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設計到市場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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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決定一切”—規劃設計市場現象思考

在我們這個時代，在我們這片熱土上，“建設之車”在高速奔馳。一方面，我們的規劃設計者在繁榮的市場經濟服務中已成為空間生產者，他們為不同的客戶規劃著“程式化”的藍圖。

另一方面，我國新生的規劃設計市場尚不成熟，許多客戶本身毫無經驗，企劃過程十分混亂。因而，對于規劃設計單位來說，這是一個絕對的“賣方”市場，如果有能力在相同的時間內做3個項目，為什么只做1個？因為幾乎所有的方案都有人買單。

這是經濟時代的產物，“需求決定一切”——這是一條經久不變的市場規律。

在規劃設計中，被用得最多的詞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生態化”，而規劃設計中最容易被忽視、也常常被忽視的內容就是“生活”—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的生活，往往被排除在外，許多規劃設計不顧最基本的場地要求，將任意“拼貼”“拷貝”的城市空間形態隨處“移植”。從本質上講，一種城市空間形態代表一種生活方式，它與其產生的歷史、人文、氣候、地理環境相適應、協調，城市空間模式的形成需要時間積累，逐步創造，有機形成，決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

與剛學習美術的入門者一樣，我國國內的規劃設計者是規劃設計市場的入門者，傳統的中國文化，在短時間內無法創造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規劃之路，“臨摹”成為惟一出路，這并非不可取，問題的關鍵是要看明白了再做。然而，事實上一些毫無實踐經驗的規劃設計專業的畢業生，一進入市場便能跟著做大型項目，還沒等他們完全明白過來，便已進入生產狀態，他們缺少一個經驗傳承與積累的過程。“缺乏判斷”，已成為許多青年規劃師的通病，因此，用“工具齊備、目標混亂”來形容當前的規劃設計市場，并不為過。

我國有13億人口，居世界第一，國土面積為960萬km2，名列世界第三位，2001年我國住宅竣工面積為12億8千萬m2，這大約是日本（1億100萬m2）的11.6倍。一位日本同行在北京尋找合作事務所時，發現主持事務所的大都是從國營大設計院出來，35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做著相當于區域規劃尺度的項目[1].旺盛的市場需求把許多年青人推向了規劃設計舞臺的前沿。

規劃設計者是市場中的產品供應者，市場的另一端是“客戶群”，即各級政府、房地產開發商。“形象工程”往往來自政府，“炒作工程”則來自開發商，由于這些“客戶”對基本的建設程序把握不當，在未進行理性、正規的立項可行性研究或經濟分析之前，就匆匆進入形態規劃設計階段，導致招標成果脫離實際，缺乏可操作性，造成時間和資源的浪費[2].

在上述情況下，某些大型規劃設計項目的邀標，選擇了在策劃和規劃上并非其所長的境內、外規劃建筑事務所，使其憑著設計師個人的想象、設計觀點和手法，在極短的時間內，僅靠走馬觀花的調研、有限的感性材料及數據，便做出了一個個“大手筆”的規劃，其實際效果和長遠效益顯然是不可靠的。

面對旺盛的市場需求，業內人士應該怎么做？

2、競爭與合作—規劃設計市場中的業內人士

我國國內規劃設計市場主要有3類設計單位：國內規劃設計院、境外公司、民營設計事務所或咨詢公司。目前，雖然境外公司拿走了許多國際性的項目，但規劃設計市場仍主要由本土的公司主導。另外，新興的民營建筑事務所發展速度很快，其潛力不可小看。

在國有規劃設計院改制過程中，有兩種不同的趨勢。

一部分設計院在改制的同時，采用了兼并重組的模式，使自己的客戶群迅速增強—伴隨市場的擴張，產值大幅度增加，這其中行業調整的產值大于行業重組的產值。2001年3月，同濟規劃建筑設計院與上海同濟規劃建筑設計院總院合并成立新的同濟規劃建筑設計研究院，通過股份轉換，同濟大學成為設計院的主要持股人，其產值從1998年的0.45億元發展到2003年的4.5億元。同樣，華東、上海兩院攜手組建了上海建筑設計集團有限公司，之后陸續兼并了其它設計院，2003年，它的產值超過了5億元[3].

在民營設計公司里，有國內知名專家，“海歸派”開辦的設計事務所，也有在國內經濟轉型和市場轉軌時期萌生的，掛靠在大中設計院旗下的中小型設計公司，這類公司良莠并存，設計水平參差不齊，與大設計院相比，民營公司機制活，包袱輕，在市場中如魚得水。一般來說，直接從事單一的規劃設計業務的民營公司比較少，大部分公司以建筑設計與城市設計為主，規劃業務處于次要地位，這與我國規劃編制的審批程序與資質要求相關，許多民營公司即便有實力進行規劃編制，但也需要與國有的規劃設計院合作，才能具有規劃資質。

在沖擊規劃設計市場的公司中，有不少是“海外兵團”，這些境外公司在開拓國內市場時，一般先雇傭具有海外學習與工作經歷的華人，然后進入中國地區成立辦事處，公司在中國以國際公司的品牌來運作項目；也有一些公司由外國建筑師和規劃師直接介入，不找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本土化傾向，他們希望住在中國，生活在中國，做中國的規劃設計業務，但這是極少的現象。

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已達到70％以上，因此，城市建設項目的規模一般與中國國內相差甚遠。國外的城市規劃師一般成立咨詢機構，而非事務所，由于建筑師事務所有時也涉獵城市設計等項目，因此，進入內地的許多國外設計機構本身所從事的業務背景往往是建筑設計而非城市規劃。

目前，國內規劃設計項目的運作，常常出現幾個單位合作的情況，比如，某城市規劃院與境外公司合作，這種合作方式一方面可以利用境外公司的國際背景與設計經驗、國際取費標準，另一方面可依靠國內規劃院的管理與資質，在市場上取得雙贏的結果。

更多情況下，國內、國外設計單位之間處于一種明顯的競爭關系，許多大型的規劃設計投標都由國外公司與國內設計院、民營公司一同競爭，在同樣的業務能力水平下，管理能力與市場開拓能力（即如何利用公司現有的資源，使業務管理流程以最高效的形式出現，并不斷開拓新的社會資源的能力）成為規劃設計市場競爭的主要因素，境外公司常常利用國內設計公司與規劃院的資質，以及國內人力資本的優勢，創造出更多的利潤回報；而國內規劃設計單位則利用固有的社會關系、資質與業務渠道，在與境外公司的合作與競爭中學習對方的管理經驗與文化，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自主的核心競爭力。國內規劃設計市場不乏優秀的人力資源，這些資源是競爭力的集聚點，但卻往往易被資本雄厚、管理經驗豐富的境外公司吸引，開展業務需要人力，因此，失去優秀的設計人才就意味著失去市場。

我國許多城市規劃設計院在“改制”中，由于沒有充分考慮第一線規劃工作者的境遇，從而使大量的人才流失。這種制度變遷，意味著私營公司與境外公司的市場份額愈來愈大。

3、文化缺失是一種遺憾—市場運作需要文化支持

文化的本質是人性，這也體現了城市規劃最根本的目標—“以人為本”，而隨著規劃設計市場化的開始，許多打著“以人為本”旗號的規劃正在破壞著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人們常常在文章中讀到國際化與地域化的爭論，這種爭論是膚淺的，其深層次的內涵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的沖突。

從生活上對人的關懷是最溫柔的舉動，而在中國利益驅動下的規劃設計市場，還無法達到這個深度，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而這種缺憾將影響許多人的一生，因為他們必須面對別人為他們規劃的生活場景，在喧囂的都市里，人們在心底無聲地吶喊：“還我們一片廣闊的天空，還我們一個安靜的生活，給我們一個清潔而健康的世界！”

文化是文明過程的結晶，當前規劃設計市場所實踐的每一步都將影響城市未來的文化形態。市場最基本的規律是“供需關系決定市場價格”，這條規律無關乎社會關懷與道德倫理，而城市規劃最本真的價值指向卻是一種對市民大眾生活、工作、出行的真切關懷，因此，可以說，城市規劃的市場競爭應該體現在這個價值基礎上，而不是供求關系。目前，規劃設計市場也已認識到如果以設計取費作為衡量準則，會導致價值取向的偏離。

城市規劃文化在市場運作下已逐步體現出時代要求，許多業內人士已經認識到城市規劃不僅僅是形態規劃，更應關注、研究城市發展的核心與動力，即城市政治、經濟與社會內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增加行業收入固然是好事，但更應體現城市規劃的基本價值取向，城市規劃對于社會經濟發展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規劃師作為實踐層面的操作者，應時刻不忘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否則，隨著業務量與收入的增長，城市規劃的文化價值卻被淡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甚至是缺憾。因為形態與平面構圖無法解決城市發展所帶來的人口、交通、就業等實際問題，城市規劃綜合考慮城市發展，已是勢在必行的行業變革，這是市場化運作下城市規劃必須面對的課題。

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也許人們還未意識到，規劃方案的每一根線條，每一塊顏色，都可能與私有財產有關系。過去我們要求每一位市民“舍小家為大家”，人們習慣了忽視個體利益，按照政府意愿調整利益關系，如今面對這一矛盾，人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技術儲備[4].

4、大家都有“殺手锏”—規劃設計市場的管理工具

規劃設計市場的運作需要最基本的供需關系：城市政府是最大的委托者，其次是利益集團（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與集體），而受委托者一般是規劃設計單位或個人。介入市場最深的是利益集團，它們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運作者。政府往往著重于全面平衡各方利益，推動社會、經濟平衡與良性發展。因此在總體規劃的層面下，政府還會制定一系列的法規條例來約束利益集團的市場運作，規范土地運營的市場行為。

在我國規劃設計市場的運作過程中，政府既是外部環境的營造者，又是最大的委托人，政府最大的管理工具是法規與政策，這是推動或制約規劃設計市場的先決條件。隨著政府向服務功能轉型，其委托人的角色也將逐漸淡化，這是一種時代的進步，可以防止權力集中所導致的腐敗行為。

在市場化過程中，利益集團的管理工具—價格杠桿是最基本的經濟手段。正是這個來自客戶端的“價格杠桿”，促使規劃設計單位努力從“品牌”“服務”“經驗”等方面提高自己的身價，因為這些是衡量規劃設計單位身價的砝碼。

當前，我們制定的收費標準仍是一個底線，無法指導市場運營的實際取費。在實際運營中，隨著城市規劃收費標準日趨多元化，許多有品牌的規劃設計單位憑借實力可以拿到超過國家標準幾倍的規劃設計費用，而許多私營的規劃設計公司卻很難收取到國家規定標準的設計費。市場的游戲規則是“適者生存”，畢竟市場運作不同于規劃設計業務本身，利益集團更看重的是品牌、實力與業績，這是定價的出發點，如果你是規劃設計市場的新秀，那么就必須經受市場的考驗。

規劃設計單位在市場中并非沒有主動權，成功的規劃設計公司往往有3個秘訣：第一是和諧的內部環境；第二是有效的市場策略；第三是優秀的規劃設計人才。三者缺一不可。許多設計公司具備了第一條與第三條，但往往缺少第二條，因為規劃設計單位的市場策略制定者、實施者往往是業務人員，在市場經驗與運作能力上的欠缺，使公司的市場競爭能力大打折扣，這也是“新秀”公司難以成長的內部因素之一。

規劃設計單位的市場管理工具是行業規范，設計人員對行業規范的熟悉程度是公司介入市場的一個先決條件，經驗是規劃設計單位的寶貴財富。公務員之家

對規劃師個人而言，市場準入制度是取得“注冊規劃師”資格，另外，行業協會的“規劃師職責”也是制約規劃師個人行為的標準。美國持證規劃師學會的《道德與職業操守守則》規定了規劃師的四大職責：第一是規劃師對公眾的職責，向公眾利益負責是規劃師的首要職責；第二是規劃師對客戶、雇主的職責；第三是規劃師對行業和同行的職責；第四是規劃師的自我職責，規劃師必須努力提高職業素質、工作效率及知識水平。

因此，可以說行業協會或學會對規劃設計市場的規范作用是巨大的，其主要作用是將城市規劃行業的基本價值定位在公眾利益的基礎上，使規劃師的個人行為在受到市場價格杠桿的侵擾下，依然保持該行業的獨立與尊嚴制度。

5、建立的學術探討—“破”與“立”的辯證關系

經常聽到新上任的市長抱怨：城市規劃落后了。細細琢磨這種批評可能有兩種含義：一是覺得城市規劃行業過于保守，大家都忙著擴規模，上臺階，你卻經常“潑冷水”，一會兒強調珍惜土地資源，一會兒呼吁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二是說城市規劃的理論、觀念和方法落后了，至今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下，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4].

其實，市場管理涉及更多的是操作層面的內容，可以拿來進行學術探討的主要是制度建設方面的內容。我國規劃設計市場的培育與國家政府行政職能的轉換有直接的關系，如前文所述，只有政府從市場中脫離，更多地站在市場外部環境建設、服務與監督職能上來引導市場，規劃設計市場的組織才能更趨多元化。

我國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指出，“我國現行管理體制的缺陷，主要表現在3個缺位上：一是省和地市（州）兩級政府對下級城鄉規劃的指導、協調、監督的職能缺位；二是在城鄉規劃的實施過程中有效的事前、事中的監督職能缺位；三是對‘長官意識’‘亂指揮’制約的缺位”[5].

另有規劃專家指出，長期以來，“漫長的審批和核定周期，使許多城市長時間處在合法的總體規劃不好用，實施的總體規劃不合法的尷尬境地”[6]，這說明，當前規劃設計市場的外部環境仍有待于改革與轉型，低效率的管理制度已經成為制約規劃設計市場高效運作的一個“瓶頸”。

浙江省建設廳城市規劃處姚昭暉副處長指出了我國當前的城市規劃面臨的五大矛盾與八大問題。這五大矛盾是：①城市規劃的戰略性與政府任期政績顯化性之間的矛盾；②城市的擴張性和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之間的矛盾；③城市規劃利益的整體性與開發商利益的局部性之間的矛盾；④城市規劃過程的封閉性與規劃工作的社會性之間的矛盾；⑤城市現代化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之間的矛盾[7].這些矛盾集中體現了目前社會制度轉型期間的城市規劃現狀，也是當前規劃設計市場外部環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另外，八大問題中有4個問題與市場管理有關，如第5點“管理職能被肢解”具體表現為規劃職能被分割，規劃空間被分割，專業規劃各自為政的現象，這與政府監督職能的地位有直接關系；第6點“管理依據模糊”導致規劃決策與實施管理機構權力重疊，造成管理上隨意性很大；第7點“違法處罰”只有象征意義，很難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第8點“社會監督缺位”—由于規劃管理工作是封閉運行的，公眾不了解規劃的內容，也沒有途徑進行監督，雖然規劃的民主化一直在被倡導，但是土地權屬關系一直很模糊，這是導致公眾無法介入規劃監督的直接原因。在市場機制下，只有當具有明確歸屬的利益受到侵害時，才有可能引起糾紛。如果利益對象的責任不明確，公眾利益就很難得到應有的保障，所謂“公地的悲哀”，皆出于斯。

我國的工程建設管理在市場運作中有監理制度，而在規劃設計市場中還缺少這個環節。許多設計款的給付，項目各階段的責任關系，都需要一個中立與公正的第三方。只有建立起規劃監督制度，在委托和被委托方之間才有協調者，才能在市場環境中既維護甲方的利益，又不損害乙方的利益。

由于我國規劃市場日益走向開放與多元，因此，建立一個健全而有效的體制已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但它必須依靠政府、企業、規劃人員、行業協會、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才能建造一個公平、高效、健康的市場環境，從而使人們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在規劃指導下日趨完善，使城市生活更加富有人情味，更加自由而豐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