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哲學管理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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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引言：寂寞的自沉與壯麗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夢，俯仰多悲悸---王國維“悲觀主義”的人生哲學與叔本華、尼采

二、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與叔本華、尼采

三、一花兩葉，同途殊歸---王國維、魯迅悲觀主義人生哲學的差異與叔本華、尼采

四、結語：“悲”的人生哲學

引言：寂寞的自沉與壯麗的新生

王國維和魯迅都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對他們各自學術思想和心路歷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學術界孜孜不倦、樂此不疲的顯學。不過有一個現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盡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說：“我時常這樣想，假如能夠有人細心地把這兩位大師作比較研究，考核他們精神發展的路徑和成就上的異同，那應該不會是無益的工作”，學術界卻絕少有人把將兩者聯系起來加以比較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撼。

事實上，王國維和魯迅之間有著很強的可比性。以經歷而言，他們一個生于1877年，一個生于1881年，年齡只相差五歲。他們同樣經歷了苦悶而黑暗的少年時代，同在1898年離開他們的浙江故鄉，一個前往上海，一個奔赴南京，又相繼在1901和1902年東渡日本，先學自然科學，轉而棄理從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禮。他們的經歷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經歷和境遇卻沒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靈魂。就在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魯迅卻完成了自己世界觀的偉大轉變，坦然地高唱著“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鳳凰，在壯烈的自焚中獲得了鮮美光華的新生。思考王國維寂寞的自沉和魯迅壯麗的新生所構筑的驚心動魄的對比，對于從一個嶄新的視角觀察中國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過比較王國維、魯迅人生哲學中“悲觀主義”的一面，考察他們在“悲觀主義”的“同一性”下所蘊涵的內在重大差別，以及在這種差別的諸多因素中，叔本華、尼采哲學所起的作用。我無意填補什么學術空白，也無法了解學術界在此領域的研究達到了何種程度，只是覺得最近讀書論壇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許多話題越來越深，以至我時常有無從插嘴的感覺，可是又實在不甘心自絕于論壇和網友，加之此文又早對綠茶作過承諾，因此還是斗膽寫它一寫，權作無休無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娛樂也。為了不讓水手兄感到頭痛，我決定汲取《范寬》一文的教訓，一概不加注釋。是為引言。

這部分比較枯燥。

一、人生一大夢，俯仰多悲悸---王國維“悲觀主義”的人生哲學與叔本華、尼采

在英語文獻中，“悲觀主義”（Pessimism）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哲學家暨詩人和評論家柯爾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觀主義”作為哲學概念被廣泛使用是19世紀才出現的事。在此之前，所謂“悲觀”和“樂觀”更多的只是單純個體的體驗和態度。與“悲觀主義”相比，“悲觀主義的”態度和理論的歷史要源遠流長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參見PessimismandOptimism,TheEncyclopediaofphylosophy,NewYork,1972,P114----121）

（一）王國維“悲觀主義”的人生哲學與叔本華

毫無疑問，在悲觀主義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叔本華是最為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華，“悲觀主義”作為一種哲學的地位才最終得以確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國維的人生哲學稱為“悲觀主義”，就是因為王國維為尋求人生意義所求助、欣賞并付諸其人生理論與實踐的是一種悲觀主義哲學，即主要是叔本華哲學。王國維由“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到成為中國近代較為系統地宣揚悲觀主義人生哲學的代表，這一切都是和他有選擇性地接受了叔本華唯意志論以及建立在這種哲學之上的人生哲學分不開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還在青春期的王國維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來日二首》中寫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夢，未審覺何時”，流露出了濃重的憂郁氣質。這一氣質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時期家庭社會地位的低微、“家貧不能以資供游學”和其父王乃譽抑郁苦悶的人生觀給他的影響。王國維26歲時（我是20歲時，嘿嘿）即“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學，觀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亦未嘗不心怡神釋”，這同他“體素羸弱，性復憂郁”，喜歡追索人生終級的形而上學問題以及自小深受東方文化（尤其是滿樓兄關注的佛教）浸潤的精神氣質、知識背景與叔本華本人的精神氣質、知識結構暗合有關。（叔本華多次強調說給予他一生以最強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這個直觀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學、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奧義書》和柏拉圖哲學。關于叔氏的三種精神，參見陳家琪《叔本華：浪漫的有罪意識》，《德國哲學》第4輯。）在《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叔本華與尼采》等文章中，王國維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哲學，他稱贊叔本華以“意志”為本體對形而上學的重建，指出了叔本華哲學強調只管的非理性主義特征（“叔氏之出發點在直觀〈即知覺〉而不在概念------叔氏謂直觀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進而他指出叔本華把認識論的結論延伸到倫理學和美學，得出理性對道德的不生發原則并認為藝術領域的知識純粹是直觀的知識而不夾雜概念，由此他得出結論，說叔本華哲學的方法“無往而非直觀主義也”。-----這都是為學術界所熟知的。

（一）王國維“悲觀主義”的人生哲學與叔本華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國維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樣，是站在反對儒家道德宿名論的立場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論的。在編入《靜庵文集》的《論性》、〈釋理〉和編入〈靜庵文集續編〉的〈原命〉、〈人間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國維通過考察中國傳統哲學的“命”、“性”、“理”等范疇，表明了自己反對儒家天命論的立場，同時也為他接受叔本華悲觀主義人生哲學打下了理論基礎。

王國維分析傳統的“命”有兩層含義：一是“言禍福壽夭之有命者謂之定命論Fatalism”，二是“言善惡賢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動作皆有前定謂之定業論Determinism”（《原命》）。他對正統儒家“死生由命，富貴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論持不屑一顧的態度。經過科學和西方唯意志論洗禮的王國維十分自覺地突出了倫理學中“自由意志”和“定業論”（決定論）的矛盾。他說：

“此二論之爭論而不決者蓋有由矣。蓋從定業論之說，則吾人對自己之行為無絲毫之責任，善人不足敬而惡人有辭矣，從意志自由之說，則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為之破滅，此又愛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國維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論來解決自由與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認為，在現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為其原因，所以在我們的經驗中，到處受因果律決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經驗所不能到達的本體世界，空間、時間、因果律都不能適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規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沒有意志自由；作為理性的東西，人屬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現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達到意志自律。所以我們必須假設有有一個擺脫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則決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謂自由。王國維贊同叔本華認為因果律在自然界與人的意志中同樣存在的說法，認為意志進入經驗界就無處不受動機支配，意志的本體有沒有自由我們無法知道，但在經驗的世界中，自由不過是一個空虛的概念，沒有實在內容，人的行為總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國維在《原命》中宣揚了叔本華的因果律，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觀主義奠定了哲學基礎。

王國維認為意志自由“不過一空虛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贊同儒家道德宿命論。自從孟子講性善，一直到朱熹講“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說成先驗的具備善性，并把儒家倫理形而上學化，結果導致了道德宿命論。王國維認為抽象地談論人性的本質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性是什么，關系到知識的內容，普遍必然的知識只能是形式的知識，而經驗得來的人性知識，又必定雜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性”。“性”之為物，“超乎吾人之知識外”。（《論性》）王國維認為超出經驗范圍論性都是空論，都表現自我矛盾，所以人們不得不從經驗界來談性。他列舉中國哲學史上的諸主要派別，證明不管是性善說還是性惡說，都必然變成性善惡二元論。王國維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論，而且已經猜測到抽象地談論人性是沒有意義的，因而蘊涵著否定先驗人性論的傾向。

但是，王國維并沒有向否定先驗人性論的方向去發揮他的理論。而是得出一個極為悲觀的結論：人性不過是善與惡永恒的戰場。“政治與道德、宗教與哲學，孰非由此而起乎？-----歷史之所紀述，詩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惡二性之爭斗乎？”（《論性》）而且善惡是絕對對立的，無法相互轉移。實際上，王國維認為人類本質上就是極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華的唯意志論，人本質上不過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對人是狼。在《人間嗜好之研究》中，王國維說，在博弈之戰中，“吾人競爭之本能遂于此以無嫌疑無忌憚之態度發表之，于是得窺人類之極端之利己主義”。總之，王國維從經驗界，從人的行為來推斷人性，認定人都是服從動機律的，無所謂意志自由；人在本質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與惡的永恒爭執。

2、“命”、“性”、“理”的幻影（續）

王國維對人生的這種悲觀態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義而更為加深。

鑒于儒家道德宿命論同理性專制主義的內在聯系，王國維的非理性主義同時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論的意義。他寫了《釋理》來研究“理”的概念，認為從語源學說，“理”可以有廣義的“理由”和狹義的“理性”

兩重含義。王國維運用叔本華《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觀點來解釋它們：

“理之意義，以理由而言為吾人知識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則為吾人構造及定概念之關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種也。故理之為物，但有主觀的意義而無客觀意義。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學上之意義而無形而上學之意義。”（《釋理》）王國維把批判的筆觸伸向朱熹等客觀唯心主義，他們先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一個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斷它與具體事物的聯系，把它當作獨立的實在，結果“皆預想一客觀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過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隨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論，萬物都從它派生出來，萬物之理都從一理（太極）出，人性也就是天理。這里繼戴震以后真正從哲學的高度來批判程朱理學的道德宿命論和形而上學的“理一分殊”說。

但是，王國維批評客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武器是唯意志論這一主觀唯心主義理論。他從“理”的客觀的假定和主觀的性質來解析理，所以他認定：“理者，主觀上之物也。”拒絕“理”有客觀法則的一面。

對于王國維來說，“理”，無論從廣義上解釋還是狹義上解釋，從客觀的假定到主觀的意義，從理性的意義或從理由的意義來解釋，都只是主觀的東西，沒有客觀的性質。“理”“不存在于直觀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廣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過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這就是王國維釋理所得的結論。

王國維無論是在論“性”、是在釋“理”、還是在原“命”，都沒有離開叔本華的充足理由律，沒有離開叔本華的“直觀”。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動機意志所從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過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對儒家的道德宿命論，但又貶低理性的意義，認為道德教育無非依賴于個體的直觀。然而叔本華的直觀，歸根結蒂是人體悟意志的荒謬與世界的虛無之手段，是解脫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國維于此又有所懷疑。于是，在王國維面前便呈現出一幅悲慘的圖景：人生是善與惡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劇這場戰爭，解脫之道又是如此虛無飄渺，那么人類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義又在哪里呢？王國維一時彷徨不已，只得在詩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詩歌創作中傾注他的所愛與理想，抒寫他悲慨的人生感嘆。王國維悲觀主義的人生觀不僅在理論著述中，也在詩歌、評論中大量表現出來。他常常在詩歌中描寫盲目的帶悲劇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蠶》為例：

“余家浙水濱，栽桑徑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蠶盈筐筐。

蠕蠕食復息，蠢蠢眠又起。口腹雖累人，操作終自己。絲盡口卒屠，織就鴛鴦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長孫子。茫茫千萬載，輾轉周復始。嗟汝竟何為？草草同生死。豈伊悅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悅者長已矣。勸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這首詩對受生存意志驅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憫而無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國維的人生態度。王國維相當自覺地把唯意志論與詩歌結合起來，通過完整的意象和妥貼的比喻表達人生哲學，使詩和哲學融為一體，而能夠在具體鮮明的文學形象中融進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學，表明唯意志論及其人生哲學已經內在于王國維的思想血脈，而不再是單純外在的理論了（參見高瑞泉《天命的沒落》一書）。

3、“欲與生活與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國維真正將文學和哲學結合起來，全面系統地闡發了其唯意志論思想和悲觀主義人生哲學的作品還是《紅樓夢評論》。

我們知道，王國維的人生哲學主要來自叔本華建立于生命意志學說上的悲觀主義。王國維一而再、再而三地說《紅樓夢》是“絕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國美術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藝術作品，其意義并不專指它的藝術價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識深處認為沒有一本小說或一首詩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論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國維從分析生活的本質開始評論《紅樓夢》。他曾說：“夫吾人本質既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為意志，有一大特質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來，無論是個人還是種族都是為了延續生命，生活的本質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義，也是促使政治、科學、文化發展的動力。他說：“故吾人之知識遂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系，即與吾人之利害相關系”。科學文化的發展又使人們的生活之欲增進無窮：“故科學上之成功，雖若層樓杰觀，高嚴巨麗，然基址則筑乎生活之欲之上與政治上之系統立于生活之欲之上無以異。”同時，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滿足無窮的欲望，就必然產生競爭。這樣，在王國維眼中，世界的本質除了生命之欲外，還有勢力之欲，驅策其智力和體力的活動，不僅在物質上要求滿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勝過他人。但王國維又認為人類在生存斗爭中，弱者、愚者、失敗者當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強者、智者、勝利者也不可能獲得永久的快樂。

因為一是欲之性無厭，永無滿足之日，越是強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滿足，但另一欲望沒有發生之時，就會感到空虛、無聊，這也是一種他之為“消極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滿足的奮斗過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則是一種“積極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總之，在現實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來的快樂也罷，由勢力之欲而來的“勢力之快樂”也罷，“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者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百；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厭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華所說的鐘擺，往復于痛苦無聊之間，如環無端，而不知其所終。王國維由此對宇宙人生的本質下了結論：“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國維分析了《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中賈寶玉還玉給和尚的一段對話，認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絕、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謂玉者，欲也，還玉即意味著拋棄生活之欲。由此，《紅樓夢》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不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問題，而且看到痛苦產生于意志，終究也要由意志來解決。《紅樓夢》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為爐，苦痛為炭，而鑄其解脫之鼎”，從而體現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脫”，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沒有人生，也沒有世界。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王國維在接受叔本華唯意志論哲學的過程中，曾指出叔本華的倫理學有宿命論與唯意志論的矛盾、天才說與意志同一說的矛盾并進而在《紅樓夢評論》及《叔本華與尼采》中對叔本華遁入涅磐的解脫之道有所懷疑，因此，王國維對叔本華哲學是有所批判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懷疑所懷疑的只是解脫的方式而不是解脫本身，因而并沒有妨礙王國維在大致反映了叔本華哲學原貌的基礎上對其唯意志論哲學——進而是由之產生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加以接受。

王國維認為，我們在知識和實踐兩方面，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系，即與痛苦相關系。有一個東西能使我們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關系，這個東西就是美術，他認為科學越發達，物質財富越豐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發展物質財富來滿足人的欲望就無異于飲鴆止渴，而哲學和藝術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學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這一真理及解脫之道。

他之所以盛贊《紅樓夢》是悲劇中之悲劇，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脫之不可已”，“凡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者，無不與痛苦相終始。”他認為，《紅樓夢》第十五回的〈晚韶華〉詞揭示了人生真義，即自罹罪、自懲罰。而悲劇之偉大就在于感發人之情諸、洗滌人之精神，哲學與藝術的價值是相同的，區別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論，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現一兩個像柏拉圖、康德、叔本華這樣的哲學家且“可愛而不可信”，真正哲學家之難求可想而知。因此與叔本華相比，他更強調藝術對人的感化作用，他認為藝術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關系，“吾人之心中無絲毫生活之欲”（優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為之破裂”（壯美），由于“優美與壯美皆使吾人離生活之欲而入于純粹之知識者”，所以藝術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記利害關系，獲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暫時解脫的功效。一切文學、美術的任務就在于描寫人生的痛苦與其解脫之道，一切文學、美術的目的就在于使我們離開生活之欲的爭斗，得到暫時的平和。

王國維始終沒有走出悲觀主義“生活---苦痛---解脫”的思維方式，他懷疑叔本華的解脫之道只是因為按照叔本華的意志同一說，則人人都是天才，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說在，個人解脫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懷疑叔本華的天才說，所以他認為叔本華的解脫之道是天才的解脫，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脫，而天才是罕見的，對于眾人來說，美術之解脫是最為現實可行的解脫方式（實際上即便常人也應該象天才那樣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寶玉是拒絕了生活之欲的）。

王國維由于“可信”與“可愛”的矛盾而對于叔本華的解脫之道有所懷疑，終究使他拋棄哲學而到文學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為從本質上說“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使他終于陷入悲觀中的悲觀，絕望中的絕望。

（二）、王國維“悲觀主義”人生哲學與尼采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們有意識地沒有討論王國維同尼采哲學的關系，這主要是因為與叔本華對王國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相比較，尼采哲學對王國維人生哲學形成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經認為，王國維在“人類之于生活，既競爭而得勝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復變而為勢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勢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場已從叔本華轉到了尼采。這一論點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姑且不說王國維所稱一切“文學美術”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勢力之欲之發表”這一說法中的“勢力之欲”概念并非來自尼采，而主要是來自席勒“游戲沖動說”中那種“剩余之勢力”即滿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類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勢力之欲可謂之生活之欲之苗裔，無不可也”，表明“勢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為基礎。“嗜好”是勢力之欲的產物，為的是“醫空虛的苦痛”，“若謂其與生活之欲無關系，則甚不然者也。”王國維很清楚地指出了沒有生活之欲就沒有勢力之欲，沒有勢力之欲就沒有空虛的苦痛，而沒有空虛的苦痛就沒有嗜好和游戲，也沒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學、美術。更為重要的是，王國維固然認為“意志之寂滅之可能與否，一不可能之疑問也”，“使其物質上與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勢力之快樂”聽起來也好象很有尼采“權力意志”的味道，但實際上正如我們在論述王國維人生哲學時已經討論過的那樣，“勢力之欲”于王國維，仍是一種對伴隨著生活之欲而來的苦痛的解脫，仍是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所說的“即嘗一欲，則此欲以終…….一欲既終，他欲隨之”這一“生存——苦痛——解脫”的人生回環中的一環，王國維不僅固守著“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人生的本質是“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的叔本華式的悲觀主義信條，沒有轉向尼采，更以他對“勢力之欲”及兩種解脫方式的論證，對叔本華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發揮。

王國維對叔本華、尼采哲學的這種不同態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華與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國維指出，叔本華和尼采都“以意志為人性之根本”、“然一則意志之滅絕，為其倫理學上之理想，一則反是；一則由意志同一之假說，而唱絕對之博愛主義，一則唱絕對之個人主義”，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說與叔本華相反對”。但他經過比較，發現尼采后期和叔本華的顯著對立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他看來，“尼采之學說全本于叔氏”，尼采不僅在早年藝術時期全盤接受了叔本華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學也沒有背離他的老師；“尼采之說，乃徹頭徹尾發展其美學上之見解，而后用于倫理學”，叔本華與尼采“一專以知力言，一推而論之于意志，然其為貴族主義則一也”、“一則攻擊其樂天主義，一同并其厭世主義而亦攻之，然其為無神論則一也”、“叔本華說涅磐，尼采則說轉滅。一則欲一滅而不復生，一則以滅為生超人之手段，其說之所歸雖不同，然其欲破壞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則一也”。所以，“吾人之視尼采與其視為叔氏之反對者，寧視為叔氏之后繼者也”，他們兩人的關系，就象樹根和樹葉一樣，“其所趨雖殊，其性質則一”。王國維毫不掩飾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華哲學對尼采的壓倒性優勢，使至關重要的差異性在他對共同性的強調中被淹沒了。

二、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與叔本華尼采

描述魯迅的人生哲學是困難的。對于我們所要研究的王國維魯迅人生哲學的差異與叔本華尼采的關系的課題來說，這一困難不僅表現在魯迅思想的復雜性以及他幾乎從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統地直接談論人生哲學，而且也表現在叔本華尼采思想從未以人生哲學的形式進入魯迅的作品。這是與王國維有著很大不同的。由此，我們試圖首先通過分析在魯迅的《野草》、《彷徨》、《吶喊》等作品中曾反復出現的“希望”與“絕望”這一對范疇，從而對魯迅的人生哲學有所把握；其次在這種分析的基礎上，通過比較魯迅與叔本華尼采的人生哲學，從而對叔本華尼采哲學對魯迅人生哲學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與對王國維的研究相比，這一比較是外在的。

（一）“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

探討魯迅的人生哲學當然離不開《野草》。就人生哲學而言，《野草》最為集中，也最為鮮明地表達了魯迅人生哲學的結構和意象，表達了魯迅“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兩地書.五》）的“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需要分析魯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復吟誦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思想。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給友人的信中所寫的一句話。很顯然，這句話蘊涵了兩個不同層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實有的，是虛妄的；（2）絕望也是不真實的，是虛妄的。魯迅“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正是由對“希望”和“絕望”的雙重否定引申出來的。

1925年3月18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系，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在這一段話里，魯迅提出了一種“黑暗”的意象。

的確，這種“黑暗”所構成的沉重壓力，使魯迅終其一生都在與其相抗衡。祖父下獄，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親重病，來往于當鋪與藥店之間，這一切使魯迅從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其結果是形成少年魯迅的某種思維定勢，造成周作人所說的“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而這種對傳統世界的絕望，使青年魯迅決心“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他到南京學開礦，到日本學醫，遂而棄醫從文，試圖改變愚弱國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卻又使他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別是二次革命失敗后的黑暗現實，極大地打擊了魯迅早年“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熱情。

從1909年到1918年是魯迅沉默的十年，在這期間，他一度在紹興會館看佛經，抄古碑，“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魯迅告訴許廣平只有“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是他對自己痛苦的人生經歷的總結和體認，表明“黑暗”和“虛無”確實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但魯迅馬上又接著說他自己雖明知如此，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他終于又認為“黑暗”與“虛無”并不一定是“實有”，因為他不能“證實”。魯迅感到自己對于歷史過程的人生經驗是有限的，因而在個人經驗范圍內的“絕望”并不能證明整個世界的“絕望”。那么，這是否就是證明了“希望”的真實呢？

讓我們在魯迅的其他作品中尋求一些啟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里地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么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謂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吶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據盧南（E.Renan）說，年紀一大，性情就會苛刻起來。我愿意竭力防止這弱點，因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將來的。”（《魯迅譯著書目》，1932年4月29日）

魯迅所謂“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是暗指“希望是從無到有”，所以他后來在《吶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為“必無”，但又不能以“無”證“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說“無”，而是“在于將來”。這種“希望在于將來”的體認，他在1932年還再度加以引述。在魯迅心中，是將“希望”與“路”等同起來。換言之，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間（或世界）本沒有希望，懷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辯證性在這里顯示了出來，世界上并沒有虛無的希望，希望是在實際行動過程中。就前者而言，魯迅否認了希望的實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義被轉換成了反抗“黑暗與虛無”的人生行動。從“黑暗與虛無”的實有狀態到“終于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這一變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為“絕望的抗戰”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實的只有“絕望的抗戰”，而從“黑暗與虛無”的實有狀態到“絕望的抗戰”再到“終于不能證實”，這一過程蘊含的正是“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內容，表達了魯迅面對現實人生的態度。

以《野草》為例。在《野草》的眾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焦慮和不安：“我”告別了一切天堂、地獄、黃金世界，卻處于一種無家可歸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卻陷于“無物之陣”；“我”要追求，卻不過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卻置身于冷漠與“紙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惡這個罪惡的世界，卻又不得不承認自己與這個世界的聯系......但恰恰是這種無可挽回的“絕望”處境喚起了“我”對生命意義的再認識：生命的意義就在于對這種“絕望”的反抗之中。

魯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趙其文的信中說：“《過客》的意思不過如來信中所說的那樣，即是雖然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戰斗者更勇猛，更悲壯。”魯迅在這里明確提出了“反抗絕望”，即“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從而與“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精神遙相呼應，在某種意義上，真還有點兒“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著絕望，而超然于這兩種主觀感覺之上的則是一種真實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達的是實踐人生的方式，是面對現實的執著態度。（順便指出，我之所以對“行走文學”的叫法不以為然，就是覺得與魯迅相比，行走文學家們這種“走”的感覺不夠、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劍兄，呵呵）。

魯迅在他對希望與絕望的雙重否定中引申出了“過客”的反抗形象與“走”的人生原則，使他“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超越了那種在“樂觀----悲觀”、“希望----絕望”、“虛無----實有”之間執其一端的人生態度而達到更為深刻的層次，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了了“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這句話的意義：“我”雖然總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襲來，但同時也深切地感著‘生’的存在”（《一覺》），所以“野草”與“喬木”同歸于盡之際，正是“地火”噴出之時（《題辭》）；“我”被大石車碾死之際，也就是大石車翻入冰谷，“火”得以復燃之時①（《死火》）；“影”沉沒于黑暗，而“人”卻從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別》）；“戰士”雖然在戰斗中“老衰、壽終”，“無物之物則是勝者”，但戰士仍然“舉起了投槍”（《這樣的戰士》）；《墓碣文》的歸宿是向“死尸”訣別；《秋夜》雖然說著“春后還是秋”，但畢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發白”......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觀作不悲觀”，即反抗悲觀、反抗絕望。

當我們從《野草》中走出來，把視野轉向魯迅作品的其他領域時，我們發現《野草》這種“反抗絕望”、“以悲觀作不悲觀”即反抗悲觀的人生哲學同樣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說---尤其是《吶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吶喊》與《彷徨》的產生就是魯迅“反抗絕望”人生哲學的一種象征或表達。

在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現實性世界里，“我”在魏連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體會到覺醒者的命定孤獨和寂寞的死亡，但終于經歷內心的掙扎而“輕松起來，坦然地在潮濕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獨者》）------“輕松”與“走”都不是來自對“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實際上，在“孤獨者”的世界里從未顯露任何真正屬于“未來”的有力因素。耐人尋味的東西在于，“我”是通過內心難以平息的痛苦掙扎，通過對孤獨者命運的深切體驗與反省，才獲得這種“輕松”與“走”的生命形態的，因此，這種“輕松”與“走”恰恰是經過心靈的緊張思辯而產生的對于世界與自我的“雙重絕望”的挑戰姿態，是意識到了無可挽回的悲觀結局后的反抗與抉擇，是深刻領會了“過去”、“未來”與“現在”的有機性而采取的現實性的人生態度-----這就正如“過客”一樣，“走”的生命形式是對自我的肯定，是對“絕望”的抗戰；世界的乖謬、死亡的威脅、內心的無所依托、虛妄的真實存在、自我與環境的悲劇性對立，由此而來的焦慮、恐懼、失望、不安......不僅沒有使“我”陷入無邊無際的頹唐，恰恰相反，卻使“我”在緊張的心靈掙扎和思辯中擺脫了隨遇而安的態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滌除，而上了蘇生的路”-----盡管從客觀情勢看，這月下的小路的盡頭依然是孤獨的墳墓。

魯迅在其敘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著“希望”的消逝與幻滅，顯示出“絕望”與“虛無”的真實存在和絕對權威，但一種獨特的心靈辯證法又使魯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這種“絕望與虛無”的感受為起點，掙扎著去尋找和創造生命的意義，并充滿痛苦地堅守著創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歷史責任。由此，《吶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徹底超越了對“希望--絕望”、“樂觀--悲觀”各執一端的片面，既不極度悲觀，也不輕率樂觀（魯迅甚至對那種廉價的樂觀和無謂的“希望”極為憎惡）。魯迅通過對“希望”與“絕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類似“過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則，實際上也成為《吶喊》、《彷徨》的內在精神結構的重要原則之一，這正標示著“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學和“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人生態度與《吶喊》、《彷徨》的現實描寫取得了一種“隱秘的融合”。

總結上述，我們看到，盡管在《野草》、《吶喊》、《彷徨》中充滿了生與死、希望與絕望、沉默與開口、一切與無所有、向往故鄉的游子與回到故鄉的客子、回憶與空虛、吃人與被吃......的對立，但在這種對立中卻有一種精神始終如一地貫穿其中，這就是“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以悲觀作不悲觀”的反抗絕望、反抗悲觀的人生態度。

那么，這種人生態度與尼采叔本華有何關系呢？

（二）“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與尼采、叔本華

同王國維對尼采哲學一筆帶過的輕漫態度相比，魯迅是中國近代最早從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雖然魯迅的接受尼采遠較王活維的單純接受叔本華復雜并對其有深刻批判。從總體上說，魯迅對尼采的贊賞之處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評估一切價值；反對宗教，從進化論出發確信人類未來會產生理想的新人；對末人庸眾的蔑視與批判；頌揚自由意志和強大的“心力”，贊揚獨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堅守不貳的操守，以及揭露與抨擊虛偽與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對個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學思想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文章中，魯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覺到，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畸形發展的工業文明和都市文明帶來了人的物質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與情感的分裂，他認為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時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觀，或張皇意力，匡救流俗，厲如電霆，使天下群倫，如聞聲而搖蕩......主觀與意力主義之興，功有偉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謂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納、叔本華、基爾凱戈爾和尼采等人。魯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為本”的非理性主義和意志主義哲學體系的意義，他贊同尼采對近代西方文明的攻擊，指斥“唯物極端，且殺精神生活”、“使獨創之力，歸于槁枯”，認為只有唯意志論可以振奮壓抑于工業文明下的主觀精神，恢復個人的尊嚴感、獨立性及創造性。魯迅把尼采對主觀意志的強調，看作是對黑暗現實的不絕反抗，對堅強個性的執著追求，他相信“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內，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來中國的出路不在辦洋務搞維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獨立見解，堅強意志的個性的產生，其“道術”就是“尊個性而強精神”，由此，他呼喚有“絕大意力”的“精神界戰士”的出現。

魯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響，在《野草》、《吶喊》、《彷徨》這些作品中直接間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論述。如果說從上述論述中我們只看到了尼采哲學對魯迅的一般性影響，其對魯迅人生哲學的影響尚不明顯的話，那么，如果我們把魯迅的人生哲學同尼采的人生哲學聯系起來加以考察，這種“一般性”的影響作為一種理論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就十分明顯了。

尼采可以說是一個人生哲學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學叫做“悲劇主義”。所謂“悲劇主義”，從尼采在其自傳《瞧，這個人》中自稱是“第一個‘悲觀哲學家’----與悲觀哲學家正相敵對”來看，是同“悲觀主義”相對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華影響，叔本華認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無意義。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結論。尼采承認世界和人生本無意義，他認為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是唯一真實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對人類來說又是殘酷而無意義的，所以悲觀主義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價值標準，“藝術比真實更有價值”。為了生存，我們需要用藝術的“謊言”去掩蓋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們有了藝術，依靠它我們就不致于毀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藝術尤其是希臘悲劇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臘悲劇中有兩種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讓人沉緬于外觀的幻覺，反對追究本體、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卻是要破除外觀的幻覺，與本體溝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紗遮蓋人生的悲劇面目，后者揭開面紗，直視人生悲劇；前者教人不放棄人生的歡樂，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執著人生，后者超脫人生；前者迷戀瞬時，后者向往永恒。與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濃郁的形而上學性質和悲劇色彩。外觀的幻覺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決的問題。

尼采從分析悲劇藝術入手：悲劇把個體的痛苦和毀滅演給人看，卻使人生出快感，這種快感是從何而來的呢？叔本華認為，悲劇快感是認識到生命意志的虛幻性而產生的聽天由命感，尼采則提出“形而上的慰籍”來解釋：“悲劇用一種形而上的慰籍來解脫我們，不管現象如何變化，事物基礎中的生命仍是堅不可摧的和充滿歡樂的”，看悲劇時，“一種形而上的慰籍使我們暫時逃脫世態變遷的紛擾。我們在短促的瞬間真的成為原始生靈本身，感覺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歡樂。”也就是說，通過個體的毀滅，我們反而感覺到世界生命意志的豐盈和不可毀滅，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認為，如此達到的對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劇則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藝術”。肯定生命必須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面對痛苦、險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歡欣鼓舞，做一個強者----這就是尼采由悲劇藝術引申出來的悲劇世界觀，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劇精神的要義所在。

至此，魯迅“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人生哲學同尼采人生哲學的內在聯系已經昭然若揭。前面我們說過，魯迅人生哲學的特點是反抗絕望和反抗悲觀。魯迅承認絕望與死亡、黑暗與虛無的存在，但這種承認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借此知道它還并非空虛”，魯尋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反抗絕望”的呼聲表明了這一點。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須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反抗絕望與悲觀而言，魯迅與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魯迅一生對尼采確實有一個從汲取到批判的過程，但在1929年回顧和《語絲》的關系時他還說：“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在1935年所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中他更明確指出：尼采教人準備“超人”出現，其結果只可能是個空虛；尼采自己以發狂和死擺脫了這一窘境，但給他的追隨者留下兩種選擇：或者安于這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尼采哲學成為魯迅走出“彷徨”的一個因素，表明魯迅從尼采哲學的兩種可能性中選擇的是反抗空虛。只是與尼采帶有更多思辯色彩的思想相比較，魯迅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知道”的層面，他對絕望與悲觀的反抗與其說是一種思想，毋寧說更是一種行動和現實的人生實踐（即所謂“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這與魯迅所處中國社會與時代特征，以及魯迅思想特有的實踐品格有關（這一點后文再說）。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叔本華也曾在魯迅的人生哲學中留下痕跡。魯迅接受過叔本華“意力為世界之本體”的觀點，這種觀點同他對進化論的理解揉合在一起，使他強調人的感性存在，認為趨樂避苦的需要決定人的感情和意志；因此，魯迅就象叔本華一樣，把生活歸結為生物體保持生存和延續生存以及發展的要求，歸結為食色的欲望。總之，生活就是一種生存意志。但是，魯迅并沒有象叔本華那樣，把意志看作是一種不能遏制而又必須否定、必須放棄，從而使世界歸于“無”的盲目力量，相反，他認為主觀意志恰恰是使生命進于深邃的自由境界的內在動力，是使人“思慮動作，咸離處物，獨往來于自內心之天地”的根本依據。正是在這一點上，魯迅拋棄了叔本華，就象尼采也曾在這一點上拋棄了叔本華一樣。因此，就尼采叔本華哲學對魯迅人生哲學形成的影響而言，魯迅接受的是尼采而不是叔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