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道德修養(yǎng)體系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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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大學》統(tǒng)篇旨在闡釋一種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內圣外王之道。《大學》把“修身”視為其整個道德修養(yǎng)體系的價值目標和根本目的，并且成為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起點。《大學》明確提出了兩條最基本的道德修養(yǎng)原則，即“三綱領”說和“八條目”說，這兩條道德修養(yǎng)原則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關鍵詞]修身三綱領八條目治國平天下

《大學》在早期儒家典籍中可稱得上是一篇結構嚴謹、體系完整的作品，盡管歷代學者對《大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大家認可的，那就是，歷代學者都認定此書是儒家嫡傳所著，是正宗的儒學作品，最能體現(xiàn)儒家的精神價值。《大學》作為儒家思想的經典作品，在借鑒和吸收孔孟荀思想的基礎上，有目的有意識地建構了一套以“三剛八目”為核心的道德修養(yǎng)體系，這套道德修養(yǎng)體系對中國未來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

一．三綱領：對道德主體實踐的指導

《大學》對儒家理想人格的修為之道進行了從內到外的總結，《大學》統(tǒng)篇所闡釋的是一種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貫之的內圣外王之道。《大學》一開始便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把“修身”作為其整個道德修養(yǎng)體系的價值目標和根本目的，并且成為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出發(fā)點。具體說就是，《大學》明確提出了兩條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養(yǎng)思想原則，即“三綱領”說和“八條目”說，而“修身”正是《大學》“三綱八目”說的核心。這兩條思想原則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綱領之一：明明德

《大學》一開篇就提出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在注釋中把這三者稱為“大學之綱領也。”所謂“三綱領”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1]很顯然，后人認為這三點是理想人格實踐的“綱領”可能是與朱熹對《大學》的重視與推崇相關聯(lián)的，如果沒有朱熹對《大學》的竭力推崇以及他在宋明理學上的權威性地位，“三綱領”學說就不會受到后人如此的重視。“三綱領”學說所要闡述的精神實質是和春秋戰(zhàn)國時期儒家的人學思想一脈相承的，“明明德”重在“明德”，而“德”的思想在周初時便出現(xiàn)了，周人“明德慎罰”、“敬德保民”的觀念深刻影響了后來儒學思想對“德”觀念的認識，此時“德”是指先王圣哲的政治行為或高尚的個性品德。孔子和孟子也講“德”，但“德”的內涵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其政治意義上的特征逐漸弱化而道德倫理意義上的比重則逐步加強。朱熹認為，“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民，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敬，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fā)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2]從朱熹對“明德”的解釋來看，有兩點是應該值得注意的：一是“明德”的內涵是人本來所具有的，是一種先驗的理解萬事萬物的內在的心理狀態(tài)；二是由于“明德”被個人氣質或人的欲望所迷惑，這樣一來，“明明德”便成為道德主體通過學習、修為努力來恢復本性的過程，個體后天的活動都是為了能找回自我、尋求本來善良的內在特性，從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孟子先驗的“性善論”的影子。在《大學章句》里還有一段有關于“明德”的解釋。“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9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康誥、大甲、帝典分別是從周書、商書、虞書等上古先王圣哲的典籍中概括出來的，顯示出《大學》對早期儒家思想繼承性的一面。這一段文字中我們要注意的是“自明”，這是理解《大學》“明明德”的關鍵，實際上這也是朱熹所持的觀點：人固有之善性被欲望所迷惑，所以要自己來解放自己，這一過程就是所謂的“自明”。“自明”就是說要發(fā)揮個體主觀能動性的作用，通過積極的學習，最終達到恢復自我本性的目的，別人是無法代替你自己的，一切要靠你自己。做到“自明”的主導因素還是主體自身。這里強調了“德”這種倫理意義上的自我對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要意義。它由周初之“德”到孔子之“德”，再到《大學》之“明明德”，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轉變歷程。在這一漫長的轉變歷程中，始終有一條以政治-倫理為思想的主線貫穿其中。“三綱領”以簡明扼要的語言表明了“明明德”的先驗性，給試圖接受儒學思想的人以正確而深刻的價值引導，甚至我們也可以說給群體或個體一個內心的道德規(guī)定，《大學》所要做的也是給人一種“明明德”的道德設定，要恢復人之本性，就要從儒學經典中、從儒家思想中去尋找，這就是《大學》的“明明德”所昭示于我們的基本思想傾向。

三綱領之二：新民

“三綱領”中的“新民”之“新”，舊版本作“親民”，“親”字有兩解：一釋為“愛”，“親民”即為“愛民”；另一解為“新”，程子認為“親，當作新”，[3]那么，《大學》中的“新民”究為何意？為什么能夠列入“三綱領”中？《大學》中有這樣一段話：

“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做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4]《大學》在這里所表述的“新”代表的是一種“革新”的政治作為，也就是朱熹所說的“新者，革其舊之謂也。”[5]朱熹在解釋“作新民”時說：“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6]鼓舞民眾的志氣，振奮民眾的精神，稱為“作新民”，在這里，《大學》所說的“作新民”是從政治角度來講的，朱熹還說：“言周國雖舊，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7]這是對“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的解釋。如果說“明明德”所注重的是對個體主觀精神狀態(tài)的一種規(guī)定或啟發(fā)，那么“在新民”則涉及個體道德完善之后如何運用到群體的外用之道。由個體之善擴充至天下萬民，這正是孟子由“修心”、“養(yǎng)性”到“仁政”思路的總結，《大學》在這里以一種更精煉的表達來說明這個原則的重要性。自春秋以來，“民本”思想成為社會發(fā)展的一股思潮，一直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無論是《管子》中提出的“以人為本”，還是《孟子》中提出的“民貴君輕”思想，都是對民眾力量的一種肯定，都是呼喚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尊重，《大學》充分借鑒吸收了早期儒家這一優(yōu)秀的思想成果，把“新民”作為其“三綱領”之一，使之成為是否達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評判準則和道德修養(yǎng)綱領。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正是由于有“新民”這一綱領性的規(guī)定，才有“八條目”中“治國、平天下”的出現(xiàn)，二者之間有著極其密切的聯(lián)系。

三綱領之三：止于至善

《大學》的第三條綱領是“止于至善”。“止”在這里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遵循某種道德準則的含義。它始終應保持或致力于“至善”方面的道德追求和修為。“至善”顯然是指一種最高的道德目標和道德境界而言，萬事萬物運動變化發(fā)展的最根本規(guī)律就體現(xiàn)為一種“至善”，實際上此處“至善”既有社會倫理意義上的道德含義，又有政治生活方面具體的行為規(guī)定，它所針對的對象既可以是一般道德個體或大多數“士”階層，也可以是上層貴族或封建統(tǒng)治者，所以朱熹注解說：“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8]“至善”的道德境界和準則當然是最高的，是“明明德”和“親民”二綱領的最終發(fā)展歸宿，也是對二者發(fā)展的目標要求，要求在實踐中把“明明德”的內在修為和“新民”的外在事功這兩方面的個體主動性行為都發(fā)揮到最高點。所以朱熹又說：“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9]“盡天理”、“絕私欲”正是朱熹理、欲之辯的核心。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于政治勢力的干預以及對“人欲”的壓制，人學的發(fā)展沒有走上一條真正關心人、尊重人的道路，理論上的提倡與社會的現(xiàn)實具有極大的反差。《大學》所標榜的“至善”完全從政治統(tǒng)治的角度出發(fā)的，從思想上、行為上對封建知識分子進行全面控制。他們可以在“至善”道德的遮掩下，堂而皇之地要求社會各階層人士服從于宗法統(tǒng)治的各種規(guī)范，誰要是脫離了“三綱領”的規(guī)定，就是“離經叛道”，這實在就是儒家思想能夠成為中國兩千年官方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通過對《大學》中“三綱領”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它們之間存在的一種遞進的邏輯關系。這一關系表明了道德主體“從明明德”出發(fā)，經過“新民”的發(fā)展，最終達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這種對主體修為實踐活動的規(guī)定直接引發(fā)出“內”“外”兩種相聯(lián)系的具體修為方式，儒家同樣以邏輯發(fā)展的合理結果提出了“八條目”的具體實踐之道。

二．八條目：個體道德修為的具體步驟

《大學》在提出了“大學之道”即“三綱領”說之后接著又提出了“八條目”之說。一般來說，我們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作為道德的內在修為，而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道德的外在修為。

修身的步驟:正心誠意和致知格物

《大學》提出的“修身”途徑主要是指“八條目”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兩個步驟：正心誠意和致知格物。《大學》認為，修身的起點是致知格物，《大學》對致知格物沒有作過多的解釋，通過歷代一些學者的注疏，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格物”就是指“對自然外界進行研究”的意思，“格物”、“致知”是聯(lián)系緊密、層層遞進的兩個步驟，“格物”的邏輯結果是獲得了對萬事萬物運行發(fā)展規(guī)律的理性認識，而這正是“致知”的內在含義。而“致知”的來源首先是個體對客觀外界事物的認知，所以《大學》說：“物格而后知致。”朱熹解釋說：“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10]刻苦地研究探討事物的道理達到窮盡的地步，從而使自己的認識也達到一個較高的層次，這是“致知”、“格物”所要達到的高度。朱熹在對“致知”、“格物”進行闡釋時強調的是理想人格在“修己”時應時刻注重盡自己最大努力去學習、研究，以豐富自身的知識，以便為“誠意”、“正心”做準備，從這一點上看，朱熹的觀點是符合人的一般認識規(guī)律的。沒有對外界事物的研究考察就不可能獲取豐富的知識，外界的萬事萬物是人的認識的唯一源泉，只有通過主、客觀的互動才能達到真正“修己”的目的。朱熹強調的是個體的主觀能動性，他注意引導人們勇于探索、善于學習的興趣，抓住人們?yōu)樾奚矶μ岣咦陨淼赖滤降奶攸c，促使人們對自身及外界事物進行必要的研究。但是，從總體上來說，《大學》與早期儒家思想一樣，所提倡的“格物”、“致知”主要還是側重于社會倫理道德方面，他們的致思取向主要是放在社會生活中關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上，而不是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對于自然界萬物的探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目的還是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的，這充分反映了儒家人學思想的政治性、倫理性特點。個體在“致知”上的“修己”功夫也多表現(xiàn)在仁、禮、智、信、孝悌等道德層面，服從于群體關系，其實并沒有使個體得到發(fā)展和成熟，只是成為了心中的“圣經”不得隨意擺脫而已。

“格物”、“致知”是修身的重要方式，它從社會倫理的層面豐富和限定了人們的認識范圍。在修身的第一步完成之后，《大學》又邏輯地提出了“誠意”、“正心”的行為步驟。關于“正心”、“誠意”，《大學》做了詳細的解釋：“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8，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11]在《大學》看來，恐懼、憂患等不良情緒深深影響著“心”發(fā)揮其正常的認識功能，因此，所謂“正心”就是擯棄外界干擾和不良情緒的影響，使“心”能正常發(fā)揮其辯知事物的功能，一句話，就是要做到專心致志、精力集中。儒家所強調的“正心”主要是指倫理道德所規(guī)定的各項行為規(guī)范，知識分子只有按儒家或正統(tǒng)社會所提倡的要求來做才是正當的，否則便是不正當的，這種引導人們克服私欲，削除不合理、不健康的欲望和情緒才能修身的提法表明道德主體主觀努力的極端重要性，只有主觀內心自覺自愿地接受道德修養(yǎng)的熏陶才能產生具體的行為動力。

對于“誠意”，《大學》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12]“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先有對社會倫理的深刻認識，才能在個體內心樹立真正“修己”的誠意。“……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13]“誠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就是獨善其身，就是表里如一，在精神上感到極大的滿足。在通過“格物”、“致知”的步驟后，個體已經認識到事物發(fā)展的高深道理，認識到自我在社會中應注重和施行的內容，如果自己下決心追求理想人格境界，就得在心里首先設定追求目標的美好愿望，在日常行為中自覺地以理想人格的標準去要求自己。這種完全個性化的行為是萌發(fā)于個體內心，然后表現(xiàn)在外在具體實踐中的。這里最重要的是“慎獨”，何謂“慎獨”？《大學》解釋說：“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8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14]“慎獨”所要表明的是在閑居獨處、沒有別人監(jiān)督的情況下更要謹慎地反省自我，進行實踐性道德修為，因為誠與不誠、欺與不欺，雖發(fā)于內心，但必然會表現(xiàn)出來。朱熹對此解釋說：“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不可徒茍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15]這實際上是提倡一種道德自律，把修己作為自我主觀意識較強的一種修養(yǎng)行為，不完全依賴于外界條件的約束，也不自欺欺人地借修為的幌子而專做給別人看，釣名沽譽，這些都是個體修為中的大忌。這一點完全體現(xiàn)了《大學》的理論特點，重視內心道德的嚴格自律，調節(jié)自我情感，堅持所選擇的修養(yǎng)之道。后世大儒對“慎獨”都是非常看重的，明代王陽明、清代曾國藩等都對此有過精辟的見解。在現(xiàn)代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關系中，“慎獨”仍是一條非常重要的道德要求和人生修養(yǎng)原則。

由“格物、致知”到“誠意、正心”體現(xiàn)的正是主體道德修養(yǎng)的層次，然后經由主體來加強這種內在的向最高道德境界的追求，最后落實到外在的治國平天下的層面，這種由內到外的遞進式的修為之路是主體道德修養(yǎng)不斷加強的過程，也是由觀念到行動的具體實踐過程，很顯然這里更側重于內心情感的實踐體驗。對于外在的具體實踐之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同樣是遞進式的、漸進的過程，這一切都經由“修身”而引發(fā)。“修身”是指在心中保持一貫的良好作風，時刻注重把自我調適到社會倫理所要求的規(guī)范中來。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把主觀的意志力強制性地移向了能否遵循宗法禮教的規(guī)定上來，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大學》與孟子提倡的“內圣”之道的繼承關系，內心道德體驗的程度直接導致了“修身”效果的好壞，故而朱熹論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16]心里要“常存”什么呢？常存的是通過“格物”、“致知”所得到的關于社會倫理方面的道德規(guī)范，這是“修身”的關鍵點。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身”直接來自于道德主體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把這四項內心的道德修為做好了，“修身”的目的也就可以達到了。

修身的價值目標:治國平天下

我們說，“修身”既是《大學》人學思想的根本目的，同時又是《大學》“治國平天下”的出發(fā)點。由內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國乃至天下的實踐之路是有先后順序的。《大學》又提出了“齊家”之論：“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17]人之感情易被一時之好惡、貴賤之情所蒙敝而不能以正當全面的眼光來看待事物，這樣就很容易造成對事物的片面性理解。這一段話旨在說明“齊家”與“修身”之間的關聯(lián)。從現(xiàn)代社會學的角度看，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細胞，而人又是組成家庭的最基本元素，只有社會中每一個獨立個體在自身的整體素質方面有了全面的提高，才能可能維系家庭的內部穩(wěn)定，最終也才能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保持社會道德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從這一層面來講，《大學》所謂的“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的理論是有一定的科學道理的。

“齊家”的重要作用要依“修身”的情況而定，“治國”必須以“齊家”為基礎，為此《大學》又說：“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其機如此。……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18]“一家作風的好壞影響了一國的興亡大事”這種論調充分說明了“齊家”對于“治國”的重要性，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結構中，“家”、“國”具有同質同構的特點，“家”是“國”的縮小，“國”是“家”的放大，因此，“家”、“國”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家”之不齊，“國”必將不治。實際上一人、一家的狀況反映的是道德主體在日常事務中的所作所為，出發(fā)點的好壞當然會引起相關聯(lián)的反映。若以良好的出發(fā)點去行事，引發(fā)的好的結果就可能多些；若以邪惡的心態(tài)去行事，那就必定引起壞的結果。《大學》強調“齊家”對“治國”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引發(fā)人們對“修身”、“齊家”的重視，以便更好地做到政治倫理化與倫理政治化的穩(wěn)態(tài)結合和統(tǒng)一。那么，“齊家”如此重要，應該如何“齊家”呢？在這一問題上，《大學》提出了“齊家”的行為準則：“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19]孝、悌、慈這些概念都是孔、孟、荀在他們的人學理論中反復提到的，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孝悌”為中心；孟子的“仁義”學說也以“孝悌之道”為根基。至于說“慈”也是“人性善”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實際上孝、悌、慈作為德育教化的手段在“齊家”和“治國”中都可以運用，用在“小家”之中可以取得家庭和睦、井然有序的效果，擴而充之，在治理國家中運用起來可以使君王的形象更加完美、統(tǒng)治更易進行。實際上，《大學》的這一思想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時時刻刻都在發(fā)揮著其不可替代的影響和作用，這種以內制外，以德教化的做法一直是歷代統(tǒng)治者治國之準則，這一思想的運用造成了中國社會結構中“國”“家”不分的特有的政治現(xiàn)象，這種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對于中國正在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來說，其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外用之道的最高目標，同時也是道德主體修為的最高境界，歷代一些有作為的知識分子無不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寬大胸懷激勵自我，追根溯源，這句至理名言正是從《大學》的“八條目”中引伸而來。《大學》有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88之道也”。[20]從《大學》的這一段話可以看出，“上”指的是君王、統(tǒng)治者。這樣看來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修為之路并非輕而易舉就能實現(xiàn)，作為一國之君主或一國之統(tǒng)治者要治理好國家，在提高自身道德修養(yǎng)的同時，還要對廣大民眾予以教誨，把“老老”、“長長”、“恤孤”作為“治國”的前提條件，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治國平天下”就有了堅實可靠的社會基礎和保障，“治國平天下”的宏偉理想也才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大學》這段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與孟子所謂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上”的思想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

綜上所述，《大學》一書以簡練而內涵豐富的語言涵蓋了早期儒家人學思想的精神內涵，揭示了儒家理想人格修為的一般過程。“三綱領”引導人們注重修為目標；“八條目”指示人們修為應該怎樣做。“八條目”的內容是一個由內到外、相互關聯(lián)、不能任意顛倒的統(tǒng)一的整體，是一個窮盡內圣外王之道的思想理論體系。它以“格物”為起點，以“平天下”作為其奮斗目標。盡管《大學》中使用的這些范疇都帶有濃厚的倫理色彩，但在具體的道德修養(yǎng)和社會道德實踐中卻發(fā)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對調適人們的心態(tài)、穩(wěn)定社會關系、保持思想上的連貫性都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朱熹如此推崇《大學》正是看到了它對穩(wěn)定社會、重塑道德人格所具有的重要價值潛力。從當代社會的角度來看，《大學》一書中所闡述的某些思想觀點，仍有重新認識、重新評價的必要，對于中國文化的未來發(fā)展來說，挖掘《大學》中有價值的思想內涵同樣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8380字）

注釋：

[1]《大學》第一章

[2][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

[3][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

[4]《大學》第二章

[5][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

[6][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

[7][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頁

[8][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頁

[9][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頁

[10][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頁

[11]《大學》第七章

[12]《大學》第六章

[13]《大學》第六章

[14]《大學》第六章

[15][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7頁

[16][宋]朱熹：《大學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頁

[17]《大學》第八章

[18]《大學》第九章

[19]《大學》第九章

[20]《大學》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