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媒介的角色和責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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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再造:傳統文化的媒介化

傳統文化的保護、再造和新生，離不開現代傳媒的動員和傳播。由于現代傳媒強大的建構作用，現代社會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媒介化了。應該講，傳統文化的媒介化既是當下社會傳統文化熱潮的投射，又反過來推動這一熱潮。透視傳統文化媒介化成因，可以感知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獨特作用。當前我國傳統文化的媒介化有以下助推因素:第一，全球化過程中本土文化遭遇異域文化強勢沖擊而產生的本能自衛反應。在全球化過程中，現代傳媒作為資訊載體和文化展示窗口，對異域文化和遠方生活方式的呈現，既推動了全球文化的融合和趨同，也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對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沖擊。一部分社會成員在解釋社會圖景、建構自我身份的過程中，會本能地向傳統文化尋求支持。面對“他者”，社會成員需要對“我是誰”進行再確認。第二，隨著城市化和社會轉型的推進，部分社會成員轉向傳統文化尋求身份認同和歸屬感。城市化和社會轉型使部分社會成員從傳統社會結構抽離而失去庇護，但又無法嵌入新的現代社會結構而安頓身心，不得已又去而復顧尋求傳統庇護。他們對傳統文化的需求，也需要現代傳媒做出適當的回應。第三，政府出于功利目的的大力推動。政府的功利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發掘傳統文化進行產業開發，從而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二是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召喚，化解異域文化及其價值觀所帶來的意識形態壓力。國家作為現代傳媒的資產所有者和議程規制者，傾向于要求傳媒機構配合政府議程加強對傳統文化的傳播與建構。第四，市場主體利用傳統文化謀求商業利益。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的不斷躍升，社會成員的文化消費需求日益強勁，敏銳的商家則順應這一需求，大打傳統文化牌。此外，現代傳媒本身作為市場主體，受眾和廣告商也驅使其加強對傳統文化傳播的關注與介入。對現代傳媒在傳統文化媒介化中的作用，我們應以多元視角看待:一方面，現代傳媒的廣泛動員和傳播增進了社會成員對傳統文化及個人身份的感知與體認，比如中央電視臺每年的春節聯歡晚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演變為一種儀式化敘事，既形塑著國人對春節這一傳統節日的認知和體驗，同時也傳遞著一種古老的身份認同和歸屬感。另一方面，由于現代媒體對多元價值觀念的傳播，異域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亦進入人們的參照視野，傳統文化所表征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相對化了，其對社會成員的穿透力和規制作用受到削弱。國人性觀念的日益開放以及婚前性行為的不斷增加可為顯在例證。此外，商家為謀求商業利益，伙同現代媒體歪曲傳統文化乃至炮制“偽傳統”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湯普森將傳統禮儀在社會中的運作分為四個層面:詮釋層面、規范層面、認受層面和身份認同層面［2］(P70)。對應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更明確地講，現代傳媒在詮釋層面和身份認同層面對傳統文化起到了傳承作用，但在規范層面和認受層面則對傳統文化有所削弱。仔細追究，傳統文化的媒介化，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乖離，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新的文化再生產和再創造。我們不妨仍以中國傳統節日七夕節為例略作分析:首先，推動中國傳統節日七夕節向現代“中國情人節”轉型的深層原因是中國的城市化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結構及社會心理的深刻變遷。其次，現代傳媒對西方情人節文化的傳播和呈現，則起到了很好的文化示范效應，“他者”文化的參照激活了現代人內心的情感表達欲望和對自我文化身份的再確認。再次，現代傳媒對傳統七夕節的傳播和呈現，愛情主題得到更多的關注和凸顯，七夕的其他傳統文化意涵無形中弱化。最后，市場經濟大潮下節日經濟的繁榮所帶來的商業利益，也推動了現代傳媒與其他市場主體在傳播和再造傳統七夕上的合謀。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以社會結構與社會心理的變遷為深層背景，現代傳媒深度介入并推動了傳統七夕節文化意涵的轉變。換句話說，在傳統文化的媒介化過程中，現代傳媒通過自身強大的符號表述力對傳統文化的再建構，為傳統文化賦予了現代生命力和全新的內涵。

生產、消費與新媒體:當代文化的媒介化

(一)新文化符號生產的媒介化現代傳媒不僅是傳統文化的“改造車間”，也是當代文化符號的主要生產者和傳播者，是現代社會符號經濟的主要載體和樞紐。換句話說，現代傳媒既是符號生產的文化工廠，又是符號傳播的流通碼頭。以“時尚傳媒集團”為例，該集團有意識地將其總部“時尚大廈”內外空間做成“文化產品”，既巧妙實現由僵硬實體空間到柔性文化符號的置換，同時也樹立了自身的時尚地標和文化地標。“時尚傳媒集團”旗下擁有10多種生活潮流雜志，包括與國際著名雜志合作的中國內地版《時尚》(Cosmopolitan)、《時尚先生》(Es-quire)、《時尚芭莎》(Bazaar)、《時尚旅游》(NationalGeographicTraveler)、《華夏地理》(NationalGeograph-ic)、《男人裝》(FHM)等［5］(P1)。通過這些雜志與其地標性建筑，不斷地為中國新興中產階層提供建構身份、品位、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內容的文化產品，時尚傳媒集團成為實至名歸、沒有煙囪的符號工廠。而與國際著名雜志合作所帶來的全球前沿視野與該集團時尚符號傳播的本土親和力相得益彰，也推動時尚傳媒集團成為國際時尚潮流進入中國的駐泊碼頭。(二)文化符號消費的媒介化在新文化符號生產媒介化的同時，現代人對新的文化符號的認知、接受和消費，也受到現代傳媒的深度影響。這是因為現代媒體通過大量的符號生產、復制和大面積傳播，能夠在短時間造成普遍的信息聲勢，產生強大的共鳴效果、累積效果和遍在效果，從而提升社會成員對新文化符號的認識與接受度。因此，我們可以講，現代社會成員對符號產品的消費，是一種媒介驅動型消費。更重要的是現代傳媒作為巨大的價值與觀點數據庫，在社會成員詮釋社會圖景與建構自我身份的過程中越來越具有不可替代性。現代傳媒對當代人生活方式的介入是一種整體性介入和長期性滲透，這一切都使得當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媒介化了。(三)新媒體環境下的“群眾書寫”新媒體環境下，文化的媒介化程度又被大大地向前推進。這是因為新媒體時代文化生產的模式由原來的“精英書寫”推進到當下的“群眾書寫”［6］(P131)。傳播技術強大的賦權作用，使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成為普通草根民眾自由表達的場域和文化狂歡的舞臺。新媒體環境下文化符號的生產主體，由原來居于金字塔頂端的少數精英群體轉變為普通草根民眾和一般社會成員。網絡惡搞和網絡流行語等網絡文化符號源源不斷的生產和傳播，傳達了草根民眾的聲音和訴求，沖擊和解構了原有的“精英書寫”體制，體現了網絡時代文化媒介化具有的開放性和解放性的一面。新媒體時代，文化媒介化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文化符號的生產和消費同步化了。這是因為新媒體的技術賦權大大弱化了傳統把關機制存在的效能，文化符號的生產制作和傳播也由原來的“過濾后出版”轉變為目前的“出版后過濾”［7］(P62)，生產和消費之間的時間差被技術抹平了。

文化媒介化中現代傳媒的社會責任

文化的媒介化趨勢同時也提出了現代傳媒的社會責任問題:在公平、公正原則指導下，謹防符號鴻溝和符號暴力的出現，并對權力保持警惕以保證現代傳媒的公共性和獨立性。(一)發揮現代傳媒在符號生產中的主導作用，防止符號鴻溝當代社會成員的階層分化，不僅僅以財富、權力為主要標志，符號分層也日益成為文化媒介化背景下當代社會分層的顯著特征。符號產品日益將人們分為兩個陣營:符號富裕者和符號稀缺者［2］(P216)。有研究者指出，那些常年累月在工廠和酒吧的第一線親手制造城市文化的“民工”，在城市空間里享有的話語權極少，往往需要借助已有的中產階層城市文化符號來表達自我［8］(P2)。我們認為，符號分層既是原有的財富、權力分層在文化媒介化環境下的延伸，使底層社會成員在感受物質匱乏、權力匱乏之外，又多了一層符號匱乏和文化匱乏，相對剝奪感更加強烈。但它也有自己的新特點，即符號分層是一種柔性分層，不像財富、權力分層那樣存在硬性的絕對門檻，不同階層之間存在符號共用的可能性。現代傳媒作為社會公器，理應在彌合不同階層之間的符號鴻溝、形成社會共識方面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因為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轉型，社會利益結構、價值認同等日益多元，社會的和諧、有序越來越建立在不同階層社會行動主體的動態博弈、妥協與共識的基礎之上。另外，在文化媒介化中，現代傳媒對文化符號生產、傳播和消費等環節的深度介入和主導，也有利于其通過提升媒介近用性和傳播親和力的方式，提供符號救濟，改善底層民眾和一般社會成員的符號稀缺狀況。而現代傳媒如果在這一問題上無所作為，表層化的符號分層很有可能演變為符號富裕者與符號稀缺者之間的深度符碼對抗，導致傳播失序、社會撕裂。(二)善用傳媒符號權力，化解現代社會符號暴力現代社會的符號系統，不僅僅是知識工具，同時也是一種支配手段。現代傳媒作為現代社會符號的主要生產者，擁有建構現實的巨大符號權力。文化媒介化趨勢的不斷加強，更使現代傳媒的符號權力越來越巨大化和復雜化。文化媒介化中另一個應該引起我們關注的問題即與此有關，即底層民眾和一般社會成員文化消費中所面臨的符號暴力問題。符號暴力是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提出的概念。布爾迪厄認為，社會的支配秩序并不主要是通過人身暴力來行使，而是依靠一種看不見的、沉默的符號暴力。“符號暴力是通過施行者和承受者的合謀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種暴力，通常雙方都意識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承受。”［9］譬如前文所述，城市民工往往要借助已有的中產階層城市文化符號來表達自我。有研究者曾指出，這是“一種自然化了的異化現象，而異化的主體對此既渾然不知更無從以言語的方式進行表達”［8］(P3)。文化消費中符號暴力的危害性在于:一是導致了現代社會底層民眾和一般社會成員自我異化，加劇了精英群體對他們的壓迫和剝削;二是損害了現代傳媒作為公共領域內公眾意見代言人的角色和能力。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正是符號精英或符號富裕者通過其占有的符號資本及其背后的符號權力，壟斷了社會話語權，將自己塑造為“公共知識、信仰、態度、規則、價值、道德和意識形態的制造者”［10］(P22)。現代傳媒作為符號資本的擁有者、符號權力的主要基礎和社會話語權的主要載體，有責任成為利益、表達和信息不對稱社會的平衡者［11］(P34)，進而為消解現代社會的符號暴力提供某種可能性。以新媒體為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作為新權力中心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改善了底層民眾和一般社會成員符號資本匱乏的狀況，傳播技術賦權下的“群眾書寫”更為他們解構或對抗現代社會的符號暴力提供了某種可能。傳播場域符號資本的匱乏是底層民眾和一般社會成員對抗精英階層符號暴力的一大劣勢，但他們舍棄嚴謹、精致的符號表達，直接訴諸熱烈、洶涌的情感邏輯，揚長避短，開辟了利益表達、博弈的新戰場。因為對草根民眾而言，符號是“他們的”，情感卻是自己的。有研究者曾指出，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網絡互動中的情感因素。帶感情的，并不是非理智的，更不是病態的”，實質上“反映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道德和價值觀的沖突”［12］。(三)堅守現代傳媒的公共性，警惕文化媒介化背后的資本和權力滲透文化媒介化是現代傳媒深度介入并主導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的產物。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現代傳媒的這種深度介入和主導受到政治原則、資本邏輯和市場規律的共同限定。因此，探討文化媒介化中現代傳媒的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不對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政治、經濟權力因素加以分析。所謂現代傳媒的公共性，意指傳媒如何可以成為社會開放、平等、理性的平臺，如何可以讓公共利益通過商議而得到體現［13］(P8)。就世界范圍來看，現代傳媒機構的運作更多地受到資本邏輯和市場規律的主導。這一模式的顯著特征是傳媒機構更加政治中立和迎合受眾，以謀求資本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其在文化符號的生產、傳播過程中追逐利益的行為，很容易在資本意志的驅動下走向極端，傷害現代傳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的屢屢發生即是顯在的例證。除了這類極端事件以外，市場機制主導下的現代傳媒在日常的文化符號的生產和傳播中，也傾向于根據社會經濟地位將社會成員分成三六九等，予以區別對待。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因為無法為傳媒機構帶來經濟收益，而遭到排斥。就我國而言，現代傳媒作為權力部門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延伸，其顯著特征是政治平行性較高，傳媒機構主要作為意識形態宣導工具而存在，黨政權力對傳媒機構的運作具有絕對主導權。這種狀況帶來的一個顯著問題是，傳媒資源受到長官意志和官方議程的高度支配。具體到文化媒介化領域，一個突出的特點是現代傳媒在傳統文化的保護、傳播方面，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強烈的文化資源開發沖動的左右，淪為政策吹鼓手，而真正的文化資源保護和傳承問題反而得不到關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媒機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使傳媒機構在文化符號的生產和傳播方面又多了一層市場邏輯的制約。中央電視臺《讀書時間》欄目的停播即體現了這種市場邏輯制約的殘酷性。換句話說，在文化媒介化過程中，現代傳媒生產優質文化產品、提升受眾文化品位的社會責任遭遇市場邏輯的強烈阻擊。面對上述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政治、經濟滲透，我們應當通過新聞法治審慎而積極地調整國家—傳媒關系、界定市場邊界、規范傳媒行為，為各社會行動主體在傳媒場域的博弈提供健全明晰的規則，為堅守現代傳媒的公共性提供制度支撐。

本文作者：陳輝張淑華工作單位：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