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舞蹈文化沖突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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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沖突”與“文化震蕩”

文化沖突與文化震蕩就邏輯而言是兩種文化互動的結果。可謂有“矛”才有“盾”，有“碰”才有“撞”。并且由文化碰撞形成文化反彈的文化震撼，使文化互動的雙方受到影響。然而，目下東西方文化交融的一個奇怪的景觀是：雖然東西方文化是互惠互利，而沖突與震蕩只存在于東方——東方舞蹈家在文化交匯中深受的困撓，西方舞蹈家則毫無感覺。例如，在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先鋒派舞蹈家默斯·坎寧漢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國《易經》如獲至寶。他從這本中國古老的哲學著作關于世界萬事萬物不斷變化的辯證思想中獲得了藝術變化發展的重要啟示，同時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創作，形成“機遇編舞法”，坎寧漢先生似乎從未感覺到過東方文化對他的震蕩問題。70年代，另一位先鋒舞蹈家特麗莎·布朗的現代舞蹈團一邊打著中國的“太極拳”，一邊創造她的“放松技術”時，布朗女士亦從未困擾于東西方文化的沖突問題。他們借助中國傳統文化的偉力創造了美國最先鋒的藝術，并且，從本土到世界沒有人對他們所創造的藝術的“美國化”問題提出任何質疑。顯然，文化沖突與震蕩好像一副“剃頭挑子”——只存在于東方舞蹈家感覺中的“一頭熱”。追究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個最重要的因素莫過于現代東西文化發展強弱不均，帶來東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態失衡：或者為西方現代舞蹈文化以勢如破竹風靡世界之勢所懾，以教條主義的學習態度而喪失本土的立場；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弱所囿，尚無擁有足夠的文化積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響。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正視：沖突確實存在，并且，我們自身的現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決這種沖突中不斷建立。為此，我們首當其沖的問題是要清醒地意識到沖突是怎樣發生的。

靜心梳理東方現代舞蹈文化的發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影響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強大而在于東方文化自身發展的內在的需要。正如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所說，一種真正重大深刻的外來影響被一個民族接受，必然因為前者與后者的某種內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們的關注點就應該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響，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歷史的原因，東方文化在近現展中處于相對滯緩狀態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一種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新的經驗需要新的藝術語言及其方式表達傳遞，而文化發展的羸弱與積累的匱乏，東方現代舞者在西風東進中借力而行便成為必然——借外來文化沖擊本土文化的封閉狀態，用外來的身體語言符號表達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覺經驗。那么，成在于此，敗即于此。在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里，語言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人類的生命感覺和經驗的傳達方式，語言符號賦予我們周圍世界的經驗以形式及其色彩。語言學家愛德華·薩皮爾認為，人類建構真實的世界是通過他們對語言的詞匯和語法的特別選擇。他的學生本杰明·L·沃爾夫亦認為，說話的語言不同導致人的思維方式的差異。具有語言共同特性的身體語言——舞蹈語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態環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維方式，表現著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狀態。因此，東方舞蹈家借鑒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經驗來表現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經驗之時，兩種文化，兩種環境，兩種思維方式，兩種經驗之間的距離必然十分鮮明地凸顯出來。如果我們對于這種距離和差異缺少足夠的認識，在文化借鑒中對語言系統不進行應有的必要的轉換，由于二者間的不兼容性帶來的文化沖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與“國際接軌”

“走向本土”與“國際接軌”是當下現代舞蹈家掛在嘴邊上的兩個口號。就其總體意義而言，前者是尋求外來文化“民族化”的一種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種追求。毫無疑問，兩者方向的正確性都無可厚非。就其特定意義而言，這兩句口號折射著東方的現代舞者期待被認同的心態，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國人的認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認同。從某種角度來說，或許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許國際認同更具有權威性，對接踵而來的本土認同更具有說服力，“與國際接軌”成為東方的現代舞者更心儀的目標。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種心儀之后悄悄發生的立足點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們背離現代藝術創造的初衷。

問題絕不在于“與國際接軌”將藝術創造的標尺瞄準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而在于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現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們的價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實上，與國際能夠接軌的現代重大藝術節日和活動幾乎均以西方背景為“麥加”，東方的舞蹈家常常處于被選擇的地位。這樣，與國際接軌所采用的價值判斷的尺度不在東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與審美判斷選擇下的與國際接軌的東方藝術，尤其是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與審美判斷的東方藝術，很難說有多少東方民族文化獨立的品格。

身體的語言作為人類最早的語言形態是對生命進行詩意的表達，舞蹈作為人類最早的藝術形態的本質在于對生命的發展作出貢獻。因此，一些偉大的藝術創造往往不是誕生于藝術家刻意追趕時尚之中，而誕生于藝術家不失時機地關注和及時地提供了如何解決民族的生命的問題思考之中，當代東西方現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產生于此。

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和歐洲經濟處于大蕭條時期，生活變得復雜和嚴峻，面對這樣一個變化了的世界，美國現代舞的奠基人瑪莎·格雷姆認為她的藝術不可能像前輩藝術家那樣去做一朵花，去成一片浪，或像古典芭蕾那樣關心美的線條，她的舞蹈是要使人體成為能量發動機，表現人類有機的行為。瑪莎·格雷姆以伴隨著呼吸的強有力的腹部收縮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內在風景。為美國現代舞奠定了堅實的藝術基石。

70年代德國現代舞蹈家皮娜·鮑希一躍成為世界現代舞蹈劇場的先鋒與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壓抑并充滿暴力的舞蹈劇場或使觀眾一頭霧水或使觀眾趨之若鶩，但她受到人們仰視的決不是表面的破碎、壓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這之后所呈現的戰后德國人精神的狀態和兩性之間或人與人之間互動關系的本質，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對德國現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鮑希藝術的價值在于她負荷了整個戰后德國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世紀，西方現代舞蹈藝術向東方文化滲透一直是單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現代“舞蹈”則一反常態將其影響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響了歐美劇場大約不在于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對日本戰后文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對廣島原子彈爆炸后精神肉體的畸型發展的揭示，對不斷制造垃圾的現代工業文明的本質的揭露。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說，藝術的先鋒性和藝術的國際定位都不僅僅在于藝術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這種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與情感的內涵，尤其是對于本民族生存狀態的反映和對其現存問題的考索與解決。所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屬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這一觀點的價值不在于它對民族文化本身的強調，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決特定民族生存問題的成功經驗具有人性的普遍意義。

由此，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我們應關注的是東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響；我們首先要解決的是本土定位而非與“國際接軌”。當我們把藝術的觸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經，我們的藝術才會具有沖擊力與震撼力，我們只有背靠著民族文化的、哲學的和美學的堅實基石，我們的現代藝術無論批判還是建構，才會有文化的廣度、美學的高度以及哲學的深度，我們的藝術的本土定位才能成為現實。而當我們成功地解決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藝術方式對他民族提供了經驗之時，東方民族藝術的國際定位亦成為不爭的事實。

“現代派”與“現代性”

關于“現代舞”亦是我們爭論了一個世紀之久的概念。對于這個說不清的問題還必須說的原因是由于它直接關系我們前行的方向。現代舞雖說對其認識眾說紛紜，但從表象上總括起來其基本特點主要與以下幾方面概念相聯，一是與過去時所對應的現在時的時間概念相聯；一是與傳統相對應的現展的歷史概念相聯；一是與現實主義相對應的現代主義美學概念相聯；還有就是和古典芭蕾所相應的風格類別的概念相聯。可是有人卻狹隘地把東方的現代舞看成是西方舶來的一個現代派舞蹈流派，或僅把它界定為與芭蕾相區別的一個舞種風格，其結果是從本質上忽略了現代舞是一場實現舞蹈藝術從傳統向現代轉換的藝術革命和藝術運動，從而未注意到現代舞蹈家們對“現代舞”的“現代性”的體認與強調。即便西方現代舞蹈家本身亦不強調“現代派”的派別，而強調現代舞是一種觀點，一種對當代世界中藝術功能的態度（塞爾瑪·珍妮·科恩語）。把現代舞理解為是一種心態，一種對舞蹈藝術與時代同步的必要性的認識（霍塞·林蒙語）。因此，淡出“現代派”，強化“現代性”是在文化融合與文化借鑒中，東方舞蹈家解決文化沖突問題的一個思想方法的關鍵，亦是使現代舞蹈文化牢牢地建構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石之上的關鍵。

所謂“現代派”是一個西方現代文化藝術發展到20世紀的特定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概念，可以說，它是形形色色的標榜反傳統的文學藝術家的總稱，它是對以現實主義為代表的理性主義的傳統美學的一次徹底的反向運動。而“現代性”則應是指“現代人最深刻的本質，它即為現代思辨所揭示的靈魂深處的奧秘，是那種超越自身，無限發展的精神”（丹尼斯·貝爾語）。在這種精神引領下建構起來的具有“現代性”的舞蹈藝術一是具有現時代的獨創性；二是具有現時代的經典性。如果這兩者均屬于一切優秀藝術品的標志的話，那么，對于現代舞而言，它還具有和一切傳統藝術相區別的“實驗性”——為藝術與為生命的發展尋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作出的超出傳統價值判斷的種種探索。因此，作為一個現代舞者不僅應該具有批判舊傳統中的僵化成分的勇氣，亦應具有超越舊傳統建設新文化的能力。因為只具有破壞力而缺少建設性的藝術行為較少具有說服力。另外現代舞者還應具有堅強的神經，去迎接舊習俗的攻擊與挑戰，承受失敗和環境的重壓。并且以健康的心態，不急功近利，不媚權媚俗，不取媚西方。因為，現代舞的藝術尺度永遠存在于它作為一個民族的歷史與現實的特定的文化“角色”之中，永遠存在于一個民族的現代審美理想之中。從另一方面而言，整個社會應對現代舞蹈的“探索性”與“實驗性”具有足夠的認識與理解，并對其敞開更寬廣的懷抱。注意不要教條地以傳統與主流藝術的標準來要求與規范它們，防止在這種要求和規范之中使這種探索與實驗精神萎縮，而這種探索與實驗精神萎縮所帶來的不是作為現代舞一種舞蹈風格種類發展的滯緩，而可能將是一個民族舞蹈文化發展的新的可能性的喪失。因為這是由于傳統藝術與現代藝術在現時代的角色定位與功能差異所致。前者代表著一個時代和民族已認同的價值標準與審美尺度，它以一種藝術的和諧維護著社會的穩定與安定。而現代藝術則代表著對傳統秩序的一種突破力量，對舊有文化中不適應時展的部分提出質疑，以一種新的可能性取而代之，試圖將藝術推向前進。

關于現代藝術的標準，有學者曾提問：大眾的口味，官方的尺度，專家的判斷，學院派的規范，到底哪一個是藝術的最高尺度呢？并且現代舞、古典舞，民間舞到底哪一種更重要呢？本文再次重復著名理論家約翰·羅素的話語以為作答：作為真正的藝術，是何種類都不重要，“在偉大的藝術家看來，所有藝術標榜的標簽都是可笑和無聊的，真正的藝術家總是沉潛到他的藝術生命的底層，去開拓全新的生命意義和真正的藝術瑰寶。”并且如果我們堅持用時代精神、民族精神與藝術精神建構我們本土的現代舞蹈藝術，東方現代舞蹈文化擺脫東西方文化的沖突走向融合，并在全球化的世紀里使自己的舞蹈藝術納入世界民族舞蹈文化的軌道一定成為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