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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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主要對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進行梳理與總結，并對國內外相關學者的理論觀點展開述評，以期能夠為該領域廣泛深入地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與借鑒。

關鍵詞：財務績效；社會責任；文獻綜述

20世紀初，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缺失案例屢屢出現，各種媒體頻繁報道，社會各界也逐漸意識到企業在保障自身發展的同時，也需要勇于承擔社會責任。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踐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節能減排，創造就業機會，嚴把產品質量關，扎緊安全關。尤其是在肺炎疫情期間廣大企業家們積極捐獻物資，提供防疫物品，充滿責任感和使命感。本研究在綜述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研究基礎上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鑒意義。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企業社會責任較早的概念是由OliverSheldon在1924年提出，其在《管理的哲學中》寫道，企業不應該只關注經濟利益，也應該滿足公司外各類人群的需要，企業的經營也應該對其他的個體、環境和造成的社會影響負責，但是并沒有受到當時人們的重視。而Bowen（1953）出版的《商人的社會責任》中首次對社會責任做出了學術定義、他認為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應該將社會責任納入到考慮范疇之中，在做出決策的同時也有相應的義務產生。1979年，Carroll在《公司績效的三維概念模型》中對社會責任進行了四維度的區分，分別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資源責任。將這四個責任做成金字塔模型，一步一步解析了企業需到承擔的責任。Friedam在1962年只把經濟責任當作社會責任，Carroll拓寬了社會責任研究的思路。20世紀90年代后，社會責任逐漸和利益相關者結合，學者們開始從利益相關者的視角來定義社會責任，認為企業不僅僅要考慮股東，還要考慮內外部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是社會責任的研究者開始著眼于研究具體的對象，包括消費者、大眾、債權人債務人、政府以及對環境的責任，社會責任的研究也逐漸走向微觀層面。1991年，Carroll在提出社會責任四維度區分后，又提出了綜合性的社會責任，他認為社會責任是社會對企業寄托的期望，包括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Turker（2009）認為社會責任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超過了其經濟利益。Aguinis和Glavas（2013）認為社會責任應該將考慮三重底線，分別為經濟績效、環境績效以及社會績效。而在中國，學者們也開始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社會責任。賈生華、鄭海東（2007）從協同視角看待社會責任問題，認為企業政府和社會應該共同互動，缺一不可。楊漢明等（2011）基于可持續增長視角，認為只關注自己的經濟利益而不關注社會利益的企業是不能夠長期存在的，社會責任是企業業績可持續增長的基礎。郝云宏（2012）從合法性視角突出制度理性，認為這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邏輯起點。

二、社會責任的維度

一些學者依據組織行為學，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兩大類：內部社會責任和外部社會責任。內部社會責任主要是指內部利益相關者，主要對象為員工；外部社會責任主要是指外部利益相關者，例如環境責任、慈善公益等。國內學者王金順、尤力（1990）在國內較早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企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將社會責任劃分為內部與外部責任。鄭海東（2007）構建了社會責任三維模型，將企業社會責任劃為三個方面，主要包括內部人的責任、對外商業合作方的責任以及對公眾的責任。對內部社會責任的對象又細分為股東、管理者和員工；對外部商業合作方的責任對象主要是債權人、供應商、分銷商和消費者；對公眾責任的對象則是政府、環境以及社區。陳莞（2017）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并且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維度進行了創新，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劃分為三個層面：貨幣層、人力層和社會層。貨幣層面的企業責任主要是指對股東和債權人責任；人力層社會責任的對象為內部員工；社會層的社會責任對象主要是指政府、合作方以及顧客。張雯（2012）將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四部分：市場責任、用工責任、環境責任、公益責任。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并沒有統一的結論，呈現出多元化的結果。周虹在其文章中列示了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學者兩者關系的14篇綜述文章，對國際期刊上的主流經濟管理類雜志上發表的300多篇文獻進行綜述整理。雖然得出的結論較為多元，但是從總體來看，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為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存在正相關的關系，相關結論的文獻也遠遠超出其他類型的文獻。（一）正相關關系。認為兩者成正向關系的學者認為雖然傳統企業技術研發、人才引進、產品質量等方法能夠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但是由于周期、環境的影響，它們對企業提升的空間也越來越有限，而承擔社會責任，順應大眾輿論走向也成為企業快速增加其附加值的解決方案，能給企業找到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學者們大多從社會交換理論，信號傳遞理論以及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角度出發。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的原則就是互相幫助，也就是一個利益互換的過程。企業的社會責任實際上是自己利益的一種付出，企業希望這種利益付出能帶來對自己有利的資源，進而可以促進企業發展，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具體表現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付出看作是一種無形資產的投資，而這種無形投資可以為新產品的推廣做好鋪墊，幫助企業樹立品牌形象，降低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程度，而在當企業出現危機時，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也更能增加消費者對企業的寬容度。信號傳遞理論認為，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公司會向外部傳達內部信息，降低外部利益相關者獲取信息的成本，并可以快速地找到目標信息。而社會責任就是公司用于傳遞信號的工具，它可以給外部以積極的信息，履行社會責任會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盈利的判斷，當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得好時，市場會給予企業很高的評價，有助于企業獲取資金。獲得更多的政策扶植和產業政策，并且可以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進入企業，有利于企業長遠發展。利益相關者認為，企業的利益不僅僅是股東的利益，也包括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企業不能片面的追求股東財富最大化，因為企業的資本不僅僅包括股東投入的權益資本和債務人投入的債務資本，還有政府提供的制度環境資本、供應商的市場資本、員工的人力資本等。企業不應該持有“股東至上”的邏輯，應該與各個利益相關者保持平衡。如果打破這種平衡，利益這會做出反擊，這也會給企業帶了很多的風險：人才外流、資金斷鏈、消費者抵制等問題。而在實證方面的研究也頗為豐富.喬海曙（2009）提出以股東、員工、消費者、政府為金融企業建立社會責任體系，運用層次分析和極值標準化計算比重對我國14家銀行進行面板分析，得出金融企業對財務績效正向作用的結論。胡亞敏、陳寶峰（2013）研究了農業企業的數據，根據計量模型分析的結果來看，農業企業在履行好社會責任后會對農業企業的財務績效有一個正向作用，并且最終會實實在在轉化為企業的競爭力。而在此之后，學者們在國際化背景的上市公司、上市園林公司、新聞出版業等行業進行研究，都證明了社會責任的履行與企業財務績效的正相關關系。（二）負相關關系。而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表示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負相關關系。主要的理論支持為委托理論和股東價值最大化。委托理論的觀點認為，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出現了分工的細化、能力的專業化，權力的擁有者并沒有足夠的能力精力來應付公司的各項事務，需要聘用專業的經理人來委托他們來行使權力。股東價值最大化是在考慮資本成本的情況下，使公司所有者的收益達到最大。企業的管理層行使的是股東委托給他的權利，而不是全社會給他的權利，而股東的目的是為了賺取利潤，股東的利益永遠是第一位，要優于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履行社會責任被“股東至上”主義者認為是管理層忽視了企業的主要目標，將企業的目標多元化，使企業的精力與財富放在了不相干的地方，最后可能導致企業在運用上的風險，而如果社會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那么政府應該出面對企業進行相應的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一次研討會上發言認為大部分企業價值是將社會責任掛在嘴邊，他歸結為利潤是一種社會責任，并且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追求利潤。在實證方面，Vance（1975）在通過對比分析后發現，履行社會責任更多的企業表現明顯要低于另一組。Freeman（2010）研究表示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和得到的回報并不成比例，消費者不愿意支付更多的價格購買這些公司的產品。賴徐楠等研究信息技術上市公司得出社會責任變量對當期財務績效影響大多為負數。張濤等（2011）研究山東省國有企業得出兩者相關關系不明顯，并且社會責任的個別指標與財務績效呈現負相關關系。（三）非線性關系。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并非簡單的為正相關或負相關關系，而是呈現出一種非線性的相關關系。而之所以出現非線性相關關系的原因是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有不同的屬性，當企業承擔與利益相關者有關的社會責任時，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會呈現正相關關系，而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超出一定的限度承擔了與利益相關者關系不大的社會責任時，企業可能會因為付出過多的成本而導致一種非線性的相關關系。馮鋒、竇鑫豐利用上市公司的面板數據回歸后，都發現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呈現倒U型關系。呂爽在基于面板門限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中，也得出結論：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非線性關系。

四、小結

目前來看，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研究結論并不統一，但大多數的研究還是認為履行社會責任可以對企業的財務績效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是，主要還是在對企業客觀表現的研究，對企業經營內部的“黑箱”問題研究缺乏討論。

作者：孫玉忠 張洮溪 單位：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