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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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文化批評作為重新回到文學外部研究的批評，它的可能性如何證明？當年形式主義批評對于外部批評的指責是這樣脫離了文學本身，那么文化批評有多少為自己加以辯護的理由呢？本文從文化批評的理論、方法以及它的言說的有效空間這樣三個方面，對于文化批評的基本狀況作了一些分析和說明。并且認為，文化批評作為當代文學研究的一種方式，不是追求一勞永逸、包治百病的對待文學現象，而是更這重于對于文學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關鍵詞]文化批評理論方法話語權力

“文化批評”已經成為當前文學研究中的一種普遍共識，即文學研究除了應該深入到對于文學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語言分析之外，還應該有著一種文化層面的眼光。那么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類學意義的范疇，探討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樣態，也可以是著眼于當代生活中或隱或顯地起著引導、支配或者影響人們生活的事體。如果我們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對各種生活事實，這些事實是剛才發生或者正在發生的，缺乏成系統的言說渠道，也沒有可以依靠的理論范式和話語規則，因此有必要對于其中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討。

一、批評的根基：為何理論與如何理論

事實上，人們看待事物都是內含理論或依靠理論的。看到太陽從東方升起，人們有“早晨”的觀念，而“早晨”除了是一個特定時段，同時還是一種循環的、多次重復的時辰。古代人們更多地從周而復始的意義理解它，今天人們主要從矢量發展的角度看待它，這里分別就有不同理論作為內在依據。除了日常生活有著理論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學科研討中，也同樣有著理論的先行。在實驗室里，科學家用顯微鏡觀察微小的對象，這是非常客觀的了，可是這種客觀中也有發現的預期，而預期就有某種假設，它是依據理論的。諸如現代高能物理在探測新粒子時，要預先建立大型設備，投資巨大，探測的結果實際上是有著理論預期成分的。正如愛因斯坦指出的：

科學不能僅僅在經驗的基礎上成長起來，在建立科學時，我們免不了要自由地創造概念，而這些概念的適用性可以后驗地用經驗方法來檢驗。這種狀況被前幾代人疏忽了，他們認為，理論應該用純粹歸納的方法來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創造性地創造概念。科學的狀況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這種幻想愈容易，因為他似乎是個經驗論者。直到19世紀，許多人還相信牛頓的原則——“我不作假說”——應當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學的基礎。[1]

通過這種回顧可以見出，僅僅依靠經驗的基礎面對事物，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學所推崇的態度。

為何理論是回答理論支撐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論即如何理論的問題。這里當然應該包含經典的文藝學教材和專著的理論，也應該包含從文化學角度看待文藝的有關理論，此外還應該吸納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引發的理論思考。

馬克·波斯特在結合電腦寫作問題時，聯系德里達關于說與寫即語言與文字對立的觀點展開了討論。他指出，紙筆的書寫方式使顯現的文字有物質性質，難以抹去；這些紙面的文字脫離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應語境確定而不是聽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說這些文字成為作者的敵人，對抗作者。可是電腦寫作中，屏幕顯示的亮點能夠輕易消除，它還沒有成為物質存在，這樣書寫與說話就有了同一性。[2]它顛覆了笛卡爾以來主體與客體、精神與物質之間二元對立的關系；電腦是一種物質存在，可是它是模擬人腦的，在電腦的工作中，我們面對的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是一種鏡映效果（mirroreffect），在這里我們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種兒童照鏡期的心理騷動。同樣地電腦閱讀也有相應的尷尬。馬克·波斯特討論的現象不是專指文學，可是對于文學也適用，那么這里的理論屬于交織了德里達、拉康、笛卡爾的思想以及關于網絡社會學的理論。

如何理論實際上不是采用一種現成的理論按圖索驥，而是針對一個問題，從不同側面對于問題進行梳理。這里可以明確的一點在于：20世紀初文學研究有一種“內化”傾向，即研究文學著重于文學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作為語言藝術，重點關注文學的語言，二是文學作為藝術，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拋擲到文本之外的社會因素方面。這種文學研究的“內化”成為20世紀文學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風景線。但是對于文學的文化批評成為文學研究重新“外化”趨向的發起者和生力軍。作為美國耶魯學派批評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實上，自1979年以來，文學研究的興趣中心已發生大規模的轉移：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為研究文學的‘外部’聯系，確定它在心理學、歷史或社會學背景中的位置。換言之，文學研究的興趣已由解讀（即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和能力）轉移到各種形式的闡釋學解釋上（即注意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作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3]這種文學研究的趨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對文學的文本和語言的研究，不過它更多地把這一內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體中，使之成為整個研究工作的有機構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廣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論上可以根據需要囊括幾乎所有的人文學科而不是專注于某一種特殊的理論。

二、批評的方式：尋求方法與創造方法

文化批評作為文學的一種研究途徑，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這種方法從何而來？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評涉及相關的多種理論，那么理論與相應方法總是聯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樣性；另一方面，它又有著一種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評要從社會的整體看待文學，那么，象形式主義批評那樣以一種專門化的方法對待文學，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評那樣只是關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內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們熟悉的政治批評側重于政治立場的階級斗爭分析的方法，或許有時也會用一些，但是至少不會象它們那樣執著于一種視角。更關鍵的在于，這種批評不是專家立場的研究，而是著眼于我們生活的現實場景，從現實狀況的分析出發，發現可能有價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東西。

利奧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個民族與世界和與它自身的所有關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為有意義的東西被接受的存在。”[4]這就是說，文化同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而關于文化的思想則是對于文化的闡釋和引導。譬如，自從報刊作為一種大眾傳媒在近代問世后，它就滲入到人們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時間出版的報刊影響更甚。對于這種Dailynews（每日新聞）的定期閱讀，我們可以從人們需求對于社會近況的了解來說明，但是大多數人并沒有非得了解它的規定性。這時參照黑格爾的闡說就可以見出頗有意味，他認為當時的歐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閱讀報紙的習慣，這是現代人的“晨禱”，即人們已把讀報培養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無報可讀或沒有時間去讀，則這一天就相當于沒有禱告那樣，生活就淪為空虛和沒有意義。黑格爾關于讀報的闡說，就給報刊閱讀賦予了一種文化意味，而我們看來也是揭示了讀報的文化意義。由這樣一種對于報刊閱讀的文化意義的解釋，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們對于其它媒體的認識。

諸如當今的電視走入了家庭，觀看電視的行為給家庭生活帶來了沖擊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員之間相互交流信息、溝通感情的就餐場合，可能被觀看電視的行為所取代了，于是電視中劇情成為牽連他們的線索。一些家庭電視劇如《閑人馬大姐》，之所以選擇在晚上6時左右播放，就是因為劇情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緊密，當餐桌上日常生活內容的交流缺席時，“馬大姐”可以成為一種替代性的符碼。如果《閑人馬大姐》在收視率取得成功，那么藝術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計。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大眾文藝的市場反響，其實大多就是這樣的市場因素所致，批評活動著眼點不是針對藝術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藝術因素只有通過文化因素才能發生作用。

回到批評方法問題，文化批評不是一種嚴密組織的批評派別，它也沒有一種專一的批評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創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尋求自己合適的方法。法國批評家羅蘭·巴爾特對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競賽》（ParisMatch）雜志封面的圖象進行了符號學角度的分析。該圖象是一個黑人法軍士兵正在向法國國旗致敬，那么，法國的主體民族是屬于歐洲血統的法蘭西人，這里卻是黑人，而作為法軍成員，他必須具有法國國籍。因此，這一圖象的文化意義在于，它表明了法國作為一個偉大帝國，它所有的子民，無論膚色，都受到它的關照，同時，他們也都忠心耿耿地為這個帝國恪盡職守。在羅蘭·巴爾特這一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圖片具有的殖民主義色彩。這樣一種思想意蘊當然要從對于圖片本身的表達中看出，不過羅蘭·巴爾特在后來整理以英語出版的《圖象—音樂—內涵》（倫敦，FontanaPress，1977，p.26.）一書中又認為，圖片的涵義還需取決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語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釋說：“如果這幅黑人士兵向國旗敬禮的照片出現在《社會主義評論》的封面的話，其隱含意義就可能大不一樣了。讀者們可能會對其大加嘲諷。它不但不會被作為法國帝國主義的一種正面形象，相反還會被當作是帝國主義剝削和操縱的標志。”[5]這里涉及到符號學（國旗的象征意義）、社會學（帝國主義形象）、民族學（白人—黑人）、文藝學（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這種結合到生活情境進行批評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評家將自己的生活經歷也置于批評場景。美籍印度裔批評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讀完中學，然后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并且工作，作為美國的少數民族女性批評家，她感到三重壓力：即作為少數民族的東方人壓力，作為女性面對男權話語的壓力，作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話語面前失語的壓力。印度作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歷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審視中被敘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學者將之統稱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蘭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們基督教《圣經》教義的重要性詮釋印度教，其實印度教核心的內容不是教義，而是宗教儀式和習俗，這些內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會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書中希望自己能夠為被“臣屬”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當她這樣努力時，她感到一種尷尬，即她是以身處第一世界學術殿堂學者的身份進行這樣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標是重新命名對象的性質。可是，這種重新命應該遵從“名從主人”的原則，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點她已經不熟悉了，甚至經過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學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學術話語表達這種意向，結果仍然是落入西方敘事的視點，而且她也只能在這種話框架中才能獲得發言機會。由此，斯皮瓦克陷入身份認同的危機，這里主體成為一種缺失。

可以說，文化批評在進行這種批評的操作時，采用的已經不是“文藝的”方法，而是其他學科或者交叉學科的方法，這不能由批評家自行創建，而是需要廣泛尋求。

三、批評的狀況：文化批評的可能空間

文化批評立足于一個廣闊的空間進行批評活動，這種廣闊包括采用的理論的多學科性、批評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評空間的多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空間最主要的或者關鍵的方面在于：它通過對于文藝文本及文藝現象的閱讀，發掘出這一文本或現象的內在的因素，從而使得文藝批評活動不只是對于文本意義層面的講述，而且進入到文本作用于人們無意識領域的探究，于是批評活動在意義層面之外又獲得了超越意義，同時又是具有另一種意義的東西。當然，這種“另一種意義的東西”并不是批評家憑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達的語境、接受者心態、以及作者的話語權力影響關系等綜合作用的結果。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指認了創作活動的權力影響。他說，“文化生產者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擁有表現事物并使人相信這些表現的相應的象征性權力，這種象征性權力還表現在文化生產者，用一種清晰的、對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亂的、模糊的、沒有系統闡釋的，甚至是無法系統闡釋的體驗，并通過這一表述賦予那些體驗以存在的理由。”[7]這種話語權力不是強迫人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過講述賦予世界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即使是有根據的，但是也還有從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問題，而講述的話語權力就是把作者認可的那種秩序作為正宗的表述，而別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則居于次要的或者從屬的地位。我們進行思想和行動大多要有一個理由，這一理由的根本就在于我們對于事物秩序的思考，當這種關于秩序的講述是由別人告訴我們，而我們自己沒有思考機會的時候，那么我們也就成為了被別人思想征服的頭腦方面的殖民地。

真正值得文化批評努力的方向不是對于文藝鑒賞或者文藝創作提供可以參照借鑒的資源，而是從事一種對于文藝狀況加以文化批判和社會反思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好似與文藝本身遠了一些，但是通過這樣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藝作品真正融入到社會。而文藝作品既可以作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應該可以作為社會話語的一種方式來認識，或許，文化批評就是著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萊塢拍攝的“越戰影片”就給批評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紀60年代，美國卷入到越南戰爭。這場戰爭美國陣亡將士達到5萬余人，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人數，并且美國沒有達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滲透的目的，最后還把老撾、柬埔寨也搭進了“共產化”圈子。以致于當老布什在指揮攻擊伊拉克的“沙漠風暴”行動取得預期成果時，首先表達的就是，這一行動洗刷了美國民眾多年來揮之不去的陰影。

美國這越南戰場上經歷了事實層面的失敗，可是在講述行為中卻獲得話語層面的成功。同樣都有對于這一戰爭的電影的表達，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譯介到中國的影片，不過藝術上和制作技術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沒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國則有《獵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響的大片。在這種講述的行為中，它告訴我們，越南本來是一個不為人們熟悉的國家，然后美國人去了，發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國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記憶。這里，越南只是作為一個被講述的對象。當美國人未去之時，它沒有影響；當美國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樣無足輕重。越南不過是只有當美國人“發現”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義。于是，在戰場上失敗的美國，通過這種講述獲得了主導地位。那么美國的這種講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國具有的廣大市場、依靠的美國的先進科技、美國的雄厚資本，以及依靠它從歐洲繼承的那種中心視角，即以美國視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視角看到的世界不過屬于一些側面甚至假象。

約翰·斯道雷從所謂東方主義或者后殖民主義的角度認識這一問題，他說：“好萊塢在處理東方問題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說明它、認可對它的看法、描述它、講述它’。好萊塢影片將越南‘虛構’為美國的一個‘對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潛在本體’。好萊塢影片——與其他離散實踐、歌曲、小說、電視連續劇等一起——以這種方式成功地創作出一個非常強有力的有關越戰的話語：通過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訴美國和全世界，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發生這些事是因為越南本來就是那樣的。”[8]斯道雷認為，這種講述有著美國對于這場戰爭的反省，不過在這背后，是美國的一種替代性補償，即美國已經不具有對于越南的事實層面的“管轄權”，于是經由這種話語講述的方式獲得二者關系上的定位。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文藝表達的娛樂方式是如何進入到國家意識形態利益要求之中的。這里，文化批評包含了社會批評、政治批評、心理批評等多方面的內容，但是又不同于這些批評之中的任何一種，其中關鍵在于，它是多學科化乃至泛學科化的，它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和生活常識，而不是要著力于改變人們的常識。

文化批評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學研究的類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滲透到世界各地，當代科技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構織時代神話的現實下，文化批評畢竟可以給予我們思想的解剖刀。

注：

[1]《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309頁。

[2]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結構主義與社會語境》，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50~151頁。

[3]希利斯·米勒《文學理論在今天的功能》，見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頁。

[4]《后現代性與公正游戲——利奧塔訪談、書信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頁。

[5][8]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頁，第133頁。

[6]Spivak,GayatriC.:InOtherWorld,p.267,NewYork:Routledge,1988.

[7]《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