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經濟學思考改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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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現

制度非均衡是導致制度變遷的前提條件，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內在動機。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這種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兩點。

1.主體行為錯位。一般地說，國際貨幣制度包括國際儲備資產的確定、匯率制度的協調與國際收支的調節方式等幾個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西方國家的貨幣制度進入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期，但作為布雷頓森林時代標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卻依舊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究其來源實際上是二戰之后英美兩個大國在各自提出的“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斗爭的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大國利益。由于IMF殘存的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最后貸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機中開出一些不適當的“藥方”而備受世人的非議。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屬的制度，并且與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復合體相互作用。總之，經濟不只是市場機制，它還包括那些形成市場、構建市場和通過市場起作用或引導市場起作用的制度”（注：《簡明帕氏新經濟學辭典》第3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頓森林時代所謂的“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這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缺位具體表現在：

(1)在金融危機的援救過程中缺乏最后的貸款者。目前，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的跨國境流動加快，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標準全球統一和國家干預國際化。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銀行”，作為監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場的“警察”和扮演國際最后貸款者。而這樣的職責由IMF來承擔是困難的，不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進行國際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創新，難以防止貨幣危機的再次發生。

(2)迅速膨脹的國際資本市場缺乏國際監督和防險措施。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有銀行業的支持，使資本市場出現了所謂“高杠桿操作問題”；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長大大加快，而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使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實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險的工具演變成高風險的投資工具，金融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使金融監管相形失色；“信心”這類心理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大幅波動。

(3)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平穩的與金融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相匹配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機制。資本的全球化將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卷了進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對貨幣的自由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外匯儲備的選擇與管理上還不能適應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這一方面是國際資本運動非核心國與核心國之間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不銜接，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的不銜接，國際經濟金融組織與各國經濟制度的不銜接。金融的自由化進程過于迅速，出現了無序、波動過大和惡意投機以致破壞自由市場的趨勢。自由化進程已帶來三個問題：一是投機性成份超過投資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經濟的虛擬化發展到超過真實經濟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發展到發達國家失控、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

(4)對以對沖基金(HedgeFund)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缺乏必要的間接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投機炒家運用對沖基金這種高杠桿的金融銜生工具瘋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傳出的關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向國際15家大銀行融資35億美元以挽救險些倒閉的頹勢，反過來說明，對沖基金是有錢的游戲，它具有高回報，同時銀行向其貸款風險也是相當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過監管銀行來加強有關對沖基金的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提出征收資本交易稅的設想，也是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游資對各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

任何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作出的客觀選擇，現存的金融體制不是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所設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現行貨幣體系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它不能從根本上滿足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資金一體化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客觀要求，因此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產生制度需求，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適應外部環境客觀形勢的變化進行制度變革，另一方面是為填補制度缺位而進行制度創新。這種制度變革與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進或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1)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也曾起到過很大作用，但它在職能安排上已不適應新形勢變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干預的色彩太濃；二是在其貸款的份額、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系統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目前需進一步擴大其防范和支持當事國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協調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協助其克服國際收支的困難。(2)提高世界銀行在穩定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如讓世界銀行承擔部分化解受害國金融風險的支持功能；發揮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加強對遭受危機襲擊的國家實施資金援助。(3)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建立一個最后貸款人，來避免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IMF難以擔當最后貸款人的重責，我們傾向于建立一個諸如“世界金融組織”(WFO)的機構，制定新的規則和宗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平等參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規范國際金融市場行為。(4)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提高國際金融預防風險的能力，為IMF或其它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基礎性材料，向有關成員國發出金融風險的預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度。許多國家由于銀行管理不善，引發金融過度風險；或由于銀行財務狀況信息不透明，延誤發現和解決風險的時機；或由于監督機構不獨立，使制定的監督制度不能實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構已成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1999年初，由七個發達國與十五個新興國家組成的盟國金融小組商討制訂“財政透明度行為準則”、“公布數據的特殊標準”和“公司管理行為準則”等，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并實行金融監管。(2)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管理。對沖基金是有錢人的游戲，集中大筆資金利用匯市、股市和期貨期權市場進行“立體投機炒作”，給一國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力。喬治·索羅斯認為：“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一體化帶來的龐大資本，超越國際的無原則的移動。”對沖基金以及其它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是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對銀行的跨境監督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需要提及的是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高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參加國際經濟協調。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為地區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地位會越來越高，并將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國在新的貨幣體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選擇是：一方面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們可借鑒歐盟的做法，先在區域內協調，在東亞范圍內用同一聲音說話，憑借其整體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這樣就有可能使歐美接受中國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造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總之，國際貨幣體系是規范各國間貨幣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創新的特殊利益分配，這其中包含了制度變遷主導型國家對他國的部分權力控制。如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大受“鑄造稅”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在二戰后獨霸西方社會的戰略企圖在經濟領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經濟實力相對懸殊，大量發展中國家要求變革國際貨幣制度的愿望最為強烈，是制度變遷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無力承擔制度創新的責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給。但同時美國在全球社會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又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來實施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實際上是一種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政府是決定制度供給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產品，無人提供制度供給，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潛能，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具有特別作用。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今天，象二戰之后單純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國際社會的多邊協商與外交力量的制衡，這其中發展中國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與日元的崛起，將與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單一國際貨幣的最終目標也會越來越遙遠。儲備貨幣的確定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而對儲備貨幣的所在國來講又意味著極大的制度創新的優勢。美國、歐盟與日本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有著強烈的制度創新的意愿，紛紛提出有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構建框架的設想，從實力比較，因此美國、歐盟與日本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制度的邊際成本，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邊際的和局部的，這也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與漫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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