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論文范文10篇

本文以近五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期刊、會議論文為取材范圍，尤其以臺灣本地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學位論文的介紹則視行文需要，斟酌敘述。部份論文雖然常被歸入社會史范疇，但由于其論述涉及經濟層面，筆者仍然酌加簡介。應該說明的是，五年來的研究論著極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諸篇，皆經篩選排入。筆者也盡量持平介紹各篇論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評議，則留待專家為之。

在臺灣，研究中國經濟史或本地經濟史的學術單位以臺灣"中央研究院"最為主要，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研究院內社會科學類科的單位，如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學者參與研究。其次是教學機構，尤以設有歷史系所的大學院校為主。此外，縣級以下地方政府、民間的基金會、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組成的小型研究團體，也有一定的貢獻。不過，這類單位或團體，比較著重臺灣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較多，與商人、商業活動、國際貿易有關的主題較受青睞。不過，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學術單位和教學機構皆然。（注：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22（1994.6）：413-446。）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以往在經濟學門不受重視的經濟史，似漸引起經濟學家的關心，紛紛把他們的研究視點擴及日治時期乃至清末的臺灣經濟史。新的研究課題，諸如農工業及整體經濟成長形態、租佃制度等，不斷發掘出來，可以補充舊有研究在課題范疇上的貧乏。（注：葉淑貞：《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994.6）：127-167。）歷史學家擅長觀察長時間因素的變化和綜合性詮釋，經濟學家擅長于經濟學理論的實證和計量方法的使用。近年來這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透過合作計劃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過程亦從戰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時期。

此外，大型且跨學科的合作計劃不斷的推陳出新，蔚為近年來的研究時流，這主要是以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為主，而且多聚焦于臺灣經濟史。除此，更將空間視野擴大，關注祖國大陸、亞洲諸國，也注意臺灣與四鄰的多層面關系。

以下將先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再介紹這一、二年正在進行或近期將展開的專題研究計劃、學術研討會內容，以及目前含納人員最多且跨單位最廣的經濟史討論團體。

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回顧

摘要：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胡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中國近代史作為戰斗武器，“以史論政”；同時用唯物史觀觀察近代中國，提出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若干重大問題的認識。1949年以后，他推重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結合，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和著作的實踐中，提出了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規范的一系列重大認識，在推動創建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以史論政”到科學的學科體系的創建，胡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是一個歷史過程。

關鍵詞：胡繩中國近代史唯物史觀學科體系革命性與科學性

1936年5月10日，胡繩發表《<中國近代史>評介》一文時，年僅18歲。一年前，他從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肄業，回到上海刻苦自學。他已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初步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上海從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為《讀書生活》等刊物撰稿，參加《新學識》的編輯工作，已然在思想界嶄露頭角。在這篇文章中，他嘗試以唯物史觀為準繩，來評價最早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著——李鼎聲所著《中國近代史》。他指出，“這本書的作者是很正確地把握到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本質的，而且在他這本書中間是負起了應負的任務的”。在他看來，李著《中國近代史》相對于其他史學著作的優越之處在于：第一，處處顧到中國歷史的世界背景；第二，對于中國近代史中間許多常被誤解或歪曲的重要事變都有很有力的說明。同時，他也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本書的缺點：內容過于簡略，尤其對于“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經濟上的變化”解說得還欠周到；他認為，在解釋歷史事實時，不可“忘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而且，“國際資本、中國民族資本、封建勢力這幾方面微妙的復雜的關系，是不能只用幾句概念式的話就算表過的”。①重視社會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重視社會階級勢力消長的分析，這些都體現了青年胡繩已然接受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內核。

1937年5月5日，抗戰爆發前夕，胡繩發表《“五四”運動論》。他既充分肯定激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又明確指出，五四時代思想的最大弱點是“只有熱情的口號，只有雜亂的思想介紹，而沒有對于宇宙、社會、人生全面的、一貫的、深刻的理解作理論基礎”。正因為這些弱點始終不曾被克服，“于是在客觀的形勢稍一變動的時候，有些起初以英勇姿態而出現的戰士便一敗涂地向后退了，而且退得那樣地迅速，那樣地毫不遲疑”。對群眾的發動極為有限，“它只喚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覺，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壓迫下掙扎生存的人遺忘了”。胡繩指出，必須“要給民主與科學建立起與歷史的發展過程配合，與當前的救亡運動的實踐配合的堅實的理論基礎”，②這個基礎就是唯物論與辯證法。唯其如此，才能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力。撰寫此文時，國共聯合抗日局面已初步形成，全國上下一心，統一于抗日救亡的旗幟之下，中共和一些有識之士呼吁國民黨實行民主，發動人民群眾的力量，實行全面抗戰。胡繩通過論述，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他指出，救亡無疑需要民主和科學，但更為重要的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的指導地位，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抗日戰爭爆發后，胡繩轉至武漢，于193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此后，他在武漢、襄樊、重慶等地參與黨的文化領導機構和統一戰線工作。由于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求解放的宏偉革命實踐，他對的偉大歷史意義看得更清楚了。解放戰爭勝利前夕，胡繩在1949年5月4日《進步青年》創刊號發表《的歷史意義》。文章指出，五四以前，農民大眾的“血雖然向外國侵略者表明了中國人民是不可輕侮的，但是他們究竟并不能對民族的新生有多少積極的貢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熱情“往往只表現為脫離廣大群眾的個人主義的搏斗。他們朦朧地想望著資本主義的中國，實際上卻隨時準備著與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的妥協”。五四后，“由于中國工人階級之作為獨立的、領導的政治力量的出現”，由于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出現，中國人民的革命有了確定不移的目標，中國革命呈現了煥然一新的面貌，“百年間中國人民所抗議和反對的舊中國就不能不一天天走向死亡，合于最大多數的人民大眾意愿的新中國也就一定能涌現到地平線上來”。③文章的結論：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水嶺。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他這樣評價：十月革命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巴黎和會外交的失敗，終于引發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的團結和行動的力量，的確是一個相當重的砝碼”。“從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具有徹底地反帝國主義性質的人民愛國運動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展開了。”中國革命成為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斗爭就不能不展開新的面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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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用唯物史觀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面臨淪為殖民地的危險，適應民族抗戰到來的形勢，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熱點。感應現實和社會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礎上，中國近代史作為學科體系的研究開始興起。兩種話語也在這一時期得以確立。羅家倫1931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羅家倫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提倡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標志，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納入主流史學范疇的呼吁，作者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意義和方法的論述，奠定了此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體系”。此時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羅的呼吁下和現實政治的推動下，產生了兩種研究思路：一種以蔣廷黻、陳恭祿為代表運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化”話語；一種是以李鼎聲為代表，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革命”話語

對于2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出現的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形成的中國近代史話語，歐陽軍喜在《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一文從四個方面做了深入的闡述：關于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與歷史主題；關于中國近代事與人物的不同解說；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與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兩種話語的思想淵源。歐陽先生的結論是“歷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現實政治之中，或者被社會政治介入。如果我們離開3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離開當時國、共兩黨關于中國道路的爭論，離開當時的國際社會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兩種中國近代史，無法理解為什么同一段歷史卻有如此不同的兩種認識。”筆者認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當深入的，其結論也非常平允。遺憾的是作者對當時服務主流意識形態中國近代史的力作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外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構建的近代化話語少有論及，僅在兩種話語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筆者認為與當時蔣著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后來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不相稱，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確立的近代化話語必須對蔣著進行詳盡的分析。蔣著所構建的近代化標準，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劇轉型的現實；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近代化問題的討論；反映現實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將眼光轉向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通過分析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為當時中國歷史提供借鑒，表現了作者尋求救亡之道的責任感。“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成為了這一時期影響很大的代表作。蔣著《中國近代史》圍繞著中華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一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這一主題”。“這部僅5萬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為經，以事件史為緯，以點帶面，一線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響，根本就是這一構架所體現的史學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這一政治需要”。

[論文關鍵詞]近代史；話語；革命；近代化

[論文摘要]縱觀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與“近代化”兩種話語模式中展開。各個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語境和精神氣候規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話語權。本文試圖通過對20世紀中國近代史話語的變遷過程的回顧和述論來解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會功能。

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用唯物史觀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范式[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正文】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正文】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城市化是現代化過程中最富生氣和活力的形態之一，產業革命以來城市化浪潮靡滿全球的社會現實已充分證明其本身的普遍性。與此同時，在人文社會科學界，至少有社會學、人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對此給予熱情的關注。紛繁復雜的城市化理論，林林總總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顯得模糊不清，甚或無所適從。大體而言，社會學家從人類行為方式的角度考察，認為城市化是人們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轉化的過程；人口學家強調城市化是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地理學家視城市化為一種地理景觀，認為城市化是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經濟學家側重于產業結構的變化，認為城市化是人們從農業向非農業部門轉變的過程；歷史學家則認為，城市化是一個變傳統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的歷史過程。

應當說，從不同學科的基本特征出發，給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內涵，是學術史上的正常現象。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學者們給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種“較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數學科所接受，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即為城市化，因為，社會是一個以共同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人口集團，城市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單元，必定集中一定數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來源必然來自農村。較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埃爾德里奇(H.T.Eidridge)認為：人口集中的過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義。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斷發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隨即停止。（注：參見于洪俊、寧越敏：《城市地理概論》，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大英百科全書》的定義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詞，是指人口向城鎮或城市地帶集中的過程。這個集中化的過程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城鎮數目的增多，二是各個城市內人口規模不斷擴充。（注：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選編：《國外城市科學文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頁。）

由此可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城市史研究在國內外的普遍展開，人口流動與中國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經取得相應的成就，對此進行學術史意義上的檢討，或許會對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一檢討中外學者關于中國近代人口流動與城市化的研究歷程，以本世紀70年代為分界，我將此分為兩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