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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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對于從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反轉時期的中國經濟的爭論、走向及選擇進行了分析。根據有關過熱的標準判斷，中國經濟目前尚未“過熱”，只是“預熱”，2004年也不太可能過熱，但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已不可逆轉。與此同時，治理通貨膨脹將面臨失業、利益分化等許多成本，因此，需要謹慎觀察并考慮宏觀調控的成本。

［關鍵詞］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宏觀調控中國經濟

幾乎所有的人現在都同意，中國經濟正進入一個新的擴張或者說增長時期。其實，本輪增長周期早在2000年已經啟動，其標志之一，即是驅動目前這一輪新經濟增長的房地產在當年已先行進入高速增長時期，并拉動當年經濟增長一舉進入8％的增長通道。只是因為2001年遭遇世界經濟“互聯網蕭條”的打擊，中國經濟出口受阻，上行態勢才受到影響，但不料卻引發了關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以及本輪周期的懷疑和爭議。2001年，中國加入WTO，汽車生產和消費被引爆，加入到房地產、城市化等牽引的增長合唱之中。2003年，即使遭遇SARS沖擊，中國經濟仍奮力達到出人意料的9.1％的高速增長，至此才平息了中國已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爭議。對此，中央文件承認，中國經濟已進入新一輪增長的上行期。

問題在于，學界和政策部門對于上行期的中國經濟增長形勢判斷各異，特別是圍繞著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的焦點，爭論激烈，進而影響政策的出臺。可以說，不同的形勢判斷將導致不同的調控政策，而不同的調控政策不僅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本輪經濟的走勢，甚至可能影響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敗，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世界經濟的動態變化。

正如國務院領導所公開表態的那樣，中國的經濟發展目前正處在重要關口。對于處在重要關口、徘徊于政策調控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需要的是冷靜的回顧、反思和前瞻，而把握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這一關鍵則是把握當前宏觀經濟態勢，合理出臺宏觀政策的要旨所在。

一、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中國經濟究竟是否過熱？

未來中國經濟究竟是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為主要趨勢？經濟政策應該如何轉型，是應該實施緊縮政策還是順其自然？自2003年3月以來，對于上述問題的爭論在國內經濟界已持續一年。不妨梳理一下有關各派觀點。

剔除“左中右”的意識形態色彩，借用其作學術觀點的分類，則當前關于中國經濟是否過熱至少有左中右三派的判斷。左派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熱；中間的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尚未過熱，或至多只存在過熱的跡象、苗頭，或者只有局部過熱；右派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并未過熱，甚至存在陷于通貨緊縮的危險。

持左派觀點的著名經濟學家有樊綱、吳敬璉、許小年等。其中樊綱是最叫預警中國經濟過熱的經濟學家。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一旦遇到了“生產資料瓶頸”，就說明它至少已經接近潛力的充分運用了，如果非要超越，就是過熱。樊綱舉出了兩條中國經濟過熱的主要證據，一是物價的上升，二是投資增長過快，中國現在的投資增長速度已是歷史之最。對于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反轉的趨勢，他指出，生產資料價格的上升，比如鋼鐵、水泥、煤炭、化工產品的價格上漲，早晚會體現在消費品的價格上去，因此中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威脅。吳敬璉也堅定地認為經濟過熱，并對通貨膨脹表示憂慮。但是，對于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他的觀點與樊綱不同。在他看來，經濟過熱并不會導致物價同步上漲，通貨膨脹會滯后一階段才抬頭。另外，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化，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居民消費物價，但也是通貨膨脹泛濫的信號，值得警惕。許小年堅持“經濟已經過熱”的論斷，其觀點的獨特之處是不僅指出投資過熱是過熱根源，而且同時指出投資效率低下將使增長難以為繼。在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反轉問題上，他否定過熱會導致價格上升。他提出，由于消費增長緩慢，投資拉動的“過熱”只是引發生產資料等中間產品緊缺和價格上升，而消費物價指數也沒有明顯上升的狀況，對此他稱之為“沒有溫度的高燒”。他還警告，高速的投資增長將使得通貨緊縮時期產能過剩的問題更為嚴重，因此“需求上升沒有導致價格的上升”，中國存在重新走入通縮的危險。

持右派觀點的也聚集著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如厲以寧、劉國光、蕭灼基以及宋國青、胡祖六等。厲以寧認為，目前的中國經濟仍在健康軌道中運轉，而且中國經濟怕冷不怕熱，勿輕言經濟過熱。劉國光認為，中國經濟生活中存在過熱現象，如銀行貸款過多，鋼材、水泥等行業很熱，但與總體過熱還有相當距離。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為9.5%左右，目前中國經濟現實增長率正向潛在增長率提升，但仍低于潛在增長率。蕭灼基從六個方面否認中國經濟過熱：第一，2003年雖然經濟增長率較高，但如果與改革開放以來各個時期比較，則是正常的。第二，上世紀90年代大量固定資產投資，形成龐大的生產能力，但未能充分釋放，2003年增長幅度較高，是這種潛在能力逐步釋放的表現。第三，產業升級和消費結構變化，推動了房地產、汽車、鋼材和電子信息產業的高增長，形成了新的經濟增長點。第四，中國加入WTO帶來的機遇和世界經濟的回升，2003年進出口貿易大幅增長，出口貿易增長32%，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第五，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和國外投資大量增加，2002－2003年，居民存款增加3萬億元，利用外資1050億美元，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充分的資金支持。第六，看待經濟增長是否過熱，最根本是看與增長關系密切的重要指標是否正常，而目前從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和國際收支狀況來看，各項主要經濟指標都是正常的。而宋國青則明確否定當前經濟過熱，認為原來的基數很低，一年的高速增長并不說明什么，但是如果這種增速持續兩三年，那么可以認為是過熱了。對于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宋國青認為，目前的這一波經濟增長過程，短期來看是受投資拉動。投資先行一步，工資卻還沒有追上來，但這是因為宏觀經濟波動的時滯，不需多久，情況就會變化，因此，“中國經濟已經具備了走出通貨緊縮的基礎”，即將出現“宏觀反轉”。但是，宋國青也指出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即政府調控不當導致通貨緊縮回歸的可能，雖然目前居民消費價格回到負數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央行收縮信貸，并采用其他4項政策，即提高匯率、減少出口、提高外商投資優惠、減少財政赤字，那中國就沒有什么通脹不通脹的問題。胡祖六表示，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比較均衡，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增長幅度達到10%左右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但胡祖六同時強調，政府應當警惕經濟可能出現的局部過熱。由于目前國內房地產業的投資增長很快，有些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房地產信貸在銀行資產中的比例急劇增加，一旦房地產價格有所調整，將對銀行體系乃至宏觀經濟造成風險。此外，由于國內外汽車廠商大幅增加對國內汽車業的投資，有可能造成汽車產能過剩的風險，雖然汽車需求也在上升，還是有可能引發汽車工業的投資泡沫。

在官方看法中，對通貨膨脹直接負責的央行對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最為敏感，為此，央行及其官員在不同的場合以及在很早的時候就表示了警告。央行在2003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坦言“通貨膨脹壓力加大，需要密切關注”,我國經濟在快速增長中的矛盾和問題,突出表現在部分行業盲目重復建設,能源交通出現了多年少有的瓶頸制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央行行長周小川則一再警告物價上升過快。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他繼續此前的判斷，認為當前通貨膨脹的趨勢很明顯,值得關注。

相比之下，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的判斷與央行仍有明顯差異。例如，國家統計局邱曉華、姚景源等統計局官員傾向于認為“中國沒有通貨膨脹的基礎”。根據姚景源的判斷，目前國民經濟運行的高速增長，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所以對于整個宏觀經濟來講，目前沒有必要探討是否過熱的問題。在最近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預備會上，姚景源還提出要對通貨緊縮予以關注。他分析，中國目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揚并不具有可持續性，2004年中國在防范通貨膨脹風險的同時，不能放棄對通貨緊縮的關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一份研究報告也認為，目前經濟內在增長動力正逐漸增強，這是宏觀經濟向合理增長區間回歸的表現，并不存在經濟過熱趨勢，仍然要堅持積極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

大多數的觀點是在中間。其中林毅夫教授的觀點獨樹一幟。表面上，林毅夫贊成經濟過熱的判斷，實質上強調的卻是“投資，現在是需求，將來是供給，應該警惕潛在通縮”，即不是擔憂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而是擔憂通貨膨脹向通貨緊縮的反轉。事實上，林毅夫并不認為中國目前已出現了堪憂的通貨膨脹，因為食品價格很快會恢復正常。和樊綱的觀點形成鮮明對照，林毅夫似乎更傾向于認為，中國仍然未充分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而通貨膨脹似乎只是曇花一現。他認為，宏觀經濟中更值得關注的是生產能力普遍過剩，物價水平不斷下降的通貨緊縮現象。倘若2003年以來的投資熱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國就會像1992年至1996年投資過度擴張那樣，一二年后生產能力全面過剩、物價水平不斷下降的通貨緊縮困境將會雪上加霜。因此，林毅夫給出的政策建議絲毫未提到通貨膨脹，而是“今年的經濟工作既要謹防局部投資過熱，也要繼續防治通貨緊縮。”

如果動態地觀察各派的爭論，也會發現：一是在經濟是否過熱的問題上，爭執在弱化，共識在達成，即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整體有過熱之嫌或至少局部過熱，尤其是對投資的極速增長普遍表示憂慮。二是就通貨膨脹是否會重現的問題，共識在弱化而爭執在抬頭，但始終堅持嚴重通貨膨脹將降臨的學者仍然鮮見。三是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看法差距并不大。大抵判斷過熱的經濟學家與判斷經濟增長健康的經濟學家都認為9％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正常水平。

經濟學發展到現在，呈現出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一方面，它攻城掠地，不斷地侵吞別的社會科學的傳統研究領地，因而獲得了社會科學中的“帝國主義”的稱號。另一方面，經濟學的非科學性也在不斷地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其中之一，就是經濟學家的觀點往往大相徑庭，對經濟形勢的判斷與政策主張常常莫衷一是。在當前關于中國經濟的分析上，可以說最清晰不過地展現了這一現象。

二、通貨緊縮向通貨膨脹的反轉

經濟學家們在“經濟是否過熱”以及物價走勢問題上糾纏不清，是因為缺乏一個具體的衡量標準，或者不是在同一個邏輯框架下談論問題。一些學者強調的是投資、貸款、貨幣和部分生產資料價格變化，另外一些學者卻舉證失業率、商品零售額、消費物價等數據。由于缺乏統一的衡量指標，經濟學家們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沒有身體接觸的交鋒”。

1.中國已經出現經濟過熱的否證“過熱”應該是一個宏觀經濟的總量概念，即在一定時期中（宏觀經濟通常只考慮短期也就是一年內的情形），社會總需求過量增長，超過總供給的情形。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經濟過熱有三大表現：一是物價持續快速上升；二是居民消費全面高漲，許多商品供不應求；三是出現產業瓶頸，如能源或原材料的瓶頸制約。有四點理由，表明當前的“經濟過熱”難于成立，或者說不是典型的經濟過熱，而是一個“被扭曲了的經濟過熱”。

（1）當前物價雖然出現明顯上漲，但總體幅度較小、涉及商品范圍不太大，而且缺乏持續快速上漲的動力。這種狀況不僅不能說經濟已經過熱，相反應該是有利于經濟健康發展的最佳物價環境，是亞洲金融危機后產生通貨緊縮壓力以來一直盼望卻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勢。如果僅根據當前的物價水平就說經濟已經“過熱”，則未免太輕率了。因為以此邏輯推理，經濟則除了“偏冷”，就只有“過熱”了，不冷也不熱的正常態就永遠不會出現了。

（2）從經濟周期的視角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還遠未達到過熱的水平。從理論上來說，判斷經濟運行是否正常的一個重要標準和指標，是經濟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對比關系。由于經濟潛在增長率無法直接計算，因而人們通常把最近一個較長時期實際增長率的平均值近似地看作是經濟潛在生產力水平。據此計算1978－2003年和1994－2003年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分別是9.35%和8.88%。應該說9.1%的增長并不算偏高。

如果以歷史數據來衡量的話，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可以判斷出：9.1%的速度并不高。只要考察上一個經濟周期（按谷-谷方法劃分）中歷年的經濟速度，就會發現從1990－1998年9年中只有3年的時間GDP速度低于9.1%，換句話說，2003年經濟增長雖為近7年來最快，但實際上還不到上一個經濟周期的正常水平。

（3）目前的投資與1993、1994年不具完全可比性。譬如，個人買房這一大頭不是算在消費，而恰恰是算在“投資”中的。這就使得當前的投資與1993、1994年難以比較。持投資熱的觀點還認為，中國目前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而不是靠消費拉動，因此不合理，并蘊含著對未來增長的風險，搞不好目前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會在幾年后變成過剩。其實，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投資和消費、生產和收入從來都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薩伊定律”），從投資法角度計算的GDP與用生產法計算的GDP以及用分配法計算的GDP永遠是恒等的。雖然凱恩斯論證說因為某些原因會導致兩者的不平衡，從而導致經濟波動，但將兩者嚴格地區分并視為脫節則是難以想象的。

（4）用投資指標衡量經濟過熱很不可靠，最好的衡量經濟過熱的指標還是物價和就業，這才是國際上普遍用以衡量總需求與總供給關系的硬指標。在就業的指標上，不僅得不出中國經濟過熱的觀點，甚至只能遺憾地得出相反的觀點，因為近三年來，中國的失業率在不斷上升，城鎮失業率已由2000年的3.1%升至2003年三季度的4.2%，2004年則可能接近4.7%，可以說業已上升到歷史最高記錄。

此外，中國經濟的所謂“局部過熱”跡象雖然存在，但也不同于典型的過熱，而是因非經濟因素而帶來的扭曲表現。其理由是：（1）“三荒（煤、電、油）”主要由電荒引發，而它主要來自宏觀控制的失誤以及中國進入高能耗的重化工業時代。（2）糧價上漲也是由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失誤所導致，因為前幾年糧食產量就持續下降，而且一些地方撂荒嚴重，但沒有得到及時糾正。（3）高投資率有合理性。經濟結構調整和升級，重化工業發展需要高投資來支持；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既是投資需求，也是最終需求，另外，計入房地產投資的絕大部分也是最終需求，所以，現在投資需求大于消費需求，似乎不相匹配，實際上沒有必要擔心。（4）行業產能過剩并不等于經濟過熱。2003年，一些本該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質量的小企業死灰復燃，一些行業由于投資增長較快，一些行業投資急劇增長，可能導致二三年之后的產能大量過剩如紡織、電解鋁和鋼鐵等。這是決策層認為經濟存在局部過熱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市場經濟時期，產能過剩是一個常態，不應該認為產能過剩就是經濟過熱，否則，經濟將永遠沒有不過熱的時候。更不應該用供給制時代的觀點來看待產能過剩，以為產能過剩等于經濟過熱，等于浪費資源。除非壟斷，否則“重復建設”永遠存在。

2.2004年物價的變化趨勢以上的分析否認了2003年經濟已經過熱。但是，今后的經濟是否會過熱，物價是否會出現反轉呢？

2003年的物價變化有一定的戲劇性：在前三個季度，雖然物價保持正增長長達9個月之久，但是卻沒有人敢認真斷言：通貨緊縮早已離去。但從9月份消費物價指數開始快速上升，同比增幅在12月已經高達3.2%。這使得絕大多數人則開始擔心：通貨膨脹是否將來臨？

對這幾個月的物價變化，經濟界已解釋如下：一是從國內市場看，主要是糧食減產所致。二是從國際市場看，因主要糧油產區的產量下降，導致價格快速上升，進而傳導至中國國內市場。三是在中國市場改革開放過程中，越來越多過去由政府和企業承擔的社會服務開始進入市場，使得服務價格形成持續上漲趨勢。四是從匯率方面來看，由于美元的持續貶值，使得盯住美元的人民幣也出現相應的貶值，導致許多進口產品的人民幣標價出現相應上揚。五是從理論上講,過多貨幣的投放會造成物價上漲。盡管其內在機理難以完全弄清楚，但從歷史經驗看,我國M2的變動一般會對半年到1年之后的消費物價指數產生正向拉動作用。

對于上述分析尚有以下兩點值得注意：

（1）糧食供求變化可能到了一個臨界點。食品價格的上漲和服務項目價格上漲是當前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的兩大動因。原因在于糧食減產并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實際上，1999、2000、2001年連續3年糧食也都減產。然而，在那幾年，消費物價指數在一半的時間里都是負增長。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對今年糧食減產導致消費物價指數的快速上升就感到不太理解。這其中的奧秘就在于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從預測學上講，由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最難預測。這也是10月份物價快速上漲讓人感到突如其來的最主要原因。

（2）當前物價加速上漲包含“預期效應”。如果說去年10月消費物價指數上漲1.8%，讓人感到突如其來的話，11月上升3.0%同樣讓人感到吃驚。11月物價上漲的主動力依然是糧食和食品。其中，糧食價格漲幅由10月的3.2%進一步升至10.8%，食品價格也由10月的5.1%進一步升為8.1%。然而，與10月相比，11月市場真正的供需關系變化相對平穩，相差不會太大，另外，去年兩者的基數也基本相同。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物價水平卻相去如此懸殊，唯一的解釋就是出現了預期效應。即多年來，企業和居民在購買糧油方面基本上不會太考慮庫存問題，但在物價上漲的刺激下，他們開始加大了購買力度。與此相反，過去農民整天發愁的是，如何將糧食賣出去，現在卻期望糧價繼續上升，許多人因此反而將糧食囤積起來。這樣一來，供求缺口被人為拉大，糧價也就被進一步拔高。

2004年，我們分析，物價上漲將分為兩個不同階段。

（1）物價總體將繼續往上漲。理由是：第一，由于10月份以來糧價是推動物價上漲的主要動力。而等到農民對此信號作出反應，增加糧食產量，再到新糧上市，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第二，2004年物價將有個翹尾效應，由于同比基數低，明年前三季度物價照樣會上去；第三，從現在趨勢看，全世界的經濟明年會上升，而且會比較快地增長，這樣也會使得物價上升。

（2）通貨膨脹不會出現。受各種因素制約，2004年物價也不會漲得太快。第一，這些年來，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用于食品消費的支出比例，基本上每年是以1個百分點以上的速度往下降。這說明，糧食對物價的影響是越來越小。另外，現在工業對農業的依賴程度也很小，在糧食價格上漲的情況下，它傳導至工業方面的力度也比較小；第二，很多產品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商務部的最新調查顯示，2003年下半年6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有78.8%仍處于供大于求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物價出現快速上漲可能性也不大。第三，當前的糧食價格漲幅實際上還是屬于政府許可的范圍內。根據估算，2003年我國大約有5千萬噸的糧食短口，但是糧食儲備就有1.5億噸，只要動用其中三分之一就足以平抑糧價。然而，據媒體報道，目前政府通過拍賣陳糧的方式調用的糧食儲備最多僅有130萬噸。與此同時，中國本還可以通過國際市場來調節國內的物價，但政府在這方面也未見大動作。第四，政府已加大對耕地的保護，并通過對農民直接發放糧食補貼的方式促進糧食生產，同時擴大春播面積2000萬畝。比如，在產糧大省安徽，當地政府從今年6月起直接對種糧戶實行補貼。其它的產糧大省也相繼進行了糧食補貼方式的改革。這些將有助于促進糧食產量的增長。第五，從貨幣政策看，中央銀行持續加大貨幣緊縮力度，對2004年下半年的物價將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第六，國際因素制約中國物價上升。中國現在60％的經濟活動和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盡管現在世界經濟正在復蘇，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還處于下降的趨勢，這也會對中國的通貨膨脹帶來一定的制約。第七，從歷史上看，1988年和1993年我國均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最主要的成因是價格市場化改革。1988年的導火線是放開工業消費品價格,1993年則與糧食、石油、電力、鋼材、鐵路運費等產品價格上調有關。但現在價格市場化改革已經基本完成，不會再對物價上漲產生大的推動作用。

（3）物價運行特征將由局部、急劇上漲過渡為全面、小幅上漲。當前，我國物價運行的一個非常明顯特征就是，少數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多數價格按兵不動。除了服務價格之外，上漲的主要是上游產品，如食品和能源。有關計算顯示，去年11月，剔除食品價格之后和能源價格的影響，消費價格指數實際上正在下降。

估計上述特征在明年前一段時期仍將得以保持，甚至短時得以強化。比如，經國家發改委批準，上海的電費已經實行結構性調整，除了居民和農業生產用電價格不作調整，其他各類用戶一般上調2.5%至5%。相信有了上海榜樣在前，其他電力供應緊張地區也將跟進，全國平均電價水平將因此明顯上揚。

隨后，物價運行將逐步向第二階段轉移，即由局部、急劇上漲過渡為全面、小幅上漲。理由有二：一是由于目前價格上漲的都是上游產品，受其影響，下游產品的成本將相應提高，企業有提高產品出廠價的內在沖動；二是部分行業可能通過聯手制訂價格同盟之類的協議，來促使價格上升。最近就有消息說，由于彩電制造的主要原材料價格都出現了大幅度上揚，如鋼材從3810元/噸漲至4100元/噸，工程塑料從7000元/噸漲至10000元/噸，使得彩電企業承受了巨大壓力，中國五大彩電巨頭明年將提高彩電價格。正如有關專家所指出，彩電市場是競爭最為慘烈的市場之一，其價格的變化是整個一般消費品價格變動的風向標，如果明年彩電價格上揚，則意味著物價水平全面上升的開始。三是由于下游產品產能過剩，市場競爭激烈，上游價格在向下游傳導的過程中將被明顯削弱。多數下游企業只能通過加強管理、做大規模、開發新產品、降低消耗等措施將成本上升的壓力在內部進行消化，從而使得產品價格上漲幅度不會太大。

總體判斷，去年第四季度是中國物價運行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從此正式擺脫了通貨緊縮的陰影。2004年將是一個物價溫和增長年，物價上漲的領域由局部轉向全面，由激烈轉向平和。初步預測，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約3%左右。

3.中國經濟過熱與物價變動的長期趨勢

在西方國家，物價的上升與生產遭遇瓶頸都是由于居民消費太旺盛所致，所以，我們可以定義它為“消費推動型經濟過熱”或“消費推動型物價上升”。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生產能力的提高，商品供不應求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少，經濟過熱更多地已經不再表現為傳統的需求推動型，而是“投資推動型經濟過熱”或物價上升。

這種過熱是由過度投資所導致，后果就是：產能大量過剩，產品供給遠遠大于市場需求，物價不斷下跌。只有在經過長時期的調整之后，市場才能實現“出清”，經濟景氣才能緩步上升。從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看，未來10年內，就業問題和三農問題都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居民收入和購買力也不可能全面出現大幅上升，大多數商品供過于求的格局也難以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已經無需擔心出現消費推動型的經濟過熱，所需要防范的只是后一種，即大家還不太熟悉的投資推動型經濟過熱。

根據諾迪克的研究，東亞國家在經濟增長的關鍵時期均出現過投資率大幅度上升的“投資過渡期”，在此期限投資率往往能直線上升5個百分點以上，并且伴隨經濟增長速度的顯著提高。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也有可能處于諾迪克所稱的“投資過渡期”。它將帶來中國經濟的一輪高速增長，但長期將導致資產價格上升，并且無法完全避免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事實上，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經濟起飛和發展過程中完全避免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此，我們也沒有必要因為更長時期的通貨膨脹危險，做出過度反應，痛失一輪增長的良機。

至于投資和消費的比例怎樣才是合理更是不可一概而論。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的情況與目前美國的情況比。在今天的美國，基礎設施、房地產早就都搞得差不多了，人們還能干什么呢？只能靠不斷地刺激“消費”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而中國則不同，中國最缺的就是建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建設和房地產建設。在這些方面的需求目前仍然是方興未艾。

事實上，投資導致的高需求只是因為中國目前的市場對投資有高需求而已。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一段時期投資高并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是完全合理的。

三、成本與收益：政策的權衡與選擇

形勢判斷之爭背后掩蓋的是政策之爭。如果我們認同當前的經濟基本健康，只有局部的扭曲性過熱，而不存在總體過熱，則總體上可以否定需要大刀闊斧的緊縮性政策出臺。事實上，任何調控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因此政策出臺必須考慮成本與收益的變化，并掌握好時機、分寸以及組合，而不能簡單化。

我們來考慮幾種可能的調控成本：

1.導致更多的失業。按照著名的菲利蒲斯曲線，就業和物價存在著替代性。因此，如果以物價為準，并且以穩定物價進而調控所謂經濟過熱為宏觀政策調控的目標，則中國的就業狀況會更加糟糕。在所謂“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大學生還找不到工作，你還要“把熱降下來”，誰吃得消？顯然，充分就業相比穩定物價，是本屆政府更加優先的目標。為此本屆政府再三強調關注民生，強調關心弱勢群體，關心下崗職工，并從上任伊始，即將宏觀政策取向從增長優先轉移到就業優先。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在不太可靠的基礎上斷言中國經濟過熱，再主張治理“經濟過熱”必然會導致更高的失業率，就可能是代價太大的選擇，甚至是不可選擇的選擇。公務員之家:

2.從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角度看，可能會形成排擠民營經濟的客觀效果。因為外資經濟不受國內融資約束，而國有經濟更為容易從現有的金融渠道中獲得資金支持，即使在緊縮之后也是如此，因此只有民營資本被擠出。而目前的投資，恰恰是民間投資增長進入資本密集型領域，開始在這些領域與國企相競爭，并逐漸替代國企和進口。如果半途而廢，則不僅民營經濟的發展受損，而且國企改革的進程也將受到影響。

3.從沿海和內地的角度看，可能會擴大二者的發展差距。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擴張往往是從沿海擴散到內地。從2001年開始，沿海經濟已經發力，并且緊縮時沿海的承擔能力較強，而內地可能剛剛處于經濟上升的起點階段，并且承擔能力較弱，因此較易受沖擊。反觀中國歷次緊縮過程，往往也是沿海和內地發展差距擴大的時候，因此宏觀緊縮可能會影響均衡發展的局面。

4.從城市和農村的角度看，可能會對農村向城市的就業轉移形成負面影響。隨著城市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壓力在加大，近年來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騰籠換鳥”的辦法，或辭退農民工，或限期使用。如果實施緊縮政策，則農民工更容易受到沖擊。事實上，中國歷史上每一次的緊縮結果就是導致農民工受到沖擊，城市化倒退。這在當前城市化加速過程中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說到底，經濟過熱有危險，經濟過冷也有危險。銀行呆壞帳也是這樣，可能因經濟過熱而上升，也可能因打擊經濟過熱，導致市場需求人為減少而上升。這在上一次宏觀軟著陸時期我們已經吃了一次虧了。這一次豈能再輕易重蹈覆轍。

正因如此，國際上有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是否可接受不僅要考慮通貨膨脹有多高，還要考慮宏觀調控的水平，以及一個國家的國情，要根據治理通貨膨脹的成本——收益來綜合考量。如果治理通貨膨脹的成本大于收益，則寧愿接受通貨膨脹，這個時候的通貨膨脹就是可接受的通貨膨脹。中國目前經濟是否過熱難以確定，通貨膨脹走勢如何尚不清楚，卻要打壓經濟過熱，以寶貴的就業為代價，并有可能破壞市場經濟正常的上行進程而導致更多的銀行呆壞帳，這可能是一筆不合算的買賣。既然如此，我們不如慎談經濟過熱，慎用重拳打壓經濟，還是繼續小心觀察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