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流意識視野下翻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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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o年代以來，翻譯研究開啟了“文化轉向”運動，從前期立足于美學或語言學的翻譯批評論上升到文化的反思。歐洲“翻譯研究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爾和蘇珊•巴斯內特在合著的《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中指出:“翻譯研究現在也意味著研究與翻譯有任何關系的任何東西。”[’〕翻譯是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與其他子系統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勒氏認為翻譯研究“遠遠不止于探究兩種文本在語言形式對不對等或怎么對等的問題，……即使是對具體翻譯技巧和策略問題、翻譯中的對等問題的研究，也需要從社會文化的范圍去考慮”川。勒氏的“改寫理論”便以此為基礎研究翻譯與社會意識形態、主流詩學、贊助人等方面的密切關系。基于此，本文擬從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方面來探討《紅樓夢》楊憲益譯本中所體現的社會意識形態對譯者的影響，同時以大衛•霍克斯的譯文本為參照，探討社會主流意識對翻譯過程的制約性，提倡在翻譯研究中應當結合譯者所處歷史環境的意識形態因素來看待翻譯文學。

一、意識形態之策略導向

翻譯文學的譯本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的分析，然而翻譯策略的選取有時并不以譯者的意志為轉移，而是受到社會主流意識和贊助人的制約。1964年，楊憲益在領導要求下開始為中國外文局翻譯《紅樓夢》，翻譯工作本身是在贊助人的要求下發起的。當時中國建國不過十幾年，國力尚弱，與歐美國家相比處于絕對文化弱勢。因此當時中國外文出版社致力于系統地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學作品，其目的在于傳遞中國文化理念，如實展現中國文化特色。對于代表黨和政府主流意識的贊助人的委托，譯者毫無選擇的余地。同時楊憲益夫婦翻譯《紅樓夢》期間經歷了席卷全國的運動，譯者遭受了牢獄之災、喪子之痛，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更促使了譯者對于社會主流意識的導向亦步亦趨，不敢有絲毫差池。這雙重因素—階級斗爭為主題的動蕩社會背景、重視源文本文化傳遞的贊助人—決定了楊憲益翻譯《紅樓夢》的目的是再現原著的政治、文化和藝術價值，弘揚中華文化傳統，促進文化交流。相應的，在確定翻譯策略時，楊憲益以源文本而非譯文讀者為首要考慮，悟守原文，選擇了以語義翻譯為主的翻譯手法。尤其是在文化詞的處理方式上，對涉及豐富中國文化處往往采用直譯加注或直譯加釋義的方法。如《紅樓夢》第二十二回中王熙鳳對賈母說:“……舉眼看看，誰不是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楊譯:“…丈舊k，aren’tallOfyourehildren?15Bao一yutheonlyonewhowillean下youasanimmortalonhisheadtoMountWutai(l)!”[’〕(l)MountWutaiwasaholyBuddhistmountain.霍譯:“…Youfo卿t，whenyou即toheavenyoungBao-州won’tbetheonlyonewho’11walkaheadofthehearse，you即tothergrandehildrentoo，don’tfor.get!”[4〕漢語黑體部分指舊俗出殯時，“孝子”在靈前頭頂銘旗，持蟠領路，稱作頂靈。此處五臺山是佛教圣地，死后送至五臺山隱含著“死后成佛”的意思。楊譯洛守原文，保留“onhi。head，’(“頂靈”)及“MounlWutai”，所涉及的文化要素采用腳注的形式加以注解，采用語義翻譯手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讀者的困惑:為何要“can了onhead”?但避免了把原文的不透明式文體(叩aquestyle)轉換成透明式文體(transparentstvle);而霍譯采用了交際翻譯的手法，把中國傳統佛教中成佛的理想歸化為西方人死后靈魂升人天堂的基督教觀念。同樣這一翻譯策略是霍克斯所處的譯人語社會主流意識下產生的必然結果，霍克斯是英國人，在英國翻譯《紅樓夢》，所以他首先會受英語文化中的翻譯規范的制約。英語文化是當今最強勢的文化，除了以漢語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外，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或出于好奇想了解外國文化，淺嗜輒止;或根本不在乎外國文化。因此，通順、透明成為重要的翻譯規范，交際翻譯理所當然地成為翻譯策略的首選。在《紅樓夢》譯本分析中，諸多人推崇霍克斯所采取的歸化手法，認為交際翻譯更自然流暢地再現了原著，而楊譯中過多文化因素的介紹顯得累贅臃腫，且易令人困惑，甚至出現呆板的死譯現象，如文中多處將“娥眉”譯為“mo間ikeeyebn〕ws”，毫無美感。但翻譯策略的選擇是在社會主流意識的主導下完成的，在評論譯本優劣時，不能單純地從譯本出發分析其翻譯策略的恰當與否，而要考慮到其中社會主流意識的導向因素，因為譯本不僅是譯者的文學成果，同時也是社會的產物。這一點在下文楊譯《紅樓夢》回目的分析中更可見一斑。

二、意識形態之文字閃現

楊憲益幼學詩書，后留學牛津，譯著等身，其對于漢英兩種語言的駕馭能力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語言大家、譯界泰斗在《紅樓夢》的回目譯文中卻留下一處疑點，令人費解:紅樓夢的回目中有十二回都提到了“死亡”的概念，譯文卻有九處都采用了“die’’一詞以蔽之:賈夫人仙逝揚州城(第二回)l月dyJiaDicSintheCityOfYangZhou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第十三回)KeqingDicSandaCaptainOftheIm伴rialGuard15Ap四inted林如海捐館揚州城(第十四回)UnRuhaiDicSinYan羅hou死金丹獨艷理親喪(第六十三回)JiaJingDicsOfanElixirandMadamYuManagestheFuneralSingle一Handed覺大限吞生金自逝(第六十九回)AndSeeondSisterSwallowsC湯ldandDics俏丫哭抱屈夭風流(第七十七回)APrettyMaidWronglyAeeusedDicsanUntimelyDeath人亡物在公子填詞(第八十九回)AMementoOfaDeadMaidLeadsBaoyutoWtiteaPoem因訛成實元妃掩逝(第九十五回)ARumourComesTrueandtheImPerialConsortYuanehunDics鴛鴦女殉主登太虛(第一百十一回)YuanyangDic3forHerMistressandAseendstotheGreatVoid原文有丫握之死、夫人之逝、太君駕鶴、元妃亮逝，根據死亡人物的身份、導致死亡的事件等因素采取了多種表達方式，然而譯文卻“簡潔”得出人意料，既無人物尊卑之分，又無詞匯之推敲提煉，實有失原文之彩。而反觀霍譯，采用了“endsherd即s，’“卯sthumously”“eonveyedtohislastresting-place”“death”“funeral”“takeherlife”“kills”“takesalastleave”“depart”“passesaway，’“spiritre-turnstotheRealmOfSeparation”“rendersafinalsery-ice’’來一一對應原文，用詞多變，切情切景。誠然，英語是霍克斯的母語，在對英語的運用能力上勢必略勝一籌，然而以楊憲益對譯界的貢獻而言，他對中英雙語的駕控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更追論他身后還站著一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夫人!因此，在楊譯本《紅樓夢》回目翻譯中出現的這一異常現象不得不引人深思。排除了楊憲益客觀上無力提供更好的譯文這一因素，筆者大膽推測這是他有意為之!楊憲益、戴乃迭夫婦19M年受外文局委托翻譯《紅樓夢》，19腸年“”席卷全國，l%8年楊憲益和戴乃迭被懷疑是英國間諜而被捕人獄。整整四年以后，兩人才相繼釋放，直到70年代后期，他們才又開始繼續翻譯《紅樓夢》。然而這段時間中生活的跌宕起伏在兩人的思想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當時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勢必會影響到他們的翻譯過程。楊先生外甥女曾回憶，他曾翻譯一本中國古代文學簡史，中文作者效法前蘇聯的《聯共黨史》，在每一章結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的話。楊憲益認為這種寫法不符合國外讀者需要，在征得編輯同意后把語錄刪了。雖然此處彰顯了楊憲益的譯者風骨，但是當時的社會背景及社會意識主流卻可以由此略見一斑。因此，在當時無產階級意識極度高昂，反封反資反修統領一切的年代里，楊憲益為了規避社會底層人物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地位差異，顯現對賈府統治階級的藐視，而特地在譯文的選取上采用中性詞“die”“kill”，而避免了霍譯中出現的“Passesaway”“ren-dersafinalservice”等體現階級地位的用詞。如果這一解釋不能圓滿地說明他為何也規避了“endsherd即s”“歐e，。lastleave”“depart”等中性色彩詞，更大膽的推測是贊助人未經同意擅自改動了譯文，目的在于規避階級差異，卻在英文造詣上遠不能跟上翻譯大家的腳步。這些推測僅屬臆測，尚待考證，卻希望能以此拋磚引玉，使譯界更關注特定社會歷史環境下的主流意識對翻譯文學的影響。

三、結語

翻譯，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語言轉換過程，它與整個社會文化體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譯作，是譯者的文學成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歷史語境的產物。正如同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賞析都不能忽略其產生的社會背景，翻譯評論者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譯作，妄論其優劣，只有結合翻譯過程中的各種社會影響因素，才能對翻譯文學作出客觀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