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藝術審美理想和西方現代主義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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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先生在2001年第7期《美術》上發表了《重振人類藝術追求真善美統一的偉大審美理想》一文，是針對時弊，在繁菜而又紛亂喧囂的中國藝壇燃放起一個令人振聾發聵的大爆竹。他以大無畏的精神、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從人道主義，從人類正義進步，向往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陽光這一觀點出發，旗幟鮮明地把許多人藏在心里，想說又不敢說的美好話題，正義之辭重新提出。這一正確審美理想的重提，更充分地說明了當代藝術作品必須具有真善美統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藝術作品如果否認了美，失去了美，最終必然滑向假丑惡，使逆反一切傳統文化道德，追求病態扭曲，追求驚世駭俗的怪異表現得逞，讓絕對張揚個人主義的胡作非為占領藝壇，最終將藝術導向滅亡，把人類引向滅亡。

愛美是人類的本性，人類通過觀察或品嘗作出比較，使感覺到的均衡、和諧、真善、生動產生好感、快感、美感，產生興奮愉悅，激發人向往健康、向往生活、向往發展、向往前進。

美和丑是對立統一的審美觀念，人類的審美觀點是隨著人類的文明史發展和升華的。在審美史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劃分為三大派系：即美是主觀的；美是客觀的；美是主客觀的統一。美是自然的存在，人類生存在大自然的環境中，一切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陽光，有利于人類的進步和發展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大自然所給予的一切，是藝術家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審美材料。藝術美是藝術家根據這些材料進行藝術再創造所產生的美，它應該達到比自然美更美的境界，俗話說：“風景如畫”“美如畫”就是這層意思。

繪畫作品中的美是通過作品的內容、形象、形式、功夫（即術），思想、學養、意境來體現的，同時又摻合了畫家的主現意識和傾向性，所以，繪畫作品的美又體現為淺層次的“表象美”、“形式美”，又包含于深層次的“內在美”、“本質美”。忠實于自然的即謂寫實主義，比喻之書法，即是楷書；在自然的基礎上加以升華結合浪漫的，為浪漫主義，可比作行書；此外，抽象、意象、變形、似與不似等均可比作草書、篆書，但不管是楷書、行書、草書、篆書，不具有表象美，就應具有本質美。繪畫作品還有雅與俗，新與舊的區分，雅與俗、新和舊都是相對統一的，都具有時代性，藝術美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在其中。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諸君莫奏前朝曲，愛聽新翻楊柳枝”。新舊代謝，是事物的發展規律，天經地義，亙古不變。喜新厭舊是人的本性，但新必須是美的，而美不一定都是新的。前段時期美術界的原始風，傾向反樸歸真，是越古越時尚，愈久愈新潮，原始的巖畫，良渚的文化，殷周的青銅，漢代的瓦當，都是新潮者的至寶；敦煌的壁畫，在當時都是民間畫工，下里巴人的東西，而現在，那個文人雅士敢說它俗？是什么原因，因為這些古老的文化藝術中具有強烈的民族傳統之美。這些年“連、年、宣”不香了，代之而起的是農民畫，兒童畫，很多專業畫家反樸歸真進去，有多少美、多少價值？我不說，且待時日。

何謂舊，見得最多惹人生厭的“舊”往往是時代的昨天。新舊交替，亦有循環，有輪回，月缺而圓，寒盡復春，舊的只要是美好的，有去還有來，時間和面貌稍變而已。任何事物都是曲折地發展的，但真善美這一審美規律是永恒的。

在西方，“現代”“后現代”已鬧騰了半個多世紀，種種新潮已被前衛藝術家們演繹窮盡，“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胡作非為和惡作劇已再無新鮮感，到了黔驢技窮、日薄西山的境地。很多人都已從人的本性中清醒過來，當東方人唱響“真善美”這一重新振奮時代的強音之時，世界上將會有更多的人從愚昧中覺醒。我們要大力歌頌真善美，宣傳真善美，使正義之歌響徹全球。我們要趁唱響真善美的大好時機，大力推出我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用真善美的思想和作品去開拓，去感化世界、“與世界接軌”，讓博大精深的中國畫走向世界。

我們再不要扔掉自己的筷子，去撿人家用剩了的叉子，用接近西方的現代水墨，和前衛藝術去推銷，那是正中“后現代”主義的下懷，為頻臨死亡的“后現代”注射強心針和制造口實，我們再不要失去自己的靈魂，或麻木不仁地去盲從皇帝的新裝了。

下面再談談“術”。

美術，美是目的，術是手段，中國繪畫幾千年的發展史，始終圍繞著“筆墨”二字，因為筆和墨是中國畫特有的工具和材料。用毛筆和水墨表現的中國畫，幾千年的發展和積累形成了我中華民族有別于世界（特別是西方）的“筆墨”，筆墨二字由工具的名字轉化為技法和效果的代名詞，它已成為中國繪畫的精髓，成了中國畫的靈魂，它雖然是一種技法，但已和漢字毛筆書法中的筆畫一樣，既有其整體性，又有其獨立性，本身就具有美的成份，美中有術，術中有美，美和術縱橫交錯，貫穿融合于作品之中，所以繪畫作品稱之謂美術。任何缺乏美的術，不應該稱謂美術，應該歸類于美術之外。

作為美術家，美術評論家，推崇美，歌頌美，創造美，才是自己的本分，揚美抑丑永遠是天職，而正確地識別美與丑，則更為重要。當代美術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不能與美無關，我們且不說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而至少也得為人民大眾的大多數服務。而要使大多數人喜歡和接受，就得美，就得講真、善、美、而藝術只有真善、才是美，只有真善美才能生氣勃勃，健康向上，才能得到大數人的喜歡，才能是主旋律，任何高深度的藝術美學，也都是人類為同類所創造，應該為人類所接受，至少應該為專業圈內的大部人所接受，認為對藝術品的認知者越少越好，越少越陽春白雪，甚至只有自己看得懂，看得美，孰或自己都無法解釋，要叫別人去破譯、解讀、去詮釋的觀點，實質上跟追求病態扭曲，追求驚世駭俗的怪異表現，追求哄動效應的“后現代”主義并無兩樣。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當今的中老年藝術家都經歷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化專制主義時代，都淡化政治，遠離政治，為藝術而藝術，但殊不知藝術來源于生活，生活離不開政治，而主要要看是專橫的政治，還是民主的政治。作為一個藝術家，難道沒有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發展的中國，一個千載難逢的開放的太平盛世，一個空前良好的文化環境之中，當代的畫家特別是著名畫家，都達到了小康以上的富足水平，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和歷代不得志的潦倒文人墨客無可比擬，“以心寫形”的精神寄寓，應該是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還有什么滿腹牢騷去畫“白眼看世界”，去畫凋謝的荷花，糜爛的牡丹，不去畫時代的英雄，而畫變形的、扭曲的小腳女人，丑化的畸形侏儒，難道高深的筆墨只能適宜于畫頹廢，沒落的題材？我說這一切傾向都不是畫家要歌頌和表現的本意，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現代”和“后現代”的影響所致，要不他們家中還供養什么鮮花？他們娶妻怎么不娶畸形或侏儒？

畢加索自己也并無料到，他的作品能得到如此的吹捧，能吹到如此的高度。“人們對西方現代派鼻祖畢加索的走紅百思不得其解，王文芳先生在訪歐期間曾就此與多位西方著名畫家進行探討，才知是畢氏當年同一些居于壟斷地位的畫廊經紀人，藝術評論家三位一體的炒作所得到的結果”。而這一結果竟是如此的殘酷，它幾乎把整個世界的藝術引導到了死亡的邊緣。同時也暴露了資本罪惡的一面。

真善美是時代精神，是主旋律，我們時代更需要真善美，需要正大氣象、洪鐘大呂的真善美，也需要清逸瀟灑、陰柔婉約的真善美，審視當代，尤為迫切的是需要時代精神的正大氣象和洪鐘大呂。最能體現時代的作品，莫過于人物畫，長期以來，人物畫得不到很好的發展，這和沒有提倡真善美的思想有關；和過度淡化政治，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有關，有時代精神的人物畫，又莫過于畫當代的英雄、模范、社會各階層的代表，畫生活氣息，而此類題材的表現，卻和一味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為一”，變形和似與不似的風格大相庭徑，一個一直以體現“丑中美”為能事的大畫家，他的筆墨技巧再高，他也沒有這個膽去變形畫國家領導人，這個最普遍的最能說明“真善美”的問題，為什么一直被忽視，明知者不肯說，知之者不愿說，怕落個庸名。充塞畫壇的所謂“小腳女人氣”，“小兒麻痹癥”，“太監氣”，“酸楚小文人氣”，代表的只能是衰敗氣象。人物畫的衰敗現象，實際上從宋代已經開始，這和宋初黃休復在《益州名畫錄》中，將逸品由四品之末提升到四品之首不無關聯，這一提升迎合了歷代主宰畫壇的文人雅士、達官貴胄的吟風弄月，隱遁出世的思想，也附合于儒、道、佛的理教，逸品的理念又適宜于筆墨發揮的更大自由，“逸、神、妙、能、”四品的排列，得到共識，一直至今，無人質疑。

提倡真善美統一的思想，不但認為逸品是好畫，同時認為神品也是好畫。只有形象、傳神的作品才能“生”，才能“活”，生和活更能體現出真善美，生和活的神品對中國畫的筆墨自由度必然受到限制，所以就要求更高的質量標準，這就要求我們時代的畫家以強大的勇氣，不曲不撓的精神，去攻克筆墨和形神高深度相結合這一最高難度的課題，使中國畫的精髓和靈魂在真善美的基礎上進行突破，再上一層樓。在這一方面，李伯安和畢建勛已是先行者，我希望更多的畫家投入到這一既高難又偉大的工程中去，去實踐“真善美統一”這一偉大的永恒的審美思想，使中國的美術，更具美、更有術。

【參考文獻】

①《美術》2001.7期，王仲先生《重振人類藝術追求真善美統一的偉大審美理想》

②《人民日報》1996年11月28日蔡若虹先生《美術作品一定要美》

③《美術》2002.3期范曾先生《自然、眾芳之所在——論20世紀美的誤區和古典主義復歸》

④《美術》2002.6期何子愷先生《堅持真善美的審美標準，是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唯一選擇》

⑤《美術》2002.6期《什么是好畫——回望20世紀中國畫發展研討會綜述》

⑥《美術》2002.8朱曉紅女士《從中國傳統畫學“品第”觀看審美理想的重建》

⑦《美術》第458期第9版趙緒成先生《提倡正大氣象》。

⑧福州畫院劉興淼先生《文化潮交匯縱橫談》

⑨《辭海》2157頁“美”字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