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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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作為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以江西省為例，對中國歷史時期內四次大規模人口遷移：永嘉、安史、靖康三次戰亂導致的人口南遷和明清時期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進行研究，分析其與江西儒學、宗教、商業、方言等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及傳播之間的聯系，得出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發展的影響規律。

［關鍵詞］人口遷移；文化發展；文化傳播；江西文化；歷史人口南遷

人口遷移始終伴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出現，其出現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受自然災害、戰爭動亂、人地矛盾等因素的影響，百姓為謀求更好的生存環境而自發地向相對宜居的地區遷移；二是統治者為實現各地區的均衡發展，穩固政權而強制或引導人口向密度低的地區遷移。人口的遷移與區域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人口的定居使地區文化產生，而人口的流動又將文化帶入其他地區，形成兩地文化的交流與沖突、碰撞與融合。在古代信息傳遞不便的時期，較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對文化傳播的影響尤為明顯。江西歷史上發生了四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人口數量從初期的少量，經過多次人口的遷入后逐漸增多至飽和，再向外遷出，最后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伴隨著歷次人口遷移，江西地區文化發展經歷了啟蒙與興起、高速發展、達到鼎盛和向外輸出四個階段，由此印證古代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發展的影響至關重要。

一、江西史上人口遷移與文化發展概況

江西處于長江中下游地區，先秦時期屬吳、楚兩國交界處，有“吳頭楚尾”之稱，因其遠離政治中心，人口較為稀少。自秦漢時期始，江西地區有少量外部人口遷入，但人口密度仍遠低于中原。西晉永嘉之亂后，北方大量人口南遷，江西北部作為遷入地之一，人口有了較大增長。唐中后期，江西人口數量在全國已居中等水平，此后的安史之亂和北宋靖康之恥導致的兩次大規模北人南遷使得江西人口數躍居全國前列。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人地矛盾日益凸顯。南宋時，江西人口開始向江淮、兩湖地區遷移，而南宋末年的元軍南侵又促使了江西人口向廣東、福建遷移。自明朝初期至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移民活動中，江西上千萬人口向西遷移，進入湖廣、四川等地。先秦至明初，江西人口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其主要增長原因為三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導致北方移民遷入江西。而三次人口的輸入對江西文化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永嘉之亂前，江西人口數量少，且多為百越之民，時常發生的“山越暴動”表明當時的江西還處于相當落后的階段，與中原高度發達的文化相距甚遠。東晉政權的建立以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大大改善了江西文化發展水平，儒家思想的普及，佛、道宗教的發揚使得江西地區與中原文化接軌，江西進入發展的起步階段，由曾經的“尚為邊郡”“制羈縻蠻越”之地轉變為“南開六道，通途五嶺，北導長江，亦一都會也”。安史之亂至五代十國期間的人口南遷則將江西文化從兩晉隋唐的興起階段推進至高速發展階段，書院的產生對江西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到了北宋末年，靖康之恥導致的人口南遷將江西的文化發展推向了頂峰，眾多江西籍文人名士的涌現一直延續至明清。在明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說法甚至在朝野上下廣為流傳。宋末元初，江西人口達到頂點，元軍的南下促使人口向外輸出，廣東客家民系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形成。而明初的“江西填湖廣”移民運動中，江西人口大量外流，江西文化也隨著眾多的人口向外傳播。

二、人口流入帶來江西文化的興起

從先秦至秦漢時期，江西地區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較為緩慢。其原因主要為江西遠離中原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除贛北豫章郡治南昌及柴桑（九江）、鄱陽等地外，其余地區多為未開發狀態，人口稀少，且以南方百越蠻族居多。該時期，江西出現的名人也僅有寥寥數人：吳芮（歷史所載江西第一人，秦鄱陽令，參與反秦斗爭，被漢高祖封為長沙王）、徐稚（《滕王閣序》中下陳蕃之榻的徐孺子，時人稱其“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南州高士”）。三國兩晉時期，江西人口開始出現快速增長。江西在三國時屬東吳揚州，在兩晉時屬江州，由于政治中心轉為南方的建康（南京），加之西晉永嘉之亂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江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開發，北方先進的文化也隨著南遷的人口進入初期文化發展十分貧乏的江西。而之后的隋唐和兩宋，以安史之亂和靖康之恥為代表的兩次戰亂導致的大規模人口南遷又進一步加速了江西的發展，其人口數上升至全國前列，文化的發展也十分迅速。宋朝的江西，已然成為了全國范圍內的文化高地。（一）永嘉之亂后江西儒釋道文化的興起。1．衣冠南渡。西晉末期，匈奴屢屢進犯中原，永嘉五年，洛陽城陷，匈奴大肆搶掠，晉懷帝及眾多大臣被擄走。北方地區經過“八王之亂”和匈奴的入侵，變得破敗不堪，加之饑荒和南下軍隊的侵襲，中原數以萬計的百姓紛紛向南遷移。司馬睿稱帝建康，東晉建立后，作為政治中心又無戰亂的江南成為了大批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當時“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此外，建康以西的豫章（南昌）、武昌等地也成為了接納南遷百姓的重要地區。自西晉起，北人南遷的浪潮一直持續到南朝方才平息，人口的南遷加速了南方的發展，就江西（晉稱江州）而言，江州憑借其優越的氣候條件及長江航道便利的交通，吸引了較多移民，當時“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因為眾多移民的遷入，與荊、揚二州并稱長江中下游三大經濟中心。2．儒學的傳入。兩晉時期是江西儒學文化發展過程中的興起階段。自中原南遷的百姓中，存在很大一部分的士族，他們作為當時的知識精英，將儒學傳入當時尚處于蠻荒之地、對儒家思想所知甚少的江西，對江西文化的啟蒙與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外來士族進入江西后，由于大多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對儒學推廣的影響力也相對較大，因此，儒學思想開始在江西廣泛傳播。山東昌邑人虞溥遷至鄱陽后，“大修庠序，廣招學徒”，鼓勵當地百姓勤奮求學，培養高尚的品德，對后世江西的儒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南陳留人范宣學識淵博，在豫章大興儒學，吸引了遠近地區眾多學者前來拜訪請教，一時“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豫章太守范寧、內史張綰、江州刺史王羲之等外來官員對當地的教育十分重視，大規模辦設學堂，在各地招收學生，江西儒學的發展出現了空前的盛況。以陶淵明、翟湯為代表的潯陽三隱和翟家四世也在北人南遷的時間段內出現，成為了江西兩晉南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3．佛教、道教的發揚。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國，并在三國時期廣泛傳播于江南各地。佛教最早在東漢中晚期由西域僧人安世高傳入江西，他在洛陽翻譯經文后游歷江南，經潯陽、廬山后抵達豫章，并在豫章城北建東寺以弘揚佛法。東吳赤烏十年，江西廬陵、泰和、信豐、瑞昌等地開始出現寺院，佛教在江西地區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兩晉及南北朝時期，人口的南遷同時也攜帶著佛教文化的南下，贛北經濟發達的南昌、潯陽及鄱陽成為佛寺最為集中的區域，江西佛教的發展迎來了一個高峰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高僧慧遠及其建立的廬山東林寺。東晉末年，北方戰亂不已，慧遠南下荊州，不久戰亂波及荊州，慧遠一行便打算前往廣東羅浮山。途徑九江廬山時，“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又遇師兄慧永已在廬山西北香爐峰建西林寺，于是，在江州刺史的支持下，慧遠在西林寺東建起東林寺，并以東林寺為中心傳揚佛教思想。慧遠高僧在廬山共居住36年，直至圓寂，其所創凈土宗為佛家八宗之一，而東林寺作為慧遠高僧傳道之地，也成為了中國南方佛教的兩大中心之一。此后，江西佛教文化便以廬山為中心，向周邊傳播，弋陽、臨川（撫州）、廬陵（吉安）等地的佛教文化也逐漸興盛。江西作為道教產生及興盛的區域，早在東漢年間，便有道士葛玄在樟樹閣皂山、南昌西山、鉛山葛仙山等地活動。公元90年，第一代天師張道陵來到信州云錦山修道煉丹，“丹成龍虎現”，便為此地起名龍虎山，之后，張道陵前往四川傳播道教。至東漢末年，張道陵之孫張魯占據西川，被曹操擊敗后帶到鄴城。西晉永嘉年間，張魯之子、第四代天師張盛自北方南遷，重回江西龍虎山，振興道教，“四方學者千余人”，龍虎山也成為道教正一派祖庭。此外，許遜、陸修靜等人在江西的活動，對道教文化的傳播也起到了較大作用。（二）安史之亂后江西書院與名人文化的興起。1．隋唐五代時期江西的移民。隋唐以前，江西雖然經過了兩晉時期大規模的人口南遷，但接納的移民不多，人口數量仍處于較低水平，經濟發展落后。唐初張九齡對贛南大庾嶺梅關古道的開辟使得大運河—長江—鄱陽湖—贛江—珠江通道成為了連接全國南北的交通干道，至此，江西的經濟、文化開始得到迅速發展。中唐時期安史之亂的爆發，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當時“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江西“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少戰亂、土地廣闊等優越條件吸引了大量北方移民的遷入。不過，由于交通影響，大多北方移民只由贛北鄱陽湖沿贛江南下，分布于江州（九江）、洪州（南昌）、吉州（吉安）、饒州、信州（上饒）等地，而贛江支流的袁州（宜春）、撫州及南端山區的虔州（贛州）遷入移民較少。五代十國時期，江西屬南唐，由于各國之間戰亂頻發，而江西處于南唐后方，相對穩定，故得到了長期穩定的發展。五代十國后期，后周攻打南唐，直逼金陵（南京），南唐中主李璟遷都南昌，由后主李煜留守金陵，前往南昌的隊伍“旌麾會仗司衛，六百軍司，凡千里不絕”。大量江浙官員、文人的到來使江西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都達到了新的高度。2．書院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書院出現于唐中晚期，由于時局動亂，官辦學校逐漸衰敗，不少文人選擇隱逸山林，講學教授，至此，招生教學之風日益興起。自六朝以來，大量的北方移民使得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得到空前發展，唐朝時期，江南地區的文化發展已不亞于北方，此時江西地區的文化也呈現出與周邊地區同步發展的態勢。安史之亂前后，江西地區相對安定，社會經濟文化仍處于快速發展階段，以書院為主的私學開始產生并增多，并大有超越官學之趨勢。唐朝末期，江西有桂巖書院、東佳書院等書院近十所，及至五代，因南唐文化十分發達，時人稱“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江西書院新增近十所，為各地之最。中唐至五代，江西書院的創建多與北方遷移入贛之民有關。南遷的大家族對文化的傳承十分推崇，而文人則將傳道授業為己任，他們大量建設書院，興辦教育，使得江西的文化發展在全國范圍內躍居前列。北宋統一全國后，江西書院又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書院不僅在數量上有了快速的增加，隨著當地文化的發展，書院的教學質量也有了顯著的提升，以至于其學生招收范圍已不限于本地，更有白鹿洞書院之類的著名書院，甚至向外省招收學子。白鹿洞書院為江西書院文化之代表，為中國四大書院之首。唐德宗貞元年間，中原名士李渤來到廬山五老峰南麓隱居讀書，因其養一白鹿，頗通人性，當地居民奉其為神鹿，李渤所居之處便稱白鹿洞。李渤任江州刺史時，對白鹿洞進行精心修繕，自此，白鹿洞成為廬山名勝，常有各地文人前來聚會修學。至南唐，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廬山國學，與金陵國子監齊名，同時也作為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的修習之所。北宋初年，已廢棄的廬山國學被改為白鹿洞書院，并成為當時江西文化的高地，北宋末年，書院由于戰事被毀，于南宋初由理學大師朱熹重建，并一直延續至清末。3．科舉、名士與文化發展。江西書院自中唐產生，直至明清，數量一直居全國前列，北宋、南宋、明三朝更是居全國之首，書院數量的增加對江西名士的大量涌現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唐末北人的南遷則是江西書院及文人數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據統計，唐安史之亂前后，江西科舉進士數量分別占12%和88%；到了北宋，江西進士數量已從唐代65名直線上升至1729名，占據全國的十分之一。此時的江西已充分吸收北方先進的文化，并將其發揚，成為了全國范圍內文化發達的區域。唐前期及后期，唐和北宋兩朝進士數量相差如此懸殊，表明唐朝江西文化處于落后地位。即使北宋初年，江西人晏殊因考取進士被宋真宗任命要職，寇準仍以“殊江外人”勸阻。由此可見，江西至少在北宋初期，還處于落后的發展狀態，受到中原地區的輕視。及至北宋中后期，江西開始成為文風鼎盛之地，這與人口的南遷有著必然的聯系。眾多北方移民的遷入，加速了江西文化的發展，先進文化的傳入及眾多書院的開設，大大增強了江西學子考取功名的競爭力，江西朝中宰執的數量也開始增多，楊萬里不禁感嘆“觀國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江西名士的數量與科舉進士數量的增長呈現相同趨勢。以唐代作為分界，之前只有徐稚、陶淵明等寥寥幾人，而自北宋起，歐陽修、王安石、晏殊、文天祥、曾鞏、黃庭堅、朱熹、陸九淵、楊萬里等大量名士開始涌現，這與唐末人口的南遷有著重要的聯系。首先，人口的南遷使得江西人口總數上升，而名士的數量也隨之增加；其次，江西眾多歷史名人的先祖大多由北方遷入，或避戰亂，或為官江西，且時間多為唐末五代時期；另外，江西地區受到北方移民的影響，文化的迅速發展也對本地名士數量的增長起到了關鍵作用。

三、人口流出催生江西文化的傳播

（一）靖康之恥后江西客家文化的傳播。1．兩宋時期江西人口的遷移。北宋的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混亂的局面，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江西的區位優勢日益凸顯。隨著統治者對南方大面積土地的統治管理加強，江西境內鄱陽湖—贛江航道以及聯通嶺南的贛南地區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便利的交通、宜人的氣候使得“洪州所領之地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充足的糧食、發達的經濟文化促使江西人口快速增長，成為了當時僅次于兩浙的富庶之地。北宋靖康元年，金兵攻入開封，次年，擄走徽、欽二帝后北返。同時，趙構稱帝，遷都臨安（杭州），文武百官及大量百姓隨之向南遷移，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此后，中國南方人口已全面超過北方，占總人口的60%以上，而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等靠近都城臨安的區域人口密度又高于荊湖南路、荊湖北路及四川等地。江西人口數自北宋起，開始大幅上升，南宋初期，由于金兵南下，高宗帶領皇室及文武百官南逃，高宗與軍旅退往浙東，隆祐太后攜百官、宗廟退至洪州經吉州一直南逃至贛州，大量人口自贛北涌入江西各處，時人稱“東北流移之民，布滿江西”。眾多移民除了前往贛北、贛中等已開發較充分的平原地區，也進入邊緣山區進行建設，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贛西、贛南的土地開發。等到南宋政權逐漸穩定，江西憑借其緊鄰臨安的區位優勢，人口繼續增長，并開始出現人口密度過大而土地不足的情況。南宋中后期是江西人口外遷的一個重要階段，由于人口密度過高，導致“江東、西無曠地”，江西百姓向人口密度低的湖南、湖北、淮南等地遷移，而宋末元朝軍隊的南下導致南宋官民繼續向南逃避，經江西贛江，越過大庾嶺、武夷山進入廣東及福建。2．贛閩粵客家文化的融合。宋時，廣東是江西人口遷入的主要區域之一，據統計，遷入廣東的移民多來自東南各省，且以江西為最，占有46%。南宋中后期，江西人口過多而南部的廣東則人口稀少，宋孝宗曾問饒州知州：“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此后，元軍的南下也促使眾多江西百姓南逃至廣東。南下的江西百姓中，也包含著許多贛南客家先民，他們與福建汀州的客家人一同進入廣東，在粵東北地區與廣東原有客家先民交匯，形成了贛閩粵三地客家文化的融合。早在永嘉之亂和安史之亂時期，不少北方移民便南下進入贛南、閩西地區，他們將中原文化帶入贛閩邊界，與當地文化進行融合，成為客家文化的起源。而宋末元初，宋帝逃至廣東，文天祥、陸秀夫等人在贛閩粵邊界山區抵抗元軍，致使當地眾多客家人繼續南遷，進入廣東東北部。五代時期，已有少數客家先民進入粵北，但由于人數過少，在當地并沒有形成自身獨特的屬性，影響力也很小。到了宋末，大量的贛、閩客家人的遷入，增大了客家人在廣東地區的比重，其影響力也逐步增加，正是此時，客家民系正式形成。而之后的明清時期，受滿族南下及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又有一批客家人南下廣東，進而前往臺灣、海南等地，進一步加強了客家文化的發展與傳播。（二）明清江右商幫與贛文化的傳播。1．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先秦至秦漢再到西晉，中國的政治中心都在中原地區，長江中游地區的發展十分落后，而湖北因為其相對靠近中原，發展較好，湖南居于湖北正南，在秦漢時期，連接咸陽的馳道與長沙國的設立對當地發展十分有利，而江西則緊鄰吳越，經濟、文化發展都最為落后。自東晉建都建康起，經濟重心南移，江西的區位條件得到了較大改善，此時江州（江西省）的發展已經與荊州（兩湖地區）相當。唐宋時期，隨著大運河的開通以及江浙地區的迅速發展，江西經濟、文化的發展已逐步超越湖廣，政治地位也得到顯著的提升，洪州作為當時江南西道的治所，統領贛、湘、鄂、皖共19州，成為江南地區重要的城市。元滅南宋時“九省通衢”湖北成為了戰事的主要發生地，長達20年的戰爭使湖北人口銳減，70年后，元末農民起義戰火四起，湖北及湖南洞庭湖周邊的地區再次成為了主要的戰場，兩地人口損失過半，而東部的江西僅有贛北鄱陽湖地區發生過少量戰爭，對人口數量影響不大。地廣人稀的湖廣與人多地少的江西形成了明顯的人口密度梯度，因此，始于明洪武年間一直延續到清中期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大規模人口遷移出現。江西人口向湖廣遷移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江西人口多而耕地不足，湖廣地區面積大、人口少，為了尋找充足的耕地，江西人口自發的向西遷移；二是明初朝廷組織的洪武大移民，將人口從東部向西部遷移，江西和山西為當時南北的兩大主要人口遷出地；三是明朝的江西作為國家賦稅及兵源的主要供給地，田賦徭役十分繁重。明太祖朱元璋曾說：“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豪強割據，狼驅蠶食，資財空匱，及歸附后，供億更繁”，而明成祖則稱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為逃避繁重的徭役，江西百姓向西部兩湖、四川等地遷移。緊鄰江西的湖南、湖北成為了江西人口遷移的首要目的地，遷入湖北的江西百姓多來自贛北九江、上饒等地，且存在較多朝廷強制移民，如黃岡地區眾多族譜中記載“黃地昔經元末之亂，幾同甌脫，明洪武初，命移江右于黃”。而遷入湖南的江西百姓多為自發遷移，且數量十分龐大。譚其驤先生的《湖南人由來考》曾言“湖南人來自天下，江、浙、皖、閩、贛東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東方之什九，而廬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明朝中后期至清朝，湖廣地區的人口密度也逐漸增加，于是，江西、湖廣百姓向西進入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瀾滄官員于各地巡查時言“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撫州”，而民國四川《資中縣志》稱“明洪武時由楚來居者十之六七，閩、贛、粵籍大都清代遷來，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粵省，四閩省，五贛省”。2．江右商幫與贛文化的外傳。向湖廣、四川遷移的江西百姓人口眾多，他們在入湖廣四川的同時，將江西的文化習俗也向外傳播，使贛方言的分布區域進入了湘、鄂兩省東部，而湖南、湖北，甚至四川的部分地區也出現了許多如江西地區形制一般布局的村落祠堂。向外遷移的江西百姓往往擁有一技之長，他們從事各種手工業或商業，尤其以米、鹽、木材、藥材、布匹等商品的售賣居多。當經商的江西人逐漸增加，他們便開始組成大型的團體，江右商幫隨之形成。江右商人在西進的同時將江西的各種文化傳入了湖廣以及云貴川等地，江西會館則作為贛文化傳播的主要場所。明清時期，江西會館遍布全國各處，尤以湖廣四川等地居多，會館因供奉東晉江西道士許遜許真君，又名萬壽宮。江右商幫以萬壽宮作為聚集的場所，將發源于江西的道教文化向外傳播，此外，江西各州府會館的分布也十分廣泛，且多供奉本土名人或神靈，以文公祠、晏公祠、蕭公廟、五侯祠、臨江公祠為多，當時“江湖社伯到處有祀蕭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的現象在湖南、湖北地區分布眾多，對江西宗教、儒學文化的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江西會館除了日常供在外贛商聚集議事或休息，戲曲的演出也是其一大特色，江西商人時常在會館內組織江西戲曲“弋陽腔”戲班演出，在川渝地區，江西會館內“弋陽腔”的演出每年都要超過300場，當時“哪里有江西會館，哪里就唱江西戲”的現象使得“弋陽腔”成為明清時期中國流傳最廣泛的地方劇種。

四、結語

人口的遷移影響著區域文化發展的各個階段。首先是文化發展初期的從無到有階段，人口遷移帶來的文化在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出現，并隨著區域內人口的流動開始傳播至各地。其次為文化交流階段，人口遷移帶來的文化與已有的本土文化產生交流與碰撞，促進文化的發展與創新。最后是文化的輸出階段。當本土文化的發展已達到一定高度，隨著區域內人口的外遷，文化也將通過向外的人口遷移進行傳播。人口遷移對區域文化的影響是無可替代的，隨著如今科技的高速發展，人口流動的頻率在增加，范圍也在擴大，人口遷移對一個區域內特色文化的彰顯與弘揚也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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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曉丹 徐興蒙 單位:1.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2.北京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