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制度研究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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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戰略依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戰略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制定的，這種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就是發展戰略的客觀依據。它主要包括世情和國情兩個方面。

（一）時代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

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理論體系，深刻揭示了社會發展、人類解放、人民幸福的必然規律，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列寧主義的誕生，十月革命的勝利，思想的誕生，中國革命的勝利，從理論上深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從實踐上開辟了人類解放的現實道路，開辟了人類世界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新時代，從而構成時代的總特征。十月革命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新的大時代，演化為戰爭與革命、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特征的兩個小時代，這兩個小時代前后相繼，由大時代支配和決定，是總特征在不同階段的體現。目前我們仍處于大時代條件下和平與發展的階段。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對這一階段當今世界的基本形勢進行了科學的表述，全會認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

（二）中國國情是我國文化發展戰略的基本立足點

首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制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戰略的根本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二是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前者揭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后者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定位，表明不發達、不成熟、不完善。兩者的統一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前者的性質決定了我國的文化發展戰略只能是而且應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發展戰略，即由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國體的根本政治制度所決定，并為它們服務的文化發展戰略或道路；只能是而且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處于指導地位的文化戰略思想或道路。后者不發達的社會程度決定了我國的文化戰略又不能超越階段。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并從其統一性出發制定文化戰略，是文化戰略科學性的前提。其次，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性特征是制定文化發展戰略的現實基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建設的偉大成就為文化的生存發展、為文化的戰略制定提供了現實的經濟政治社會基礎，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與鞏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推進與發展，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所積累的文化建設經驗，各項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進步與繁榮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現實的文化基礎。目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已經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機遇和挑戰兩個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是這一階段的總體特征，同時，在這一階段也存在價值扭曲、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社會腐敗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階段性特征及問題構成了文化發展戰略的直接現實基礎。第三，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是國情依據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以文明古國著稱于世，有燦爛輝煌的古典文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其優秀部分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偉大革命形成的紅色文化，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是我們更加珍貴的精神財富，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戰略制定、發展道路選擇的重要依據。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性質特征、重要方針和目標任務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世情國情為依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科學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決定的第二部分以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為題，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性質特征、目標任務和指導方針。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文化發展根本的指導思想，其基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是指導我們確立文化發展戰略，從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包含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內容。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最新成果，要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以科學發展為主題，尊重文化發展規律，要把科學發展的理念貫穿于文化建設的全方位、全領域、全環節，努力實現文化發展的科學化。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特征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性質特征的科學揭示，是對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根本性回答。社會主義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內在性質，它向世人昭示，它與一切剝削階級舊文化有根本的區別，它是為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服務、為最廣大中國人民服務的文化，它具有鮮明的黨性，是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文化，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時代性、民族性、科學性、人民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四大特征。改革創新、“三個面向”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是在國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的歷史時期，以改革開放為總特征、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的條件下，黨對文化建設的新要求，具有鮮明的時代性特征。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是對文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所謂“民族的”，首先，它是愛國主義文化，它維護祖國的主權、祖國的統一、維護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維護各民族的團結，視祖國的利益高于一切。同時，它具有民族的特點，具有中國的語言、中國的風格、中國的氣派。還在于，它與世界一切民族的進步文化相聯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并善于吸收人類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再有，它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文化，是具有自信的文化。所謂“科學的”，是指它具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武裝，能正確認識文化發展規律，具有文化自覺。同時，崇尚科學、反對迷信。“大眾的”是指人民性特征，就是說，這種文化尊重人民文化主體地位，維護人民的經濟政治文化權利，服務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的文明素質，武裝人民的思想靈魂，指導人民的社會實踐。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重要方針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發展方針，概括起來就是“五個堅持”，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以人為本；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改革開放。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在深刻總結我國文化建設歷史經驗基礎上，概括提出的“五個堅持”的重要方針，集中體現了我國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反映了中國文化的獨特屬性和文化工作的特殊原則，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重要內容，是指導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方針。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戰略的目標任務

根據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可以概括為五大任務，兩層目標。五大任務是：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兩層目標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按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要求，到二○二○年文化改革發展的奮斗目標，概括起來就是公民素質、文化產品、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文化體制、文化人才等六個方面都要明顯提高。在以上的任務中突出強調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而目標具有不同的層次性，前者帶有總體性、根本性，后者帶有具體性、階段性。這里任務和目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任務具有措施性，是為實現目標服務的。這些目標任務是一個相互滲透、相互聯系的整體。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基本路徑

《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七個方面闡述了文化發展的戰略措施，回答了怎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一系列基本問題。

（一）加強和改進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提高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科學化水平

要切實擔負起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政治責任，加強文化領域領導班子和黨組織建設，健全共同推進文化建設工作機制，發揮人民群眾文化創造積極性。黨的領導是文化改革發展的根本保證。

（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礎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方向。

（三）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

要堅持正確創作方向，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工作，推出更多優秀文藝作品，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完善文化產品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

（四）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

滿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必須堅持政府主導，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讓群眾廣泛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要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現代傳播體系，建設優秀文化傳承體系，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堅持保護利用、普及弘揚并重，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新時代鼓舞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

（五）加快發展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發展文化產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滿足人民多樣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按照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推動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支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為推動科學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六）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加快構建有利于文化繁榮發展的體制機制

必須牢牢把握正確方向，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社會監督、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為文化繁榮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七）建設宏大文化人才隊伍，為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有力人才支撐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隊伍是基礎，人才是關鍵。要堅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源思想，全面貫徹黨管人才原則，加快培養造就德才兼備、銳意創新、結構合理、規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隊伍。（本文來自于《中共烏魯木齊市委黨校學報》雜志。《中共烏魯木齊市委黨校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張志申工作單位：中共烏魯木齊市委黨校

第二篇

一、文化發展動力機制的研究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開啟了真正實踐意義上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華民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昂姿態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然而，長期以來，我國文化的發展長期落后于經濟等其他領域的發展，出現了“文化滯差”。我國在建設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不僅要實現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現代化，更應該是文化的現代化，這樣才能體現出現代化的全面性。因此，當前任何一種具有現實感和責任感的文化哲學，都把文化發展問題作為自己研究的命題之一。而深入研究文化動力，以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無疑是具有現實意義的核心問題。本文將通過對文化范疇的起源、簡單分類和界定的基礎，進一步研究推動文化發展的動力機制，以提高文化發展的自覺性，為我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提供理論支撐。

二、文化范疇

(一)文化范疇的起源

國內外研究學者對文化范疇的研究由來已久。有史料可查的中國文獻記載中，“文”與“化”并用共同組成文化概念最早可見于《周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段話里的‘文’即從紋理之義演化而來。日月往來交錯文飾于天，即‘天文’，亦即天道自然規律。同樣，‘人文’指人倫社會規律，即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縱橫交織的關系，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構成復雜網絡，具有紋理表象。這段話說，治國者須觀察天文，以明了時序之變化，又須觀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從文明禮儀，行為止其所當止。在這里，‘人文’與‘化成天下’緊密聯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確。”［2］在西方人的論述中，“文化”范疇的出現晚于中國。據史料記載，西方語言中的culture，大概最早見于1690年安托萬•菲雷蒂埃所著的《通用詞典》中，其定義為“人類為使土地肥沃，種植樹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并且注釋有“耕種土地是人類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中最誠實、最純潔的活動”，這里西方人所用的“文化”范疇是用來隱喻人類的某種能力和才干，也用來指代人類的某種活動形式。而直到19世紀中葉，“文化”一詞才取得它的現代意義，并逐漸成為一個完整體系的表述方式，即術語。在這以后，文化和文明常被看做是具有同等意義的范疇加以使用。

(二)多維視野中的文化范疇

中外文化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哲學家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家，通過廣泛而深入的研究，都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對文化范疇做出了自己的闡釋。這些闡釋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1952年著名美國文化學家A．L．克魯伯和克賴德•克拉克洪在1952年發表的《文化•概念和定義的批評考察》中共列舉了1871－1951年西方關于文化的161種定義;國學大師季羨林認為，可以把文化分為500多種;胡瀟教授更是認為，至今關于文化定義已經達到10000多種。我們在此不可能詳盡所有文化范疇，只可以對其做大致歸類。具體說來，較有影響的文化范疇主要有如下幾類:1．“綜合總體”論“綜合總體”論，即把文化看成人類創造的物質和精神成果之總和。在這里，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克拉克洪和凱利的論述更具代表性:“文化是一整個的叢結。這一整個的叢結包括器物、信仰、習慣以及被這些習慣所決定的人的活動的一切產品。”“當我們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個敘述的概念時，意即人類創造所累積起來的寶藏，也即書籍、繪畫、建筑等等，除此以外還有我們適應人事和自然環境的知識，即語言、風俗、成套的禮儀、倫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范圍以內。”［3］中國的許多學者都持有類似觀點，如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梁漱溟將文化界定為三個層面:“(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學、科學、藝術等是……(二)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對于周圍的人……之間的生活方法都屬于社會生活一方面……(三)物質生活方面，如飲食、起居種種享用，人類對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種是。”［4］2．“精神文化”論“精神文化”論，即把文化界定為一切精神現象之總和。英國著名人類文化學家泰勒持有這種觀點，他寫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整體。”［5］國內也有不少學者持此類觀點，高長梅、吳玉紅指出:“社會文化即文化，是相對于經濟、政治而言的，他始終是與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相伴而生并互相促進的。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感念，一般來說包括知識形態的文化、觀念形態的文化和制度形態的文化。”［6］3．“歷史傳承”論“歷史傳承”論多為一些歷史學家所持有的觀點，即把文化理解為人類歷史地沉淀下來的傳統或財產。如克魯伯指出:“一堆學得的和傳承的自動反應、習慣、技術和價值以及由之而導出的行為，乃構成文化的東西。”梅德也持有這種觀點:“文化乃傳統行為的全部叢結。這樣的叢結為人類所發展，且為每一代繼續不斷學習著。……文化可以指一個社會所特有的傳統行為形式;有時可以指一群社會的傳統行為形式;有時可以指某一地區的傳統行為形式;有時也可以指某一地區的傳統行為形式。”4．“生存方式”論本文所用的文化范疇更傾向于“生存方式”論。在這里，文化不是作為和經濟、政治、自然活動等具體現象相并列的范疇，而是內在于人的一切活動之中。衣俊卿教授在這種意義上把文化定義為:“文化是歷史地凝結成的，在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中占主導地位的生存方式。”［7］此種層面上文化范疇的界定，不受“本體論”的局限，從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宏觀視野出發，把文化界定為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和圖式以及人的行為規范體系，從而更有利于在本質層面上揭示文化發展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另外，根據文化層次上的不同，由淺到深又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最有內在性、最深層次，也最能體現人的超越性和創造性的文化。

三、文化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文化發展的重要意義

1．文化發展對人類進步的重要意義文化的本質是人化。文化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對象化，是歷史地凝結成的人類生存方式，文化的發展程度標志著人類對自然超越的尺度和人的自由程度。因此，我們從馬克思根據人的自由尺度所劃分的人類發展的三個不同階段可以透視出文化對人類進步的意義:“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8］2．文化發展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文化作為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內在圖式和機理，規定經濟和政治等具體社會活動的模式和方向。關于文化發展對社會的意義，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論述最為典型，他據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軸心論，認為正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人類軸心時期形成的不同文化決定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以后的發展模式和方向，“軸心期的創造性時代之后是巨變和文藝復興;直至公元1500年，當歐洲邁出其前所未有的步伐時，中國和印度卻準確地同時步入了文化衰退”。［9］從以上的兩方面論述，我們不難看出，深入挖掘文化自身發展的動力機制，不僅是基于對文化哲學的理論豐富，更是源于對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終極關懷。

(二)文化發展的動力機制

我們在這里要做的，并不只是關于一般文化范疇的簡單歸類和文化發展意義的探討，把文化范疇在本文范圍內做了限定后，我們要馬上轉入對文化動力機制的研究，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0］推動文化發展的動力是多重的，正如西方的“多元文化動力”觀所主張的，文化的形成要受歷史、地理、宗教、經濟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本文在此對各種影響文化發展的因素不可能詳盡羅列，只對文化發展起決定作用或者起重大影響的動力做一些論述，主要包括:文化產生和發展的原動力、根本動力、內在動力和外部動力。

1．文化產生和發展的原動力———人類對價值的追求

文化發展的原動力，即文化發展的第一推動力。正如牛頓所認為，上帝是“第一推動力”，文化的發展也有“第一推動力”，即人類對價值的追求。人類對價值的追求，即人類的需要構成文化發展的原動力。其他動物由于先天本能的優越性，只靠自己的天然器官就可以生存和滿足自身的需要。例如號稱“冰上之王”的北極熊，靠身上類似于“光電管”的細細的絨毛吸收陽光中的紫外線，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冰天雪地里;鷹靠眼睛里密度高達每平方毫米100萬個的感受器可以在很遠的高空捕獲地面的獵物;螞蟻靠復眼將“航向”對準巢，即使在大霧彌漫的天氣也能找到回家的方向……但是人類器官功能是非特定化的，沒有北極熊的絨毛，也沒有螞蟻和鷹的眼睛……。因此，人在自然本能上是薄弱的。也正是由于人類器官功能的非特定化和自然本能的薄弱性，人類要想滿足自己的需要，甚至是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必須創造出超越自然本能的“第二自然”———文化，進而確立了人的主體性。人類的需要可分為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人類的自然需要主要是和人的生物本性相聯系的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需要，這是人類的“第一需要”，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這樣論述的:“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11］人類自然需要的滿足主要是通過物質文化(更接近于物質文明)的創造來滿足的。而物質文化的創造過程，正是在人類對物質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不斷需要的驅動下創造出來的。人的社會需要是在一定自然需要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形成的，如進行經濟、政治等社會活動的需要和相關的精神需要。人類社會需要的滿足主要是通過相關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創造來滿足的，如人類出于生產以維持生存需要而產生了經濟制度文化，并依靠經濟制度，即生產關系來規范和確定生產者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產品分配;出于進行交往和對行為進行規范的需要而產生了語言、行為規則、紀律和法律等文化要素，以語言為例，關于需要對語言產生的重要性，馬克思這樣論述:“語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而為了進行社會管理和階級統治的需要產生了政治制度文化;出于人類思想的表達、傳播和提高人的素質以及服務生產等，需要產生了文學、藝術、天文、科技等精神文化。以精神文化要素之一的天文學和數學為例，古埃及人正是出于:“計算尼羅河水的漲落期的需要，產生了埃及的天文學，”［12］同時，也是處于丈量土地的需要才得以產生古埃及的數學。恩格斯關于社會需要對文化的推動作用如是說:“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13］在基本的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得到滿足以后，人類更高層次的需要又層出不窮，促使新的文化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因此，正是由于人類對各種價值和需要的追求，以及自然和社會對人類需要的不斷否定，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構成了文化發展的原動力。

2．文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實踐活動

文化的根本動力，即貫穿于文化發展過程的始終，并對其他動力起決定作用的動力。按照馬克思主義對實踐范疇的界定，實踐是“人類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物質活動。”［14］其中“目的”即人的需要———對各種價值的追求，在“需要”的第一推動力下，人類開始了自己的實踐活動，也正是在實踐活動中才創造出自己光輝燦爛的文化。人類通過實踐活動改造著世界，同時也改造著人類自身和其固有的生存方式———文化。對此馬克思是這樣論述的:“在再生產的行為本身中，不但客觀條件改變著……而且生產者也改變著，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從文化哲學的角度來講，文化作為人類歷史地凝結成的生活方式，“是實踐的歷史沉淀和對象化，文化又構成實踐活動的內在機理和方式。”本文認為就這種意義上來說，文化類似于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邏各斯”(logos)。在古希臘語言中，“邏各斯”原意是“話語”，“就邏各斯是世界的本原而言，它又可被理解為‘原則’、‘規律’、‘道’等。”對于“規律”和“道”的認識上要取決于實踐活動的深化，同理，文化的發展也取決于實踐的根本推動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實踐可以分為三種基本形式:生產實踐、處理社會關系的實踐、科學實驗。生產實踐，即人類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在生產實踐過程中主要創造出物質文化———接近于物質文明(當然也孕育著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并隨著生產實踐的發展不斷推動物質文化的進步;在處理社會關系的實踐中，人類主要創造和推動著各種婚姻家庭制度、交換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文化的發展，另外也推動相應的“社會文化心理”———包括價值尺度、人生態度等發展;科學實驗在推動科學技術(精神文化的關鍵組成部分)日新月異的同時，也為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持。

3．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自在性和自覺性的張力

文化的內在動力，即文化發展的內因，也就是文化內在包含的矛盾。如前所述，人類由于自然本能的薄弱創造出了“第二自然”———文化，因此文化代表著對自然界和人類本能的超越，這是文化自覺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文化作為歷史地凝結成的生存方式，具有群體性特征，個人的行為習慣不能稱之為文化。文化的群體性特征使文化具有“給定性”、“強制性”和“規范性”，即作為給定的生存方式規范著個人的行為，這是文化自在性的一面。這樣在文化內部，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自在性和自覺性的矛盾。自在性是文化的肯定方面，自覺性是文化的否定方面。在現實生活中，文化的自在性表現在對個體行為的規范和對現有文化的維護，如對現有風俗習慣、思維方式、道德、宗教、法律等的堅守;而文化的自覺性表現在對現有行為習慣、思維方式等文化要素的超越和批判。人類生活于自己的文化中，需要依靠文化作為“第二自然”維持生存。同時，為了進一步發展，人又不滿足于原有的生存方式，試圖擺脫文化的制約，創造出新的文化。這種情況類似于佛洛姆所說的:人的“命運是悲劇的;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15］正是在這種文化自在性與自覺性的矛盾中，通過自覺性對自在性的否定才實現了文化的不斷創新和發展。

4．文化發展的外在動力———交流與沖突

文化發展的外在動力，即文化發展的外因。文化發展的外因是多重的，甚至包括地理、氣候等環境因素，但本文認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文化的交流與沖突。交流對文化的重要作用首先體現在:通過交流使各種文化或者文明得以保存。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指出:“某一地方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后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取決于交往擴展的情況。”交流對文化更重要的作用體現在促進文化的發展。通過交流而實現的發展屬于文化的自主發展。各種文化，如本土文化之間、民族文化之間通過交流或者交往，相互吸收有利于自己的文化要素，最終實現自身發展。關于交流或交往對文化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在中國的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傳播中得到了很好的證明。正如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所說:“對人類文化史來說，我想象不出能有比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展更重要的題目。”［16］馬克思把印刷術稱為“最偉大的發明”，［17］恩格斯則把印刷術比作新的“文化神。”［18］通過沖突實現的發展屬于文化的被迫，即防御性發展。沖突對文化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新舊文化之間，特定歷史時期也體現在民族文化之間，如中國清朝末年，西方的入侵拉開了中國向現代文化轉型的序幕。關于沖突對文化或文明發展的推動作用，馬克思曾經也有過相關論述:“國內那些從前一直和整個世界隔絕的偏僻地區，全都有路可通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和外界接觸，并接受強加于他們的文明”。另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寫道:“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階級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19］

5．文化各動力要素構成統一的動力機制

在論述了文化發展的原動力、根本動力、內在動力、外在動力之后，本文認為有必要對于各個文化動力要素之間的聯系作出簡要的闡釋，以便使各要素形成統一的整體機制。(1)文化原動力和根本動力之間的關系如前所述，“人類對價值的追求”是文化發展的原動力，事實上也是人類從事實踐活動的原動力。正是人類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對各種價值需求的驅使下才進行實踐活動。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文化的原動力衍生出了文化的根本動力。此后，實踐不斷創造出滿足人類需求文化的同時，又會引起新的文化需求，從而推動文化發展新“原動力”的產生。(2)文化的根本動力和內在動力之間的關系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文化自在性與自覺性的矛盾，起源于實踐內部的自在性與自覺性的矛盾。在實踐活動中體現著人的主體性，而人的主體性存在于“神性”與自然性兩極之間。人的主體性的實現，一方面要依賴于自然，靠近自然性，這是實踐活動的自在性;另一方面，主體性的實現，體現在對自然性的超越和對“神性”絕對自由的無限接近，這是實踐活動的自覺性。實踐活動的這種內在矛盾，體現在文化領域中產生出的文化自在性與自覺性的矛盾。(3)文化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之間的關系關于文化內在動力和外在動力，接近于內因與外因的關系，這一點容易理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對事物發展起決定性作用，“決定著事物發展的特殊規律，基本趨勢和發展方向”;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外因是事物發展的條件”，“一般地說外因只能加速或者延緩事物發展的進程……但在一定條件下，外因可以對事物發展起決定性的作用。”據此我們可以得出，文化內在動力對文化發展起決定性作用，文化外在動力只有通過內在動力才能發揮作用;但在一定歷史時期，一定條件下，文化發展的外在動力尤其是沖突，會對文化發展的方向和進程產生決定性影響。（本文來自于《哈爾濱學院學報》雜志。《哈爾濱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顧成林工作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法政學院

第三篇

一、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發展制度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廣泛參與型的文化發展主體制度

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為，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主體是最廣泛的人民群眾。最廣泛的人民群眾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動力，他們既是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享受者，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者和發展者。以往社會的文化制度的建立目的都是為了發展供少數人娛樂和享受的文化，而占人口大部分的勞苦民眾是被排除在文化這扇大門之外的。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改變了這一歷史。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將喚醒民眾作為自己神圣的歷史使命;始終將文化作品作為喚起民眾的重要武器;始終將動員和引導最廣泛的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作為各個時期的重要任務。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綱領，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文化，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2］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與發展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優良傳統，使文化發展主體的范圍在原先基礎之上進一步擴大。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認為，人民群眾才是當之無愧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主體，最廣泛的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文化的生產者、消費者，文化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民，文化成果也必然由人民群眾享有。

(二)一導多元型的文化思想發展制度

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主張，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同時，社會思想可以多元健康發展。該制度設計具有兩個特征。其一，指導思想的一元性。指導思想指示文化發展的根本方向，是保證文化健康發展的定海神針。認為，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譬如旗幟，只有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才有所趨向、有所奔赴。正是在這面旗幟的指引下，中國革命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偉大勝利，中國建設獲得了一個接一個的豐碩成果。十分重視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在黨和群眾展開廣泛的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3］351他指出，這種工作是一切其他工作的基礎和保障。其二，社會思想的多元性。在建國后不久就指出，雖然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馬克思主義取得了指導思想地位，但社會主義國家里存在各種各樣的思想，這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一種必然。“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有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存在。”［4］389一直非常重視開明社會環境的營造，重視健康文化風氣的形成。他希望出現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4］456的政治局面和文化氛圍。當然，在時期，對文化形勢和社會思想狀況做出錯誤的估計，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已經侵入到社會各個層面，敵我斗爭形勢達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這種不切實際的估計及根據這一估計采取的文化政策給黨和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三)市場傾向型的文化產品生產制度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受到計劃經濟思維的局限，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比較滯后，文化產品總體上根據各類計劃進行生產。但是，還是形成了一些市場傾向的思想。建國后不久，針對社會產品生產不能滿足人民群眾需要，各種地下工廠、商店和個體經營者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指出，可以搞一些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東西，并指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5］認為，在保證文化產品社會主義性質的同時，文化產品的生產應該尊重市場的要求和價值規律，實行一定限度的市場化運作。他主張，文化產品的生產要尊重經濟規律，要按照市場規律辦事，要建立起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的文化產品生產制度。令人遺憾的是，隨后對文化領域中的資產階級傾向做出過于嚴重的估計，這就使市場傾向型的文化產品生產制度沒有能夠延續、發展下去。

(四)公益導向型的文化事業發展制度

認為，文化事業的發展要堅持公益性原則，要將滿足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作為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做到文化成果由人民享有。解放前，他就指出，“我們中國是處在經濟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況中。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6］新中國成立不久，就認識到，中國人民不僅物質生活貧困，精神生活也比較貧乏。建國初，雖然在文化事業上有了長足的進步，人民群眾的總體文化水平比解放前有了顯著的提高，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持續深入，人民群眾要求享受更高、更好的社會主義文化成果的愿望越來越迫切。根據這一現實，提出要大力發展面向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事業。他自信地向國人指出，并向全世界宣告，“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7］清醒地認識到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與落后的文化現狀之間的差距，并將發展惠及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事業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五)自立主導型的文化發展開放制度

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受傳統文化影響甚深，他們中的大多數有著深厚的國學功底，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有著極強的文化自信。指出，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要立足于對本國文化傳統的堅持;要立足于對本國文化資源的挖掘;要立足于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實踐，從而創造出具有中國特征、中國氣質、中國氣派的文化。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堅持這并不意味著對外來文化的排斥。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認為，若要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能夠在全世界發揚光大，就必須汲取各國文化之長，就必須對古今中外一切有益文化成果進行吸收和借鑒。同時，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極強的自立精神和獨立意識，這在文化發展制度領域也有所反應。“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3］41指出，社會主義文化發展要以開放的胸襟、融合的心態看待中今中外一切有價值的文化，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發展制度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突出的人民性

廣泛參與型的文化發展主體制度具有突出的人民性。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建國后確立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人民性的文化發展方針。“我們的文化教育政策……采取有領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3］253這里的人民性不僅指文化運動與實踐為了廣大群眾，而且指文化運動與實踐是由群眾廣泛發動與參與的，群眾是文化運動與實踐的主體。向黨內同志反復強調，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須臾離不開對中國國情的了解，須臾離不開對人民群眾疾苦的解決，須臾離不開尊重人民的文化主體地位，唯有這樣，才能“喚起工農千百萬”，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認為，文化要能采用人民語言，反映人民生活，解決人民問題。自己就是一個熟諳人民語言的大師，他總是能夠用明了、流暢、易懂的語言表達出深刻的革命道理和迫切的群眾愿望。他將自己融入到人民當中，所以能以如櫞之筆展現出人民的偉大文化力量。可見，廣泛參與型的文化發展主體制度真正將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源泉與動力，體現出“以人為本”的精神和理念。

(二)豐富的辯證性

一導多元型的文化思想發展制度具有豐富的辯證性。是辯證法的大師。在文化思想發展制度設計方面，充分顯示了其豐富的辯證性。一元化和多樣性是矛盾的，但是在看來，它們又是統一的、合理的、和諧的。“一切對立的成分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8］328沒有了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也就無所謂文化思想的多元多樣，因為那時的多元多樣必定是混亂的、無序的、互相沖突的;沒有了文化思想的多元發展，也就談不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意義。對立的雙方不僅相互依賴，而且相互斗爭。一元化和多樣性也是要斗爭的。“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事物說來，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因而是相對的，對立的斗爭則是絕對的。”［3］213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馬克思主義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是必然的，這種斗爭在一定時候還會很激烈。的這些認識是非常準確的和有先見之明的，但是錯誤地估計了這種斗爭的嚴重性，忽略了他曾經反復提到過的斗爭的非對抗形式，在一段時間內將這種文化上的斗爭作為一種攸關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其錯誤之處在于他沒有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不是對抗性的，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事實證明，“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斗爭的一切形式。”［8］334在社會主義社會文化思想發展領域，完全可以實現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引領下的多元發展。

(三)有限的市場化

市場傾向型的文化產品生產制度是實行有限市場化的制度。雖然在一段時期內有發展市場化傾向的文化產品生產的想法，但是這種想法是不徹底的。這反映在其對社會效益的極端重視、對市場傾向進一步發展的憂慮、在文化產品政策上的反復等方面。在建國初期，看到了文化產品極其匱乏，察覺到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得不到充分滿足，故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市場傾向的文化產品生產，但他終究認為文化的社會效益相對于經濟效益來講，應該占到絕對優先的地位。反復強調要發揮文化產品在鼓舞革命斗志、引領社會風氣的重要作用，對市場傾向抱有深深的憂慮。在他看來，若控制不當，市場傾向將會使文化生產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將會使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因為利益的驅使而無視文化產品的社會效益;將會使文化產品的生產甚至整個文化事業腐朽變質。正是基于以上因素的考慮，在文化產品生產政策上有所反復。在五十年代初，他曾提到要實行有限度的市場化，要發揮價值法則在文化產品生產中的重要作用，但隨后不久，他就放棄了這種政策，在文化產品生產方面開始擯棄市場傾向的做法，采取嚴格的計劃生產方式。

(四)持續的普惠性

公益導向型的文化事業發展制度體現持續的普惠性。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認識到，舊中國不僅生產力落后，在文化上也是積貧積弱。在這種背景下，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將發展普惠型的文化事業作為建國后文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其目標就是使每個社會主義公民可以享受基本的文化權益，享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優秀文化成果。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本質和優越性的體現。在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公共文化建設的高潮。在全國物力并不豐厚的情況下，黨和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建設公益性質的文化場館、文化傳播設施，投入大量人力發展大眾型的文化表演。公益導向的文化事業得到普遍的發展，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得到較大的滿足。

(五)鮮明的中國化

自立主導型的文化發展開放制度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國文化發展開放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我國的文化開放立足于本國實際，注重保持鮮明的本國特色。一向堅持獨立自主地研究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一向堅持與提倡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點，只要有人歡迎。全盤西化，有人提倡過，但是行不通。”［3］77“我們要熟悉外國的東西，讀外國書，但是并不等于中國人要完全照外國辦法辦事，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3］76－77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給中國共產黨注入了獨立自主的精神氣質，給我國文化發展注入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文化發展制度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加強文化主體制度建設，增強人民群眾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是個體、政黨、民族基于對自身文化及本民族文化的深切認識、深切體悟，并在此基礎之上產生的對自我價值的認同，進而從中體會到自己在文化發展中的重要主體作用。文化自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民群眾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歷史不止一次地證明，當人民的文化主體地位得到尊重時，文化就會呈現出百花齊放、欣欣向榮之勢;當人民的文化主體地位受到打壓時，文化轉而呈現出百花凋零、萬馬齊喑之態。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將加強文化主體制度建設、培養高度文化自覺作為文化建設重要目標，并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現時期，仍需在以下兩個方面繼續加強文化主體制度建設。一是加強基層文化人才隊伍建設制度。文化發展的綿長動力在基層，文化發展的真正目的也是服務基層。新時期，要落實和完善基層文化人才建設規劃制度、基層文化人才隊伍學習培訓制度、基層文化人才待遇保障制度。二是強化文化工作者基層工作制度。“鼓勵文化工作者特別是文化名家、中青年骨干深入實際、深入生活、深入群眾，拜人民為師，增強國情了解，增加基層經驗，增進群眾感情。”［9］46一直以來，黨和政府十分注意這個問題。、中央外宣辦、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中國記協五部門于2011年8月9日對新聞戰線開展“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基層文化工作長效機制開始完善。大量來自基層一線的鮮活報道，給新聞媒體帶來清新之風，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和好評。［10］事實證明，好的文化主體制度能夠尊重人民的文化發展主體地位，有助于人民文化主體意識的高漲，有助于人民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覺。（本文來自于《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二)建立核心價值融入制度，增強核心價值融入效果

十六大以來，我國加強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規范。”［9］20－2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引領社會思潮和平、穩定、有序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重在建立健全制度保障。現階段，我國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制度。一是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入課堂制度。學生時期是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最佳時期。如果能在這個時期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愛國主義精神、改革創新精神與社會主義榮辱觀，將對人的一生產生重要影響。各級學校要根據學生的身心特點、接受程度、理解水平制定適合各級學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入課堂制度，從課程安排、教學時數、實踐活動等各個方面做出具體規定。二是要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入黨建制度。在我國，黨起著領導核心的作用。絕大多數黨員是各個行業的先鋒模范，但也存在著一些黨員律己不嚴，甚至貪污腐化、生活墮落，在社會上造成惡劣的影響。黨員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理解和踐行程度應該更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入黨建制度亟需健全，可以從理論學習、工作考核、實踐安排、社會效果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

(三)深化文化產業制度改革，持續增加文化生產體量

我國文化市場形成較晚，文化產業起步較遲，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我國文化生產體量持續擴大，直接文化生產及與文化相關的生產的產值不斷增長，文化生產力顯著提高。2004－2008年間，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年均增長23.3%，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近5個百分點;2008－2010年間，文化產業法人單位增加值年均增長24.2%，繼續較大幅高于GDP現價年均增速。2013年，第十屆中國文化產業新年論壇在北京大學召開，論壇上了《2013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文化產業總產值突破4萬億元，占GDP比重進一步提升，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逐漸增強。［11］目前，我國需要繼續加強文化產業制度建設，深化文化產業制度改革。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健全新興文化產業扶助制度。文化創意、數字出版、移動多媒體、動漫游戲等新興文化產業與新一輪技術革命聯系緊密，科技含量高，在未來文化產業中占據重要地位。我國新興文化產業發展迅速，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技術上、資金上、規模上仍有很大差距。我國應健全新興文化產業扶助制度，在技術開發、稅務優惠、成果推廣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對新興文化產業給予大力扶助，以增強我國文化新興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二是健全民族優秀文化產業支持制度。民族優秀文化產業不僅能夠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還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弘揚中華優秀文化，增強我國文化對世界人民的吸引力。目前，我國需要健全民族優秀文化支持制度，在經費支持、環境配套、產業轉化、技術融入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對優秀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

(四)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制度，加大文化權益保護力度

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必須堅持政府主導，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公共文化衛生網絡，讓群眾享有免費或優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9］31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文化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通過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發展現代傳播體系、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措施不斷努力擴大人民群眾的文化享受范圍，持續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享有質量。大力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仍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公共文化投入制度建設。一是要建立公共優質文化資源均衡共享制度。我國文化資源在分布上呈現出不均勻的狀態。一些發達省、市、地區、社區占有著優質的文化資源，一些地區則僅僅占有一般質量的文化資源，還有一些偏僻的地區則缺乏一般質量的文化資源。優質文化資源從性質上屬于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但一部分優秀文化資源實際上由一部分人獨享或由其優先享有，這在社會上造成極不良影響。我國應該盡快建立健全公共優質文化資源均衡共享制度，從優質文化資源傳播機制、流轉機制、信息共享機制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實現對公共優質文化的均衡共享。二是要完善弱勢群體文化設施保障制度。黨和國家對公共文化設施投入巨大，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也應該看到，一些弱勢群體的公共文化享有質量仍然偏低，一些弱勢群體疲于生計，其文化享有意識也不強。這就需要我們從弱勢群體最低文化保障經費、弱勢群體文化意識培養、弱勢群體文化設施實際享有度等方面做出規定，將對弱勢群體文化權益的保護落到實處。

(五)健全文化綜合創新制度，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文化

民族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之基，是我們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過程中絕對不能割舍的珍寶。我們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下和社會主義原則的基礎上，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統的組成要素和結構形式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審慎的篩選，……創造出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文化。”［12］現階段，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完善我國的文化綜合創新制度。一是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制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應落實在文化發展理念上，也應該落實到文化發展制度上。我國可以在馬克思主義經典典籍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馬克思主義建設工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普及推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以加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制度保障。二是傳統文化再創造制度。可以從傳統文化典籍整理出版、傳統文化典籍數字轉化、傳統優秀文化普及推廣、傳統優秀文化研究、優秀傳統文化建設工程等方面做出具體規定，以使我國優秀傳統文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成與發展的基點，增強其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作者：胡劍1，2工作單位：1．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2．重慶理工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