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基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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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國有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所有制；股份制

論文摘要：國有經濟基礎論是一個過時觀念，違背十五屆四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兩個決定，在已經明確了國有經濟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體以后，還強調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脫離了中國改革實踐，阻礙國企改革；國有經濟基礎論，成為維護壟斷行業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個借口，是國企改革一大障礙；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論述，是頑固堅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記了“一大二公”的歷史教訓。

社會主義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對它的認識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來所有制的塑造。當前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對象，因而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中占據什么地位，國有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否是主體地位，就成為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改革就難以推進，甚至會出現倒退。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論述中，運用最多的有四種：國家所有制、社會所有制、自由人聯合體、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在這四種論述中，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三種，社會所有制是一個總稱，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區別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聯合體和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可以理解為同一內容，屬于兩種不同表述。另外一種是國家所有制，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剝奪剝奪者的財產形成的。但在經典著作家論述中，沒有一個全民所有制，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個內含和外延誰也說不清的非科學概念。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無產階級在掌握政權以后，必須把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建立國家所有制，以便保證革命的勝利和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但應注意：其一，馬克思、恩格斯講的剝奪只限于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而不剝奪其他人的生產資料，允許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國家所有制是暫時的，一旦階級消滅，國家立即消亡，國家所有制也隨即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由國有制過渡到自由人聯合體，在《共產黨宣言》和《反杜林論》中，都講得非常清楚。《共產黨宣言》指出：“當階級差別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資料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中的時候，公眾的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73頁)將生產資料“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手中”，“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同上，237頁)馬克思把自由人聯合體的內容界定為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并不消滅個人所有制，而是個人所有與公有制相融合。二是個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這一所有制去剝削他人。可見，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就是將公有和個人所有有機的結合，二者融為一體，這才是社會主義所有制，而不是國家所有制。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是判斷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我們努力追求的目標。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時，階級差別應當消滅了，可是他并沒有將國有制向自由人聯合體過渡，來實現公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相反的他虛構了一個全民所有制來掩蓋國家所有制，完全剝奪了個人所有，并將這種單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為官僚所有制。由于這種公有制排斥個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個人利益相對立，嚴重地脫離了群眾，沒有一個緩解矛盾的機制，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最后導致蘇聯解體。

二、我國對國有經濟的定位

我們過去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解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說的理論高度，但我國改革的實踐是和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開放初期，首先將國有制作為改革對象，定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解決公有制凝固化的問題。其次，允許在公有制之外發展私有經濟，使兩種不同所有制并存，這就克服了單一公有制的弊端，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但是公有和私有還是兩張皮，沒有達到馬克思所說的公有和個人所有相結合。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對國有經濟應有一個科學的定位。

我國的改革實踐，經過試錯的選擇，對國有經濟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定位。這就是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它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骨干企業。”

第一，這一國有經濟定位，就大大縮小了國有經濟的控制領域，削弱了國有經濟控制的力度。將國有經濟界定為涉及到國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產品的行業，其他領域均應退出，這就為非公有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二，這一國有經濟定位，是從《共產黨宣言》提出國有制后，一百多年來第一次明確了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勝利以后所處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國有經濟干什么——為國家的安全和為社會服務，提供公共產品，是為國家的職能服務的，揭示了國有經濟職能轉變的必然性。

第三，這一國有經濟定位，就排除了經濟基礎論，表明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無關，它的存在不是作為社會經濟基礎，而是作為國家執行職能中的一種經濟手段，這就糾正了國有經濟占的比重越大，社會主義制度越鞏固的錯誤觀點，避免再次發生“一大二公”的錯誤，為國有經濟大刀闊斧的改革掃除障礙。

第四，這一國有經濟定位，就為民有經濟發展提供了空間，在國有經濟退出的領域民有經濟可以進入，是在先有國退，后有民進，不是民逼國退。

第五，這一國有經濟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只可惜人們對此重視不夠，只將其作為一項政策，而忽視了它的戰略意義和理論意義。目前應強調這一《決定》，決不能從這一《決定》上后退，否則我國的改革會裹足不前。

黨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打破了單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許私有經濟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進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還是兩張皮，還不能表明社會主義所有制是什么樣的經濟結構，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應為主體。黨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回答了這一問題，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一《決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是混合經濟，不是公有制一統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國有制，而是股份制，應占主體地位，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這就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定了型。將股份制定性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也是有理論依據的。馬克思說：(股份公司表明)“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頁)馬克思又說：“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與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頁)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制是“社會資本”“與私人資本相對立”，“社會企業”“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這種“對立”的性質，馬克思把它定性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這種“揚棄”是表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股份制引起私人資本局部的質變，不再是私人資本，而是社會資本，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這種“社會資本”馬克思特別注明，它是“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這種“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就意味著是個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會資本，另一方面是個人所有，可以實現公有和個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這一目標的“過渡點”。

三、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定性為社會資本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定性為社會資本，筆者認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即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資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實現資本公眾化，將私人資本轉變為個人資本。第三，股份制是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資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會精英來經營。第四，由社會來承擔股份公司的經營風險。第五，由社會對企業進行監督，股東舉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動，都牽動著公司的神經。將資本主義股份制定性為社會資本，這就表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產生了社會主義因素。馬克思在1871年，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所寫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指出：“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新社會因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選集》第3卷，60頁)這一“新社會因素”應是社會主義因素，股份制應是其中之一。這就完全證明：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所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不能產生社會主義經濟萌芽的觀點是錯誤的。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社會主義因素并沒有什么奇怪的，一是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客觀規律作用的結果，是不以社會形態為轉移的。從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來看，股份制不僅是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也是所有制變化的一種趨勢。英國的煤礦、電力改革，日本的國鐵民營化，都是改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權的公眾化趨勢，是符合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規律要求的，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二是社會發展連續性的繼承。

股份制雖然是社會資本，但它還不是自由人聯合體，并沒有充分實現個人所有制。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公眾持股比例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沒有普及化。所以，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一個必經過渡點，以便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不過這時它已經不是當做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當做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3卷，502頁)在這一段話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聯合體的“一個必經過渡點”。二是指出經過股份制，“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所有”，這是一個質的飛躍。三是指出這種生產者所有，“已經不是當做一個一個分立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四是指出這個財產是“共同生產者共有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把這四點用一句話來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聯合體。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單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離，成為混合經濟結構。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資本轉化為個人所有。這三點的實現，是靠股份制。所以，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股份制是“通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單純過渡點”，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有經濟基礎論是一個過時觀念，其危害極大。

第一，國有經濟基礎論，違背了十五屆四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兩個決定，在已經明確了國有經濟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體以后，還強調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經濟基礎，是脫離了中國的改革實踐，是明顯地倒退，是制造混亂、擾亂視聽，阻礙國企改革。

第二，國有經濟基礎論，成為維護壟斷行業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個借口，是國企改革一大障礙。

第三，國有經濟基礎論，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對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論述，是頑固堅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記了“一大二公”的歷史教訓。

第四，國有經濟基礎論，在蘇聯形成的國家對權力的高度集中、對資源的高度壟斷、對輿論的高度控制，最后導致蘇共的滅亡。我們應該引以為戒。

目前，一方面應重視我國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那些經過實踐檢驗的成功成果，它們來之不易，應特別珍惜，如國有經濟不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不要輕易丟棄和倒退；另一方面也應重視馬克思一些重要理論的研究，作為我們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在這二者結合的基礎上才能與時俱進，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