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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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5．17講話”中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資源。借助于研究綱領方法論來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我們會發現：第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反映了該體系的硬核本質，實踐中則具體表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對資本權力和勞動剩余進行有效控制從而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第二，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相容性決定了該體系的研究路徑要以不斷融入中華文明優秀基因并加以理論化作為正面啟發法。第三，在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果時，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標準去識別西方經濟學的性質從而作為擴展這一體系保護帶的反面啟發法。

關鍵詞：研究綱領；馬克思主義；中華文明；西方經濟學

目前我國學界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國經濟學的理論水平落后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在“5．17講話”中殷切期望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顯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時代課題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按照的指示精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智力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二是中華傳統文化資源，三是西方經濟學。本文認為，如果站在研究綱領方法論的高度來思考這一問題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什么只能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硬核），吸收與融合中華文明優秀基因（正面啟發法），并批判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果（反面啟發法）。依此構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符合中國具體國情，才能有效解釋中國發展道路，并在國際學術上實現中國的理論自信。

一、研究綱領方法論在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要明確“理論體系”的內涵。庫恩的“范式”概念對此做出了很好的說明，“它是建立在一種或若干前人科學成就基礎上的理論體系；這些科學成就是一定時期內作為某一特殊的科學團體所共有的知識，它提供著進一步研究的知識基礎”［1］（P10）。一個理論體系包含著一整套前提假設、概念術語和研究方法，并且內部的理論命題之間具有內在聯系并合乎邏輯地形成一個有機統一體。換言之，我們可以把一個范式看作一種體系或一種世界觀。庫恩認為，科學發展的特征是新范式對舊范式的完全勝利。具體地說，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難題”（理論危機）無法在舊框架下解決，于是舊的分析框架經過“范式轉換”成為新的框架，后者提供了“難題”的解決方法，故而形成了新一代的常規科學。與自然科學（常規科學）范式革命的“完全替代”不同，經濟學則表現出“表面上過時的思想不會被完全取代”的特征，經濟思想傾向于同時承認許多不同的學派或傳統，構建新的經濟理論體系應該呈現一種保留而非拋棄的思維傾向。拉卡托斯通過提出主要由硬核（核心命題）、正面啟發（研究路徑）以及一個巨大的保護帶（輔助性假說）構成的科學研究綱領結構，使庫恩范式在客觀上得以重建。研究綱領的特點主要表現在硬核上。這是因為，硬核給出了一套關于世界的基本價值判斷，它由那些傳統上被認為不可反駁的深刻而又內涵豐富的核心假說構成。正面啟發法和反面啟發法作為研究綱領的方法論機制，它們分別指示一個理論應該做什么以及不應該做什么。研究綱領可以是進步的，也可以是退步的。依據范式在經濟學發展中的作用可知，研究綱領方法論同樣強調不同學術陣營之間的競爭以及各思想流派命運的興衰，并且允許以前退步的綱領東山再起。就范式與研究綱領的內在聯系而言，正如庫恩在評價拉卡托斯時所說的，“盡管他使用的術語和我的不同，但他的分析工具和我的分析工具是相似的：他的硬核、保護帶的作用和退化階段，與我的范式、常規科學和危機是十分類似的東西?！保?］（P316）研究綱領中的“硬核”概念表達的思想類似于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念。馬克•布勞格曾指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許可以被看做是一種特殊的關于‘硬核’本質的理論；馬克思非常正確地相信‘意識形態’在科學理論的建構過程中的影響，他認為，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對于人們接受還是拒絕一個科學理論起決定性的作用?！保?］（P331）關于《資本論》的階級屬性，馬克思有著清楚的說明，“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3］（P18）熊彼特將意識形態定義為影響經濟學家愿景的“先入之見”［2］（P197）。他還特別將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解為人們傾向于贊美統治階級利益和行動的觀念體系。在這方面，“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赤裸裸地說，就是對他所謂的資本家階級利益的謳歌，而他們的階級利益又是圍繞著金錢利潤的追逐?！保?］（P62）意識形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靠信仰的力量得以維持，一個經濟學家的價值判斷常常流露了他的意識形態。據熊彼特的解釋，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基本沒有影響，但對社會科學會產生重要影響［2］（P198）。這說明經濟學并非僅僅具有實證屬性。從意識形態和階級立場來看，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是維護勞動者利益的，而邊際效用價值論是壓制勞動者利益的。也就是說，勞動價值論認為除工資以外一切收入的來源都是剝削。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通過修正李嘉圖體系的保護帶①揭示了“資本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剝削實質，它實際上是對古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然而，邊際主義通過否定古典經濟學的硬核（客觀的生產費用論或勞動價值論），試圖說明薩伊“三位一體”公式的合理性并重建斯密“無形之手”這一看似和諧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二、以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特征的“硬核”

前文已經表明，我們可以借助于馬克思的“意識形態”理念來擴充對一個理論體系研究綱領硬核的理解。在這種意義上，與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代表的是工人階級利益。眾所周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這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人民經濟學。正如在評論鄧小平同志講話時指出的，“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點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5］（P10）。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激化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在于黨和政府作為人民的對資本權力和勞動剩余進行有效控制從而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更具體地，共產黨領導下的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政府的經濟職責是把勞動剩余要么進行投資而發展生產，要么進行再分配而縮小貧富差距。概言之，政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經濟作用”作為一種理念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并不突顯。因此，將我國的政府治理與發展生產力放在同一個層面上加以討論可能會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超越《資本論》框架及體系的一種嘗試。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政府主導型的。新中國成立后，重建戰后經濟迫切需要運用政府力量來擺脫舊中國的落后狀態以達到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水平。另一方面，趕超別國經濟也要求中國必須把私人部門的主動性納入到政府政策的框架中，這樣既可以使市場力量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又能有效推動整體經濟的改造、技術升級與多元化。具體地說，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產業政策應該被視為一個由政府和企業共同發現潛在的成本和機會并參與戰略合作的市場過程。在這方面，政府部門從私人部門中引導出涉及外部性的有關信息，兩者共同分擔解決問題的責任，用以消除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其他障礙。概言之，當今中國的市場力量和私人企業依舊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但政府部門除在產權保護、合同執行以及宏觀經濟穩定調節之外，還對生產部門發揮著戰略引導和協調的作用。新中國政府經濟職能的邏輯起點和政治基礎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監督?？傮w上說，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一個自上而下制定政策與自下而上回應創新之間的互動過程。中國政府的結構特色表現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上。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建設工作始終圍繞著如何正確處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問題。這就是“要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的積極性”：既要避免因中央管得過死使地方政府失去積極性，又要克服因地方權力過大而使中央失去調控能力并因此造成各行其是從而導致宏觀經濟失衡。由此可知，將中央政府的統一性和地方政府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依然是當前中國需要探索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以吸收和融合中華文明優秀基因為特征的“正面啟發法”

“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這一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綱領“硬核”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特征，圍繞這一核心原則，新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廣大經濟學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建立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系列的“保護帶”（或“輔助性假說”），例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理論等等。另一方面，一個研究綱領的“正面啟發法”告訴我們沿著哪一條研究路徑去探索，它提供了一個未來的研究框架、戰略和程序，從而成為指導具體理論研究的驅動力。在此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探討：一是中華傳統文明與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相容性？二是中華文明優秀基因在融入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是什么？我們用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來劃分中華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通過對比來闡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具有天然的相容性?；浇涛幕瘋鹘y來源于猶太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倫理普遍主義與希臘文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認知普遍主義。儒家文化傳統源于孔孟思想中的“尊卑有等，親疏有別”的倫理特殊主義取向。概言之，中華文化傳統（儒家文化傳統）的特殊主義色彩較濃，而西方文明（基督教文化傳統）更具普遍主義色彩。對應在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主義的“五形態論”強調理論的歷史特定性，即，把歷史的進程看成從一種社會形態順次地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從而用下一個不同的社會生產類型來代替；西方經濟學則推崇理論的一般性，依據“無形之手”和一般均衡原理力圖把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規律。眾所周知，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了共產主義社會兩個階段劃分的思想。有趣的是，出自《禮記•禮運》的經典儒家文化將理想社會劃分為“小康”和“大同”兩個階段。也就是說，“小康”是孔子追求的初級理想社會，“大同”便是最高理想社會?！抖Y記》中的經典表述“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則更是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殊途同歸。另一引人注意的看法是，在基督教文化傳統中，上帝是至高無上和不可懷疑的，其人與人的關系受制于人與上帝的關系。相比之下，在儒家文化傳統中，由于缺乏像上帝那種超越現實的最終權威，因此，中國人傾向于建立積極的人際關系，而對神則抱以消極的態度。就像許烺光所說的，“中國最重要的經典宣揚的是人際關系的倫理道德體系……人與超自然的關系受制于個人與他人的關系?！保?］（P260）有鑒于此，在基督教文化環境下，人們更多地是以事由建立人際關系。而在儒家文化環境下，人們常常不是通過事由建立人際關系，而是用人際關系統領事由。從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關系原理與階級分析方法很容易與中國的人情化社會特征相結合。此外，儒家文明自古以家庭和宗族為紐帶，“修身”的目的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馬克思的整體主義觀念很容易在以集體主義價值觀為道德基礎的中華大地上扎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中的“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等思想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本質相同。由于中華傳統文化主要形成于封建社會時代，即使優秀文化基因也難免帶有封建禮教和專制政治制度的痕跡，這首先要求我們要善于甄別并揚棄其中的糟粕。另一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中華文明的感性思維模式主要立足于對事物籠統的描述以及對經驗的粗淺的總結，這種經驗積累與直覺推理由于缺少理性思維的精確分析與深層思考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中國經濟學人面臨的時代課題是如何應用近代的科學思維方法使中華文明優秀基因融入21世紀馬克思主義過程之中的理論化與形式化問題，從而提供一種能被普遍認可的科學分析基礎。正如在“5．17講話”中所深刻指出的，“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要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p>

四、以批判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為特征的“反面啟發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非西方經濟學，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回答如何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問題。由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分屬兩大不同的理論體系，它們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只有用馬克思主義標準來衡量西方經濟學的學科性質，才能使我們更好地以“反面啟發法”為思想武器，禁止西方經濟學的反駁矛頭指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硬核，并通過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與借鑒來調整自身的保護帶（輔助性假說）從而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唯物史觀作為其哲學基礎，而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則是實證主義。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視角下西方經濟學的性質是形而上學。其實，馬克思在其著名的《哲學的貧困》一文中已將英國古典經濟學稱作“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并具體指出其特征是：“假定被當做不變規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疇的經濟關系先于人們的生動活躍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這些規律、這些原理、這些范疇自古以來就睡在‘人類的無人身的理性’的懷抱里。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一切一層不變的、停滯不動的永恒下面沒有歷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觀念中的歷史”［7］（P149）。從中可以看出，形而上學是同唯物史觀根本對立的哲學理念。它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的和永遠不變的（如果有變化，也只是量變而非質變），并否認事物的內部矛盾是發展的動力。本文試圖進一步說明西方經濟學構成形而上學的三層含義：第一，人性假設的“孤立”性；第二，均衡分析的“靜態”性；第三，抽象掉歷史與制度因素的“片面”性。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是以人作為社會中孤立的原子這一觀念為前提的。也就是說，“人類”僅僅是孤立個體的集合、隱士的社會，除了合同約定形成的網絡外，每一個人與其他人都是完全脫節的。例如，西方經濟學喜歡使用的經典例子是“荒島上的魯濱遜”。原因是，由被隔絕的個人行為的演繹推理反而能夠更好地揭示“選擇規律”的功能。這也符合西方經濟學著重從人與物的關系角度抽象地分析稀缺資源如何配置的理論目的要求。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質上是一個排除歷史因素與制度因素的靜態的經濟均衡理論，它分析在一定因素系統下的經濟過程和能使價格及產量根據這些因素的變化調整自己的機制。它與實證主義哲學理念相結合，主要用于闡釋稀缺資源在不同用途上的最佳配置，因而無需考慮經濟關系與社會制度上的因素（將其視為給定的背景條件）。經濟均衡理論之所以是“靜態的”是因為該理論以“結果狀態導向”為其思維特征。具體地說，西方經濟學的微觀基準是完全競爭；宏觀假設前提是市場出清。這兩種假設前提預設了經濟均衡理論的“靜態”結果。最后，西方經濟學的片面性根源于把歷史與制度因素視為給定的外生條件，將自由市場機制與一般均衡模型看成永恒的、自然的經濟規律。因而西方經濟學不能看到生產社會化與私人占有制所決定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與經濟危機的內在聯系，以及階級利益矛盾引發的社會沖突。例如，“無形之手”原理（或一般均衡理論）的假設前提中并沒有勞動異化與階級對立這兩個辯證元素，否則亞當•斯密“和諧與穩定”的社會秩序就會立即轉變為卡爾•馬克思“剝削與動蕩”的經濟世界。不言而喻，西方經濟學的綱領“硬核”（表現在意識形態上）是通過宣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經濟制度的合理性與優越性從而加強對資本主義永恒存在的信念。因而在立場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所從屬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要持否定的態度。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由于在本質上是一種形而上學，我們應該在對其持批判性態度的前提下，對西方經濟學總結的市場經濟經驗以及其發展的現代分析工具進行一定程度的借鑒。就像在“5．17講話”時所指出的，“對現代社會科學有益的知識體系，運用的模型推演，數量分析的應用，我們也可以用，而且應該用好?！北疚陌言凇?．17講話”中提出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把握好的三方面資源放在研究綱領的分析框架下加以考察，試圖提供一種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研究思路。其中，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反映了該體系的硬核本質，實踐中則具體表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對資本權力和勞動剩余進行有效控制從而為最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特別是，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中，作為治理主體的人民政府在黨政關系與激勵機制等諸多方面表現出了極大適應我國國情的“中國特色”。中華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相容性決定了該體系的研究路徑要以不斷融入中華文明優秀基因作為正面啟發法。中華文明基因的挖掘與篩選以及在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面臨的理論化問題乃是廣大中國經濟學人面臨的時代課題。在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果時，我們應該用馬克思主義標準去識別西方經濟學的性質從而作為擴展這一體系保護帶的反面啟發法?？傊覀円茖W看待并有效處理中華優秀文明的“正面啟發”與西方經濟學的“反面啟發”，從而堅定地維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硬核”，最終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保護帶的動態調整而成為一個不斷進步的研究綱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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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瑤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