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科技文化發展的幾個階段

導語：淺談科技文化發展的幾個階段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科技文化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智力成果，并且是推動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重要力量。在科技文化的早期傳播過程中，西方科學文化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非西方的國家或地區的科學活動在根本上依賴于歐洲科學傳統。但是，受本土化及各種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非西方國家或地區采取一系列措施完成近代科學的移植并確立獨立的科學文化傳統。科技文化在與本土文化價值體系和社會其他文化價值體系的碰撞和融合過程中逐漸獲得豐富的內涵，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和先進文化形態。

［關鍵詞］西方科學、科技文化、全球化、開放性

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和力量的不斷彰顯，科技文化愈來愈受到重視和推崇。科技文化集中體現了科學技術的文化功能，成為人類社會先進文化的代表。盡管如此，目前對科技文化的內涵仍然難有一個定論。科學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人類文化中最具普遍性和全球特性的一部分。科學與技術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似乎都是獨立發展的，只是到了20世紀后期才有了更加緊密的聯系。因此，我們可以從近代科學的誕生和發展歷程以及現代科學與技術的一體化進程中去理解科技文化的深刻內涵，由此可以總結出科技文化發展的幾個階段及其蘊含的開放性特征。

一、西方科學文化的早期傳播

按照美國科學史家喬治•巴薩拉(GeorgeBasalla)的觀點，近代科學在歐洲誕生以來，在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經歷了以下三個(重疊的)階段:一是非科學的國家或地區為歐洲科學提供來源;二是非歐洲國家或地區的科學活動主要建立在歐洲國家已確立的科學文化傳統的基礎上;三是非歐洲國家或地區努力形成一種獨立的科學文化傳統并完成科學移植的過程［1］。誕生于西歐的科學革命牢固地確立了近代科學的思想觀念、實驗活動和社會建制。從廣闊的歷史背景看，西歐國家通過軍事征服、殖民擴張、商業貿易和傳教士活動，將歐洲的科學遺產帶到更廣闊的世界。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歐洲人對新大陸的科學探索活動隨之展開。近代科學的早期傳播主要表現為調查和收集新大陸的動植物標本，研究其特征，然后將結果帶回歐洲。這一時期的科學活動首先集中于植物學、動物學和地質學，其次是天文學、地球物理學和地理學科群(如地形學、制圖學、水文地理學、氣象學)，最后是人類學、民族學和考古學。從事科學探索的自然主義者既有職業科學家，也有業余愛好者，大多扮演著探險家、旅行家、傳教士、外交官、醫生、商人、軍人、藝術家和冒險家的角色。經歷科學革命的洗禮，受過科學訓練并擁有專門知識的歐洲人更清楚地意識到新大陸上的發現具有重要的價值。歐洲自然主義者在世界各地的叢林、沙漠、山脈和平原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以啟發歐洲科學共同體的研究。近代科學首先從歐洲傳入北美洲。16世紀，歐洲自然主義者對西印度群島的博物學作了大量描述，隨后對美國東北部和東南部的博物學進行探索。1768－1780年，詹姆斯•庫克(JamesCook)船長進行的三次探索航行標志著太平洋地區(尤其是澳洲大陸)成為科學活動的目標。在首次航行中，英國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JosephBanks)發現了澳洲大陸的動植物和民族學寶庫。受班克斯的激發，英國植物學家羅伯特•布朗(RobertBrown)在澳洲收集了三千多種植物標本，并于1810年出版了系統研究澳大利亞植物的著作《新荷蘭的未知植物》。除此之外，這一地區的科學活動還包括英國植物學家約瑟夫•胡克(JosephDaltonHooker)于1839－1843年在南極洲的科學探險以及英國博物學家華萊士(AlfredRussellWallace)于1856－1862年在馬來群島的探險活動。同一時期，歐洲人的科學足跡也進入亞洲和非洲。日本在16世紀末對西方開放之后，它的博物學研究很快被歐洲科學家所主導。從17至19世紀，越來越多的歐洲科學家來到中國，進行博物學研究。自從葡萄牙人開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之后，英國的傳教士、醫生和職業科學家也對印度進行自然探索，廣泛收集動植物標本，并在加爾各答建立植物園。非洲西海岸自15世紀被葡萄牙航海家發現，但由于各種原因歐洲的科學探索主要限于非洲大陸邊緣。歐洲人在異域土地上收集的所有動植物和礦物標本以及累積的所有信息材料都被送回歐洲，填滿了歐洲的動物園、植物園和博物館。這背后隱藏著歐洲科學文化的中心地位。那些到世界各地進行探險考察的科學家發現，對異域土地的博物學研究所獲得的經驗改變了他們的科學觀點，比如從世界各地收集的動植物標本使之前為歐洲動植物設計的分類系統變得過時。因此，歐洲科學在傳播到更廣闊的世界過程中經歷了重要轉變。近代科學的早期傳播承載著歐洲人所代表的科學文化傳統，他們是“科學革命的繼承人”，確信“物理宇宙不是通過不受約束的思辨或神秘的沉思來理解和征服的，而是通過直接地積極面對自然現象來達到”［1］612。

二、非歐洲國家科學文化的依賴性

16至19世紀，歐洲人遍及全球的科學探索活動傳播了西方科學文化，也使西方科學的觀念傳入歐洲之外的世界。由于歐洲國家的軍事擴張和殖民化運動，這些地方大多淪為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方科學觀念的引入及其與本土科學觀念的融合使這些地方的科學活動范圍不斷擴大，使更多的本土科學家不斷涌現，也使科學事業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科學活動建立在歐洲國家所確立的科學傳統和制度的基礎上，在科學文化上必然依賴于歐洲。非歐洲國家科學文化的依賴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歐洲之外的人們開始確立西方科學的觀念并由此改變自身的“科學”觀念和知識范疇或信念傳統。例如，埃及在1815年進行軍事和官僚制度改革后，設立學校，翻譯西方科學知識，聘請西歐國家的教師、技術專家和軍事官員來講授相關科目。到19世紀70年代，埃及的有識之士開始用古老的學科和知識范疇來理解新的知識。英國在1882年占領埃及之后，埃及新一代知識分子使用新的術語來介紹科學。再如，19世紀后半期，西方傳教士將研究自然的特殊模式(即近代科學)帶到中國，但晚清中國的自然研究屬于“要保護本土文化的帝國和知識分子的計劃的一部分”［2］。嚴復在翻譯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時將其解釋為中國古代儒家與道家之間的倫理爭論的一個新近典型例子。中國人直到1900年都用自己的說法來解釋從“中國科學”到“現代(普遍)科學”的轉變，一些人甚至認為歐洲科學起源于中國，建立在先秦諸子的理論基礎之上。20世紀后，“西學源于中國”的看法逐漸被現代科學觀念所取代［2］。其次，非歐洲國家的科學家在集中于博物學研究的同時，擴大了科學研究范圍，卻無法開辟新的科學領域。18、19世紀的北美和南美、俄羅斯和日本，19世紀的澳大利亞和印度以及20世紀的中國和非洲就是這種情形。這些國家的科學家或者從歐洲的學術機構接受科學教育的正式訓練，或者通過研究歐洲科學家的著作接受非正式訓練。這些訓練引導他們對歐洲科學家所勾畫的科學領域和科學問題產生興趣。對歐洲科學文化的依賴決定了非歐洲科學與歐洲科學之間的差距。例如，拉丁美洲的科學進步緩慢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咎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沒有廣泛地培育現代科學。非歐洲國家很少能產生大的科學研究中心或科學學派，難以擺脫對歐洲科學文化的依賴。最后，非歐洲國家的科學教育和科學研究被外在的科學傳統所支配。1847年，瑞士裔美國科學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Agassiz)就批評美國在科學研究上順從英國，當時的美國物理學家更愿意在有聲望的英國期刊《哲學雜志》(PhilosophicalMagazine)而不是美國的《物理評論》(PhysicalReview)上發表文章。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許多美國物理學家、化學家和生物學家前往柏林、萊比錫、哥廷根、海德堡、慕尼黑和巴黎學習或完成博士學位。1904年，美國數學學會有10%的成員從德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至少有20%的成員在德國大學里學習過數學。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科學進步緩慢。1868年之后，日本大量引入美國、德國、英國和荷蘭的科學家、工程師和醫生來日本大學任教。1868－1912年間，日本有超過600名學生被送往美國和歐洲的科技中心接受特殊訓練。

三、獨立的科技文化傳統的形成

非歐洲國家的科學家在移植西方科學的過程中也在努力創造一種獨立的科學文化傳統，這種轉變來自三個方面的外部原因。其一，民族主義的激發使非歐洲國家的科學家更愿意構建獨立的科學文化。美國獨立戰爭之后，民族主義情緒鼓勵其建立美國科學。南美洲的殖民地國家脫離西班牙后，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同樣出現。1848年，被譽為“美洲導師”、委內瑞拉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安德烈斯•貝略(AndresBello)就提倡一種帶有自己國家起源印記的南美洲科學。其二，20世紀的“科學”作為一種普遍知識和公正真理的觀念也激發了非歐洲國家建立獨立的科學文化傳統。著名科學史家喬治•薩頓認為，科學是對整體人性的承諾，可以為愚昧無知者提供解放，“意在消滅產生罪惡和不公正的黑暗”［3］42。薩頓進一步把不同的人類文化聯系在一起，溝通科學與人文，宣稱“科學的統一性和人類的統一性只是同一真理的兩個方面”［3］34。在普遍科學觀念的影響下，既然科學真理不是為某一國家或文化傳統所專有，那么建立以追求真理和人類進步為核心目標的科學文化在其他國家或文化傳統中也是可能的。其三，近代科學多重來源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為非歐洲國家建立獨立的科學文化提供了精神動力。科學史家林德伯格考察過東方的伊斯蘭科學對近代科學革命之前的歐洲科學傳統的貢獻［4］，薩頓和李約瑟都渴望證明東方文明對近代科學的貢獻。薩頓認為，從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到中世紀阿拉伯和波斯的東方智慧塑造了西方科學。李約瑟將近代科學類比為“海納百川”(manyrivers，onesea)，力圖將中國古代科學納入到更廣闊的世界圖景當中［5］。除了上述外部原因，非歐洲國家在觀念、制度和技術基礎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對創造獨立的科學文化傳統起了根本作用。首先，鼓勵科學研究，而不是在哲學觀念和宗教信仰等基礎上抵制科學。例如，西方科學在傳入中國過程中遭遇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阻力［6］。科學在當時中國發展緩慢的一個原因是它很難替代作為主流哲學的儒家學說。儒家思想強調道德原則和人倫關系的重要性，而不鼓勵對自然界的系統研究，因而在觀念上與現代科學的旨趣并不一致。直到19世紀末，儒家思想受到根本挑戰，才逐漸被更接近于現代科學精神的價值體系所取代。社會文化觀念阻礙科學發展的另一個例子是19世紀的巴西。當時巴西的上層社會對手工勞動持有強烈偏見，科學家的工作(例如通過實驗手段研究自然界的活動)被認為屬于社會底層。雖然巴西的本土科學家很熟悉國外的科學文獻，但是這種社會觀念和文化風俗將他們與自然界隔離開來。社會結構中的這種嚴重偏見不可能輕易消除，因而成為巴西科學發展的阻滯因素。只有當科學成為一種主流價值觀時，科學家的社會地位和勞動成果才更能得到認可。其次，支持科學事業，從研究資金、教育體系、科技組織和科技交流等方面給予資助。第一，科學研究需要得到國家的資助和鼓勵，而國家在科學問題上要保持中立。第二，國家在所有層次的教育體系中引入科學教育，包括建造實驗室、引進和培訓教師及技術人員、購買科學儀器設備、出版科學教材、建立科學圖書館等。第三，創立本土的科學組織，包括建立一般的科學專業學會來為整個科學事業服務，建立專業者協會來滿足特定科學研究領域人員的需要。第四，開辟渠道促進正式的國際科學交流，尤其是創辦科學雜志并促使其獲得廣泛認可。最后，技術基礎是形成獨立的科學文化的必要條件。例如，文藝復興時期，技術的驚人發展和技術家及其技術著作的涌現為新的科學思想的提出作了重要準備［7］92。科學與技術在根本上是相聯系的，技術積累在確立一種獨立的科學文化過程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二戰期間，西歐國家的科學領導地位受到美國和蘇聯的挑戰。二戰后，美國在世界科技中居于支配地位，確立了獨立的科技文化，并對歐洲和其他國家產生影響。按照約翰•克里格(JohnKrige)的觀點，美國科學家和科技管理者在二戰后通過冷戰政策的鼓勵和引導對歐洲科學的重建施加重要影響，這實際上是歐洲科學的“美國化”進程［8］。20世紀中國的科技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受美國和蘇聯的科技文化的影響，包括科學教育制度的建立和科技人員的訓練交流等。中美之間的科技人員在20世紀后半期的跨國流動甚至被一些科學史家稱為中國科學的“美國化”過程［9］。因此，美國和蘇聯從20世紀中期開始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立成熟的科技文化，并產生廣泛的影響力。與之相比，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顯示出快速的科技進步，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表現出很大的科學潛力，但是它們在建立自己獨立的科學文化之前仍然有許多的障礙需要克服。

四、科技文化走向全球化

從16至20世紀，西方科學文化在世界科技文化當中一直占據主導方向，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化。20世紀后半期，科學與技術的聯系變得更加密切，兩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被融合成一個緊密聯系的網絡，給科技文化的發展帶來深刻影響。首先，科技文化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相對獨立的亞文化體系。“科學發現是一種理性的、批判過程的結果”，“科學自身通過不斷積累更多證據而獲得對事物本性的充分理解，進而逐漸進步。我們從這個過程中學會的東西不同于任何政治利益群體做出的陳述。相反，科學是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要接受不斷的質疑和來自科學共同體內部的檢驗”［10］。科學技術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從2002到2012年十年間中國、印度和巴西在科技研發方面的支出超過兩倍，對世界科技研發支出的貢獻由17%增加到24%［11］。其次，科技事業在世界范圍內的聯系更加緊密。在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的科技人員、信息和設備之間的往來和交流更加方便和快捷，跨國之間的科技合作更加容易。科技研究的全球化創造了一個更加開放的智力生態系統，一些“大科學”工程的國際合作能夠取得單個國家所無法獲得的先進科技成果，氣候變化、食品安全、傳染性疾病等重大的全球性問題可以通過跨國科技合作來解決。最后，科技文化需要在與本土的科學思想傳統和社會其他(即非科學的)文化價值體系的碰撞和融合中得到完善。經濟不發達國家或地區的人們難以享受到信息革命或互聯網帶來的便利，導致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科技差距越來越大。同時，科學技術所構建的工業社會和現代化造成人們思維模式的量化和單一化，導致人們陷入技術構筑的規則之網而不自由。科學技術直接或間接引發的負面效應及社會問題，表明科技文化本身存在某種局限或缺陷。因此，科技文化一方面可以從本土的科學思想傳統中汲取有價值的成分，另一方面也需要與社會其他文化子系統(例如，藝術、文學、哲學、宗教等)展開互動，借鑒積極要素來作為補充。例如，從某些傳統科學思想當中吸收“與自然為善”的生態價值觀念，從宗教和哲學中獲取人文關懷的思想資源，由此科技文化的內涵可以得到豐富和拓展。

作者:陳明益 井輝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