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人文精神的信仰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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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2世紀大學誕生于基督教團體，這一歷史事件包含有現代性精神演進的重要一環,它標志著基督教關于人生終極意義信仰教化功能的現代遷移與轉化。精神教化與知識傳授一統于大學，為現代社會奠定了知識與意義(significance)統一的教育機制。大學作為創新科學原理與守護精神價值的策源地，特別以造就人格化的知識分子為核心。知識分子執著于科學原理與道義根據淵源于大學的終極信仰傳統，在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現代社會，它被稱作人文精神。19世紀興起的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亦即人文科學與13世紀以神學為對立面的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旨趣迥異，其對立面乃是服務于工商資本的科技主義。大學的人文學科及其人文素質教育，在所培養的主體認知、意志與情感素質中，最高亦即最深層的素質乃是對真善美終極價值尺度的執著向往，大學人文精神從而成為對古典信仰教化的現代性轉化與承擔。

一

近現代意義的大學，自12世紀初誕生至今，甩開諸多外在形態改變，就其最為根本的精神宗旨所規定的大勢而言，可以區分為兩大演變階段：以19世紀德國柏林大學建立為標志，此前的大學基本以基督教神學修道院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變，此后的大學則愈漸定位于民族國家精神文化與科技所需求的教育并科研。

這一轉變更具體的情況是：中古大學不僅脫胎于基督教會，而且不管如何趨于世俗化，一個國際性的基督教團體、特別是一個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始終是大學的實質性依托。文藝復興發展起來的世俗化迄至18世紀也未能提供一種取代基督教世界的依托體。這一情況隨著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近現代民族國家及其民族主義觀念而根本轉變。民族國家及其民族主義觀念終于成為迄今現代人類社會最為堅硬的統一體單位。正是承續赫爾德（J.G.vonHerder）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Nationalism），在普法戰爭慘敗時刻，德國的現代民族國家自我意識被有力激發，它不僅體現為費希特（J.G.Fichte）著名的《告日耳曼國民書》（1806），而且推動了洪堡（W.vonHumboldt）上書申請創辦柏林大學（1809）。

柏林大學的成立，與汲取戰敗教訓、強盛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背景密切相關。柏林大學為此后的大學開創了一個深遠的轉變方向，那就是，將科學研究視為與大學傳統教學并重的職能。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學傳統而成為現代大學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為方向卻成為大學服務于民族國家建設、特別是轉化為商業經濟的紐帶。這一紐帶對于大學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大學回應社會以激發活力的途徑，又包含有使大學隸屬于現代化技術進程，從而喪失大學本已的現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險。海德格爾（M.Heidegger）后來從后一角度反思了它更為深遠的危害：

“一種以研究所方式活動的歷史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本質上比它自己的還處于單純博學中的人文科學院系里的學科，更接近于相應地建立起來的物理學研究。所以，科學的現代的企業活動特性的決定性展開也造就了另一類人。學者消失了。他被不斷從事研究活動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動，而不是培養廣博學識，給他的工作以新鮮空氣。……

研究者必然自發地涌向根本意義上的技術人員的本質形態的范圍中。……除此之外，還有某些時間和某些地方，能夠保持著變得越來越淡薄和空洞的學究和大學的羅曼蒂克。但是，大學的有效的統一特性，以及大學的現實性，卻不在于科學的原始統一過程所具有的某種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發源于大學，因為它得到大學的培育，并且在大學中得到了保存?！盵1]

海德格爾在此反思中把作為現代化及現代性思維典范的科學歸源于大學。但是，大學這種涵攝并超越現代性的本源地位又起源于何處呢？

這是有關大學本質的根本問題。與現代關于大學（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畢業生就業去向等亟迫重大而具體應對性的現實問題相比，關于大學本質的超邁反思形成了另一類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思考興起于人文科學現代建構的19世紀，這同時是從思想觀念到社會運動（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現代化––––現代性的時期。關于大學本性的思考成為現代性批判與人文科學現代建構重要的組成部分。

這一關于大學本性的現代性反思不斷強調的關鍵詞有：淵源于柏拉圖的“理念”（idea）及其近現代演化概念“理想”（idea）、“精神”（德文“Geist”）、“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人文主義）。圍繞這些關鍵詞產生了“大學”思想的一系列著作：英國紐曼（J.H.C.Newman）大主教《大學理念》（TheIdeaofaUniversity,1852）美國佛雷克斯納(A·Flexner)《大學》(Universities,1930)、德國雅斯陌斯(K.Jaspers)《大學理念》(TheIdeaoftheUniversity,1946)、美國克爾(C.Kerr)《大學功能》(TheUsesoftheUniversity,1963)、德國哈貝瑪斯（J.Habermas）《大學理念》(1986)、美國彼里坎(J.Pelikan)、《大學理念：一個回顧》(TheIdeaoftheUniversity:AReexamination,1992)……。在中國，蔡元培在《中國現代大學觀念及教育趨向》（1925）、《大學教育》（1930）中所闡發的“大學理念”及其北京大學范型，即使歷經近一個世紀的滄桑巨變，依然在當代中國思想界的大學思考中享有經典原型地位。[2]而以解構主義名世的法國著名當代哲學家德里達(J.Derrida)關于大學理念的執著思考（從1983年在美國的“大學在今天是否有‘存在之理’？”專題講演，到2001年在中國復旦大學接受名譽博士時的講演“關于‘無條件’的大學”）則表明，大學理念已成為抗衡現代拜金主義與技術主義的重要基石，這是一個即使在后現代消解主義時代也無法消解的理念。

“理念”（idea），這個希臘理性哲學所信仰堅執的真善美的故鄉觀念，在啟蒙之后已轉化為人文精神的“理想”觀念，關于大學的思考，為什么總要與其相連，并透出一種神圣的信仰意味呢？

二

有必要從區別于歷史編纂學與實證社會學的人文信仰發生學角度重新審視大學的誕生。

大學12世紀初誕生于歐洲。[3]與此相關的背景因素有以下幾項：

1、十字軍運動與東西方文化交流：

十字軍東征帶回的東方文化、特別是阿拉伯文獻所保存的古希臘羅馬文化，不僅為后來的文藝復興提供了條件，而且推動與提高了專業學術（特別是亞理士多德研究、羅馬法學、醫學）研究。這是中古神學轉變為近代學術與科學的一大契機。

2、近代城市的形成：

這里尤其須要注意的是，城市，如文化人類學研究所發現的，不能僅僅外在地歸因于人類直接覓食藏身與工商貿易的聚合結果，而同時還是起源于祭祀地點的固定化、以及“精神世界”（innerness）保存寄托的需要。[4]城市特有的向心力，不只是由于它意味著財富、生存機遇與享受，而且更深刻地是因其所象征與代表的文明、文化的精神中心。奧古斯丁《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對羅馬所代表的世俗城市的否棄，可視為對城市精神靈魂的極端強調。但即使上帝之城“不屬這世界”（《新約·約翰福音》18：36），人類向上帝之城邁進之途，卻也不僅處于歷史性時間中，也得落腳在空間中。

因此，一個在世間又超世間的精神（文化）空間不僅成為追尋意義的世人個體減除孤獨與撫慰的需要，而且成為人類提升世俗生存走向至善世界的共同體基礎。這一精神空間實體曾經是教會。但大學誕生之前的10世紀，基督教會已嚴重地蛻化為最有權勢的世俗團體。對于基督教及其教會而言，政教合一使其代表精神世界并引領世俗社會的能力受到嚴重傷害；對于世俗社會而言，王權及新興資產主義工商業卻不只需要從一個世俗權勢化的政教合一信仰體壓迫中獲得掙脫解放（由此而指向后來的文藝復興世俗化），而且也需要一種新的有意義的精神信仰空間（由此而指向后來的新教改革）。

近代城市在工場制作與商貿市場將人群聚集之后已經形成，但城市及其開始現代化的社會，需要為自己尋找一種適合于近現代專業技術與商貿社會的新的精神信仰空間，它同時也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社會的靈魂。

3、修道院與經院哲學：

修道院始終是基督教信仰的純潔基地。如基佐（F.P.G.Guizot）所強調的，修道院即使在基督教會聲名狼藉的時代也在社會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在蠻族人的想象中，世俗教士、主教或一般的教士都是十分普通的人，因為他們常?？吹剿麄?、虐待他們、甚至搶劫他們?？墒且u擊一座修道院則是一件嚴重得多的事，那邊有那么多的圣徒集結在一處圣地上。在野蠻時代修道院是教會的避難所，正像教堂是俗人的避難所一樣。”[5]從5世紀到12世紀，一方面基督教會愈漸世俗中心化，另一方面自6世紀圣·本尼狄克特（Benedikt·vonAniane）建立其修道會開始，基督教信仰通過遠離世俗幸福的修道院生活磨煉，維護著自己的歷史使命。修道院成為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精神空間。

從6世紀開始，修道院開始辦學校，到了9世紀，修道院辦學已蔚然成風。修道院學校不僅招收院內學生（Oblati），而且招收俗界走讀生（externi）。就其直接目標而言，修道院辦學校是為著培養修士。但從基督教整體在中世紀的狀況來看，修道院作為維護基督教信仰的團體聚集，此種擴張性的辦學教育，正屬于基督教信仰在政教合一困境下的精神空間開拓或突圍。這一開拓與突圍后果深遠地使基督教信仰將重心移向教育。

修道院學校以古典人文學科的“七藝”為內容，由此而指向后來的文藝復興?！捌咚嚒保ㄌ貏e是辯證法）用于基督教神學，而發展起經院哲學。經院哲學使信仰與理性結合，神學的學術性獲得深化與精致化，由此而作為學術規范傳統與學術觀念態度風氣塑造了大學的靈魂。

經院哲學傳遞給后來大學的學術觀念，其中最為珍貴的一個核心乃是對學術的信仰態度。與現代基于個人立場的論爭不同，經院哲學特有的基督教信仰大前提，使之更鮮明地體現著學術傳統的一個基本態度：學術論辯不是個人之爭，而是互以對方的對立所構成的認識論差異為條件，在相互詰難中共同趨近真理的活動。因而，真理不是現代人辯論文化觀念所以為的勝者占有的對象，而是論辯雙方共同努力接近的信仰目標。真理在經院哲學中所享有的基督教信仰地位，使學術成為超出任何特定個人意志的信仰性對象。這就是后來大學中學術享有至高無上尊嚴的淵源。

4、行會與近代社會功能分化：

社會功能的分化及其在社會功能分化意義上相應的社會階層的分化，是現代性（modernity）基本特性之一。社會功能范疇因此屬于近現代，它表征著社會作為有機體系統的現代化方向。它在兩個基本點上不同于非現代社會：1）它基于社會有機體功能分化（分工），而非基于世襲與戰爭暴力所形成的權力財富多寡來確定社會階層。在此意義下的商人、工人、知識分子與官僚不同于前現代社會的奴隸與奴隸主。同時，這一著眼于社會系統正當分工的社會職能性階層也不同于現代社會基于經濟政治利益格局的階級（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后者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觀念。2）它是分化性而非未分化性的。古代的君主統治與中世紀的政教合一則是未分化性的。

注意到上述區分，我們就會對中世紀的行業公會（Universitas）有更多角度的認識。拉丁文Universitas指由一些有知識和技藝的人組成的傳授知識技藝的聯合體。行會的社團涵義后來由中古英語的gild和古斯堪的那維亞語的gildi混合成的英語guild(基爾特)主要來承擔。古代行會發展至中世紀Universitas，有這樣一些特性：1）其職業團體性質與近代開端的社會職能分化具有重要的吻合對應性；2）職業行會構成近代城市社會結構的基礎[6]；3）盡管組成行會的動機與直接的生存利益密切相關，但行會所凝聚強化的近代社會職業意識及其職業文化，卻超越了特定階層的利益格局。其中特別側重的是本行職業的傳授與教育。但這種教育卻超越了具體行業技術的傳授。對各行業普遍需要的知識（當時是法學）、人文學科基礎教育與神學信仰，使Universitas轉化為Universitates(大學)，這就是今日英語的University(大學)。“Universitates”最初稱為“Studiumgenerale”，意即“來自各方的人一起參與學習”，它表明一個超行會的社會公共教育機構的產生。這恰是前述近現代社會職能分化中的定位，由于Universitas的信仰團契本義（由unum“向一個東西”versito“定方向”兩詞合成），它特別滿足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現代社會對精神信仰空間的重建需要。

因此，大學一方面同漁販、商行等行會一樣是一種特定的行會團體：一群教育職業者的行會。這一大學行會由教師與學生共同組成，他們有著自己本行的條件要求與協作利益，例如游學四方的學生在各地大學可獲得的食宿與聽課權利，教師職銜待遇的保障協定等等。就這些利益內容而言，大學與漁販商業行會并無特別不同之處。

但是，大學這一職業行會的職業內容及其性質卻超越了包括大學師生在內的社會各個職業行會的特定利益格局與立場。大學承擔了文化貯存、文化傳播和交流，以及文化創造和發展的專門功能。其中，尤其是作為各行業經營活動的涵義（meaning）所具有的終極價值與意義（Significance），[7]它不能夠依據各行業直接的涵義（meanig）自身來確定，而相反地只有在起源于巫師巫術到文明時代的宗教與哲學中才獲得專題對待。[8]如前所述，中世紀政教合一使基督教教會淪陷于世俗涵義（meaning）中已無力研究意義（significance）境界，于是經由修道院中介，這一承擔社會終極價值意義（significance）保存與教化的功能便歷史性地傳遞給了大學。一個重要的演變是：教化與知識相結合而成為教育。

如同巫師身兼神使·與人類代言人雙重身份而不能擁有私人身份及利益一樣，[9]大學行業也具有了社會最高代表的特殊意義。所謂社會最高代表，在此并非指行政實體的首長，而是指大學行業人士更應超越自身特定利益立場、甚至超越特定階級、政黨與王國、民族利益，從更高的人類社會整體與終極價值意義角度思考行事。處于這一位置上的人，遠古時即巫師，至中古時仍是教士，但在近代社會開始的11世紀，它被一批大學人士所取代，這一社會職能的承擔者被稱作“知識分子”。[10]

Universitates及其知識分子因而在各行業公會中享有了特殊的地位。拉丁文“un-ns”從此指稱著卓越崇高者。

只有從上述深層精神結構與社會職能角度，我們才會更深刻地理解大學在中世紀社會中的特殊地位：

1）大學脫胎于基督教（修道院、教會）團體并長期作為宗教性教育與研究機構存在。大學除直接脫胎于修道院外，還來自接受捐贈基金的濟貧院，而“在以捐款為一種虔敬行為的時代，它賦予有關機構以一種宗教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它引導建立的不是像現代為師生們建立的世俗的寄宿宿舍，而實際上是建立僅僅和其他大學教堂(Collegiatechurch)不同的大學教堂，是建立兼顧祈禱的研修，而非兼顧研修的祈禱?！盵11]因此，初期的大學實際是適應即將來臨的人文世俗時代的修道院衍變體。牛津大學默登學院（MortonCollege）著名的默登法規作為此后歐洲大學基金會的經典文本，濃郁的修道院氣息宛然可見：“在這個稱為默登學者之家中，將永遠有一些學者潛心于學問，并且必須把全部學習時間用于學習人文學科、哲學、教會法或神學，直到照院長和同事們的意志轉而學習神學。但其中四、五個人將按照上級的規定允許學習教會法；如有方便，還可聽聽民法課?！盵12]

因而，大學“首先是個宗教組織。雖然它的成員很久以來就不全都屬于一個教團，雖然它的隊伍里純世俗教徒的數目越來越多，大學的成員仍全部被當作教士看待，接受教會的管轄，并且更要受羅馬教廷領導。它們是在宗教世俗化的運動中出現的，從屬于教會，盡管它試圖在組織上脫離教會?！盵13]大學創辦人即該城市的主教，校長由大教堂司法官兼任，教師即牧師，學生是教士或在一定程度上被定向為未來的教士。[14]更準確地講，大學是宗教世俗化運動中的一種遷移衍變體，它乃是世俗化時代的世俗大教堂或一種“知識教會”。

2）大學的國際性。盡管中世紀行會組織追求的一個方向是跨地域的普遍聯系與認同，但只有大學才真正達到了最為普遍的國際性聯系。大學教師的講授與大學學生的聽課是跨國界的。大學的國際性直接依托基督教世界的教會組織。但大學普遍性的一體關聯與高度認同，更深層依托的是基督教信仰亦即精神世界的普世性。這深刻標志著大學行會的精神共契性質。

3）大學高度自治的獨立性。大學高度自治的獨立性是大學引人注目的一個特性。大學的這種自治獨立地位，起初是依憑基督教會在中世紀的特殊地位而來。大學與市民、與各種行會、與王權的沖突摩擦，均以享有修道院式的種種豁免權而未受制裁。大學這種自治獨立性的更高發展，則是在與教會組織（包括修士會）的磨擦矛盾中逐步擺脫教會控制，而終于成為王權、教會與各種世俗勢力不得侵犯的神圣領土。質而言之，大學是世俗化時代一個神圣的獨立王國。大學這種自治獨立地位，不能僅僅外在地視為大學自身爭取的歷史性結果––––恰恰相反，透過大學與世俗社會各種沖突的解決方案，不難看出，大學這種自治獨立地位，毋寧說是整個社會出于對大學某種近乎一致的尊敬態度而照顧讓步的產物。教會、王室、世俗行會與市民，對大學潛意識地懷著某種新時代精神信仰的期待與信靠。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基督教創辦大學，不能僅僅看作一樁歷史事實，而同時是一個精神信仰演進的邏輯環節：在文藝復興與現代歷史行將來臨的前夕，基督教將精神信仰教化從宗教形態轉化為大學人文精神，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現代性(modernity)開端。大學從此不僅在基督教與政權分離的近代意義上，而且在獨立于政治、經濟與大眾媒體的現代意義上成為政教分離的現代文明的一個致動因。誕生于基督教世俗化的近現代開端的大學，不僅從基督教那里承接了至高無上的意義闡釋權利與教化資格，而且也從新興的世俗人文意義那里獲得了同樣的委托。巴黎大學重要的先驅活動人物阿伯拉爾(Abalard,Patrus)，作為修道院經院哲學家、教士兼文藝復興人物先驅形象的人文主義者，其復雜綜合的活動，正是大學的個人縮影。

如果我們接受韋伯關于現代信仰私人化與小圈子化的判斷，那我們便可以這樣說：大學就正是現代社會信仰域的“小圈子”，或者說，大學是世俗化時代的信仰團契。這一結論使我們再度回到了作為大學母體的修道院定位。由此是否可以引伸出一個更加駭世的結論——大學是知識分子的“教會”？

三

確如韋伯（M.Weber）著名的概括：現代社會已不再是神性信仰的時代，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oftheworld）化了。與此相應的是以科技與工商為代表的理性化。這樣便又返回到本文開始的話題：啟蒙運動以降，科技工商主義及其引發的現代化（外在的客觀世界）與現代性（內在的心性精神世界）危機，均在深層需要上要求重建規范與引導科技理性的終極信仰。這信仰在19世紀以迥然別異于文藝復興世俗化人文主義的新人文主義––––人文精神形態出現。它一方面同經過啟蒙理性批判洗禮的宗教精神聯系，一方面又以現性的人文科學與現代復興的古典人文學科為學術教育基地。這兩方面都與大學相關。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自此將中古大學的基督教神學信仰轉變為人文精神信仰。人文精神與人文教育成為現代大學引人注目的話語。這也就是“大學理念”的基本涵義。這人文精神所針對的不再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宗教神學，而是現代科技工商主義。宗教神學恰如同啟蒙理性大師康德第四批判（《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所象征定位的，它已轉化為現代性倫理價值本體的功能性資源。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大學與中古大學是一脈相承的。

這就是北京大學百年校慶(1998)時，哈佛大學校長尼爾·陸登庭(NeilL.Rudenstine)首先以人文學科教育在大學基礎理論研究與基礎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展開講題的時代背景。[15]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十位大學校長幾乎一致地在“21世紀的大學”主題下強調了人文精神與人文學科教育，這一“大學理念”與以財政為中心的現實問題論域形成了現代大學校長們的兩大問題共識。

只有從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與把握現代大學的功能與精神：

1、大學知識及其研修的特性：

1）大學所研修的知識，其主干并非實用的技術規則，而是技術的原理，即“知識的知識”。原理性知識為各類職業技術所倚憑遵循，但并非其認知與傳授的對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學將各行業技術所根據的原理作為知識研討并傳授為學術傳統。這是大學與職業學校、乃至專才學院根本區別之一。知識體系本身的重要性超過了所研究的特定對象及其應用價值。大學精神之理念在此體現為“為知識而知識”、即“愛智”。此即古希臘最高科學的“哲學”(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學領域中體現為區別于特定具體科學技術的科學精神?？茖W精神是科學及技術的原動力?？茖W精神構成大學精神之一。

2）大學知識超越實用技術的精神同時體現為對技術分工專業知識的綜合整合?！癿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學）之“metaphysics”漢譯名“形而上學”，表明此“學”乃道體（本體）之大學問；而“愛智”之“智”，亦并非僅指近代科學意義的規律認知，而是真善美統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學知識的整合性不僅指各科分支知識的系統化，而且更是指知識意志情感及相應各類學問與價值的有機統一。這種有機統一系于人格的全面發展與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學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正是這種有機整合性與完整人性的教化目標，使大學的系科與古典人文學科密切關聯。以培養優秀自由民為目標的古希臘羅馬的“七藝”與塑造士君子的中國先秦“六藝”，在現代大學人文精神背景下轉化為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重要資源。

大學人文精神的人文價值整合統一性是大學完整統一性的內在保證。大學文理工商諸專業相隔系科之所以聚于一校而不落于外在空間聚合，端賴此大學精神紐帶維系。大學精神因而是超專業的。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以隱含自豪的口氣道出自己的校名（“北大！”）時，已表明了他對于自己所在大學整體人文精神的歸屬認同，這一認同超越了他所在專業系科。

承載大學人文精神的不僅是大學的專業知識，而且有那代代相傳的學術傳統風氣（重實證或重思想、“兼容并包”的自由學術，等等）與社會個人觀念（如“五四”以來北大突出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使命感），還有大學社團活動、卓越教授的個人魅力、同學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園建筑與林木古藤……大學是一個活的生命體，而且是個性化的生命體（北大之別于天津大學、耶魯之別于麻省理工，宛如一批卓而特立的優秀人士）?！按髮W校園”成為上述因素的統一體。因而將大學簡化為知識傳授，就抽去了大學的人文精神而不復為大學。電腦時代的信息網絡教育或諸種遠程教育的“大學校”（Multiversity）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學，根本限定之一亦在于此。

2、大學知識分子涵義：

大學所培養的本源意義的知識分子，如別爾嘉耶夫（H.A.берgяeв）所強調，應是以人文關懷為理念的人文知識分子。[16]這一意義的知識分子特別應注意與技術專家角色區別開來。

1）就其系統的專業知識與深厚的超專業知識基礎而言，大學所培養的知識分子作為博學之士不等于專家，但又是專家與職業技師的母體源泉。這不僅指知識分子優秀的專業素質，而且指在專業技能與知識結構更新日趨加速的知識經濟時代，大學知識分子深廣的基礎知識亦即原理性知識結構更新專業技術的“遷移”（transfer）能力與自我教育能力。激光照排技術的問世可令印刷行業鉛字排版技術工人一夕失業，但擁有高等數學與電子學原理知識結構的知識分子卻可以很快掌握新技術、而且開拓更新技術。此即原理創生（“遷移”）知識與技術。

2）大學原理性思維培養了知識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但如前所述，原理性思維與追根究源的“本體論”思維習性乃植根于終極性信仰。因而，大學知識分子理性究問的深層氣質乃是對真善美終極價值的執著向往。這一境界也是大學教育最深層亦即最高的培養目標。領略此一境界的大學知識分子從而可能超越一已利益與各類特定利益的狹隘限定，而得以以區別于民族國家的“社會”最高最長遠的公共性視野思想行事。例如生態保護，這一超出了民族國家直接眼前利益的新人文立場，即是人文知識分子最先提出并艱苦推行才逐漸為各國政府所接受的。大學知識分子從而成為真正以天下為已任的大公無私者。大學則不僅作為科學原理創新的基地，也成為社會道義的策源地。

上述大學知識分子的特性，若用MichaelConfino關于現代知識分子的著名概括來表述，即：深切關懷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將公共利益視為自身之事；將政治、社會問題視為道德問題；有一種義務感,不顧一切代價地追求終極結論；深信現狀事物須作改變。[17]能夠如此立身行事者，即為知識分子：這當然不限于大學，但培養這樣的知識分子卻是大學的天職。

四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已指出：“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边@不僅指有形之規章制度禮儀以學校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盵18]現代民主法制社會的最終根據不僅是理性的，而且是價值意義（Significance）的，它們以教育機制為依托統一于大學。大學作為知識科學、理性與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為現代社會統一性的終極保證。因而，“大學教育乃是一個社會的心臟”。（耶魯大學“Giamatti座椅”銘言）

然而，現代化壓力卻一直在迫使大學片面地服務于市場經濟與全球化形勢下民族國家的競爭。從紐曼時代開始，大學人文精神即被視作一種需要守恃維護的理想信念（理念）。追溯大學的基督教起源背景及其信仰淵源，有助于獲得一種歷史視野，以使人們更深刻地領悟歷史賦予大學包容并超出經濟技術之上的信仰教化使命。一個成熟的社會與民族，應當理解那近乎精神隱修的大學人文精神支撐現代社會––––不只是科學技術、而且是終極價值––––的信仰意義。艾倫·布魯姆（AllonBloom）如此描寫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學：“組成芝加哥大學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它們指向一條路，這條路通向偉人會面的地方?！@是一個最沉溺于實際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達的敬意?！捎谶@些殿堂被賦予了先知與圣人的精神，因而有別于其他的處所。如果不計其精神的話，這些殿堂具有與普通房舍相同的許多功能，然而由于信仰之故，它們至今還是圣殿。一旦信仰消逝，先哲與圣人傳播的經典成為無稽之談時，即使房舍中活動不斷，圣殿也不再成其為殿堂了。它會因此而走向死亡，至多成為一種紀念碑，悠閑的游客將永遠不會領略它的內在生命。也許這個比較并非恰當，但是大學的講壇的確也受到一種類同的精神的熏陶，這就是已故的先哲的精神，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分享著這種體驗。先哲的精神幾乎可以包容一切人，然而只有人們尊敬并且認識到它的尊嚴之時，才可能如此?！盵19]

但愿21世紀的人們還能夠對那些葆存著中古神圣氣質的老樓舊屋懷恃敬仰與想象，大學從而還會是一種理念，社會從而還會有一處理想源泉。（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