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產力與文化產業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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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認識到文化對于當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影響和制約，認識到文化的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文化繁榮的前提，文化政策是整個發展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未來世界的競爭將是文化生產力的競爭。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已成為21世紀核心的話題之一。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來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是與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一致的，而生產力的發展最終仍是人類文明和民族文化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看到，當代中國文化正在發生歷史性的重大變革，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的興起和發展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課題。

重新認識馬克思的文化生產力思想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與經濟、文化與科技的關系，也必須重新認識馬克思提出的精神文化生產力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發現，這就是大生產力觀和精神生產力理論。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生產的某種新的方式和生產的某種對象就會產生，“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頁）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物質生產力以物的形式——物質產品或物質成果表現出來，而工具則往往代表著這一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在工具上，無疑凝聚著人類精神上、理論思維上掌握自然界的能力。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來看，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社會生產便日益明顯地區分為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兩大部分。社會分工促成了物質生產者與精神生產者的分化，兩種生產力因而在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內在特征的生產力形態。物質生產力主要面對人同自然的物質關系，具有實用的、基礎的、物質形態的主導品格；而文化生產力則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產力”。馬克思將語言、文學、技術能力等歸于其中，使其顯現出更偏重于人類社會人文關系的特征和品格。當代不少學者將之稱為文化力。顯然，馬克思區分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表明了他對社會生產力這兩個方面的各自特征的區別把握和分類描述。

但是兩種生產力又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馬克思還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多重聯系，看到兩種生產力之間相互交融、共為一體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生產力具有其精神生產的獨特性，它是社會意識、社會心理等精神方面的文明發展的成果，具有突出的意識形態特征。同時，在文化生產力中，生產主體以其“對象化的獨特方式”，將自身強烈的主觀因素，諸如思想、意志、情感、愿望滲透于全部文化生產過程。所以，馬克思把語言、文學、技術能力歸入這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而另一方面，文化生產力是不是就完全不具備非意識形態的物質性的特征呢？不是。文化生產力其實具有明顯的物質性。文化生產同其他生產一樣，也具有一般實踐活動的特征，即由實踐主體通過勞動，將一定的材料加工改造為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生產的過程也表現為一個物化的過程。它也要改變物質的現實形態，獲得物質的新的存在形式。像文學藝術這類最富精神性的生產也有一個物質的技術的制作過程，即由實踐主體通過特定方式的勞動，改造某種材料而造成一個新的存在物。因此，文化產品必須具備物質的依托方式。如文學作品，必須經過作家的物質性（紙、筆、電腦等）寫作，經過編輯、出版、印刷、發行等等環節，才能以書籍這種物質形式存在下來。繪畫、雕刻也要通過對一定的物質媒介的加工制作，才能以一定的形態承載其藝術內涵。黑格爾在《美學》中指出，在藝術創作中有一個純然技巧的方面，很接近手工業。一個藝術家必須具有這種熟練的技巧，才能駕馭外在的材料。

馬克思的大生產力觀念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馬克思肯定了生產力中包含著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兩種生產力，這就一方面從根本上否定了那種機械的、庸俗的舊唯物主義的物質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另一方面也否定了那種孤立的、片面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精神決定論。

其次，文化生產力的觀念表明，文化是一種生產，而且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越來越成為大規模的社會生產。它天然地具有社會生產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換、消費等基本環節，具有市場條件下經濟運作的全部過程，而不僅僅是某個藝術家的內在的獨創的心理活動。多年來我們對馬克思精神生產、藝術生產的研究一直忽略了馬克思提出這一理論的歷史背景，而對之作了一種純粹精神的、美學的研究。而馬克思提出的精神生產或藝術生產必然含有商品經濟時代特別是當時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時代的生產的全部特征。當代文化生產已不完全是個體性的生產方式，而日益成為一種巨大的復雜的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傳播媒介的高速發展和信息時代的來臨，文化生產已日益成為當代經濟生活的一部分，成為復雜的現代化大生產的一部分。像電視、電影、出版、音像、文藝演出、工藝美術、體育比賽，乃至廣告、信息、傳播、娛樂等產業，已越來越發展為龐大的產業集團，成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成為許多國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再次，文化藝術作為一種精神方面的生產力，必然內含著自身獨特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它有自己獨特的發生、發展史，有形成自身的歷史過程，有對精神生產者的精神創造能力的內在要求，也有對生產對象的內在要求。同時，它還受到生產條件包括物質技術水平的限制。因此，藝術家不能只關心藝術的精神層面，也要關心藝術生產的方式和工具。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是文化生產力內涵中的重要內容。在當今的文化生產力中，文化生產所達到的科技化和社會化程度，是判定其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數。世界經濟中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趨勢

從二戰以后，人類開始進入第三次科技革命時期，這就是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智能生產力時期。這一生產力的一個顯著標志，就是文化與經濟嶄新關系的建立。如果說以資本主義工業大生產是以經濟生產與文化藝術的對立、分離為特征的話，那么智能化生產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經濟化”和“經濟的文化化”，以及由之產生的當代文化經濟一體化趨勢。面對這一趨勢，我們必須重新認識文化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含量。

今天，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已成為世界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據報道，20世紀90年代，國際旅游已同汽車工業、石油工業一樣，成為當代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而且正以迅猛發展的勢頭成長為全球效益最大的行業。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等高科技及其相關產業的迅猛發展為標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識經濟或文化經濟時代的到來。199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科技、文化、信息產業越來越多。高科技高文化附加值的計算機信息產業，在1997年世界經濟和產業發展中獨占鰲頭，數家企業躋身世界前10強。近年風靡世界的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創下十幾個億美元的票房價值。美國《讀者文摘》已發展成年收入25億美元的國際性大企業。據稱，美國的視聽產品已經成為僅次于航空航天的主要換匯產業。文化產業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的增長點，也將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

所謂經濟的文化化，是說現代經濟發展中文化的、科學技術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要素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業經濟的時代，全社會95％以上的人在為基本的生存條件——糧食而工作，而在發達國家僅有2％—3％的人口從事農業，便可滿足社會的需要。從日本的就業人員構成比來看，其第三產業就業者占總人數的百分比逐年上升：1920年23．8％，1930年30％，1965年43％，1970年46．5％，1975年52％，到八九十年代這一比率又大大提高。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德克在1980年“美國競爭力大會”上對1929—1980年的美國經濟做了數量分析。他測出，在這期間美國生產力的增長中，40％是由知識和技術創新獲得的，有12％是由勞動力的知識文化素質的提高獲得的。在工業發達國家，高科技、高文化大量進入企業，使當代產業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經濟中的科技、文化知識因素已日益躍居重要地位。腦力勞動者的數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國“白領”職員與“藍領”工人就業結構比已為5∶4，到1980年，美國第一產業即農業和礦業中的從業人員僅占總比例的29％，第二產業即各種制造業降到31．6％，而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已上升到65．5％。即使在第一、第二產業中，科技管理人員也超過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無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自然要將重心轉移到服務、知識、信息等第三產業方面。

經濟文化化的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社會需要不斷提高。在基本的物質需要滿足的基礎上，人們更多地關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即使物質層次上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地與文化結合起來了。今日的主流經濟學已在大力關注知識、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總之，文化與經濟的一體化已成為當代世界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趨向。文化與經濟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有機的發展過程。

認真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產業

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國文化建設一直采用計劃經濟下由國家統一規劃、統一領導、統一步調的“事業型”模式。現在看來，這種國家財政撥款的文化投資遠遠滿足不了當代文化高速發展的需要。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正式采用與世界多數國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用國民生產總值來核算國家經濟發展的程度，按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來劃分各個行業。而文化作為第三產業的一個重要部分，開始了由“事業模式”向“產業模式”的重大轉變。這場變革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文化觀念，將文化與現實經濟聯系在一起。

我國文化市場的建立、發育和文化產業的發生、發展具有歷史必然性和現實合理性。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相應的文化產業機制和文化發展規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持續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之相應的文化產業發展則相對滯后。與發達國家甚至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在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產出仍有很大差距。這一方面表現為對文化產業已成為當代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的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從根本上轉變“事業型”的傳統思路和行政機制；另一方面，對文化與經濟的長遠協調發展認識不足，沒有看到文化滯后對今后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現實迫切需要并呼喚新的文化發展的總體戰略、管理方式、產業機制和市場運作體系。另外，經濟流通的世界化和當代傳媒的高度發展，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要求我們批判地借鑒其市場運作的方式，以適應并掌握當代世界文化交往的經濟規律，并制定自己的文化安全策略，逐步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體制。其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會表現出日益高漲的文化需求。這種需求，一是規模巨大，數量驚人。我國當代社會對文化產品的需要無論在數量上、強度上、實現方式（規模、途徑、媒介）上都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需求的多層次多方位。從普通市民到文化人士，從大眾娛樂到藝術精品，各種不同層次的文化消費者表現出對不同種類的文化產品的強烈需求。三是一輪接一輪的文化時尚表明了文化需求的迅速轉換。很明顯，這種全社會日益高漲的大規模、多層次、快節奏的文化需求，單靠原先文化事業的“統管”模式已根本無法滿足，它歷史地要求與之相應的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運作模式。

這就要求我們處理好文化市場機制發展中的眾多矛盾，比如文化產品的商品性與非商品性的矛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市場運作方式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矛盾，市場規律與文化藝術自身規律的矛盾，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矛盾等等。在眾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當代市場條件下文化發展的產業性與文化性之間的矛盾。

如前所述，我國文化產業的興起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物。所謂產業性，當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經濟性質、市場運作方式和產業管理規范等一系列特征。作為產業，文化產業自然要進入市場，在管理體制、經營方式和經濟效益上同市場經濟接軌。但文化產業畢竟姓“文”，它具有特定的觀念性、精神性的特質，這就是文化產業的文化性。這種文化性是指文化的意識形態性質，文化藝術作為精神產品的自身發展規律，文化藝術創作與接受的獨特方式，實現精神功能的陶冶感染方式等等。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與哲學、歷史、倫理、宗教、法律等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并與政治生活密切相關。作為一種精神形態，它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與歷史責任。它必須關注民族文化的健康發展，弘揚時代精神，塑造積極向上的人文品格，構建健全完善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同時，它又必須遵循文化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

從市場機制來看，如果調控不力，文化產業的產業性很容易導致文化產品商品特性的空前凸現，甚至造成商品性獨尊的局面，從而忽略文化產品的精神特質。同時，文化作為一種講求經濟效益的產業又必然要求相當程度的規模生產，因此它必然依循大工業標準化、模式化的生產方式，追求大批量的投入和產出，這就導致文化制作中出現大量復制、模仿、贗品和一次性消費商品，從而無視文化的本性，使獨一無二的文化精品創造趨于消亡。另外，文化產業的市場特性又與文化藝術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相矛盾，它當下的經濟效益原則與塑造健康的民族文化心理，建設積極向上、健康樂觀的社會主義文化的長遠戰略相沖突。我們必須按照“三個代表”的重要要求，清醒地認識并解決好這些矛盾，始終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堅持主旋律與多樣化的統一，堅持在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奮力開拓我國文化生產力和文化產業發展的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