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史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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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對《大公報》研究的梳理與分析，提煉出中國新聞史研究中的三種“范式”，即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并探討了三種范式的緣起背景、發展過程和總體取向。

[關鍵詞]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民族-國家范式新聞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報》作為“中國新聞史上壽命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隆的一家報紙”（方漢奇語），不僅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現代史”（季羨林語），也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大公報》的研究可謂層出不窮，爭議紛紛。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代表性評價舉例，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與變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1]《大公報》銷數最高到5萬份，這在當時北方各報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報紙銷數不過幾千，上萬的就不多。[2]

40年代，重慶《新華日報》對“小罵大幫忙”做了如下解釋：“在若干次要的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立場。”[3]1948年南京《中央日報》稱王蕓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4]

50年代，《大公報》“是一張反動的報紙”，“用‘小罵大幫忙’的手法來掩飾它為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服務的實質。”[5]

80年代，“用‘亦捧亦罵’來描述《大公報》與行政當局的關系，比‘小罵大幫忙’一語更為準確”。[6]

90年代，《為“小罵大幫忙”辯》一文指出：“對《大公報》這樣一份民間報紙，不能以它到底和某個黨派在言論上產生了怎樣的吻合與不吻合而定其優劣、是非與功過。”[7]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公報》對‘小罵大幫忙’，在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尤其是在國共兩黨斗爭的問題上竭力為及其反動政權鼓吹”。[8]

21世紀初，“歷史證明《大公報》是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它“堅持中國工業化的發展方向，與時代共進”。[9]

《大公報》引起的當事人及后來者的眾多評說，說明該報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眾說紛紜的背后，不僅是一幅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全景圖，而且是一紙百年中國社會思潮的演進表。那么，貫穿這些演變的線索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說，其中有哪些基本的研究范式？按照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說法，所謂“范式”(paradigm)，就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它們往往構成不同理論，模式間發生爭議時的共同前提和出發點。[10]通過對《大公報》研究軌跡及其變遷的分析，可以看出體現于其中的三種主導性范式，一是“革命”范式，二是“現代化”范式，三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范式。

革命范式——通行的新聞史敘事

革命范式是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為主要視角，來建構自己的理論框架。按照這一理論框架，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乃是構成近代社會歷史的兩大基本矛盾。因此，爭取民族獨立以反對帝國主義，爭取社會進步以反對封建主義，乃是近代社會發展的主要趨勢，并以此作為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和參照系。[11]

在革命范式基本定型的50年代，范文瀾就指出：“歷史的骨干是階級斗爭，現代革命史就是現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現代史階段的劃分基本上與革命史是一致的（單純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可以按照自身的發展過程劃分階段）。”[12]胡繩也認為：“把人民的革命斗爭看作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就能比較容易看清楚中國近代史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現象。”[13]革命范式是由“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兩大基本矛盾決定，具體體現為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提出的“兩個過程論”。這樣一來，由“革命”這個基本概念，在“兩個過程的基本框架”中，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成為“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暴力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14]。

作為歷史學的一支，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也經歷過革命范式主導時期。并且由于《大公報》民間報紙的定位，這一范式表現得尤為突出，主要運用為以是否“革命”來劃分《大公報》的各個發展階段，作為評價《大公報》的標準等等。

如周雨所著《大公報史》把該報的言論定性為“文人論政”，而不同階段的言論思想則概括為“與國民黨的關系”、“幾篇指責國民黨當局的言論”、“由親蘇而厭蘇，由親美而反美扶日”、“香港版首先轉變立場”等等。再如對新記《大公報》的三位創始人的評價：吳鼎昌“是個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官僚政客”[15]，胡政之“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大資產階級文化商人政客”[16]，張季鸞是“典型的帶封建性的資產階級舊式才子文人”[17]。雖然日后有所“翻案”，但是仍然沒有跳出“革命”范式的框架。夏曉林的《張季鸞》一文率先肯定了張季鸞作為“著名的記者和報刊評論家”的地位，指出“他是繼王韜、梁啟超之后最有影響的中國資產階級報刊評論家之一”。[18]方漢奇認為，“在政治傾向上，《大公報》屬于‘中間勢力的報紙’。這個‘中’，就是‘左、中、右’中的那個中”，“所謂‘中間勢力’，主要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即農民、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19]

“革命”范式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從社會現實上看，中國近代內憂外患的社會狀況，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建國后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舊學批判與新學重建等等，均使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不過，革命范式在闡釋中國新聞史的歷史沿革中雖然的確抓住了本質，然而單純以階級劃分來評價報刊、新聞人物則又未免簡單化，而發展到極致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更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

現代化范式——新聞自由的發展

“現代化”被廣泛接受為一種史學范式，大致起源于美國學者德里克（ArifDirlik）的專論《革命后的史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20]他介紹美國漢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被視為近代中國歷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為解放史詩”。而之后中國革命“卻變成了衰落與失敗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為一種畸變，一種對中國歷史正常道路的偏離，打斷了清末以前一直進行的朝著現代化方向的發展進程”。

那么何為現代化范式？羅榮渠認為：“以現代化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同于以革命為中心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重新建立一個包括革命在內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綜合分析框架，必須以現代生產力、經濟發展、政治民主、社會進步、國際性整合等綜合標志對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大變革給予新的客觀定位。”[21]李彬認為“現代化”范式，是以“走向世界（實即走向西方）”為核心論述，著眼于“傳統與現代”的社會轉型。

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這一范式關鍵詞為“新聞自由”、“第四種權利”等。如張育仁的《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其中，“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尤其成為左右新聞史發展的兩大樞機。

在對《大公報》的研究中，這一范式也開始嶄露頭角，而且日趨明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和《〈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這兩本專著。前者認為“20世紀20年代，隨著革命熱潮的逐漸消退，社會價值取向漸趨緩和，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一貫堅持以自由主義立場分析中國實際問題的《大公報》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續刊并得到發展”，“一以貫之體現于《大公報》的是大公報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揚民族主義’的自由主義理念”[22]。后者以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為主線展開論述，指出“在中國處于內外危機的國難時期，《大公報》認為只有工業化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資’非‘社’的現代化方案。力圖通過推動國民黨政權，爭取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自上而下地來實現經濟層面的現代化。《大公報》把國家現代化與擁護國民政府連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備領導現代化的政治條件——廉潔有能，因而對它的支持與指責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貫徹于現代化的過程中。”[23]

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說，所謂歷史乃是歷史學家基于現實生活的體驗而同歷史進行的對話，是歷史理解與現實理解的共鳴或共識。從這個角度，當不難理解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現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人民大眾同封建主義的矛盾。中國社會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救亡圖存，發動社會革命。在革命的語境下或歷史的背景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和平改良與現代化理念，在中國近代社會一直處于邊緣的地位，被革命知識分子斥責為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買辦走狗。解放后，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的形勢下，中國史學界占主導的趨勢也就自然成為以“三次革命高潮”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國大力推進現代化進程，社會發生急劇的現代化轉型。隨著社會“現代化語境”（modernizationcontext）的形成，人們的價值取向也開始從革命斗爭轉向現代化，與之對應，中國近代史學界也開始了范式的轉變。

擺脫了“革命”范式的單一，“現代化”范式的確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但是又難免陷入西方中心論的怪圈，從而忽略中國國情的大背景。在對《大公報》的評價中，就存在類似現象。在一篇題為《自有大報風骨在——賀〈南方都市報〉創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報》譽為公民精神的輿論領袖，至于“四不”方針，則更是“石破天驚，擲地有聲。從此《大公報》撐起了現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半邊天地，掀起了公共輿論的陣陣狂瀾”，“當年的《大公報》，被譽為中國的《紐約時報》，不僅得到了國際新聞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密蘇里學院新聞獎，而且連‘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每天看的第一張報紙，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報》，也不是其對手《新華日報》，而是代表了社會公共輿論的《大公報》”。[24]對于這一系列溢美之詞，只有放在現代化的語境中才能理解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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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范式——認同感確立

民族國家，不是由民族組成的國家，它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簡單說，民族國家是一種遵循啟蒙理性的國家形態和政權組織，其突出特征在于確定的國家疆域、獨立的主權意識和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用艾凱的話來說，民族國家既是啟蒙的產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為目標的，對社會、經濟諸過程和組織進行理智化”的過程的一部分。[25]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內享有至高無上的主權，建立一個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貫徹至國境內各個角落和社會各個階層的行政體系，并且要求國民對國家整體必須有忠貞不渝的認同感。[26]

美國學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體》[27]里提出一個理論——作為擁有疆界與主權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他認為，這些“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成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針對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正是由于現代媒介的普及與發展，由于報紙、雜志、書籍以及隨后的廣播、電視等大眾媒介的發達，人們才可能將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想象為聲氣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國家”的范式，近代歷史的要義首先還不在于“革命”或“現代化”，而在于從“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從“文化國家”到“民族-國家”的轉型,而“革命”或“現代化”都只是推動這種轉型的方式與手段。

這一范式在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中雖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過去一般被認為是以“擁蔣反共”為核心的，[28]現在卻認為“存在著明星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但應當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團結、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李純青也評價道：“《大公報》的國家中心論，確實十分重視抗日，這個內容也許是主要內容。用俗話說，就是籠統反對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它是愛國的，符合于抗戰時期的要求和利益。”[30]然而這一范式雖然可以解釋避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紛爭，但據此達成的“愛國主義”共識不足以解釋紛繁蕪雜的動亂時期。

綜上所述，根據《大公報》評價的紛紛攘攘，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歷經革命范式、現代化范式和民族國家范式的演化和發展，而在這背后，既有時代變革的烙印，也有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

注釋：

[1]徐鑄成著：《舊聞雜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頁。

[2]《與大公報論國事》，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11月21日，轉載自《新聞戰線》1958年1月號。

[3]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3冊第97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頁。

[4]《在野黨的特權——再論大公報社論“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南京《中央日報》1948年7月16日，轉載自王芝琛、劉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第212頁。

[5]德山文：《舊大公報剖視》，《新聞戰線》1958年1月號，第25～32頁。

[6]謝國明文：《“小罵大幫忙”新論》，《新聞學刊》，1988年第1期。

[7]劉自立文：《“小罵大幫忙”辯》，《文匯讀書報》1998年8月1日。

[8]吳廷俊著：《中國新聞傳播史稿》，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1頁。

[9]賈曉慧著：《〈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頁。

[10]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1]周正華：《關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國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二），《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152頁，轉引自張亦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規范問題》，《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頁。

[13]胡繩著：《中國近代史諸論》，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學習委員會編印：《中國近代史講座報告記錄》（1955年2月11日）。轉引自張亦工：《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規范問題》，《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頁。

[14]張亦工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規范問題》，《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頁。

[15]王蕓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文史資料選輯》第7冊第25輯，中國文史出版社，第8頁。

[16]王蕓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文史資料選輯》第7冊第25輯，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8頁。

[17]王蕓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舊大公報》，《文史資料選輯》第7冊第25輯，中國文史出版社，第28頁。

[18]《新聞界人物》（1），新華出版社，1983年，第104、143頁。

[19]方漢奇著：《序言》，轉載自任桐著：《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20][美]德里克（ArifDirlik）文：《革命后的史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85年，春季卷。

[21]羅榮渠文：《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道路——有關近百年中國大變革的一些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總第17期，第44－45頁。

[22]任桐著：《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三聯書店，2004年，第254頁。

[23]賈曉慧著：《〈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摘要。

[24]許紀霖文：《自有大報風骨在——賀〈南方都市報〉創刊八周年》。

[25][美]艾凱（GuyS.Alitto）著：《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頁。

[26]李楊：《“救亡壓倒啟蒙”？——對八十年代一種歷史“元敘事”的解構分析》，《書屋》2002年第5期。

[27](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吳瑞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8]最具代表性的闡述便是張季鸞撰寫的社評《讀先生的信》。在該社評中，張季鸞寫道：“我們在今天，只希望認識一點，就是：敵我的形勢，自己的國力，世界的時機，都絕不容許存一種觀念，以為現在的國家中心失敗了，還可以再建一個中心，然后將國家再組織再統一起來。這樣的事，是必無的……我們希望認識蔣委員長十幾年來全力擁護此國家中心，決不是為自己，也不是為國民黨，而是為中國建設國家的基礎。轉載自王芝琛、劉自立：《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第155頁。

[29]任桐著：《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三聯書店，2004年，第254頁。

[30]周雨著：《大公報人憶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10頁。

主要參考文獻：

[1]方漢奇等著：《〈大公報〉百年史》，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2]王芝琛、劉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

[3]任桐著：《徘徊于民本與民主之間——〈大公報〉政治改良言論評述（1927—1937）》，三聯書店，2004年。

[4]賈曉慧著：《〈大公報〉新論——20世紀30年代〈大公報〉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李彬著：《媒介話語——新聞與傳播論稿》，新華出版社，2005年。

[6][美]庫恩著，李寶恒、紀樹立譯：《科學革命的結構》，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

[7]羅榮渠、牛大勇編：《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探索》，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8]黃宗智主編：《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9][美]本尼迪克波·安德森著；吳瑞人譯：《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美]杜贊奇著；王憲明[等]合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