與假設；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討論五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社會支持指個體在情感上所受到的關心和支持、求職行為已成為心理學者、社會學者和組織行為學者越來越關注的焦點、社會支持與求職行為的關系、社會支持與就業的關系、移民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多，越容易找到工作、研究對象、取樣程序、研究工具、預測結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正式施測后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問卷內部信度和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的回歸分析、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與求職滿意度的關系、社會支持與求職行為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實踐意義、局限性和未來研究展望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本研究通過對高校畢業生的追蹤測量，考察了社會支持對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的影響。結果發現：在控制了性別和政治面貌兩個人口統計學變量的效應后，社會支持和求職行為之間存在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社會支持和求職滿意度之間也存在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與客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相比，主觀支持更能預測求職滿意度。

關鍵詞：社會支持；求職行為；求職滿意度；高校畢業生

一、引言

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人力資源管理和組織行為學的研究熱點。

國內學者關于就業的研究大多都是理論描述，很少有探討就業的影響因素和就業后的態度等關系的實證研究。而社會支持和求職行為作為預測就業的重要變量，已被國內外許多學者所采用，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基于我國高校畢業生群體的社會支持、求職行為與就業關系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在我國大學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從組織行為學視角開展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實證研究，顯得尤為必要。

社會支持指個體在情感上所受到的關心和支持，一般認為，社會支持從性質上分為兩類［1，2］，一類是客觀支持，這類支持是可見的或實際的支持，包括物質上的直接援助和社會網絡、團體關系的存在和參與，后者指穩定的婚姻（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或不穩定的社會聯系如非正式團體、暫時性的社會交際等的大小和可獲得程度，這類支持獨立于個體的感受，是客觀存在的現實。另一類是主觀支持，這類支持是個體體驗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個體在社會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而產生的情感體驗和滿意程度，與個體的主觀感受密切相關。對這兩類支持的重要性，多數學者認為情感支持比客觀支持更有意義，因為雖然感受到的支持并不是客觀現實，但是被感知到的現實卻是心理的現實，而正是心理的現實作為實際的變量影響人的行為和發展。如個體在求職過程中，來自家庭、戀人、朋友、同學等主觀的支持比來自學校、黨團工會等客觀的支持對求職行為影響更大。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求職行為已成為心理學者、社會學者和組織行為學者越來越關注的焦點之一。然而，其定義目前尚無定論。本研究中“求職行為”的概念采用了Kanfer提出的定義：即求職行為是動態的、循環的自我調適過程，是一種有目的地、且受主觀意愿驅動的行為模式，它開始于就業目標的識別，進而為實現就業目標付出努力［3］。該定義強調求職行為是一種指向目標的活動，目的是縮小目前狀態與就業目標之間的差距，并將求職行為看作是走向成功就業的行為過程，因此它的內涵更廣，也被許多研究者所采用［4］。

求職滿意度是本研究提出的新概念，它是指個體對所找工作的總體滿意程度，包括對工作本身、薪酬、人際關系和工作環境等的主觀反應和初步感受，是衡量個體就業態度的指標。它發生在找到工作之后，正式參加工作之前。

本研究借鑒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在問卷調查資圖

1：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的關系假設結構圖料的基礎上，對高校畢業生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之間的關系進行追蹤研究，以揭示各個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探索畢業生成功就業的有效模式。

二、研究問題與假設

社會支持理論經常被用來預測求職行為和就業，研究者大多也是從社會支持與求職行為及社會支持與就業兩個方面探討其關系。

第一，社會支持與求職行為的關系。Mallinckrodt與Fretz（1988）在對一組較大年齡的男性失業工人的調查中發現，社會支持與求職行為之間顯著相關［5］。

Rife和Belcher（1993）調查了54名失業人員的社會支持在求職過程中的作用，發現社會支持是求職強度的一個重要的預測源。

Wanberg（1999）也發現社會支持對求職行為具有預測作用［6］。

第二，社會支持與就業的關系。Kessler（1987）的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再就業存在正相關［7］。

Wanberg（1999）進一步探討了利用社會關系網對再就業的影響，結果表明求職中利用社會關系的頻率與再就業有顯著正相關［8］。趙延東等人（2000）研究表明，社會支持網絡對下崗職工能否獲得工作崗位具有顯著影響［9］。時勘等（2001）在下崗職工再就業心理行為及輔導模式的研究中，發現社會支持對再就業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且親朋好友的鼓勵支持與就業狀態有顯著相關［10］。Harris等（2001）發現，社會支持預測了女性的工作滿意度，但無論是對男性還是對女性都沒有預測其工作任期［11］。張淑華（2006）探討了沈陽市失業人員的社會支持與就業的關系，結果發現，支持利用度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作用［12］。

ManuelGarcia-Ramirez等（2005）從社會護衛（convoy）

模型的角度探討了移民獲得的社會支持對就業的影響，結果表明移民獲得的社會支持越多，越容易找到工作［13］。可見，在各種心理社會因素中，社會支持對求職行為和就業都有最強的預測作用。可見個體得到的社會支持越多，求職機會越多，求職頻率越高。

H1：社會支持對求職行為具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以往大部分研究已經證實了社會支持對于求職行為的預測作用，也有研究驗證了求職行為對于就業的預測作用，如Quint等（1995）以大學畢業生和職業發展部門的員工為被試，探討了兩個不同群體的求職行為和職業自我概念固化對就業的影響，結果發現求職行為與就業的可能性呈正相關［14］。高水平的求職行為與就業后的工作滿意感呈顯著正相關［15］等等。這一結論同樣也可以推廣到大學生群體中。而且多數學者認為感受到的主觀支持比客觀支持更有意義。

H2a：社會支持對求職滿意度具有正向的、顯著的預測作用。

H2b：與客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相比，主觀支持更能預測求職滿意度。

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的關系如圖1所示。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對象本研究中的“高校畢業生”特指大學應屆本科畢業生，不包括專科畢業生和研究生畢業生。考慮到樣本的代表性和研究結論的可推廣性，我們在取樣時注意到中國東西南北不同的地區、不同類型的學校和不同的專業，然后選取找工作的、不考研的應屆畢業生為被試。在地區方面，我們主要從東北、華東、華南和西北4個地區選取沈陽、煙臺、南京、廣州、西安、蘭州6個城市。在學校類型方面，綜合類院校3所，理工類院校3所，師范類院校2所，財經類院校1所。在專業方面，涉及心理學、教育學、工商管理、經濟學、機械設計、電子信息工程、電氣工程、交通運輸、文學、新聞、醫學護理等專業。

本研究為追蹤研究，前后測間隔時間為2個月。

由于每年年初的3月份是畢業生找工作比較頻繁的階段之一，我們于2007年3月份底4月初完成第一次取樣工作，探討社會支持和求職行為的關系；兩個月之后（5月底6月初）進行第二次測試，追蹤第一次調查的被試，探討求職行為對求職滿意度的預測作用，通過前測和后測兩次測量揭示本研究中各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進行正式測試之前，采用社會支持問卷和求職行為問卷對山東工商學院的60名正在找工作的畢業生進行預測，采用求職滿意度問卷對山東工商學院的60名已經找到工作的畢業生進行預測，對數據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據結果適當地修改項目表述，以確保問卷項目通順易懂。

第一次測試共發放問卷1000份，回收有效問卷836份，回收有效率83.6%。男生387人（58.5%），女生274人（41.5%）；城市276人（41.1%），鄉鎮219人（26.2%），農村268人（32.1%）；共產黨員278人（33.3%），共青團員471人（56.4%）。

第二次測試總共發放711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665份，有效回收率94%。男生467人（55.9%），女生369人（44.1%）；城市276人（42%），鄉鎮162人（24.7%），農村219人（33.3%）；共產黨員210人（31.7%），共青團員426人（64.4%）。

全部數據錄入計算機，采用SPSS11.5進行數據處理。

2.取樣程序為保證每所學校的取樣質量，我們在各個學校選擇1位輔導員或教師為主試并進行了培訓。

問卷通過郵寄的方式進行，主試召集大四畢業生生開會后或課后抽出時間填寫，被試填完問卷之后當場回收。部分問卷由班長帶回填寫，統一收回后交給主試。為防止被試流失，每所學校的主試分別負責追蹤50-100名被試。

3.研究工具本研究遵循適合性的原則，盡量沿用國內外成熟的問卷。

社會支持問卷。采用肖水源（1986，1990）編制的社會支持問卷［16］。測定學生在支持總分、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社會支持利用度等方面的得分情況。該量表總分為34.56±3.73，兩個月重測總分一致性R＝0.92（P<0.01），各條目一致性R1-10在0.89±0.94之間，表明問卷有較好的重測信度。本研究結合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對量表中的一些詞匯進行了修訂，如“同事”改為“同學”，“夫妻”改為“戀人”等。

求職行為問卷。采用Blau（1994）編制的求職強度問卷（JSI）在中國的修訂版［17］。該問卷直接測量了具體求職行為的頻率，是求職行為測量中應用最廣泛的問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系數。該問卷共12道題，其中的條目如“搜尋報刊雜志或海報中的用人信息”、“在報紙或公告欄中登載個人求職信息”等。

采用利克特5分等級量表進行評價，1-5分由“從不”到“非常頻繁”。

求職滿意度問卷。根據Cammann等編制的通用工作滿意度量表［18］修訂而來，采用7點量表計分，共3個題目，問卷的a系數從0.67-0.95。本研究結合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對問卷中的一些項目表述進行了修訂，分別是：“總的來說，我對這份工作比較滿意”、“大體來說，我不喜歡這份工作”、和“大體說來，我喜歡這份工作”。

控制變量。在所有的統計分析中，控制了畢業生的性別、政治面貌。

四、研究結果

1.預測結果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對社會支持問卷、求職行為問卷和求職滿意度問卷分別進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社會支持問卷是一個三維的結構，累積方差解釋率達到了57.93%，各個項目在相應因子上具有較大的負荷；求職行為問卷也是一個三維的結構，累積方差解釋率達到了55.79%，各個項目在相應因子上具有較大的負荷；求職滿意度問卷是一個單維的結構，累積方差解釋率達到了69.67%，各個項目在相應因子上也具有較大的負荷。

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

2.正式施測后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運用一測時所獲得的數據對社會支持和求職行為的因素結構進行驗證，并且比較了一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從表2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三因素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數均達到先定的標準，說明社會支持的三因素結構得到了數據的支持。從表3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三因素模型的各項擬合指數均達到先定的標準，說明求職行為問卷的三因素結構也得到了數據的支持。

3.問卷內部信度和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如表4所示，本研究所采用的問卷的內部信度系數均在0.70以上，都大于可以接受的最小信度值0.70［19］。

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的平均數分別是：2.82（SD=0.49）、2.94（SD=0.58）、3.93（SD=0.78），說明所調查的高校畢業生的社會支持、求職頻率、對求職結果的滿意程度均在中等以上。

4.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的回歸分析從表5的結果可以看出，社會支持對求職行為的影響達到了顯著水平，在排除了控制變量的影響后，社會支持對求職行為解釋的方差變異量為3.9%。

具體而言，社會支持對求職行為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其β值為0.182（P<0.001），H1得到完全驗證。社會支持對求職滿意度的影響也達到了顯著水平，在排除了控制變量的影響后，社會支持對求職滿意度解釋的方差變異量為5.3%，即社會支持對求職滿意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其β值為0.245（P<0.001），H2a得到完全驗證。

5.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與求職滿意度的關系對客觀支持、主觀支持、支持利用度與求職滿意度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表所示：如表6所示，主觀支持對求職滿意度的預測作用達到了顯著水平。排除控制變量的影響之后，其ΔR2值為0.063。

具體而言，主觀支持對求職滿意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其β值為0.218（P<0.001）。而客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對求職滿意度均沒有顯著影響，因此H2b也得到了證實。

五、討論

1.結論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別和政治面貌的影響后，社會支持與求職行為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且社會支持顯著地影響求職行為，這一結果與大多數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無論是失業群體還是畢業生群。

2.實踐意義本文在中國大學畢業生群體下，對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這三個變量的關系作了實證性研究。研究被試所在的學校涉及各類院校，專業方面也涉及廣泛，這說明本研究的結論能普遍適用于我國高校的實踐。其次，本文從兩個時間點上追蹤測量這三個變量，進一步探索了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盡管國內外一些學者已經研究下崗失業群體的求職和就業問題，但是他們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能否用來指導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就業，還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中進行驗證。而且，關于社會支持、求職行為和求職滿意度的關系的研究應該說還是一個空白。本研究將求職行為理論應用于大學畢業生群體，進一步豐富求職行為理論的發展；其現實意義在于指導高校畢業生如何去建立社會支持網絡、擴大就業機會、提高求職成功率。

3.局限性和未來研究展望本研究的不足在于：共同方法變異的存在，即研究中的社會支持、求職行為與求職滿意度都是來自于同一個人回答的，因而會造成虛假相關（spuriouscorrelation）s，不僅可能隱藏了真實關系，而且會干擾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20］。

雖然有研究證明共同方法變異并不足以使研究的結論變得無效［21］，但我們認為，未來的研究有必要對不同的變量采用不同的數據來源，從而克服共同方法變異可能帶來的問題。

未來需要從以下方面豐富就業的研究。其一是求職行為的前因后果變量。個體內其他因素（如知覺到的雇主需求、社會心理授權、知覺到的行為控制、就業承諾、態度、情緒控制、動機、歸因等）和外部環境因素（如經濟壓力、就業機會等）也可能影響求職行為，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檢驗。其二是關于求職行為與就業的關系。未來研究會繼續關注高校畢業生求職行為的干預實驗研究，評估干預效果，從而探索在實踐中推廣干預方法的社會、組織策略。其三是關于求職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工作績效等因變量之間的關系。通過追蹤設計，深入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