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論文范文10篇

1制約我國向低碳經濟社會轉型的劣勢因素分析

1.1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難度大

由于我國國土資源面積遼闊，能源和資源的儲量豐富，所以在經濟生產過程中往往忽視了資源節約的重要性，一直以來都采用粗放型發展戰略，而這種發展方式的弊端正在逐漸顯現，資源過度浪費導致我國正面臨著能源儲備量不足的危機，雖然近年來政府大力提倡經濟發展方式向集約型轉變，但由于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根深蒂固，所以要想在短期內有較為根本的轉變具有很大難度。

1.2煤炭能源的消耗量占據主導地位

我國長期以來都以煤炭資源作為主要的能源供給來源，這是由于在煤炭能源在我國分布面積較為廣泛且具有充足的儲量。煤炭資源在使用過程中會導致碳排放量過高，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是引發溫室效應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我國政府正在努力嘗試改變工業生產的能源結構，開發更加新型的環保能源，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天然氣資源。但由于新型能源的使用成本在近年來有不斷抬頭的趨勢，較煤炭能源不具有成本優勢，因此，煤炭的主導地位在很長時間之內都不會有明顯的改變。

1.3產業生產結構的制約

一、消費短板:中國經濟失衡的動力格局

(一)回顧與比較

從建國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到改革開放，提高綜合國力、提升國際競爭力，逐步促成了中國政府主導、投資驅動、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國富優先的發展目標，強化了政府主導、總量導向的增長模式;財政分權體制、唯GDP政績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進一步固化了投資出口增長模式，導致長期投資、出口過高、消費短板的現象。從結構看，我國最終消費率逐漸降低，而投資率逐漸提高，投資—消費失衡(見圖1)。消費率從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數據可比的國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費率更是從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個百分點(見圖2)，與世界任何國家相比都很低。同期總投資率則從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個百分點。2003年以來，投資率已連續10年超過了40%，年均為46.06%，超過世界平均投資率(22%)24個百分點，在有數據可比的國家中是最高的。從經濟貢獻看，消費的“短板效應”日益顯著。2000～2013年期間，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個百分點;而投資貢獻率則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個百分點。2004～2013的10年間，消費、投資對經濟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45.35%、51.89%，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4.4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6.3%(見表1)，說明我國依然以投資為主動力，離消費拉動尚有距離。從國際比較看，相同年份，我國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水平，同時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發展中國家。2000年以來，美國的居民消費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國超過了60%，日本和韓國也在50%～60%之間，OECD國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間。［7］而我國居民消費率從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磚五國”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羅斯、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分別為64.2%、63.2%、56.9%、51.3%、33.5%，中國最低。

(二)剖析與思考

長期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經濟發展動力格局導致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貿易高順差、消費低水平的無后勁、不可持續增長和發展模式，需求結構出現明顯的“外強內弱”、“外升內降”、“消費短腿”特征，對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帶來嚴重影響，主要包括以下幾點:1.經濟自主、持續增長的動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市場繼續動蕩與萎縮，外部需求短期內很難恢復;而過度依賴投資會加大經濟風險。目前投資率和增量資本產出率②(ICOR)“雙高”，表明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的投資率和增量資本產出率在2～3之間。我國投資率和增量資本產出率1979～1995年間平均為2.3，1996～2011間年平均為3.5，1998、1999年高達5～6，［8］2008～2013年均值已經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資是中國經濟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內在根源，［10］它不僅形成“投資—債務—信貸”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引致“信貸膨脹溢出型通貨膨脹”，而且加劇產能過剩、能源緊張、金融系統性風險、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無效、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還將在自主性和持續動力上影響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2.經濟增長、發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國富民窮”式增長表明發展成果在政府與民眾間分享不均。中國持續35年高投資率、高儲蓄率、低消費率并存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一方面導致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發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國GDP、人均GDP、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分別為9.8%、8.7%、14.6%，明顯高于城、鄉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長率。同期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年均增長為24.9%，［11］低收入、高儲蓄勢必導致低消費;另一方面，政府消費對居民消費擠出效應明顯。2000～2011年，居民消費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費占比則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與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國勞動者報酬、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續下降，導致居民消費能力持續走低，民眾難以分享高速增長和發展帶來的成果。國際勞動組織根據中國1978～2007年數據估算，中國勞動報酬占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國內消費大約下降0.412個百分點。［12］中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別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達39.74%。1995～2008年，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費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計下降了17.4個百分點。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財富分配不均體現了發展成果在個體間分享不均。目前中國城鄉、行業、群體、部門、地區之間以及單位內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3～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平均為0.481，城鄉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從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已經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萬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萬元，平均每年遞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同時，收入差距與財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費傾向。2000～2011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分別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會生產的目的和手段發生扭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證社會成員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發展。但長期出口導向政策催生出為出口而生產的扭曲現象，大規模出口雖然使我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但國人卻去境外集中消費、大量采購，國內居民消費水平、生活質量并未隨出口創匯而提高。

二、消費主導:行穩致遠、均衡增長的重要保證

一、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經濟“走出去”的影響

隨著全球經濟增速普遍放緩，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為中國經濟“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機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借助外資提振本國經濟，尤其是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西歐與希望盡快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為迫切，有利于中國企業并購國外優質資產、擴大海外投資。在國內，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調整優化國內產業結構成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客觀上要求中國經濟必須加快“走出去”，進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規模與水平；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經濟競爭力的不斷提高，對外投資內生動力的更加強大，為中國經濟“走出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走出去”工作得到國務院各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視，“走出去”觀念得到更多認同，政府相關促進政策的積極效應正在凸顯，有關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聯動的工作格局。在國外，IMF等國際經濟機構預測全球經濟在新的一年將轉向復蘇，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穩步上升，跨國并購將恢復增長；世界各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而出臺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對外資的限制有所放寬，有意在基礎設施建設、資源能源與綠色環保產業等領域與中國合作，西歐主權債務危機也有利于中國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獲取技術、人才、品牌、營銷網絡與有形資產。

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也為中國經濟“走出去”帶來了諸多新問題：民族企業難以適應日趨白熱化的國際競爭環境，中國經濟總體實力與發達國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術與銷售網絡，內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學的投資決策機制，對國外經營風險識別與控制能力較差，應對、預警突發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強，熟悉國際規則與經營管理的復合型人才有限，運用東道國法律與國際通行規則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不足，對國際市場不熟悉而難以適應國際競爭，對外投資決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經營秩序有待規范，許多企業的海外經營存在短期行為，社會責任意識不強，不善于處理企業利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境外無序競爭時有發生，“諸侯經濟”誘發的“窩里斗”使企業利益受損，也破壞了國家的國際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務體系有待完善，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制建設滯后，管理體制尚未理順，政府管理部門之間協作不夠，決策越位、監管缺位與公共服務不到位現象普遍存在，中介機構服務意識淡薄、行業組織自律、協調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風險更難防控，恐怖主義、局部動蕩與宗教民族沖突等突發事故不斷，一些國家的社會治安狀況很難改善，突發事故波及范圍很大，對中國企業員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國企業的海外經營隨時要面對安全考驗，由于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國有企業并購海外企業時經常遭到各種歧視，“中國威脅論”與“黃禍論”等反華謬論時有抬頭。

中國經濟“走出去”起步晚于發達國家而挑戰較多：對照“引進來”的成就，中國經濟“走出去”尚需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尚需完善，中介組織尚需培育，企業人才瓶頸尚需解決，行業協會服務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經營主體實力尚需增強，企業品牌尚需開發，企業經營行為尚需規范；全球經濟周期性波動較大，各國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抬頭，部分西方國家打著“國家安全”的旗號破壞中國的正常投資并購；少數西方媒體死抱冷戰思維不放，蓄意將中國企業的海外活動政治化，導致中外經濟利益沖突時有發生，境外安全形勢更加復雜；國際相關行業的惡性競爭加劇，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經濟領域與中國惡性爭奪海外資源。對照之下，中國經濟“走出去”往往背離世情而異想天開，民間超前而政府滯后，目光短淺而難做長線，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亂而缺乏協調，單兵突進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關之際，針對中國經濟對外開放面對的上述新問題，中國經濟調整“走出去”戰略還要做好若干承上啟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設計，不斷加強宏觀指導，努力完善政府服務，繼續強化社會責任。

二、經濟下行迫使中國經濟調整“走出去”戰略

美國次貸危機誘發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運行的國內國際環境逐步惡化，調整“走出去”戰略勢在必行。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對外投資存在多頭審批管理，對“走出去”的民族企業缺乏有效管理；國內企業在海外投資存在無序競爭，相應的金融服務不夠完善；中國與其他國家尚未建成有效的雙邊、多邊投資保護機制，導致對外投資風險加大。2014年，中國經濟進一步下行，IMF對全球經濟增長率的預估也從上半年的3.7％下調到3.4％。中國經濟“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對的挑戰主要來自全球經濟不景氣導致的悲觀情緒；國際金融體系更為脆弱，難以為企業投資提供支持；較之于世界多數國家的社會不穩定，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以至于不少國家對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漸生被兼并之憂。

［摘要］本文對于從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反轉時期的中國經濟的爭論、走向及選擇進行了分析。根據有關過熱的標準判斷，中國經濟目前尚未“過熱”，只是“預熱”，2004年也不太可能過熱，但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已不可逆轉。與此同時，治理通貨膨脹將面臨失業、利益分化等許多成本，因此，需要謹慎觀察并考慮宏觀調控的成本。

［關鍵詞］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宏觀調控中國經濟

幾乎所有的人現在都同意，中國經濟正進入一個新的擴張或者說增長時期。其實，本輪增長周期早在2000年已經啟動，其標志之一，即是驅動目前這一輪新經濟增長的房地產在當年已先行進入高速增長時期，并拉動當年經濟增長一舉進入8％的增長通道。只是因為2001年遭遇世界經濟“互聯網蕭條”的打擊，中國經濟出口受阻，上行態勢才受到影響，但不料卻引發了關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以及本輪周期的懷疑和爭議。2001年，中國加入WTO，汽車生產和消費被引爆，加入到房地產、城市化等牽引的增長合唱之中。2003年，即使遭遇SARS沖擊，中國經濟仍奮力達到出人意料的9.1％的高速增長，至此才平息了中國已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爭議。對此，中央文件承認，中國經濟已進入新一輪增長的上行期。

問題在于，學界和政策部門對于上行期的中國經濟增長形勢判斷各異，特別是圍繞著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的焦點，爭論激烈，進而影響政策的出臺。可以說，不同的形勢判斷將導致不同的調控政策，而不同的調控政策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本輪經濟的走勢，甚至可能影響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敗，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世界經濟的動態變化。

正如國務院領導所公開表態的那樣，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正處在重要關口。對于處在重要關口、徘徊于政策調控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需要的是冷靜的回顧、反思和前瞻，而把握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這一關鍵則是把握當前宏觀經濟態勢，合理出臺宏觀政策的要旨所在。

一、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中國經濟究竟是否過熱？

本文以近五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期刊、會議論文為取材范圍，尤其以臺灣本地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學位論文的介紹則視行文需要，斟酌敘述。部份論文雖然常被歸入社會史范疇，但由于其論述涉及經濟層面，筆者仍然酌加簡介。應該說明的是，五年來的研究論著極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諸篇，皆經篩選排入。筆者也盡量持平介紹各篇論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評議，則留待專家為之。

在臺灣，研究中國經濟史或本地經濟史的學術單位以臺灣"中央研究院"最為主要，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研究院內社會科學類科的單位，如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學者參與研究。其次是教學機構，尤以設有歷史系所的大學院校為主。此外，縣級以下地方政府、民間的基金會、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組成的小型研究團體，也有一定的貢獻。不過，這類單位或團體，比較著重臺灣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較多，與商人、商業活動、國際貿易有關的主題較受青睞。不過，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學術單位和教學機構皆然。（注：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22（1994.6）：413-446。）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以往在經濟學門不受重視的經濟史，似漸引起經濟學家的關心，紛紛把他們的研究視點擴及日治時期乃至清末的臺灣經濟史。新的研究課題，諸如農工業及整體經濟成長形態、租佃制度等，不斷發掘出來，可以補充舊有研究在課題范疇上的貧乏。（注：葉淑貞：《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994.6）：127-167。）歷史學家擅長觀察長時間因素的變化和綜合性詮釋，經濟學家擅長于經濟學理論的實證和計量方法的使用。近年來這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透過合作計劃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過程亦從戰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時期。

此外，大型且跨學科的合作計劃不斷的推陳出新，蔚為近年來的研究時流，這主要是以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為主，而且多聚焦于臺灣經濟史。除此，更將空間視野擴大，關注祖國大陸、亞洲諸國，也注意臺灣與四鄰的多層面關系。

以下將先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再介紹這一、二年正在進行或近期將展開的專題研究計劃、學術研討會內容，以及目前含納人員最多且跨單位最廣的經濟史討論團體。

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回顧

關鍵詞:和諧社會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先行回收投資廢止

內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資制度的法律性質應該界定為妥協式契合關系。妥協式契合關系實際上是一種不和諧的契合關系，是一種權益配置失衡的契合關系。這種契合關系與我國和諧社會建設的旋律相阻相背。我們應該用理性的態度，冷靜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資制度”的廢止。

一、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先行回收投資制度的研究現狀

自從1988年《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第22條正式確立合作企業外方先行回收投資制度以來，該制度在我國引資實踐中的運用已30余年。這30年來《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經歷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補”，但還是沒有使我國外資立法走出捉襟見肘的困境。學界對先行回收投資制度的探討與爭鳴，也從未間斷過。當下，對這個問題研究的著力點在該制度的“存廢”和“修整與重塑”上，學界目前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

否定觀點：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在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應廢除現行的允許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方先行回收投資的法律制度。允許合作企業外方先行回收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鼓勵外商投入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采取這種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進入知識經濟年代的今天，技術和設備的淘汰速度越來越快，在合作企業創辦之初，外方帶來的技術和設備看似先進，可是沒過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屆滿時，這些技術和設備已顯落后，即使全部歸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觀點：持此觀點學者認為，在我國，現在提議廢除合作企業外方先行回收投資的制度，為時尚早。[2]上述判斷恐有言過其實之嫌，更何況，在當前，合作企業外方先行回收投資法律制度的存在，對推動我國“積極、合理、有效”吸收投資政策的實現仍具有一定的意義。允許外商先行回收投資，可以減輕因投資數目大、回收周期長對外商所產生的巨大還貸壓力，這對促進外商投資我國優先發展的基礎設施等項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勵作用。

「摘要」2000年是世紀交替之年，經濟工作如何，對全局影響重大。當前經濟形勢

良好，但不容忽視嚴峻的一面，做好經濟工作要把握和處理好幾個帶有全局和戰略意義

的關系，同時要抓住重點，加大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力度。

「關鍵詞」經濟形勢經濟環境實施宏觀調控改革和發展

2000年是全面完成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的最后一年，是改革、發展、

穩定的關鍵一年，是世紀交替之年。這一年經濟工作做得如何，對全局影響重大。最近

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制造業發展迅猛，在國際貿易中的出口增速更是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我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的制造大國，被人們譽為“世界工廠”。但制造大國不是制造強國，在2005年由世界權威機構評出的100個全球最有價值的品牌中，美國占據62個，而我國制造業無一上榜。我國的制造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大多以價格低廉擠占市場，MADEINCHINA成為了中低檔貨的代名詞。我國的制造業正面臨著品牌低廉的境地。

市場的競爭格局已經轉變為品牌競爭格局，隨著我國在WTO框架下的不斷開放，我國制造業不僅在國際市場上直接面對歐美發達國家的強勢品牌的競爭，而且在本土也面臨著強勁的競爭。如何在這場品牌大戰中贏得未來，全面提升中國制造業的品牌形象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艱難課題。

本文以品牌為核心，以我國制造業如何實施品牌營銷為主線進行探討，希望能為我國制造業樹立優勢品牌提供思路，支持我國民族品牌發展壯大，創立自己的世界品牌。

關鍵字：制造業，品牌，市場營銷

一、我國制造業實施品牌營銷的意義

我國制造業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制造業的發展壯大對于我國的經濟至關重要。當前的市場競爭已經從產品競爭轉向了品牌競爭，實施品牌營銷對我國制造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摘要］《史記·貨殖列傳》是司馬遷關于古代工商業者經濟問題的專篇論述，介紹了當時各地的經濟情況，開辟了正史中為商人立傳的先河。其序文《貨殖列傳序》是一篇工商業經濟論文，深刻體現了司馬遷的遠見卓識。所謂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文章嘗試從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經濟學的角度解讀其對公共政策學科的啟發，尤其是對當代公共經濟政策系統改進的啟發。

［關鍵詞］《貨殖列傳序》；公共政策；公共經濟

公共政策是具有公共決策權力或權利的政治主體在特定時期為實現或服務于特定目標而制定或適用特定行為規范的過程及其結果。它是一系列制度過程，作為該過程產出或結果，具有約束力的各種謀略、法令、條例、辦法、措施的總稱。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實現公共利益。《貨殖列傳序》中司馬遷的經濟學觀點，對當今公共政策系統的改進和優化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1從《貨殖列傳序》看公共政策的理論和功能

1．1《貨殖列傳序》揭示的公共政策理論

一是公共選擇理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體現了公共選擇理論，該理論主張所有政治主體都如同市場主體一樣，在政治活動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中國管理信息化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2021年8月認為，個體在政治生活中走到一起，其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如同人們在市場中走到一起一樣；通過相互之間的契約，他們可以保護自己的財產，如同市場中的貿易行為一樣。二是精英理論。“于是太公勸其女功”“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這體現了精英理論，該理論主張公共政策可以被看成是握有統治權的杰出人物的價值觀和偏好的反映，公共政策不是“群眾”通過他們的要求或行動來決定的，而是由掌握統治權的杰出人物決定的，并由行政官員和行政機關付諸實施。精英理論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在任何已有的政治制度下，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它有助于了解部分社會現實與政府部門決策形成過程，但是精英人物的統治與決策的形成是否受民眾的影響，是一個難以判定的問題。因為民主政治社會的基本價值前提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反映民眾的要求以獲得其支持，因此，決不能忽視民眾的要求及其對政策的影響。精英理論所倡導的漸進主義政策變遷觀點，在節奏大大加快的現今時代也越發不適應。社會流動性加快，人民要求日益多樣且變化頻率加快，精英標準以及行為方式也不斷變遷。

摘要：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獨特貢獻在于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目前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與制度變遷多個角度的理論解釋深化了人們對中國經濟增長與停滯、轉型與復興的理解。隨著研究的深入，文化價值觀因素成為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無法忽略的變量。對此，不僅西方主流經濟學缺乏研究，以文化產業和文化政策為主的舊文化經濟學也沒有深入分析。這促使了以文化價值觀為研究對象的新文化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本文認為文化成本分析范式最有可能解釋文化現象和中國的文化變遷。從文化成本這一核心概念出發，本文構建了新文化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并對應用這一理論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作了初步展望。

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新文化經濟學文化成本

一、觀點：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約束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迅猛傳播所帶來的不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鑒，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中國學者對于經濟學研究任務、對象與范式的傳統看法。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解釋事實作為經濟學的首要任務后，大量的熟視無睹的現象被納入了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不僅國家的起源、家庭的規模、法制的建立和腐敗的盛行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門話題，而且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婚姻愛情、流行疾病也成為解釋的對象。對于中國本土經濟學而言，最有條件和最應解釋的現象無疑是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與變遷。事實上，近年來已經有大量的論著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與停滯、轉型與復興作出解釋。

在工業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社會依靠傳統農業為核心的社會經濟結構，取得了世界上最為豐碩的經濟成就。根據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這個千年期的開始階段，中國的經濟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領先于世界的，這種領先地位一直持續到十五世紀。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資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個龐大疆域帝國的能力方面都比歐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國文明就已經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國堪稱全世界擁有文字典籍最多最豐富的國家了。”但是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卻顯然停滯了。按麥迪森的估計，17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23.1%，歐洲占23.3%。1820年中國占32.4%，歐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國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歐洲則升至40.3%，美國為13.8%。而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早在1700年就已經落后于歐洲，到1820年只比歐洲的1/2稍多一些；與美國相比，則不及后者的1/2（見表1.1）。盡管在這近300年的停滯時期中國發生了多次改良、革命與政權更替，但人們所盼望的“經濟起飛”奇跡并未出現，甚至也錯過了二戰后崛起的機遇。直到20世紀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才真正開始了復興，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曾經的輝煌、漫長的停滯與驚人的復興共同促使古老中華文明的歷程和命運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獨特樣本。

表1.1中國人口（1500—1990）與人均GDP（1750-1990）變化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