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藝術源流及對中原繪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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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自古就是東西方文明的薈萃之地。它與佛教壁畫藝術的產(chǎn)生、傳播與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西域”一詞的界定，在古代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我國的《漢書•西域傳》，是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使用“西域”這一專有地名的史籍。廣義的西域系指陽關、玉門關以西的區(qū)域，包括今新疆和中亞、西亞、北非、東歐、南亞等；狹義的西域系指天山南北，大體上相當于今日的新疆，我們研究的西域佛教壁畫藝術，則指狹義的西域范圍。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聚居地。在歷史的長河中，多種宗教大都在新疆活動過，分別為各個民族所接受。藝術是人類的產(chǎn)物，宗教也一樣，它與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變遷息息相關，因而也受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支配，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消長。本文將對新疆古代繪畫藝術對涼州（武威）、平域（大同）和敦煌石窟、庫木吐拉石窟、柏孜克里石窟的影響，以及將植根關內(nèi)興起的石窟藝術對龜茲庫木吐挖石窟、高昌柏孜克里石窟和后來開鑿的石窟佛教文化所產(chǎn)生的影響，作一簡述。佛教思想、佛經(jīng)佛法傳布于關內(nèi)，不僅是由出家人、修道士、畫家、樂師、舞蹈家、戲劇家等傳播的，據(jù)印證，還有由中國的南部、西南部傳入的對佛教的興奉。佛教文化藝術的主要源頭，也是盛行于中原，特別是長安、洛陽，以此而形成了中原型佛教模式；它不是直接傳布的，而是借助中原佛教文化藝術的某種作用，由中原輾轉(zhuǎn)，將西域佛教藝術一系列特征傳入朝鮮和日本的。朝鮮人、新羅人僧尼慧超等人雖然也未曾到過西域（高昌、龜茲），但是，中原主要受西域的影響，而朝鮮、日本主要受中原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各自獨創(chuàng)一格的宗教文化藝術。這證明，宗教文化藝術的傳播并不排除跨地域的直接接受。大規(guī)模多方位的區(qū)際接受現(xiàn)象也是歷史的真實性。西域的文化生活、音樂舞蹈、商業(yè)貿(mào)易，正是經(jīng)歷了這一過程而得到持續(xù)發(fā)展的。漢晉時期，佛教經(jīng)歷了初傳中原的歷史階段。此時，新疆的佛教思想開始向藝術的宗教思想發(fā)展。佛寺和石窟林立，佛教藝術開始崛起。新疆的一部分高僧，有向各地宣揚佛學價值的愿望，他們把內(nèi)地各省視為傳布佛教的重要對象。公元260年，朱士行赴西域求佛經(jīng)，說明中原處于崇奉佛教活動的頻繁階段。后來歷史進入了十六國和南北朝（公元314年—589年）時期。前涼國（公元314年—386年）最后國王張?zhí)戾a（公元363年—386年）邀請佛學翻譯家自龜茲來到?jīng)鲋荩瑢⒎鸬渥g成漢文，合計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前秦皇帝苻堅（公元351年—394年）于公元383年令呂光將軍平復龜茲將鳩摩羅什請至姑藏（今武威市），鳩摩羅什自公元384年—401年滯當姑藏。在這期間，后秦（公元386年—416年）姚興繼王位，呂光乘機在姑藏建國后涼，自封為國王（公元386年—401年）。

涼州石窟特別是初期石窟的建筑藝術風格、雕塑藝術風格、壁畫藝術風格，均呈現(xiàn)了龜茲藝術風格。涼州佛塔在結(jié)構(gòu)和風格上，均與于田、羅布綽爾盆地相近。佛窟和佛塔繪有佛陀盤坐菩薩圖、伎樂觀娛圖、宮中思維圖、右邊菩薩圖。佛陀和菩薩頭像施有彩繪描述，面孔圓形安詳，雙目細長，鼻梁高隆，直通額際，似乎接近于西域藝術風格，只不過放大了天樂神的圖像。北魏太武帝（公元424年—452年）于439年起嚴禁佛教，提倡前道教，把首府從涼州遷至平域（今山東大同）。公元452年文成帝（452年—465年）繼位，提倡重新崇信佛教。在邁吉山（音譯）石窟修煉的高玄充當了北魏王子的高師，涼州師賢僧人來到平城。在高僧曇曜的主持下開鑿了云岡石窟。此事自公元524年持續(xù)到公元460年。鑒于孝文帝公元486年訓令，在宮廷內(nèi)和平日生活中，皆為盛行漢人戒律和穿著漢人服飾。石窟、石塑都是以漢人形象描繪藝術，開始盛行穿著漢式衣服，漢式源流之說，說明佛教已植根于中國。

受這種影響的東北萬佛堂和我國西部的敦煌石窟，形成了獨立的歷史層面。在涼州和平城后期出現(xiàn)了敦煌石窟群。敦煌石窟初期開鑿，其建筑藝術、雕文刻縷、描繪藝術風格，都體現(xiàn)了以龜茲為主體的新疆古代繪畫藝術。這階段一直延續(xù)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平間。塑像突出了菩薩的生平，形象似人，臉圓、四肢健壯、腰細、肩寬、胸平，比例協(xié)調(diào)，精神蓬勃，頭著高冠，雙肩赤裸，著以西域式服裝，色彩鮮艷。佛像具有立體感，采用凹凸法雕刻，形態(tài)生動。石窟還描繪有裸體菩薩，優(yōu)美而自然。后來因受到孔孟之道的影響，此種彩圖，在敦煌日益少見。太和禁令之后，敦煌石窟這種描繪藝術風格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北魏后期起，經(jīng)西魏、北周時期，直到隋朝統(tǒng)一全國，共計一個世紀（公元489—581年），敦煌石窟文化從西域風格吸取養(yǎng)料，但是，它又呈現(xiàn)出具有不同風格的中原文化風格，其實這個時期正是北魏時的鮮卑人、吐魯番、匈奴人開始漢化，佛教開始中原化，中原出現(xiàn)佛教教派，互相交融匯合時期。敦煌的描繪藝術，使佛像又顯露出人體的輪廓，面部瘦長，眉毛細長，神色樂觀，衣服有飄帶。此外，還繪有君王弟子、歷史人物的圖像。如描繪了西王母、漢武帝、張騫、隋文帝、于田國王及其他僧人的活動片斷。這是佛教石窟藝術的傳統(tǒng)、歷史的題材所表現(xiàn)的典范，也是體現(xiàn)中原文化佛教藝術的范例。北周（公元557年—589年）和北齊（公元550年—577年）時期，中原與西域的來往更加頻繁。龜茲人白明達、白智通、蘇祗甫、于田人尉遲的弟子，喀什人阿摩拔昭武九姓中的曹、安、康、米、何的樂師和舞女薈萃長安，木干可把女兒阿斯娜公主嫁給周武帝時，令龜茲等地的樂師和舞女也來到長安。

隋唐（公元581年—907年）是中國歷史大統(tǒng)一和最昌盛的王朝，隋唐文化是產(chǎn)生世界影響的絢爛文化。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它容納影響中原的西域文化和絲綢之路文化。隋唐時期的長安和洛陽，是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西域音樂、歌舞、戲劇、壁畫、雕刻藝術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氛圍。以蘇祗甫、白明達為代表的音樂文化人士，由佛圖澄開創(chuàng)的佛教建筑藝術和雕刻藝術，由維祗拉牙和維祗拉牙•依熱撒迦開創(chuàng)的壁畫藝術，在中原文化藝術占據(jù)權威和神秘地位。隋唐時期，受西域藝術的直接影響而造就的涼州樂曲和戲劇藝術經(jīng)長安、洛陽對南方和大理王朝、朝鮮和日本產(chǎn)生了間接影響。這一事實，在歷史文獻中有明文記載。從三國時期開始，日本向中國遣使求經(jīng)。后來，隋王朝時期，在建筑、縫紉、政治生活、音樂舞蹈諸方面的佛教師徒，極大地表現(xiàn)了學習中國文化藝術的強烈傾向。唐朝時期，日本向中國派了十三次使者團，派學生數(shù)百人，日本名師佛徹和正菩提仙那都曾到過中國。當時，對朝鮮和日本產(chǎn)生強烈影響的隋唐時期佛教文化中的西域文化層面的存在，也是歷史事實。

新疆古代繪畫藝術對西方國家產(chǎn)生影響，同時中原石窟藝術對新疆文化的影響起了反輔射作用，這是反復出現(xiàn)于絲綢之路藝術交往中的一個規(guī)律性現(xiàn)象。綜上所述，新疆古代繪畫藝術對中原文化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中原石窟藝術反過來又影響了新疆繪畫藝術，雙方互相交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古代絲綢之路的要沖以西域為中心，古印度，中亞，中西多種文化在這里交匯，互相影響，互相吸收，西域石窟作為新疆文化最重要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具有混合性、過渡性、民族性等特征。新疆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