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道德文明與物質條件的聯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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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遺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良好的道德品質風尚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道德不可能脫離和超出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水平。

論文關鍵詞：道德；精神文明；物質文明

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道德這一術語起源于拉丁字“mos(moris)"—風尚(由此產生.的moralis一詞，即有關風尚的、道義的)。道德是歷史變動不居的行為規則的總和，這種行為規則調節人們對社會、階級、國家、家庭的關系以及人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并且這種行為規則不是依靠強制，而是依靠習慣的力量與社會輿論來支持并發生效用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作為上層建筑領域中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之一的社會道德，不管其是哪種類型，哪個階級的，也都是由其經濟基礎，即由社會發展在該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所決定、所派生出來，并最終形成的。這正如革命導師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所說的那樣，“任何道德理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決定他們階級地位的社會經濟制度下獲取和確立規范自己的道德觀念，并把它落實運用到自己的行為上去，道德也就隨著產生它的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更改而更改，發展而發展。但同時，道德還積極地發揮其對社會存在及社會經濟基礎發展所起的反作用，即以它本身特有的職能來為產生它的經濟基礎以及由此決定了的特定階級和階層服務，維護和鞏固它們的利益，指導和制約人們的行動。這一點充分說明，社會道德與社會物質條件的關系是非常緊密的，在這個關系中，前者處于從屬的、次要的地位，后者則處于主導的、決定的地位。這一點，在今天人類社會更加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

其實這個道理早在古代就已被我們的祖先認識到了。試看管子的“倉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司烏遷“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再看看我國漢代班固的一段描寫，“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糜庚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拒萬，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佰之間成群，乘?；?，擯而不得會聚。守間闌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虎。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默女鬼辱焉，齡是閥疏而民富。”其它如“先富有而后禮讓”，“可以為富安天下”，“饑寒至身，不顧廉恥”等，都比較形象、生動而又深刻說明了這一點。另外，從我國古代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還可看出，幾乎每一次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其爆發的導火線，基本上都是因為天災(水旱蠟等自然災害)人禍(統治者的殘酷壓榨及非正義戰爭)等，人民生活困苦無著，特別是廣大農民走投無路，才不得不艇而走險，舉桿起義，走上反抗道路的。

從現代社會來說，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例子。美國經濟的發展水平眾所周知，舉世公認。而一些良好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風尚也伴隨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前提相應出現。我們看一些社會細節，如人們自覺不在公共場所吸煙，尊重別人;不隨地吐痰;不隨意鳴汽車喇叭驚擾環境;人們不亂穿馬路;酒店里消費完畢，自覺置錢于桌上;服務人員彬彬有禮，熱情周到等，從這些細節可窺見一斑。而美國人對小孩獨立人格和創造性思維的培養以及誠信守法納稅、國家觀念的強化等也是有名的。從家庭到社會都有一種讓人們充分張揚個性的寬松的民主氣氛環境。不可否認，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物質文化生活的極大豐富所帶來的物質文明的影響和享受，為人們相匹配的社會道德風貌的形成和提高，奠定了牢固基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們的社會倫理觀念都自然提升和進入了相應的社會層面水平。

又如我們的近鄰日本國民的謙恭禮讓也是有名的，如與人交往時的鞠躬禮節，上下公共汽車時的謙讓，從不擁擠搶位等，對比國內的同類事，大家都不敢恭維了。

從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我們不能僅僅從社會制度上去尋找什么根源，也不能只從開展思想教育，使人們覺悟得到提高上去找。眾所周知，美國、日本都屬于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其國家性質決定了他們根本不可能對社會公民開展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教育。那么，究其根源，我們只能從其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物質文化生活極大豐富這個角度去尋找答案。以日本人乘車為例，因其車輛多，道路暢，周轉快，車、人均遵章守紀，有諸多先決條件，故大家用不著去拼命擁搶上車。根據唯物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有了豐富、雄厚和牢固的社會物質生活基礎，就會產生出現相應廣泛和普及的文化及教育;而文化教育的有效提高，則可使人們的精神面貌、道德修養“水漲船高”，人們也就會自然或不自然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此基礎上產生相應的文明行為，表現出良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整個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發展和提高。當今世界，一些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經濟發達，社會物質條件優越，其社會道德倫理觀念也相應提高發展，展現出相應良好的文明行為和道德品行，毫不足怪，也勿庸置疑，否認這點，不符合實事求是的準則。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承認，良好的社會文明行為和道德品質風尚，是現代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應該沒有“階級性”，而應該屬于人類社會共有的寶貴精神財富。就這個意義，可以認定它們不受國界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局限。道理很簡單，人們既然可以共同擁有物質文明，為什么不能共同擁有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精神文明財富呢?我們以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社會陰暗面，只不過其陰暗面的社會背景、性質、種類、對象和內容、表現方式、程度深淺等等方面有所不同罷了，但同為人類共性的美好內容應該相通和并存。

從我國來說，十年“”動亂期間，國民經濟達到崩潰邊緣，造成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貧乏，從國民經濟到人民生活可以說是處于“經濟危機”之中，人們收人低下，即使有錢也難買東西，連最一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糧、油、肉、糖、布、煙酒、肥皂等等均要定人定量，憑票供應，并還不能完全保證。物質匾乏的“票證年代”帶來了什么樣的社會后果呢?—些人不擇手段，拉關系，走后門，搞緊俏商品;手握實權之人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大撈油水，中飽私囊;有權人倚仗權勢，有錢人花錢買路，無權無錢之人就投機倒把，黑市交易，偷殺盜搶，坑蒙拐騙等。物質生活的極度匾乏，在導致人們社會道德淪喪，風氣不良，世風日下，社會混亂等方面，不能不說有一定的因果關系。試想，需要東西隨便買，有必要去開什么后門?

我們知道，社會道德倫理的墮落是產生社會不良風氣，致使社會動亂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致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必須大力重視開展文明禮貌和道德規范的教育，特別是在廣大青少年中開展這項活動。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從精神文明人手，兩個文明一起抓，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國情的法律法令和政策方針，我國的國民經濟經過改革開放、調整發展，有了很大的提高，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在廣大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得到很大程度提高的同時，人們的精神風貌和社會風氣也有了很大轉變，出現了令人可喜的局面，人們說“雷鋒叔叔又回來了”。但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相當一些社會倫理道德和社會風氣方面的不良行為現象的頑病病疾不是能在短時期內一下子扭轉過來的。試舉幾個小例，如人為原因的公共交通秩序的擁擠混亂，公共場所大聲喧嘩抽煙吐痰，亂丟雜物，見義不勇，見難不為，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等不良現象并不鮮見，一些不良陋習“國際聞名”，歐美國家及一些旅游勝地甚至專門為中國人常見的不良行為立上了有針對性的華文警示標識，雖然這只是極少數人的行為，但其負面影響卻不可小看。并且，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引進新技術、新材料、新方法、新思維和新管理理念等的同時，一些不良的負面的東西也不可避免隨附進人國門，比較突出的如“黃、賭、毒”，走私販私，制假售假，拜金主義，貪污腐敗，以及“包二奶”等違法亂紀的丑惡現象。因此我們說，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道德倫理風尚，是一個極其重要而又艱巨的任務，需要做出長期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遠。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和綜合國力雖有長足進步，但與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差距，處于溫飽線下的貧困人口仍有相當大的比例，國有企業改革，產業調整，資產重組等，導致產生相當的下崗職工，社會新增勞動力就業壓力明顯增大，為數不小的農民工進城務工，東西南北四處奔走所帶來的各類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需求滿足仍未達到理想目標，東、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并且實質差距還在進一步拉大。總之，隨著我國改革進程的加快，各類社會深層次的矛盾進一步暴露、突出和加劇，如此等等，更進一步加重了人們樹立正確和諧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加強建設和構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體系的工作難度。

總之，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和綜合實力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相當差距。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們的道德倫理觀念及其水平受到社會物質條件許可范圍內的限制，并與之相匹配對應。因為道德的內容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道德觀念只能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變更而變更，它不可能脫離和超出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水平。正如革命導師們所說，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

在不同時期，黨和政府曾采取多方面措施加強建設政法隊伍，采取了“嚴打”等強制性手段狠狠打擊各類刑事犯罪活動，整頓和維護社會治安。這是為充分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保衛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鞏固改革開放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個根本目的，并以此為根本利益出發的，是維護和整頓社會治安，穩定社會秩序的必要手段。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各種社會成份及社會矛盾多元化，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前提背景下，更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同時也有利于人們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主義道德新風尚。但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到，這不是維持社會秩序，減少犯罪的唯一手段和根本手段。因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經濟結構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并且，我們還應該知道，道德規范是上層建筑領域中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一，是不能完全依靠社會的政治強權來推行和制約的，它更依靠習慣的力量和社會輿論。

現階段，社會各界及媒體都對文明禮貌、社會道德問題予以極大關注，鞭撻丑惡，弘揚善舉，倡導文明，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但我們只以單純理論宜傳的手段來達到上述目的只能收效甚微，不甚現實。因此，強制的法制手段和正面的思想教育手段都必須有相應的、必要的、良好的社會物質條件作為牢固基礎才能行之有效，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其間關系是相互依賴，彼此影響和有機聯系的。現階段人們之所以強調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并重結合，原理就在于此。

列寧說，“道德是為人類社會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它說明，道德這個上層建筑領域中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一，對于社會經濟基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這種作用可以是正面的、積極的、有利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消極的、有害的。因此，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努力地、盡快地樹立和提高人們的社會主義新道德、新風尚，經常運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廣大公民進行正確的良好的道德品質教育，講究文明禮貌，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而且刻不容緩，十分緊迫和必要。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搞好建設，以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和豐富的物質生活來做堅固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普及文化教育事業，使廣大公民逐步提高思想文化素質，掌握更多的現代化科學知識，樹立良好健康的生活衛生習慣，在優厚豐富的社會物質條件下，逐步地、自覺地形成適應于社會發展的正確、科學、理性的文明行為意識，培養高尚的社會公德，這對于具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我國來說，是不難做到這一點的。我們相信，一個具有高度良好和諧的社會風氣的嶄新局面，經過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