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南北地緣哲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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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眾所周知，我國南北方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不僅有著許多相通之處，同時也存在著許多的差異。這種情況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說：“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為兩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⑴可見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了代表北方的孔子與代表南方的老子的地域性分岔了論文。美學作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在中國出現的比較晚，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在我國就已發展成形，形成了具有其特色的美學思想和美學流派，如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美學，以孔子和孟子為代表的儒家美學，另外，如管子，墨子，荀子，韓非子等人在美學上也進行了各自的探索和研究。因為南北的差異性，這時的美學思想自然也不例外地存在著南北地域上的差異。如孔子等為代表的儒家美學思想和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美學思想就是這時美學南北地域的差異性的體現。這種情況雖然有許多的變化，但是南北派別的劃分依然是其主脈，王國維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中進一步指出：“戰國后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⑵。所以也就可以從地域上把中國的美學劃分為南方美學和北方美學，統稱為南北地緣美學，作為中國美學的地域劃分的一種方法。

那么這兩種美學的差異究竟表現在哪些地方呢？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種美學所植根的經濟基礎的差異。北方美學植根于北方經濟（以牧業經濟和小麥經濟為主）之上，南方美學植根于南方水稻經濟之中。

二、兩種美學所生存的文化思想底蘊的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比較正統，南方的文化則是一種水稻文化，出現了原始的宗教，并出現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巫文化”。

三、兩種美學的精神內核不同。北方以“尚武”為主，并兼有其它多種精神，南方則是以“糜情”為內核。

四、兩種美學所具有的風格的差異。北方美學的風格是豪邁雄壯，質樸淳厚，南方美學則秀麗婉美，浪漫熱烈。

五、兩種美學見之于文藝上也具有很大的差異。正如《隋書·文學傳序》中所言：“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溯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北方文藝重于“氣質”，南方文藝重于“清綺”。

這兩種美學的差異性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凸現，如代表北方美學思想的《詩經》和代表南方美學思想的楚辭。袁行霈先生在《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中講到：“先秦時期的《詩經》和《楚辭》就是地域性很強的作品。《詩經》主要是北方文學；《楚辭》則植根于南方，而又吸取了北方的文化營養。《詩經》的質樸淳厚，《楚辭》的浪漫熱烈，體現著北方和南方兩地的差異。”⑶但是一開始這兩種美學的地位也并不是對等的，很長時期里，美學一直都是以北方為正統，南方美學遠遠不及北方美學，這種狀況直到魏晉南北朝才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政治上的分裂，北方長時期處于戰亂之中，原本坐鎮北方的統治者及許多北方士族豪門，還有許多北方居民都紛紛南遷，在南方建立國家，開創事業。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散步》中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⑷正是這政治上的動亂與藝術上的這種精神使得南方美學不斷得到發展，并還出現反超北方美學，一度占據主導地位的現象。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略見一斑：〔1〕從相關著作和研?咳瞬歐矯媯純矗饕淺鱟閱戲餃酥鄭緦踣牡摹段男牡窳罰俞傻摹妒貳返取T諛戲匠魷至酥釗緦踣摹⒅俞梢謊慕艸鋈宋錚員戎攏狽皆蛞宓枚唷！?〕在文藝創作人才方面，南方詩人文士占了這個時期的大半個江山，而北方除了由南方去的庾信，王褒外沒有幾個人可與南方相比。那么究竟是發展南方美學還是保證北方美學的正統地位呢？很顯然，南方美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博得了上自君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歡迎，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同時南方“猶如在濃厚的脂粉之下掩蓋著貧血的面厐”⑸呈現出一種病態；北方美學雖然一時失寵，但卻是封建統治者維持其統治的強有力的支柱，任何一種揚此抑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然而事實上，很久以來許多的學者文人往往采取一種揚北抑南的方法，隋朝與唐朝初期也不例外地出現了這種情況。隋朝如李諤、王通等人對南方的文風進行了嚴厲地批評，主張恢復儒家傳統的思想文學觀念，提出了政教中心的文學論。在唐朝初期狐德棻、李白藥、王勃等人也對南朝文風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如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啟》中言：“自微言既絕，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談人主者以官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沉酗驕奢為達。故魏文用之而中國衰，宋武?籩遙凰瀋頡⑿徽穡氏日灼肓褐＃恍臁⑩撞⒊郟荒苊庵堋⒊輪觥！鋇牽故怯幸恍┤嗽諗濫戲降氖焙蜃⒁庖環治姆椒ǎ髡糯幽戲矯姥е形∮杏玫牟糠鄭縹赫髟凇端迨欏の難Т頡防錁頭從沉蘇庵窒敕ǎ擔骸敖蠊譚⒃劍蠛跚彗玻緩鈾荽室逭旮眨睪跗省F試蚶硎て浯剩彗蒼蛭墓湟猓砩鈁弒閿謔庇茫幕擼擻謨礁瑁似淠媳貝嗜說檬е蠼弦病H裟芏薇飼逡簦蜃壤劬洌魅ニ蹋掀淞匠ぃ蛭鬧時蟊螅∩憑∶酪病！閉庵窒敕ㄒ艙塹筆蓖持握咚M摹?BR>“各去所短，合其兩長”達到“盡善盡美”的結合。要達到這種完美的結合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開明的環境，唐朝恰好是一個相對比較開明的朝代，這種開明不僅僅只表現在政治上，同時也表現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在思想上，唐代是一個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多種思想雜融并存的朝代；在文化上，唐代的詩歌，書畫，音樂等多種藝術得到空前的發展；在宗教信仰方面，既有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如道教，也有從國外流傳進來的宗教，如佛教，景教，伊斯蘭教等。正因為唐代在思想文化宗教信仰上的開明與多元化，使得唐代詩歌在諸多方面，如思想上，風格上，藝術表現手法上等方面百花爭艷，雖然這種現象并不很久，但是為唐代南北地緣美學的平起平坐，相互相融打下了基礎。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唐朝實現了國家的統一，而且融合了南北兩種不同的詩風、文風，造就了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⑹二

唐代南北地緣美學的互融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唐代詩歌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對唐代詩歌主旋律的影響。

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壯年、中年、老年，唐代詩歌也可以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在少年時期的唐詩，就如“少年心事當拿云”的少年，志高氣盛。到了壯年，則有著一種揮斥方遒的書生意氣。中年的時候，直面慘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鮮血有著一種現實主義的精神。到了晚年，國家已衰，亡國之音風起云涌。

首先來看一下初唐時期。這一時期，雖然南方美學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但是還沒有和北方美學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寫到：“初唐時期關中地域繼續受到南朝文學風氣的影響，注重聲律詞采，但是由于關隴文化居于主體地位，所以貞觀詩風呈現出北方化傾向”⑺。所以這個時期的詩歌中的北方氣息相當的濃，其中以“雄渾”、“悲慨”為主，而南方味則要淡以“沖淡”之味而輔之。這個時期出現了如“初唐四杰”和陳子昂一樣的詩人。他們的詩歌以“尚武”精神為主，氣勢宏大，感情豪邁悲愴。這可以從他們的詩歌中略見一斑。如楊炯在《從軍行》中寫到：“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閣序》，自然天成，氣勢相當的宏偉磅礴。再如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現的雄邁悲愴。而與之同時的，如上官儀等人，他們繼梁陳之余風，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沒有什么大的成就。

到了盛唐，南方美學地位得到了提高，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唐代詩人之中開始了學習東晉南朝的文風之浪潮。如王維學習謝靈運，李白向鮑照、謝朓學習，杜甫從何遜、陰鏗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中寫到：“中間小謝又清發”，把自己與謝朓相比。而北方則出現了如高適、岑參一樣的邊塞詩人。這個時期還是北方美學為主，但是南方美學的影響與初唐相比則有了很大的發展。詩歌的主旋律也呈現出多樣化，有“尚武”的邊塞詩，也有言情寫境的抒情詩，有雄邁宏偉的，也有柔情似水的。總之說來具有“勁健”、“豪放”、“飄逸”、“自然”、“典雅”等特征。

到了中晚唐，特別是安史之亂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戰亂之中，從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許多文人詩客為了避難紛紛南遷，他們不僅帶來了北方的許多文化思想觀念，同時他們也從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營養，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南北兩種美學雜揉并濟推進了南方美學與北方美學的進一步融合，與之同時也使這個時期的詩歌旋律發生了大變。其中如李嘉祐，韋應物，柳宗元等人就是從北方到南方并將南方美學思想用之于詩歌創作之中的詩人。他們的詩歌大多“纖秾”、“縝密”、“實境”。在大歷年間形成的南北兩個不同的創作群體：一是以長安和洛陽為中心，如錢起、盧綸、韓雄等大歷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吳越為中心，如劉長卿，李嘉祐等⑻，這就表明南北方已經處于同一個水平層次了。同時也說明了南北地緣美學的互融已經相當有火候。這個時期的詩歌南方味明顯加強，而略少了北方那種鏗鏘有力的感覺了。

二、對唐代詩歌創作群體的影響。

眾所周知，創作主體在作品創作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創作主體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為背景進行創作的，所以創作主體所生存的地域對其創作是有著密切關聯的，所以南北兩種不同的美學思想也勢必會對創作主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唐代的詩人們自然也不例外的會受到這種影響。

在初唐與盛唐的時候，北方過著平靜而有序的生活，同時北方又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產詩人的好土壤，所以這個時期北方的詩人就會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亂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戰亂之中，從而造成了一是許多北方人的南遷，一是南方的開發。這種土壤所造就出來的詩人就不單單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縱觀唐代詩人，據陳尚君先生考證，京畿道有詩人226人，關內道有詩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東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東道77人，山南西道4人，關隴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東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劍南道66人，嶺南道27人⑼。就詩人總體數量來說，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區的詩人增長率遠遠要比北方高。這說明了唐代詩歌的創作群體是一個逐漸變遷的過程。總體觀來，唐代詩歌創作群經歷了一個這樣的演變過程：初唐北方創作群一枝獨秀→盛中唐南方創作群的興起→晚唐南北創作群的合流。

先看初唐，這個時期的詩人主要集中在關中地區，特別是關中的幾大家族，如韋氏家族，白氏家族，盧氏家族，楊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盧照鄰就是盧氏家族中的一員。而與之相比，南方這個時期的詩人則要少得多。

到了盛唐的時候，北方的詩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韓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時南方的詩人也逐漸發展成熟起來。如張九齡、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詩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時期，南方詩人群更是達到了一個高潮。出現了劉長卿，李嘉祐等人，同時還出現了一個很特別的創作群體一一吳會詩僧群，涌現了許多的詩僧，據統計盛唐詩僧有43人，中唐詩僧達686人，其中靈一、靈澈、皎然等人比較有名⑾。

到了晚唐，南北兩個創作群已沒有很大的區別了，許多詩人已經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來的了。如韋莊，雖出身于關隴，但是卻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黃州，湖州等地做過官⒀。另外，這個時期還出現了江南詩僧群，如貫休，齊己等人⒁。

三、對唐代詩歌理論的影響。

受南北地緣美學的影響，唐代詩歌理論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一大批詩人兼理論家。統而觀之，他們提倡“文”與“質”的結合，反對南方詩風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體說來，他們的主張又各有側重。同詩歌創作群的演變一樣，唐代的詩歌理論也是發展變化的。筆者將其分為四個時期：一、端正時期。以孔穎達、陳子昂及“初唐四杰”為代表，主張端正南朝時期的靡糜詩風，回復到儒家大道上來。二、發展時期。以王昌齡、李白、杜甫等為代表，在前者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了儒家詩風。三、高潮時期。以韓愈、白居易等為代表，將儒家詩風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四、新發展時期。以司空圖為代表，將南北兩種詩風融為一體構成了一個新的詩學體系。端正時期。初唐時期是詩風的端正時期，其目的就是要從梁陳時期的那種靡糜之中糾正過來回到儒家詩風的大道上來。其中陳子昂是第一個明確提出詩歌革新主張的詩人，他指出：“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陳子昂《修竹篇序》）主張向漢魏學習其風骨。孔穎達也在《毛詩正義》提出：“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于言，乃名為詩。”把儒家“詩言志”說發揚光大。

發展時期。盛唐時期王昌齡在《詩格》中提出：“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說。李白也指出：“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李白《古風》其一）主張詩應“清”與“真”，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高潮時期。中唐是唐代詩歌理論一個十分繁盛的時期，把儒家詩風推向了一個新高，其中白居易、韓愈等人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白香山集》卷二十八《與元九書》）并指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同上）的主張，把感情和抒事合為一體使儒家詩風進一步與現實掛鉤，而且更具藝術的美。

新發展時期。這個時期之所以為新發展時期主要是意象之說的發展，從中唐到晚唐這段時期里出現了如劉禹錫、司空圖等杰出的詩歌理論家，他們把意境之說加以了發展和完善。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記》說：“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與象進行了區分。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里將詩分為雄渾、沖淡、纖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答莊充書》）之說，而不拘泥于儒家詩學之中。

從這四個演變階段可以看出，其實就是由“風骨”之說到意境之說，于長乎“志”到感于“情”的變遷，這正是北方的“質”與南方的“文”的變通。

唐代詩歌所受到的影響除了以上三個方面，還有其它的方面，這里就不一一例舉。總而言之，從南北地緣美學的沖突與互融之中，可以發現，唐代的詩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兩種美學的互融的渦旋之中，這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唐代的詩人經過了長時期的摸索，把南北兩種美學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裝飾北朝的‘質’，以北朝的‘質’充實南朝的‘文’，創造了中國詩歌最健美的典型”⒂。

注釋：

⑴⑵《王國維遺書（第五冊）》商務印刷館1940年版第31頁

⑶⑸⑹⒂袁行霈《袁行霈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頁、第71頁、第22頁、第71－72頁

⑷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頁

⑺尚定《走向盛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頁

⑻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32頁

⑼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70頁

⑽李浩《唐代關中的文學士族》，《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9年9月第113頁

⑾⒁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799頁

⑿⒀參見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頁和第196頁

另參考書目：

⑴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⑵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二卷（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⑶王向峰主編《文藝美學辭典》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