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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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

首先，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是哲學與馬列哲學比較最重大的特點。

當然馬列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廣義的，只有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是狹義的。然而辭海對“廣義”的注釋為：“范圍較寬的定義。對狹義而言”（見辭海第951頁，本文所引辭海全部為1989年版一卷本）。從而可知其一，只要寬一點點都是較寬的，這樣的廣義在實際運用中沒有什么意義的。其二、并沒有要求到研究對象的直接、間接相關范圍全部因素的程度。我規定創新的廣義為：“范圍最寬的定義”。就是要對研究對象的直接，間接相關的全部因素都必須一個不漏地考慮到。其目的是為了便于從中抓做最主要的矛盾及其相關的全部矛盾，根據因時因地等客觀條件而解決之。從而可知“范圍較寬的廣義”與“范圍最寬的廣義”，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實際運用中卻有天壤之別。

這些重大觀點從以下事實可以證明：

1、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是在1917年俄歷10月25日，公歷的11月7日，當時的時代背景正是整個資東主義世界處于經濟危機的大肅條時候，和在1914年至1918年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后期。這次世界大戰席卷了歐、亞、非洲的33個國家參加，卷入戰爭漩渦的人口15億，死傷3000余萬人，從1914年6月至1918年9月共計歷時四年零3個月（詳見“第一次世界大戰”詞條辭海第2116頁），極大地削弱了整個資東主義世界和沙皇俄國力量的情況下，俄國資產階級聯合俄國的無產階級才取得了推翻俄國沙皇的二月革命勝利。在彼得堡形成了兩個對峙的政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同年四月列寧回國，發表“四月提綱”，“提出了從資產階級民主政府過渡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經過列寧領導的蘇聯共產黨進行了一系列宣傳組織活動，工人罷工，農民起義、士兵暴動，各民族地區的解放運動風起云涌。在俄歷10月10日（公歷10月23日）布爾什維克舉行中央全會，通過了列寧提出的舉行武裝起義的決議案，到俄歷10月25日（公歷11月7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起義士兵攻占了臨時政府所在地冬宮，宣布了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倒臺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勝利（詳見“十月革命”詞條，辭海第130頁）。以列寧為首的蘇聯布爾什維克吸取了巴黎公社（見辭海“巴黎公社”詞條第115頁）革命起義失敗的教訓，迅速地組織和完善了無產階級政府機關的建設和加強了軍隊建設，以致于能夠擊潰從1918年至1920年期間發生的多次外國武裝干涉和本國的武裝叛亂（詳見：“蘇維埃國內戰爭”詞條，辭海第641頁）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從以上重大歷史事件的主要摘錄論述，說明了蘇聯革命勝利的歷史條件是在國際國內資產階級都因處于經濟危機之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遭受了重大打擊后，力量都比較薄弱的條件下進行的，蘇聯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很強大的，革命是通過大城市的武裝起義實現的，勝利來得相當快，從宣布武裝起義到奪取全國勝利只用了半個月時間。這些就是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主要特點。

2、中國革命的勝利與蘇聯比較則時間無比的漫長，斗爭無比的艱辛。這是因為中國革命極端困難的條件決定了的。中國已長期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國家和人民長期積貧積弱，近代工業相當落后，產業工人的力量相當弱小，整個國家基本上都處于貧窮落后的農業國；然而國內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新興的買辦官僚集團和國際帝國主義勾結的強大力量都處于鞏固、上升的發展階段。

根據以上原因規定了中國革命不能走蘇聯以城市為中心的道路，只能走在農村逐步積蓄革命力量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而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的道路。

這些深含“兩論”哲理淵源和傳承的重大理論觀點，在的《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井岡山的斗爭》和“三戰”（即《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和《中國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以及包括“兩論”本身等著作中，都有淋漓盡致的描述。

領導的“秋收起義”如果繼續去攻打長沙，依然繼續走失敗的“南昌起義”至“廣州起義”，以及上海市的三次武裝起義以攻打大城市的起義道路，中國革命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國與俄國比較國情不同，當時國內國際敵人的背景不同，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極其巨大的差異性不同。

能夠獨辟蹊徑，獨樹一幟，選擇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道路，在當時是相當不容易的。這是從哲學指導上提升到發展了馬列哲學特點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的重大依據。

3、在“兩論”中分析總結認識與實踐的關系和事物的矛盾運動的層次過程都到了入細入微的程度。我通過計算發現在《實踐論》中共用了50個層次的“過程”，124個層次的“認識”和80個層次的“實踐”。在《矛盾論》中“矛盾”共用了412個層次，共用了事物運動的“過程”66個層次，再加上“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見《矛盾論》毛選一卷第319頁）的412個層次的矛盾過程，則是478個層次的“過程”。這些分析論述對于指導人們應該如何正確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和應該怎樣認識矛盾的產生和發展以及解決的條理化過程及解決辦法，都論述得精細入微，精辟全面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比如：

⑴“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向的內部聯系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見《實踐論》選集第一卷1991版第286頁）”此處的“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和“周圍世界的一切方向的內部聯系”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就包含了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內容的潛在涵義。

⑵“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內部的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同上第291頁）”。此處的“整個的事物”及其接下的論述也充分包含了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內容的潛在涵義。

⑶“任何過程，不論是屬于自然界的和屬于社會的，由于內部的矛盾和斗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

運動也應跟著推移和發展。……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同上第294頁）”

的這段話實在太重要了，不論從時間和空間上，或是從內容上，也不論從認識、實踐和矛盾法則上說都是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的最實際和最具體表現，在整個革命黨需要存在的時代都是永遠地適用的。因為任何事物的活動都是“過程”，要求這個“過程”，不中斷地向更完善的“過程”發展進步；如果“過程”中斷了，即意味著所屬的時間和空間也中斷了，就沒有事物存在的條件了，就意味著事物滅亡了，對于政黨、國家就是垮臺了！過去的輝煌只能成為歷史，尤如前蘇聯。因為事物存在需要的是延續現在和未來的時間和空間等必須的生存發展條件。

⑷“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全面地看問題。……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里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里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去動手解決矛盾（答復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見《矛盾論》毛選一卷第312-313頁）”。在此段原文中的大量舉例都論述了研究事物的矛盾必須做到從“總體”，“全面”“深入”“精細”地研究。這些都是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的具體表現。

⑸“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媒介’。我們決不會作到這一點，……（同上第313頁）”。在新的譯文中是：“我們永遠也不會完全做到這一點，……（同上，第338頁注釋16）”。然而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就是及時“完全地做到了這一點”，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中國革命就根本不可能取得勝利！因為中國革命的條件實在太困難了，如果“不完全做到這一點”，就不可能用已全部之長克敵全部之短‘乘虛蹈隙’打敗敵人奪取革命勝利。

比如：在1927年領導的“秋收起義”原意是打長沙，但因敵強我弱而受挫折后，就力排眾議把三灣改編后僅剩800余人的起義部隊轉移到了敵人力量薄弱，地形有利，群眾基礎好的井岡山，為全國首先樹立起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大旗，為全國多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指明了道路。今年正值慶祝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80周年，回想往時往事，充分說明了如果當時沒有“兩論”創新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思想的淵源，是根本不可能提出和實現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在關鍵時刻是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見《東方巨人》和電視劇《井岡山》）！

此項充分說明了哲學具有發展了馬列哲學的特點

⑹在中國革命史中，在《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特別是《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指出的關于糾正“單純軍事觀點”等共八個方面的重大錯誤問題，與井岡山時期的、、等因世界觀和方法論上和的較大差異，他們逐漸地與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致于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把的“前委書記”職務都選掉了，是中央軍委的指示信糾正了錯誤，重新恢復了“前委書記”的職務，在“紅四軍的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才落實了《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八個方面的錯誤傾向的決議（見電視劇《井岡山》）。才有可能及時地領導擴大了中央蘇區，為后步黨中央在上海立不住腳了，才有遷來瑞金蘇區的立足之地，是又一次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此項充分說明了“兩論”哲學的淵源和實踐中潛在地存在著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

⑺在舊中國極端不民主，在政治上毫無西方的“議會道路合法斗爭”可言，中國的革命主要是武裝割據，靠戰爭解決問題。從“兩論”哲學傳承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大量軍事著作中，發揮我軍之全部長處，攻擊敵軍之全部短處，兵不厭詐，乘虛蹈隙，鉆敵人的一切空子，充分利用根據地、地形、地物等一切有利條件，克敵制勝，積蓄力量，堅持了“紅軍是完成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既要打仗，又要宣傳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民兵，訓練民兵）、幫助地方建立民主政權”。這點也曾經是與朱、彭、陳等大批人尖銳矛盾的一個焦點。這些都是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的具體體現。依靠這些積蓄壯大革命力量，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打敗了強大的敵人，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⑻我們還可以從電視劇《井岡山》和《東方巨人》中知道：在井岡山時期及其以后的瑞金時期，當時黨的中央、湖南省委，從朱、彭、陳、周魯、杜修經、劉安恭至王明、博古、李德等等人都先后程度不同地堅持了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他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就是對‘世界（事物）’的看法和‘使用的方法’上與正確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都存在重大或根本區別。在瑞金中央蘇區又第二次被錯誤地奪權，給中國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直到“遵義會議”實質上確立了為全黨的主要領導人后，又第三次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4、我的研究發現，哲學著作中潛在存在著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在中國古代距今2500多年前就有產生了。比如：孫武的《孫子兵法》是寫單項事例的，最大亮點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孔子的儒學是寫全面事例的，最大的亮點是“三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和“天下為公”（見《四書五經》論語的禮運篇）。這個思想具有共產主義啟蒙思想的品位。正因為如此這兩部著作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價值意義，其原因就在于此。

不過是集大成者，繼承和發展了歷朝歷代中能人志士成就大事業的優秀思想。他在哲學、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含科技、詩詞、書法等）、實踐、事業上都有成體系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的潛在建樹。

5、總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是在“兩論”傳承的一切著作中潛在存在著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指導全黨取得的。鑒于“馬列廣義哲學”并沒有這個提法的情況下，為了寫和說方便，就把如前論述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叫著“廣義唯物辯證法”哲學。簡稱“毛氏廣義法”哲學或“廣義哲學”。只是必須說明此處的廣義是如前論述的創新的廣義，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如果我的這個正確觀點被全社會接受，則辭海新版時必對“廣義”詞條作如前論述的補充修定。如果這樣必將對中國和人類的認識論水平提高一大步。

我們黨所造成的失誤，都是因為這種“廣義哲學”還沒有自覺地全面系統地總結出來，成為全黨自覺地運用的思想武器所造成的。比如：在1958年的“”大煉鋼鐵中，全黨全民總動員，農民停耕，學生停課上山找礦、大煉鋼鐵，紅薯都大量爛在地里了。結果事與愿違，造成了重大損失。如果運用“廣義哲學”對相關因素進行十分全面而透徹地深入細致分析，就會發現鐵礦石不是隨處都有，煉鋼鐵的設備和人員技術等都不是搞人海戰術的群眾運動就能夠解決的。結論是發展鋼鐵事業只能依靠專業隊伍，實事求是地穩步發展，不能盲目地大搞人海戰術。以后在這一原則指導下我國早已成為年產億多噸鋼鐵的世界第一產鋼大國了。

因此，我們自覺地把“兩論”等哲學著作和一切著作、實踐、事業中潛在地傳承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總結出來，成為全黨、全民自覺運用的思想武器，使我們的事業永遠立于不敗之地，必將具有重大價值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

這是哲學的第一個最重大特點。

二、哲學是創新的廣義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的唯物辯證法哲學

我們從的“兩論”和全部哲學著作中可以潛在地看出；是不贊成馬克思主義哲學“兩個主義和三個規律”分別平行并列的。即不贊成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平行并列，只贊成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對歷史觀的運用；對三個規律，只贊成對立統一規律，另兩個規律同樣是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運用；堅持“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同上299頁）”。1965年在讀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時批注：“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量質互變、否定之否定……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說明”（見《哲學批注集第505-507頁》）。不同意把對立統一、量質互變、否定之否定三個規律平行并列，這個意見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對立統一規律完全可以涵蓋另外兩個規律的研究范疇。

在晚年更是只堅持對立統一規律，及其包含了量質互變規律的內容，說否定之否定規律可以“沒有”（見中央黨校教授許全興著：《為辯護》）。我認為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這樣哲學就更

能突出事物對立統一即矛盾法則的本質和核心而簡明扼要了。從歷史上也證明了對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指導意義更加明確而成效卓著。

這是哲學的第二個重大特點。

三、“廣義哲學”全面繼承了中國五千年不斷代的優秀哲學傳統

中華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五千年優秀文化不斷代的國家，文化經典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博覽群書，特重歷史，文韜武略，遍及中外（詳見《博覽群書的》和《的韜略》兩部書及全部著作）。比如：在“兩論”中引用孫武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見毛選一卷1991年版第313頁）”。和唐朝人魏征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同上第313頁）”。引用古書《山海經》、《淮南子》、《西游記》、《聊齋志異》等中的故事以說明哲理（同上第330-331頁）。詳細引用《水滸傳》上三打祝家莊的故事后說：“《水滸傳》上有許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就是最好的一個（同上第313頁）”。

還在他的著作中批評了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見《矛盾論》毛選一卷第301頁和第337頁注釋5）和“宋襄公蠢豬式的戰法”（見《論持久戰》毛選二卷第492頁和第518頁注釋36）。當敵人過河一半時不打，他說“現在打不仁”，要等敵人過河完了站好隊形才打，結果被敵人打得大敗。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戰爭中因謀略過人，指揮高超，利用好的政治動員、戰略、戰術、時機和地形、地物等有利因素，弱兵打敗強敵和少數打敗多數的軍事事例，多達數十處（同上詳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選一卷238頁至244頁注釋索引中和《論持久戰》注釋毛選二卷第515頁至518頁索引中及《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注釋毛選二卷第437頁至438頁索引中）。把大量的歷史書、軍事書、小說既作為哲學書讀、又當作軍事書讀和政治書讀。吸取了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學和軍事哲學的經驗教訓，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自成體系地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廣義哲學”體系。

這是哲學的第三個重大特點。

四、哲學提出并論證了主觀因素在一定條件下的主要決定作用

在他的“兩論”中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并詳細論證了主觀因素在一定條件下主要的決定作用。在他的“兩論”中把“理論、方針、方法、計劃、政策”和人的“努力、奮斗精神”都規定為人的主觀因素。他在《矛盾論》中論述：

“革命斗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方面。然而由于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夠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于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后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夠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見毛選一卷《矛盾論》第324頁至第325頁）。

又如：“有人覺得有些矛盾并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并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如同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見上書《矛盾論》第325頁至第326頁）”。

關于人的主觀因素，包含人的主觀能動性因素，在一定條件下的主要決定作用的論述，充分闡述了創新的廣義唯物辯證法原理，通過中國紅軍長征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等一切艱難困苦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這是哲學的第四個重大特點。

五、哲學特別注重理論聯系實際

關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緊密地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同時，也繼承了中國文化中積極因素實際運用的優良傳統。比如：儒學的“格物致知”（見《四書五經》中的《大學》篇）和經書、理學中的“經世致用”及“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等大量人倫、治世經典的積極、進步因素的實際運用（經學見辭海1310頁注釋，理學見辭海1367頁注釋）。

說：“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并不執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見《實踐論》毛選一卷第292頁）”。

在他傳承了“兩論”哲學原理的大量軍事、政治、經濟、文化著作中詳盡地論述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哲學思想，為推動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起了開創性的重大作用，也對他創新的廣義唯物辯證法哲學體系增強了巨大的實際運用價值意義。

這是哲學的第五個重大特點。

六、哲學的天才智慧和偉大實踐

的天才智慧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天資聰穎，英資玉質，超凡脫俗，那個時代的長者、智者對少年是人見人愛，凡是他讀過的學校都受到像湖南師范學校倫理學教員楊昌濟、國文教員袁仲謙等多人的關愛，并對嚴格要求，精心培養，給了大量好書、進步書籍給他看。比如：“曾在湖南長沙一中讀過了學期書，一位國文教員借給他一部《御批通鑒輯覽》。這是一部上自遠古，下至明代，共116卷的中國歷代編年史。青年對這部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見《博覽群書的》第八頁）”。以致對《左傳》、《史記》、《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等中國史書都有潛心的研究。深諳歷朝歷代政治斗爭的經驗教訓。

的天才智慧來自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勤奮好學，不只是讀正史，也讀野史，“雜書”如“三國，水滸”等經典名書，也讀經書，理學講究“經世致用”，不但讀中國的名書，還讀國外名書，如：“達爾文的《物種起原》亞當•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論》”，還認真讀過一本德國著名資產階級軍事家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等（見上書：第九頁和六十七頁）。早在少年時期就從同學蕭三處借得一部介紹外國名人的書《世界英雄豪杰傳》，知道了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盧梭等名人傳記，他還對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朝鮮，安南，印度的覆轍。并受愛國政治家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中外杰出人物的啟發，少年就飽覽博收了中外知識的各類經驗、教訓，樹立起了成就一翻大事業的偉大理想”（見上書第7頁）。

的天才智慧來自于他勤奮好學博覽群書，這里不再舉他學哲學、馬列著作、歷史、詩詞、書法的大量例子，僅舉他學習自然科學的例子：“1964年2月6日，把李四光、竺可楨和錢學森請到了中南海，在自己的臥室，與三位科學家就天文、地質、尖端科技等重大科學問題進行了親切而廣泛的交談。李四光回家后，對家里人說：‘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許多科學的情況，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了解得透徹入微。在他的臥室里，甚至在他床上，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哪兒，談的范圍很廣，天南海北，海闊天空’。”（見上書第185頁）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自然科學津津樂道的的生動形象。事實上中國的整個工業事業，包含石油、鋼鐵等工業和航天、核彈等尖端工業都是在的關心和領導下快速發展起來的。比如：中國的石油工業就是在支持下李四光的新的《中國地質學》等理論指導發展起來的（詳見《博覽群書的》第183頁）。

天才智慧的第三個來源就是他經歷極其復雜和豐富的偉大實踐活動。這在中外偉大的政治家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在十五、六歲時就從讀過多個私塾學校停學像成年人樣干活當過兩年農民，在辛亥革命前夕當過半年兵，在安源煤礦和水口山錫礦搞過“工運”

，在廣東辦過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湖南搞過“農運”，從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后，親自帶兵打仗，領導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瑞金蘇區根據地、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直到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打敗反動派807萬反動軍隊，以及領導抗美援朝等戰爭，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活動，時間從1908年起至1976年長達68年時間，直接領導戰爭從1927年至1949年也長達22年，所經歷的時間之長，斗爭環境條件之艱苦復雜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中都絕無僅有的。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天才的哲學思想！

總之，的天才智慧，偉大形象，偉大人格，偉大業績，全部光輝著作，都以成為歷史，成為文化。這些就以“”為代表吧！已成為中國和世界文化的精品、極品和絕品品牌！對此，我們是事業的后繼者應該加倍珍惜，應該盡快地出版發行新的《全集》，把的全部著作出版出來，供中國和世界人民學用，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源，精神財富，同時也必將形成巨大的文化產業！對加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對推動人類進步事業前進，都將具有多個方面的極其巨大的意義！

這是哲學的第六個重大特點。

七、研究哲學特點的當代意義

1、鄧小平同志繼承了在“兩論”等哲學著作中傳承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把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了新的過程。鄧小平同志對當時的中國和世界作了最全面、最細致、最客觀、最徹底的分析后，緊緊地抓住了主要矛盾。這就是繼承了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運用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才找到了主要矛盾。比如：“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思考一切問題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我國現階段所處的歷史方位，只有認清這個歷史方位，才能走出一條正確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比較低，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生產力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矛盾，解決的辦法首先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優越，看國家的經濟政策是不是正確，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發展和改革都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支撐。鄧小平并沒有引用‘兩論’的任何語錄，但他的發展和改革思想，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體現的恰恰是‘兩論’的精髓。鄧小平理論和思想源出同一個哲學，這就是‘兩論’所闡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鄧小平理論沒有離開思想，而是在繼承的同時，把思想向前推進了（摘自邢賁思同志的文章《讀懂<實踐論>和<矛盾論>》見《求是》雜志2007年第17期第45頁）”。

2、在鄧小平同志去世以后，我們黨在以和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又推向了新的過程。他們都運用了“兩論”傳承的潛在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緊緊地把握時代的脈搏，抓做了時展的主要矛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了延續不斷的新的發展“過程”。

比如：“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我國新的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我們黨又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和治黨治國方略。這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創新成果，又是對思想、鄧小平理論，也包括對‘兩論’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時代在前進，實踐在發展，理論在創新，但‘兩論’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它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仍然是我們黨認識世界、改選世界的基本原則，仍然是我們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我們應當對它倍加珍惜，并加以發揚光大（摘自同上）”。

3、“兩論”還將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兩論”作為廣義哲學的基礎著作，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具有長遠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這就是它要求我們必須自覺地堅持最廣義的世界觀和最廣義的方法論哲學，對一切研究對象和解決問題的一切直接、間接相關的一切事物，都要神機妙算地進行最客觀、最全面、最深刻、最徹底地分析，在此基礎上，及時抓住解決最主要的矛盾及其各個層次相關的矛盾，把各項事業（包含政治的、經濟的、教育和科學研究等等）方面的各個發展過程不間斷地推向前進。這就可以極大地避免人為因素的主觀片面性和思想僵化而造成錯折和失誤的損失，不停頓地、特別是絕對不能中斷地把各項工作“過程”推向前進而取得最偉大的勝利！

這就要求不只是黨的中央領袖和高中級干部，還必須要使全體黨員和人民大眾，都要吸取“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教訓，保證我們黨和國家永不變色，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永不失落，必須要堅持“兩論”指導，又好又快地做好各項工作。

4、研究哲學特點對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意義。在《實踐論》中指出：“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摘自毛選一卷第293頁）”。

同志在《矛盾論》中又指出“任何過程如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摘自毛選一卷第322頁）”。

人們掌握了“兩論”等著作中潛在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就能夠使一切科學研究者站得更高，對研究事物看得更遠、更寬、更深、更全、更透、更準到一切相關因素；然后就更能抓住最主要的矛盾及其相關的一切矛盾逐一解決，就能推動一切科學研究對象的矛盾解決，奪取科學事業的不斷勝利。比如：中國晶牛集團研制的世界上最硬的紅色微晶玻璃，比金鋼石還硬七到八倍，就是走的《安鋼憲法》道路，實質上就是“兩論”潛在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指導的道路：實行領導干部、科技干部和工人相結合，進行了全方位的一切相關因素研究才成功的。用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英美帝國研究了幾十年不成功的事業。我國過去許多科學事業是靠“兩論”起家發展的，其實質就是靠“兩論”傳承的廣義世界觀和廣義方法論哲學指導成功的。

5、“兩論”對世界革命的當代意義。我們運用創新的廣義哲學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哲學方法論來觀察和分析當今西方世界，最主要的矛盾是霸權主義。西方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歷史雖近四百年了，盡管世界各國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是，在世界占統治地位的弱肉強食的帝國意識，并沒有根本改變，在哲學上叫做還沒有“根本質變”。在當今世界反對以一切形式為借口的侵略戰爭，是最主要的矛盾。反對除以聯合國組織的“維和部隊”出國出兵外，反對任何國家出兵占領別國或到別國去建立軍事基地，反對一切侵略戰爭等恐怖行動！

全世界進步的政治家和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做到各國的前途和命運應該由各國人民掌握！世界的前途和命運應該由世界人民來掌握！揭露、批判和打擊霸權主義的侵略戰爭，構建和諧世界。建立和完善世界各國之間平等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和文化秩序！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世界各國人民義不容辭的最根本的國際主義義務！

最后，我對哲學的研究結論是：我們黨取得的無數偉大勝利都是在“兩論”等一切哲學著作及其傳承在全部著作中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理為主導的指導下取得的；所產生的一切失誤都是因為這種廣義哲學世界觀和廣義哲學方法論還沒有自覺地總結出來成為人們的自覺指導而造成的。

因此，把“兩論”等哲學、及其傳承在他全部著作中潛在的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哲學自覺地總結出來，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自覺運用的思想武器，就更能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各項工作又好又快地發展，及時發現和克服前進中的片面性而做好各項工作，就能保證我們黨、國家、人民和軍隊的各項事業永遠都立于不敗之地而勝利前進！

八、后記

《論哲學的特點》正文寫完了，但還話猶未盡，特向“中國晶牛思想研究會”編委或征文編審同志補充說明我的心聲：

1、我認為研究哲學的特點問題，就是研究馬列哲學的中國化問題。上述的前五個特點是主要內容，第六個特點是前五個特點基礎性條件，當然，說是六個特點也是順理成章的，其核心是創新的廣義世界觀和創新的廣義方法論這個最重大特點。我這個研究成果是在1992年就發現了，我為此購閱了大量相關書籍豐富知識，并于1998年不惜個人經濟損失，提前五年退休，一年寫成《廣義唯物辯證法》，打印成書約20萬字（已作為禮品于2001年送冊給貴單位）。在2001年我運用了書中部分主要觀點針對《人民日報》記者采訪北大黃楠森教授的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要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