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技術發展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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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文環境 科學技術發展 新李約瑟命題

中圖分類號：G301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umane enviro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as an engine to pus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time on their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ality， if we want to achiev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 must innovate humane environment factors constantly through the art and humanities， cultural traditions， ethics and value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many other complex， so as to ele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e environment to the key position.

Key words humane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ew Needham Thesis

1 “新李約瑟命題”帶來的深思

被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伯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的謎團，是由英國皇家學會（FRS）會員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們完全一樣，那么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扯力、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么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它表明了一個事實，即古代中國為人類科技發展中做出了卓越貢獻，但近代科學成長發展于歐洲文明。

在2007年的倫敦DEMOS會議上，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所長古克禮教授重提李約瑟難題，繼而拋出第二個問題：“當前中國科技和經濟發展這么快，中國有無可能引領下一輪科技革命”？這一“新李約瑟命題”比 “李約瑟難題”更難回答，即一是要對中國的科技現狀進行分析，二是要對科技革命進行預測。要準確判斷中國既成的科技現狀并進而預測科技發展的趨勢，首先應分析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因素，即包括由科學技術規律所決定的內在因素和非科學技術規律所制約的外在因素。

2 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文因素

影響科學技術發展的外在因素中，文化因素所決定的人文環境對科學技術產生的影響雖然不及政治、經濟因素極具速效且顯見，但是對科學技術長期的潛在的推動力和制約力難以估量，是巨大且意義深遠的。

2.1 人文環境的界定

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文環境是在自然與歷史的演進中，隨著自然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以哲學、文學、藝術等為代表）之間的相互碰撞、相互滲透、相互交融下而形成的長期、自然、平等、寬松的環境。

2.1.1 人文學科的建立

以哲學、史學、法學、倫理學、文藝學、語言學為內容的人文學科是人文環境的思想基礎，它對社會和文化藝術中倫理、道德、審美、藝術、哲學、意識形態的研究可謂新學科誕生的酵母，不僅能夠為科學技術的孕育提供創意的溫床，更能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掃清各種思想障礙，提供思想武器。

2.1.2 地域性文化傳統

人文環境因地制宜，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隨物質條件的改變而演變，最終積淀下來的是帶有顯著地域性的觀念形態，代表著該地區人們的人格性情、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觀念、精神風貌等等。地域性文化傳統通過三個漸進的方式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是，直接地以傳統文化內生的邏輯模式闡釋客觀世界。這使得以兩極矛盾同一體系下看待世界的東方文化重整體、重演化，而以結構量化的理性來看待世界的西方文化重結構、重抽象；二是，以世界觀衍生的思維模式探究科學技術。科學技術的理論體系建立在邏輯思維的構架之上，而思維模式包含于世界觀之中，這導致崇尚經驗的東方文化演進出直觀、綜合性強的思維模式，崇尚理性的西方文化促成了發達的邏輯演算能力；三是，間接地潛移默化科技工作者的價值觀和精神態度進而作用于科學技術的研發過程。深植在科技工作者內心的價值觀決定著他們的志趣和追求，不僅左右工作時的事業觀、道德觀、功利觀，更反映在個人對待科技工作時的內在精神。歷史已表明，古代中國對仕途的追求和對民間“奇技巧”的嗤之以鼻極大地扼制了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間接導致了中國在近代科技史上的沒落，而歐洲文藝復興后，西方對懷疑精神、冒險精神、求實精神的極大闡揚則推動了近代科學的孕育。

2.1.3 價值觀念

從被動認識到主觀意向，從內在決策到實踐行動，價值觀念作為轉化的中介橋梁，是個人或群體關于客體相對主體需要是否具有意義的認識和判斷，具體表現為好與壞、對與錯、提倡與反對等等。它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分為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宏觀的導向作用集中地體現在國家的科技政策之中，科技政策所制定的目標和方向正確，可促進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反之，則停滯或倒退。日本提出的從“貿易立國”、“科技立國”到“知識產權立國”的科技政策和美國的曼哈頓計劃、阿波羅計劃正是宏觀導向的積極例證；微觀的導向作用則反映在個人和群體的價值觀中，提倡科技的同時正視科技的負面效應，才可能營造推動科技良性發展的人文環境。

2.1.4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養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養包涵哲學素養、藝術素養、歷史素養、法律素養等等。它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表現為：通過影響科技工作者的世界觀進而影響科技工作者的思維方式，使科技工作者對科學研究產生不同的態度和精神，最終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科技工作者哲學素養的高低程度直接決定科技工作者個人的思維方式，不僅使科技工作者具有更開闊的視野、更活躍的思維和更多元的角度，而且有助于陶冶情操、磨練意志，使得科技工作者在科學的道路上鍥而不舍地追求，具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甚至可以激發科技工作者非邏輯思維的產生進而決定其創造性能力的高低。因此，人文素養的微妙差別往往指向的是迥異的科學發展軌跡，甚至于引起科學技術的變革。

2.2 “湯淺現象”中的人文環境因素由圖1可看出：科學中心轉移的時序依次為：意大利（1540-1610），英國（1660-1730），法國（1770-1830），德國（1830-1920），美國（1920-至今），這表明：當某個國家在某一時期內產生的重要科技成果超過全世界總量的25%，就可認定該國家是當時世界科技活動的中心，這一持續時期被稱為科學興隆期，平均長達80年。

“湯淺現象”中闡述的科學中心轉移過程有很強的突變性，原因涉及社會大系統中諸多因素的作用和耦合，其中文化的震蕩以及由文化的震蕩所帶來的文化張力是促進科學技術變革和高速發展的深層次因素。在平衡或超穩態特征的人文環境中，科學的發展也相應地平穩但發展步伐卻極為緩慢。只有當人文環境表現出某種動態特征，即文化體系和結構產生大幅度激蕩，新舊環境相互碰撞并與產生的文化張力相耦合，才會導致科學技術的革命式躍進，形成并發展一種孕育在新型人文環境下的科學技術。16世紀中期的意大利在文藝復興運動后成為第一個世界科學中心，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它主張平等人權、思想自由，并且這種文化的激蕩最終引發哲學認識領域內的文化張力，突出體現在科技工作者重識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與科學的互動關系上。

3 人文環境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引擎

縱觀人類科學技術發展史，結合“李約瑟難題”和“湯淺現象”所揭示的共性，可以看到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在其科學技術發展過程中人文環境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當所處時代的人文環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阻力時，文化的激蕩將直接導致對舊有環境模式的突破，這種突破帶來的直接后果將為科學技術活動注入全新的精神和思想動力，進而引發科學技術創新活躍時代的到來。因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實現科技事業的騰飛，必須不斷地通過變革文化中的阻礙成分引發文化張力來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強大推動力。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文環境的革新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科學技術滲透到人文環境中不可避免地改變著社會文化結構，促使形成新的人文環境；反之，人文環境的新舊變革又會更有利于科學技術的孕育和發展。

4 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

科學技術史的發展表明，科學技術從未脫離過人文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影響科學發展、技術進步的各要素在其領域內營造著有效、和諧的氛圍，合力開辟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道路。

4.1 人文環境的發展趨勢

未來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文環境，有賴于包括哲學、史學、法學、倫理學、文藝學、語言學、教育學等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繁盛，有賴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傳統和豐富的文化積淀，有賴于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養和社會價值觀念的綜合提升。如商品中知識含量特別是人文含量的增加、技術中高技術與高文化的聯姻，企業中具有創新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復合型人才的招聘，文化產業中人文資源的開發和應用等等，普遍反映著現代社會中明顯的人文特征，即科技發展中的人文化。人文環境一改往日的輔、被動性角色，從潛在力量積極轉化為主導力量，使得當代的科技發展中不僅有科學和技術的向度，而且有知識和人文的傾向，人文資源將毋庸置疑成為更具高價值、更具創造力、更具戰略性的可開發資源。

4.2 未來科技革命的趨勢

“湯淺現象”曾以平均80年的科學興隆期來預言美國的科技中心地位將終止于2008年，貝爾納曾預言蘇聯將會是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科技中心。現實表明，美國仍然處在尖端科學技術的前列并領導著全球的科技發展方向，而繼承蘇聯主體的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其政治經濟秩序方面遠未達到穩定階段，更不用提何時能成為全球科技的中心。審視現狀，現代科技所創造出來的科技成果比以往任何時期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得多，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但同時也得出一項結論：研究近代科學中心轉移的“湯淺現象”，已經不適用于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經濟格局一體化的今天，僅由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主導世界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科學技術活動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霸世界科學技術的舞臺。所以，具有當今時代特征的是大國之間的博弈，若借用國際政治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趨勢這一思想，則未來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必與政治趨勢互相影響，將呈現出“多中心”的趨勢。

綜上所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局面下解決科學技術又好又快地發展這一問題，有效地營造能夠促進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文環境是關鍵。如前所述，中國在近代沒有保持住科技的優勢并孕育出近代科學，究其原因，人文環境的不協調所導致的觀念和文化的滯后、學科設立的缺陷、科技工作者素養和能力的落后以及科技體制的制約等等都是問題的癥結。如同“李約瑟難題”是后人對中國科技史的反思，“新李約瑟命題”不可以再度覆轍，中國必須嚴肅對待自身的科學技術發展，中國在經歷了60多年的飛速發展后要引領下一輪科技革命，機遇是存在的，但也存在不少的問題：只談科技所涉及的政治、經濟是不夠的，必須考慮人文的因素，將良好人文環境的營造擺在首位，以思想觀念的創新、制度體系的創新、學科建設的創新、教育體制的創新、人文素養的創新、戰略政策的創新等等為科學技術的前進提供多層次強有力的保證，并且將人文因素融入各個領域統籌看待，把構建人文社會環境的重要性提升至事關成敗的關鍵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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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哲學的差異

 

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一。是對自然、社會、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同時，哲學還是社會意識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哲學是以準求世界的本源、本質、共性或絕對、終極的形而上者為形式，以認識、改造世界的方法論為研究內容的科學。在哲學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很多流派。中西方哲學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哲學更加強調“人道”，西方哲學強調“神道”

 

綜觀整個中國哲學的發展，神的概念始終沒有成為一個重要范疇而列入中國哲學的范疇。中國的哲學始終圍繞著對人的道德的教化而進行，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倫理為發展軌跡的，所以可以說中國哲學是重人道而輕神道。而西方哲學從一開始就和宗教結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觀念始終是同哲學的發展揉為一體的，神被認為是同人、自然一樣的實在物，這便體現出物活論和泛神論傾向。

 

(二)中國哲學更加強調體驗性，西方哲學強調思辨性

 

西方哲學除了辯證法之外，所體現出的實用性不是很強，而中國哲學注重倫理政治、講求實用，和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中國哲學可以應用到我們生活的每個方面，如我們的中醫理論、武術、書法以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國哲學通過從自我主體出發對自然、社會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種從物出發以求識物的思維方式。但所有這些，都沒有超出“直覺”、“頓悟”的思維方式，沒有超出內心體驗的思維特點。他們談論“體認”、“頓悟”，追求“誠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識”、“禪定”等方法也充當了哲學家認識社會、體驗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學更加強調思辨性，我們知道，在西方哲學一直被認為是聰明的學問，哲人即是聰明人，是思辨的學問。如，西方的辯證法是康德根據我國的太極圖中提取出來的，而中國哲學是來自于就沒有西方哲學的思辨性。

 

(三)中國哲學更加強調倫理性，而西方哲學則強調邏輯性

 

通過對中西方哲學發展過程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的哲學是一個“求善”的過程，側重于倫理性;而西方哲學則是一個“求真”的過程，更加側重于邏輯性。中國哲學從誕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對社會政治和倫理的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研究內容是人際關系以及人的社會價值，形成了以道德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論。在中國進入到文明社會之后，中國的哲學發展成為以孝悌的倫理關系為依托，在討論世界本源的過程中，始終帶有濃重的倫理氣息。無論是儒家學派“仁”的思想，還是道家學派追求的“清靜無為”等都是以對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為宗旨的，所以說整個中國哲學發展史都是以“求善”為宗旨的一個過程，以道德倫理為依托，來關注社會的發展。以人為中心，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

 

西方哲學的追求與中國哲學的的出發點和歸宿則不同，西方哲學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對自然的探索，是一個“求真”的過程，更加強調邏輯性。從古希臘哲學開始，無論是早期對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說”、“火本原說”、“氣本院說”，還是中后期的“原子論”、“理念論”、“實體論”，以及后來的西方許多哲學思想家，都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探索。由此可見，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無論在知識結構還是在思維興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質，尋求自然界的真諦。他們對事物的內在構成、形成原因、發展方向和轉化可能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力求達到對世界、對自然至真的認識，從而形成了系統哲學理論，形成了不同于中國哲學的獨特的研究對象。

 

二、中國哲學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影響

 

由于中西方哲學存在的差異，所以就出現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約瑟難題，因此說，中國哲學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影響是深遠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重倫理、輕邏輯

 

哲學注重倫理本來不是一件壞事，可太注重倫理就會適得其反。我們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倫理控制窒礙了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普遍主義、一元主義的形成;倫理控制只講義務(下對上、卑對尊等)不講權利，制約了人對自身權利的認知;倫理控制過分注重安的意義，缺乏對進步動力的深刻認識。這些弊端必然會對中國科學產生一定不利的影響。中國人的道德關愛天地萬物，關心個人社會國家的命運，而且非常強調個人修身，因而在對技術活動的約束機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馭術思想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被濫用與曲解。以道馭術的含義是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駕馭和制約，這里的科學技術關系國計民生與社會穩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喪志”，或使百姓耽于享樂而不做“正事”的技藝，所以以道馭術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學技術，而是在近代被濫用，由于重重阻撓，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步履艱難，直接導致中國近現代化進程緩慢。

 

(二)強調實用性

 

中國哲學強調實用性，這樣就導致重經驗描述而輕視分析，知識的水平常處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中國哲學強調的實用性長期停留在經驗形式上，這一缺點在中國古代實用科學體系終于走到了經驗科學形態的盡頭之后便暴露出來，它使中古代科學遲遲難以過渡到近代科學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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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指在感性認識基礎上形成概念判斷推理等把握事物內在規律和本質的思維活動，是人類精神希望超越有限性、特殊性和虛假性而追求無限性、普遍性和實在性的一種明智合邏輯的思維狀態。科學理性是指以批判反思和嚴謹實證來指導科學技術研究過程的思維活動。其表現為：科學家以反思為前提，運用不同歷史階段下發展和充實著的思維方式，去探索經驗與現象世界背后的規律和秩序。“反思”一為質疑常在的現象世界和常識，二是用反推方式力求尋找經驗世界背后的根源。古希臘科學哲學家試圖用當時的自然科學知識和人文情懷質疑變動著的世界，追溯萬物存在的原因，以歸結成某些規律。在近代自然科學開始崛起的17和18世紀，為“追求內在結構”，那些富有哲學研究成果的科學家們承襲并豐富了古希臘的“理性”內涵———以自然科學為范式，尤其是利用數學、物理學和實驗科學等手段，省察并試圖描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方式，甚而擴展到尋求社會合理性存在的隱蔽物。而在反思自然的同時也在審視人和社會自身內外的存在，找尋存在的根基。霍布斯用數學發展的成果來精確地計算人與財產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制定社會規則，以取代以往的“君權神授”規則。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務實認真、嚴謹實證地變異舊結構，推出新結構，整合科學思維手段，促成堅實的科學技術操作和實在的科學技術成果，研究出各種科學理論和科學技術產品，方便人的日用生活，或以藝術的表現形式將科學技術成果愉悅人的心靈，擴大生活的視野。這個過程就是科學理性的歷史發展過程，形成了科學發展史。目前，科學技術參與社會發展的力量日益增強，科技發展衍生出來的危險已經威脅著我們人類的生存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在這種情況下，責任與民主意識也應成為科學理性的內在要素之一。現代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科學與技術的研發活動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基本上是服從于各自民族、國家和地方經濟利益的追求，與國家發展目標聯系密切。1994年美國克林頓總統與戈爾副總統發表《科學與國家利益》，1996年美國國家技術委員會發表了《技術與國家利益》，美國基礎科學研究經費的比重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呈持續上升趨勢，就是對冷戰后世界知識經濟新時代挑戰的積極反應。政治家們在試圖擴大統治規模基礎上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科技游戲規則的制定與修改。

因此，科學共同體或科學研究機構背后的推動力已不能歸為純粹的尋求真理的興趣，政治和經濟的因素在推動力方面承擔著重要分量，科學權威的社會效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團體的權威和經濟利益集團的權威。哥本哈根大會關于減排的協議難以協調一致，就體現了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的發展標準的合理性問題的復雜性。現代社會關于“科學技術的‘合理性’標準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成為科學技術哲學家們關注的對象。波普爾的“科學是批判性的”觀念使部分人產生了科學（道德和思想的）自治原則來回應這個標準。自治原則本能地排斥外部權威，那么，“合理性”標準就需要強調每一涉及科學技術工作的公民的思想警察———責任和良心。作為公眾心目中的知識精英，科學技術人員的知識權威奠定了他們的行為與主張往往具有較高的可信度。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學共同體已經是相當強大了，它們和政治團體、經濟世界相互鏈接，修整與外部世界的人際關系和回應它們的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闡釋科學和技術的合理性問題。大多數科學家的自治原則在極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利益群體。在這種情況下，科學技術研究與使用者的思想警察———責任和良心往往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扭曲。所以在強大的科學團體中，若要堅持批判與反思意識和嚴謹實證意識，那么責任與民主意識作為它治原則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強大，人類逐漸膨脹了征服自然和干預自然的野心和能力。但與此同時自然對人類的懲罰也越來越重。同時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風險也越來越大，也越來越無法一時確定其發展利弊，有時要經歷一兩代人后才能見到端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做科研想問題就要從全局出發，尤其在重大科研項目上要以人為本，尊重民眾意見，發揮民主作風，讓民眾有知情權并表明自己的態度，而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要有責任率先聽取民眾，尤其是人文社科學者們的意見。畢竟科學技術是社會中的科學技術，在現代科學技術已經與日常生活、意識形態、未來發展無法脫離的狀態下，只有將批判與反思意識、嚴謹實證意識、責任與民主意識構成有機的統一，才是科學理性在現代社會的完整詮釋。而這三者有機統一下的科學理性才能引導科技人員完成科學技術活動的四個層面：求真———介于實在與表象之間提高真理的程度，一步步地接近較為完備的知識體系；求智———探求各種思維手段和方法；求善———以分析、處理和解答諸多現象滿足諸種便利，借能力上的自由支撐主體精神的自由；求美－－以富有藝術美感的滿足各種視覺需求的成品呈現科學探索的成果。這樣，無論個體還是共同體，其科學行為目標才可自始至終都朝向科學技術文化的內在價值：在求真求智求善中得以最終完成與周遭世界的和諧一體，并自由開展活動，脫離科學生命的盲目性，即通過獲取確定性知識與思維手段來促進人掙脫各種外物枷鎖，以各種科學思維手段把“我透過科學技術可以期望什么”的意愿與“我應當做什么”的行動相互統一，使科學技術人員的自由從精神的領域走向現實的世界。

二、人文藝術特質：科技文化的靈性元素

科學技術始終受到社會人文文化氛圍的無形塑造和潛移默化的滋養。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活動已經無法脫離由社會意識形態、倫理觀念、行為方式、藝術性符號等構成的整體性人文知識環境。20世紀下半葉，高科技是伴隨著批判性人文文化的興起而出現的。這種批判性人文文化以個體人和人類為本，通過預測科學技術發展的風險來規范和約束著科學技術發展的規模和方向。這也導致人的“克隆”至今都是各國嚴禁之事。正如美國的曼哈頓工程和中國的三峽工程建設那樣，整體性人文環境深刻影響著大型科學技術工程的形成和發展規模。目前文化產業在信息化和網絡化推動下日益成為國家利益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科學技術文化作為反映真實世界的猜想和驗證，一直是由專門的解釋共同體所制訂或約定的產物。

一系列的科學術語其實是在社會環境、政治觀點、經濟刺激、軍事利益和意識形態氣候等構成的復雜人文環境網絡中創造出來的。現代科學技術研究者和技術使用者的科技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技術制度與倫理等內容是在基礎性知識一統化趨勢下構建的。現在具有創新力的科學技術隊伍也呈現出多學科人員共處局面，科學研究活動日益呈綜合性發展，研究過程采用會診方式考慮方方面面，研討對象是自然界、人、社會三者的復雜關系，研究路徑的突破以交叉學科為基礎，這種整體化人文環境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了人性和靈性的滋養，構筑了和諧的科學技術文化。人文特質賦予科學技術文化以人性化特點，滿足社會和個人精神層面的終極關懷，是精神境界和未來發展的基礎。1918年在《北京大學學刊》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之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自然科學者，局于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乎科學，即最超然玄學亦不能與科學無關。”［1］169對于科學技術活動主體來說，人文修養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事”的問題，這是衡量人格高低的一把尺度，體現了個人度量涵養的深淺，影響主體對本研究領域、社會、國家，甚至對全球范圍的見識遠見。對主體思維的物質基礎來說，人的右腦掌管語言知識和形象思維，人文底蘊對右腦的使用與開發具有直接的生理激發功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區別了思維的智慧與愚鈍。對于科學技術產品來說，其外在形式和內在寓意唯有具備符合社會進步及人類整體需求的人文因子才能促進事業發展、社會文明和人心和諧。對于高科技事業來說，唯有充滿人文的活力，以人為本，處處考慮人的需要，才能被社會高揚，充分發揮其全面作用而非單純的工具性意義。反過來，人文的外在表現和內在內容依托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科學技術產物對人類社會生活影響方面的反映，是對時代科學技術生活的再理解和再塑造。人文作品直接關注人生與社會現實，著力挖掘日常科學技術生活表層下涌動的各種潛流，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催促人類用科學技術活動過程與結果影響社會。雖然科學技術研發活動及其成果對國家與民族的綜合實力具有提升作用，但是有時也會具有震撼性的破壞力。這種推進或破壞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技文化之人文特質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影響到社會的進退，國際地位的高低，甚至直接關乎國家的強弱，民族的存亡。

藝術特質賦予科學技術文化的靈性內容，貫穿在科學技術活動的主體、客體和過程的始終。“科學就是一種發明，一種與藝術同樣意味深長、同樣神秘的創造行為”［2］。科學和藝術的結合是無法分離。首先，它們兩者之間具有共同性：都具有事實和假想兩重性特點。無論多么逼真的藝術作品，都具有假設和想像的成分，否則就喪失了美感；無論多么奇異的藝術創作都是具有真實的情感、內在思想和理性的操作過程，否則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科學技術也具有這樣的兩重性。既定的原理公式與現在的事實間存在著差距，促使人們去假想有新的原理存在以吻合現實，然后在理性指導下實實在在去追尋想象之新理論。正因如此，“想象力才能轉到新的軌道上，以一種類似藝術創作中的審美要求，在科學創新中作出選擇”［3］260。其次，在兩者活動過程中具有互補性。藝術感強的人往往具有敏銳的捕捉力，對附在科學技術上的和諧性美感能快速把握，這常常能引導有意識的科學證明與技術革新。這其實就是大腦的無意識活動（靈感、直覺等）。著名科學家居里夫人認為科學的探討和研究本身就包含著至美。沒有美感的人其實很難成為發明家和科學家。在科學技術實踐中藝術的美學標準和科學的邏輯標準、技術的經驗標準總是一起參與真理的探索，使科學真理與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3］260。

技術又有技藝之名，這本身就體現了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結合。尤其對實用技術或應用技術來說，藝術的各種形式與元素從沒有被忽略過。“應用藝術，或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與其說接近于高雅藝術，不如說更接近科學”［4］339。現代建筑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產物，但是它們中最出類拔萃的設計卻更接近藝術。在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后現代物質財富豐裕化的社會里，人們越來越強調實用向審美、真實向虛擬、理論中心化向離散化多元化方向轉化，人類更加需要“穿過實在世界之門，進入科學幻想、藝術建構和神思遐想的空間”［5］。從更高層次來說，藝術是解除大自然對人的束縛，因而科學技術對大自然的解放最終被歸結為浪漫的藝術革命。馬爾庫塞受馬克思《巴黎手稿》的啟發，提出科學技術人員要在藝術因子的參與下聯合科學技術力量，將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問題聯系起來考慮，“自然的解放”就是要恢復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復與生活相異的、消耗在無休止的競爭中的美的特性，這些美的特性表示著自由的新的特性［6］。如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的關注領域涵蓋社會學領域的相關問題、生命科學中人與自然物的生存問題、技術操作和藝術的表現形式的關聯研究、社會科學技術與自然科學技術的融合性研究等問題。這樣的研究需以豐富且奇異的想象力突破常規思維，在比較全面的范圍內實現人、自然、社會的解放。

在古代大科學時代，科學和哲學、藝術的身份很難單獨拆分開來，它們有機地糅合在一起。大凡西方世界研究科學技術的人常常在藝術氛圍中尋求靈感。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畫家和科學家達芬奇就是運用視覺原理開拓繪畫事業的輝煌，同時又不乏對人類的關注和生活的思考。“愛因斯坦在思想自傳中堅定地明確表達了對背景知識方面作出貢獻的幾個人的感激之情，他在神話般的研究中利用了這些知識。其中，他提到了莫扎特。”音樂激發了科學研究。“愛因斯坦稱玻爾的第一個突破非常具有音樂性，……天文學家開普勒聲稱他聽到了天籟之音”［4］262。愛因斯坦和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約而同地把小提琴的演奏當作終身之好。錢學森結合自己成長的經歷對總理說，“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7］。1982年他就提出“科學和藝術相結合，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去實現”［8］426。1994年他專門寫了《科學的藝術和藝術的科學》一書，把科學和藝術這一冷一熱的結合譽為創新之路。1999年錢學敏在《藝術與科學相輔相成》一文中評價錢學森：“心目中，不僅擁有一個廣泛無垠的科學世界，而且還擁有一個絢麗多彩的藝術世界。在藝術世界里，他對文藝理論、音樂、詩歌、戲劇、繪畫、書法等等，都用心體會并有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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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機械史；社會發展；愛國主義；學習熱情

作者簡介：林志平（1955-），男，山東沂南人，江西旅游商貿職業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機械制造與加工；章軼鳴（1972-），男，安徽太湖人，江西旅游商貿職業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信息技術與應用。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35-0074-02

一、中國機械史與歷史發展簡述

在我國“機”和“械”二字有著不同的含意，有時分開使用，則“機”為機關之意；“械”為器械之意，如《新唐書?李密傳》有“以機發石，為攻城之械”之句。在《韓非子?卷十五?難二》中又有“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多”的記述。至于二字何時合二為一尚無定論。但不管如何機械一詞都有“用力少而致功多”的作用。因此，任何滿足這一條件的工具都是“機械”。

根據這一論說，我國古人類在原始社會所使用的石器和木棒進行的狩獵與采集等勞動都是古人類使用最簡單的機械器具在生產、生活。為此也揭開了中國機械史發展的序幕。根據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新石器時代人們已能利用熱脹冷縮的原理來開采石料，生產工具的種類也較多。后期出現了原始織機和制陶用轉輪，工具的改進明顯加快了生產力的提高，有力地推動了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發展。

大約從四千多年前直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古代機械經歷了一個由迅速發展階段向成熟階段再趨于緩慢的演變過程。迅速發展階段銅和鐵相繼得到廣泛應用，用金屬制作了高效工具和機械的重要零件。機械的種類由少到多、結構由簡到繁、制作技術由粗到精、機械加工方法日趨完善。運輸用車拉，耕地用畜力，提升重物和灌溉用了轆轤、滑輪和絞車，打仗用了弩箭和戰車，機械產品的種類不斷增加。到了成熟階段。大約是秦漢時期，中國古代機械的發展已趨于成熟，冶煉、鑄造及鍛造水平都已很高，尤其是冶鐵技術發展很快，創造了迭鑄技術，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當時的一些機械上出現了復雜的齒輪傳動，還有繩帶和鏈條傳動。指南車和記里鼓車，以及秦始皇陵出土的銅車馬都是當時的科技成果。可見當時冷熱加工的技術高超、工藝精湛。還有農業上出現了連續提水的翻車、精選糧食的風車和手搖紡車等。到宋元時中國的古代機械發展到又一個，尤其是天文儀器方面，出現了蓮花漏法、水運儀象臺、水銀渾儀、巨型渾儀、五輪砂漏和簡儀等眾多發明。蘇頌的水運儀象臺中已先于世界各國應用了擒縱裝置；郭守敬的簡儀應用了滾動支承。火藥開始用于實踐，出現了火炮、噴射火箭等武器。至明代以來的幾百年間，由于封建集權統治的進一步加強，限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阻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這一階段除兵器和造船方面有較為可觀的進展，與機械相關的方面幾乎沒有出現過有價值的重大發明。這一階段也稱緩慢前進階段。

二、學習中國機械史的意義和作用

一部機械史堪稱半部社會史，學習機械史就是要了解它與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系；要了解在促進機械科技發展史上涌現出的歷史人物和他們創造發明的成果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學習機械史更為重要的是學習古人對待科學技術的嚴謹態度及為科技發展的獻身精神。

（一）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關系

技術是生產實踐的直接產物，技術成為社會發展過程的關鍵，成為助推社會前進的動力，技術是決定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是科技與生產聯系的紐帶，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條件。

機械技術是科學技術的組成部分，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與保證，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條件。例如：春秋時期農業機械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由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而封建社會的形成，更帶來了秦漢時期生產力的大發展。國內是如此，國外也是如此。就拿幾次產業革命來說，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它始于紡織工業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的廣泛使用，1807年發明了輪船，1814年發明了火車。使交通運輸工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大大促進了工業的發展，人們稱之為第一次技術革命。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是電力時代的開始，電作為新能源用于生產，電動機的單獨驅動使機器結構簡化。在同一時期內燃機技術逐漸成熟，相繼出現了汽油機和柴油機。二十世紀以內燃機技術為基礎建立了汽車工業，拖拉機工業和航空工業等。以電和內燃機技術的應用為代表的時代又稱第二次技術革命。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開始，逐漸出現了原子能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及空間技術，開始了第三次技術革命。通過這三次技術革命，極大地提高了人類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技術作為人類進行生產的重要手段，人們發展技術，有力的促進了生產和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二）了解中國機械科技名人與成就激勵學習熱情

作為機械專業的學者與學生，在學習現代科學知識與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我們既不盲目自卑，也不妄自尊大，更不能數典忘祖。要記住我國古代科學技術在世界上曾長期領先，其中許多機械成就至今文明世界。中國的先代機械科學技術也已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這些成就激發了我們的愛國熱誠，激勵著我們學習機械專業知識的熱情。古代許多科技名人對事業的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對科學技術的獻身決心和創新精神以及他們頑強拼搏和刻苦鉆研的意志；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的態度，為我們學習科學技術樹立了楷模與典范。

我國古代機械科技杰出的成就舉不勝舉，它告訴世人一個道理，科學家們的卓越貢獻，在于他們對科學真理的執著追求、深入研究并汲取經驗。在科學崎嶇的道路上，他們敢于攀登，敢于創新，他們的精神可貴，催人奮進，值得我們思考、借鑒、學習和發揚。

三、中國制造與中國創造

我國古代機械一直領先于世界，而近一百五十年來一直積貧積弱的現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近代中國缺乏先進的機械設備，從而導致社會生產力不高。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已在某些科技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仍有許多重要設備依賴進口，這將直接制約著我國邁向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步伐。面對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四，但人均確排在一百位之后的窘況，我國急需創造豐富的物資財富來惠及十三億國人，而高技術含量的機械設備將在這個過程中起著決定作用。

為了營造激勵自主創新的環境，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國務院在2006年2月9日印發了《關于實施<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提出了一系列鼓勵自主創新的具體政策。在推進科學發展，共建和諧社會的大主題下，創新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話題。自主創新是產業結構升級的有力支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不能依靠外國，更多要依靠自己實現自主創新。否則，將受制于人。企業是創新的主體，創新是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擁有自主創新品牌，依靠自主創新才能改變我國在國際產業中的地位，才能真正讓“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

2007年10月1日我國重要戰略裝備項目―世界上第一臺16000噸級水壓機在德陽進行第一次熱負荷試車并獲成功，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萬噸級水壓機，它的投產將徹底改變我國超大型鍛件依賴進口的局面。試車時就鍛造了重達150噸的大型鋼錠，這臺水壓機是中國二重集團自行設計、自行制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它標志著我國重型鍛造設備的設計制造水平已跨入國際領先行列。

這些設備是我們國家最新一代的戰略裝備，是我國極端制造的最關鍵設備。它有效地解決了我國第三代核電，大型水電，超臨界火電，巨型船舶，百萬噸乙烯，千萬噸煉油，以及國防裝備等領域所需要的高端大型鍛件將不再“受制于人”。從而為更多領域的自主創新與科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07年2月2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并同意組建大型客機股份公司。我國自主研制大型飛機，發展有市場竟爭力的航空產品，對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帶動科學技術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竟爭力，加快現代化步伐具有重大意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今的中國在制造業的許多領域已經擁有了完全自主創新，科技領先的核心“利器”。在超級大型技算機中我國有“龍芯”；五軸數控機床我國有“中國腦”；如今的高鐵時代，我國有世界上最快的“G”字頭列車。有了它們“中國制造”才是實際意義上的“中國創造”，才能將“制造”二字真正演變成“創造”。

“十一五”期間，我國采取六大措施保證科學普及和科技創新，其中第三大措施便是“完善中小學科學教育體系，提高科學教育水平”。從中不難看出，科普工作和教育從娃娃抓起的決心。而作為直接向社會輸送和培養技能型人才的職業院校，理應將中國機械史的學習和普及在機械專業的學生中率先開始。要讓他們了解中國機械過去的輝煌歷史和科技名人對待科學的態度，去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和學習激情，明確歷史賦予的光榮職責，“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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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創新型企業文化自主技術創新文化氛圍

自主技術創新與企業文化是構成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隨著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戰略的提出，增強自主技術創新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核心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涉及方方面面，對社會體制機制、政策措施、對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從企業角度看，不同的企業文化模式，對于自主創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意識到自主技術創新在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提升企業綜合實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有一大批企業早已著手實施企業自主技術創新，甚至有的已經取得了許多技術創新成果，提升了整體競爭實力，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大部分企業的技術創新過程最終以失敗而告終，雖然一開始還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卻不能進行持續技術創新，創新缺乏動力機制，生命力脆弱。這固然和企業科研能力、資金狀況、設備先進程度等硬件有關，但是，從根源上說，應該是這樣的企業缺乏一種鼓勵企業進行長效持久技術創新的軟件，即創新文化。

一、研究綜述及理論基礎

1.從科學技術哲學史的角度看創新型文化與科技創新的關系

縱觀科學技術發展史，我們發現每一次科學技術的偉大進步都伴隨著創新型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科技創新是特定文化環境的產物，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方能生存。古希臘曾經出現過極為繁榮的科學文化，其直接原因是當時出新了許多學派，各派之間自由爭鳴，促進了學術思想的活躍和學術探索的深化。形成這種學派林立、自由探索、自由爭鳴的局面的重要條件是古希臘特有的人文傳統。近代科學肇始于文藝復興，文藝復興運動歌頌人性，反對神性；提倡人權，反對神權；提倡個性自由，反對宗教桎梏。17世紀，世界科學技術的中心之所以由意大利轉移到英國，是因為17世紀、18世紀，那里有較為寬松的宗教背景，有培根、莎士比亞等人推波助瀾的人文主義思潮，為牛頓、胡克、波義耳等科學家們進行自由的科學探索并提出有創見的理論提供了優越環境。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科學中心轉移到了法國，這與法國啟蒙運動和科學精神傳播有關。19世紀被稱為“科學的盛世”，其中心從法國轉向了德國。德國的科學發展得益于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橫掃歐洲的啟蒙運動，以及康德、黑格爾等思想家對科學方法的總結和傳播，也得益于歌德、希勒等人領導的浪漫主義運動。美國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也是文化與創新互動的結果。美國開放性的移民文化為各種文化觀念的撞擊創造了條件；人們在競爭、遷徙中形成了實用主義思想觀念，導致了更加注重策略、看重效果的行為模式。因此，二戰后，世界科技中心便轉移到了美國，使得美國的經濟、科技等都搖搖領先于其他國家。

2.創新型文化是企業自主技術創新的先導

創新型文化是鼓勵創新、倡導變革、敢于進取、甘冒風險、勇于挑戰的那種企業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一種類型，其意義也眾說紛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幾種：創新型文化是具有長期的、多樣化、創造性的強風險意識等特點的，并以未來發展為導向的文化。所謂企業創新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企業在創新及創新管理活動中所創造和形成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創新精神財富以及創新物質形態的綜合，包括創新價值觀、創新準則、創新制度和規范、創新物質文化環境等。創新文化是一種培育創新的文化，這種文化能夠喚起一種不可估計的能量、熱情、主動性和責任感，來幫助組織達到一種非常高的目標。創新文化能引發幾十種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公司內創造、發展和建立價值觀和態度，能夠喚起涉及到公司效率與職能發展進步方面的觀點和變化，并且使這種觀點與變化得到接受和支持，即使這些變化可能意味著會引起與常規和傳統行為一種沖突。創新文化是以一種初始方式，在某一特定時期為了滿足創新思想數量最大化的需要而培育的一種行為模式。創新文化是組織內一種獎勵創新和鼓勵冒險的文化，這種文化能夠激勵和獎賞杰出工作者，對于快速變化的環境突然出現的危機和突況作出迅速反應由此可見，創新文化是一種宏觀戰略層面的變革文化，任何一種文化的塑造都離不開組織自上而下的正確的有效的引導。而創新型文化一旦形成，就要求組織從宏觀戰略層面進行創新思考。組織的領導者在制定企業未來發展戰略時，必須將創新作為一切戰略的中心和出發點。創新文化還是以人為本的人本文化，創新其實是一種知識的創造和運用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全體員工相互合作，相互分享知識，而員工的知識受控于員工自己的思維和意識，只有在員工自覺自愿情況下進行知識分享，創新討論，思想碰撞，創新行為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它還是快速響應的適應性文化，企業外部環境多樣性及易變性的特點決定了企業賴以存在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創新性地分析這種變化，找出這種變化對于組織既有模式的影響，并快速制定策略響應這種變化，以最小的成本和最快速的速率達到組織與環境的新協調。創新文化還是鼓勵創新，容忍失敗的包容文化，一種鼓勵創新、容忍失敗的包容性思想則是創新價值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創新意味著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也意味著失敗的可能，因此，創新文化更應注重對于創新失敗的理解與對待，注重對員工創新行為的鼓勵和激勵，容忍創新的失敗，這樣將有助于保持員工的創新熱情，使員工可以最大程度地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術水平，發掘他們的創新思維，以獲得創新的成功。

二、創新型企業文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路徑

IBM董事長沃森曾經說過：“一個企業組織與其他組織相比取得何等成就，主要取決于它的基本哲學、精神和內在動力，這些比技術水平、經濟資源及組織結構、革新和時機選擇等重要的多。”由此可見，文化在組織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組織元素無法取代的。文化并不是一項具體的經營活動，而是隸屬于企業的軟環境，它和隸屬于組織硬環境的技術創新活動是兩個不同層面的組織元素。因而，人們往往看不到，也不注重企業文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為這種影響是間接的，潛移默化的。但是，這種影響卻是至關重要的。

關于對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著名學者傅家驥認為有三個，即組織因素、技術因素、經濟因素。陳勁認為主要有：企業家精神、研究與發展體系、科學教育與技術培訓、與政府的合作。邢以群認為“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技術創新的推動力”。還有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縱觀這些因素，我們歸納出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影響的主要有：企業家精神、人力資源、科研管理。而文化顯然對這三者產生顯著性、決定性影響。故企業文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可以通過這三個因素傳遞。

1.企業文化通過作用于企業家精神來影響技術創新

自熊彼特首次在其著作《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企業家創新精神以來，企業家精神的理論就一直在豐富和完善著。繼他之后，德魯克認為“企業家精神就是創新精神”，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企業家的作用就在于長期不斷地進行創新，而創新的關鍵就在于技術上的創新”。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企業文化，是企業家的人格化。作為企業成功的領導者和開拓者，企業家的觀念對技術創新有決定性的影響。企業家強烈的創新意識不斷推動著企業技術創新的自覺實施，使之成為企業的一種規范化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家則是技術創新的發起者、組織者、推動者。因而，以技術創新精神哺育的企業文化是企業技術創新最適宜的土壤。

2.企業文化通過作用于人力資源來影響技術創新

在任何企業，以技術骨干為核心的企業員工隊伍都是企業自主技術創新的基本力量。他們如何看待技術創新的價值，有無技術創新的動力，在技術創新的風險和種種困難面前如何應付，是企業自主技術創新能否廣泛持久開展的關鍵。由于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使科研人員難免會顧慮重重。而創新的文化氛圍則可以消除或減弱科研人員的這種心理壓力，使他們竭力挖掘自己內在的潛能，積極主動地承擔科研項目。沒有企業在物質與精神方面的鼓勵和支持，員工是不會主動積極地投身與風險較大的技術創新活動的。企業倡導創新型文化，實質是以企業文化為導向開發人力資源，是廣大員工意識到創新是時代的主流，是企業持續快速成長的關鍵，也是每個員工特別是技術人員借以證明自己能力，為企業發展作出貢獻，同時也為個人發展創造條件的主要機會。

3.文化通過作用于企業科研管理來影響技術創新

科研管理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企業技術創新的不可缺少的制度保障。企業文化是通過導向和整合作用于科研管理的。文化的性質決定了管理人員對技術創新的態度。保守性文化使得人們害怕變革，對創新持反對態度，相反，創新型文化使得大家理解創新，支持創新。良性文化氛圍使得人們形成相互幫助、互相鼓勵的處事態度，通過內部整合減少或消除由于個體性差異而帶來的喜愛技術創新能力和模式方面產生的摩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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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紅英:改善心智模式、打造“文化型企業”[J].商場現代化，2008（4）

[3]夏彬:企業自主創新文化氛圍研究[D].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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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物科學史 教學有效性 興趣 探究

生物科學是自然科學中的一門基礎學科，是研究生命現象和生命活動規律的科學。生物科學史即生物科學產生發展的歷史，既包括科學家對生命現象的研究過程，又包括科學家研究生命現象時所持有的不同觀點和態度;既包括生物學理論和方法的形成演變，又包括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科學與社會的相互影響。

普通高中生物課程標準指出，學習生物科學史能使學生沿著科學家探索生物世界的道路，理解科學的本質和科學研究的方法，學習科學家獻身科學的精神，有利于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幫助學生理解生物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增強學生對自然和社會的責任感，促進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有效教學主要指在一定的教學投入內（時間、精力、努力），通過教師的教學，學生獲得具體的進步和發展，達到最好教學效果的教學，是卓有成效的教學。在45分鐘課堂的有限時間里，如何巧妙合理地講解生物發展史的內容，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達到教學的三維目標，筆者談談個人的見解。

一、精通生物發展史，保證有效教學

生物科學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描述性生物學階段、 實驗生物學階段、分子生物學階段。由于科技生產力水平的限制，19世紀以前生物科學發展基本處于描述性生物學階段，尤其以1859年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為代表，他們都只是從純生物學的角度來闡述生命現象，而不能說明它的根本機理和原因。1900年孟德爾遺傳定律的發現，使生物學從原來的描述性學科發展成一門實驗性的學科。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兩人提出了遺傳物質脫氧核糖核酸（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從此，把整個生物學研究推進到分子生物學的新階段。

伴隨著新課程理念的提出，新教材做出了相應的變化，其中有一個變化較為顯著，就是課本增添了許多科學史的內容。據統計，高中生物必修教材出現的科學史內容共計50個片段左右。

“要給學生一杯水，教師要有一桶水。”教師應具備精深的學科專業知識、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于整個生物發展史的歷程要熟悉，對于高中生物教科書中的科學史要精通，才能保證課堂的有效教學。

二、開展科學史教學，激發學習興趣

托爾斯泰說過：“成功的教學所需要的不是強制，而是激發學生的興趣。”促使學生在愉悅的氣氛中學習，喚起學生強烈的求知欲望是教學成功的關鍵。生物科學史中有很多關于科學家本身或者是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過程的趣事，將其引入到生物教學中，必然會大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講授《伴性遺傳》，引入了18世紀英國著名的化學家兼物理學家道爾頓的故事。道爾頓在圣誕節前夕買了一雙“棕灰色”的襪子送給母親，母親覺得櫻桃紅色的襪子顏色過于鮮艷，道爾頓感到非常疑惑，又去問弟弟和周圍的人，除了弟弟與自己的看法相同以外，其他人都說襪子是櫻桃紅色的。道爾頓經過認真的分析比較，發現他和弟弟的色覺與別人不同。道爾頓雖然不是生物學家和醫學家，卻成了第一個發現色盲癥的人，也是第一個被發現的色盲癥患者。為此他還寫了篇論文《論色盲》。后來，人們為了紀念他，又把色盲癥稱為道爾頓癥。在教學中，適時引入這樣的故事，能為新知識的探究做背景材料的鋪墊，既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又很好地引出探究問題，還豐富了課堂內容。

三、開展科學史教學，掌握生物知識

開展生物科學史教學，有助于學生獲得生物學基本事實、概念、原理、規律和模型等方面的基礎知識，了解生物科學和技術的主要發展方向和成就，了解生物科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例如：講授《現代生物進化論理論的由來》，課文引入長頸鹿是如何進化來的生物科學實例，指出歷史上有兩種關于生物進化的理論曾經爭得很厲害，分別是拉馬克提出來的“用進廢退”和達爾文提出來的“自然選擇學說”對長頸鹿進化的解釋。拉馬克認為，生物進化其核心是有一種內在的動力驅使生物向前發展，而由于“用進廢退”，習性會讓生物的器官出現獨特的形態。達爾文認為，原始長頸鹿中有的較高有的較矮，當食物缺乏時，較高的個體能吃到較高處的樹葉，是其他動物吃不到的，因此有生存優勢，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一代又一代選擇的結果，長頸鹿的脖子就變得越來越長。了解生物科學知識在生活、生產、科學技術發展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應用，有助于積極參與生物科學知識的傳播，促進生物科學知識進入個人和社會生活。

四、開展科學史教學，培養探究能力

生物科學作為由眾多生物學事實和理論組成的知識體系，是在人們不斷探究的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探究也是學生認識生命世界、學習生物課程的有效方法之一。普通高中生物課程標準倡導探究性學習，力圖促進學生學習方式的變革，引導學生主動參與探究過程，勤于動手和動腦，逐步培養學生搜集和處理科學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等，重在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例如：講授《植物生長素的發現》，書上通過一系列的實驗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學探究的一般方法，對培養學生科學的思維方法和研究方法，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是一個非常好的素材。19世紀末，達爾文研究了光照對金絲雀草胚芽鞘生長的影響。通過大量的實驗、科學的設計方法，得出結論：金絲雀草向光彎曲生長是胚芽鞘尖端可能會產生某種物質，這種物質在單側光的照射下，對胚芽鞘下面的部分會產生某種影響。1913―1914年，詹森、拜耳在達爾文實驗的基礎上，分別對實驗做進一步的深化，為溫特的實驗提供了重要的思路。1928年，溫特的實驗進一步證明了胚芽鞘尖端確實產生了某種物質，這種物質從尖端運輸到下部，并且能夠促使胚芽鞘下面某些部分的生長。1934年，郭葛等人提取出該物質，并確認它的化學本質是吲哚乙酸，把這種物質命名為生長素。通過科學史的學習，學生掌握了科學的探究方法，并感受到科學知識的獲得積累了眾多科學家的心血和智慧。

五、開展科學史教學，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科學史可以幫助學生樹立全面而準確的科學形象和科學家形象，領悟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加深對科學的理解。培根說過：“讀史使人明智。”教師通過傳授科學史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辯證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培養學生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的精神，增強振興中華民族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例如，講授《DNA分子結構》時，教師向學生介紹了DNA雙螺旋結構發現的歷程。1951年，23歲的沃森來到英國劍橋著名的卡文迪什實驗室，在那里遇到了大他12歲的克里克，開始了現代生物學史上最動人心弦的合作。也許沃森和克里克不一定是最聰明的科學家，也不一定最有經驗，但是他們靠的是不懈的努力，靠的是知識和能力的互補，終于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開啟了分子生物學時代。為此，1962年，沃森、克里克、威爾金斯因發現DNA分子結構一起獲得了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當他們站在科學最高的榮譽臺上，享受鮮花和掌聲時，是否還記得那位“科學玫瑰”――英國女科學家富蘭克林。沒有富蘭克林在1951年11月拍攝的一張十分漂亮的DNA晶體X射線衍射照片，他們能激發靈感嗎？但在那個時代，女科學家受到歧視和不平等的待遇，她的成就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1958年，37歲的富蘭克林患癌癥去世。最近，英國為了紀念她對發現DNA結構的貢獻，英國皇家學會設立“富蘭克林獎章”。生物學史中還有著豐富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內容。教學中可以適時引入我國古代、近代在醫藥、農業、生物學上的偉大成就，例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袁隆平的雜交水稻、1965年蛋白質-結晶牛胰島素等。通過科學史的學習，學生不僅激發了愛國熱情，更重要的是養成了求實的科學態度、寬容的人生態度，樹立了真善美的價值追求。

生物科學發展史是生物學發展的一面鏡子，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教材。在新課程改革的引領下，把生物科學發展史素材全面引入到課堂中，有目的、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教學，構建有效的課堂教學，落實三維目標，力爭使每個學生都能達到、獲得現代化公民必須具備的科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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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勇.對《高中生物課程標準》中“注重生物科學史學習”的思考[J].中學生物學，2007（7）：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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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代生物技術革命和藥學發展

以分子生物學為基礎的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為藥物的研究和開發開辟了一條前景廣闊的道路，近幾十年的發展史雖很短暫，但進展神速，內容豐富。回顧現代生物技術發展歷程，可以看到，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是由于受到藥學進步發展的影響;這中間體現了社會因素、現代生物技術及藥物發展的相互促進;因此，探討分析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就要從藥學應用的歷史背景入手，通過系統的分析，對現代生物技術在藥學中應用，利用高科技手段，才能做出客觀的評價，使現代生物技術為小康社會服務，并總結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充實現代生物技術發展的史學內容，有助于應對現代生物技術革命和藥學發展中的挑戰，期望還可以為生物科技領域的自主創新提供理論和經驗支持。

2、我國生物技術產業的發展趨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我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發展的體制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現代生物技術水平邁上了一個大臺階;由于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于健康保健的需求，促進了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使現代生物技術，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得到高速發展。近年美國已經形成五大生物技術產業區，他們的產品會在一段時間里，會繼續在全球的科技革命中保持領先地位，引領世界沖向科技界的高峰。同時，在現代生物技術里，產品中下游的分離技術、純化技術多與化工技術密切相關，因此可以預見，生物技術產業將會成為化工產業的重中之重。相信在不久，就會有許多新型的、利用現代生物技術的高檔新型活性微生物及制品，成為世界人民的主要食品的添加劑。

2.1現代生物技術產業化的影響

在近十幾年間，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已經被世界科技界認定為重點發展領域，美國生物技術已經成為投資熱點。在2000年美國的生物技術工業，就獲得330億美元投資，2001年提高到410億美元，從投資額的增長中，可以看到美國投資者對生物技術企業前景的看好，也認定現代生物技術比其他高技術企業，在今后的幾十年，一定具有更長期的利潤空間。從金融市場的投資傾向分析，人類基因的發展由于得到各國的重視，成為股市中的概念股，得到股民的追捧。中國，應用基因工程對優良農林牧漁新品種的創新，也得到高速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必將取得重要作用，培育新產業生物技術的發展，如新型獸用疫苗、活性蛋白與多膚、醫藥用酶、微生物次生代謝產物（抗生素等），已經成為我國開拓新領域的必由之路，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必然對策。

在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現代生物產業發展，必將通過不同方式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現代生物產業的發展，豐富了國民經濟的產業構成，并在整體上增強了國民經濟體系的穩定性。將在我國小康社會的建設中，改善其在世界經濟交往中的形象，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市場的競爭力。

2.2生物技術產業市場競爭的影響

近年來，為提高我國醫藥企業自身競爭能力，為了保證人民的身體健康，我國在醫療保障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在制藥企業的發展中實施了聯合或重組，可以使我國的生物技術產業化，轉變為以市場為動力、以資本資源優勢配置為中心的市場模式。可以預見，我國在醫藥領域的生物技術的發展，通過企業的聯合或重組，必將很快形成現代生物技術與藥學發展合作的優勢，在世界領域的生物藥品市場與國外大公司同臺競爭。

2.3中國有不斷增大的醫藥消費市場。

我國居民目前的藥物消費水平還很低，據統計人均不到10美元，這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當前中等發達國家人均藥物消費達到40～50美元，美國的人均藥物消費更高，可以達到300美元。隨著我國小康社會的實現，為健康買單的理念，將會激發現代生物技術與藥學的發展，未來的醫藥領域的生物技術的市場必將十分廣闊。1998年全國藥品消費總額約為1000億元，人均用藥80元人民幣左右。從我國消費對象的結構來看，我國社會正逐漸步入老齡化，從1979年我國的獨生子政策實施30多年，到2013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突破2億，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將達到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銀發潮”將對我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新農合制度已覆蓋約8.12億人，覆蓋率達98%以上。今年，新農合全國人均籌資達到340元，其中各級政府補助增加到人均280元，新農合總籌資額可達到2700億元。隨著我國小康社會的建設，農村合作醫療的進展已經得到高速發展，農民為健康藥品的消費，必將推動現代生物技術與藥學產業市場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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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印刷史;出版史;圖書館學家;印刷工業;中國

伴隨著電子書媒介與“無紙閱讀”方式的盛行，基于紙質媒介的印刷書與紙本閱讀方式本身則成為了一種傳統的文化現象逐漸引起人們的研究興趣。作為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國的我國，對于印刷史的研究一直在不溫不火地進行著，其中，圖書館界的研究者和印刷界的研究者成為兩大學術主力。

1圖書館學界的“印書史”研究

圖書館學家們關注書籍的印制與形成是自然發生的研究緣起。以曾經在北京圖書館工作多年的張秀民(已故)老先生和錢存訓博士為代表的一些學養深厚的圖書館學者們，把對印書史的研究擴展到對印刷史的研究，分別著有傳世的關于印刷史研究的代表作。正如錢先生所說：“現代印刷并非單指印書，除用紙張印刷的紙幣、紙牌等以外，還包括在紡織品、金屬、塑料、皮革、木版、玻璃、陶瓷等表面上的各種印刷。但是一般學者對印刷術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書籍，因為文字和圖畫的復印乃是人類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媒體，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影響。”…所以，被譽為“文明之母”的印刷術的發展歷史在圖書館界的研究者們看來，就是一部書籍圖文的印刷史。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為中國印刷史研究的成長時期，這個時期的書史研究與教學開始興盛，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系都開設了中國書史課程，書史內容中融合了印刷史(主要是印書史)的內容，所以可稱之為以圖書出版印刷史為主流的研究階段。

1956年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兩校圖書館學系都給新招收的一年級本科生開設中國書史課，并編出了新的書史講義，其中以北京大學劉國鈞先生的《中國書史簡編》影響最大。

武漢大學皮高品先生也于1956年推出《中國圖書史講義》油印本，書中提出按社會發展的五種形態對中國書史進行分期，故在材料和觀點上都有所創新和突破。1964年修訂增補后鉛印，1986年又以《中國圖書史綱》為題由吉林省圖書館學會出版發行。

專門研究印刷史的當數北京圖書館張秀民先生于1958年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書。作者在廣泛收集古今中外有關印刷術的文獻資料和實物例證的基礎上，提出雕版印刷發明于唐初貞觀年間之說，論述了印刷術對亞洲與非洲、歐洲的影響，編制了“世界印刷術發展年表”，“朝鮮金屬活字史料”等。

張靜廬先生(1898—1969)歷時20年苦心收集、精心整理、輯注，推出了七部專題出版史料，全書共250萬字，收錄了自1862年創立至1949年87年間出版事業的重要資料。

除上述有影響的學術著作和大型史料集之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一批有關中國出版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讀物，如劉國鈞著的《可愛的中國書》(1952年)、《中國書的故事》(1955年)、《中國的印刷》(1960年)、《中國古代書籍史話》(1962年)，陳國慶著《古書版本淺說》(1957年)，阿英著《中國年畫發展史略》(1954年)、《中國連環畫史話》(1957年)等。

這個時期突出的特點是出版史、印刷史的研究互相交叉融合，由于研究者都來自圖書館界、出版界等文史領域，所以印刷史研究實際上是著眼于圖書文獻范圍，書史、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融為一體。

20世紀60年代中至70年代是我國印刷史研究的蕭條時期。除劉國鈞、張秀民等又編寫出幾本有關書史、印刷史的通俗小冊子，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內部編印幾本“中國書史”講義外，幾乎沒有出版印刷史學術新著發表。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間大陸內地的出版印刷史研究基本陷入停滯狀態。

就在內地處于停滯狀態之時，港臺及海外學者沒有停止出版印刷史的研究工作，編輯出版了一批著作和論文集，這一時期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及圖書館學研究院的名譽教授、兼東亞圖書館館長錢存訓先生撰寫的《中國古代書史》一書。該書原名《書于竹帛》(WtittenonBambooandSilk)英文本完成于1957年底，1962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20世紀80年代為復蘇壯大時期，五年內出版了三部以出版史、報刊史、印刷史為名的通史著作，各具特色，均有建樹，標志著這一階段的高起點，也預示出版印刷史研究經長期蓄積、準備，盛期將臨。這一時期國內也是以出版史研究為主流，但海外的錢存訓博士為印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錢存訓的《紙和印刷》(PaperandPrinting)是英國學者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第五卷“化學及相關技術”(ChemistryandChemicalTechnolo-gy)的第一分冊。該書出版后在海內外影響巨大。

1987年，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在中國圖書史研究上又邁出新的步伐，鄭如斯、肖東發編著了成套的教材，即《中國書史》、《中國書史教學參考文選》、《中國書史教學指導書》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三本書為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圖書館專業教材，故發行量較大，被多次印刷，廣泛流傳。

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的教授謝灼華主編的《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注意從廣泛的文化領域去說明圖書出版、編纂和圖書館發展軌跡及相互關系，分析中國圖書對世界文明發展史的貢獻，局部理順典籍發展的線索。

1989年最突出的成果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張秀民的又一鴻篇力作——64萬言的《中國印刷史》。該書詳細、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自唐初貞觀年間印刷術發明后，迄清末1300余年的印刷事業的源流演進。不僅廣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更有許多新鮮資料和獨到之處，被美國印刷史專家錢存訓稱為“劃時代的作品”。

20世紀90年代為中國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豐收時期。研究的深入還表現在一些學術專著視野開闊，角度新穎，富有論辯性。如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曹之先生的《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一書是中國出版印刷史專題研究的新成果，開拓了研究印刷術起源的新思路，其方法是通過對各種文化現象的多角度掃描，全方位、多學科地論證“唐明說”。

220世紀后期“大印刷觀”的印刷史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印刷工業界的一些學者專家們在對印刷史文化積累與保護措施的關注、印刷史知識的教學普及方面也有新動向，如1982年6月、王仿子先生聯名提出《關于建立印刷技術博物館的建議》，經過各方面的長期努力，1993年底舉行了中國印刷博物館奠基典禮，1996年6月舉行了隆重的中國印刷博物館落成典禮。1985年9月，北京印刷學院首次開設《中國印刷史》課程，由張樹棟、張耀昆合編教材《中國印刷史(講義)》。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印刷科技界專家對印刷史研究領域的加入，倡導“大印刷觀”、從科技史角度研究印刷史問題的觀念逐漸彰顯，成為與傳統的圖書出版印刷史研究的觀念相并列的另一流派。

1976年后，、王仿子、范慕韓等先生倡導建立“中國印刷博物館”。在鼓勵學術研究之下，印刷史學研究成果迭出，先后出版了多種重要的印刷史書，1993—1999年舉辦了6次印刷史學術研討會(北京5次，臺北1次)、百余篇，出版5冊論文集等。

1991年6月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隋唐史方向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趙永東著，作者從雕版印刷術的定義、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物質條件、古代社會技術發明的一般機制和雕版印刷術發明的技術背景等方面全面探討了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問題。1998年4月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史方向方曉陽的博士畢業論文《中國古代特技印刷工藝研究》，從印刷工藝角度研究了古代的特技印刷。

1999年出版的張樹棟等印刷科技專家合著的《中華印刷通史》填補了印刷史上的大部分空白，贏得了業界同行專家的高度贊譽。如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的肖東發教授盛贊該書是用大印刷史觀、橫跨中華各民族、縱貫歷史五千年，視野開闊、有史有論、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該書后來又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簡明濃縮的版本。

以上約10年之間，印刷史學之研究成果遠勝往昔。呈現如下突破：①由書史、印書史向印刷文化史轉進；②由印刷文化史向印刷科技史轉移；③由傳統印刷史觀向大印刷史觀轉移；④由爭論“發明”年代向探討“起源”時間轉進；⑤由唐初向上延伸至隋代、南北朝、新石器時代；⑥由清末向下延伸至當代；⑦填補歷史空白的《中國印刷近代史》及《中華印刷通史》問世；⑧中國印刷史由1300年往上延伸5000年，往下延伸百年。由雕刻凸版延伸到雕刻孔板、由漢民族延伸到各少數民族、由印紙延伸到印織物；⑨確認了與韓國的雕版紙上印刷品的發明先后之爭，及多項模糊不清的史實結論。

3印刷史研究的認識觀和方法論

如前所述，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出版印刷史研究的學者大都來自圖書館界、文化學術界，對印刷史的研究其實是關于印書史的研究。錢存訓《紙與印刷》、《書于竹帛》，從書名就可顯示圖書館界的學者將印刷史視為印書史。張秀民、曹之等先生的研究也關注的是印書史。研究者們在歷史唯物論認識觀與方法論指導下，注重實物考證與史料查證，這也是出版印刷史學領域通用的研究方法。90年代后，隨著“大印刷觀”的推行，研究界開始擴展史料考證范圍，并進行了工藝史、專題史研究。

1993年在全國第一次印刷史研討會上，鄭如斯教授《書史研究與印刷史研究的聯系與區別》一文辨析了兩門獨立學科的相互聯系與區別。她認為，書史與印刷史是交叉學科，兩者研究的內容都涉及到圖書的印刷。當然，兩者研究的角度和側重點是不相同的：在書史研究中，圖書是主體。對印刷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在印刷史研究中，印刷術本身的發展變化是主體，圖書只是印刷品成果之一種，對圖書的研究是第二位的，透過圖書探索印刷技術發展的成就和水平。

印刷的起源，歷來是中外學者研究的重點。諸多論斷，大都根據文獻上的記載加以解釋。大部分意見分歧，只是由于對早期文獻中鐫刻或印刷的關鍵名詞解釋不同。研究的方法在突破了印書史的套路后，強調探討“起源”。中國是世界上發明印刷術最早的國家，但無法確切知道中國的印刷術是何時由何人發明的。它是一種經驗的長期累積，是一種源流的演進發展。從橫的方向看，是相互重疊、綜合應用的工藝。所以，探討中國印刷史的源流演變，可將其看作一條光譜的譜帶，李興才先生更確切地比喻為一條調子豐富的連續調灰色尺，它可以概分為暗部、中間調、光部三大部分，但無法截然地明確分界。張樹棟先生在《試論中國印刷史的歷史分期問題》中，主張將中國印刷史分為四個時期：準備與發明時期；手工刷印的發展與繁榮時期(古代史)；近代印刷術的傳人與發展時期(近代史)；現代印刷術的興起時期(現代史)。

印刷史研究中觀點的歧義，往往源自技術分析的差異。由流溯源，使得近年來的印刷史研究更加傾向于技術的分析。如周廣學、宋青梅整體勾勒出活字印刷的技術演進過程及變化的原因，并首次對不同階段泥活字印刷技術進行了類型分析；而楊玲通過對宋代雕版印刷的基本要素紙、墨與基本工藝的考察，結合文獻與考古資料，揭示宋代雕版印刷業繁榮背后的物質技術原因。

在實證研究方面上，北京印刷學院尹鐵虎先生對畢升泥活字的仿真復原研究，是近年來我國在印刷史實證研究方面的一次方法創新。

從大印刷史觀研究中國印刷史，即從整體的、全面的、全程的、全方位的角度來研究。

1996年6月1日中國印刷博物館落成典禮之時，召開了第二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落實論文49篇。論題進一步深化、細化、方位更廣闊。會上延續了對印刷史研究的歷史觀、方法論的探討。自然地顯現出圖書館界與印刷科技界專家學者們研究的著眼點差異。

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的曹之教授《關于印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探討了印刷史研究的關于“印刷術”的概念問題。曹教授列舉古今中外的例子說明，認為印刷術不是印染術，適宜采用約定俗成的“印字術”、“印書術”。錢博士也認為，一般學者對印刷術的研究，主要對象是書籍，因為文字和圖畫的復印乃是人類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的一種重要媒體，在文明史上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影響。

關于印刷術的起源問題，曹先生認為其發明時限范圍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不可能有千年之久。不能把印刷術的發明時間同應用時間混為一談。印刷術就是印書術，但在研究印刷術起源的時候，就不能從研究印刷圖書開始。

對于“大印刷史觀”，曹先生認為要從造紙史、制墨史、制筆史、藏書史、目錄學史、教育史、抄書史、書業貿易史、圖書亡佚史、佛教史、石刻史、外交史、篆刻史、拓印史、文字演變史、印染史、貨幣史等多方研究，全面考察。印刷史研究是一個巨大的綜合工程，需要由一支考古工作者、印刷工作者、文獻工作者等組成的一支“大”的隊伍，要努力改變各自為戰，信息閉塞的研究現狀。

印刷工藝界人士與圖書館界人士的認識觀與方法論各有特點。海外與內地的觀點也略有不同。范慕韓先生的“大印刷觀”和李興才、張樹棟先生的“大印刷史觀”大同小異。“以印刷為伍，著眼點自然是印刷”，“對中國印刷歷史的研究，理應、也只有沿著印刷工藝技術的發生、發展這條主線，順藤摸瓜，才能逐步接近歷史的真實，再現中國印刷術的發展過程。”印刷工業出版社的黃浮云、張子謙在《用大印刷史觀研究印刷史勢在必行》一文中指出，“印刷雖是以新聞出版為中心的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但從根本上講，它是工藝技術，是工業，它的起源和發展，是沿著印刷工藝技術發展這條主線進行的。”

印刷工藝界人士認為，印刷術的導源和歷程，織物印刷的起源，套印術的肇始和發展，近代印刷術的傳人和發展，以及印刷設備、器材、科研、教育等一系列與印刷相關的領域的研究和考證，都是印刷史研究的內容和對象，一個全面、系統、全方位多視角的研究中國印刷史的局面將會展現在世人面前。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圖書館學界“大印刷觀”的重點是強調方法論體系的博大，印刷工業界“大印刷觀”的重點是強調研究對象范圍的擴大延展。

4印刷史研究的現狀和未來態勢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出現了“盛世修史”的繁榮氣象，印刷史研究也得到新的發展。筆者曾在2005年通過對國家圖書館的文獻資料檢索，得知館藏現有關于印刷史方面的各類圖書資料近30種，其中部分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專著舉例如下：①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5；②簡明中華印刷通史／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8；③插圖本中國圖書史／蕭東發、楊虎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④近代西歐印刷媒介研究——從古騰堡到啟蒙運動／項翔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⑤古代版印通論／李致忠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⑥中國版本文化叢書／任繼愈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12。

近年來的研究成果頻出。由北京方志編撰委員會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印刷志》(2001年)，該書史料詳實，生動準確地反映了北京印刷業漸進的演變過程，從而也折射出中國印刷業的發展脈絡，為后人研究北京乃至中國的印刷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國家設立了多項印刷史研究的項目來鼓勵開展印刷通史的深入系統研究。以中國印刷博物館為基地的印刷史研究活動也在我國印刷工業界的一些老專家的堅韌努力中得到持續進行并發揚光大。

篇9

一、中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

1.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思維藝術，其整體有機思維是相當發達的，以致“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的思想家除了運用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外，更發展了形式邏輯思維藝術，形成為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這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按發生認識論創始人皮亞杰的解釋：“主要特征是它們有能力處理假說而不只是單純的處理客體，”[3][1]從僅僅可能的真實性中“抓住各種可能的變換，并且只憑想象或演繹的事件去同化現實，”[4]③并引出必要的結論，從而構成假說——演繹推理程序。西方第一個哲學家，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泰勒斯，在幾何學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同時，揭開了這種思維藝術的序幕。英國著名希臘數學史家希思在總結泰勒斯在幾何學上的發展的貢獻時指出：“幾何學開始成為建立在一般性命題之上的一門演繹科學。”[5][1]畢泰戈拉及其學派推進了這種思維藝術，而亞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邏輯這門學科的同時，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繹為特征的思維藝術。后來歐幾里德又進一步把這種思維藝術貫徹和運用到幾何學中，從而進一步完善了這種思維藝術。

這種以形式邏輯為主要工具的思維藝術，對西方、特別是對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科學的發展基礎之一，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的偉大成就。正由于這種思維藝術的強有力的影響，即使進入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奴婢;占主導地位的經院哲學，也并末能從根本上否認理性和形式思維的作用，它主要是運用形式邏輯的藝術，從外在的權威，即教會所肯定和解釋的圣經出發，演繹、推論出事實。這種思維藝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繼續發揮著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總之，西方思維傳統中既有整體有機思維藝術，也有形式思維藝術，但后者長期以來占著主導地位，并對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實踐，特別是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等等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當這種思維藝術發展成為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時，就成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認識能力的障礙，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級的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即辯證邏輯發展。即便這樣，這種形式分析思維仍未喪失其價值。它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臘和15、16世紀以來，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績就是明證，因此今后還可以繼續作出貢獻。就西方來講，當前更為需要的是運用辯證思維，因為無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已進入需要進行廣泛綜合的時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科學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因此“不僅哲學，而且一切科學，現在都必須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6][1]只有運用唯物主義的辯證邏輯，才能做到這一點。

2.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一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人類思維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較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特征，正確概括和科學評價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長處和短處，探索它在現時代的轉換趨向，使其更適應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改革實踐，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指自古代延續下來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思維結構模式或思維定勢。其基本特征，在于經驗整合型的主體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經驗綜合型的整體辯證思維;就基本程序和定勢而言，則是意向性的直覺、意象思維和主體內向思維;兩者的相結合，體現了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面貌。中國傳統思維的經驗綜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維相對立，它傾向于對感性經驗作抽象的整體把握，而不是對經驗事實作具體的概念析;它重視對感性經驗的直接超越，卻又同經驗保持著直接聯系;它主張在主客體的統一中把握整體系統及其動態平衡，卻忽視了主客體的對立以及概念系統的邏輯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確定性和明晰性。中國傳統思維的意向性從“天人合一”的整體模式出發，導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對象性認識。它突出了思維的主體因素，而不是對象因素;突出了主體的意向活動及其價值判斷，而不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實體的定向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似乎有點像西方的現象學，但卻沒有現象學那樣的意識“還原”和“懸擱”;它不僅承認對象客體和本質、本體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體合而為一，構成了一個整體系統。

經驗綜合的最終結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因而表現為整體辯證思維。李約瑟認為：“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到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7][1]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最顯著優點在于辯證思維。這種辯證特性，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整體思維。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強調整體觀點，認為世界（天地）是一個整體，人和物也都是一個整體，整體包含許多部分，各部分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想了解各部分，必須了解整體。“天人合一”是這種整體思維的根本特點。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兩者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調整安排。這表現在思維藝術上，雖然有形上與形下、體和用之分，但形上不離開下，本體不離作用，渾然一體，不能區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維。它認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研究問題，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對象的兩個方面。同時認為所有對立的兩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動”，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維原則。在以后的發展中，又提出了“無獨必有對”、“物極必反”和“一”與“兩”的命題。

顯然，傳統思維藝術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極的，它不僅反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和風格，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對整個世界歷史都具有價值和意義。除上述辯證思維對我國古代科學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經驗整合型的整體思維同當代的系統論整體思維也有某種相似，它不僅在人體生命科學如中醫學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對于其它綜合性科學也有啟發意義。再如直覺思維、意象思維不僅在倫理學、美學和藝術領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而且蘊藏著極大的創造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并且同當代符號學有某種聯系。它是科學思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至于主體意向思維，對于確立認識的主體性和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國傳統思維畢竟是前科學的直觀性思維，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業社會及其科學基礎上的科學思維。因此，必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理論及其思維成果，徹底改變傳統思維的模式。

首先，必須補上形式思維這一環節。正如在經濟的發展上，我們不能跳過“商品經濟”這一環節一樣，在思維的發展上，我們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維”這一階段。而且，歷史的辯證法還在于，經濟上的“商品化”與思維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幾乎是同步產生的，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形式思維把人類思維從籠統的整體性推向細節性、定量化，體現出思維的精確性。黑格爾把思維的形式化過程稱為“知性思維”或“理智”。辯證法一方面是對客觀世界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對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說，沒有發達的知性思維過程，就不會產生作為對知性思維的揚棄的辯證法。現代的辯證思維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觀的樸素的辯證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

用思維發展的一般過程來對照我國傳統思維藝術，不難發現它的要害之處在于缺乏知性思維的充分發展這一環節。它的優點是整體性、系統性、辯證性，但卻是立足于直觀性、類比性的基礎上，因而只能是樸素的辯證思維。而“揚棄”這種樸素的辯證思維，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維。明朝徐光啟意識到了中國思維藝術的這一弱點，認為西方科學的長處在于嚴密的邏輯體系，并把這一思維方式比喻為繡鴛鴦的“金針”，而中國人沒有掌握住這一“金針”。因此，加強我們思維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確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華民族思維藝術水平，把樸素的辯證思維提高到科學的辯證思維的必經環節和階段。

其次，必須注重科學技術知識。嚴復在比較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時，認為就思維對象或內容而言，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就在于以“古紙堆”為對象與以“自然界”為對象的區別。西方科學技術在明代以前并無超越中國人之處，后來中國科學技術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學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國人則皓首窮經。中國人普遍認為，科學技術無論多么高明總不過屬于“藝”和“器”的部分，這部分本屬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為可恥;只有“真心誠意”的大道理，“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才是最有價值的大學問。于是造成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狀態：科學研究、創造發明不被鼓勵，它只能自生自滅，循環迭現;知識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結果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始終是感性的，缺乏理論和邏輯，往往不能形成科學公理。盡管四大發明源于中國，但卻沒能引起科技變革，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關系、思維藝術的巨大變革。約克多·雨果說：“在歐洲，一有一種發現，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息。中國真是保存胎兒的酒精瓶”。中國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維傳統，提高思維藝術水平，必須要從“古紙堆”中跳出來，改變輕視、打擊和冷遇科學技術的惡習，要象西方人那樣，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鉆研和認真學習科學技術。

我們要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吸取西方思維的成果，以發展、改造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使之更為科學化、現代化。而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在改造傳統思維過程中還必須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現代思維的水平上對思維傳統進行反思。一方面，我們對思維藝術的調整改造，無需簡單重復西方曾經走過的路。我們必須運用的觀點，站在現代思維和現代實踐的高度上，對西方已經走過的思維道路以及現在的思維趨向進行分析。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站在現代實踐和現代思維水平上，自主地展開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維藝術的交流。在現代的信息條件下，人類思維正不斷趨于同步化;但這種同步性、統一性是以多樣性、差異性為基礎的。我們要形成的是以哲學為基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樣化的現代思維，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義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維藝術的變革與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活動方式的變革結合起來。思維藝術的變革決不是單項的，而是社會整個變革中的一項。現代思維的特點之一，便是它與行為、生活和活動的緊密結合，并具有較快的轉化節奏和周期。馬克思指出：“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8][1]思維藝術的變革本身，就是人們要求變革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的體現;思維藝術只有與活動方式結合起來，才展現出變革的意義。

中華民族傳統思維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輝歷史。挖掘埋藏于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寶藏，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開放性的現代化思維，不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維進行交流，也需要吸取傳統思維中的精華。可以確信，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鑒的珍品，并使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重放異彩。

二、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任何一種思維藝術，都是一定時代的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因而都具有某種合理性，同時也都具有某種局限性。從縱向來看，后起的思維藝術，并不能全盤否定、先前的思維藝術，正如高級的社會運動的出現并不能否定低級的機械運動的作用一樣。從橫向來看，不同地域的思維藝術，在整個人類思維的發展中，都只是一個方面或一個側面，不宜硬去比較孰優孰劣。在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各種思維藝術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們之間的結合和互補，開辟了人類科學思維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中，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各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歷史作用及發展趨勢。

為了從總體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有必要將中國與西歐兩種學術思潮及思維藝術變遷的基本路線作個粗略的劃分：

在中國，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戰國諸子文化的興起，為中國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開源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覺醒的時期;大約公元前206－公無1644年，即由兩漢儒學經術的發展經魏晉隋唐時期儒、釋、道的斗爭，直至宋明思辨“儒學——理學”，為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以帶神學色彩的儒學與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從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與今文經學至對儒學的批判，是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與科學技術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期。

在西歐，從大約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臘英雄神話時代到古典希臘哲學、科學、藝術的啟蒙興盛，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覺醒的時期;從大約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形成，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僧侶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神學的時期;從大約公元1100－1600年，即由對宗教神學的批判導致的文藝復興到近代實驗科學的誕生，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理性復活和科學興起的時期。

上述中西方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變遷的脈絡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國，帶宗教色彩的儒學——理學統治時期比西歐中世紀神學統治時期更長（約長800年）。不過，就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具體內容來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第一，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以人倫為中心，呈現出以天道與人道相結合的主客體互溶的致思傾向;而西方傳統思維藝術崇尚自然，呈現出以自然為主要對象的致思傾向。

中國古代的災難性氣候，象夢魘一樣壓抑著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們。人們無力戰勝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間的英雄。隨著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國傳統思維中重視人倫、輕視自然的傾向也由此而萌發。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思潮，在春秋時展為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在古代思維中，這種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的特征，經過長期歷史的積淀，以邏輯的格的形式固定下來，作為一種致思傾向，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顯著特點。愈到后來，這種思維藝術就愈成熟，愈具有豐富的內涵。從廣義上說，思維藝術作為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與中國人文文化是互為表里的;從狹義上說，由這種思維藝術所建構的哲學，是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學”。

中國文化具有人文主義特點。但這種人文主義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義。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注重社會的人格，而不是注重個體的人格。人們習慣于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把人看成群體的分子、群體的角色，而不是單個的個體，得出人是具有群體生存需要、有倫理道德的自覺的互動個體的結論，并把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義務、貢獻之類納入這種認識中，認為每個人都是所屬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命運同群體息息相關。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練就的思維藝術，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種文化的印記。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致思傾向，多側重于向內探求，認為價值之源內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認識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發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此，倫理原則是第一位的，“善”與“不善”是一切社會行為和科學活動的準繩，“內圣外王”是修身、內省的最高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有“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的功夫。

但是這種內傾性，并不突出獨立個體的地位，相反，群體是包括個體的;個體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其價值標準是倫常秩序。“崇善”的極境，一方面是內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為（視、聽、言、動）必須符于“禮”，即符合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禮”成了修身、內省的標準。這兩者的關系是，倫常秩序（“禮”）不是由外面強加給個人的，而是個人通過修身、內省自然地推出來的，因而個人也就自覺地、誠心地服從它。人們既然以倫理道德為綱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視野之外了。思維的中心內容，便只是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農業——宗法社會里思維藝術的典型特點。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內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數唯物主義哲學家將自然作為自身之外的對象來研究,一般來說,主導方面是將自然包容于心，“萬物皆備于我”，以人為天，天人合一，還原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識與意識對象（自然界）的界線劃得很清，因此他們有系統的本體論、認識論。中國人則基本上不在內心世界與外部自然界之間劃出鴻溝，在傳統的思維藝術中，這兩個世界是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互相結合的。當然，在中國思維發展史上，也有將兩者分離的。

中國傳統的思維藝術，從反天道、重人道，發展到將客體自然（天道）化為主體人心（人道），使主客體互溶，這樣，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是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一個基本傾向。

在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賜，人們對于自然界的態度，卻不象中國原始民眾那樣始終受到災難性氣候的威脅而產生對立情緒。因此，從古希臘開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識的學術傳統。古希臘的文獻記載和哲人們的著作殘篇都說明自然界是這些思想家研究的對象。恩格斯說：“最早的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9][1]古希臘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思維傳統卻一直在西方延續下來。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作為自然科學的哲學家比比皆是。到了現代、當代，這個特點更加突出。愛因斯坦說過，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幾乎都是哲學家。愛因斯坦本人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況在中國是極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現代以至當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學家的廖若晨星。中國古代的人們當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與社會的政治倫理相聯系、相附會，從現實的利益需要來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們大都是為了純粹的追求知識而探索自然的奧秘，把自然界視為比較獨立的研究對象。顯然，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是不一樣的。中國近代以后在科學方面的長期落伍，固然與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和小農經濟有密切關系，但也不能忽視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不在自然界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自然科學的發展又發反過來促進了思維藝術的發展。在古希臘，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證明，世界被看成是從某種渾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在思維藝術上，就表現為天然的純樸的形式，表現為整體上的樸素的辯證法與唯物主義。到15世紀下半葉，近代自然科學誕生，一直到18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力學和數學，各門自然科學正處在材料的搜集階段。這種狀況影響到思維藝術，就形成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傳統。18世紀下半葉以后，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由搜集材料階段發展到整理材料、各學科互相綜合和滲透的階段，自然科學系統地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在這種背景下，“新的自然觀的基本點是完備了：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的和循環中運動著。”[10][1]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藝術，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科學基礎上產生的。

西方思維藝術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為視覺焦點的致思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點，它不僅加速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學與民主的傳統。

第二，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具有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特點;而西方思維藝術則具有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特點。

人類思維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一般說來，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產方式。原始人類的生產實踐水平和科學認識水平都極低，原始人對自然未有精細的認識。在原始人類面前，自然界是一個神秘的、不可戰勝的整體力量。同時，原始人分化主客體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這一時期的思維就具有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

這種特點，在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的思維藝術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天然純樸”的“天才直覺”的思維藝術，隨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在15世紀以后逐漸被一種追求局部性、精確性、實證性的思維藝術所代替。在中國，自然科學在古代取得輝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卻沒有獲得長足的進展，即沒有象西方那樣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學的停滯不前，以及農業型自然經濟的長期延續，“大一統”宗法社會的不斷加強，使中國傳統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相反卻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有代表性的特點。

意會體悟的直覺性。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具有內傾性;而直覺性則與內傾性有密切的關系。內傾性強調向內尋找，如“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等，這種內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確的言語表達，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們也就只能靠感覺、體驗、意會、領悟來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邏輯思維的成分，因而往往帶有神秘色彩。直覺雖然直到現代仍然是人類多種思維藝術的一種，在認識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為認識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維和實踐活動在認識的作用，這樣就歪曲了直覺思維的本質，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

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在中國，自然科學沒有發展成為近代形態，沒有一個分門別類作精確研究的階段。進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體性思維特點。整體性思維對世界的把握是籠統的而不是精確的。整體性思維把世界看成是某種從渾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整體，一個不斷變化、不斷流轉的過程。它注重自然和諧，習慣于融會貫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張從局部、細節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結合為一體，主張人參與自然界;自然界滲透于人“心”，所謂“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現代思維雖然也強調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但它是在認識各個細節的基礎上對整體的科學把握。而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觀并沒有經過對整體的剖析，其思維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樸素的認識階段，因而有待向現代思維靠攏。

朦朧猜測的模糊性。以整體性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思維往往固執于對事物的質的判斷，而忽視對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準確清晰而往往帶有朦朧的猜測成份;其思維范疇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和多義性;在方法上，則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這種思維藝術只能給人們提供關于事物的模糊整體圖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由于歷史的局限而存在著很多缺陷，但綜觀人類思維發展的全景，這種思維藝術是人們認識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發展。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應的場合有它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維藝術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國哲學史上，多數哲學家注重對事物的總體把握，注重事物的運動和聯系，與這種思維藝術有著密切聯系。

在中國，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沒有明顯的階段性差異，基本上是一以貫之地漸進發展;而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卻不一樣，古希臘思維傳統和西方近代思維傳統有明顯差別。近代以后，由于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西方思維藝術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思維傳統，在近代科學沖擊下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與近代自然科學相適應的，以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為特點的思維藝術。

以古代科學以經驗為主不同，近代科學以理性為主，十分重視實驗的或實證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這個方法的創始人是英國近代實驗科學的始祖培根。在他看來，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因此實驗科學具有重要意義，科學本身就是實驗的科學;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須用大量事實作依據，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單一的、個別的東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論。培根開創的重視觀察和實驗、重視例證和歸納的科學方法論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直到現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維藝術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維藝術除了突出實證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學發展狀況的影響，還形成了局部性、機械性、形而上學性等特點。從15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末，是西方自然科學分門別類地搜集材料的階段。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發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學，它是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后的第一門獨立科學。所有這些學科，都是孤立地、靜止地進行研究的，每個學科都只看到自己領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沒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運動著的有機聯系的整體。牛頓力學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機械力學規律被片面夸大并用來說明一切自然現象。自然科學發展的這種狀況，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思維藝術。培根和洛克最先把這種孤立的、靜止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帶到哲學領域，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運用和發揮，積淀在人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成為西方思維藝術中一個重要方面。

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和量化發展，也帶來了思維藝術上的精確性特點。近代數學的巨大發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學對精確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學、力學、生物學、化學等科學領域，都需要精確的計算。近代的力學家幾乎都在數學上有很深的造詣。同時，由于實證思潮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某一理論的建立，必須有精確的經驗事實支持。這種對于精確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維藝術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對于無論什么結論，西方人幾乎都會問：有沒有數字根據？統計是否精確？

西方思維藝術的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它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起過重大作用，但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特點卻難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實證性和精確性原則在許多科學領域里（特別是在微觀物質領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對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導致機械論和形而上學，從而阻礙對世界全貌和事物間總體聯系的把握。

第三，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疏于邏輯推理，忽視理論體系;而西方思維則強調邏輯推理，重視理論體系。

中國傳統思維中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蘊含著系統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萬物化生”，天地萬物渾然一體，這些都是對對象世界的比較正確的描述。中國傳統思維雖然能系統地整體地思考對象，但卻不注重邏輯推理。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對事物的把握，往往通過體驗、意會和領悟，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

誠然，在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中，邏輯思想曾有過一段輝煌歷史，如先秦時期的辯者派和正名派，特別是辯者派中的墨辯邏輯，就曾興盛一時。在先秦邏輯思想中，不僅有形式邏輯的內容，而且有較發達的辯證邏輯思想，同時還有數理邏輯和語言邏輯的萌芽。墨辯邏輯的“三物”（故、理、類）理論，可與西方的三段論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終究是不發達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國的邏輯思維不象西方那樣有關于思維形式和論證方法的系統完整的理論。《墨辯》雖然是一部邏輯的著作，其中有非常豐富的邏輯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邏輯推理演繹系統和方法論體系。其二，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藝術，往往與倫理的規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術思想緊密相連，并屈從于倫理和政治，這樣就削弱了對邏輯思維藝術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邏輯理論，大都偏于對某些概念、命題的論爭，如名實之爭，關于“白馬非馬”、“離堅白”的爭論等。同時，在說明一些邏輯觀點和方法時，仍然采取“設象喻理”的辦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藝形式等形象思維方式闡釋甚至代替邏輯規則。其四，“設象喻理”的思維方法妨礙了邏輯向符號化、形式化發展。在中國先秦之后，邏輯思想基本陷于停頓，純邏輯研究幾乎沒有了，更談不上如西方那樣發展到近現代邏輯，如概率邏輯、模態邏輯、模糊邏輯、語言邏輯等。

由于疏于邏輯推理，中國自先秦以來一直強調“實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這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加以分析說明。從內容上看，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十分重視“經世致用”，重現實，重人倫，強調理論必須維護倫理綱紀，必須有益于政治，認為探究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眼前的實用。而西方學者往往并不注重學術理論與人們實際利益的直接關聯，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希臘人“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學者都是為了純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觀世界的奧秘。這種學術傳統使很多著名的理論體系得以誕生。而中國學術史上，這方面卻是個弱點。從形式上看，中國傳統思維不重視宏觀、系統的理論表達方式，而是采用“設象喻理”、“微言大義”、“語錄體”等表達方式。“語錄”需作詳細注釋、發揮，“微言大義”之義蘊何處也不很明確。因此，中國有一門獨特的學問，稱之為經學，即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形式是由內容所決定的，理論體系的貧乏導致表現形式上的這種狀況。

西方的邏輯思維傳統發端于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作為傳統形式邏輯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邏輯理論體系。現代形式邏輯的許多重要內容，在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亞里士多德開創的邏輯學，在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到近代以后，英國培根對邏輯學又作出了重大發展，他針對亞里士多德邏輯重演繹、輕歸納的特點，第一個系統地制定了經驗的歸納法。他的歸納邏輯運用了“三表（本質和存在表、差異表、比較表）法”，并以此豐富和發展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中的簡單枚舉歸納法。到19世紀，英國哲學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廣為契合法、差異法和共變法，同時還創立剩余法，發展了歸納邏輯。邏輯思維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在于是否達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紀末，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就曾試圖建立形式的演繹邏輯，并在邏輯的符號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為數理邏輯的先驅。19世紀中葉，英國數學家布爾創建了以他命名的邏輯代數系統，使邏輯形式化有了重要發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現代化形式的數理邏輯命題演算體系，即構成了最早的命題邏輯的公理系統。到2O世紀30年代，現代邏輯又取得了幾項輝煌的成就。

西方現代邏輯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發展，充分說明了重視邏輯思維的傳統在西方思維藝術中所占的主導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這種思維傳統與中國思維傳統相比較，就會看到，在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現代邏輯的所有成果，幾乎全是從西方引進的。從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國思維傳統和西方思維傳統的明顯差別。

西方思維除強調邏輯思維外，還非常重視理論的體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奧秘的過程中以“求知”、“愛智”為目標，追求理性的享受，著重發展知識論。各種理論體系象一個個螺旋上升的圓圈，綿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長河中。亞里士多德以博學著稱，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其著作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認識論和心理學等各個方面。他不僅把各個領域的知識匯合成一個龐大的體系，而且每一領域的知識也自成體系。在他之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是人們所熟知的。到中世紀，正統經院哲學系統化，形成了托馬斯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則是理論體系層出不窮的時代。法國笛卡爾不僅建立了物理學和數學的體系，而且還論證了他的“形而上學”世界觀體系，以及以幾何學為標本的理性演繹方法體系。英國洛克在巨著《人類理智論》中建立了龐大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理論體系。德國人更不愧是構造理論體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構成了著名的先驗論。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理論體系也是人們所熟知的。現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視知識論理論體系，理論自然科學的發達和哲學派流派的蜂起說明了這一點。

2.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維傳統的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其中經濟文化背景尤為突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思維藝術，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由人們思想活動的逐步演變和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就是說，思維藝術的起源和演變是時代精神變遷的產物，其最深厚的基礎固然如馬克思所說是“塵世間的粗糙的物質生產”，而生產關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識等，則是這種精神同經濟基礎之間的不同層次的中間環節。分析中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背景，我們既要從經濟基礎出發，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探究思維藝術產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從思維藝術所依附的社會子系統著眼，透視社會文明狀態對思維藝術的影響。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產生于這樣的條件：第一，半封閉的大陸型社會地理環境。這種地理環境，與歐洲一些國家的開放性的海洋環境不同，其特點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閉。自然的隔離帶來與外部社會的隔離。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經濟，也不同于工商業經濟的農業型自然經濟。這種農業經濟使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包括思維）具有很強的農業社會特征。第三，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這種社會結構使人們注重血緣，膜拜祖先，推崇傳統。另外，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正是在上述諸條件下形成了與西方思維藝術迥異的中國傳統思維藝術。

在幾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多樣化，即使在同一時期內，西方各民族、各國的思維藝術也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們分析西方思維藝術的產生條件，只能根據有比較代表性的社會環境對思維藝術的影響，論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區，這里氣候溫暖濕潤，海上交通發達，從而大大促進了農業、工商業和航海業的發展。自然的開放帶來向外部社會的開放。第二，在歐洲，從古希臘開始，就以工商經濟為主。農業經濟雖然存在，但對社會歷史和文明的發展影響不大。這種經濟類型，特別是商業活動，以其純粹的謀利性質和流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足以摧毀家族社會的血親溫情和世系組織的強大沖擊。第三，在整個歐洲沒有形成象古代中國那樣的統一的社會群體;而是小國林立，各個城邦國家可以結成同盟，但它們從來沒有取消自己的國界而混為一體，整個社會可以說是一個松散的個體的組合。相應地，整個歐洲世界觀的核心就是個體性。對歐洲人來說，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擺布的人都是奴隸。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當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廣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個體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維藝術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所有這些，都是與中國歷史相異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與中國傳統不同的思維藝術。

三、中西方思維藝術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

1.中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條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個不同地域的人們在思維藝術上有著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都產生過整體的、模糊的、直觀的思維藝術，都把世界看成一個混沌的整體，把某種具體的物（或現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樸素的關于事物發展、變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維藝術逐漸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人類進入到現代社會，思維藝術發展的軌跡似乎又開始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階段，中西方思維藝術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形成了一種融匯合流、協同發展的趨勢。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融匯發展，是以現代科學革命和現代技術革命為背景的，是在當今世界開放與發展的形勢下形成的。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使空間距離的縮短，以及廣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迅速接近和共同發展有了現實的可能。換言之，現代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為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溝通和共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中，世界性的廣泛、頻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發展自身文化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參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覺地反省自身，博采對方之長，吸收、消化外來文化。

如果說，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開放、文化交流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外部條件的話，那么，思維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它對自身不斷完善的要求，則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和西方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思維藝術，分別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各執一端。在認識和把握世界過程中，這兩種思維藝術都有其獨特的長處，發揮著各自獨特的作用,在很多時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們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如果不克服這些缺陷，思維就不能充分地、科學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維自身也就停止了發展。可是我們知道，正如人類的實踐發展是不會停止一樣，人類思維的發展也是不會停止的。思維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質是綜合思維的空間跨度和時間跨度，使人類思維在無限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接近絕對真理。這是一個思維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不同思維藝術的互相取長補短、融匯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則加速了這一進程。

2.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容

中西方思維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人文與科學并重。中國思維傳統重人文，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西方思維傳統重科學，以自然規律為視覺焦點;這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兩個側面、缺一不可。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文和科學互相滲透，關系越來越密切，以致不可分離。即：人文領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運用科學分析方法，科學領域中則擺脫不了情感因素和價值評判。現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思潮，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潮，是并駕齊驅的，同時也互相對話，互相吸收和互相補充，愈來愈顯示出匯融的趨勢。注重科學傳統的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對社會與人的問題也愈益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如關心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問題，研究人和人的價值，人的本質和自由等。在中國，對民族坎坷歷程的深刻反思強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大膽的開放政策使現代先進科學技術跨進國門，科學主義盛行起來。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一向重視人倫綱常，但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開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在思考某種理論時，不僅要問：它的社會意義和倫理價值如何？而且還要問：它是不是科學的？它有沒有嚴格精確的論據？

正如中國思維藝術中不能說完全沒有科學主義傳統一樣，西方思維藝術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人文主義傳統。但是，歐洲的人文主義注重個體的人格，從個體去看社會，認為社會應以個體為單元和基礎;而中國的人文主義注重社會的人格，把個體看作是社會和群體的分子，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前者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最后把人歸于自然性;后者強調人的社會本性，進而把自然也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兩種人文主義，在當代也有融匯的趨勢：西方人逐漸重視人的社會性和社會關系，而中國人則開始強調個體人格。

其二，模糊與精確并重。一般認為，模糊性是古代思維的特征，精確性是近代思維的特征。實際上，模糊性和精確性都是思維的固有特性，無論在古代、近代、現代思維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維的模糊性是樸素的、粗淺的，抑或說是不得已的，當時的人們囿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對世界總畫面的細節作出精確的說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體。不僅思維的對象是模糊的，思維本身也是模糊的。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想精確而不成的時代。現代思維的模糊性則不同，它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的精確的基礎上，同時客觀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發展的某些模糊過程和環節。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為精確而模糊的時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維本性的一種表現，它經過長期的延續而得到豐富和發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維藝術那樣在近代受到過精確的揚棄，因而直到今天，中國思維藝術中的模糊性仍帶有古代樸素的色彩。

人類思維的本性要求精確地準確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實踐中改造外部世界。人類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確性，試圖使認識盡可能真實地接近客觀事物本身。沒有精確性也就沒有科學的認識，因此精確性是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觀世界中真實地存在許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關系等方面，很多時候不可能有精確的結論。這種模糊性表現了事物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或差異的中介過渡性。反映在思維中，就必然會產生思維的模糊性。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就是現代模糊思維的兩種形式。傳統數學竭力追求精確性，排除模糊性，結果遇到很多不可解決的難題。2O世紀60年代模糊數學誕生，使數學獲得重大發展。模糊數學精確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思維手段，而這一點是傳統的精確數學所做不到的。模糊邏輯是對傳統邏輯的揚棄，它也為我們提供了現代思維手段。傳統邏輯是二值邏輯，它的基本規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對任何命題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斷，不考慮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現實世界中，有很多問題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們的思維活動中也存在著多值的模糊的判斷。因此模糊邏輯便應運而生。

總之，西方人有精確思維的傳統，同時又創立了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開創了現代模糊思維的新階段;中國人擅長于模糊思維，同時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確思維藝術。這說明，模糊性和精確性作為人類思維的兩種特性，在現代社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互相靠攏。

其三，歸納與演繹并重。在西方哲學史上，歸納的傳統和演繹的傳統都是存在的。近代歐洲發生的經驗論和唯理論之爭其焦點之一就是思維方法的問題。以培根、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把歸納法作為根本方法，反對演繹法;而以笛卡爾、萊布尼茨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則把演繹法作為根本方法，認為歸納法得出的知識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銳對立的兩派哲學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當時，歸納法與演繹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傾向。洛克把理性演繹隸屬于經驗歸納之下，對演繹法作出了經驗主義的解釋。萊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繹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拋棄了“理性直觀”的絕對性，容納了經驗歸納法的某些內容。這段歷史事實證明，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的，它們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離。歸納法的缺陷在于，從個別的單稱陳述推出一般的全稱陳述并無邏輯必然性。演繹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結論的普遍性程度總是超不過演繹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繹的前提從何而來是演繹法本身無法證明的。因此歸納法和演繹法必須互相補充，同時并重，才能獲得科學的認識。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重演繹輕歸納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天”、“道”、“氣”、“神”、“有無”、“道器”、“陰陽”、“和同”、“動靜”、“常變”、“體用”、“本未”、“一兩”、“理氣”、“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進行理性演繹的概念范疇。當然，中國傳統演繹法與西方有所不同，意會、領悟的成分比較多，不象西方那樣重邏輯、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歸納和演繹問題上有兩點不足：一是輕歸納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繹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統。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在思維領域中，片面地偏重歸納或演繹都違背思維規律，現代思維發展的趨勢必然是使兩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匯。

其四，橫向和縱向并重。思維本身具有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從時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向過去和未來兩個方向無限延伸，宇宙和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思維的對象，這是思維的縱向性;從空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遍布宇宙，宏觀和微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每個領域，都可能成為思維客體，這是思維的橫向性。

對于任何思維對象，縱向把握和橫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產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前因后果，人們必須從過程中即從時間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與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各種參照系列，人們又必須從橫向對比中即從空間跨度上把握它。縱向思維把思維者提升到歷史的高度，能鳥瞰事物運動的全過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時性差異。

在西方，社會開放和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形成了傳統，因此很少有思維的地域性屏障。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西方人思維的橫向性特征比較明顯。在中國，由于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和長期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人們的思維視野局限在本土之內，因此偏向縱向思維。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現代思維正將兩者結合，成為綜合的、全面的、科學的思維。

其五，直覺與邏輯并重。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藝術。直覺思維是人通過知覺對事物進行瞬時的、直接的選擇和判斷，從而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邏輯思維則是借助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以及各種邏輯思維方法，在理論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都是人類思維藝術的必要環節。就直覺而言，有古代直覺和現代直覺之分。古代直覺是一種樸素的、原始的直覺，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而現代直覺則建立在敏銳的知覺能力、明確的思維定勢和豐富的經驗知識基礎之上，現代心理學的成果也說明了直覺的科學性。

在現代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直覺與邏輯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補充的趨勢。直覺思維可以在瞬間“恍然大悟”而體驗到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省去了很多中間環節，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強，效果難以保證。邏輯思維可以對事物進行嚴格科學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結論可靠，其缺陷是中間環節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時效果。直覺思維的長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短處，直覺思維的短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長處，兩者結合起來，則成為比較完整的思維。

在現代思維中，直覺和邏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邏輯思維的發展，使直覺思維有了更多的直觀形式和渠道，更為完善化。在很多情況下，由于邏輯推理過程高度簡化、形式化、自動化，經過反復練習，人們憑直覺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同時，直覺思維進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規律也逐漸被人們所揭示，并被人們作為一種邏輯方法運用到科學發現和生產實踐中去。

其六，形式化趨勢。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現的成果，它是現代思維藝術的重要標準。所謂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語言（表意符號）代替自然語言，描述事物的結構及其規律，并暫時撇開符號代表的意義而僅著眼于形式，把對事物的研究轉換為對符號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維藝術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形式化必須有幾個基本前提：首先，人們對于思維規律有比較透徹的把握，能用簡潔的符號表達它的復雜的本質聯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統，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統有運演的邏輯基礎;再次，有嚴整的演繹理論體系，以適應推理方法與符號公式之間的轉換，最后，有高水平的語言學研究成果。

思維的形式化過程，是思維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過程，也是思維的分解和深化的過程。現代科學要求語言無歧義地表達概念，用最簡明的方式表達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的聯系，而形式化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它用符號準確無誤地表達某個概念，用符號化的公理系統清晰地揭示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越過了自然語言的障礙，使思維更加精確化、客觀化。現代形式化思維的一個重大成果是數理邏輯的誕生，它為人類思維藝術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

形式化思維藝術由于舍棄了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而只著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維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從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同時，形式化思維藝術在科學理論的研究甚至科學理論的發現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

形式化思維還有力地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思維元素用符號表示，思維過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統代替，這樣便能輸入電子計算機，使電子計算機成為能夠“思維”的智能機。人工智能的出現，標志著人類思維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人類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自覺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維藝術。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思維的社會機制和生理、心理機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來，以至于能通過腦電圖破譯思維語言，能通過射線攝影透視人腦思維的活動過程。人類思維藝術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我們相信，思維藝術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必然會展現出新的前景

注釋：

[1]《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7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頁。

[3][4]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2頁。

[5]《希臘數學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頁。

[7]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頁。

篇10

[中圖分類號]G23　[文獻標識碼]A

劉杲先生有關編輯史、出版史的論述集中體現在他的《出版筆記》中的《編輯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1999)、《重視編輯史、出版史研究》(2004)兩篇文章中。這兩篇文章提綱挈領，以宏觀視野，對中國編輯史、出版史研究進行縝密思考，其研究觀點和研究方法具有參考價值和啟示意義。本文以編輯史為中心，梳理劉杲先生對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觀點和研究方法，希望以此為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借鑒，并有助于推動編輯規律的探尋和編輯學科的建設。

任何一個學科的創立，都要以歷史研究作為基礎。劉杲先生明確指出：“編輯學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編輯理論、編輯實務和編輯史。”這三個組成部分是相互聯系的，其中“編輯學的歷史研究和理論研究，互相推動，相輔相成”。研究編輯史應有必要的理論準備，而編輯史研究也為探討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提供了歷史經驗。

劉杲先生認為編輯學是應用學科，“編輯活動有客觀存在的基本規律。它決定編輯活動的基本性質，并且影響編輯活動的各個方面。它反復出現于編輯活動之中，隨著條件的不同(例如，市場經濟的環境，高新技術的傳播手段)而具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形式”、“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是對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的選擇、加工和傳播”。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來自“反復出現于編輯活動之中”的現象，這就需要梳理“長時段”的歷史經驗，并具有宏觀的理論視角，“要把從歷史事實中概括出來的規律性的東西，結合實際加以消化。不要誤解‘以史為鑒’，編輯史不是編輯工作手冊”。盡管編輯史中包含了編輯實務方面的經驗，卻不能局限于片斷史料和個別案例。

從研究范圍來認識編輯之“史”與編輯之“學”的關系，“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兩者的區別在于：‘史’的研究側重在史料的概括，包括歷史過程的敘述，歷史功過的評說，從古代到當代，大體上是縱的；‘學’的研究側重在規律的抽象，包括實踐經驗的概括，理論體系的建立，從現象到本質，大體上是橫的”。既有縱向的歷史意識(以中國的編輯發展史為依據)，又有橫向的理論視野(與其他學科相比較)，這是建立中國特色編輯學科的必要條件。

2　研究編輯史是為建立編輯學科而服務的

中國在1949年就出現了以《編輯學》(作者李次民)命名的書籍。但是，直到改革開放之后，1984年在胡喬木同志提議下，高校試辦編輯學專業，專家學者才著手建立編輯學科。劉杲先生于1992年起任中國編輯學會會長，1996年學會決定“把推動形成編輯學理論框架”列為一項重要工作，最終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編輯學。“中國編輯活動的歷史經驗和當代的實踐經驗，是中國編輯學的基礎”，因此，他在參加有關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會議時，在發言中明確提出“編輯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要“重視編輯史、出版史研究”，強調“為編輯史、出版史研究服務是我們的責任”。他對《中國出版編年史》予以肯定，對《中國出版通史》的選題予以支持，并贊許“正是出于對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深刻理解和對出版事業的深厚感情，近二十年來，批志愿者投入了這項冷清的艱苦的工作”，其實這種“理解”和“感情”也是劉杲先生的自我道白。

研究編輯史不能不涉及出版史，“兩者是重合，是從屬，還是并列?我看兩者關系密切，不是全部重合，有一部分重合。不是所有的編輯活動都是出版活動，也不是所有的出版活動都是編輯活動，考慮到古代的編輯和編纂、編撰難以分清，部分重合的說法留有余地，較為穩妥。從學術研究來講，編輯史和出版史研究也是互相推動，不可分離。研究編輯史不可能脫離出版史，研究出版史也不可能脫離編輯史”。

正因為存在這種復雜關系，二者經常被相提并論，或者籠統稱為編輯出版史，與此對應的就是編輯出版學的概念。這種并稱模糊了編輯學與出版學的邊界，引起了爭論。劉杲先生認為：“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好事情。分歧的發生，與所掌握的史料有關，也與所持的理論觀點有關。學術問題的分歧不必急于統一。歷史研究的分歧更不必急于統一。隨著史料的增加和理論的清晰，對歷史研究的是非會看得更加明白。”

編輯出版學這一名稱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目錄調整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劉杲先生2001年在政協會議上曾有提案《建議在高等學校設立編輯出版學碩士學位授予點》，強調“新聞學、傳播學代替不了編輯出版學”，“從學科特點看，新聞學、傳播學是國外已有的學科，編輯出版學則主要由中國開創，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而且已經取得可觀的成果。我們應當珍視自己創造的成果，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爭取我國的編輯出版學發展成為國際上認同的學科”。實際上，劉杲先生并不贊成將編輯學與出版學兩個詞捏在一起，“編輯教育和編輯活動的實踐都表明，編輯出版學不能代替編輯學，也不能代替出版學”，之所以采用“編輯出版學”的名義，是為了突破現有的學科目錄的限制，爭取學科發展的一個空間。

2　編輯活動和出版活動孰先孰后

中國歷史悠久，編輯活動和出版活動的發端問題，也就是二者孰先孰后的問題，在學界引起關注。劉杲先生認為：“編輯與出版的關系如何，學術上有不同意見。是編輯遠遠在前，還是有了出版才有編輯，可以繼續討論。但是，在中國、在當代，編輯學研究的活力和價值，只能根植于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事業服務這個目標上。”

在中國古代社會，編輯和編纂工作難以區分，存在著對他人的著述進行編纂卻不進行出版的活動，或者說“編輯活動的發生早于出版活動的發生”。劉杲先生通過梳理歷史發展的脈絡，從不同層面進行了比較和分析，提出了獨到見解：對于人類創造的文明成果，在古代社會，“在選擇和加工上，編輯和編撰(編纂)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編輯在選擇和加工之外還有傳播的要求(積累也是一種傳播)。在現代社會，編撰(編纂)活動屬于創作活動，編撰(編纂)者屬于作者，對編撰(編纂)的作品享有著作權；編輯活動屬于出版活動，編輯者不屬于作者，對出版的作品不享有著作權”。這其中，著作權是一個關鍵詞。近代意義的出版涉及作者、編輯者、出版者之間的契約關系，《北洋政府出版法》(1914年)就規定“出版之關系人如下：一、著作人；二、發行人；三、印刷人”。出版活動的主體是獨立的企業法人或事

業法人，而編輯者隸屬于出版機構。編輯活動的特點是與作者(著作人)協商，對出版物的底本進行加工，編輯的目的就是為了出版。

中國進入近現代以來，出現了職業編輯和專門的編輯機構，編輯工作成為整個出版工作的組成部分，一般認為編輯工作是整個出版工作的中心環節。這似乎說明編輯涵蓋的范圍小，而出版涵蓋的范圍大；編輯活動不能脫離出版活動，編輯史與出版史也有了重合關系。但是，從學理上講，“編輯學不是出版學的一個分支。編輯活動的范圍遠遠超出出版活動。編輯學和出版學有不同的研究對象”。

在當今的新媒介環境下，電子出版物、網絡出版物不斷發展，出版活動與編輯活動都發生了變化。出版活動是整個文化產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包括印刷出版，還有數字出版、網絡出版、手機出版、音像出版等。編輯活動則涵蓋不同形態的媒體產品，探討其中普遍存在的編輯規律，這是形成普通編輯學的基礎。實際上，中國編輯學會所致力于建立的普通編輯學，就是要“從圖書編輯學入手，拓展到其他媒體的編輯學”；而新聞出版界也提出了融合媒體的編輯問題。此外，出版社實現了轉企，出版活動的主體是獨立的企業法人；而民間的策劃編輯機構以及基于網絡的自媒體編輯活動，卻脫離了傳統的復制發行或者說正式出版的形態。這樣一來，編輯與出版的概念不僅都擴大了，也出現了更多不能重合的部分。劉杲先生特別關注到“給編輯下定義”的爭論，也看到“如果說編輯活動就是出版活動的一部分，那編輯學就是出版學的一部分。可是這從橫向的和縱向的兩個方面都覆蓋不了”，因此，對編輯與出版概念的厘定，不能“從概念到概念”，而應該以編輯出版活動的歷史發展與現實演變為依據，如今“研究網絡時代的編輯活動特別是研究網絡傳播的編輯活動，已經刻不容緩”，編輯學研究必須與時俱進。但編輯學的形成還需要一個過程，也許新媒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機遇，“21世紀中葉可能是編輯學學科成熟的時候”。

研究編輯史是為了探討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編輯活動首先和出版活動關系密切，此外，還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諸多因素的影響，因而，編輯史也與多種學科史有聯系，需要透過復雜的歷史背景和多種因素的作用，來發現編輯出版活動的基本規律。劉果先生列舉了多種關系：

研究編輯史、出版史“有助于擴大和推進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因為編輯史、出版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出版物是文化的載體，其內容與類型的演變都與一個時代的文化思潮或文化時尚有相互作用的關系。由于編輯主體具有文化導向，編輯活動也呈現出文化價值取向。

編輯活動側重文化建構，而出版活動關注商業市場。從中國歷史來看，編輯活動發展到明清時期，受當時萌芽的資本主義因素影響，私營的書坊出版有很大發展，但不能與西方的出版規模相比。到了近現代，編輯出版活動的主體是出版企業，因而，“近現代以來市場杠桿對出版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目前正在進行出版單位轉為企業的體制改革。從總體來看，編輯出版體制、經營管理方式以及出版市場的變化，是考察編輯和出版活動歷史的一條線索。

3　編輯史、出版史和技術發展史

劉杲先生對當今信息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的發展趨勢非常敏感，予以特別關注。由此反過來考察和思考編輯出版活動的發端，可以斷定“只是在出現了相應的物質載體和復制手段的時候才有出版”。因此，“出版發展的歷史，同時是出版物復制技術和傳播技術發展的歷史。從物質載體和傳播手段的重要作用看，可以說沒有技術的發展就沒有出版的發展。當代信息數字化、網絡化技術，直接左右出版業的新發展”。研究編輯史、出版史，必須關注從造紙技術、印刷技術到當今電子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歷史，要認識到“物質載體和復制手段的技術進步，對出版物的形式和內容的變化、對出版物的市場競爭以及出版業的發展，都會帶來重大影響”。

從古代編輯史來看，官方的編輯活動早于書坊主的編輯活動，官方組織的大規模編輯活動體現了“文治教化”的理念，也是對文化產品的控制和利用，明代的《永樂大典》、清代的《四庫全書》等都是如此。社會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也會帶來編輯活動及出版活動主體的變化，“近現代中國出版業的主流是出版企業”，其行為“不是政府行為”。劉杲先生強調“要研究編輯實務、編輯規范和編輯史，尤其是近百年的中國編輯史。要進行當代中外編輯活動的比較研究，與外國同行進行學術交流”，這其中政治制度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觀察角度。

四、研究方法與研究意義

劉杲先生深知“編輯史、出版史研究是一門冷清的學問”、“寫歷史要下大工夫”，因而。“對大家的奉獻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出于在21世紀中葉建立成熟的中國特色的編輯學的強烈使命感，他從宏觀角度對編輯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議，對編輯史的研究意義也有真知灼見，對推動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具有指導性和啟發性。

1　史德問題

中國有傳統的史德，一方面推崇“秉筆直書”，一方面具有褒貶是非的筆法。有鑒于此，他強調，“寫歷史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歷史事實是第一位的。歷史上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能篡改，更不能偽造。這就是‘史德’”。但研究者在寫史的過程中也會滲透“本人特定的觀念和情緒”，這會影響對史料的處理和編排，其中的“一字之褒、一字之貶，學問大了”。如何保持一定的尺度呢?“對此要強調客觀和理性，盡量不為一時的個人情緒和社會潮流左右”。在這方面，中國的歷史書寫是有深刻教訓的。

2　研究視野

研究編輯史，既有縱向貫穿的線索，也有橫向比較的視野，目的是探討編輯活動的基本規律。在橫向聯系方面，要從圖書編輯學拓展到普通編輯學，不僅要研究圖書編輯史，還要研究同屬于印刷媒介的期刊史、報業史，并關注電子媒介、網絡媒介的發展動態。從歷史時空來說，可以拓展到編輯史、出版史的中外比較研究，比如對若干周邊國家的比較以及中西方的比較研究。在縱向方面，可以寫通史，如中國出版通史這樣的宏大項目需要多方通力合作。此外，還可以研究斷代史，其中“更需要加強對近代中國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因為這一段歷史離我們最近，它的功過得失、經驗教訓對我們的影響最為直接。研究這一段歷史也要開闊視野，不僅要重視商務印書館，也要重視中華、世界、開明等；不僅要重視生活、讀書、新知及三聯書店，也要重視蘇區、解放區的編輯活動和出版活動”；還可以作地區史研究、專題史研究。劉杲先生的這些思考寫于1999年，至今十多年過去了，《中國出版通史》已經出版，斷代史、地方史、專題史等方面也有了多種成果，從而具體展現了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開闊視野。

3　研究意義

劉杲先生的《編輯史、出版史研究需要支持》一文，開篇就論述了加強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五點好處：除了本文前面提到的對編輯學科建設的重要價值，還“有助于以史為鑒，歷史的經驗可供當前出版業的改革和發展借鑒”；“有助于提高編輯、出版專業的教學質量，有助于編輯、出版專業人才的培養”；“有助于擴大和推進中國文化史的研究”。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有助于展示從發明紙張印刷到貢獻千萬典籍的歷史畫卷，為愛國主義教育增加生動的教材”；與此相聯系，劉杲先生曾關心英山畢舁墓碑的發現與考證問題，并建議“把畢墓碑的有關資料作為中國印刷博物館的展品展出”，這都涉及普及印刷文化教育的問題。中國最早發明了造紙和印刷術，歷代編輯的文化典籍卷帙浩繁、數量眾多，這些都是中華文明的寶貴遺產，也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張元濟在《印行四部叢刊啟》中曾寫道：“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這說明中國悠久綿長的編輯出版史對保存典籍、延續中華民族歷史記憶具有重要作用。韓國為其一部用金屬活字印制的經書申請了世界文化遺產，并在國內外廣泛宣傳，聲勢浩大。中國在普及印刷文化教育方面顯然力度不夠，編輯出版史的研究者理應為普及印刷文化教育付出努力。做出貢獻。

注釋：