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研究論文
時間:2022-10-12 05: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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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知識不飽和對位性思考二元化知識比較圖書館學泛圖書館學
論文摘要從廣義圖書館學的角度,討論圖書館在人類社會中的意義與當前所面臨的課題,比較歐洲、北美與中文地區各具特色的圖書館事業,認為圖書館學應該海納百川、兼容并蓄、和諧發展成具有探究、辯證與論證的學科。
前言——追求圖書館學的高度與際當
圖書館學的生機,在于圖書館學尚有許多開拓的大空間,而所有這些大空間發展都將統合于解決人類社會歷代以來的三個問題。在中文,我將它命名為“三差”問題:分別是各種識讀能力落差ICTdivide、各種信息(信息)取得時的差別Informationgap,以及各別知識流布與創新過程中的差異Knowledgedifference。圖書館學學術的研究生機,似可以從這個“三差”問題所形成的方圓之中,去追求、去探求。
圖書館學的概念超過二千年,圖書館學的成“學”,百年以來討論不已,惟圖書館學的學術理論研究,幾乎闕如。圖書館學的研究內涵,亦至今(2008年)始終未定。
圖書館知識是所有學科與學門的最底層學習,圖書館知識的學術高度又是所有各科各門知識的最頂端,圖書館的成學和知識發展密不可分。追尋圖書館學的研究高度與學術際當,是持續發展這門學問的命脈之所系。
漢代劉氏父子的“別錄”,把知識本身和圖書館管理知識帶入了“二元”的境地。他們二人把2000年前的中國知識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類別,再把六類群書種別為七略,并形成提綱書目性質的“七錄”。“七錄”工作是圖書館管理知識的發微,也是二元化知識管理的鼻祖。
公元2003年至2005年,以色列國家科學基金會所資助的一項研究亦提出了“二元化知識”的具體概念與分析,把人類的整體知識區分為廣域知識meta-knowledge和各科知識subject-basedknowledge。廣域知識的理論便成了我們這個學科的當今理論;廣域知識的研究包括純理論研究、向量研究和質量研究,便成了這個學科的研究方法;廣域知識的教育便成了我們這個學門的教育,包括理論性的學術教育和實務實作性的專業訓練這個面向。
在數字時代的21世紀,追求圖書館學的研究高度與范圍際當relevance,比起以往任何時代,均顯得更加刻不容緩。圖書館學必須要擺脫不必要的徘徊,破除學科名稱的“自我困局”,不論是“圖書館學”、“圖書信息學”、“信息管理學”、“圖書文獻處理學”、或者是“信息科學”,乃至于“知識管理學”。歷數十年以來,圖書館學學術研究受困于“名稱上的自我困局”是其他學科所少見的。劃定自己的際當,追求圖書館學成學的方圓。
2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研究
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探討與研究是圖書館教育和圖書館進階教育的基礎,理論基礎的研究有助于圖書館系列教育內容的“完整建構”。銜接過去一百年間,不同時空下的圖書館教育內涵,進一步找到圖書館學教育發展的精神主軸。
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探討、研究、教學與闡揚是一個必須。圖書館學在一千年前與歷史糾結在一起,一百年前和教育混淆同處,十年前又開始和信息交錯換魂;圖書館學發展的最大障礙與困難,在于學術理論上如何與其它學科主、從關系的厘清,找到自己真正的學術位置,探索自己本科學術的方圓。圖書館學應該不是學術上的菟絲花,也不是知識的葛藤。
以我個人從1973年開始陸陸續續的教學經驗,一直未察覺這個問題,直到最近才暮然驚覺,我自己和左右的同仁大都偏重實務實作性的專業訓練教學,甚至如“圖書館法與圖書館國際組織”、“信息科學導論”,或者是“圖書館與大眾傳播”這樣的課程都偏向傳授實務實作的講說,而較少涉及基本理論的方向性剖析。
二千年以來,不同階段的人類文明誕生了不同階段的圖書館學與圖書館學研究。但是,不同階段的圖書館學事實上是為人類社會解決相同的問題。換句話說,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研究,首先需要掌握住圖書館學的“變”與“不變”。我們檢視過去50年或是25年的各家論文,可以發現圖書館學是建立在圖書館的變動、轉型與變律之中的研討與研究,而絕少研究圖書館的恒變原因以及和“恒變”相對應的不變因素。事實上,圖書館的恒變與不變正是圖書館學學術理論的核心課題。
圖書館學基本上是一種社會科學,圖書館的變動與社會環境因素有關,最近西方學者提出InformationSociology信息社會學,這是進一步討論圖書館這方面“變”的發展。另一方面圖書館的“不變”,也充分反映出圖書館在社會體系中的基本存在價值以及其在社會學研究中的元素性成分。以我個人最近幾年的初略性研究,發現圖書館的“不變性”研究,在于能夠透視圖書館的真正本質與存在目的。所以,在研究圖書館從自動化管理趨向變換化管理之際,往往亦把“圖書館的變”與“圖書館的不變”投入一個“對稱”的思考中去衡量。
研究圖書館學學術的學術理論,須同時注重圖書館在社會中的“變律”與“定律”這兩個元素,惟如此,似乎這個學術理論才能浮現與真正誕生。3歐洲地區圖書館學研究
根據LeifLorring的說法,1989年柏林圍墻倒塌后,促進了歐洲各國的關系和聯系,歐洲圖書館教育機構亦增加了許多互動,各國并發表了Bologna宣言,亦即TheBolognaProcessTowardstheEuropeanHigherEd-ucationArea,追求在2010年建立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高等教育領域,并使這個歐風系統全球化。
在Bologna宣言影響下,2005年百位歐洲各國的LIS教育學家,共同規劃了一份LIS教育課程,EuropeanCurriculumReflectionson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Education的反映報告,這份報告由西班牙,荷蘭,英國,挪威,德國,立陶宛等六國的LIS的學術機關領銜,有100余位參與者提出超過500份書面意見,并且經過2500位的網絡參與,分成12個分組討論所總結而成,這份報告的內容集中在12個議題之下,分別是:①廣域Meta-leve!LIS教學課程;②文化資產與文化資產數字化;③信息素養與學習;④信息查找Seeking與信息檢索;⑤信息社會;⑥知識管理;⑦知識組織;⑨圖書館在多元文化信息社會的國際交流;⑨歷史觀點下的圖書館與社會;⑩調和歐洲文化的特色;⑾圖書館暨信息機構的理論與實務;⑿圖書館管理與推廣。
這份具有歐洲風格的LIS課程計劃,強調了文化內涵為LIS的重點,也把知識管理和知識組織納入教程。LIS教育學者的心理極限,將影響從業人員的行為表現,預見集體的心理極限,必將影響未來的發展。歐洲圖書館學風格中的數據處理學Documentation一直是一個特色。以法文名稱會銜的“國際文獻處理聯盟”FID雖然進入歷史的蟄伏期,資料處理學(Doeu-mentation)長久以來都是歐風圖書館學的重要部分,因此LID在歐洲圖書館界仍然是一個比較于LIS為更多人所接受的圖書館學稱謂。
4北美地區圖書館學研究
最近有一個四人專家組簡稱JITA,JITA是分別將四人小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為代表組串起來,他們是JoseManualBarruecoCruz、ImmaSubiratsCoil、ThomasKrichelandAntonellaDeRobbio四人,在JITA四人專家組分類下的“信息使用和信息社會學”這個部分,事實上也等于是現代圖書館社會學,引起了高度的重視,在這個領域內共計羅列了九項很重要的課題,包括:①信息使用和沖擊影響Useandimpactofinformation;②書目計量法Bibliometricmethod;③信息存在于社會Infor-mationinsociety;④信息社會Informationsociety;⑤信息經濟Informationeconomics;⑥信息政策Informationpoli-cy;⑦信息傳播與流通Informationdisseminationanddif-fusion;⑧信息需求和信息需求分析Informationneedsandinformationrequirementsanalysis;⑨使用者界面和使用能力Userinterfacesusability。
四人小組特別把書目計量bibliometric列入信息社會,這是非常正確的認知,也具有深長的意義。書目計量bibliometfie有一連串的變身包括信息計量infomet-ric、網源數據計量webmetric以及科學計量scmntomet-rjc等,事實上正本朔源bibliometric一詞即可涵括info-metric、webmetric。書目計量是一種針對知識行為的研究behaviorstudy,包括作者個人知識習性和行為表現的研究,社會集體性知識行為的研究,并以統計方法呈現出這種知識行為的特征與圖像,成熟的書目計量可以反映出知識成長的趨向。
目前,書目計量的研究尚處于蠻荒的原始階段,2003年擔任美國信息學會ASIST會長的TrudiBellardoHahn女士亦指出:信息科學研究者創出了書目計量學bibliometrics,以測量信息爆發Informationexplosion量,書目計量對于科技和學術的產生及傳播,具有相當意義。我愿意指出:書目計量學的潛能和影響力尚未全面出現。書目計量是知識管理的基礎手段之一,書目計量也是研究信息社會學的起步,書目計量本身急待建立起一套系列性的方法。書目計量的初步完備,不僅可以測量各種信息在不同媒體與信道中的爆發,亦可以促成知識在量化計算后,進入到序列的合理狀態。
崔蒂漢TrudiHaln女士2003年以美國信息學會ASIST會長的身份,反省反思:信息科學對于世界有什么貢獻?她的睿智與自審能力指出除了上述“書目計量”之外,更包括自動化索引摘要系統、信息儲存與檢索系統ISAR、信息行為研究以及信息政策形成等四大“貢獻”。
在北美地區的學術世界中,InformationScience和LibraryScience是如此接近,甚至是一家親。但是,在我們所處的學術界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港澳地區等,將library和information劃上一個相等符號,可能還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無異議”,甚至異議可能特多。這方面的美國圖書館學研究,是值得我們羨慕的。
5中文圖書館學的成學與建立
中文圖書館學ChineseLibrananship或中國圖書館學科學ChineseLibraryScience的建立與成學,是一個值得好好思索的問題。就世界性的圖書館學發展而言,具有比較性研究價值者,才有成為被研究的對象。中文圖書館學研究在歷史上的獨特性成果,已然成為圖書館學門的重要分支學科如古典目錄學,在信息應用方面亦由于中文文字的特性使然,促成中文信息系統在許多方面有別于西方羅馬拼音文字的處理。中文的文獻處理documentation,亦可自成一學,而成為中文圖書館學的重要部分之一。
中文圖書館學的特殊內涵與特色文化背景因素,其中無論是古典目錄學的理論蘊底與演化、版本學的獨樹與文藝復興,或者是現代信息學在詞匯控制與索引系統中的比較研究,甚至是歷代藏書、編書的大規模知識管理精神。在認真成學后,是可以在全球圖書館事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中文圖書館學在各種識讀能力落差ICTdivide問題上,自古以來,有許多有別于西方文明的經驗,從不同的書字史到文字統一的“恒不變”,從多語文并用的歷朝歷代文獻,到不同文體的演變與演進等,都是這方面的研究資源。中文圖書館學在各種信息取得時的差別informationgap,可以追溯到“孟母三遷”或更遠的歷史故事,官方的驛道與“報”以及清廷的七閣布局,則是另一種研究的重要資源。中文圖書館學在各別知識流布與創新過程中的差異問題,更可以上溯孔夫子“有教無類”的精神,九流十家的演變,性善性惡之說以及歷來儒學發展中的辯證史程,中華知識的興衰俱在其中。
古典與現代的結合,是發展中文圖書館學的重要途徑。中文圖書館學要跳脫“學科名詞”的迷失與自我困局,前述的目錄之學、版本之學、書法之學,甚至校讎之學都是不同歷史時期的“圖書館學”,均可納入中文泛圖書館學的學術研究內容,再加入近代西風下所影響的新興之學包括信息科學、知識管理、文獻處理、圖書與信息、信息管理等,以百川納入海的角度看都是中文圖書館學成學的組成成份。新學與舊學的融合,能造成有如文藝復興般的新興學科:中文圖書館學,甚至直接命名為中文知識管理學。
6泛圖書館學的共同理論基礎
在主觀與客觀的條件下,圖書館學學術研究的方圓,似乎必須要放棄“學科名稱的我執”,不執著于稱為“圖書館學”,或“信息科學”,或“信息管理”,或“圖書信息學”,或其它等等。譬如臺灣各圖書館學系所的名稱,至少就有四種以上的不同稱謂。各個名稱和稱謂自然就代表不同的意涵與研究范圍,以其問的最大公約稱之為“泛圖書館學”,涵括其學術研究的領域,并且找出共同的理論基礎,才能劃定本門學科自己追求的學科際當與成學后的宇宙方圓。
假若,我們可以找出不同歷史階段的“泛圖書館學”,都有其“恒不變”的定律問題存在。經過辯證的證明,則泛圖書館學框架下的共同理論基礎,便有可能確定下來。若如此,圖書館學的學術高度與際當的追求,可以成為一個目標去進行純理論的研究、探討。并獲得學術研究上的豐碩與認可。
2007年4月6日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我提出了“知識不飽和理論”可以成為圖書館學、信息科學和知識管理的共同理論基礎。這個大膽的假設,尚須靠圖書館界的精英們,大家一起來探究、辯證與論證。
圖書館學學術研究在理論基礎方面,可以認真地建立起來。也唯有建立基礎性的理論基礎,圖書館學學術研究的方圓與內涵,才能逐次地浮現出來,蔚為一門公認與自信的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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