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轉型與中國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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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費短板:中國經濟失衡的動力格局

(一)回顧與比較

從建國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到改革開放，提高綜合國力、提升國際競爭力，逐步促成了中國政府主導、投資驅動、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國富優先的發展目標，強化了政府主導、總量導向的增長模式;財政分權體制、唯GDP政績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資沖動，進一步固化了投資出口增長模式，導致長期投資、出口過高、消費短板的現象。從結構看，我國最終消費率逐漸降低，而投資率逐漸提高，投資—消費失衡(見圖1)。消費率從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數據可比的國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費率更是從1978年的48.79%降到2010年的33.8%，降低了15個百分點(見圖2)，與世界任何國家相比都很低。同期總投資率則從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個百分點。2003年以來，投資率已連續10年超過了40%，年均為46.06%，超過世界平均投資率(22%)24個百分點，在有數據可比的國家中是最高的。從經濟貢獻看，消費的“短板效應”日益顯著。2000～2013年期間，消費需求對GDP的貢獻率由65.1%降至50%，降低15.1個百分點;而投資貢獻率則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個百分點。2004～2013的10年間，消費、投資對經濟的年均貢獻率分別為45.35%、51.89%，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4.44%，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6.3%(見表1)，說明我國依然以投資為主動力，離消費拉動尚有距離。從國際比較看，相同年份，我國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水平，同時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發展中國家。2000年以來，美國的居民消費率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國超過了60%，日本和韓國也在50%～60%之間，OECD國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間。［7］而我國居民消費率從2000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046%。2010年“金磚五國”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羅斯、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分別為64.2%、63.2%、56.9%、51.3%、33.5%，中國最低。

(二)剖析與思考

長期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經濟發展動力格局導致了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貿易高順差、消費低水平的無后勁、不可持續增長和發展模式，需求結構出現明顯的“外強內弱”、“外升內降”、“消費短腿”特征，對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帶來嚴重影響，主要包括以下幾點:1.經濟自主、持續增長的動力大大削弱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加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市場繼續動蕩與萎縮，外部需求短期內很難恢復;而過度依賴投資會加大經濟風險。目前投資率和增量資本產出率②(ICOR)“雙高”，表明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的投資率和增量資本產出率在2～3之間。我國投資率和增量資本產出率1979～1995年間平均為2.3，1996～2011間年平均為3.5，1998、1999年高達5～6，［8］2008～2013年均值已經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資是中國經濟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內在根源，［10］它不僅形成“投資—債務—信貸”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引致“信貸膨脹溢出型通貨膨脹”，而且加劇產能過剩、能源緊張、金融系統性風險、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無效、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還將在自主性和持續動力上影響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和可持續發展。2.經濟增長、發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國富民窮”式增長表明發展成果在政府與民眾間分享不均。中國持續35年高投資率、高儲蓄率、低消費率并存的“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一方面導致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發展不同步。1978～2012年，中國GDP、人均GDP、國家財政收入年均增長分別為9.8%、8.7%、14.6%，明顯高于城、鄉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長率。同期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年均增長為24.9%，［11］低收入、高儲蓄勢必導致低消費;另一方面，政府消費對居民消費擠出效應明顯。2000～2011年，居民消費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費占比則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與世界平均水平50%～55%相比，中國勞動者報酬、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續下降，導致居民消費能力持續走低，民眾難以分享高速增長和發展帶來的成果。國際勞動組織根據中國1978～2007年數據估算，中國勞動報酬占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國內消費大約下降0.412個百分點。［12］中國勞動者報酬占比在1990、1995、2000、2006、2011年分別為53.4%、52.8%、51.4%、40.61%、44.9%，2007最低達39.74%。1995～2008年，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費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計下降了17.4個百分點。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財富分配不均體現了發展成果在個體間分享不均。目前中國城鄉、行業、群體、部門、地區之間以及單位內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3～2013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平均為0.481，城鄉收入差由1978年的20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059元，收入比從2.57上升到3.03;目前，我國收入最高10%群體和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已經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萬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萬元，平均每年遞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同時，收入差距與財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費傾向。2000～2011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由79.6%下降到69.5%，2010年和2011年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分別為74.0%和74.8%，比2005～2009年有所下降。［15］3.社會生產的目的和手段發生扭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證社會成員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發展。但長期出口導向政策催生出為出口而生產的扭曲現象，大規模出口雖然使我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但國人卻去境外集中消費、大量采購，國內居民消費水平、生活質量并未隨出口創匯而提高。

二、消費主導:行穩致遠、均衡增長的重要保證

消費主導，實質是以消費為增長的基礎手段，以消費—投資比例協調、良性互動，總需求結構平衡為途經，以改善民生、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終極目標，實現經濟自主協調、長期穩定的增長模式。2012、2013年我國GDP增長率為7.7%，創1999年以來增速新低;2011～2013消費貢獻率連續三年超過50%，而出口貢獻率為負，說明我國已進入中速增長、長期穩定、增長動力結構調整的歷史拐點。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新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亟待調整。從1997年提出擴大內需以來，中央政府增強消費拉動經濟基礎地位的政策導向不斷明晰:200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消費主導型經濟;十七大、十七屆五中全會相繼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2014年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兩會強調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費新增長點，著力優化消費環境，促進穩步發展、均衡增長，消費的主引擎作用不斷強化。在國際市場出口拉動難以企及，國內市場投資拉動風險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既是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結構轉型，也是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均衡增長的基本支撐。加快形成從“中國制造”、“中國投資”轉向“中國消費”的消費主導、三大需求協調拉動的經濟增長新局面，對中國經濟短期穩定、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對社會和諧和科學發展觀實現，對促進發展方式根本轉變，打贏改革攻堅戰具有決定意義。

(一)從動力源上轉變發展方式，跨過失衡增長與成長陷阱

消費主導是從動力源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解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根本途徑。戰后美國雄踞世界經濟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費是支撐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1959～1978年，美國最終消費率、投資率、凈出口率年均分別為79.29%、20.45%、0.27%，［16］2013年按現價計算的三大需求分別為83.4%、19.5%和－2.9%。而我國1978～2012年三項指標分別為59.26%、39.66%、1.33%，與美國30年前比，消費率低20.03個百分點;投資率、凈出口率則分別高出19.21、1.06個百分點。顯然我國是以投資、出口為主導的失衡增長，這種模式形成了積重難返的粗放式增長、缺乏后勁的低水平發展、喪失主動的外拉式增長、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長。實踐證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大都由于經濟增長乏力，最終導致財政危機，沒有能力通過發展來消化自身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我國能否繼續保持30多年的中高速增長，能否解決新出現的矛盾和問題，能否跨過“成長陷阱”，關鍵取決于我們能否在國內環境變化和國際形勢難料背景下，實現從消費主導的動力源上轉變發展方式，在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中有效培育增長的內生動力。1978～2013年，我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54.64%，雖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與世界平均水平70%、發達經濟體80%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還很大。當然，較大的差距正說明我國消費拉動的潛力巨大，如果我們把經濟發展轉到消費主導的三大需求協調拉動，消費貢獻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從動力源上扭轉消費、投資、凈出口失衡局面，實現均衡增長。

(二)從自主性上保證行穩致遠，避免外部牽制與經濟震蕩

過度依賴外需支撐的增長其動力來自于變幻莫測的外國市場、外國需求和外國消費者。一旦外部經濟有什么風吹草動，對一國經濟造成的震蕩和波動就很大。1978～2013年，我國凈出口對GDP貢獻率最高50.4%與最低－66.4%之間相差116.8個百分點;對GDP拉動最高4.2與最低－8.9之間相差13.1個百分點，震蕩幅度都很大。這種外源型、外生型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模式，極易導致外需依賴癥、經濟依附癥、外貿擠壓內需癥和三大動力失衡癥;在破壞開放尺度和經濟安全的同時，極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傾銷陷阱”。［17］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除2010年外，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和拉動均為負值，證明歐美市場萎縮給我們帶來的外部沖擊很大。最終消費的貢獻率與拉動則平穩很多。所以，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根基是內需，關鍵是消費。從國際經驗看，內需主導、消費引領是大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途徑。我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蘊藏著促進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巨大內需潛力，消費主導是從自主性上增強內生動力，提高抗沖擊能力，釋放增長空間，保持行穩致遠的根本保證。作為長期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建立消費主導的自主型增長和發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牽制、干擾所造成的震蕩和波動，保證經濟行穩致遠。中國經濟對外依賴度較高。1978～2013年，我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達到5.506%，1978～2005年均凈出口率幾乎全球最高，達2.6%(見圖3)。對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國或地區經濟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依存度從1978年8.4%上升到2006年67%的高峰，表明我們抓住了這個高增長時期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貿易環境逐步惡化，我國外貿依存度從200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見圖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響明顯收縮，也證明我國對外需的依賴開始減弱，經濟發展正由外需拉動向內需驅動轉變。2013年我國外貿總額41600多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總額的12%左右，已經躍升世界第一貿易大國。所以，繼續提高外貿份額已不現實，應該在著重擴大內需的同時穩定外需，著力提高外貿的質量和效益，以內需增強發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發展的空間力，形成擴大內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動，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三)從終極目標上實現民富國強，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現了外貿總額、外匯儲備余額全球第一，GDP總額全球第二的驕人成就。但長期持續走低的最終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既不符合十七屆五中全會和“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民富國強”執政理念，也不符合“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終極目標。消費既是增長的最終動力，也是發展的直接體現，作為最終需求，它不僅直接關系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強弱，而且直接影響社會成員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意味著經濟不再是為了增長而增長，而是在增長基礎上的民生改善，是全體社會成員消費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義上的民富國強，它將為擴展多數人的機會和能力創造條件，從而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終極目標的實現。

三、轉型支撐:路線圖與制度支撐體系

真正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諸多方面的協調配合和支持。

(一)從政府轉型上扭轉發展導向

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面臨深層次體制矛盾問題和多方面結構性失衡挑戰，亟需通過政府轉型來解決。2000～2013年，我國GDP從99214.55億元增加到568845億元，增長5.73倍;公共財政收入從13395.23億元增加到129143億元，增長9.64倍;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6280元增長到26955元，增長4.29倍;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2253元增長到8896元，增長3.94倍。顯示我們實現“民富國強”目標還任重道遠。因此，從根本上扭轉唯GDP目標的增長，盡快確立市場主導、民富優先、以人為本的發展導向，才能為消費主導的經濟自主協調發展奠定宏觀導向基礎。

(二)從理論創新中擺正發展目的

長期以來，受馬克思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經典理論和凱恩斯“增加政府投資—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經濟學理論影響，我國一直把生產作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費變為工具，異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資依賴癥”、“消費忽視癥”。資源稀缺前提、“經濟人”假設、效率至上原則又進一步強化了做大“蛋糕”、生產出更多產品、賺取更多利潤的生產本位思想，消費則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長期忽視。所以，實現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需要從理論創新上將消費從“手段”還原為“目的”，作為發展的源頭和內生動力。這就需要“領導管理者從生產決定論及凱恩斯局限性理論轉向正確的政治經濟發展規律，其公式為:消費—科研、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為實現國家發展戰略轉變的實質性提供理論支撐。

(三)從指標體系上明晰發展路線

實現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就是要從多方面扭轉消費率尤其是居民消費率持續走低的趨勢。為此，不僅應該制定轉型的戰略步驟，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線圖。本文建議將城鄉居民收入、居民消費率提高作為約束性目標，納入各級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根據與消費的正、負相關，我們以2010年為參照，設計出未來20年相關經濟指標的預期值(表2)，為我國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提供參考依據。

(四)從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撐

實現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一方面應該扭轉過去應急刺激的短期行為，從長效機制上提供保證;另一方面，必須從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撐。為此，我們設計了消費主導戰略轉型的制度支撐體系(見圖5)。綜上，全球經濟衰退、需求萎縮、產能過剩，使出口驅動難以走出經濟困境。雖然增長和發展離不開投資，但有效的投資必須通過消費來消化和吸收。所以，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已經放緩的中國經濟，推動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是保持發展中大國行穩致遠、均衡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抉擇，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內容和主要“抓手”。

作者：張慧芳單位：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